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翻检旧年遗存，竟翻检出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读了几段，不禁哈哈大笑。文字的粗率、思想的幼稚简单且不说了，主要是依稀看到了当年那个留着撇小胡子、总是眉毛攒在一起装思想家、总喜欢拿自己的脑袋当跑马场任各种生熟话语践踏且不自知的自己。
中国大学，多出此类奇才——可惜的是，区区正入其列，还是大学中最无聊、最不知所谓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一念至此，怎不大笑当哭，怎不心伤若癫呢？将此小文贴与诸君共赏，或者共伤，共笑，共癫。无他，不做无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也。
法国画家Gustave Doré(1832-1883)1865年的雕版《圣经》插图
正如巴赫金总结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复调小说。所谓的复调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互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充单组成真正的复调”，而以此原则建构的小说，它所描绘的并不是以具体思想为指导原则的人物，相反，在小说中，思想成了所要描绘的对象，思想与思想之间的交锋，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得到了实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仅仅是一位哲理小说家，复调小说也不是一种叙述思想思辨发展以及成熟、和谐的小说。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并没有获得时间的延续，它只是空间的一个点，在同一个空间中还同时存在着许多这样的点——许多思想共存，争辩、交锋，或者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说“赞同与反对”。以这样的原则结构起来的小说无疑获得了巨大的容量与内涵，但与之俱来的问题是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本，它自身必然要求一种整体结构，要在形式与内容、叙事与内涵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因为是以思想间的交锋为对象，其张力太过巨大，又是怎样容纳于一个事件的叙述当中呢？换言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怎样取得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协调、平衡与和谐呢？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一生创作的巅峰。在这部小说中，他创作中所有的特点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也可以说，这是他一生最完美之作。而实际上，已有人将这部小说说成是一部史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很难阐释的作家，以往许多评论家——马克思主义经典评论也好，存在主义评论也好——都不免以己度人，以一种自以为是的真理来总结全文，不免颠倒主客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反而成为某一种理论的有效注解。本文认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诗学问题，只有结合文本的细读，才能真正进入作家的创作核心，而文本细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莫过于特色最显明、内涵最阔大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一、 思想“永恒的问题”
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这句名言得到了印证。在小说中，即便不是所有的人物，几位联系全文的主人公，也是为思想而活着的。罪与罚，上帝的有与无，耶稣与真理，人能否成为超人并最终成为人神，可以说这几个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为之焦虑、困惑、探索以及追寻的核心。这几个问题，其本身的内涵容量也是巨大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写成几十册厚厚的巨著。而实际上，西方的一部哲学史，有很大一部分是以这几个问题的论述建构起来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首先是一位文学家，他一生的兴趣所在也只在文学创作中，无意建构一座哲学大厦。思想，只是他所要描述的对象，并不是他要论述的课题，他一生的理想是建构“真正、本质的现实主义，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对于思想的抽象思维，并不是他追求的目标。
但思想是怎样获得现实的品格呢？换言之，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原罪与惩罚，堕落与拯救，上帝与超人，耶稣与地狱、撒旦是怎样结合在一个有些惊险、戏剧化因而对经典小说家来说也许过就于媚俗、平庸的关于“弑父”的叙事当中呢？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叙事主要是构架在费多尔·卡拉马佐夫被亲生儿子所杀这一情节之上，作为某种异常题材，这样的叙事情节应该说有一定的张力。“弑父”，无疑带有一种血红的颜色，对人伦道德的冲击也非常激烈；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中，伴随着“弑父”的还有父子俩为同一女人争风吃醋这一情节。对于佛洛依德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揭示人身上潜意识和无意识的情节。“力比多”的释放与爆发在这样的情节的叙事中，当然占据主要地位，而实际上，佛洛依德也正是依据“俄狄浦斯情节”来解读、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上去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小说当中对于梦魇的描写，对于心理的揭示，占了很大的比重。也难怪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看做“意识流小说”的先驱者。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绝对否认他是心理学家，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德米特里的预审和开庭审讯中，作家对心理学采取了讽刺性描写。公诉人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依据他所谓的犯罪心理学对于卡拉马佐夫家庭也好，对于俄罗斯民族也好，对于德米特里雅也好，都做了细致入微的心理剖析，但最后，却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而这位“心理学家”，作家是怎样描述他的呢？“开始公诉人演说的时候，浑身神经质地颤抖起来……”，“他自认为这篇演说是他的杰作，是他的天鹅之歌”，而九个月以后，他真的得了急性肺痨死了。真是莫大的讽刺。归根到底，作家对心理学是鄙视的，他认为心理学把人的心灵物化，因而也就贬低了人，“无视人类永恒问题的思考。”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于人物心理描写确实不少，但如果细读本文我们会发现，在作家的叙述中，对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并不多，人物的心理活动更多都是在人物的对话当中自我提示出来的，因而，这种心理活动，进入对话中的心理活动，都带有明确的指向性。伊凡的梦魇那一段，是文学史中经典的心理描写场面，但那段描写中心理描写更多的是以对话出现。小说里，伊凡虽然清楚“他好像在发梦呓…..,自然是在发梦呓……”，但实际上，魔鬼并不是一个幻想，不是如伊凡所说“这是我，我自己在哪里说话，而不是你！”。
魔鬼并不是伊凡心理意识的一个反照，是所谓的双重人格，这里出现的魔鬼，实际上是伊凡思想中的一个反讽性关照，是对伊凡思想的一个模拟，魔鬼自己也说了“我并不是重复你的思想”，它并不是从伊凡意识中涌出来的无意识，而归根结底是结合了形象的思想。伊凡梦魇中的这个魔鬼，具有确实的现实品格，而不是心理幻想——或者幻象。
以此可见，作者关照的并不是人物的心理活动，而是思想，是“永恒”的问题。而对于一个观照思想的文本来说，“弑父”的情节就未免显得过于离奇、媚俗了。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就有人评论他更像个小品文作家，哗众取宠，这样的评论当然是离题万里，但在小说中，作家怎样将自己与惊险小说家区分开来呢？怎样与德福科那样的作家区分开来呢？换而言之，思想与思想之间的交锋是怎样容纳在“弑父”这一叙事架构中呢？
只有在小说中寻找答案。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是，小说叙述有很大一分部游离于情节之外。在小说中，费多尔卡拉马佐夫的被杀在第一卷中就已经提到了，但直到全书过了一半的第二卷第三部分才发生，这期间，他的被杀虽然也不断地暗示与提示，但文本的重点在于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的错综复杂，以及随着人物出场而来的人物之间面对面的交谈——对话。可以说，“弑父”作为一个事件，为“对话”所延宕了下去，而当“弑父”完成以后，对于真实凶杀的追寻也没有成为事件的中心——在小说中，真实的凶手是昭然若揭、没有悬念的——甚至对于“弑父”这一事件的伦理思考，也没有成为叙述的中心。中心还是对话，是对于“永恒的问题”的争辩。事件虽然发生了，但事情的意义在于叙述中却仍然无期限地延宕了下去，看起来，小说的主要情节竟成了多余，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或者就像费多尔·卡拉马佐夫对自己的评语：“可笑的丑角”。
如果《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建构真是如此，那这部小说就成了一部很滑稽的作品了。就像一个二十世纪的现代青年穿上了古装袍子，或者是白领阶层上班时穿了一条破了洞的牛仔裤一样，在感观上给人以不伦不类不三不四的感觉。但《卡拉马佐夫兄弟》却并不是这样一个不三不四不伦不类的“白领”，“弑父”这一情节也不是古装袍子或破了洞的牛仔裤。思想与思想的交锋固然引人入胜、使人着迷，但思想本身却没有能力与另一种思想去交锋争辩。两个处于不同空间的思想，只有在人们的幻想之中，才能产生对话、交锋，但幻想不是又创造了一个处于同一平面的空间吗？实际上，前人也提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多种思想汇聚于同一时空的问题，但他们多半在文本中去寻找这一空间，而没有看到文本的建构本生就是一个大的空间。“弑父”情节为卡拉马佐夫家庭的出场，为卡拉马佐夫家庭有关的一些人物的发展，提供一种了契机。而时间的发展，也为佐西马长老，公诉人等一些人物的出场提供了另一种契机，而离开了这些人物的出场，思想与思想的交锋是无从实现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并不是一部“实验小说”，在小说中也没有可有可无的情节与叙述，可以说作家为思想与思想的交锋搭建好了平台，剩下的事情就是思想自己如何去展现了。思想间的交锋只有走到这个平台上，其交锋才有了现实的品格。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思想之间的这种交锋是以还原为声音间的对话来实现的。
二、挣扎在欲望中的声音：地狱中的呼告
思想并不等同于声音，而思想之间的交锋也不等同于对话。思想，是人类对这个世界理性观照后产生的抽象思维，而声音则是人类思维后的意向性活动。思想并不必然蕴涵于声音当中，它是人类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超然性的认识，一种理性逻辑的必然，而声音则更多地包含人类的一些非理性的意识性行为：感情、欲望，语言、习惯。因此，思想间的交锋更多的是一种幻想。苏格拉底与释迦牟尼，柏拉图与孔子，马克思与萨特，这些“对话“更多的产生于人们对于时间的思索之中，而在空间当中，是无论怎样也不可能的。处于同一空间的思想的交锋只有在思想成为声音的意向之后，才获得了可能。这时，思想的交锋也就还原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几乎找不到时间的延续，而只有空间的展开。这是因为作者关注的是成为思想意向性活动的声音间的对话，而对话，只有声音同处于一个空间才能完成，两个处于不同时间段的声音，如果勉强对话，只能是关公战秦琼式的滑稽。
但如果我们不抛开小说叙事的内容的话，就会发现这种没有时间延续的无限对话与叙事产生了矛盾。不论怎样，叙事总是在事件的延续中才可以发生。在《卡拉马佐夫兄弟》总，主要情节在几天之内就已经完成，而几天的叙述，如果只是主人公无休止的对话，是很让人厌烦，也构建不起文本世界的。只有思想成为声音，文本的构建才有意义。但思想怎样成为声音?是不是真像一些评论所说，主人公全成了哲学家，小说也就成了哲学家的辩论？如果是真的话，由“弑父“提供的空间还是失去了应有的品格，成为了可有可无的赘余，而这几天的时间的延续，也越发荒唐、滑稽了。归根到底，《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并不全是哲学家，在他们的声音之中，还隐藏着另外一些东西。
可以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世界就是一个欲望之海。在被取名为“畜栏”的那个小城中，父与子因为情欲的煽动而视同水火，弄到“一个要杀死另一个”的地步。而同样纠缠在父与子间的还有对金钱的欲望。可以说，情欲和利欲瓦解了正常的人伦关系，扭曲了人性中那些应该说是最美好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被人们称作“残酷的天才”，他似乎特别喜欢描写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揭示他们的心灵，叙述他们在被侮辱与被损害中的沉沦与绝望，痛苦与无告；但与后来的教科书对他的阐释不同的是，这些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的欲望所引起的。就像《旧约》中的那条蛇一样，欲望指引着《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走向罪孽与挣扎。“树皮擦子”斯涅吉辽夫因为对金钱的渴望而成为卡拉马佐夫父与子矛盾中的牺牲品，被德米特里拽着胡子走在大街上；折磨着卡拉马佐夫父子的格鲁申也为情欲所折磨着，只要波兰军官“吹一声口哨，就会像一直挨打的小狗般，摇尾乞怜地连忙爬到他的面前去”，德米特里与格鲁申之间，德米特里与卡捷琳娜之间，卡捷琳娜与伊凡之间，情欲跟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控制欲与个人身上的无限骄傲与尊严——这一点在卡捷琳娜身上表现的最为鲜明，归根结底，骄傲与尊严也是一种欲望——结合在一起，对这一对与那一对中的所有人都构成了侮辱与损害。甚至是在阿辽沙身上，欲望也吞噬着他纯洁的心灵。他与丽萨白的矛盾与冲突，也许可以看做纯洁爱情的一些小插曲，但当佐西马长老死后，身体发臭，他也“跟那些信仰不坚定地人站在了一起”，“甚至连礼貌也不想讲了……径自走出了隐修庵”。作者的叙述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这里对他来说，首先，最主要的是面子，仅仅是面子”，是“他的期望中本应该被推崇为高于全世界一切人之上的，现在不但没有得到应得的名誉，却竟然遭到了贬低和侮辱”。欲望，是这个“纯洁如小鸽子”的人也受到了侮辱与损害。
可以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之间的关系，是以欲望为原则建构起来的。因为欲望，人与人——“自我”与“他者”之间，充满了侮辱、损害、痛苦、绝望。如果用两个字来总结的话，那就是仇恨。诚如巴赫金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世界所关注的不是我是谁，而是我是如何认识自己的。角度的转换归结在文本中就是主人公意识的分裂，在意识中，主人公将自己分裂成了两个：自我和他者。人物总是用他者的目光来打量自我，评价自己，给自己在这个世界中以一个地位。我们知道欲望，特别是人类的欲望，只有在他者与自我的对比中才有可能实现：吃饭、睡觉、性交，这些是动物也会做得事情，只是本能，谈不上什么欲望；一个人，只有身边有一个他者，他才会感受到生存的焦虑与压力，他才会不满足自己现在所占有的时间与空间，他才会追究一些虚幻不现实的东西。自我与他者，构成了欲望的两极，两者的对立冲突最终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这在人类认识史上，特别是一些古典名著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子。《红与黑》中于连对“红”与“黑”的追求，《包法利夫人》中包法利夫人对巴黎生活可笑的渴望，都产生于自我与他者的攀附对比中，但与《红与黑》及《包法利夫人》不同的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自我”与“他者”奇妙地结合在了同一个人身上，主人公对“他者”，扩大而言就是这个世界的仇恨最终还原到对“自我”的仇恨。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自怨自艾，自轻自贱，成为了主人公共同的特色。所谓的“卡拉马佐夫气质”，就像小说所变现的那样，是虐待别人也自我虐待的“荒唐糊涂的小丑”。
萨特有句名言：他人即地狱，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这个“他人”是实有的，也是虚幻的，是主人公“自我”分裂在世界上的投影。可以说，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萨特那句名言已被改写成为“自我即地狱”。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每一个人都为“他者”所伤，其实最终被自己所伤害。原罪，打着欲望或旗号或幌子宿命般地降临在他们身上。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前一本小说《群魔》的题辞中所暗示的那样，他们就是一群附在猪身上的恶魔，沉沦于自我以及欲望的地狱中，无力自拔。
只有在自我与欲望的地狱中，思想才最终获得了现实的品格，还原为一个个独具个性的声音。在地狱的火海中，一个个沉沦于欲望的灵魂渴望救赎而无力自拔，他们在痛苦、绝望无告中对自我，对他者都有异常清醒而深刻的审视。惩罚真真切切地降临在了他们的身上，只有处于此境地，对于上帝的怀疑、渴望与思考才摆脱了冷静、慢条斯理、睿智的哲理思维，而成为灵魂与存在的支撑点，最终还原为他们的呻吟、毒咒、诅咒、忏悔痛哭以及绝望的呻吟和叹息。
思想，最终在欲望的推动下变成了声音，《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也就完成了它一半的建构。
三、各种声音的聚合：十字架的复活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声音无疑是建构文本的最重要的，也是根本的材料。正如梅列姆科夫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面貌非常模糊且独具个性，用于辨识人物特点的只有声音，声音被赋予了个性，它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中所谓“典型”所赋予人物的性格、身份的证明方式，而成为生命的本质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可以说是一个声音世界，每一种声音都有他独立存在的价值，与其他声音的地位是平等的，但与此同时，小说也就带给我们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多声音，是怎样聚合在一起的？是因了一个明确的指向而辩论争吵的呢，还是漫无目的的互相争吵、谩骂？
很难想象，没有明确的指向，不能聚合在一起，这么多声音能传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如果没有对话，也很难谈到声音。市场上小贩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两个泼妇之间恶毒的讥讽与谩骂，会场中台上激昂奔放的演讲跟台下的鼾声与鼓掌声，这些充其量只能称其为噪声，而不能称为声音。只有建立在双方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的对话，才是蕴含着思想的声音。
《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分第二卷的标题，明确地指出了声音所蕴含的意义：赞成与反对。只有在“赞成与反对”之中，声音才能充分的展示自己；而“赞成与反对”，必须要做到声音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人物之间的关系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建立在仇恨之上的。但——如果不说全部，也是大部分人物的——声音是真诚的，而且他们也能理解和尊重另一方的声音。或“赞同”或“反对”，声音的双方总是在探讨追寻着问题的解答。他们也许会嘲笑、讥讽另一种声音，但不会无视那另一种声音的存在。伊凡关于“教会成为国家”的议论左西马长老和佩西神父是理解的，对话双方也知道两者之间的分歧所在。佐西马长老深刻理解到伊凡“既不能相信自己的灵魂不死……也不相信关于教会和教会问题所写的那些言论”，他议论的实质是“一切都可容许”；如许声音，佐西马长老也是尊重的，他明白伊凡有一颗“忍受痛苦的心”，“能够去忍受和探索崇高的事物”；而伊凡也同样理解到他们的分歧所在，对于长老想为他祝福，画十字，他都抱以吻手，这并非是无礼而是对双方分歧的尊重。作者以一吻简单清晰地点明了伊凡的立场：他的态度坚定而严肃。
以上分析的这段对话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深思。其中德米特里切记“恶行不但应该被容许，而且还被认为对于一切无神派来说是最必要、最聪明的出路”，以及佐西马长老给德米特里的下跪，似乎很神秘，但究其实质，对这段对话的切记是建立在德米特里对伊凡议论的理解之上的，佐西马长老给德米特里下跪，同样是因为他对句话的理解。从整体来看，这一段对话，其氛围有“神秘甚至庄严的意味”，而“大家的沉默”，“阿辽沙的近乎畏惧”，都是一种声音，是对对话双方声音的理解与尊重。只有建立在理解与尊重之上的真诚的“赞同与反对”，才能从本质上构成大型的对话，而像费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小丑式的插科打诨，虽然佐西马长老给予了尊重，但他自己没有珍视这种尊重，甚至不尊重自己的声音，此种声音已不能称其为“声音”，只能称作“噪声”，因而也就不能与其他声音形成对话。同样没有参加对话的还有米乌索夫，他的语气是“社交场上那种漫不经心的口气”，对于伊凡的议论，他给予了“亲爱的奇人和怪论家”的评价，实际上他并没有理解伊凡的议论，也不尊重对话，认为对话不过是社交场上的时尚，因而他的声音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品格，实际上也没有进入到对话当中。他其实跟他所鄙视的费多尔一样，也是一个丑角。
还有拉基金。他虽然当时没有在场，但实际上是在场的，他听到了议论双方的声音，但他不能理解，而且缺乏真诚。对于佐西马长老朝德米特里下跪，他只认为那是一场“梦幻”，是长老预防犯罪的措施，而没有看到那一跪实际上是耶稣跟撒旦的交锋，是神的声音与魔鬼的声音——即救赎与沉沦——之间的对话。对于伊凡的议论，他也缺少最基本的尊重，认为伊凡的整个议论是“卑鄙”的，而对于伊凡送给他的评价：剪发就成为大祭司，或者成为一个无聊的文人，也缺少理解和尊重。可以说，这个人既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他者的声音，这在以后有关“一个葱”的对话之中也展露无疑。就像他所意识到别人对他的评价那样：只是一个庸人，是一个费多尔、米乌索夫那样的丑角。他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声音。
声音只有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成其为声音，但作为理解和尊重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换言之，为什么一些声音能形成对话，成其为“声音”，另一些声音，却不能进入对话，成为“声音”呢？这实际上由声音的本质决定。声音，本质上是诉说，而没有倾听，又何来诉说？上文已说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整体对话体系是建立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赞成与反对”之上的，而如果没有第三者的倾听，“赞同与反对”也就成为声音的自我指涉，因而也就失去了对“自我”也好、“他者”也好应有的理解和尊重，成为了虚无。事实上，如果没有第三者的倾听，不但对话失去了意义，声音也成为了漂浮在空中的自怨自艾，成为如《传道书》所说的那样：“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
声音只有有了明确的指向，才能彻底走出自我，向他者完全敞开。上文说过，小说的情节构建为声音铺设了一个平台，但在这个平台上，声音想要完全展示自己，除自我与他者外，必须要有第三者的存在。这个第三者，为声音的进行指出了方向，同时，它的倾听也暗示了对对话双方的评判。结合文本我们无疑会得出，这个第三者倾听的存在，实际上隐喻的是基督的死而复活，只有十字架上的死以及其后的复活所包含的怜悯拯救才能将声音从“虚无”中解脱出来，才能使声音超越自身而进入永恒之中。
只有地狱痛苦的聆听与呼叫，而没有来自天堂的倾听，声音是没有一点意义的。罪与罚如果失去了怜悯和救赎，也是同样没有意义的。只有基督的死而复活，才能保证“一切都可以允许”与“建立在尘世中的天国”走上同一个平台，展开对话、交锋。伊凡的梦魇是真实的，他拒绝了“上帝的世界”，拒绝怜悯，救赎和爱，只能陷入与魔鬼的无尽的争执之中，他的声音已不再可信，他只有陷入疯狂，走向虚无。同样走向虚无的还有斯麦尔佳科夫，拉基金，米乌索夫，甚至还有卡捷琳娜——她太执着于自己的尊严与骄傲，最终陷入绝望与仇恨之中。她的声音成为了谎言，反而是费多尔卡拉马佐夫的死最终拯救了她。德米特里由罪孽走向忏悔，他的命运因而也从惩罚之中获得了救赎，经历了精神上死而复活的历程，而他精神上的死而复活，也使格鲁申卡得到了爱、怜悯与救赎。实际上，小说中指涉死而复活的基督的情节不止一处。阿辽沙因佐西马长老的死经历了一次精神的炼狱，一次精神的死而复活，而这死而复活给了格鲁申“一根葱”。佐西马长老的哥哥因死而复活而存在于佐西马长老的心中。佐西马长老同样经历了一次死而复活，而这次死而复活救赎的对象是一位因杀人而一生生活在罪孽与惩罚地狱中的“老先生”。
整个小说指向了卷首的题辞：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归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粗多子粒来。十字架上的死，预示了其后的复活，这死而复活了的基督，承担了人类的罪恶与惩罚，行走在尘世之中，聆听人类对死而复活的真实意义的讨论，为声音走向救赎点亮了一盏明灯。
与费多尔的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迈尔佳科夫的死。费多尔的死促使德米特里走向了复活，而斯迈尔佳科夫的死却促使伊凡陷入虚无。《圣经》中是不允许自杀的。自杀，其形而上学意味在《群魔》中已为基里洛夫深刻地揭示了出来：“意识到没有上帝，同时却意识不到自己变成了上帝——这是荒唐的；若非如此，你必定会杀死自己。”还是伊凡那句话：一切都可以允许；也是魔鬼对基督的三个诱惑：把石头变成面包，做万国的王，一奇迹来考验上帝。归根结底就是伊凡的声音：拒绝上帝的世界，像宗教大法官一样，以欲望、权威、奇迹的力量建设人神的王国。这个王国的建立是以剥夺人类的自由，以欲望和恨为基础的，在这个王国中，所有的声音都将走向虚无，王国成了人间地狱，与之相对的一方是尘世的天国，是因基督的死而复活而建立起来的自由、怜悯、救赎、爱的王国。在前一个王国中，斯迈尔佳科夫的自杀因为伊凡的疯狂而就像基里洛夫的自杀一样丧失了一切意义，走向了虚无；而在尘世的天国之中，因为佐西马长老的死与费多尔的流血，促使了一系列人走向了救赎，走进了爱与怜悯的怀抱。宗教大法官的王国是死寂的，没有自由，没有声音，只能走向虚无；而在伊留沙的墓地前，声音因为死而复活的基督而无限开放，对话在活跃中走向永恒。
可以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整个就是一篇大型的对话以及倾听，自由、怜悯、爱、死而复活的耶稣跟权威、奇迹、欲望、恨、宗教大法官，展开了大型的对话。可以说文本的每一个部分，每一章节每一段话，每一个句子、词、字，都展示着这样的对话。而与此同时，文本的构建也就完成了。各种声音聚合在十字架上的复活这一指向之中，获得了真实，避免了走向虚无的命运；而文本，也因为有了十字架上的复活，得以聚合在一起，避免走向虚无的命运。十字架上的复活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开放的过程，因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每一个声音都可以说是一个未完成、开放的过程，整个文本，就此像小说结尾所宣称的：我们大家死后会重新复活，互相见面，成就了一个未完成的开放的状态与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