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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应爱白网之邀为《认识同志》手册而写的，经作者与《家庭》杂志编辑合力修改后，在《家庭》2006年8月上半月版以《做勇敢母亲，给同性恋儿子一颗勇敢的心》为题率先发表。这里刊出的是原稿。
为了心中的彩虹
□吴幼坚
2005年11月8日，南方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刊出对我儿子的专访，照片清晰，标题醒目：《广州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第一人郑远涛：我有责任公开同性恋者身份》。11月16日，南方电视台在《今日一线：封面故事》中，播出了我和远涛接受采访的录像。据说在国内我是第一个以“同性恋者的母亲”身份在电视上亮相，因而被主持人介绍为“勇敢的母亲”。随后，我和儿子又接受了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新快报》和广州电视台的采访。一时间，成千上万的人知道了我的“勇敢”。对此，人们褒贬不一，而我自己则同儿子一样，“勇敢”出自责任。
儿子告诉我他是个同性恋者
我在粤北山区当过知青，搞过文艺创作；在粤西国企干过政工；回广州后一直编文学杂志。先生是教师。岁月流转，喜得独生子远涛时，我33岁，先生40岁。我们陪我离休的父母度晚年，两代人对远涛既不溺爱也不苛责。儿子有了这样自由、宽松的成长空间，逐渐长成知书识礼、正直善良的小伙子，是班干、团干，很让家长放心。他爱好文学艺术，性格、气质与我有相似之处，我们母子间交流越来越多，彼此信任，他觉得和我关系更像朋友。
儿子大约在初中阶段就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性倾向，但真正爱上男性却是在高一时，那是他的同学。儿子明知对方是异性恋者，但还是向他坦白了性倾向，不是求爱，而是希望好朋友分担这个秘密。可能这个举动太出人意表了，对方从此有意无意地避着他。同时，很喜欢他的女生晓宁与他越走越近。我和先生看见他俩常为班上出墙报的事在我家写写画画，学习成绩排名又常挨在一起，你追我赶的，私下觉得挺好。不料儿子主动对我说：“爸爸妈妈一定以为我和晓宁在恋爱。不是的，我和她都明白不是的。”我说：“是也没什么，年轻人总应该交朋友的，掌握分寸就是了。”我和先生都以为儿子或者未意识到、或者不好意思承认正处在初恋中。其实儿子已告诉晓宁自己是同志。虽然他也喜欢她，但不是爱情。10年后的今天，他俩仍时常来往，互为知己。
儿子说他最喜欢的音乐人黄耀明是同志，我常听儿子播放他的歌，一起欣赏他演唱会的VCD，觉得这个人才华出众（后来我才知道文艺界不少名人如白先勇、张国荣等都是同志）。儿子还不时向我推介同性恋题材的中外电影、小说，交流心得。我自己也带着探究心理读了些纪实类书籍。这一切，无形中为我作好了心理铺垫。儿子读高三期间的某一天，我对他讲了自己新近的一段感情经历，他听完说道：“妈妈，你告诉我这么多，我也告诉你一件事。”随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性倾向。我并没有大惊小怪，因为我明白同性恋不是心理或生理疾病，只是一种与异性恋不同的性倾向。但我从母亲的角度本能地关心儿子能否找到满意的爱人。我说，多少异性恋者寻找一生都未必遇上如意的伴侣，同性恋者人数少，又不敢公开身份，你上哪儿去找朋友啊？儿子说自己还年轻，不急；同志人群有社团、网站，只要自己是优秀的，总可以找到相爱的人。我又说：“既然还没有对象，那就等上大学甚至工作之后再看吧，说不定有些很优秀的女性令你动心呢。”他有个从幼儿园就同班的女同学，各方面都很出色，两人又惺惺相惜，交情很深，我说这种女孩不可多得，你怎不考虑她？儿子笑着回答：“我不会爱女孩子，就像妈妈你不会爱女人，都一样是自然的。”既然如此，我只好叮嘱他与同志交往时谨慎些。其实我一直相信儿子的品味和选择是错不到哪儿去的。先生听我转述了儿子的话之后，说道：“他现在还小，未定型，长大以后会转变的。”
我们尊重儿子的同性之爱
我们尊重儿子的志愿，由着他报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后来更由着他选学了最喜爱但不热门的英美文学专业。儿子学习出色，担任戏剧节参赛剧的导演又夺了几个奖项，在学生中颇引人注目。大一时他借作文《The Last Night》（最后一夜）写出自己对同性爱的切身感受，老师给了高分，并要他在全班朗读该文。以后他又将性倾向告诉了一些同学、舍友。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出版集团当编辑，依然在同事中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我们做父母的欣慰地看到，儿子活得真实、坦诚、快乐。
远涛读大二那年，通过爱白网与搞美术的扬相识相爱。我和先生都认可他俩的关系，欢迎扬来我家过夜。我生日那天，扬买来鲜花、蛋糕，正式与家长见面。席间，我询问了他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觉得他俩很合适。他们确实给彼此带来莫大快乐。可惜扬没有勇气向家长公开同志身份，虽然他自己说对女性和男性的爱是三七开，但他还是决定放弃仍然爱着的远涛，接受一个女孩。初恋就这样结束了，儿子起初很伤心，但过后想想这样也好，给了自己经历更多的机会。我曾十分担心他再遇不上与自己如此默契的同志，他却说：“失去好的，再找更好的。”在接受爱白网站《我做名人》访谈时，远涛表示：“一个人有强大的自我就不怕别人对他做什么。‘不居则不去，’——有爱人的时候，我不自恃这种善变的拥有；失去了以后，我的自我还在，生命还有许多别的趣味，伤痛一过，我又可以重新站在阳光下了。”
决定做爱白的嘉宾前，远涛跟我打过招呼，也征得扬的同意。事后扬说，那是他看过的最好的一次访谈。远涛把长达8页的访谈打印出来送给我，我一直保存着。细读儿子21岁生日前夕在网络上袒露的心迹，我发现他比我想象的要成熟许多，原有的某些疑虑打消了。远涛在访谈里说，他贴出交友广告后，引起许多回应，也与一些同志有过性关系，但没有爱，或者只是对方爱他。他发现“一夜情”不适合自己，“单纯的性满足重复下去没多大意思，缺少回味，缺少温暖。”他认为同志本身需要自尊、自爱，“如果不自律，就无法改变异性恋世界认为同性恋者滥交的刻板印象，也就谈不上争取全社会对同志更广泛的尊重。”他这样描述与我的关系：“我和我妈妈是经常交流的，但不是餐桌上厨房里就是电脑或书桌前——多是在一个人‘干活’时另一个人主动走来说。我们不会大而概之地谈，只从很小很日常的地方切入。比如说，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志网友，他本人如何如何，离我原本的想象有多远，哪些地方会成为我和他发展的障碍等等，而这些谈论归结起来，我想找的男朋友便会是这样的：首先得正直善良，其次要聪明、有生活情趣，最好和我一样喜欢文学艺术，最后——理想化的想法——他能勇敢爱我。两个人牵着手走在街上，‘Watched by every humanlove’（奥登诗句：‘在世间每个爱人的注视中’）。”看到这些文字，我盼望它早日成为现实。
过了两年，儿子已在出版社工作。他告诉我和先生，他与在广州某大学任教的新西兰青年森相爱了。我们高兴地请森赴家宴，并且迅速接纳了这位喜欢艺术的外国朋友。森请我们去他的学院玩，放假时也来我家小住。森的母亲和我一样是位编辑，来中国游玩时特意与我们见面。两家人一起逛公园、吃粤菜，远涛还陪着她游珠江。她对远涛称赞不已，我们也感谢森令平淡的日子生色不少。每当看到远涛和森牵着手散步，又看到他俩在北京、澳门旅行的亲密合影，我就像多了个儿子般开心。我暗暗思忖，国内保守观念太强，同性恋者承受的压力太大，做家长的有我们这么开明已是不错，但很难碰上双方家长都开明的。远涛和森相识是缘分，他俩若想在国内住到一起我赞成，若要出国结婚定居我也理解。我虽然爱儿子，但还没有抱孙子的渴望；先生是华侨孤儿，归国后靠助学金完成学业，对传宗接代看得很淡。他对我说，我们让远涛从小享有足够的自由，无论升学、就业、交友，都尊重他的志愿。远涛在访谈中也说：“我一辈子感激父母让我走自己的路。”
为了心中的彩虹（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