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卫民
一、中国小麦育种领域的“袁隆平”—— “中国杂交小麦之父”李振声因饿学农
记者：水稻和小麦是我国最重要的两种粮食作物，“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你都获得了科学界的最高奖。袁隆平广为世人所知，但是您似乎没有他有名气？
李振声：（微笑着摆手）没有必要做这个比较，有人说“南袁北李”，我们一个搞水稻，一个搞小麦，都是为了培育粮食新品种努力，只要培育出好品种，农民增收了，我就幸福。
李振声，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有“当代后稷”和“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之称。“后稷”是尧和舜时的“农官”，他树艺五谷，教民稼穑。1932年，于右任先生和杨虎城将军亲自勘察地址，选择杨凌，成立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如今的杨凌已经举世闻名，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科学城。民以食为天，穷人最痛苦的记忆莫过于挨饿。小麦是我国第二大粮食作物,现在播种面积占我国农作物面积的27％左右。我国小麦年总产量1亿吨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国。小麦和水稻在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中，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世界杂交小麦之父是美国人诺曼·布劳格（NormanBorlaug）。1970年，瑞典皇家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布劳格，他们在颁奖敬词中说道：“他帮助一个饥饿的世界，为之提供了面包，这种帮助超越了同时代任何人。我们做这个决定是因为，得到面包的同时，也得到了和平。”1970年代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研发出了超级水稻。从1980年代开始，布劳格又与袁隆平主持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合作，使中国已变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产地。张卫民评注）。
农民家庭出身的李振声院士少年丧父，是寡母带着他们兄妹四个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和山东的饥荒之年。先上私塾，后在亲友帮助下读到高二就辍学的李振声，1948年17岁的李振声看了“又有饭吃，又能上大学”的招生广告，放弃了托人找工作的打算，考入了山东农学院。
当时学校的条件比较差，但他对名师讲授的遗传课、小麦育种课产生了浓厚兴趣，又将学校农场繁殖的优良品种引回家中，看到确实比当地老品种增产，乡亲们都来他家换种子，使他感受到科技对提高产量的重要作用，因此萌生了将来也要搞小麦育种研究的想法。
科研工作中就是偶然中有必然，就看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
1956年，我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小麦条锈病大流行。这种被称为“小麦癌症”的流行性病害，具有发生区域广、流行频率高、危害损失重的特点，会造成小麦产量的巨大损失，甚至绝收。当时只有25岁的李振声忧心忡忡。他决定从事小麦改良研究，为农民培育出优良抗病的小麦。李振声说:“病菌变异的速度快，据25个国家统计条锈病平均5.5年就能产生一个新的生理小种，而小麦育种的速度慢，8年才能育成一个小麦新品种。想研究出优良抗病的小麦，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李振声通过多年对牧草的研究，发现长穗偃麦草等具有非常好的抗病性。于是，他萌发了通过牧草与小麦杂交把草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的想法。
李振声的想法就好比为牧草和小麦进行特殊的“婚配”，让小麦的后代获得草的抗病基因。“好比为小麦找一个牧草丈夫，因为是远缘，就像马和驴杂交的后代骡子没有生育能力，所以让小麦的后代获得草的抗病基因，难度非常大。”马和驴杂交的后代骡子为什么没有生育能力，因为它们是“远缘”的关系，但骡子却兼具马的体力和驴的耐力，这也是“远缘”所带来的微妙处，那么如何让小麦在获得牧草的抗病基因和有效节省肥料的情况下顺产高产，这远不是马和驴子配对那么简单。
李振声提出的通过远缘杂交将草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选育持久性抗病小麦品种的设想，得到了植物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的支持。为解决小麦条锈病这一世界性的难题，李振声另辟蹊径，对远缘杂交开始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
1964年，在李振声的小麦远缘杂交进行到第8个年头时，一场特殊的天气现象使研究前景突然明朗起来。
那一年遇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气候现象，就是在小麦成熟之前，差不多有连续40天的阴雨，下下停停，连绵不断。到了6月14日这一天——40多年后，李振声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天气突然暴晴，阳光极强，温度陡升，一天之间几乎所有的小麦都青干了。
所谓“青干”，就是叶子还绿着就变干了。在此之前，李振声已经培育出许多小麦杂种后代，单是试验田里就有1000多份材料，绝大部分都青干了。李振声还记得，当时陕西在生产上用的是“6028”小麦，也同样青干了。
可就在这时，李振声却发现在田的一个材料没有青干，叶片还是金黄色，种子饱满，非常正常，表明它既抗旱又抗高温，而且抗病害。此外没有青干的，就是长穗偃麦草。——这个材料被称为“小偃55~6”，它就是后来推广面积最大的“小偃6号”的祖父。
“科研工作中就是偶然中有必然，就看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李振声谈到这次“偶然”和“机遇”时如是说。其时，李振声每天都在地里查看，所以才有可能敏锐地发现到如此细微的细节。在那段时间里，李振声完全可以完全不看记录本，就能说清哪个材料在田里哪个地方。
“小偃55~6”只是一个初步成功，真正的成功却用了20多年的时间。20年是漫长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李振声和他的同事用20多年的时间，让小麦走过了自然界原本用几千年才有可能走完的道路。
李璋还记得李振声选育“小偃6号”第一个单株时的情景。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其时正值小麦成熟季节，中午李振声看李璋还没睡着，就叫他和自己一起去地头转转。在转到杂交选种的“小偃7014”经红宝石激光处理的育种田时，李振声发现一株小麦表现不错，就让李璋把这株小麦拔回去重点烤种。经过几年的观察和试种，终于培育出了新品种。而当年那株小麦，就是后来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开创了小麦远缘杂交新领域并种遍我国黄淮麦区的小麦良种“小偃6号”的原始第一株。
由于小偃麦的抗病性强、产量高、品质好，在黄淮流域冬麦区广泛种植，于是农村流传开了这样一句民谣:“要吃面，种小偃。”李振声则笑言:“我们今天能吃到发面馒头和面包，应该谢谢大自然，也要谢谢给小麦提供优良基因的小草。”
李振声说：“远缘杂交，从开始到出成果，差不多花了20年的时间。当时能坚持下来真不容易，1964年社教运动中就曾受到批判。因为，远缘杂交已进行了8年还没有育成品种，所以受到研究工作脱离实际的批判。这个课题，虽然受到批判而未被砍掉的原因，主要是在工作开始的时候我有一个远近结合的计划。就是，在决定开展远缘杂交研究时，我心中感到没有把握，怕不成功，所以就同时开展了常规的小麦品种间杂交育种工作，到64年我们选育的生选5号6号已开始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因此，工作队最后说，他毕竟已有两个品种在生产上发挥作用了，不能说他的工作都是脱离实际的。这样才算过了关。”
“其他品种没有把它换下来，是因为它站得住脚。”李振声解释说，“它能同时抗8个不同的条锈病生理小种，小麦的病菌不容易把它感染。”
李振声为此作了很多细胞学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最终得到了4种稳定的小偃麦杂种新类型：八倍体、附加系、代换系、易位系。
此外“小偃6号”还被选为我国小麦育种的骨干亲本之一，是我国北方麦区的两个主要优质源之一，目前其衍生品种已达53个，累计推广面积3亿亩以上，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由小偃麦衍生出的品种“高原333”至今仍保持着单产最高的世界纪录。
我国著名小麦育种学家庄巧生院士，对小偃6号等品种作了如下的评价“李振声先生为首培育的以小偃6号为代表的小偃号系列小麦品种，其突出特点是兼备了丰产性、抗病性、某些抗逆性和良好加工品质，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先后在黄淮流域主产麦区大面积推广。要着重提出的是，小偃6号的育成开创了我国小麦远缘杂交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的先例。它产量高，抗条锈病、叶枯病，耐旱、耐干热风，落黄好，加工品质好，蒸馒头色白，煮面条有筋力，烘烤面包也不错，是一个兼用型的优质麦，1982年大面积推广以来经久不衰，年最大种植面积曾达66.6万公顷（1000万亩）。”小偃6号，于1985年获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
创建蓝粒单体小麦和染色体工程育种新系统
李振声院士从小麦与偃麦草的杂种后代中发现一种蓝粒小麦，取名“小偃蓝粒”。它是由一对携带蓝粒基因的偃麦草染色体(4Ag)代换了一对小麦染色体(4D)后形成的。蓝粒基因在小麦胚乳细胞的糊粉层中表达，因此种子呈蓝色。他的创新性成果，是利用“小偃蓝粒”进一步与小麦杂交并通过染色体重组创造了一种只有一条携带蓝粒基因偃麦草染色体的蓝粒单体小麦（简称篮单体）。蓝单体小麦在一个麦穗上可以长出四种颜色的种子，深蓝、中蓝、浅蓝和白粒。
蓝粒单体系统解决了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中获得缺体和保存缺体两大难题，为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的实用化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是一项国内外首创成果。
小麦蓝粒单体系统这项国际首创成果得到美国遗传学会主席、小麦染色体工程研究的奠基人E.R.Sears的高度评价。他亲自推荐李振声的论文在Z.Pflanzenzüchtung发表,并支持在中国召开“第一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学术会议”(1986年，西安)，鉴于李振声对小麦染色体工程的卓越贡献，1986年他作为地方组织委员会主席，在西安主持了第一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学术会议；1993年在北京主持了第八届国际小麦遗传学会议。
开创我国小麦磷、氮营养高效利用育种新方向
1980年代以前，我国的施肥量与粮食产量是同步增长的；80年代以后，施肥量还在增长，可是粮食产量却没有增加。这样不仅浪费资源，农田大量施用氮肥严重影响江河湖库水质。我国耕地面积约占世界的7%，而化肥用量占世界的30%，大量施用肥料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恶化。
当时北京郊区的农民有句顺口溜，说农业生产“一靠政府，二靠天，三靠美国的磷二胺”。我国的磷矿主要在西南地区，储量少、品位低，所以我们的很多磷肥都要靠进口。李振声开始琢磨:我国的磷矿资源再有100年就开采完了，我又不是开矿的，有什么办法能给国家节省点磷矿资源呢？能不能在生物技术上想想办法，提高作物对土壤中本身含有的磷的吸收利用效率。这样不仅可以利用资源，还节省了化肥，保护了环境。
于是，李振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他在北京市昌平建立了一个育种基地。基地刚建起来的时候，没有食堂、没有卫生间、没有围墙，连路都不通。李振声就带个饭盒，在田里一呆就是一天。为了找到能够高效吸收利用土壤中磷的小麦种质资源，他耐心地对种在花盆中的数千份种质进行筛选。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振声最后发现了一批“磷高效”和“氮高效”的小麦种质资源，并研究揭示了其生理机制与遗传基础。在此基础上培育出来的小麦新品种——小偃54能高效吸收土壤中的磷，被列入农业部跨越计划，在河南、陕西等省累计推广700万亩。随后，他又通过多学科交叉与合作，开展了提高小麦个体和群体的光合效率以及光合作用产物的优化分配研究，解决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优质和高产之间的矛盾。这项成果不仅节约了国家资源，还减少了化肥对环境的污染。
李振声院士提出的以“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育种新方向已成为育种同仁的共识；植物营养高效成为国家中长期规划中作物遗传改良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前沿问题的重要内容。
二、李振声院士的自述
我是在农村先上私塾，后上学堂的，上学堂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在亲友的帮助下读到高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原来想到济南托人找个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即在街上看到山东农学院的一个招生广告，说可以提供吃住条件，于是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考了，没想到考上了。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又有饭吃，又能上大学，这是我过去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情，是济南解放给我提供了这个条件，所以也就对这个机会特别珍惜，学习比较努力。
我出身一个农民家庭对农业比较熟悉；在1942年山东大旱，我挨过饿，知道粮食的珍惜、可贵。
我考进了山东农学院，系主任是来自原燕京大学沈寿铨教授，给我们上小麦育种课，讲的很好，从小麦的进化、分类、育种的理论与技术，深入浅出，很有吸引力；余松烈教授讲的遗传课，也很生动，两位老师的讲课使我从理论上提高了对小麦育种的认识；另外，学校农场繁殖了当时山东推广的几个优良品种，齐大195、扁穗小麦、鱼鳞白等，我将这些优良品种引回家中，种植后确实比当地老品种增产，乡亲们都来换种。使我认识到科学技术确实对提高粮食产量有重要作用。因此就产生了将来我也要争取从事小麦育种研究的想法。
1951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也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当时科学院在北京的人数不多，只有200多人。院部领导就请著名科学家给青年人做报告。我有机会聆听了一些报告。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三个：
一是华罗庚先生讲怎样学习。概括起来有四句话: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别人起床时，我已学习四个小时了；我研究数学是从小学教科书的数学一、二、三、四、五、六册开始的；要学会读书，要能将一本厚书读薄。
二是钱三强先生讲怎样做研究。他说：做研究必须注意基本训练，我跟居里夫人做研究工作时，第一个课题花了四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做研究的基本训练，包括怎样收集资料，怎样选题，怎样进行试验设计，怎样做调查，怎样整理分析数据，怎样撰写论文等等；而当我做第二个题目时，难度比第一个课题还大，但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所以，他说，认真完成基本训练后就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三是艾斯奇先生讲唯物论和辩证法：听艾斯奇先生讲课的收获主要有三点；第一，懂得了唯物论与辩证法不是少数人的哲学，是大众的哲学，他对每个人的做人和做事都有指导作用；你不学也可以做人和做事，但是学习之后可以帮助你少犯错误，少走弯路。第二，对科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哲学原理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的认识，如果能正确反映客观规律，那就是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是错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同时，事务事物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认识要跟上事物事务的发展变化，就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提高，才不至落后。第三，学习哲学的捷径是读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几十年的经验，使我深刻体会到，学点哲学的确可以使人做事情少犯错误，做研究少走弯路。
蹲点对科研工作有好处。1969年姚文元写文章说，知识分子学农的不会种田，学工的不会开机器，学文的不会写文章，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文章发表后，我们有5位同志就被下放到宝鸡县宁王公社联合大队去蹲点，接受农民再教育。开始主要是参加劳动。后来，四队队长的父亲问我说，你懂不懂红薯储藏？我们队上的红薯烂得很厉害，你来看看。红薯储藏的原理不复杂，第一是控制适宜的温度，一般10－15度为宜。低于10度容易出现软腐病，高于15度，会出现黑斑病；其次，湿度不能过大。我检查了生产队的红薯窖，四队的温度太低（6度），软腐病很重；五队的温度太高（16度），湿度太大，发了芽。我们分别采取相应措施，使问题得到缓解，县革委会在全县发了通报，我们取得了农民的信任。此外，我们帮助生产队考察了小麦苗情，统计了各队一、二、三类苗的比例，并分别提出了相应的管理措施。有两个队麦田三类苗较多，其中一个队按我们的建议，加强了管理措施，第二年获得了丰收；另一个队没有采取措施，减了产。我们抓住这两个典型进行了宣传，全面推广了小麦丰产栽培措施，第二年本大队，小麦平均亩产，从原来的360斤提高到500斤以上，一举“过了黄河”；宁王公社小麦亩产达到400斤，“过了纲要”，大队和公社都被县上评了先进，我也被公社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奖励红宝书毛选四卷合订本一本。
得失是辩证的，有失才能有所得，有得就有所失。当年离开北京，远离闹市，才对事业更专注，才更有时间做学问，才有了今天的大成就。（因此，应该感谢姚文元。张卫民评注）。
回顾50多年来我所走过的历程，我感到有四点在我的工作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第一、要有社会责任感：我觉得父母和亲友，老师和学校，领导、组织和单位，总之是社会养育、培养和教育了我，我应该向他们、向社会做出回报，这样就使自己始终觉得有一种责任感。
第二、工作要有明确的目标：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时间有限，智慧有限，一生中能做的事情有限，所以目标必须明确集中，如果能集中精力和时间做成一两件对社会真正有益的事情，那就不错了。
第三、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探索和揭示自然规律，需要经过一个反复试验的过程，研究对象越复杂，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如小麦育种，平均需要8年时间才能育成一个新品种。所以，做这类研究，没有毅力是绝对不行的。
我常常想到顾炎武的名言“以兴趣始，以毅力终”，我认为，它对加强科技工作者的个人修养很有帮助。
第四、要依靠集体和团队：现代科学技术，除数学外，很少能有个人来完成，一般都需要一个团队，因此依靠集体和团队是成功的保证。
荣誉首先应该归于集体，没有集体的艰苦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荣誉。比如以小麦远缘杂交研究为例，小偃4、5、6号是20年前在陕西杨陵西北植物所时完成的，完成人就有10位，还有当时研究所支持和为这项工作服务的所有同志；另外，小偃54和小偃81是我1987年回到北京后，在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的，也是集体成果，所以我说荣誉首先应该归于集体。
75岁之后，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第一、继续着力培养青年一代，促进他们的工作有更大发展。第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业咨询工作。第三、看看书报，练练书法。
我不太爱运动，体育上也没什么专长。更谈不上什么养生之道。有空了就散散步。
我最喜欢到农村去，和农民待在一起，年逾古稀，却经常在实验田里一站就是六七个小时。我
我闲暇时喜欢书法，经常参加中国书协主办的笔会。
三、教书育女，堪称科技人员的楷模
1、女儿眼中的李振声:生活朴素，绝不浪费粮食
李振声院士全家都是献身农业科技的农业科学家。“在漫长的过程中，父亲李振声和母亲李继云分别主持了两个不同的课题，他们经常出差蹲点，忙得照管不了我们。”李振声的二女儿李滨说，“那时等父母回来的时候，感觉就特别好，可以和妈妈李继云睡到一块了。和爸爸妈妈睡到一块，比过年还高兴。”“他在家里常常是写东西，也就吃饭的时候交流，讨论工作基本是在单位。”
李滨说：“父亲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做人，他经历过很多‘运动’，告诉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在父母的影响下，李滨也参加课题组成为和爸爸妈妈一样的农业科学家。
在女儿眼中，李振声既是一个平易简朴的父亲，也是一个慈爱严谨的父亲。“他自己非常正直。工作上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生活上非常朴素，从不挑食，绝不浪费粮食。”
李滨说，父亲出身于农民家庭，对农业比较熟悉，一辈子都和麦子打交道，不太喜欢聚会，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去看看老友。
“父亲2006年已经从中科院副院长的职位上卸任，他不会玩牌、不会打麻将，就是看看电视，散散步，常常爱去小麦育种基地走走。”记者问到李先生的爱好时，李滨毫不犹豫地说：“毛笔字，一有时间就写。”
2、“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作为李振声的研究生，童依平对自己的恩师满怀崇敬之情：“对待科研工作，李先生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十分关心学生的研究进展，总是主动与学生交谈，交换研究思路。”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李振声指导学生，跳出了单纯的知识传递，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提出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在科研方面，给学生足够的研究空间，鼓励青年人发挥创新精神，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
小麦育种是李振声课题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在整个小麦生长期里，他经常前往研究所农场试验田，亲自调查麦子的生长状况。
从寒风萧瑟的早春时分到骄阳似火的盛夏时节，总能看到李先生在田间地头工作的身影。童依平说：“有时，先生突然发现一个好材料就像找到了一个宝贝，并且总能想出办法把这个材料尽快用到育种工作中去。往往在田间工作大半天，我们都感到有点儿累了，他仍然不知疲倦地调查记录。这种对工作的热忱和激情鼓舞着后辈，让我们感受到他对待本职工作的朴素的情感。”
李振声的生活非常节俭。童依平介绍说，在实验站调查时，他与大家吃在一处，从不搞特殊，他深知农民种田不容易，所以从不浪费粮食。身教重于言教，与他一起工作的许多同事和学生身受感染，最终把节俭朴素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在学生眼中，李振声是一个“和蔼可亲、思想开明”的人。“在培养我们专业能力的同时，还经常以他的亲身经历教育我们如何培养正确的人生观”。
童依平说：李先生利用我们去给他拜年的机会，精心挑出许多人生格言，亲自念给我们听，每念完一条又给我们讲他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童依平说，当先生读到陈云那句“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时，反复对我们说：“搞科研，甚至把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花在调查研究上。这样得出的结论才算是水到渠成。”
李振声说：“五十年代，我有一年时间跟随庄巧生院士在河北衡水农村蹲点，庄先生居住在一间土墙、土地、窄小的草房，条件差，但他仍然天天保持床上的被褥、书籍、墙壁和地面整齐清洁。我们蹲点组的同志都深受教育，在庄先生的影响下，使我懂得，一室之不治焉能天下为的道理。不仅自己受益，而且还传给了我的学生。”
曲高和寡待仰视，心底无私天地宽。李振声院士有着突出的人格魅力，他尊重前辈、团结同行、提携后者，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学术带头人和科技骨干，至今他还有在学博士研究生7人，博士后2人，人们称赞他是科技人员的楷模！
最高科技奖奖金是500万元，李振声院士告诉记者：“荣誉归于集体，这次奖金也应归于集体，我已向单位说好了，将这次奖金全部捐给单位，作为学生的‘助学基金’，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助一臂之力。”
四、习近平春节看望李振声院士
新华社北京2011年１月２６日电（记者李亚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月２６日分别来到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李振声家中，代表胡锦涛总书记和党中央亲切看望这三位为新中国科技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著名科学家，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听取他们对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意见和建议。
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分别来到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李振声家中，代表胡锦涛总书记和党中央亲切看望这三位为新中国科技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著名科学家，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听取他们对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意见和建议。这是在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院士家中，习近平亲切询问他的生活和身体情况。
2011年１月２６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是传统农历小年。隆冬的北京处处洋溢着迎接新春的喜庆祥和气氛。上午９时１５分，习近平首先来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院士的家中。刚一进门，习近平就紧紧握住王忠诚的手，亲切询问他的生活和身体情况，并为他送上鲜花。在客厅里，习近平同王忠诚坐在沙发上促膝谈心，高度赞扬王老精湛的医术、崇高的医德和在教学科研上取得的丰硕成果，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向王忠诚学习，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在航天科技专家孙家栋院士家，习近平关切询问孙老的身体和起居情况，对他为我国航天科技事业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敬意和感谢。
在航天科技专家孙家栋院士家，习近平关切询问孙老的身体和起居情况，对他为我国航天科技事业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敬意和感谢，并认真听取孙老对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的意见和建议。习近平说，“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广大航天工作者培育和发扬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延续和发展。我们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步伐，不断开辟人才培养新路径，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2011年1月26日中午，习近平来到著名小麦遗传育种专家李振声院士（出生于1931年正月初九，即将迎来80岁生日）家中看望，对李振声院士培育“小偃”系列优良品种、为解决中国人民的“吃粮”问题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以充分肯定。看到李老身体健康、精神矍铄，习近平十分高兴。习近平说，民以食为天。推进现代农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必须大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李振声就发展现代农业和盐碱地治理问题谈了自己一些想法和建议，习近平认真倾听，不时与李老交流探讨。
这是在著名小麦遗传育种专家李振声院士家中，习近平认真倾听李振声就发展现代农业和盐碱地治理问题的想法和建议。新华社记者李涛摄
在看望三位专家过程中，习近平反复强调，各方面的专家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做好联系和服务专家的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有爱才的感情和聚才的方法，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切实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使他们更加聚精会神地工作，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