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曹 禺 剧 作 在 国 外
宋 绍 香
曹禺以其恢弘精湛的剧作赢得了中外读者和观众。他的作品从30年代，几乎与在国内问世的同时，就被译介到国外，受到了国外读者和观众的热烈欢迎；获得了国外汉学家、批评家的高度赞誉。
（一）译介
国外译介曹禺剧作，最早的是日本。
曹禺的话剧《雷雨》，1934年在国内问世（《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1935年秋，日本的影山三郎等就着手翻译，并于1936年2月由东京汽笛社出版。这部《雷雨》日译本，不仅是日本最早的译本，也是世界最早的译本。该《雷雨》日译本，除正文外，还附有日本著名左翼剧作家秋田雨雀为该译本撰写的《序》和译者影山三郎、邢振铎撰写的《译者后记》。该译本发表后，在日本，乃至西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接着，1939年，日本天松堂又出版了题名为《大陆雷雨》的多摩松也译本《雷雨》；1943年，东京青年书房昭光社出版了服部隆造翻译的《北京人》；1953年，东京未来社又出版了影山三郎等翻译的《雷雨》（汽笛社，1936年初版）。同年，东京蝙蝠剧团5次公演了陈孤笛翻译的《日出》。1954年，东京河出书房出版了奥野信太郎等翻译的《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第13卷（曹禺篇），其中收录了《日出》、《蜕变》。同年，同出版社又出版了奥野信太郎、松枝茂夫翻译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第6卷——《老舍·曹禺集》，收录了《日出》（松枝茂夫译）。
进入70年代后，1971年，东京河出书房出版了冈崎俊夫、立间祥介、吉田幸夫翻译的《现代中国文学》第6卷（1971），其中收录了《北京人》（松枝茂夫、吉田幸夫译）；1972年，东京平凡社出版了伊藤敬一、松枝茂夫编译的《老舍·曹禺集》，列为《中国革命和文学》之四。这样，截止上世纪80年代，可以说，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品已全部被译植到日本。一直受到日本读者和观众的热烈欢迎。
俄苏对曹禺的关注和译介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2年，俄苏第十五出版社出版了《丁玲、曹禺》（介绍）。后又转载于苏联《共青团真理报》（1952年3月6日）；1958年，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林克永、Л·波波娃翻译的《明朗的天》（曹禺著），篇头刊载了《编者的话》，对中国著名剧作家曹禺，进行了言简意赅的介绍和高度的评价。
进入60年代，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出齐了两卷本的《曹禺戏剧集》（1960），В·费
奥克季斯托夫等译，第1卷：《雷雨》、《日出》；第2卷：《北京人》、《明朗的天》，莫斯科：
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著名汉学家 В·彼特罗夫为《曹禺戏剧集》第2卷撰写了长篇跋文：
《论曹禺的创作》（《О творчестве ЦаоЮя》，С.313--337）。В·彼特罗夫在文中指出，“曹
禺的天才的话剧几十年来一直占领着舞台，常盛不衰”，“其作品的现实主义的深度、人道主
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使曹禺不仅享有全民族的，而且享有全世界的盛誉。曹禺的剧作
被译成了多种语言，《雷雨》在苏联许多剧院的上演都非常成功。1
欧美对曹禺剧作的译介起步较晚，大抵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的事。然而，对
曹禺及其作品的研究却起步很早。
（二）研究
世界研究曹禺话剧最早的是英国人。1936年12月27日《大公报》刊登了英国人H·E·谢迪克研究曹禺的文章：《一个异邦人的意见》。这是欧美研究曹禺剧作最早的一篇论文，也是世界研究曹禺的最早著述。其论点的犀利与新颖，引起了读者和学界的强烈反响。
H·E·谢迪克何许人也？据《大公报》介绍，H·E·谢迪克教授系“北平燕大西洋文学系主任”。他“异于许多西洋人，他不用一点皮毛知识对本国人自诩权威，他是想凭直接阅读认识‘第一手’的文艺中国”2。就这样，他不但“直接阅读”了鲁迅、茅盾，而且还仔细地“直接阅读”了曹禺的《雷雨》、《日出》。所以，才写出了这样经典的论文。到70年代，美籍华人刘绍铭又撰写了《曹禺：文学影响中的研究》论文。这两篇论文的发表，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学术界召开了一个“关于优先考虑中国研究的规划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以后10年一定要继续采取以发展当代中国研究为主的方针”3。在这一“方针”的影响下，欧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80年代初，曾出现一次热潮。当然，曹禺研究亦在其中。德国著名汉学家乌苇·克劳特首先响应，1981年发表了研究曹禺的论文：《戏剧家曹禺》（原载《人物》1981年第4期），揭开了欧洲曹禺研究的序幕。
俄苏对曹禺作品的研究始于50年代初。1952年3月6日，苏联《共青团真理报》，首先发表了《丁玲、曹禺》，对曹禺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使俄苏读者对曹禺有了初步认识。1958年，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明朗的天》俄译本（林克永、Л·波波娃译），书前的《编者的话》，其本身就是编者研究的精华，也可以说是一篇浓缩了的小论文。1960年，В·彼特罗夫为俄译本《曹禺戏剧集》第2卷撰写的跋文《论曹禺的创作》（载《曹禺戏剧集》第2卷，莫斯科，1960年），也是一篇很精良的研究论文。
日本的曹禺研究，与译介基本同步。其研究时间之早，研究成果之丰，使其走在了世界曹禺研究的前列。
1936年，日本著名左翼剧作家秋田雨雀为日本最早的《雷雨》日译本撰写的《序》（载
《雷雨》日译本，汽笛社，1636年），揭开了日本曹禺研究的序幕；邢振铎、影山三郎撰写的《译者后记》，也表达了他们对曹禺的敬重心情和研究心得。
其后，1948年，日本著名汉学家冈崎俊夫在日本《剧作》（1948.11）杂志发表了研究论文：《曹禺的戏剧》；1951年，佐藤一郎发表了《关于曹禺的雷雨》论文（《三田文学》1951.6 ）；很快，佐藤一郎又发表了《曹禺的<</SPAN>日出>》（《三田文学》1951.8）和《曹禺的<</SPAN>北京人>》（《三田文学》1951.9）。同年12月，目加田诚发表了《曹禺的戏剧》（《文学研究》（九州大）1951.12）。1952年，佐藤一郎发表了《关于曹禺的<</SPAN>原野>》（《三田文学》1952.10）。1956年，大芝孝发表了《新旧<</SPAN>雷雨>的比较研究》，载《神户外大论丛》1956.6。
六、七十年代，日本的曹禺研究仍在继续。1964年，《中京大学论丛》（教养篇—5）发表了吉村尚子的论文：《中国女性会话的特征——关于曹禺的<</SPAN>雷雨>、<</SPAN>日出>、<</SPAN>北京人>》；1965年，《神户外大论丛》（3）发表了大芝孝的论文《曹禺的新作》；1971年，日本《现代中国文学》第6期刊登了吉田幸夫撰写的《关于曹禺》，同刊同期，还刊登了木下昭二的论文：《关于曹禺的资源》；1974年，名和又介发表了《关于<</SPAN>雷雨>》（《野草》，1974.4.）。
进入80年代后，《雷雨》最早的日译本译者影山三郎，又推出了新作：《翻译<</SPAN>雷雨>的
时候》，载日本《悲剧与喜剧》1981年第9期。在其新作中，影山三郎重新回顾了45年前
翻译《雷雨》时的艰难而又愉悦的岁月：对于译稿何等字斟句酌；大剧作家秋田雨雀如何主
动提出要看他们的演出并热情为《雷雨》日译本撰写序言；三上於菟吉夫妇如何支持日译本
《雷雨》的出版；当年日本《朝日新闻》、《都新闻》等日本媒体发布过什么消息和书评；以
及对曹禺如何高度评价等等，等等，充分表达了一位老翻译家对曹禺及其剧作的敬重和高度
评价。他曾说过，翻译虽然十分艰难，但是，“译者想向阅读本书的读者表达如下的心情，
即该剧如能对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人民的亲密感情多少起一点作用的话，那将十分荣幸。”
4正是基于这种感情和精神，所以，日本曹禺研究者数十年如一日，在勤勤恳恳地耕耘，开
拓出一片丰收的田地。
（三） 评价
从总体来说，国外对曹禺的剧作评价极高，甚至说，佩服得“五体投地”。
世界最早的曹禺剧作的译者，日本的影山三郎在其《1953年日文版<</SPAN>雷雨>译后记》中写道：中国剧坛以惊异的神色迎来了曹禺的《雷雨》。《雷雨》发表不久，《大公报》等许多家有影响的报纸以“天才的剧作家”、“值得惊异的杰作”、“极大的刺激剂”之赞词介绍了作者及其作品。如果考虑到长期以来许多中国人是多么盼望这样的话剧剧本问世的话，那么，上述过分夸张的表现是可以理解的。盼望已久的东西终于出现了。因此，作为创作剧第一次问世的这一剧本使曹禺立刻成为剧坛首屈一指的人物。影山三郎指出，《雷雨》长期为人们所喜爱，便说明了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所以有不少文化人“把它同托尔斯泰的《复活》、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和德富芦花的《不如归》等相提并论”。5
英国的H·E·谢迪克教授，在认真地“直接阅读”和直接观看了曹禺的剧作之后，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饶有兴致的文章：《一个异邦人的意见》。他称曹禺的《日出》，是他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绥华兹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他认为，剧中女主人公“露露是该剧中伟大的人物创造。她美丽而且活泼，聪明而且举止果毅”。“她本质上是纯洁、诚实、而且可爱的。凡是心中有一丝善良的人都必爱她并且羡慕她”。她的聪明和“幽默感”（Sense ofhumour）相当于她的细腻情感和女性的温存。总之“露露是一个美丽的完全的创造”。最后，谢迪克教授总结道：“总括说来，这部剧是一个极伟大的作品，作者对女性人物有着深切的体验，又为一种社会正义的渴望所感动而完成的。我们翘首等待作者第三部充满了丰富想象的新作。”6
德国著名汉学家乌韦·克劳特在其《戏剧家曹禺》（1981）论文中，也给曹禺以高度评价。他指出，“《雷雨》是中国近代白话剧的先驱之一。他的剧作有多种外文译本，有的被搬上国外舞台，由外国人上演”。曹禺“文革”后的第一部新作《王昭君》，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后，曹禺“再次受到海外重视，请他讲课的邀请信接踵而来。外国代表团把在北京受到他的接见看作是一种荣誉。外国出版商纷纷计划翻译出版他的作品的普及本。”7他说，外国观众很喜欢《王昭君》剧中的语言、传统表演风格、演员的优美动作以及紧张的戏剧气氛。所以，“《王昭君》上演后深受中外观众的欢迎”。为证实这一点，他还透露了曹禺剧作在美国受欢迎的许多信息：在纽约，观众看了《日出》的演出后，有的观众说他们更加理解了中国为什么会爆发革命；《日出》是在“拉——马马”（La—MaMa）剧院上演的，几年前那里还曾上演过《雷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还上演过《北京人》……曹禺在美国看了演出他的话剧后说：“中国话剧可以由外国演员上演，这方面没有什么障碍。”8
俄苏著名汉学家В·彼特罗夫是一位精通中国现代文学的天才研究家，他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观审视曹禺作品，对其作出了客观、公允、科学的评判。他主要评价了曹禺的三部剧作：《雷雨》、《日出》、《明朗的天》。他认为，“《雷雨》出色地、充分地显示了曹禺创作的才能。这剧作家的第一部作品便赢得了社会的公认和声誉”，可“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胜利”；《雷雨》成功地塑造了蘩漪形象，“蘩漪在《雷雨》中是个最富魅力而深刻的形象。她是一个美丽、聪慧的女性，她面容抑郁，甚至将其爱和恨全部隐藏在内心深处”。她“渴望自由和爱情”，她的死亡“是丑恶的社会统治造成的。她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时代悲剧”。所以，“话剧《雷雨》意义重大”。,9
话剧《日出》问世之后，中国批评界立刻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争论过程中发表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是，彼特罗夫指出，“然而，批评界和作家们却达成了共识：他们全都高度评价这部剧作，认为该剧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空前跃进，而且是中国文学史的最光辉的一页”。彼特罗夫认为《日出》也成功地塑造了人物形象。“由于剧作家深刻洞察人物的心灵，该剧极富说服力地揭示了主人公陈白露的复杂而鲜明的形象”。“她痛恨她周围的世界”，但却无力自拔；“她内心非常惭愧，走上了死亡之路”——“表明了陈白露的人道主义及其内心世界的高洁”。10
《明朗的天》，是曹禺解放后写出的第一部剧作。В·彼特罗夫认为，这部剧作“仍然保持了曹禺创作的独特的艺术风格”。然而，这部剧作与其以往作品的不同之点在于，“作品鲜明地表现了政治的热情，宣扬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新的政治立场对作家创作方法给予了很大影响”。所以，彼特罗夫强调指出：《明朗的天》的现实主义已经与批判的现实主义不同了，它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畴。《明朗的天》在曹禺创作中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它是中国现代戏剧创作发展的重要标志”。11
从上述资料不难看出，国外著名汉学家都被曹禺的剧作所吸引，所打动，因而给予了高度评价。那么，曹禺剧作的艺术魅力究竟在哪里？这一点，各国汉学家都有独特见解。日本著名剧作家秋田雨雀在其为最早的日译本《雷雨》撰写的序言中，他首先高兴地说：这个剧本的作者曹禺，是中国唯一的古希腊悲剧的研究者，现在正在大学教授戏剧。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家庭悲剧，由这位作者赋予以意义深刻的戏剧形象，这是最使人感兴趣的。接着，他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雷雨》艺术形式的成功：“作为话剧的形式，我们观赏《雷雨》时，与其说这是易卜生的三一律（时间、地点、人物）法则中不可分割的，不如说这是通过一种近代的电影手法来表现的。除了序幕和尾声，其他情节全是过去的事件，这就使得这部剧本中具有了历史的流动性。……希望这部剧能在日本再次上演。”12
在《1953年日文版<</SPAN>雷雨>译后记》中，译者影山三郎也探讨了《雷雨》的艺术技巧问题。他指出，该剧本作为悲剧有其逼真的力量，这完全有赖于其结构之巧妙。《雷雨》深入群众心扉的原因就在于此，亦即以高超的技巧把艺术性与通俗性协调起来了。该剧具有不因四幕之长而使人厌倦的魄力，情节进展颇为新奇。然而人们认为，《雷雨》作为中国民众的精神食粮，并非仅仅因剧本的技巧而长期维持其生命力，《雷雨》早已占据了作为经典著作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可以说，它得到高度评价就在于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一社会性。这一悲剧的极大魅力是：既是波澜起伏的家庭悲剧，同时又是不受约束的一个社会侧面。”13
英国汉学家H·E·谢迪克将《雷雨》的艺术性归结为三点：精彩的口语运用、富含诗意的象征和恐怖与诙谐的有机结合。谢迪克指出，“曹禺显然善于运用精彩的口语对话”；“他使用的象征的确富有诗意，增助了本剧氛围的统一”。他说，剧中有太阳，有工人的大合唱，邻近楼房的剪影，安眠药，那本《日出》书和小东西。“这些统统象征着露露的新曙光。戏剧的讽刺（DramaticIrony）在他手中运用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因而，“本剧在严肃，甚至恐怖与诙谐的配合上是恰到好处的。如同那小东西可笑的相貌但是惨淡凄凉的身世”。14
俄苏的В·彼特罗夫将曹禺的戏剧艺术手法概括为如下四点：1运用不同的戏剧结构手法；2选取偶然性事件强化剧情发展；3按剧情发展插入一些对话，以烘托环境和介绍人物；4创造具有象征意义的环境。彼特罗夫指出，曹禺采取了不同的戏剧结构手法，但并没破坏创作风格的统一；曹禺“选取偶然性事件作为剧情不可缺少的成分，这些事件推动了剧情发展，增强了对戏剧冲突的紧张性与尖锐性”。这些情节，特别在结局时的关键时刻的情节，如《雷雨》中的破损的电线，《日出》中的安眠药，“对剧情的发展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曹禺剧作中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环境也非常重要，特别当人物情绪达到高潮时的场景尤其如此”。另外，曹禺喜欢“按剧情发展插入一些烘托环境和详尽介绍人物的对话，这也是曹禺剧作的一大特点”；这些对话描写人物的外形、性格和经历。“这一独具特色的戏剧酝酿部分是以高度的艺术技巧写成的，决不会冲淡塑造个性的动作和对话的重要作用”。以上，“所有这一切都明显地表现了天才的爱国作家创作才能的成熟”。15
从国外汉学家们的评价来看，曹禺的艺术功底的确深厚，艺术造诣确实高超。但是，曹禺的艺术造诣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国外汉学家们认为，曹禺的成功有其独特的个人因子和社会因素。彼特罗夫认为，曹禺的成功在于，一是他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创作前的文学准备充分；二是他处于动荡的，然而却是戏剧发展的时代——时代成就了他。彼特罗夫指出，“开始创作前，曹禺不但精通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新文学，而且还具有法国、英国和俄国文学史的渊博知识。他最喜欢19-20世纪的许多作家，其中尤其喜欢契诃夫”，“接受了许多西方作家的东西”。这些中西方文学，在曹禺创作中都潜移默化地起了作用；同时，曹禺踏上戏剧创作之路时正值30年代，当时“除了已经写出著名话剧作品的诸如田汉、欧阳予倩、洪深等剧作家外，以各种各样的话剧创作风格而突出的剧作家还有阿英、陈白尘、李健吾。具有独特创作才能的大艺术家曹禺就属于这一时期开始从事创作的那批中国剧作家之列”。16就是说，曹禺处于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创作群体之中，脱颖而出，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
同时，30年代，正是中国动荡不安的时代：日本已经占领了东三省，正准备大举进攻中国。中国处在“被占领”的最危急时刻。记得。法国著名作家阿兰·佩雷菲特说过：“在被占领期间，作家面对威胁便会骤然发挥他的真正才华：创作出流传千古的文学作品。”17
显然，曹禺正是这样一位“骤然发挥他的真正才华：创作出流传千古的文学作品”的中国剧作家；“其作品的现实主义的深度，人道主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其“不仅享有全民族的，而且享有全世界的盛誉”。18
注 释：
1Петров В.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Цао Юя . В кн.：Цао Юй Пьесы (том второй).— М.: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60.с.336—337.
2参见：1936年12月 27日《大公报》的《编者按》。
3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中心编，孙越生、陈书梅主编《美国中国学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4[日]影山三郎：《<</SPAN>雷雨>日译本译后记》，日本汽笛社，1953年出版。
513[日]影山三郎：《1953年日文版<</SPAN>雷雨>译后记》（张翠兰译），载武鹰、宋绍香编译《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四辑——现代文学专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158页。
614[英]H·E·谢迪克：《一个异邦人的意见》，载《大公报》1936年12月27日。
78[德]乌韦·克劳特：《戏剧家曹禺》（胡光 王明杰译），载王兴平等编《曹禺研究文集》上，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229-230页。
91011151618В·彼特罗夫：《论曹禺的创作》，载[俄]Н·费德林等著，宋绍香译《前苏联学者论中国现代文学》，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176、178、188、180-184、172-173、188页。
12[日]秋田雨雀：《<</SPAN>雷雨>日译本序》，载《雷雨》日译本，日本汽笛社，1936年出版。
17[法]阿兰·佩雷菲特：《中国的抗战文学》（杨剑译），载钱林森编《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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