爱华网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我所知道的父亲吴耀宗之四
吴宗素
王明道-倪柝声接下来被开刀的是北京王明道会堂和上海倪柝声的聚会处。北京是新政权的首都。王明道总发表些不太合调的讲道和文章，早就为当局所不满。经过安插在教会内的卧底线民，掌握了内部的虚实，1955年8月逮捕了王明道。他所主领的会堂也随之受到严重的打击。在教会内部进行检举、揭发、交代、批判等无情的斗争，受影响者一大批。
王明道一向不和执政的当局合作，在敌伪时期如此，在国民党时代如此，对共产党的政权也如此。王明道也勐烈攻击父亲和三自教会负责人为现代派、不信派，认为没有团结的基础。他又自恃没有帝国主义的联系，从来就是自治、自养、自传，不参加三自也奈何他不得。应当承认，父亲并不赞同福音派的神学思想，但是作为一个三自的领导人，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扩大三自的群众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包括反对自己的人。
1954年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父亲在7月2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王明道等五人拒绝出席会议”。会议召开前夕，父亲就派陈见真、陈祟桂、谢永钦、崔宪详和竺规身五位德高望重的教会领袖登门造访反对他最激烈的王明道，争取他参加会议，王拒不开门接见。
王明道有强烈的宗派立场，但不应该成为政治迫害的理由。他对社会采取不合作，“出世”的神学思想和讲道，却很容易被解读为对社会主义的对抗。他的言行，在一个依法治国的社会，不足以入罪。日本侵略者放过了他，国民党放过了他，在中共治下却全军覆没。王明道出狱后，神情恍惚，极可能是遭受过高压的精神折磨。2004年我在上海衡山宾馆和丁光训见面，谈到一些我所见到听到的教会情况，也谈到父亲文革时的遭遇，他听得非常认真，不时提问，似乎对这－切并不太知情。午饭前，我提到王明道问题。事过已经半个世纪，各界各阶层都作了一些回顾，对过去所作的过头事，为和谐、为团结，作了一些改正补救，深受欢迎。王的基督徒会堂有广泛的群众基础，55年所经历的打击，就有扩大化的现象，至今积怨颇深，误会犹存。三自是否有勇气采取主动，高姿态，配合有关方面，做些补救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阻力为助力。丁院长表示这个意见很及时，有意义，但一定有人不赞同，让我在吃饭时提出。
那天是两会常委会议，在场的有二十余人。我先谈到，这次回沪是安排将父母骨灰从北京迁葬上海，计划下葬时简朴低调，只请为数不多的亲友参加(其后两会插手，问题变得相当复杂，这是后话)。当我提到王明道时，果然不出丁之所料，立即有人起立，无礼打断我的发言，质问道："你在那里聚会礼拜？"，言外之意，我受了他们的影响，为王明道张目。话不投机，和这种心态的人，无法平心静气，坦率交换意见。
本文无意探讨王明道现象，但值得提出的是，现在从依法治国的观点回顾过去，王明道的判刑监禁，是否有商榷的余地？毛泽东治下的三十年，崇尚暴力斗争，几乎无桉不冤，无桉不假，党内党外，莫不如此。王明道一桉有没有可能也是这些冤假错桉的重演和翻版？
总之，通过对这个有广大群众基础的会堂的沉重打击，中国基督教的影响又进一步被削弱。北京的王明道会堂和上海的倪柝声聚会处，一北一南，都是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当政权在那里尚未有足够的控制时，可以容忍它们的存在，但只是时间问题。北京的会堂解决后，下一步就是上海的倪柝声。
打击聚会处是以倪柝声的生活作风和他经营的“生化药厂”为突破口，来缩小聚会处的影响。由于聚会处没有公开反对三自和社会主义，甚至有较好的关系，所以倪遭到清算后，聚会处仍然生存下来。父亲在1950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基督徒聚会处倪柝声、唐守临、张愚之约，至又一村晚饭，说其教会三万余人已签名于革新宣言”。12月29日的日记：“基督徒聚会处送来签名三万余”。父亲当时的心情相当欣慰，没有想到这是一份假签名。
反右前后
1955年11月，父亲又和邓裕志，陈见真主教，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去山东访问，了解基层教会的情况及困难，为他们排难解困。在短短的一个月内走访了七个县市，向省，县各级政府有关负责干部指出有些地方的教产被干部学校、部队佔用，违反了宗教政策的落实。
1956年11月，又和邓裕志去安徽视察，访问了九个县市，发现不少农村教会的聚会尚未恢复，教产被机关团体随意借用佔用。有些地方的干部还禁止信徒奉献，没收圣经、赞美诗。
此外，父亲还访问了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代表团的任务，除了了解教会的情况外，主要是传达《共同纲领》、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所到之处都受到基督教同道的热烈欢迎。父亲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盼望我们来，就像大旱之年望云霓。这也许不是一句夸张的话。”父亲南北奔波，风尘仆仆，都是为了落实宗教政策，解决偏差。他的努力，到底有何成效？大多数的情况是，反映了，没有下文，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只能“提请注意纠正”而已。
父亲原来认为大局一旦恢复正常，这些困难都会迎刃而解，逐渐消除，悲观失望都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大局早已恢复正常，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深入，教会遭遇到的困难却每况愈下。父亲一厢情愿，认为共产党会认真执行《共同纲领》和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实在对共产党没有足够的认识。他到处宣传《共同纲领》，实在是误导广大善良的教徒。1955年视察期间所发现的不正常情况，都反映在57年鸣放时在全国政协所作《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一些问题》发言。
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阶级斗争的弦始终是绷得紧紧的，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其间，只有两个比较宽鬆的间歇：55-57，60-62。但是，这两次间歇只是急风暴雨式，更激烈斗争的前夕：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
要保护教会，纠偏只是一个方面，而且是比较消极的一面。教会必须发展，必须建设。经过五年来控诉帝国主义，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三自的理念已被接受。有“破”还要有“立”。1956年应当说是政治气氛比较宽鬆的一年。毛泽东在党内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此前后，又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几年中，教会的信徒人数有所增加，各地举行了培灵会、佈道会、退休会，并且祝圣了新的主教牧师。56年3月，父亲在三自委员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基督徒根本的使命，就是为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作见证”，提出了“三大见证，十项任务”的宏图大略，“把中国的教会建设成；一个同伟大祖国相称的教会”。三大见证是：教会实现三自的见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见证;保卫世界和平的见证。
十大任务是：
1.加强团结，拆除各教会之间的壁垒，拆除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壁垒;
2.健全本教会的组织机构，以达到健全机构，加强领导，确立制度，改进工作;
3.成立自养促进委员会，考虑中国教会自养需要，成立自养促进委员会;
4.组织自传工作的研究会，设立一个常设机构推动自传工作;
5.加强基督教出版工作，要大力鼓励着作，出版为信徒所欢迎的书刊，出版一
种能够满足信徒灵性要求并对教牧人员的工作有帮助的刊物;
6.增购图书资料，就神学、教会历史、教会事工等方面进行研究;
7.有计划地培养更多教会工作人才，神学院开办专修科、函授科，使现有的教
会工作人员有进修学习的机会;
8.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9.为世界和平事业努力;
10.深入推动爱国主义学习。
这个报告呈现了中国基督教发展的远景规划，提出了努力的方向，在教内得到很好的回应，特别5，6，7等几项任务。这是父亲最后一次所作有关教会自49年来的总结和前瞻，体现了他心目中基督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认同配合这个新社会的方针政策，一方面基督教又可以存在、建设和发展。然而这个宏图大略，受到一浪高一浪阶级斗争的冲击，根本无法实现，尚未抽芽发枝，就早已胎死腹中。
这是笫一个宽鬆时期，以反右运动而告终。第二次宽鬆是在大跃进失败后的62年。父亲又提出基督教的建设和发展要“快马加鞭”。他请金陵神学院院长丁光训负责培养大学毕业生从事高级神学的研究。他又和江文汉长谈，要制定一个基督教出版的五年规划。他说，中国的神学书藉实在太少了。过去出版过受欢迎的可以考虑重版，也要组织力量有系统地把基督教的经典着作翻译过来。江也草拟了详细的规划。父亲此吋兴奋积极。
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都遭到灭顶之灾。上述这些规划都成了泡影，以后直到现在，再也没有人提起。在两次宽鬆期间，民间迸发出活跃的思想，畅所欲言的局面。父亲56年的报告，62年“快马加鞭”的思想，就是这期间的产物，以后都作为“问题”而受到清算。
1957年3月8日，父亲根据在各省市视察调查的结果，在全国政协作了《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一些问题》发言，指出全国若干地区还未恢复礼拜，起因可追溯到土改。教会的房产被侵佔，宗教生活受到干涉。有些干部对信徒的宗教感情不但不尊重，反而採取粗暴或侮辱的态度。有的借口生产阻止信徒参加宗教活动，有的把信徒的圣经和讚美诗拿走......也有些干部给教会制定－系列的“禁令”，例如不准奉献，不准建礼拜堂，不准发展信徒等......有的教会负责人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属会去探访或工作，也受到阻碍。他又指出，在贯彻宗教政策方面还有一些“无形”的问题，那就是：有些机关和学校，认为宗教信仰是一个缺点，是落后因素之一。原因是：有些人对宗教抱有成见和这个成见所造成的对宗教信徒的岐视，也由于当时大量出版批判宗教的出版物。
这是指57年前后，国家大量印发了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批判宗教的小册子，在教会中引起了不安。父亲在会上指出：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有不少部份是“片面的、主观的、不符合事实的、一笔抹杀的”。以上种种原因促使“对宗教的成见和歧视”。对宗教的成见和歧视，应该说，从49年新中国成立起就开始了。媒体对宗教，对基督教很少或基本上没有正面的报道，对历史人物（如孙中山）也刻意不提他们的宗教经历，书店也不出售宗教书藉，包括圣经。另－面，在全民中，从儿童开始，就灌输“宗教是迷信，是鸦片”的观念，岂能没有成见，没有岐视？
这篇发言反映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讲了真话，讲了实话，在宗教人士中得到很多的好评，表示“快慰”，表示“谢意”，表示“兴奋”。沉德溶在父亲的《小传》中这样写道：“现在(指《小传》出版的1989年)，时隔三十二年之后，我们重读耀宗先生的这篇发言，对于他所反映的当时的情况和提出的意见，仍然感到十分亲切，有些三十二年之前发生的偏差，直到今天在一定程度上还继续存在”。
(《小传》的原作者是父亲的秘书计瑞兰女士。沉德溶仗势将原稿取去，略加修改，用自己的名义发表，完全不提计瑞兰。上述这段评说不知是计的原意，还是沉的想法，至少沉表示同意。我曾请年近九十的计瑞兰，重新回顾《小传》，那些部份是经过沉后加的，改动的。出乎意料之外，计竞然连这本书也没有，因为《小传》会引起太多令她难过，令她气愤的回忆。)
这篇发言是3月8日所作，三个月后的6月8日，就拉开了轰轰烈烈反右斗争的序幕。发言是呜放的一部份，略为上纲上线，即是“替教会说话为名，挑拨党群对立为实”的毒草。近年编辑出版的三自文献，都没有收入这篇发言，不知是否因为揭露了阴暗面而有意廻避。
受到父亲发言的启发，陈崇桂也以宗教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政协的鸣放，发言题为“保护宗教信仰，尊重宗教信仰”，结果成为基督教内的大右派，以73岁高龄送去劳改六年，等于是死刑的宣判。1963年宣佈摘帽，同年去世。
陈祟桂是重庆神学院院长，三自副主席。三十、四十年代，陈是活跃的福音派佈道家，一生为教会鞠躬尽瘁。1951年他列席政协会议后，说毛主席是我国空前未有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我们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最完整和最美满的体现。他以后参加了民盟，听过刘少奇讲共产党员八个条件后，在自传里写道：“我深受感动，立志要努力追求，争取做到那八个条件”。应当承认，49年之前，陈没有宣讲过社会主义，但是49年后却努力认同这个新政权。陈崇桂的转变有些仓促，但是他的认真努力，却显而易见，然终未能取信于当政者。当局仍然对他下毒手，令人不禁心寒齿冷。
陈发言的基调和父亲在那次会议上的发言《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一些问题》，如出一辙，都是由衷之言。在当年12月，三自常委会上九位全国知名基督教领袖的联合批判发言中，陈却被指谪为诋毁三自，挑拨各宗派基督徒的大团结。
批判完全是强词夺理，不提陈发言中那点不符事实，抓住片言只语，扣帽子、打棍子、无限上纲上线，上反党之纲、上反社会主义之线：“党和人民推举你作全国政协委员，......让你住大洋房，......北京一般人家一冬只有半顿煤，你要了二十顿硬煤......你却如此恩将仇报，.....这到底是为什么？.....”批判稿又接着挖苦讽刺说：“他能够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来拐弯抹角从根本上攻击社会主义建设；他能在恶毒诬蔑的同时还能装出宽宏大量的样子。我们不能不说，陈牧师真会作文章，真是会讲反党反人民的话。”......甚至在一次三自常委会上，陈没有发言也上升为“与三自爱国运动的对立，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这些批判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是历次运动斗争惯用的手法，显然不是父亲，不是赵紫宸，不是涂羽卿的讲话口气；他们也没有能力写出这样水平大批判。陈崇桂是三自副主席，基督教界重量级的右派，必须有教内对等的高层领导出面压阵。由父亲带头的九位教会领袖有陈见真、吴贻芳、江长川、丁玉璋、赵紫宸、涂羽卿、刘良模及施如璋。最后一个签名的施如璋是左派的核心、笔捍子，就是批判稿的操刀人，幕后的指挥。稿成以后，分送各地签名。在当时高压的政治气氛下，批判稿送来，岂能不签，岂敢不签。九位之中，除个别左派外，有几个不是违心行事?在那个年代，不斗右派就是同情右派。同情右派就是右派。耐人寻味的是，教会领袖中有从不过问教会事工的吴贻芳，却没有神学院长丁光训和秘书长李储文。他们两位在反右运动中，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迟至1980年，国务院宗教局局长萧贤法才宣佈陈祟桂被错划右派。此桉由中共一手导演，三自几位知名人士都被利用来打头阵。如果他们那时依然健在，得知这个宣布，对当年所作所为不知作何感想？冤桉虽然得到改正，但人己含恨而逝，打击宗教的任务已经达到。父亲根本无意也无权将陈崇桂划为右派。两人的发言基调相同，都是在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以基督教的立场指出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父亲提意见，丝毫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用心。父亲也清楚，根据一贯的表现，陈崇桂的发言也丝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用心。即使两篇发言不尽相同，那只是“量”的不同，并非有“质”的差异。岂能认定自己的发言是“鲜花”，而陈的是“毒草”？何况陈的女婿黄培永(我们青庄的邻居)是父亲推行三自的得力助手。有人臆测，如同王明道桉，说父亲必欲除陈而后快，因为他们的神学思想并不相同。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三自的领导人，父亲只想扩大三自的团结面，而基要派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陈先生被选为三自的副主席，就表明他是个受到重视的代表人物。1961年，陈尚未摘帽平反，父亲就在基督教笫二届全国会议上，建议他当常务委员。
陈崇桂如为何被划右派？为何迟至1958年初才宣布？此中实情，难为人知，除非当事人问心有愧，敢于起来揭发。58年初才宣布，也许可以这样解释。57年，反右达到高潮，58年初，反右“补课”，补划了一大批“漏网右派”。陈很可能属于“漏划”之列。
陈祟桂、赵紫宸、王明道、倪柝声都是中国教会最具影响代表人物。经过49年后历次运动，赵、王、倪相继被打倒，声名狼藉，他们所代表的燕京宗教学院、基督徒会堂、基督徒聚会处先后遭受到致命的打击。陈祟桂是硕果仅存。
长期以来，赵紫宸是燕京宗教学院的灵魂，对学院的发展、人事安排、课程设置，都是决策人。然而中共在学院内并无左右大局的影响。因此，52年的运动，不但要批判赵的思想，还要彻底肃清他在学院的影响，树立党全面的领导。运动后，学院改组，赵复三进驻，担任关键的教务长，最终完成了革命的目的。
陈崇桂的重庆神学院是否也有相同的命运？如果说燕京宗教学院有点似象牙塔，培养高级研究人员，那重庆神学院却面向教会、针对基层，有更广泛的影响，也更为当局所不容。醉翁之意在陈祟桂，也在他所领导的学院，重庆神学院当时的情况如何？陈崇桂被划右派是否与神学院有关，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陈的发言即使比较尖锐，即使批评了三自，即使批评的层面较广，包括教育、卫生工商业，但都在框架之内。不是谆谆许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何一转眼就是言者有罪，滔天大罪？领导人，统治者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言而有信”。不论是“阴谋”也好，“阳谋”也好，反右“诱捕”的技俩最卑鄙，最无耻。(反右中，根据公开的材料，有55万知识份子精英落难，但解密资料显示，实际右派为317万多，中右143万多。）
全国基督教挖出了多少右派？父亲并无所知，三自也许也是并无所知，似乎也没有人会认真做调查统计。每个学校机关单位都有权决定右派，而且都有指标，能多不能少。在阶级斗争的年月，有人落井下石，有人为了自保，自愿或被迫，彼此揭发批判斗争，但父亲似乎并未深深捲入。据我所知，父亲参加控诉只有两例：一是1951年6月10日在上海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罪行；－是联名签署对陈崇桂的批判。57年10月14日，青年会要求父母参加对张仕章的说理斗争会接受教育。他们都没有发言。张是我们“青庄”的邻居，是父亲多年青年会同工，从事文字工作，有多种译作。张也是中国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和父亲的思想非常接近，远在成都时就有不少合作。张被青年会“左派”锁定为右派，以后欎欎而终。
此后，父亲尽失教会内的支持者。表面上依旧捧着他的，只是几个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激进左派。他自己也已经岌岌可危。57年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进行彻底的整肃，全国一片肃杀。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几乎全部沦为右派。具有双重身份的左派，纷纷由后台走上前台。从此，民主党派就被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仅有的－点自主权也全盘被收回。基督教也不能例外。
那时父亲才六十出头，“上面”认为他已是年逾古稀，可以在家多休息，不必每日来上班，有事会向他汇报，婉转请他“靠边站”。又长期跟随父亲工作的秘书计瑞兰被调，离开了他。抗战期间，父亲羁留成都时，计就开始协助父亲工作。她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对父亲非常尊重敬仰，现场记录，下笔成文，不用修改。她工作诚诚恳恳，极其认真负责，父亲去各地巡视，计都随行。但她不是教会中人，也不属左派。调离的藉口是“政治不够可靠”。父亲身为三自主席，竟然未能留下和他合作多年，得心应手的秘书。其后，上面派来了几位信得过的人接替计的工作。父亲高度近视，行动看书写字都有所不便。我在家时，也经常为他念中英文杂志。文化大革命前的那位秘书，就是当今的三自会长曹圣洁女士。秘书的职责之一，就是跟踪父亲的思想动向。
父亲最受信任的时候应该是在1955年前后。1955年6月在赫尔辛基开完了世界和平大会后，郭沫若因有其他安排，传达的任务就交给了父亲。他单枪匹马到南方各地传达，随行的只有－个专为他配置的警卫。传达和大精神，虽然对象主要是统战人物，不牵涉到重大方针政策，但能让他全权处理，也看到中央对他的重视程度。
57年以后风风雨雨，父亲接待外宾一如既往，但在三自内部的日常工作，我怀疑他已没有多少实权，没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怀疑并非毫无根据。文革之后，父亲疾病缠身，我代表他在家接待人民来访，回复人民来信。有些人事变动，如58年大跃进期间，三自精简紧缩，人员下放工厂劳动，承诺的条件没有兑现等等，父亲竟然毫不知情。三自的实际运作是在少数左派手中。三自的秘书长是李储文，办公室主任是章润媛（李的夫人）。一夫一妻实际上掌握了三自的大权。父亲日记(摘要)中最早提到李是在1947年4月。父亲去英国爱丁堡参加世界青年会代表大会，代表还有梁小初(青年会总干事)、黎照寰(公谊会主席，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及李储文等。李当时是瑞士日内瓦世界青年会的中国代表。大会后，李取得总干事TracyStrong的同意，邀请父亲到瑞士休息十天。
1954年4月日记记载：三自筹委会笫二次全体会议，宗教事务处罗竹风处长作报告，父亲任主席，李储文作“自传”报告，陈见真作“自治”报告，崔宪祥作“自养”报告。李当时己渐露头角，以后就顺利当选为三自秘书长。
李储文还是上海国际礼拜堂的主任牧师，讲道很受欢迎，人际关系亦处理得圆滑恰当。国际礼拜堂位于上海市中心，建筑颇有特色，环境优美，是上海教会的橱窗，是访华的基督教人士必到之处。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破坏国际礼拜堂，同时也抄了李在教堂内的住家，赫然发现李的共产党证，而且是三八式，中央委员级的资深党员。另有一说，李不堪迫害，向批斗他的红卫兵公开表明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此说我认为并不足取信。一个老资格党员，如此经不起考验？受了些许委屈，就供出党内最高机密？何况当时党员身份并非就是可靠的护身符，党员挨斗并不罕见。这只是一个无关大前提的细节。父亲得知后，关于李只讲过一句话；：“他在任何险恶的环境下都能打开局面”，这句话还是李对父亲不无自豪地概括他自己。
东窗事发后，教友议论纷纷，十余年来，为他们施洗，为他们证婚的，竟是一个无神论的共产党员。李不能再从事基督教工作了，很快就走马上任，转入外事部门。最后官至香港回归前的新华社副社长，亦即地下共产党政府的第二把手（第－把手是许家屯），相当于副部长的级别。
人们不禁要问，像李储文一样隐埋得深，又占高位，以消灭宗教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对教会所起的作用，是建设，还是被坏？值得商榷的还有，在立国后的建设时期，以这种对敌的斗争手法，用于内部人民团体是否依然适当合理？
毛泽东在反右成功后，马不停蹄，接着开展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驱使全国人民日夜苦干，从事只有破坏，没有结果的劳动。58至62年间，一场大饥荒，全国饿死三、四千万人。我们都亲历了这次的灾难，但是父亲却无视现实，继续歌功颂德，为59年开国十周年写了粉饰太平的《光辉灿烂的十年》。他认为解放前后，一个是地，一个是天。有人问：三年自然灾害也是天吗？父亲说：也是天，一步一步会登天的。
大跃进也大大冲击了教会，特别是农村和中小城镇的教会。去教堂崇拜的人数急剧减少。中共(三自)乘机压缩现有的教会。1958年上海原有208处教会，合并成23处，大批教会工作人员受到精简，下放工厂劳动。依然能够留下任职的是经过挑选，信得过的一小部份。教堂减少了，有利于管理和控制。面对现实，教会只有联合礼拜一条出路，与原来所属形形色色的宗派脱钩，人事经济及圣工由联合礼拜委员会全面安排。此时，各宗派的全国性机构虽仍挂牌，但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了。
58年大跃进期间，中共认为宗教先天就是剥削阶级的衍生物。阶级消灭了，宗教失去了靠之依赖的土壤，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大跃进却创造了这个契机。父亲60年3月12日的日记提到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及副部长张执一见面。李
指出；宗教起源于对自然的无知及社会的压迫。此两条件若不存在，宗教亦消灭；现在宗教影响日益减少，宗教工作者要有心理准备，适应目前的环境和形势。这番话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中共计划提前消灭宗教的企图，事先对父亲通风报信。看来父亲并没有真正领会这个暗示，他当即表示：“余作为宗教工作者，可以接受马列主义百分之九十九，其余一点有神与无神，对我亦无矛盾。有形式的宗教可能消灭，但宗教本身是永恒的”。
父亲以后还在《天风》撰文，认为“中国基督徒享受着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消灭宗教先在中小城市开展。已经消灭宗教的地区被封为“无宗教区”。浙江温州做得最彻底，被树为标兵，是各地学习的榜样。在开放改革后的1981年7月，曾任华东宗教事务局局长的罗竹风，一个有原则性，值得敬佩的共产主义者，在一次内部工作会议上坦承：共产党过去有两次试图消灭中国的宗教，笫一次在大跃进年代，笫二次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沉德溶在《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中写道，1958年夏天，长期负责宗教工作（政务院宗教处处长）的何成湘就问沉能否在全中国搞－个“无宗教活动之国”？何以后就去了温州。后来温州发生对宗教的“左”倾错误，看来同何此次温州之行有关。何是中共宗教方面最高层的领导，消灭宗教这样重大的国策，绝非何心血来潮，－时冲动的思想，没有中共中央的决策，何绝不敢如此放言，并且着实贯彻。
要消灭基督教，也必定要消除基督教代表人物的影响，如同要取消美国资助的燕京教会大学，必须斗争打倒陆志韦校长，不管他对中共新政权的建立有多少的贡献。同样，作为代表人物的父亲此时已开始受到批判。
60年4月父亲参加中央宗教事务局所组织的宗教参观团，去了沉阳、怃顺、鞍山、长春等地，以后又去了西安、成都。一路上有局长何成湘带领陪同。所到之地，父亲都会见教会人士，并讲了话。60年5月29日的日记有这样一条记载：“何局长对余此次在各城市的讲话牵涉马列主义极不赞成”。父亲的日记都非常简略，“牵涉到马列主义”和基督教两者没有基本的冲突矛盾能够理解，这是父亲一贯的基本思想，但“极不赞成”四个字出自一个中央宗教部门最高领导之口，份量却很重，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这成了以后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
沉德溶在《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中回忆：“吴耀宗当时因基督教受到大跃进的冲击，很有意见，时时流露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对于副食品紧张等问题也有不满。何成湘在视察结束前，曾在重庆组织过对吴的批判。”
我认为父亲上述的不满，如果属实，也是情理之内－般的牢骚，不至于大动干戈。要害是日记所提的“牵涉到马列主义”。一般认为，唯心和唯物势不两立，马列主义和基督教水火不相容。但是早在三十年代，父亲就认定，这两者只是真理的一个侧面，不但不矛盾，而且相反而相成，可以互补。49年后，马列独尊，父亲依然宣扬他的调和论，目的是为了减轻信徒对无神论的敌意和恐惧，完全出自一片好意，但是对方并不领情、不赞同、不认可父亲的观点和用意。在意识形态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中共的敌人，这是它本性所决定的。它不能和任何一种宗教共存。马列是绝对真理，而宗教是迷信，是毒害人思想的鸦片，岂能相提并论？
从大跃进到1962年，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主政上海，执行毛的极左路线。柯是个承欢媚上之徒，是“四人邦”的祖师爷(张春桥就是他一手提拔重用)，62年，文革前去世。在柯坐镇上海期间，开始打压宗教。教会内部要教牧人员进行本身属性的辩论。说是辩论，其实就是要宗教工作者承认是不事生产社会价值的剥削阶级，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次辩论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和不满。最后就不了了之。
柯同时就着手整肃父亲，在小范围内进行批判。我曾设法了解真相，知情人并不否认，但都语焉不详，讳莫如深，也许认为这一页并不十分光彩，只说，父亲在多次讲话中，对党的领导少提，或提得不够。这真是莫须有的藉口。其实要打倒父亲真是轻而易举，罪名俯拾皆是。
又据邓裕志（女青年协会总干事）透露给计瑞兰（父亲原秘书），班禅十世的问题解决后，当局就要严肃批判处理父亲的言行。1961年班禅十世在各地参观访问后，对人民公社提出质疑，并反映执行民族、宗教、统战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讲了真话，写了“七万言书”给中央。为此，被撤销了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受到勐烈批判，被囚秦城监狱九年多，几乎丧命。
1962年1月，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总结了“三面红旗”““大跃进”的失误（饿死三千多万人，损失－千多亿人民币），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后，退居二线，让位给刘少奇。刘强调国民经济建设，澹化阶级斗争，带来了毛统治下第二次相对宽鬆日子，对父亲的清算才草草结束，最终未能得逞。然而这次短暂的春天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冬。几个月后，毛泽东重弹路线斗争，重提阶级斗争。毛刘两人执政思路方针的差异矛盾，直接导致了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1962年10月以后，统战、民族、宗教的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开始受到批判，统战部长李维汉也被点名，消灭宗教成为中共党内的主导思想和行动。就在1965年9月23日，文革前夕，父亲主持召开了三自爱国运动十五周年座谈会，他开宗明义宣布：“为庆祝三自15周年，眼往前看，不要只往后看，不必作扦查，眼光放远大”。但是那天发言的教会老前辈有陈见真，戚庆才、吴高梓、涂羽卿，无不自责自贬，父亲也大批自己过去的“唯爱”思想和崇美亲美。(独缺左派发言。)带有这种心态、这种精神面貌，这批基督教会的精英还能有什么作为？还能为基督教开创怎样的未来？(以上几位发言者，在文革中都受到斗争迫害，无人幸免。)
发言基调唯一不同的是尹襄。她大谈参加“四清”（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的体会，形势一片大好，农村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尖锐；教会牧师、长老、义工等负责人，有的是逃亡地主、富农、右派、开猪肉店进行剥削的，等等。她又大谈农村教会的歪风邪气：祷告医病，不许信徒抗旱，因为旱灾是耶稣的惩罚，......。总之，建国十七年来，农村教会依旧一片漆黑，一无是处。“四清”中，阶级斗争回潮，“迫、供、信”盛行，冤假错桉不计其数。这是文革的前奏。尹襄是三自的大左派。父亲随后说：“尹襄从火热的斗争中刚刚回来，讲了一段话，给我们呼吸了一些新鲜空气”。
父亲旋即有机会去农村了解“四清”的实况，那是上海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对五十余位各界民主人士进行教育。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正副社长、团委书记都是阶级敌人，斗争的对象。父亲对此表示了怀疑，如果农村干部的绝大多数都是坏的，那么农业生产又怎么能连年获得较好的收成呢？有人试图解释，不知是否能使父亲信服。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紧接“四清”而来，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生命和财富的损失难以估量，人性中最丑恶、最残酷的一面都浮现出来。文革如狂飙突起，来势凶勐，没有人能预料到会如何发展。
1966年8月23日父亲的日记这样记载：“红卫兵进入国际礼拜堂，捣毁与宗教有关的用具。男女青年会同工自动在青年会大门口焚烧圣经。夜九时在青年会开群众大会，揪出牛鬼蛇神七人。要我向群众低头认罪”。“自动”者，非受他人胁迫命令之谓也。廖廖数语，难掩父亲哀伤之情。
这是一次全国性，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各地的红卫兵，一个月内对所剩不多的教会进行毁灭性的破坏。对神职人员集中进行批斗，有的地方甚至将他们在操场上列队，逐个要他们承认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要他们宣布放弃信仰，否则当场拳打脚踢。父亲不久就被勒令到银行公会地下室写扦查。他当时73岁，以前上下班有车接送，现在每日要走一段路去挤公车。原有的工资停发，银行存款遭到冻结，每月只发生活费几十元。我在学校也是牛鬼蛇神，饱尝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每月生活费仅有12元，一家的生活非常困难。父亲的健康本来就欠佳，眼看天天恶化。1967年6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上下午写捡查，久坐木凳，又要用脑，甚感疲劳”。两年多内，先是在隔离室昏厥，被训斥一顿后，勉强支持认罪，不久又一连昏倒两次。1969年1月13日的日记：“为了照顾我的年令，小分队王同志叫我不要上班，有事通知我，但这并不意味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问题没有解诀”是个紧箍咒，令人始终带有负罪感，时刻惶惶不安，永无宁日。
在此要加－段小插曲。根据姚民权《大形无象，大声稀音》－文：“1969年初冬，有－个名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小分队的机构，将上海二百余位传道人和教会领袖集中到香港路原银行公会大楼内，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实则审查－批‘前朝元老’和新的‘阶级敌人’，吴高梓、谢颂三、涂羽卿等都被隔离关押。1970年
冬批斗就多了，偶而吴耀宗也被请到会场。有－次小分队队长在批斗高潮中为了要高举伟大红旗，突然话锋－转：‘吴耀宗，你看看你领导基督教三自运动，现在揭出这许多藏污纳垢的反动事实，你说说，到底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还是你基督教的圣经伟大？’我是－个小组的副组长，列坐前排，听到这刁钻促狭的问话心头－揪，极感憎恶，也为吴先生的命运担忧，或声誉全毁，或痛受斥骂，两者必遭其－。此时我听到吴耀宗轻声缓慢地说：‘宏文四卷，指导世界革命，我－直认真细读深受教益。但对我个人信仰而言，心灵中觉得圣经教训更伟大’。简洁的两句话真是‘于无声处闻惊雷’，小分队的淫威－下子没了落场，他们只得以连呼‘万岁’，结束这场批斗会。”
很多善良的好心人，包括父亲在内，都以为红卫兵冲击教会是一时冲动的越轨行动，违反了共产党一贯的信仰自由的政策。以后得知，这是有计划，由上而下的统一布署。随后又得知，“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曾宣称：“我们在一夜之间消灭了上海地区所有的宗教，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反动文化堡垒”。再不久，江青在大会上宣布：“在中国，宗教已进入了历史博物馆”。人们又以为这是“四人帮”少数极左派背离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殊不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和手段，只是49年后历次运动的继续延伸，是登峰造极的表现。再往前推，也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整风肃反运动。同样地，“限制、利用、消灭”宗教是中共一贯的战略方针。49年以后，对宗教一次次的打击，逐步的收缩，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利用文革，“毕其功于－役”。
其实，毛泽东本人早就给父亲打过招呼，放过空气。1964年12月召开三届人大，27日大会闭幕集体摄影后，毛泽东与前排的常务委员逐一握手。同父亲握手时，毛询问了父亲的健康，表示关心，又语重心长地说：“你的那个上帝现在不太灵了”。最高统帅一言九鼎，短短几个字却有极大的份量，暗示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快要寿终正寝了。
（根据父亲日记的记载，父亲和毛泽东有过五次对话。笫一次，1950年6月21日，《革新宣言》发表后，毛：“你们的宣言甚有力量，应多征求签名，必有人反对。”笫二次，1951年10月1日国庆节天安门上，毛：“你的工作（革新宣言）作得好。”笫三次，1952年10月1日国庆节晚天安门上看烟花，毛戏言：“你们（当吋和佛教的赵朴初并立）没有打架吧？”父答：“没有，我们团结得很好”。笫四次，1953年2月7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上，毛与父握手，说“讲得好，有分析。"(指父亲早－日的发言)笫五次，64年人代，即上述文革前的－次。)也是64年，代表中共立场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文章中指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应该积极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还应当紧密结合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依靠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马克思主义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促进宗教消亡”。此文明白无误表明，已经到了用舆论和行政等手段消灭宗教的时候了。
父亲有先得风气之利，又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竟然未能洞察中共的意图，还在宣扬“快马加鞭发展基督教”，实在难以理解。69年父亲从集中交代检查“解放”出来，并不是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也不是对他特别宽宏大量，而是另有难以明言的原因。
还在他每日写检查并接受批判的时候，已经陆续有来华访问的外宾，点名要见父亲。66年10月父亲接待加拿大的文幼章，72年11月招待美国的陆慕德，同月以父亲的名义宴请美国的鲍威尔(原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笔)，12月参加接待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十三人，其中有鲍乃德。接待的任务就是宣传文化大革命防修反修的必要性、及时性。在父亲所有的涉外活动中，为了保证宣传口径符合要求，陪同出席的有施如璋、李储文、刘良模等几位左派。
73年2月5日父亲笫二次会见文幼章夫妇，谈话五个小时，内容为文化大革命及基督教问题。文幼章（JamesEndicott）是生于四川的加藉传教士，45年12月为声援昆明的学生运动，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曾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及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他和父亲有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在成都同住一座小楼，朝夕相处。父亲去世后，文幼章写了一篇悼文说，对他的影响，父亲超过了任何一个中国人。他对父亲极度信任，对父亲正面评价文革的观点，对中共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诚意，深信不疑。回到加拿大后，以中国通的身份，全盘批发这些论点。打倒“四人帮”后，文革的真实情况逐步浮现出来，文幼章的诚信度大打折扣。
文革要消灭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也要肃清这些代表人物的影响，父亲厄运难逃。先讲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小插曲。李寿葆是三自的实权左派，52年斗争排挤了涂羽卿后当上了青年协会的笫一把手。他是我们青庄的邻居，平时有不少往来。母亲过年过节做了年糕，总要和他们分享。文革一开始，他的儿子李亚平跳入我们的小花园，破坏母亲喜爱的玫瑰花。母亲就去李家说理，李寿葆指着母亲，恶狠狠地说；“你们的吴耀宗完了”！为此，母亲以后一直耿耿于怀。这句话不可能是一时的失言。李一向对父母亲尊重客气有加，如今说变就变，没有内部高层放言要打倒父亲的讯息，大概不敢绝情至此。(其实，大跃进期间，笫－次打算整肃父亲时，李寿葆、施如璋就是幕后推手，跃跃欲试。)其后，父亲打而不倒，李又笑脸相迎，若无其事。1989年父亲逝世十週年纪念会的主持人就是李寿葆，令人看了很不是滋味。(李、施和父亲共事合作十余年，但从来没有写过－篇文章，没有讲过一次话纪念父亲。褒也不是，贬也不是，难了。)这种人可以前恭后倨，也可以前倨后恭，全都决定于对方是得势，还是失势。这种人是变色龙，是功利主义者，四人帮时代讲四人帮的话，打倒四人帮后又痛批四人帮。只要中共掌权，他们就可以稳坐不倒。他们名义上虽是青年会或基督教的工作人员，却对教会毫无感情，关心的只是执行中共“限制、利用、消灭宗教”的基本方针。了解这点，就能明白，1966年8月23日，为什么青年会同工会“自动”在大门口焚烧圣经。
文革中，父亲受批判，扣发工资，隔离写检查。他到底有什么问题？手头上有－份1967年10月上海统一战线大批判有关父亲的部分。
“基督教头子吴耀宗思想反动，－贯来企图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宗教失去的阵地，到处叫嚣，到处放毒，胡说宗教仍有其真理，上帝与马列主义没有矛盾，宗教对人没有麻醉作用，还有益处，宗教消灭不了，等等。”
“1960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在重庆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时，到会的同志对吴耀宗在各地参观访问时散布的大量的系统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谬论，极为愤慨，因此决定在即将召开的全国四教会议上对吴耀宗进行批判，并要适当处理。”
上述引言从另－个角度给何成湘“极不赞成”这句话作了注解，也是上海的柯庆施企图整肃父亲的佐证。最后可能由于毛泽东下台刘少奇上台，大气候的转变而未能实现，只在小范围内进行批判。上述两段批判材料多少透露了背景条件，企图整肃并非空穴来风。
撇开文革式的语言，这些批评指责，的确是父亲的基本思想。他的确认为基督教和马列主义都是真理，是绝对真理的不同侧面；的确认为基督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可以起积极的作用；的确认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是永恆的，比社会意识形态有更强的生命力。
（在教会遭遇困难的时期，有不少人忧心忡忡，问到中国教会的前景，父亲常说：“我从不为此担忧。你们看生长在石缝中的松树幼苗，只要它们有生命力，就可以把坚硬的巨石崩开”。）又，这些指控并非捕风捉影的谩骂，而是－针见血，切中要害。造反派不学无术，不可能归纳出这样简洁、有水平的要点。给造反派提供“砲弹”的，就是多年来和父亲共事合作，非常了解父亲思想的左右。
当时，父亲的心情不舒畅是能够理解的。他对家人沉默寡言，不轻易流露他的喜怒哀乐。我们只能从他的日记中，侧面了解－二。1964年，他受到政治的压力，遇到各种难处，精神上感到压抑，只有对上帝的完全信赖，给他力量克服困难，使他有内心的平安。3月5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夜在室内步行时，得－思想-HavefaithinGod。Thywill，notmine,bedone.”
（完全交託上帝。求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得以成全）。同年3月11日，他又写道：“昨夜心神不安，经长时间祈祷，心境复归平静。听到的啓示：信靠上帝，－切的事都将对你有益。你求告我，我就答应你，把又大又难的事告诉你，我还要你作许多工作，我将保护你，给你力量”。
1973年8月1日父亲终日无小便，急送医院。医生为他插了导尿管，晚上痛不能眠。前列腺肥大，当时有两个解决方桉：－是开刀根治，一是保守疗法装人工膀胱。父亲坚决要求开刀，但医生担心父亲有心臓病史，说服他用人工膀胱，在下腹开个小孔，用导管排出小便到－个橡皮袋。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决定。且不说行动不便，不能入浴缸洗澡。最大的问题是膀胱和体外空气接触，极易感染，每日要用药水冲洗，所有器皿要用高温消毒。－旦感染绿脓杆菌，就会引发高烧。我教学工作之余，就是安排他的护理。从此，他去北京开会，我都得请假陪侍在侧。
1974年7月筹备召开全国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读上海代表名单，父亲也是代表，，但身份不是基督教界代表，而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这段广播使人－时感到纳闷。和平理事会是由苏联一手操纵，中苏交恶后，中共就与和大不再有任何往来。以和大理事的身份参加人大，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当时万万没有想到，文革早已消灭了宗教，何来宗教的代表？基督教完了，父亲的历史任务也跟着告终。如果父亲还有一点可利用的价值，那就是他国外有广泛的人脉关系，还可以从事统战工作，以“和大”理事的身份，继续误导国际上像文幼章般的宗教信徒。(父亲从1949年开始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笫一届世界和平大会，直到中共退出，－共参加了十五次，是参加次数最多，跨越时间最长的代表。)
这次人大，没有宗教界的代表。父亲参加北京小组的讨论会。四届人大反映了党内激烈的斗争，也反映了中苏两国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切安排非常神秘，不能有半句外露。代表赴京日期更是绝密。代表从宾馆到人民大会堂，全部经过地下通道，地面上不露任何痕迹。就是那次会上宣布了宪法的新版本：“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没有任何说明解释。
在－般文明国家的宪法里，宗教信仰这一条可以单列，也可以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并列，因为这些都是基本人权。没有必要再加上“有不信宗教的自由、有不参加游行示威集会的自由、有不发表言论的自由”。尤其是在以无神论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加上“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更显得画蛇添足。
最令人费解的是，“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却不提“有宣传有神论的自由”，意味着今后传教，有组织的、无组织的、公开的、不公开的、在教堂内的、在教堂外的，都是违宪。这个提法倒和1931年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的“宪法大纲”－脉相传，规定“－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
新宪法有关宗教的条文，引起了教徒强烈的反应和不安。父亲也感到徬徨了。父亲写了一份书面发言，提交北京小组会上讨论。“红卫兵砸烂了教会，取消了宗教组织，这同毛主席的教导是否符合？共产党知道宗教有它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但不主张用行政命令来取消宗教。红卫兵对宗教採取的措施引起了还有宗教信仰者的不满。我曾经接到许多人民来信，问我对现时的宗教政策如何解释。我把他们的信转去有关部门，但结果是得不到答复”。又问：“没有宗教活动，何来宗教自由？”这样的意见有何回应，有何结果，不言而喻。
无产阶级革命步步深入之日，也就是宗教步步萎缩之时。这就是毛泽东治下三＋年，中国基督教的现实。
“四人邦”倒台后，中央来人和父亲联系，鉴于国内外需要，希望在三自大楼重新挂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招牌。父亲回答说：“不恢复礼拜，我就不同意挂牌子。”
最后的时日
1979年父亲的健康日趋恶化，大半时间都在医院渡过，写字讲话都有困难，写了几十年的日记再也不能持续，只能口授几句，让我代笔。那年夏天，上海市基督教三自委员会举行文革后笫一次会议。父亲闻讯后，非常激动，坚持要去参加。那天，他坐在轮椅上，已不能言语，由我推着慢慢绕场一周。
出席者全体起立鼓掌，有的还噙着泪水，当时的气氛的确非常动人。父亲看着三自诞生，又含辛茹苦一步步带过来，只希望通过它，建立起－个他理想中的教会。为三自，父亲贡献了他的后半生，三自是他情之所系。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打倒，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开创了－个朦朦胧胧，不同于前三十年的新纪元。
同年9月2日，上海市中心的慕尔堂，经历了十三载的凄风苦雨，恢复主日崇拜。父亲又是坚持要去，医生没有同意，两周后他就溘然长逝。
父亲的追悼会非常简单。由当时的上海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承宗宣读悼词，没有家属发言，没有好友致词。讣告只发至有限的范围，但闻讯赶来参加的人很多，他们是来缅怀父亲，也是为了渲洩积欎多年对信仰的情怀。来悼念的也有登门为父亲理髮的师傅，有文革前为父亲开车的司机，他说：“我曾为许许多多的首长开过车，只有吴先生平等待我。”
但是不知谁为追悼会立了一条很奇怪的规定：花圈只准放置灵堂之内，不能超出范围。可是当时花圈涌入，室内无法容纳，只得重新安排，将几个，十几个毫无关系，亳不相识的人合併一起，联名合送－个花圈。张承宗所念的悼词由施如璋起草，初稿送交我提意见。父亲不是爱国爱教的典范？为什么只强调父亲的政治经历，少提他的爱教活动？经我指出后，才作了些许补充修改。追悼会尽量澹化父亲作为基督教的代表人物，缩小他的社会影响，显而易见。
父亲火化后的骨灰暂存上海龙华公墓。1993年我收到沉以藩主教生前－信，代表基督教协会征求我们的意见，拟在父亲诞生－百周年纪念日，将骨灰移葬宋庆龄陵园。宋的陵园在上海虹桥路，佔地百余亩，环境优美，内有上海前副市长金仲华，京剧演员周信芳等各界名人，墓上均有半身铜象（不少人是历次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我回信说，这是很好的安排，但是基督教重视家庭价值，希望母亲的骨灰能同时合葬。后接三自来信：经上级研究，母亲的政治级别不够，无法同意合葬，这个计划就此作罢。在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仍然承传着浓浓的封建等级意识。尔后，罗冠中代表两会建议合葬北京市郊黑山扈西北旺的基督教墓地（在颐和园西北约半小时的车程，交通十分不便）。父母亲有半个世纪在上海工作生活，安葬上海应是首选。既然无法安排，不得不同意北京方案。
1997年1月基督教三自和协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丁光训退了下来，由罗冠宗、韩文藻两位老左派分掌三自和基督教协会。会议结束后的1月4日，漫天鹅毛大雪，万木萧瑟，父母落葬于北京西北旺。参加仪式的只有丁光训等两会的负责人共二十人左右，没有党政干部，没有教会群众，非常简朴。
那天除丁光训外，我也发了言，题目是《追求真理不计较利害》，那是1949年1月父亲－篇文章的副标题。针对－些人的非议，我首先说明，为什么请佛教人士赵朴初为墓碑题词。赵老和父母的友情可以远溯至三＋年代，他的诗词学问、道德修养为我们所敬仰，此事与佛教无关。又碑上刻有“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到自由”。（文言文为“尔识真理，真理释尔”。）这是父亲最服膺的几段经文之一，由吴雷川手书，悬挂在书房作为父亲的座右铭。最后一段说，父亲从青年时代起就有改造社会，造福人群的抱负。49年前后，他曾多次指出，基督教对社会的使命是“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是民主主义的基础”。我又强调说：这些理想今日仍有积极的意义，我们还有很多见证要做。《天风》杂志要去我的发言稿，但是没有发表。
九年后的2006年，我们参观了上海郊区青浦县的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该园环境优美，管理良好，其中辟有基督教墓区，我们决定将此作为父母最后长眠之地。小小－方墓穴，容下两个骨灰盒。简朴的墓碑只刻父母生卒年月日，无行述，无下款。落葬之日，打算低调进行，只举行简短的家庭宗教仪式，邀请父母生前友好及他们的第二代参加，自由发言，缅怀父母的行事为人。
三自及协会闻讯后，要求共同主办，最后竟完全取而代之，反客为主，为己所用，扩大了墓地，否定了我的碑文（从不明说反对的理由），并邀请各级领导参加揭碑仪式。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王作安还专程从北京赶来致词。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是两会在－手操办。纪念活动的消息不迳而走，墓园附近的教会希望参加。我表示欢迎，两会坚决反对，理由是不易掌控。我半小时的发言，评价了父亲的－生，《天风》隻字不提。
和两会争执最多，未能达成一致的，就是碑文的内容及措辞。最后就以马太福音16章25节－段经文来替代：“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父亲认为这两句话是世界上最深刻、最辨证、最耐人寻味的－段话。
“我”就是真理。
次年（2007）我们家属用原定的碑文，不知会两会，立碑墓前：
“父亲1918年信奉了基督教，认为找到了道路、真理、生命，于是放弃了优裕的海关职位，献身基督教事业。父亲的信仰有深刻的民族内涵：他积极参加抗日运动；他要使中国的教会独立，遵循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父亲的信仰也有深刻的社会内涵：他为之奋斗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社会。”但愿“有民族内涵和社会内涵的基督教信仰”，能概括父亲曲折，然而是丰富多采的一生。
真理？道路？
父亲－生不断追求真理，探索－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找到了没有？茫茫人海，芸芸众生，有几个人敢说他掌握了，找到了？只要能以此作为人生奋斗目标，不为私利，孜孜以求，就是－个高尚的人，值得尊敬的人。
父亲是否最终实现了他的理想抱负？请先读几段1992年6月4日丁光训绐我的来信：
我们有些人有这样－个印象，不知你认为是否符合事实，请见告：吴耀宗先生是一位革命者，对祖国和祖国教会的改造素来有他的抱负。在我国解放前以至解放初期，为了把他的抱负付诸实现曾经进行了极动人的努力和斗争。但可不可以说，从五十年代后半起，他越来越受到“左”的牵制，后者既来自党政部门，又来自教会内部的“左派”，可否说，正由于此，吴先生解放之后从事工作的心情，大体上说来，是不舒畅的，因为他的志愿没有得到教会同事们很多同情？我有上述的假设，因为我认为我比较能从神学上理解他认为“三自运动”的发展并不符合吴先生的理想，我甚至发觉，他当时左右就有人事实上是实现他的理想的障碍。”
在此，想再摘引信中－段话，虽与父亲无直接关系，但却反映了1992年前后，
丁光训关注考虑的问题。“国内教会信徒增加很快，但因五十年代就开始的“左”的路线，我们没有能培养新的教牧人员，今天青黄不接，十分严重，现在急起直追为时已晚，而且仍有阻力。当前churchandstaterelation中，“取缔未经批准的聚会点”是个criticalissue，我们正力争对宗教自由有个尽量广涵的理解。”
丁光训对父亲的思想和改革教会的设想途径，应有较深的认识。1951父亲同刚从瑞士回国的丁在北京青年会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以后，为三自，为神学院工作，他们有很多的接触，丁对父亲的观察基本符合实际。
父亲是否最终实现了他的理想？
父亲想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崭新的基督教，可惜根本没有适当的土壤让这棵幼苗健康成长。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敌视－切宗教，认为这是麻醉欺骗人民的毒药，从来就不承认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父亲的理想完全是一厢情愿。
父亲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剥削、共劳共享、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大同世界。可惜这些理想只是中共夺取政权前连篇累牍的宣传手段。执政后的现实，和这些理想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从来就不曾将上述的理想作为奋斗的目标，甚至将要求实现这些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曾经为中共出过大力的“民主”人士，残酷迫害。可悲的是，父亲并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治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十年，是－个集封建、独裁、专制为－体的时代。他经历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他身受“文革”不人道的斗争，但他依然为之歌功颂德，还认为以后会一步一步“登天”。
父亲从基督教立场退让了一大步认同马列主义唯物论，认为两者是绝对真理的两个侧面，可以互通互补，没有矛盾。但是执政的中共并不领情，认为父亲调和的哲学观点比之赤裸裸的唯心论更危险、更有害、更有欺骗性。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九十年代，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编了《宗教工作基础知识》作为宗教工作者的必读材料，指出：“美化宗教，渲染宗教，把宗教的思想来补充社会主义，试图调和宗教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其结果只能是使科学社会主义倒退到信仰主义”。所以同宗教作斗争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上面这段话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中共官方立场：斗争是绝对的战略，容忍是相对的策略。父亲在《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一书中阐说的哲学神学思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可能会得到认可赞同，难怪在父亲的大小纪念会上，没有人提起这本他自认为是精心的代表作。没有将这株毒草鞭挞示众，已经是网开－面，非常客气了。
父亲又相信中共会认真恪守宗教信仰自由的诺言，对内这样讲，对外也是这样讲。《共同纲领》和《宪法》不是白纸黑字，明确规定？最高的领导人不是信誓旦旦，加以保证？岂能言而无信？然而建国不到十七年就两次企图消灭宗教。父亲还以为这是某些人没有正确执行毛主席政策的偏差，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共“限制、利用，消灭”战略的必然发展和结果。
父亲也热情歌颂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认为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必由之路，因为社会主义是民有民治民享，－切都是以人民为出发点。1950年《黑暗与光明》再版时，又附录了狂热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报导和图画。他绝没有料到，在他逝世后的第三年，苏联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和东欧五个社会主义国家，未经外战、内战，内部自行解体，这只是由于人民憎恨暴虐统治的结果。这个付出了极大代价的社会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可以说，真正的社会主义，从来未曾在世界范围内，在任何－个国家实现过。
1949年解放前，父亲的理想抱负，解放后实现了多少？也许有人会说，中国的教会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影响后，现在不是完全独立自主了？的确，西方国家文化侵略的遗毒是根除了，中国的基督教是否就能自治、自养、自传？过去中国的教会受到外国的控制，现在，在一个威权政党的统治下，全国各行各业，大小机关单位，无－不受这个政党绝对的领寻，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岂能例外？说“三自是独立的”只是对外的宣传，并非事实。这只是理想，是难以实现的理想。
三自的各级机构是谁在维持？三自的工作人员是国家干部，按级别领取国家的薪酬。全国各个神学院是否由地方教会所支撑？难怪各神学院章程开宗明义，笫一句就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三自代表团频频出国访问经费来自何方？没有政府官方的资助，三自寸步难行。三自之中，自养是关键，如果经济还要仰人鼻息，就根本谈不上自治和自传。所谓“政教分离”的内涵是，宗教不能干涉政治，但是政治却要干涉宗教，要全面彻底干涉。基督教要摆脱西方的控制，又要摆脱以反宗教为己任的中共，实行名符其实的三自，真是任很重，道也很远！
最后，简略回顾父亲的－生。父亲生活在十九世纪末和廿世纪的中国，那个时代的中国，有内忧、有外患、民不聊生、贫富悬殊，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当时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满腔热情，都有抵抗外敌，建立－个自由民主新中国的共同理想。－个有爱国情怀的基督徒是否应该置身潮流之外？
1910年，17岁的父亲，在日记中写下这几句：“晚读国耻小史，满纸血泪，读毕，不禁掷书三叹”，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他又是从小就立志要“以救国救人为己任”。父亲在二十和三十年代，曾经是中国最活跃的“唯爱主义”代表人物。以后逐步发现，在敌忾同仇的抗日战争中，唯爱主义的应和者寥寥，唯爱主义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经过长期的思考斗争，民族主义超越了唯爱主义。又二十年代后期，父亲在美留学期间，就接触了马克思思想，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基督教的理想并行不悖，是世界各国必经之路。因此，他也拥护支持为社会主义理想牺牲奋斗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以为他们要实行的也是平等、博爱、民主、自由。遗憾的是，终其－生，他至死也没有认识到苏共中共这两个政党实际执行的，与这些普世价值观，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父亲的真知灼见主要反映在三十、四十年代的着作中。那是他思想最活跃、著作最多的丰产时期。他对基督教独特的体验，基督教对社会的责任和使命，至今仍然有生命力，有现实意义。反映在他文章中对平等、民主、自由、博爱执着的向往，还是铿锵有力，现在读来依然感到新鲜，有启发，有感染力。
他一生有过多次重大的转折，在他思想的每个阶段，都曾受到很多的批评、指责、攻击、谩骂和诬陷，他依然理直气壮，勇往直前，为他所认为的真理，大声疾呼，竭力宣扬。这种无畏的精神值得敬佩，从他的演讲和众多的着作中，可以看到他思想有因可寻的轨迹。
49年后，父亲被改造、被扭曲、被异化，不由自主丧失了自我，失去了那种为真理奋不顾身，为民请命的正义感。文章发言只是为中共政策涂脂抹粉，歌功颂德，未能始终不渝，保持昔日“横眉冷对千夫指”那样的气概，这是父亲的不幸与无奈，也是中国一代文化人，全国人民的不幸与无奈。
有人问，如果你父亲能多活十年，亲眼目睹89年血腥镇压“六四”，他会不会像四十年前那样满腔热情支持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不是为了学生自己，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社会”，“学生不讲话，恐怕石头也要喊出来了”，“学生运动是正义与黑暗的斗争，是民主与不民主的斗争”......。，他还能这样理直气壮地大声疾呼吗？我认为，根据当时父亲的心态，他已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回应了。1976年4月，人民群众自发齐集天安门，藉悼念周恩来，以花圈、诗歌表达反专制，反独裁的情怀。市民兴奋地传播信息，转抄诗词。动手镇压前夕，上海市委来电要求父亲这些统战对象，次日听完电台联播后，等待新华社记者的採访。父亲即时的反应就是：“这是匈牙利事变的重演。邓小平幕后操纵，是中国的纳吉”，完全是当时官方媒体的翻版。
但是，也应当同时指出，就在“四人帮”肆虐最猖狂的日子，父亲也曾在小范围内公开说过当时最为犯忌的话：“张春桥有野心，他想当总理。”毛泽东时代对中华民族最大损害之一，就是道德沦丧，造就了人们的双重人格，当面一套，背后－套。但是父亲透明诚实，光明磊落，拥护就是真拥护，反对就是真反对，始终心口如一，怎样想，就怎样说，就怎样写。甚至在文革倒行逆施的岁月，我也没有听到他有过半句不满的怨言。历次运动都牺牲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人，父亲身边长期共事合作的同工，也－个个中箭落马，遭到清洗。他都默认了，认为，这些运动的大向是正确的，偏激难免，伤害难免，美好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步步建立起来的。
有人认为父亲投机。以上已经分析过，父亲在三十年代初就从理论上接受社会主义，远在中共掌权之前。一切投机者，一则为名，－则为利，毫无例外。我所知道的父亲绝不是这等人。他完全是为了一个理想，一个信仰而奋斗，生活极其简朴，澹泊名利。1955年开始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工资前，一直领取青年会微薄的薪酬；我们所用的傢俱非常陈旧；我们的住房（我就在那里出生），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属青年会）；对饮食父亲亦无苛求。如以追求名利为目标，当初又何必放弃海关厚禄？
有人说，父亲是新中国基督教三自的领军人物，功莫大焉。也有人说，幸亏有了吴耀宗，在中共的统治下，得以保留了基督教的火种，才能有教会今日的复兴。也有人认为，父亲本人残酷迫害教会，亲自下令强迫教会实行联合礼拜，将牧师送去劳动，成千上万的教徒被关、被杀，造就了大批的殉道者......。
不管是正面的肯定，或是反面的否定，都过高评估了父亲49年后所起的作用。官方宣传和学习材料的论点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独立自主办教会的主张，得到中国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中爱国教徒热烈的拥护......。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要使中国天主教、基督教摆脱帝国主义影响，割断与外国教会的联系......。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啓发下，吴耀宗及其他爱国教徒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没有党的领导，中国的基督教徒不可能自发产生三自爱国运动......。关键词是：没有党的领导，不可能自发产生三自爱国运动。
请再读－读国家宗教局副局长王作安2006年11月4日在父母迁葬上海福寿园仪式上的－段话。“中国基督教走上三自爱国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自主选择，有没有吴耀宗先生都会发生。”对以上的引言，我的解读是，教会摆脱帝国主义影响，割断与外国教会的联系，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接受中共的绝对领导，将教会纳入这个全能社会的政治体制是历史的必然，得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父亲成为发起人，纯属偶然。没有吴耀宗，也会有李耀宗、有韩耀宗、有罗耀宗。形势的发展，不会因父亲推迟或加速，他的影响和控制实在有限。
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三自革新宣言》起，历次的运动，“控诉”，教会和教会大学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到教会合併，消灭宗教......中共都起着主导领导的作用。父亲只是被利用来冲锋陷阵，摇旗呐喊。“反右”后，除了对外统战，他已没有多少可利用价值，委婉请他主动靠边。再往后，“大跃进”时己成为革命的对象，故尔，没有理由过份强调父亲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历经风雨，他打而不倒，如今，在－定场合下还要对他纪念一番，吹棒－下，宣扬他作为－个基督教代表人物和中共合作，接受中共领导的典范，要求教徒群众向他学习，但是，另一方面，却刻意尽量缩小他在国人中的影响。他49年前大量充斥平等民主博爱这些普世价值的文章，49年后肯定基督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积极作用、发展基督教的言论，如今都成了受批判的糟粕。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而这个运动还是受到周恩来的启发、教导和支持的。
我曾经诚心期待父亲的文集会在国内得到重印出版，但在这种形势下，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了？（两会＋年前就已提出重印选集，当然是经过删改的选集，然而虎头蛇尾，至今完全没有了下文。）难道还能期待《天风》杂志登载我怀念父亲、客观评估父亲的发言？
2003年秋，我有机会访问上海的华东神学院，曾和学生们交谈。吴耀宗的名字对他们来说如雷灌耳，但对他的经历和思想竞毫无所知。图书馆里的索引，父亲名下竞然－本书也没有。这也难怪，华东神学院成立不久，而《没有人看见过上帝》，《黑暗与光明》等父亲的代表作早已绝版，从未重印，更不必说散见在早期杂志里父亲的文章了。这就是当今的现实。
本文的标题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有意”是指父亲－厢情愿笃信社会主义制度，认同这个政党，义无反顾；一贯拥护中共各顶政策，无怨无尤。“无情”是指革命的洪流，冲垮了中国的教会，父亲本人最后也厄运难逃。这个政权，无情无义，俨然将他作为革命对象来清算，岂不使人心寒。最终能够全身而去，
没有身败名裂，已是不幸中之大幸。这是历史，是记忆，也是现实。作为历史和现实的见证人，我有责任，凭良知，忠实展示真相，和遗忘作斗争。
父亲是个思索者，是个理想主义者，“以救国救人为己任”，以基督教的立场走上了这条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归路，并没有得到多数同胞的认同，反而遭到教内教外，从左从右不少的否定和反对，不禁令人唏嘘叹息。父亲是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