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金刚怒目式思辨,到君子必慎其独也的循循善诱式思辨,到大而无用,色即是空的平和
式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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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孤独
读大学时,因为喜欢哲学,常常跑去哲学系旁听,认识了一些人。
当时有一个同学跟我很要好,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留着很长的头发,可以很久很久不洗澡,发出异味,直到全班都快疯掉。好像学哲学的人都会有些怪癖,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
有一天这个同学突然很愤怒地跟我说:「台湾根本不可能有哲学。」我吓了一跳,问他「你怎么这么武断?为什么说台湾不可能有哲学?」如果说台湾人不了解哲学,我会认同。许多人不知道哲学系在读什么,读了哲学系以后要做什么。然而,不管是希腊的柏拉图时期,或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其全盛时期最强盛的学科就是哲学,或者说是思维--哲学就是在复制一个文化里所有与思维有关的东西。
这个同学继续说:「你发现没有,所有热带地方都没有哲学。」他认为在温度比较高的地方,人会比较注重感官经验,以印度而言,虽然有很强盛的宗教信仰,我们也会将佛学归类为一种哲学,但是那不纯然是逻辑论证、理性思考的产物,大多是从感官发展出的直观思维。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哲学,其思维模式、思辨模式与希腊的逻辑学有很深的关联。它有一个推论的过程,有理性探讨的过程。当我们和别人交谈时,会希望彼此之间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推论的、辩证的过程,就像黑格尔提出的「正反合」之类的模式,我们会说这是「符合逻辑」。
但是不符合逻辑的感官经验,就不能是一种思维吗?翻译佛经的人,常常会提到「不可思议」,例如《金刚经》里的经义就是不可思、不可议。这种与希腊的辩证逻辑大相迳庭的模式,不是哲学?或是另一种哲学?当年一个哲学系学生提出来的问题,虽然不是一个严谨的论证,却让我思考到今日。
不可思、不可议
这个哲学系的同学,当时很喜欢的哲学家之一,是丹麦的齐克果(SorenKierKegaard),他的日记和作品《恐惧与颤栗》,国内都有翻译本。齐克果所代表的是从基督教思想发展出的一个哲学流派,被视为七○年代存在主义的前导。他在《恐惧与颤栗》中,谈到了人类对于原始自然和孕育生命的恐惧感,此一论点和《旧约圣经》有关。
我们熟悉的基督教教义来自《新约圣经》,也就是经由马太、马可、约翰、路加这些人所传播的四大福音,内容主要是耶稣以爱为中心的思想。
台湾基督教的朋友读《旧约圣经》的人数不多,大家如果有机会读《旧约圣经》,如〈创世纪〉,会读到非常多神秘的事迹,出于耶和华对于人的试探,他以命令式的权威决定人的命运,使人时时刻刻存在巨大的恐惧感。齐克果所探讨的就是类似的恐惧。
举一个众所熟知的故事为例。亚伯拉罕年老时才得到一个儿子,宝贝得不得了,有一天耶和华--所谓绝对唯一的真神,在天上突发奇想,他想:「亚伯拉罕平常都很听我的话,是一个很忠实的信徒,是一个仆人。每一年都会到山上,宰杀羊献祭给我。要是有一天我要他献出自己的儿子,把儿子绑起来杀死,献祭给我,他会不会照做?」如果你对这个故事不熟悉的话,听到这里,会觉得这个神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非人性试探的念头。这不是暴力吗?神怎么会用这么残酷的方法试探人类?我们到妈祖庙拜拜,从来没听过妈祖要我们把自己的儿子绑起来祭神的吧!但在《旧约圣经》里,这种非人性的动作表现,正好证明了祂不是人,而是神。
这是不是呼应了佛经上的不可思议?神就是要不可思、不可议,才能够称之为神。
对于影响我们最深的儒家文化而言,很难理解此种人神关系。儒家文化认为,人与神的关系是相对的,神对我们好,所以我们祭拜祂。
可是基督教不同,他们主张「绝对」的人神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亚伯拉罕得到神的指令之后,二话不说就把儿子以萨绑起来。
以萨吓呆了,不晓得他的爸爸要做什么?亚伯拉罕背着以萨到山上,将他放在平常杀羊的祭坛上。刀子高高举起,正要划下去时,天使出现阻止了他,天使说:「神只是要试探你。」有一次,我在电影院看好莱坞拍摄的圣经故事,看到这一段,旁边一个老先生激动地跳起来大骂:「这是什么神?」我完全可以了解他的激动,因为中国儒家是不能接受这种违反伦理的事情,而当我们觉得神不像神的时候,是可以反叛祂的。
齐克果所谈的《恐惧与颤栗》,就是类似这种当神做了不像神的事情时,使人对于生命本质产生恐惧。在《旧约圣经》里,神创造了人,将他放到伊甸园里,看他很寂寞,又创造了女人,但不让他们有任何的关系。在伊甸园里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吃知识之树上面的果子,因为吃了之后就有知识。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只是你是否也想过,为什么神这么奇怪,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却留下一个漏洞,暗示人类去背叛祂?神创造了人,人却背叛了神,而人在背叛神后被驱逐出伊甸园,开始了生存的意义。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希腊逻辑、理性思维有所不同,但在《圣经》里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例如神因为不耐人的堕落,发动大洪水要把所有人淹死,这不是一种理性思维的表现,神以主观的权威生杀掠夺,祂可以创造、也可以毁灭,而且是「绝对的」创造与「绝对的」毁灭,没有任何理由。然而,祂在发动大洪水前,又有点后悔,好像不是每个人类都那么坏,而要把所有的创造都毁掉,好像也很可惜。于是,祂找了诺亚,要他造方舟逃难。这里,我们又看到佛经上所说的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这个汉字翻译是相当地精简,让我们不知道要达到如何的「不可想像」才叫作不可思议,凡可以想像、推理的状态就不是「不可思议」。所以宗教,无论是佛教或是基督教,在哲学系统里都归于「神学」,与一般哲学的思维做区别。
多年后,我又遇到当年那个哲学系的同学。他做了生意、发了财,穿着西装,有点发胖,我跟他提起齐克果,他有点失神,反问我:「齐克果是谁?」他可能忘了齐克果,我却忘不了他大学时候说,台湾太湿太热不会有哲学。为了成为哲学家,他花了很多钱买了一台除湿机,放在家里整天开着‥‥这大概是成长过程中,第一件引起我对哲学或思维发生兴趣的事。
被简化的思维过程
思维是什么?我们都有一个大脑,经由大脑去思考很多事物,去推论、推理,最后下判断,就是思维。
我在〈语言孤独〉一章提过,儒家思想影响我们甚钜,而儒家的主张,如孔子的哲学,常常是一种结论式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结论,是可以奉为教条的格言,听了之后不必做太多的思考,照着做就可以了。希腊哲学则恰好相反,把推理的过程、思办的过程,视为哲学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们读柏拉图的《对话录》,在〈飨宴篇〉里面就针对一个主题:Eros(译为「爱」或「爱乐斯」,即所谓「柏拉图式的爱」),以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发言的有医生、有戏剧家、有诗人,各自提出对Eros的解释。是否会有结论?柏拉图反而不太关心。
如果你习惯阅读儒家哲学的话,读希腊哲学会有一些不耐烦,因为你会觉得,怎么读了好几页还没有结论出现?在儒家文化强烈的影响下,那个哲学系朋友说的话也许会成真,台湾不会有哲学家,因为我们其实不太善于思辨,也很少有机会思辨。
在解严之后,我发现台湾有好多机会可以产生思辨。当一个社会里面,出现很多不同且极端的意见和看法时,就是思辨产生的时机。
例如兰屿设立核能废料储存场,两种结论性的答案:对或者不对,是两个极端,中间才是思辨的空间。又例如统独的问题,是台湾最值得思辨的一个问题,可是直到现在,很少看到两个人好好坐下来,说他为什么赞成统一,或为什么赞成独立。我们很少与人进行思辨,只是急着发表结论,当对方的结论和自己不一样时,就是举拳头决定了。
台湾在解严前,没有机会发展思辨,人民不被允许思考,不管说统说独都要送进监牢,现在可以说了,却没有人注意别人怎么说?怎么把自己思考的过程,充分地与他人沟通,让别人知道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结论?结果是,你不接受我的结论就变成我的敌人,演变成对立的状况。
我在好多场合里,遇到这样的状况。大家对于一个问题发表意见时,我不赞成A也不赞成B,可是当我对赞成A结论的人说:「你是不是可以说一下,你得到这个结论的思考过程?」对方已经产生敌意,他说:「那你就是赞成B喽。」因为缺乏沟通的耐心,思辨的过程完全被简化了。
每次选举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不管各党各派出来的人,发表到最后都是说好不好?对不对?底下的群众只有一个选择:好或者不好,对或者不对。解严后可以使人民思考问题的机会,完全丧失了。
思维最大的敌人大概就是结论吧!任何一种结论,来得太快的时候,就会变成思维的敌人。
当我站在台上授课或是演讲时,有麦克风、有桌子、有舞台,我的语言就已经具有「暴力性」。所以我会经常检查自己讲话的意识形态,并思考要如何让讲出来的话,不会变成「耶和华的指令」,而让底下的学生或是听众,可以与我一起思辨问题。
这么做不一定会得到好的回应,有些学生反而会觉得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一个问题会得到一个答案。老师直接给答案,是更方便、更简单的做法。
有一个老师,他服务于台湾南部的专科学校,他告诉我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在学生的月考考卷上,出现了一道选择题,题目是:台湾的民族英雄是:1邱逢甲2邱逢乙3邱逢丙4邱逢丁。
教育的思维模式怎么会变得如此简单?在这么简单的思维模式中,学生即使选对了邱逢甲,意义又何在?
处于生命荒谬的情境中
在〈暴力孤独〉中,讲到台湾最大的一个暴力事件主角陈进兴,死前签署了器官捐赠书,但是正等待换心、垂死的病人拒绝接受,他不要坏人的心脏。心脏原来不只是器官,还有好人心脏和坏人心脏的差别。如果我们把器官当作可以独立出来运作的零件,我们还会说这是个好人的零件或坏人的零件吗?这里面可以有许多非常有趣的思考。因为你没办法求得标准答案,你也许会觉得好荒谬,可是你究竟要如何面对这件事?为什么会有人捐赠器官被拒绝?而拒绝的人是宁死不从,像文天祥一样慷慨激昂地说:「我不要他的心脏。」当时看到这则新闻,我又想哭又想笑,觉得生命真是既悲凉又荒谬。
存在主义非常喜欢谈「荒谬」这个字,处于生命荒谬的情境中,就是人们思辨的时机。因为荒谬本身代表着不合理,所以你可以开始思考为什么产生荒谬感?荒谬感从何而来?如何处置这个荒谬感?思辨于焉开始了。
思维的可能性
但在儒家的文化中,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把荒谬情境的思维过程省略了。他们觉得:「我负责思考,思考出最后的结论后,告诉你,你照做就好。」孔子有七十二个弟子,这七十二个弟子应该就是最遵守他戒命的人。可是他们是最好的学生吗?不一定。我常常会觉得,当我站在讲台上,碰到一个对抗的声音、对立的声音、怀疑的声音时,我会很珍惜这个声音。因为这个声音非常不容易,他同时在帮助我,使这个带着权威和暴力、站在讲台上的角色,多一点弹性,不是单向指令的下达。
同样地,我也一直期待一个政治哲学家,期待他能唤醒民众。孙中山临终前,谆谆告诫说要「唤起民众」,因为他受西方启蒙训练,他是一个哲学家,不是政客。他不是要告诉民众对不对、好不好,他要唤醒民众的思维,他知道若是民众无法思考,社会的繁荣强大都是假的,都将毁于一旦。
可惜直到目前为止,政治人物的选举,不但不能唤醒思维,还使所有的思维崩溃。
解严这么久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还是只在于他是哪一个政党或谁应该下台、谁应该道歉。不只是政治人物,包括媒体,媒体常常暴力到不让人去思考事件过程,就直接下了一个结论。是不是真如我哲学系同学突然请出的那一句荒谬的话:「台湾没有哲学」,或者,台湾思维的可能没有完全绝望,只是等待机会被启发?
热到头脑不能思考是岛屿的宿命吗?
与温度、气候有关吗?在研究艺术史时,的确会发现追求阳光的画派,如印象派,很多画作都是感官的描绘,他追求的是一种「感觉」;可是在寒冷的北国,比如法兰德斯画派,就是非常冷静理性的观看,用眼睛分解、分析所有的物件,把物体化成一个非常精准的形式。
北欧人如哲学家齐克果,就是随时保持一种高度的冷静,不会随意表现出激动之情。在南方的义大利,一个男人可能看一个女人一两眼,就开始唱起咏叹调了(我们知道歌剧的咏叹调就是陶醉的)。我认识一个法国的女孩子,她对我说:「北欧人谈恋爱,不会表现得很热情,却能天长地久。听义大利人唱美丽的咏叹调,很浪漫,但是第二天就找不到人,找到了,他也可能忘了你是谁。」或许我们思维的模式真会受天气的影响。似乎在寒冷的时候,人的头脑会特别清楚,而热的时候就变得混沌了。我七、八月时通常不会待在台湾,这个季节的台湾不太能工作;那种热,混合着皮肤上的汗,空气里的湿度,而阳光又那么刺眼‥‥我就会觉得头脑里的东西开始变得不清晰了。
困境让人生存
光在台湾,中南部的人和北部的人就很不一样。我自己很喜欢南台湾人的性格,那种热烈、阿莎力的感觉,我们称之为「ㄥㄨㄥˊ」,就是一个很感官、很直接的字眼,不一定不好,在创造力上,ㄥㄨㄥˊ其实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南北性格差异,选举的时候特别明显。北部人看选举很冷静,他有意见,但不会随便发表,等到投票的那一刻才会知道要投谁。可是你在高雄六合夜市,随便坐下来聊两句,你就知道这个人要投谁了,因为他不会隐藏。
然而,每一种性格都会有两面,从思维的角度,我们不会去谈孰好孰坏这种绝对的判断,而是会去思考如何「平衡」?北欧人有理性的思维,却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地区。我问一个很要好的丹麦朋友:「你们的社会福利那么好,为什么还那么多人自杀?」他说:「就是因为太好了。人没有困难也就不想活下去了。」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奇怪,困境反而会使人生存。就像暴力,如果你做个问卷调查说暴力好不好?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会说暴力是不好的,可是那百分之零点一的意见,不会因此变得不重要。
疤痕是受伤的标志,很多原始社会以疤痕为美
有时候,你的确很难去抗拒暴力,因为一个完全没有暴力的文化,最后可能会失去它的原始性。我们不要用到「野蛮」这个字,我说的是原始生命冲撞的力量。
你有没有在南部看过乩童?在庙会烧王船的时候,乩童拿着尖锐的钉鎚往背上打,打得鲜血直流。后面有人口含米酒喷在他的背上,他整个人是在一种迷恍的状态。或者,你也可以到兰阳平原去看抢孤,参加的人,赤脚攀爬涂满牛油的棚柱,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摔下受伤。这是台湾底层文化让我感到震惊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暴力」了。
在早期的移民文化中,会用这种仪式测试年轻人是不是有生命的活力?通过考验的人就是英雄,因为他能够承担最大的痛,能够承担最大的危险,能够承担最大的苦难,他是英雄。就像原住民族或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的成年仪式一样。非洲地区的某些民族,会在成年的时候,用刀子在身上割出一条一条的伤口,塞进一种药物,使它凸起来,在艺术史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那是美的象徵。同时,这些疤痕也表示「我是勇士」,有时候疤痕多至一百多道,脸上、身上都有,男女皆同。以我们的眼光来看,会觉得疤痕很丑,会觉得伤口很痛,可是他们觉得伤口是一种挑战,疤痕是美。
在一个生存困难的环境中,要跟野兽搏斗,就要用疤痕来表示无惧。
这也是暴力。生命力和暴力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在球场上冲撞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在公路上疾驰,有一部分都是暴力。你如何去衡量?
与飙车的青少年对话,听他们谈速度,谈死亡
有一阵子台湾飙车文化盛行(所谓盛行是指媒体报导特别多,媒体报导少不代表不存在),自北市大度路在八○年代是飙车族的圣地,每天晚上排多少警力站岗都没有用。有一次,我把淡江建筑系的课停掉,对学生说:「我们一起去做个调查。」学生听到不用上课都很开心,跟着我到了大度路,我对他们说:「你们跟他们的年龄相仿,请你们每个人采访一个参加飙车的人作为作业,问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空间飙车,速度感的追求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学生后来整理出一个很有趣的比较。参与飙车的人与这些大学生的出生背景不同,多数都没有读到大学,大概都是国中放牛班的孩子。人在某个方面被放弃之后,会另外找方法证明自己。大学生会读书、会考试,飙车少年他们则是国中毕业之后就做黑手,在大学生跟父母要钱缴学费的时候,他们已经自己养活自己,并用存了几个月的薪水,买了摩托车,作为证明自己价值的所有物。
当他骑着自己买来的摩托车,加快油门时,享受的是一种做自己主人的快乐。他们根本不在乎死亡这件事情,过程中也真的会发生一些很危险的意外,我们对他们说:「很危险!」他们笑一笑。前面的年轻人摔死了,后面的人继续冲上去。
这份作业对当时的学生而言很重要,藉由采访对谈,使他们对此一社会现象有所思索,而不是立刻下判断说:「你看,他们都是些坏孩子。」我相信很多父母会这么说,但这个说法对于整个事件没有发生检讨性的作用。
如果孩子只是坐在妈妈的车上,被告知:「你不要学他们。」这个小孩不会有思维。如果他走出车子,和飙车的孩子对话,思维就产生了。我的意思是说飙车的孩子应该有机会受更好的教养和教育,而这个坐在车里的孩子也应该要有一点飙车的生命力。因为它变成两极了,在两极状态之间,愈向中间靠近,思维愈有可能发生。
结论让思维失去意义
从极端的两边向中间靠近,就是黑格尔说的「正反合」,正与反是两极,你提出一个最右边的看法,我提出一个最左边的看法,最后两者相合。正反合是一种辩证法,从希腊的逻辑学慢慢演化出来,是我们的教育中非常缺乏的一种训练。当前的教育仍是以考试为导向,而试题上是非题、选择题愈来愈多,学生不需要思辨,整个教育系统也没有耐心让一个受教育的人不立刻下结论。
所有的考试都是立刻要有结论的。可是这个结论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就像前面讲的,邱逢甲到邱逢丁,没有意义,没有思辨的过程。
思辨的过程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在做周密的思考前,不会立刻下结论,他会从各种角度探讨,再从推论的过程中,整理出自己的想法跟看法。
相较于儒家的结论式教条,庄子提供了较多的思辨可能。庄子是一个喜欢玩的人;喜欢玩的人,思辨能力都比较强。所以现在西方教育常常要儿童在游戏里学习,因为游戏本身就是思辨的。解开九连环是一个游戏,游戏的过程非常让人着迷,最快乐的不在最后解开的时刻,而在思辨怎么解开的过程里面。这种让小孩在玩游戏的过程里,培养思辨能力的教育方式,也是我们所缺乏的。
给孩子结论不见得不好,可是当结论太过急迫的时候,这个结论就失去了意义。
思维孤独的来源
再回到暴力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下一个结论:暴力是不好的,该如何解释同样是杀人,在波斯湾战场上开枪会成为英雄,在华盛顿街上开枪却成为暴徒?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屠杀了中国人的日本人,回到国内可能是天皇颁授勋章的英雄。何谓「合法暴力」,何谓「非法暴力」,恐怕要去做这么多细微的思辨,我们才能发现,暴力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不同文化对「暴力」的解读亦有不同。前面提到的非洲原住民成年礼,父母会在子女的脸上、身上割出一道一道的伤痕,又例如台湾的泰雅族的黥面文化(黥乃是中国古代刑罚,为避免带有隐含的贬意,有些人已开始改称之为纹面),或是年轻人的刺青流行,这些对身体的暴力,是一般人很难了解的,但对刺青的人而言,却是在唤回一种原始的记忆。
我记得小时候跟爸爸去泡温泉,看到刺青的人,我爸爸就会小声地说:「那是黑道或兄弟什么什么‥‥」接着就不敢讲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在欧美国家,有些非常优雅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也会去刺青,以对抗自己没有生命力的这件事情。中国古书里也有断发纹身的纪录,在过度文明之后,有人会渴望自己再变成断发纹身的一员。
有一天我上网站,看到一个年轻人用假名发表的文章,说他在妈妈看不到的地方都穿了环。他讲了三个地方,你听了也会和我一样吓一跳:乳头、肚脐,还有生殖器。在身上穿环最常见的就是耳环、鼻环、唇环,我在欧洲常常看到,尤其英国最多,英国的庞克区里,可以看到一身都是环的人。但是他讲的这三个地方,是「妈妈看不到的地方」,也是一般人看不见的,那么他穿环的意义何在?穿环是一种比刺青更明显的,对自己身体的暴力回忆。绝对会痛,为什么长久以来保留在人类的行为中?不只是在非洲部落、澳洲部落,而是在最文明的纽约、伦敦、巴黎,这些最好的家庭、最有教养的家庭,最文明的年轻人也开始穿环,意义是什么?当我们从美学、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看暴力问题时,真的不敢随便下判断、下结论。
我想,很少会有父母师长鼓励孩子,去跟飙车的人、刺青的人、穿环的人进行对话。我们的思维没有办法进行,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在族群与族群之间,划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不一定是代沟,同年纪不同领域的人也有很远的距离,互相不了解。领域跟领域之间的不能沟通,使得社会没有办法进行思辨。因为思维的起点,就是大家对一件事物有「共识」,即使角度不同,但焦点是在同一件事上,而不是各说各话。
例如在我这个年龄层的人,工作生活都很少需要用到网路,而我不上网的话,就不会看到在BBS站里,年轻人发表的文章。当我读到这些过去完全不知道的资讯时,我已经跨到另一个领域了。如果我不上网,我不会知道我的学生里,是不是也有人在「妈妈看不到的地方」穿了环、刺了青?他们不会告诉我,因为我作为「教师」的角色,已经被他限定为「反对者」,所以他们不会找我讨论。如此一来,我和他对于刺青这件事的思维就不能进行。
在台湾,这种现象很普遍,因为角色被限定了,而失去讨论的空间。我觉得这不完全是代沟的问题,而可能是因为我们不重视思维的过程,直接下了结论,这种切断性的鸿沟是造成思维孤独一个很大的原因。
哲学的起点是怀疑
哲学在检视思维,但不是读哲学的人就叫作有思维。我一直觉得,在大学里面读哲学系,可能读了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基督教哲学、西洋哲学‥‥这些只能称为读书,不叫哲学。
我们会觉得庄子读了很多前人的哲学吗?好像不是。他只是在思考到底是爬在泥土里的乌龟比较快乐,还是被抓起来杀掉后,装在黄金制成的盒子里,摆在皇宫里供着的乌龟比较快乐?我觉得这才是哲学。
哲学是面对现象的思考。如果你读很多庄子的寓言故事,却不能分析你当前的现象,我不觉得这是哲学。希腊所谓的philosophy,哲学,是「爱智」的意思。热爱智慧、热爱思辨叫作哲学,如果你只是读别人讲过的东西,本身没有思辨,只是继承或模仿别人的想法,就不能称之为哲学。
因为,哲学的起点是怀疑。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对不对?我应该想想看,从正面想、从反面想,最后即使我同意孔子说的是对的,可是我有过一个思辨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就照做,它就不叫哲学,也不叫作思维。
在台湾,每一天都有许多事件挑战着我们的思维能力。新闻报导某署长在KTV里疑似亲吻了另一个人,你是否开始去思维这个事情?还是媒体已经暴力到你觉得理所当然就是如此。如果人人都觉得「理所当然」,它就是一个暴力,而这个暴力没有思考。等到真相水落石出,所有人都不敢讲话,吓了一大跳,心想:「我那天怎么会相信这个人一定做了这件事情?」我们很容易被媒体牵着鼻子走,因为我们的判断力和思考力都愈来愈弱,甚至到最后乾脆说:「大家都这样讲的话,我就这样讲吧,我就是缺乏思维。」我在巴黎读书时,交了一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朋友,他说:「文化大革命其实也没有那么难过,有人讲说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先不要动,先观察,然后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这样讲的话,你就开始这样子讲,然后你千万不要变成那最后的几个和最前面的几个,因为都可能倒楣。靠错边就不好了。」听了这段话,我心想,海峡两岸最统一的地方,应该就是都没有发展思辨能力吧!
最大的孤独
当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说暴力是不好的,剩余的百分之零点一才说了:「暴力‥‥」大家已经开始骂他了:「你没有人性,怎么会赞成暴力?」他可能不是选择赞成或反对,而是选择思考。
所以,我认为思维孤独,是六种孤独里面最大的孤独。作为一个不思考的社会里的一个思考者,他的心灵是最寂寞、最孤独的。因为他必须要先能够忍受,他所发出来的语言,可能是别人听不懂的、无法接受的,甚至是别人立刻要去指责的。作为一个孤独者,他能不能坚持着自己的思维性?是很大的考验。
把自己的声音变成唯一的声音
前篇提到庄子与惠施讨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就是思辨的过程。可是如果你下次看到鱼的时候,对旁边的人说:「鱼很快乐。」他大概不会发展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问题吧。甚至可能在你的朋友问了这句话后,你还会觉得他今天是怎么了?我们的社会,像这样的问话愈来愈少,意谓着哲学和思辨愈来愈少。
大家都在讲一样的话,电视里面的东西一直重复,既没沉淀也没有思维。通常对立会产生思辨,但台湾社会对立有了,思辨却无法产生,我们的对立只是为了打败对方,得到一个一致的结论,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当我说,解严以前没有思维可言,很多朋友会说解严以前至少还有秩序,我不表认同,因为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不叫秩序。秩序应该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意见,但彼此尊重。harmonious,和谐,是源于音乐的概念,将各种不同的声音融合成最美的「和声」(harmony),而不是只有一种声音。
只有一个声音的社会是有问题的。大陆文革时期,整个社会的声音最一致,毛泽东讲什么,底下就讲什么,但那不叫作秩序,也不叫作和谐。
我一直期待解严后的台湾,会从一个声音变成很多声音,可惜到现在都还没发生。只有对立,没有思辨,都想把自己的声音变成唯一的声音,这是非常危险的事。
没有一种声音是绝对百分之百的好。任何一种声音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有其存在的理由,可是它也必须与其对立的声音,产生互动,那才是好的现象。
新符号是思维的起点
思维,不应该是学院里空洞的理论,而是生活在一个城市、一个岛屿上的人,对一个事件有不同角度的思考。
七○年代,我刚回台湾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谈凤飞飞。有些年轻朋友已经不太知道这位「帽子歌后」了。在七○年代她每次出现都会戴顶帽子,和她之前所有歌星的造形不一样;如果大家仔细回忆,那个时候,正是台湾慢慢从农业走向加工出口业,经济转变的时期,在楠梓等加工出口区,许多的农村女孩都变成工厂女工,这时候凤飞飞的形象受到认同,她的帽子便成为一个代表「转变」的符号。
我们常常觉得流行文化不是哲学,我们的哲学系也不会去照顾流行文化,可是在流行文化里,保持了最大的思考的可能性。凤飞飞是一种流行文化,邓丽君也是一种流行文化。军队里面很多老兵喜欢邓丽君,她代表的是温柔女性的形象,老兵一生的流亡和苍凉,好像都可以从她的声音中得到安慰。为什么是邓丽君而不是凤飞飞的声音呢?这就是符号的差异。后来邓丽君在大陆大红,因为文革后的大陆人和台湾老兵的经验是相似的,经历长年的颠沛流离,需要一个温柔女性的声音安慰。
分析当前流行的现象,非常有趣。不过,当我分析到现在当红的男子偶像团体F4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我没有放弃,我在想的是:为什么这几张脸会变成流行?作为一个讨论审美的人而言,我要讨论巴黎罗浮宫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多美多美,太简单了,因为每个人都说美。可是对于当前的现象,为什么大家会崇拜这个偶像?这个偶像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窜红?就是要用功的地方。
我最近常看到公共汽车上,贴着周杰伦拿着手机的海报。我觉得好奇怪,还尝试素描好好研究,这张脸为什么会变成流行?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脸绝对不构成美的条件,也不符合我过去的审美标准,他对我而言是个功课,我要做这个功课,否则没办法跟他的群众沟通--我想我的学生大概都是他的群众。
研究周杰伦到最后,也许我会妥协,在吃饭时说:「周杰伦好帅!」来讨好我的学生。也或许我不会,而是用我的角度跟他们对话,让他们也来了解我当年的偶像JamesDean,那个头发梳在后面、皮夹克领立起来,一副别人欠他好几百万的模样。还要躺在冰块上睡一个晚上,起来的时候看着冰块上面的人形,说:「好棒喔!」这是《天伦梦觉》、《养子不教谁之过》这些老电影里,关于我的那个年代叛逆年轻人的符号。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新的符号出现,可能一样,可能完全不同,而这就是思维的起点。
放下成见才能进行思辨
城市里的艺术家,是社会里面的一个现象,也可以是一种思维。
艺术家在不同社会里创造出来的审美价值,往往是检查思维最有趣的东西。不要小看审美,审美本身是种意识形态,真正的意识形态,这意识形态会藉着审美去筛选出它所认为的价值。如果我把唐朝美女的画像跟现代的美女照片摆在一起看,那是非常不一样的审美标准,为什么唐朝的人觉得肥胖是美?为什么现代人觉得瘦才是美?背后有一定的原因。
我们觉得青春是美,健康是美,可是有些朝代就会流行「病态美」,不要忘了长达六百年以上,中国女子会把脚缠到骨头都变形(这也是残害身体的可怕暴力);现在我们觉得烟熏妆很美,可是在李商隐的朝代,流行的是「八字宫眉捧额黄」。什么是八字宫眉捧额黄?就是书两道下垂的八字眉,再用如鹅腹般的浅黄色粉,涂满额头,如果现代人画出这种妆,你一定会觉得好恐怖!但那是当时最流行的妆。
审美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不断改变,一直在变。
因此要对审美进行思辨时,首先要放下的是「成见」,也就是你原本具有的那个审美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成见包括你既有的知识,你的知识就是你思维的阻碍,因为知识本身是已经形成的观念,放在思维的过程中,就变成了「成见」。我们说这个人有成见,就是指他已经有预设立场,已经有结论了,所以他的思维也停止了。
不妨检视一下,打开电视看看,有多少东西是有成见的?其实大部分的人,对大部分的事物都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成见。
所以我说要扮演不同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坚持百分之零点一的角色会非常非常辛苦,他可能是伤风败俗,他可能众所嘱目,也可能是众矢之的。但我相信,社会里的思考者可以承担这种孤独。
孤独是思考的开始
在本书里,我一直说着一件事:这个社会要有一个从群众里走出去的孤独者,他才会比较有思考性,因为他走出去,可以回看群众的状态;如果他在群众当中,便没办法自觉。我自己也是一样,当我在群众中,我根本没有办法思考。所以孤独是思考的开始,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让自己孤独?就像大陆朋友所说,「不要做前面几个,也不要做后面几个」。在群众里面,我们会很安全;跟大多数人一样,就不会被发现。
大凡思考者都是孤独的,非常非常非常孤独。例如庄子,他孤独地与天地精神往来,不与人来往。他从人群里面出走,再回看人间的现象,所以他会思考:爬在烂泥里的乌龟比较快乐,还是被宰杀后供奉在黄金盒子里的乌龟快乐?(是走出人群的人快乐,还是努力追求名利做官的人快乐?)他在思考,也在悲悯着这些汲汲管营的人。
庄子其实讲得很清楚,他愿意做在烂泥巴里爬来爬去活活泼泼的乌龟,因为那是他真正的自己,而不是用黄金装起来供奉在皇宫。别人觉得那意谓高贵,却与他无关,被供奉表示已经没有生命,已经不是活着的了。庄子宁愿活着,以他自己的状态活着,即使别人觉得活着很穷困、很卑微,在烂泥巴里爬来爬去,却是他真实活着的状态。
这则寓言所阐述的,正是一个真正好的哲学家,应具备的缜密思维,也教给其民族了不起的人性之传承与发扬。
但今天,我们看不到像庄子一样的孤独思考者,也看不到他在另一则寓言里说的「大而无用」的人。我们都好希望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如果比喻成树,就是希望自己能被拿去盖房子、造船,庄子却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他提醒我们说,你可不可以扮演无用的部分百分之零点一?先回来做自己,然后你对社会的「有用」才有意义。如果你自己都不是自己了,只是被社会机器利用,没有思考能力的角色,对社会的贡献只是「小用」。
庄子长期以来保持一个高度,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他几乎从未成为文化的主流,大概只有在魏晋时候昌盛一点,其重要性亦不如儒家。可是他追求个人的解放、追求个人的自由、追求个人在孤独里的自我觉醒,都是非常重要的思维。
无法形成思维的台湾
写作小说〈猪脚厚腺带体类说〉时,有点感慨台湾徒有许多事件(或称之为「乱象」,乱象是检查思维最好的机会),却无法形成真正的思维。
小说中假设了一个地名叫「万镇」,其实就是指万峦。我每次经过万峦,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好奇怪,有好多好多卖猪脚的店,每一家店都强调自己是「唯一」的正统、是「唯一」有国家领袖去过的店,而且都有领袖与自家猪脚的合照。去过的朋友会告诉我:「你要小心喔,很多店是假的,只有一家是真的。」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具体说出哪一家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我也无从判断起,因为对现代人而言,合成照片并非难事,那些挂在店家前的「证据」无法证明什么。
为何会选择猪脚做发挥?我在《因为孤独的缘故》这本小说集里面,写了舌头、写了头发、写了手指,我觉得人身上有很多肢体的局部,平常都被当成身体的一部分,你没有办法思考当它作为独立的主体时,到底要怎么办?今日人类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就是我们身体的任何器官都可以替换,这会不会让你想到「到底人是什么」的问题?过去,人之所以为人,好像有一个固定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这东西是什么,我们说不出来。但是当器官可以替换时,人变成由许多零件组装起来的一个整体,那么组装的局部到底是我,不是我?〈猪脚厚腺带体类说〉这篇小说,从市民广场上的猪脚塑像说起。塑像设计者是艺术家李君。我觉得在台湾社会里,艺术家往往代表特立独行的人,就是大家都剪短头发的时候,他就留长头发,大家洗澡他偏不洗澡的那一类。艺术家好像都有一点怪癖,他不会遵守社会的共同规则,艺术家是以其特立独行的角色或者用肢体语言去做某一种思辨。
留条小辫子像猪尾巴的艺术家李君,他觉得万镇既是以卖猪脚有名,这个市镇的公共艺术也应该是猪脚,于是他完成了以两千七百四十一只猪脚构成的塑像模型,送到镇公所。会计人员告诉他,一定要删掉一个。为什么?因为两千七百四十是个整数,比较好算。
这是我在〈猪脚厚腺带体类说〉这篇小说的开头,所用的好玩又荒谬的冲突情节,镇公所会计人员与艺术家的争执,其实只是为了一只猪脚。会计人员说少掉一只会少掉什么?(我们的社会少掉百分之零点一的意见,又会少掉什么?)可是艺术家却如丧考妣,认为少一只猪脚就是破坏了整件艺术品。(艺术家所坚持的往往是其他领域的人无法理解的)。
冲突发生了,李君这个艺术家也不是好惹的,他脱了上衣在猪脚模型前拍照,做出被迫害状,贴出很多大字报(有一段时间,台湾很流行表现出这种受迫害的感觉),等到城市领袖出面处理。城市领袖信基督教,很聪明,他觉得这个城市根本是一个无可救药、堕落、败德的城市,可是因为他是城市领袖,必须做出一个让大家有信心和有希望的姿态,所以他每天早上去晨泳,让大家看到他对生命非常乐观。当别人问他,对于艺术家与会计人员的抗争,有什么看法时,他不直接回答,只说:「地方有才华的年轻人,不可以埋没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大家猜到最后,觉得他是要保护这个艺术家,所以一只猪脚通过了。
台湾很多新闻事件不就是如此?在领袖讲了一句大家似懂非懂的话以后,就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而事件就在荒谬的结论下,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愈滚愈大。
最后万镇完成了一座铜制的猪脚塑像,两千七百四十一只猪脚紧紧拥抱在一起。在塑像揭幕那一天,艺术家李君剪掉了辫子,穿上了西装,因为他觉得受到领袖宠爱,应该要比较像个中产阶级吧。
这一段的灵感来自报纸上的真实事件,当时台湾有个画家,遇到我们岛屿领袖说:「你们艺术家为什么老是不穿西装?是不是没有西装?」领袖送他一套西装,这个艺术家以后就常常穿西装了。看到这则新闻时,我觉得好惨喔,那百分之零点一的特立独行都没有了。
特立独行的困难在于只要一点点不坚持,就放弃了。因为这个社会里,有一个耶和华,一个无形的巨大的权威,你不知道祂在哪里,如果你希望自己受到耶和华的恩宠,祂摸摸头你就很高兴,你自然会开始放弃身上跟祂不同的地方。
小说里的艺术家,当然不懂「无用之用」,他最后放弃了。扮演了领袖要他扮演的角色,从这个时候开始,他那由两千七百四十一只猪脚构成的艺术品,丧失了意义。
无人理解的孤独
思辨本身并没有很困难,只要你不把每个问题都变成了是非题或者选择题。
思维开始于「无」,这是庄子最爱讲的一个字。无中生有,对哲学家、思维者而言,所有的「有」意义不大,真正有意义的是「无」。
不管是老子或庄子,都重视「无」远超过「有」。无,为万物之始。
所有的万物都是从无开始。而在思维时,「无」代表的就是让自己孤独地走向未知的领域,那个还没有被定位,没有被命名的领域。由你为它命名、为它定位。如果你是真正的思考者,你命名完就走了,你必须再继续出走,因为前面还有要再继续探索的东西。庄子说:「人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人活着,他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他的知识是无限的,意思是说你怎么学都学不完,你必须不断地航向未知的世界。
可是大部分的人半路就停下来了,不肯走了。唯有真正的思维者坚持着孤独,一直走下去。最后,那个孤独的人,走在最前面的人,他所能达到的领域当然是人类的最前端。
所以,思维的孤独性恐怕是所有的孤独里面最巨大的一个任何一个社会皆是如此。当你坐着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绝对保有一个巨大的自我的孤独性。所有的思考者,不管是宗教里的思考者、哲学里的思考者,他的孤独性都非常大,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将他描述为一个绝对的孤独者。他赞成民主,他坚持民主,他坚持用民主的方法做一切的决定,最后这个民主的方法决定他必须要喝毒药死掉,大家都知道他的下场。学生对他说:「你可以逃走,不要接受这个民主,因为这个民主是有错误的。」可是苏格拉底决定要喝下毒药,他成为历史上巨大的思维孤独的牺牲者。民主不见得都像我们想的那么理想。苏格拉底留下自己的死亡,让所有的民主崇拜者对民主做多一点的思考。
宗教哲学家亦会陷入巨大的孤独中,如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进入自己的冥想世界,那是旁人无法进入的领域,无法领会其思维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过程,只有他自己知道。在艺术的创作上也是如此。耳朵聋掉之后,贝多芬在没有声音的世界里作曲;莫内在八十岁眼睛失明之后,凭藉着记忆画画,他们都变成绝对的孤独者,是相信自己的存在与思维,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理解的那种孤独。
登山可以体验这种孤独感。登山的过程中,会愈来愈不想跟旁边的人讲话,因为爬山很喘,山上空气又很稀薄,你必须把体力保持得很好。爬山的人彼此之间会隔一段蛮长的距离,很少交谈。行进中,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听到自己的呼吸。休息时,则是完全静下来,看着连绵不断的山脉,浩浩穹苍,无尽无涯,那种孤独感就出来了,孤独感里还带点自负。你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跟所有周边的存在,形成一种直观的亲密。
《小王子》书里常常讲到这种孤独,是一种巨大的狂喜,会听到平常完全听不到的声音。我相信,贝多芬在耳聋之后,听到的声音是在他聋之前完全听不到的;我也相信,莫内这么有名的书家,在失明之后,所看到的颜色是他在失明之前完全看不到的。我更相信,我们心灵一旦不再那么慌张地去乱抓人来填补寂寞,我们会感觉到饱满的喜悦,是狂喜,是一种狂喜。
就像气球,被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气体充满,整个心灵也因为孤独而鼓胀了起来,此时便能感觉到生命的圆满自足。
孤独圆满,思维得以发展
禅宗有一则有趣的故事。小徒弟整天跟老师父说:「我心不安,我心不安。」他觉得心好慌,上课没有心上课,做功课没有心做功课,问老师父到底该怎么办?师父拿出一把刀,说:「心拿出来,我帮你安一安。」心一直在自己身上,心会不安,是被寂寞驱使着,要去找自己以外的东西。可是所有东西都在自己身上了,一直向外追寻,是缘木而求鱼,反而让自己慌张。
我想,思维与孤独的关系亦是如此,回过头来认识孤独的圆满性时,思维就会慢慢发展。
也许对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岛屿,尤其是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媒体而言,孤独太难能可贵了,我们盼望一个不那么多话的领袖,可以在刹那之间透露一点孤独的思维,就像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静静地拿起一朵花,弟子们就懂了。
在〈语言孤独〉篇,已经谈到语言的无奈,愈多的语言就有愈多的误解,愈多的语言就有愈多的偏见,愈多的语言就有愈多纠缠不清的东西。这个时候更需要孤独的力量,让大家沉淀,然后清明。
我们不要忘了,波平如镜,水不在最安静的状况下,无法反映外面的形象。以此比喻,我们居住的岛屿,每天都波澜壮阔,没有一件东西会映照在水面,没有办法反省也没有办法沉淀。
孤独是一种沉淀,而孤独沉淀后的思维是清明。静坐或冥想有助于找回清明的心。因为不管在身体里面或外面,杂质一定存在,我们没办法让杂质消失,但可以让它沉淀,杂质沉淀之后,就会浮现一种清明的状态,此刻你会觉得头脑变得非常清晰、非常冷静。所以当心里太繁杂时,我就会建议试试静坐,不是以宗教的理由,而是让自己能够得到片刻的孤独,也就是庄子说的「坐忘」。
现代人讲求记忆,要记得快记得多,但庄子认为「忘」很重要,忘是另一种形式的沉淀,叫做「心斋坐忘」。忘是一种大智慧,把繁琐的、干扰的、骚动的忘掉,放空。老子说空才能容,就像一个杯子如果没有中空的部分就不能容水。真正有用的部分是杯子空的部分,而不是实体的部分。一栋房子可以住人,也是因为有空的部分。老子一直在强调空,没有空什么都不通,没办法通,就没办法容。
物质的「空」较简单,心灵上的「空」恐怕是最难。你要让自己慢慢地从不怕孤独,到享受孤独之后,才能慢慢达到那样的境界。
孤独一定要慢,当你急迫地从A点移动到B点时,所有的思考都停止。生命很简单,也是从A点到B点,由生到死。如果你一生都很忙碌,就表示你一生什么都没有看到,快速地从A点到了B点。
难道生命的开始就是为了死亡吗?还是为了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与孤独相处的时候,可以多一点思维的空间,生命的过程会不会更细腻一点?让自己有一段时间走路,不要坐车子赶捷运,下点雨也无妨,这时候就是孤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