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苏联载人登月失败
——一段政治、军事及科技的恩怨史
石 海 明
一、“Sputnik-1”：礼物与陷阱
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1”成功升空，这天恰好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生日，13年后的1970年，托夫勒出版了风靡全球的《未来的冲击》。多年之后，在接受访谈追忆创造灵感时，他提到了当年苏联卫星对其大脑的冲击。其实，何止托夫勒呢！“Sputnik-1”的成功升空对美国民众更是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此，从当时《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即可窥见一斑。事件发生的次日，该报即以“时速18000英里绕地球旋转无线电信号确认卫星通过合众国上空轨道”为大标题在头版作了通栏报道。记者威廉·乔丹根据塔斯社新闻的要点，在文中说：“苏联昨天发表公告称：‘已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这一措施在于强调说明，在将科学装置送入宇宙的竞争中，他们已战胜了美国。”[1]
如果说“Sputnik-1”犹如一颗炸弹，震动了美国朝野的心灵，那么，同年的11月3日，苏联又送给了美国一颗更大的炸弹——“Sputnik-2”，这次成功发射还将一只名叫“莱伊卡”的小狗送入了轨道。紧接着，1957年12月6日，美海军用“先锋”号火箭发射的一颗人造卫星，上升仅1米就掉落发射台“以身殉国”。电视将这一惨败情景传送到了美国千家万户，联系到1957年8月苏联即成功地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辉煌与衰败的鲜明对比，冲撞着美国的男女老少，失望与愤懑的公众情绪，笼罩着美国的大街小巷。人们开始批评总统能力、质疑国家战略，“人们讽刺总统对高尔夫球众所周知的喜爱，例如，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漫画家汤姆·利特尔就创作了一幅漫画，画面上苏联的人造卫星飞行在地球上空——后面跟着一只高尔夫球。更严重的是，科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对美国来说，苏联的人造卫星首先升空是比珍珠港更大的失败。”[2]
面对纷至沓来的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多项紧急措施，包括任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詹姆斯·吉里安校长为总统的科学技术特别助理；赋予国防部负责导弹工作的官员以更大的权限；陆海空三军之间停止权限之争；为增强与友好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修改原子能法；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设置科学委员会。接着，于11月30日，总统的“关于科学家与技术人员之咨询委员会”又提出了一份报告书，建议：“不仅仅着眼于防卫，为了应对科学时代更加广泛的挑战，合众国必须同各自由国家合作，配置并健全头脑资源。”同时提议，“大、中、小学要更加重视与自然科学有关的科目。”[3]
必须指出的，在面对公众质疑的时候，其实艾森豪威尔本人及其政府头脑是清醒的，情报分析及经验判断告诉他们，苏联的科技实力、军事实力还根本无法与美国相匹敌。近来的研究也表明，连当初所谓的“轰炸机差距”都是苏联刻意制造的假想，“苏联对军事信息的成功管理掩盖了其武器发展技术的本质。苏联人不仅能够在1955年的飞机空中表演中用与美国完全一样的飞机制造大量轰炸机部队的假象，而且连美国人当时也竟然没有识破这个诡计。”[4]事实上，由于当时战略轰炸机是重要战略武器，“1957年之前核武器的主要运载工具是航空兵。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特别重视发展战略空军和航空母舰舰载航空兵以及在那个时期曾经是美国海上攻击力量主力的攻击型航空母舰的原因。”[5]此外，布劳恩刚到美国也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加上美国军方陆、海、空多方利益博弈，导致美国的战略导弹研究并不是集众多资源的发展重点。
显然，“Sputnik-1”成功升空，在恰当的时候点燃了美国人的危机感，“苏联是否已具备直接攻击美国本土能力？”这一硕大的问号，在促使美国反省其国家战略的同时，帮助其扫除了改革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对此，站在历史深处往往看不出来，当冷战对抗以苏联的解体而谢幕的时候，我们才越发觉得“Sputnik-1”对美国而言，恰好是一颗无意的礼物，相反，对苏联而言，实在是一个自设的陷阱。不是吗？！
先看前者——“美国政府出于新的危机感，对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不惜投入很大的财力，并非一切研究工作都属于军事，因为指导国家政策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来字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人们）认为在与苏联人的竞争中，对美国社会的最终考验要看谁能在人类事业的每个领域里都拥有高超的技术。参加这样的竞赛，一个明智而有决心的政府应能组织起专门的力量，由受过良好训练、具有很高的创造天才的技术人员组成，源源不断地为和平与战争创造出新的成果。这样就能保证国内的繁荣和国际的安全。但是，如果要取得成功，不论哪一个领域的技术都要发展，而且要取消长期以来对教育、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财政限制，以鼓励技术的发展。其后以自然科学为龙头的学术繁荣，在技术方面只有航天和电子技术的繁荣能与之相比。实际上，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显身手的高层管理者，如今又为他们的雄心与才能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因为他们的冷战必须在广阔的战线上进行。”[6]
再看后者——“Sputnik-1”的辉煌带来的兴奋笼罩着整个国家，几年后的1961年，苏联甚至宣布了党的一项新纲领，要使人均生产量在60年代内超过美国，以便在80年代开始实行共产主义。事实上，随后苏联的发展却与这一宏大目标相去甚远。对此，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中分析到，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几十年中，“苏联不仅保持了它的强大的陆军，而且实现了对美国的战略核均势，建立起一支远洋海军，并将其影响扩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然而，想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分庭抗礼的持久的竞赛力，与其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称。”接着，保罗·肯尼迪分析到，尽管近几十年在钢产量、发电量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这些成就与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太空探索和军事装备上的惊人成就一样，都显示了苏联人的卓越才能，然而，有两个严重的缺陷使这些成就黯然失色，第一点就是苏联经济增长率稳步下降。“从1959年以来，它的工业生产率从每年的两位数向下降落，越降越低，以至于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每年只增加3%-4%，而且仍在下降。”第二个严重缺陷是与欧共体、日本及美国相比，苏联经济的相对停滞。“由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苏联和它的卫星国棉队日益更新的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电讯技术，只能望洋兴叹。”[7]
二、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登月计划”的误判
应该说，“Sputnik-1”的成功升空对美国民众的巨大冲击，苏联方面也是熟知的，但当美国人紧锣密鼓地实施“阿波罗计划”的时候，苏联人无何无动于衷呢？流行的说法是，苏联人盲目自信导致了这一切，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实际上，最早提出载人月球探测计划的并不是美国总统肯尼迪，而是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和设计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的几家设计局就向苏联领导层递交了短期、中期和长期航天计划，但是苏联政府批准了短期和特定的计划，包括载人登月在内的长期计划却搁置了。”[8]也正是在该时期，美国为发展航天事业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先后大规模地组建起航天研究中心，航天工业工厂及航天发射基地等。
与苏联科学家的特殊敏感不同，领导人赫鲁晓夫对美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估计严重不足，当肯尼迪宣布了登月计划之后，赫鲁晓夫听取了航天专家、苏联火箭发动机设计权威V.P.格鲁什科的报告，格鲁什科汇报了两种登月方案：一是德国人W.布朗登月计划，即EOR计划；二是从地球直接向月球发射登月飞船的方案。按第一种方案，苏联将在地球轨道上组装航天器，然后再飞往月球，为此，自然要把这些航天器部件送上地球轨道，而根据当时的火箭运载能力，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发射15次以上。按第二种方案，从地球直接向月球发射登月飞船就需要用比苏联最先进的A-2运载火箭还要大15倍的巨型火箭。当时美国还没有发射过威力像A-2一样的火箭。听了这些计划的汇报以后，赫鲁晓夫断定，肯尼迪的登月计划只是宣传。苏联的登月计划也因此而耽搁下来。[9]
显然，赫鲁晓夫低估了美国的航天科研实力，一旦美国将国内原先分散在军方内部的科研资源集中起来后，其进展超出了赫鲁晓夫寻常的想象。对此，从赫鲁晓夫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也能隐隐看出，尽管他试图回避这一问题。“我退休之后，我尽可能从报上留心空间发展的消息。我说不上我们的空间计划是否已经失去了势头，但有一件事很清楚：美国人已经完成了肯尼迪发起了使人登上月球的计划……为了科学和为了我国的威望，苏联应当把人送上月球。把人送上月球，再返回地球，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顶点。我痛苦地承认，我不能否认现在美国人在空间航行方面以比我们领先……熟识的人经常问我，怎么会让美国人先登上月球，而我们却不能在他们之前到那里去。我通常要他们去阅读凯尔迪什同志在记者招待会上谈话的记录稿。但是，事实上记者招待会很少使我国人民感到满意。他们希望我国首先登上月球，而我不能责备他们。我也喜欢我们俄国的伊凡在美国的约翰之前登上月球，但是事情恰恰不是那样。”[10]
一个正确的开始可能已孕育了无限的精彩，相反，一个错误的发端或许已埋下了无穷的灾难，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无须漫长的等待，只需将时间锁定在1962年，赫鲁晓夫当初对肯尼迪“登月计划”的这一误判即显示出一种不祥的的征兆。这一年的7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阿波罗计划”选定了一种新的月球轨道交会登月法（LOR）。采用该方法，‘阿波罗’登月飞船在进入月球轨道之后，将留在绕月轨道上，由宇航员驾驶登月舱登上月球。等完成考察计划后，登月舱再返回绕月轨道和登月舱回合，进而返回地球。如此，即可使功率相对比较小的运载火箭来发射飞船。此刻，苏联本应该意识到美国的登月计划已不能等闲视之。但其仍然僵化地认为，美国要在1970年之前实现这个计划是“海市蜃楼”。于是，苏联开始制定了第一个载人探测计划——载人绕月飞行计划。今天，我们发现，该计划与登月计划的分开进行，分散了苏联原本并不宽裕的科研资源，为日后载人登月计划的黯然退场埋下了隐患。
当然，如果继续追踪赫鲁晓夫误判背后的深层根源，还在于其对“Sputnik-1”升空后美国社会的反省力度了解不够，还以沃尔特·李普曼的认识为例，其在1957年10月10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中写道：苏联之所以遥遥领先……原因无疑在于，苏联的科学家、技术人员、生产者形成了一个整体，加之有高度开发的相关产业，有首尾衔接可调动各方面力量的指挥系统力量的指挥系统，而且，又不惜投入大量财力。我们在卫星竞争中的失败，主要意味着我们在弹道导弹的竞争中也处于劣势。回过头来看，可以说，它也意味着美国和西欧一方，在科学技术上也许已经落后于苏联。”进而，李普曼又剖析了二战结束后12年间美国落后的原因：第一，战后的美国人，越来越盲目地深信一种错误的理论，即社会的终极目标是“成倍地增加消费物资的享受”，其结果，使得美国的公共机构，尤其是与教育、研究相关的机构，很快衰落下去，甚至达到了令人羞愧的程度；第二，轻视或者怀疑头脑和思考的创造性。在欧洲和俄国，人们承认“教授”是一种名誉，与此相反，从而对美国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造成了深深的伤害，进而酿成了国家的悲剧。[11]
三、科罗廖夫的遗憾
有人说，美苏载人航天竞赛的历程，就是冯·布劳恩与科罗廖夫较量的历程，此言尽管片面，但却有片面的深刻。的确，苏联航天史留有科罗廖夫深深的烙印。作为苏联著名的火箭-空间系统总设计师、“实验宇宙航行学奠基人”的科罗廖夫，曾代表苏联数次在世界航天发展榜上写下了第一——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个自动星际站和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科罗廖夫对火箭技术很早就给予了关注，在其1933年撰写的“关于发射09号火箭”一文中，就提出“必须尽快地掌握掌握并试飞其它类型的火箭，以便全面研究并熟练掌握喷气事业的技术。”在1958年为政府规划机关写的《开发宇宙空间的远景工作》初步意见中，他又提出要“研制新的运载火箭作为进一步发展宇宙飞行和考察的基础”，并具体提出两点意见：“一是研制新的运载火箭，保证把重量15-20t的有效载荷送入轨道。这种火箭应保证能进一步开发宇宙空间、建立地球以外的自动站并开辟星际飞行的道路，整个工作要在1963至1964年间结束。二是要研制离子（或其它形式）动力装置，以保证星际飞行和人飞向月球及附近的行星。”[12]事实上，在科罗廖夫的领导下，苏联运载火箭的研制也确实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如“在1958年～1959年根据征服太空计划，以科罗廖夫为首的集体在‘卫星’号运载火箭的基础上研制了以E部件为第三级的‘东方’号三级运载火箭……空间运载火箭‘东方’号能使人造地球卫星的重量从1400kg增加到4500～4700kg，它还保证了飞往月球的自动飞行器达到第二宇宙速度。这在苏联空间事业发展中是一个质的飞跃，它开辟了制造载人宇宙飞船和飞向月球的道路。”[13]
行文至此，疑团就出现了，如何评价科罗廖夫呢？用并联发动机方法提高火箭推力是科罗廖夫提出的吗？若是，难道他看不出问题？若不是，是谁提出的呢？真的迫不得已吗？当初难道苏联就毫无办法了吗？美国为什么就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他们是怎么绕过去的？这一步是否是苏联载人登月计划最后折戟沉沙的关键所在？
按照我国航天史学者李成智教授的十多年前的研究，苏联当初研制巨型火箭的任务起初并不是登月，1960年，苏联作出《关于研制大推力运载火箭、卫星、宇宙飞船和开发宇宙空间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科罗廖夫领导设计局开始了超级运载火箭H-1的研制，其低轨道运载能力为70吨，目的是向火星发射无人重型探测器。1962年初步研究工作完成后，即转入技术准备工作。由于受美国制定阿波罗计划的影响，苏联当局决定抢先。于是在1962-1964年间，科罗廖夫设计局按登月计划要求对H-1运载火箭进行了多次更改，有效载荷先后从50吨、75吨、92吨、95吨，一直提高到98吨。这使火箭设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64年8月3日，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月球和宇宙空间考察工作的决定》，规定了登月计划的具体任务和期限。这一计划的目标是，联盟号飞船无人驾驶绕月飞行；有人驾驶绕月飞行；载人月球登陆考察，期限是1968年。按照接替科罗廖夫任总设计师的米申的说法，整个登月计划包括载人宇宙飞船和登月舱、“质子”号火箭和巨型的H-1运载火箭。当时确定了三种登月方案，但无论选择哪种登月方案，都要求研制全新的巨型多级火箭，因而就使H-1火箭成了登月计划的核心，且设计方案几近变化，同苏联一惯做法相似，由于在单燃烧室大推力发动机方面一直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加之任务安排紧张，因此，H-1火箭也采用了多发动机并联的设计方案。由于H-1火箭研制过程很近，开始的争议也比较大，加之那么多发动机并联必然极大地降低了可靠性，因此，H-1火箭的发射试验可谓一败涂地。
如果未能注意处理好技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是科罗廖夫一大遗憾的话，那么，当时与格鲁什科的争论也是科罗廖夫的另一大遗憾。“争论演变成了个人争斗。格鲁什科贬低科罗廖夫的工作，说有了好的发动机，扫帚把也能飞行。科罗廖夫的设计受挫的同时，他所需要的政治上的支持也逐渐消退。赫鲁晓夫亲自出面调停，试图平息两为长期合作者的争斗，他也未取得成功。”[14]
1966年1月，科罗廖夫走了，带着无尽的遗憾……
1974年5月，格鲁什科接替了米申的职位，终止了H-1火箭计划,苏联的载人登月计划折戟沉沙……
四、失败的遗产
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曾就军事需要对科学兴趣聚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及理论分析。维姆·A.斯密特在《科学、技术与军事——变动中的关系》一文中，剖析了军事资助对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的塑造问题。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单维的军事需求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然而，20世纪美苏载人登月竞赛这段科学史，却从多个纬度为我们展现了政治、军事对科学发展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关联。苏联载人登月尽管失败了，但却给人类留下了无尽的遗产：
1．没有大战略而只有军事战略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极其危险的
为了能更好地透视苏联载人登月计划的失败，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得更远一点，在长时段的考量中，
或许我们能对这段科学史有更好的评价。“公元1991年12月25日19时38分，印有锤子和镰刀的苏联国旗，在飘扬了69个春秋之后，于沉沉夜色之中伴随着寒风在克里姆林宫降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具有93年历史、执政74年的苏联共产党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不复存在了。这是当代‘没有（大）国家战略的国家’的悲剧”[15]
长期以来，苏联以军事战略作为国家的最高指导原则，《苏联大百科全书》和《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都没有“国家战略”或“大战略”的条目，只有“军事战略条目”。瓦·达·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在《军事战略》一书中也指出“战略学是关于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战争即武装斗争规律的科学知识体系。”[16]一个没有“国家战略”或“大战略”的国家，将注定是一个从失败不断走向失败的国家。这一点从美苏登月竞赛史中也能找到佐证。当时，苏联奉行大炮优先的战略，首先表现就是军事开支，“苏联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其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25%，比美、英、法、德同类指数高出3-4倍。它的五个涉及电子领域的工业部中有三个（电子工业部、通信器材部和无线电工业部）属军事工业部门，直至70年代末，三个部70%的产品是军品。它的机械行业产品的62%是军品。”[17]这种打有深刻军事烙印的苏联军事科研体制对其科学发展的制约一直持续到了俄罗斯时代，当时的军工企业复合体专注于军用设备的研究和生产，科学院主要关注基础研究，被忽视的民用应用研究基础只有继续衰落下去。“苏联的工业遗产抑制了对可资利用的财政资源的有效利用……残留的研发指挥体系限制了个人原创力的发挥并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这种体系是没有效率的，竞争力和时效性才是商业成功的关键。”[18]从这个意义上说，载人登月失败只是苏联衰落的一个缩影。其严重扭曲的国民经济结构、盲目推行的军事扩张战略，积重难返的高度计划体制，无一不与新科技革命的潮流背道而驰，无一不将使其在国力衰落的道路上在渐行渐远。
2．政治、文化及社会发育程度等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与苏联载人登月计划竞赛的阿波罗计划，有力地促使美国推出了一系列科技政策，这是不争的事实，从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国政府的反应及可窥见一斑：“1957年11月，艾森豪威尔设置了总统科学技术特别助理，把1951年设立的科学咨询委员会升格为总统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充当总统私人顾问角色，1958年，成立了以总统科学技术特别助理为首、并有18名优秀科学技术专家组成的联邦科学技术会议，负责产官学协作的调整，同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航空与宇宙航行法》，还成立了美国航空航天局。1962年，为加强科技政策的协调性，美国设立了由总统科学技术特别助理负责的总统办公室科学技术局。这些机构为密切国家和科技的联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有效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19]
显然，通过阿波罗计划这一大科学工程，美国有力地促进了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的形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充分利用了美国独特的体制优势，在“技术创新与经济绩效”问题上平衡的非常好。至今，美国的航天科技、航天军民两用技术的产业化等都走在世界前列，与此不无关系。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国际经济领域高级研究员本·斯坦因在《技术创新与经济绩效》一书中的分析，“美国还是有一些体制上的突出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有公立和私立大学研究机构的混合体制，美国政府对其所资助的研究项目的严格审核制度，以及美国所拥有的世界一流的商学院、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和管理咨询公司。”[20]的确，与苏联开展登月竞赛而进行的阿波罗计划，给美国科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与苏联的计划科学不同，美国国内利益相关者最终博弈的结果，是维持了美国科学发展没有陷入严重的“军事主导”深滩之中而不能自拔，相反，它促成了一种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相吻合的一种独特的科学体制。这种体制使美国在随后取得了信息技术的领先地位。在这种体制中，大学研究所、政府资助的公共研究机构以及行业中的私人科研机构之间存在有效且紧密的结合，换而言之，硅谷坐落在斯坦福大学旁，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旁边坐落许多计算机软硬件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不是偶然。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例，“20世纪60年代早期，麻省理工学院与国防部签订的合同总额为4700万美元，国防部另外拨给国防合同研究中心林肯实验室和仪器实验室的款额差不多8000万美元。1969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主要军事合同金额高达1亿美元。”[21]
此外，美国社会的发育程度也是影响其科技发展的不容忽视的方面，这在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后美国民众的反应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58年5月，密歇根大学舆论调查中心发表的题为《人造卫星·科学与市民》的调查报告中，还有一组意味深长的设问：“下列4类科学研究之中，假如只给其中之一提供经费，你选择哪一种？”回答的结果是：（1）“新的医学研究”54%；（2）“失足少年问题研究”32%；（3）“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研究”7%；（4）“人类登月研究”3%。这组数字，清楚地说明了一般民众的希望之所在，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与其刻意飞向月球，远不如改善自己与家人的医疗保健，加强疾病预防和提高治疗水平，更为实际。作为家长，作为社区居民之一员，青少年的不良行为也是最令人担忧的事情。从这次调查可以发现，比起有关国家威信的巨大科学、巨大技术，一般民众更为关心“健康与福祉”。然而，在发射人造卫星上落后于苏联的美国，1958年10月还是成立了“航空航天局”（NASA），在事关国家威信的宇宙开发上，决心投入更大的力量。[22]
五、结语
历史不能假设，那是就实践意义而言。历史需要假设，那是就理论研究而言。
假如，科罗廖夫不是1966年去世；假如，科罗廖夫能全权领导苏联的载人登月，假如……那么，其在1966年《走向未来的步伐》一文中畅想的未来或许就不是以苏联载人登月失败而告终了，那时，他写道：“每过一个宇宙年，我们祖国的科学都沿着认识大自然奥秘的道路又向前迈开了新的步伐……全部宇宙空间事业的发展史，证明了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那些在多少世纪看来都是非同寻常的幻想，今天已经变为现实的任务。而在明天，就会成为现实。人类的思想不可阻挡！”[23]
失败是成功之母吗？不见得！我们认为至少还需要在失败前面加个定语——“经过审视的失败”。那审视苏联载人登月失败这段历史，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它告诉我们——政治、军事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它不是简单的需求与促进的关系，对于载人登月这样的大科学工程而言，更是如此。坚实的工业基础、宽松的探索氛围、一流的科技帅才等，无一不是成功链上不可缺失的一环。
它还告诉我们——要“指挥棒”也要“方向盘”，前者适合于大工程科学，后者适合于大科学工程。换而言之，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不能单独给科学引航，与自由探索休戚与共的科学遥相匹配的最好是“方向盘”+“指挥棒”，如此，有利于多方共同掌握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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