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前只读过陈忠实的《白鹿原》，最近陆陆续续读完了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陈忠实精选集》，这个选集包括短篇小说《信任》、《土地诗篇》、《毛茸茸的酸杏儿》、《到老白杨树背后去》、《轱辘子客》、《两个朋友》、《日子》、《关于沙娜》、《猫与鼠，也缠绵》、《腊月的故事》、《作家和他的弟弟》、《地窖》12篇；中篇小说《康家小院》、《梆子老太》和《蓝袍先生》3篇。读后感触不少，但由于间隔时间长，已经理不出头绪，也懒的去归纳，现在仅按选集顺序叙述一下每篇小说的故事梗概，当然，在叙述中已经加入了我的观点。
《信任》写于1979年，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的主人公是罗坤，刚刚平反重新任村支部书记，儿子却与文革中受利用批斗过他的贫协主任罗梦田的儿子打了架，在处理这一打架事件中，罗坤从大义出发，把自己的儿子送公安机关严办，亲自到医院照料伤者，罗坤赢得了村民和罗梦田的理解和信任。联系七九的社会现实，小说很有现实意义。
《土地诗篇》写于1981年，写公社党委书记“梁大胆”梁志华给犟牛队长道歉，因为他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不切实际地铲除了胡家沟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苇子沟，而想让苇子沟生产粮食。作品是作者对文革中极左路线的反思，但在作品中处处都有人性的闪光点，不管是极左路线的执行者和反对者。
《毛茸茸的酸杏儿》写于1985年，主人公是下乡知青姜莉，她喜欢上了一位喜欢研究国际关系，“到处搜集资料，把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地理以及民族风俗都研究了”的被母亲称为“神经病”的农村青年，父母反对，为她选了一位当医生的丈夫。“整整十年过去了，姜莉一想到那一次吃过的酸杏儿，嘴里就会有酸水泌出来。”“姜莉每天必看不辍的是新闻联播”，因为新闻联播里可能会出现已经成为外交官的那枚“酸杏儿”。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写于1986年，写作者辛程与薇薇童年时在老家白杨沟玩“过门”游戏，老白杨树背后就是他们的洞房，几十年后再次相遇，薇薇已经淡忘了童年的一切，二十年前她选择的丈夫是在青藏高原上开汽车的“英雄”，眼下她关心的是他写“一个字多少钱？”住多少平米的房子，而辛程却把“老白杨树背后”的薇薇如病态般留在了他的记忆深处。
《轱辘子客》写于1988年，被人称作“轱辘子客”的是龟渡王村嗜赌成性的王甲六。王甲六在年轻时候曾是王支书重点培养的革命接班人，但与王支书貌合神离的大队长刘耀明先是设风流陷阱使王甲六身败名裂，后又为“二十八岁还没见任何媒婆媒汉为他提亲作媒”的王甲六说媒娶了一个与他一样有着风流故事的女人，王甲六对刘耀明是爱恨交加，“憎恨得咬牙切齿又令他折服得五体投地”。王六甲与刘耀明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多年后，承包砖厂的刘耀明又勾引了王六甲的老婆，偶然发现后的王六甲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在刘耀明与自己老婆苟合的窗外蹂躏刘耀明的妻子，他觉得“他侮辱了刘耀明比刘耀明欺侮了他更使他觉得划算得多”，但随后与刘耀明“各行其事和忘却前嫌”的王甲六成了人见人厌的轱辘子客，而刘耀明还是龟渡王村的村长，还要主持王甲六因赌博被抓后要向村民坦白检讨保证的村民大会。
《两个朋友》写于1989年，主人公是王育才，他的朋友是王益民，两人“一个是一个的影子，一个是一个的寄托”，“自幼交好”。在王益民举荐下，说话就脸红的羞怯的王育才当了民办教师，有了自己的初恋，女方叫吕红，受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吕红痛苦地离开。文革后，有了钱的王育才设圈套让吕红离婚走到自己身边再抛弃她。王育才做出这样的事情就连最好的朋友王益民也有点不认识了，但报复过后的王育才也陷入了痛苦之中，想“要找一个能使我恢复羞怯的地方去”。
《日子》写于2001年，2007年获“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是我很喜欢的一篇，小说没有什么起伏的情节和高潮，作者把平淡的故事却写出了深意，很见功力。小说写一对在滋水河边依靠淘沙子、捞石头过日子乡村夫妇，男主人是个高考落榜生，女主人有过“好腰”，他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收获着希望和欢乐，但女儿分班考试考砸进不了重点班进而可能考不上大学的消息却让男主人在炕上躺了三天，最后那句“大不了给女子在这沙滩上再撑一架罗网喀”是对日子、也是对人生绝望的呼喊！
《关于沙娜》写于2003年，姓秦的女作家挂职县委副书记体验生活，一个叫沙娜的漂亮女子找到秦副书记毛遂自荐要当乡长，作家了解到她为三岔沟乡修了三任乡长都搞不定的发电站工程后，找书记和主管副县长推荐遭拒，但小说的结尾又写沙娜意外地当上了乡长。我没有看明白，不明白沙娜是如何当上乡长的，也不明白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猫与鼠，也缠绵》写于2002年，警察李猛抓住了在他办公室里偷盗的小偷，审问时小偷竟提出要见局长，原来“他偷过局长十二次，累计偷得六位数的赃款，第一次偷局长还是办公室副主任……无论偷多少次，局长都没报过案”。这篇小说应该是作者根据新闻报导而写成，有反腐的重要意义，但从小说的角度来看不成功，我不喜欢。
《腊月的故事》也写于2002年，也是一部关于贼的小说。快过年时秤砣家的牛被盗，他虽然心疼，还是杀了家里的羊过年，还是和往年一样为在县城里生活的两个初中时交下的朋友铁蛋、小卫是儿送去了最好的羊肉。后来身为警察的铁蛋来告诉秤砣案子破了，盗贼竟然是小卫，小卫因厂子效益不好，在城里的日子过不下去。这是现实社会在小说里有反映，小说现实意义很强，但文学性我不敢推崇。
《作家和他的弟弟》写于2001年，网上查了一下都写作《我和我的亲弟弟》，初看以为不是小说，但又把它放在小说卷里，不得不把它当成小说来看。“作家有一个被作家本人称为‘这个货’的亲弟弟”，“这个货”拿着作家写的字条去长县长，并借走了县里给县长配发的新自行车，而还回来时“车铃摘掉了。车头把手换了一副生锈的。前轮后轮都都被换掉了。后轮外胎上还扎绑着一节皮绳。只剩下三角架还是原装货。”包括《关于沙娜》、包括《猫与鼠，也缠绵》、包括《腊月的故事》，还有这篇《作家和他的弟弟》，这四篇先于2000年后反映时代生活的小说我感觉艺术水平不高，还不如作家早期的作品，也许是是作家善于写解放前后、土改、文革时期的生活，写当代生活不是作家擅长的。
《地窖》写于1987年，河西人民公社社长关志雄为逃避造反的追踪与迫害，躲到了造反派头目唐生法家的地窖里，并与唐生法的老婆玉芹产生了情义，有了肉体关系。十天后，斗争的风向转变，关志雄离开，并在文革结束后主持“说清楚”学习班，唐生法是“说清楚”的主要角色，在收到了唐生法的信后，关志雄感慨万分，许多事就像自己的“地窖”经历一样说不清楚啊！
三部中篇之一是《康家小院》，写于1982年，获上海首届《小说界》文学奖。康田生30岁丧妻，他只好把两岁的儿子勤娃寄养在老丈人家，十几年后终于靠自己的勤劳和仁义为儿子娶来了一个理想媳妇玉贤，儿子本分勤劳，媳妇贤惠和顺，康家小院也由“康家村里最阴冷荒凉的死角”变成“沐浴在和煦温暖的早春的阳光下”的地方，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康田生满意这样的生活，满意这个儿媳，两个月后，他就把康家小院的“金库”——放钱的梳妆匣儿交给玉贤保管。
然而，康家小院的好日子很快被打破，玉贤参加了村里办冬学扫盲班，面对写字潇洒、说话中听、中国和外国的事情知道得那么多的小白脸杨老师时，她有了“迷迷离离的感觉”，又面对小白脸多次的调情，她终于没有勇气挣脱被搂住的胳膊。
东窗事发，玉贤遭到丈夫、公公、父亲和母亲的责骂和鞭打，她默默承受，没有妥协，却做出了惊人的离婚决定，她梦想把假戏唱真。当玉贤突破一切阻力，见到杨老师说出自己想法，小白脸回答“不过是玩玩”，“你却当真了”的时候，她才如梦初醒，“一口带着咬破嘴唇的血水，喷吐到那张小白脸上”。
玉贤感到受了天大的侮辱，往回走的路上，想跳井一死了之，却在客栈外发现了喝的烂醉的勤娃，于是她“扯起了衣襟，擦了勤娃的脸，抓住一只胳膊，架在她的脖子上，另一只手紧紧搂住勤娃的腰，几乎把那沉重的身躯背在身上，拽着拖着，离开丁家栈子，走上了官路……”我们是否应该期待他们一家三口再次幸福地生活在康家小院里呢？如果不能，破坏康家小院幸福生活的恰恰是代表现代文明的小白脸杨老师。
第二个中篇是《梆子老太》，写于1984年，是深受作者自己喜欢的中篇小说。小说写的是一个忌妒成癖的乡村老太——黄桂英，她从小由于家里没有男孩，要到田间劳动，练得一身耕作的本领，男的能干她都能干，也因此反倒不会女工。她长得难看，脸长得像梆子，就被称作梆子老太，这并无大妨，是讽刺，也是亲切，但成亲后不能生育的缺陷，令她在梆子井村抬不起头来。
在中国传统观念很重的农村，这一生理缺陷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她产生一种近乎变态的心理，就是希望能在村里发现另外也不能生育的妇女，于是看新媳妇的肚子有没有变大成了她最大的嗜好，但是等来的却是村子里新媳妇赶着趟儿生出来的娃娃。失望之后的梆子老太更加孤立、苦闷，渐渐地养成了窥视别人隐私、嫉妒他人幸福的心理，又由于喜欢多嘴多舌，最终获得了“盼人穷”的雅号。
梆子老太的命运因为那段极“左”政治运动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她“睡觉也睁着一只眼”的窥视行为被工作组认定是警惕性高的表现，梆子老太成了村里的“积极分子”，进而当上了梆子井村“贫协主席”，走上了政治舞台，于是窥视有了名正言顺的借口，嫉妒有了堂而皇之的发泄途径，梆子老太借助于政治的力量在梆子井村开始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压抑已久的心灵开始了畸形的释放。
然而当人性的弱点和荒谬的时代结合在一起，梆子老太不仅成了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而且和这个悲剧时代一起制造着更多的悲剧人生。她“不经意间”所说的话断送了许多人的前程，也葬送了许多人还算美好的生活，她的扬眉吐气是梆子井村人的噩梦。不过我们又能怨恨什么？梆子老太完全是在根据上级指示在一丝不苟地工作，她自己也不理解乡人为何都不理解她，甚至后来连养子养女也敢当面责问。她的政治生涯随着“活学活用”达到高峰，也“文革”的结束而结束，原来下台的人又重新复位了，贫协也取消了，梆子老太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怪她的什么呢？她错在哪里呢？”
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包产到户的到来，梆子老太走完了她的一生，被她“陷害”过的梆子井村人竟无人来给她抬灵送葬，而这种事梆子井村只在几十年前有过一次，是一个土匪被打死后无人抬灵，他的三个儿子跪在街心十字向乡党村民赎罪赎过才得以入土。虽然这次村民在最后没有在梆子老太的丈夫跪请下就来抬灵埋葬了她，但在回来的路上“既不谈梆子老太的好处，也绝口不提她的过失，什么都不说。只是感叹今年麦子长得好……”
这本书的最后是1985年创作的中篇《蓝袍先生》，小说主人公徐慎行出身“读耕传家”的知识分子家庭，有着典型的儒家正人君子人格，年纪轻轻就开始坐馆教书。1949年解放后他被分配到师范学校进修，在学校他脱下自己一身象征腐朽封建束缚的“蓝袍”，换上象征精神解放的“列宁装”，他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感受着自由的美好，而且还在学习过程中与同学田芳建立了深深的恋情。然而徐慎行没有意识到，新社会的民主自由里也在“蓝袍”，在一九五七年但“大鸣大放”时，他批评了过去的同学现在的领导刘建国“好大喜功”，不久就被定为右派，徐慎行企图自杀，父亲两个耳光打醒了他，从此他退守到了传统的独善其身的人生姿态中，又穿上了“蓝袍”，只不过这个蓝袍是无形的，是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
小说里有两个字反复出现，那就是“慎独”。徐慎行去师范学校进修进时，他的父亲把“慎独”送给了他，徐慎行恋爱中头脑冲动时烧掉了父亲送给他的“慎独”，徐慎行“大鸣大放”时完全忘却了“慎独”，徐慎行被打成右派企图自杀挨了父亲的巴掌后，他又为自己写下了“慎独”，而这个过程也正是他脱下蓝袍到穿上蓝袍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