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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冬队的“爷”和“阿哥”们
这就是著名的“臭臭”
几个小时的艰苦劳作为的肯定不止一把冰钻
帅哥海宁
中俄南极人的仲冬节
这不是小符那次绝望的经历但这样的路他经常往返
南极光——越冬故事里的奇观
极夜后的第一缕曙光
1月26日 阴
下午三点多钟，二十一次越冬队队长叶加平率领14位兄弟，乘直升机登上雪龙船，结束了整整十五个月的“度夏—越冬—度夏”经历。虽然还要在普里兹海湾里，要在雪龙船上等待整整一个月，才能踏上回国的旅程，但在他们心里，上船就意味着回家，意味着离老母的白发妻子的温情女友的缱绻娇儿的笑容越来越近。在他们心里，南极的记忆永生不会磨灭；在我的眼里，他们登上飞机的背影也会永远清晰。
我曾经接触过在南极越冬的科考队员，甚至科考队里的英雄，也和即将开始越冬的二十二次队几位兄弟混得交情莫逆。但接触一个刚从越冬生活中走出的群体，这还是第一次。这个群体中发生的故事，那些感人的点点滴滴，我会记在心里。现在，我从他们的苦乐年华中撷取几个章节，把他们的《越冬故事》作为2006的新年礼物，送给家乡的朋友，也纪念我可能今生仅此一次的南极春节。
在科考队里，越冬分队和内陆冰盖分队是最特殊的两个部分。去年，冲击DomeA时差点把命丢了的十三名队员戏称自己是“冰盖十三傻”，老叶和他的弟兄们伸出拇指，一指自己鼻子，就在玩笑中成了“越冬十七爷”。后来，大家觉得年轻人也叫“爷”实在过分，就模仿我们满族人给小字辈儿编了新的番号：阿哥。“爷”序列的排名是：副队长薛镇和、队长叶加平、医生童鹤祥、机械师于江、水暖工程师牛思范、管理员朱耀忠、电工尚辽湘、气象观测员刘国平、GPS跟踪站负责人陈军；下面的一位既是十爷，也是大阿哥——发电人员张瑞；张瑞之后，阿哥的排序是气象观测员李国辉、大厨李刚、负责海冰观测的窦银科、通讯和电子维护的张永宏、发电人员庄欣、高空大气物理观测项目执行人王海宁和地磁观测执行人符志坚。
“大爷”薛镇和已经在南极越冬五次，无论“辈分”还是身上凝结的故事，都应该是我的首选。可惜，我还没和他混熟，“大爷”已经跟着雪龙离开了南极海岸。这样，我只能从口才特别好性格特别男人弟兄们还有口皆碑的“二爷”——叶加平队长落笔。
老叶对我们很亲切，虽然我们上站接近一个月才有机会坐下聊聊，但从日常的细节，我能感受到这份亲切。除了对部下、对战友的关心，一年半的大连工作经历，也让豪爽慷慨的他对两个大连记者颇有点儿情意绵绵的意思。
先来介绍一下叶加平站长的经历。潜艇鱼雷兵出身的加平站长半生经历丰富多彩，做过官员，开过公司。向我们介绍时，他说得很快，速记很差的我根本记不下来，只是约略记得，厅局级单位他领导或服务过七八个。到南极前，加平同志是国家海洋局机关服务中心副主任，副厅级。从这里就能看出他对南极的向往——中山站历任站长都是正处级干部，假如不是他强烈要求，估计海洋局也不会把个副厅级干部摆在中山站。
叶站长应该算是和大连有缘。1999年4月到2000年11月，他在大连长海县挂职，担任科技副县长，至今和当时另一位副县长现任长海县委书记刘锡财时有联络。回北京后，加平站长又屡次返回大连公干，或旅游、访友，大连留给他的印象非常美好。对我们滔滔不绝的最初，他说的内容是大连印象。在他看来，大连人性格是南方人的细腻和北方人豪爽的结合体，给人的感觉非常美好。至于细节，他记忆犹新的是长海三宝：海参鲍鱼渔家嫂——渔家嫂热爱家庭，理解丈夫，爱家之浓烈，持家之勤俭，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说到在南极的感受，老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神圣。中山站是我国在南极圈里唯一的科考站，是南极大陆唯一的常年升起五星红旗的地方（长城站在南极乔治王岛，位于南极圈外）。在他看来，在中山站守着国旗和国外使领馆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使领馆，我们升起了五星红旗，相应地，人家也在我们的土地上升起自己的国旗，这种权益是对等的。而在南极则不同，虽然这里没有领土的概念（起码现在没有），但这里有权益，国家的权益。论辛苦，唐古拉山、昆仑山上很多兵站都是高寒缺氧，而且也是不见人烟，但那毕竟是在国内。在国门之外，在唯一没有领土概念的南极大陆守护具有祖国权益的土地，这种遥远的存在是老叶内心深处最敏感的庄严。
老叶认为，在南极工作，一定要有土地权益的意识。有一次，他到俄罗斯进步站做客，和我写到的弗拉基米尔一起，在老弗的办公室喝伏特加。端着酒杯的老叶注意到，老弗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俄罗斯国旗和他们国家元首的照片。老弗指着他们的三色旗，严肃地说，这是我们的土地。我猜当时叶站长一定非常感慨，因为直到今天，他还把这杯酒引出的话题拿出来说事儿，而且由此引伸到俄罗斯在南极大陆的六个科考站——俄罗斯在南极的科考项目停掉了很多，但科考站依然保存并运转顺利，这不是土地权益意识是什么？
从科考项目的角度来说，老叶认为，在南极作的项目都是大尺度的，关乎全球气候和人类未来。我们做的很多事都有很高的显示度，比如说，去年冲击DomeA，就引起了全球的注目，振奋了民族精神。老叶的手头有一本记录册，记录着去年内陆冰盖队进军DomeA五十八天行程中的一切细节。今天，老叶手抚记录册，一年前的艰辛危险让他感慨万分。当冰盖队行至中途时，机械师盖军衔患病倒下。那时，美国的空中救援队及时赶到，救了盖军衔，也在冰盖队员精神支柱旁又打了一根坚实的桩。时至今天，老叶仍然认为，假如没有救援，盖军衔必死无疑，冰盖队队员的精神支柱也极有可能垮掉，并最终全军覆没。南极科考已经进入航空器时代，强大的空中支援必不可少。为什么去年澳大利亚四男一女五名科考队员能在66天纵横1000多公里，不依赖机械就能到达美国的极点站？没有空中支持他们敢冒那个险？今天，发达国家所有冒险性的科考活动都是计划周密，谋定而后动。我们也想万事俱备，但现有的空中救援半径最多也就500公里。就这样的条件，就三辆雪地车，中国人还是冲上了距离中山站1000多公里的DomeA。美国人的确认为我们胡闹，但把盖军衔抬上飞机时，他们还是对中国人三辆破旧的雪地车竖起了大拇指。
老叶有个哥们儿，现在清华大学。说到DomeA，这位名校精英明显不屑且振振有辞：有什么了不起？美国人的飞机可以很轻松地飞上去！老叶观点不同：飞机也能落在珠峰上，为什么人类还前仆后继地登山？毕竟，是中国人第一个从陆地进入南极冰盖的最高点，用人类足迹填补了地球高点的唯一空白，结束了地球上还有人类不可攀登高峰的历史。另外，DomeA的成功登顶，还张扬了中国人进军南极内陆冰盖的欲望。老叶渴望更加强大的支持，让我们更有实力逐鹿南极。
作为越冬的南极人，老叶用一年时间把自己的思想磨得锃亮；作为越冬队的管理者，老叶的口碑也相当不错。
在南极越冬，生活压力其实并不大——越冬生活完全是共产主义，除了和家里人联系，万事不花钱。但在严酷的南极之冬，队员的心理压力、情感被长久剥夺带来的痛苦非常难熬。
在南极，冬季风雪的狂暴很难想象。我们刚到中山站时，发现沿着莫愁湖插了一排竹竿，两根竹竿之间间隔大概十五米左右。当时莫名其妙，后来有越冬队员告诉我们，极夜时，骤起的风雪瞬间就可以让天地间一片混沌，能见度也就几米。日本曾有一名科考队员，离科考站不到一百米的地方迷了路，最后再也没见到扶桑岛。极夜期间，队里的科考项目也要照常进行，憋在房间不出来绝对不可能。在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里，说不害怕是武侠小说看多了，再就是骗人。
越冬的心理压力还来自和亲人长久的别离，当然，天生冷血者除外。谁不渴望天伦之乐，谁不渴望娇儿绕膝？可在南极的冬季，想听听妻儿的声音也是奢望。在中山站，和国内联络方式有三种——海事卫星电话、短波电话和电子邮件。海事卫星电话费用大概每分钟三十元人民币，绝大多数人不用，也用不起。短波电话每分钟四元钱，但需要通过上海岸台呼叫，和老婆说两句悄悄话儿，全世界和你电台同频的人都能听到。就是这样没什么私密性可言的电话，极夜期间也完全瘫痪，有钱都花不出去。电子邮件物美价廉，每k一块五，可惜只能在每周五收发。越冬期间，一位上海队员的家属把电话打到中山站，思念没倾诉多少，银子被吃掉一千多块。那以后的一段时间，几乎没有越冬队员能听到家人的声音。这种情感的剥夺到底有多痛苦，没经历过的人体会不到。
在心理压力过大时，队员中有时难免出现摩擦和意外。打牌时把扑克一摔扬长而去、整天除了工作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种情况并不稀罕——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有正常人的情感和行为，在家时我打扑克就摔过牌，过后并不觉得丢人，何况在远离亲人、朋友却离危险很近的南极洲。在58天的极夜里，出现什么都有可能。
某一天，一位队员在冰上看到一只冻饿而死的企鹅（吓人吗？企鹅都能冻死），心理受到很大震动，于是做出了一个非正常的选择——他没告诉任何队友，就独自走向海边，准备步行走回祖国。
发现队员失踪后，老叶当即决定，除了厨师在家做饭和一名队员守侯在通讯房外，剩下的队员立即发动车辆，到茫茫冰雪中去找人。“那天幸好没有风、也没有雪，老天帮了我们的忙”。叶加平说，他们的车队出发后不久就发现了那名队员的脚印，于是大家拼命地喊，但没有任何人回答。这时，叶加平赶紧用对讲机告诉站上的留守人员，把站上所有的灯都打开，以便让那名队员能够看到回去的方向。同时，救援的人继续顺着脚印寻找，但茫茫冰海，哪里有人的踪影？过不一会儿，天就完全黑了下来。在冰雪上行走的劳累，加上也许会失去队友的恐惧，让所有的队员都感到异常压抑，队员张瑞甚至累得当场休克。就在这时，叶加平的对讲机响了：“那名队员已经回到站上”。这时，距离这名队员出走，已经整整过去了８个小时。“真的要感谢老天帮忙。”在讲述这件事情时，叶加平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当天晚上，见到那名队员，叶加平就说了一句话：“回来就好”。在他的记忆中，这是整个越冬期间，让他最难忘的一件事。
几个月后，当我们听到这件事儿时，还感叹这位队员命大，独自离开中山站好几个小时，没赶上暴风雪。
就是这样的越冬，作为中山站的当家人，老叶的管理难度可想而知。面对我们时，老叶只说了很多具体的事儿，但我们能总结出来，他的管理充满了温情。我不愿意过多说老叶的管理办法，否则可能会有人说他手腕儿高明，在这儿，“手腕儿”应该不是个好词儿。举个例子吧。越冬期间，每名队员过生日，大家都会欢聚一堂，举起男人沟通的良媒——啤酒，所有摩擦付之一笑，所有的不满都变成祝福和彼此的鼓励。很男人的老叶总是创造一些让大家敞开心扉的机会，用男人的豪爽弥合危险、枯燥的南极冬天压出来的裂痕。当然，老叶有个底线，就是不能让个人的行为损害集体的形象，因为这个形象不是某个人的，也不是中山站的，在南极洲，他们代表的是祖国。老叶说“祖国”两个字时，我能感到他始终作为精神支柱的、也是我没到南极时体会远没有这样深的一种感觉，就是神圣。
老叶是管理者，也是性情中人。刚到南极时，有一次我看到，他独自一人，拄着根杆子，在遍布风洞的岩石上、在已经开裂的海冰上大步流星。坐在老叶对面聊天时，我问他，二十一次越冬队里他是否走路最多的人。老叶的回答就一个字：是！
不只走路，很多事儿老叶在队里都能排在榜首，并且这些事儿都能让他感到快乐。在来南极的海路上，老叶和副队长薛镇和交流很多。算上这次，56岁的薛镇和已经五次在南极越冬，是我国在南极时间最长的两个人之一。那时，老叶对薛老在南极五年的心路历程非常感兴趣。薛站长告诉他，五个南极之冬，让自己从最初的“熬日子”彻底转变为“体味寂寞，充实自我，享受宁静”。受到启发的老叶找到八个字，指引自己即将开始的越冬生活：享受南极，快乐越冬。他不但自己从400个寂寞的日夜（主要是夜）里找到了欢乐，也率领其他16个兄弟把枯燥的越冬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冬季，只要南极的下降风在可忍受范围之内，只要雪不和风同行，老叶就经常和一批队员在室外找点儿工作，或找点乐儿。天气当然很冷，但老叶告诉我们的是：在那样的风里，他们纵身跃到空中，可以在空中短暂滞留。能杀人的南极风，让老叶和他的弟兄们体会到了逆风飞扬的快乐。
到南极洲前，我国的所有越冬队员都要到黑龙江亚布力接受训练。在受训时，老叶学会了滑雪，也爱上了滑雪。越冬期间，天气晴好的工作之余，老叶经常穿上滑雪板，到中山站旁的海冰上过瘾。海冰表面覆盖的雪随风流动，如纱似雾，撑着雪杖的老叶仿佛在云雾中滑行。老叶偶尔也会躺在冰面上，点燃一颗烟，什么都不想，看着天空和冰山出神——听了他的经历，我感觉老叶挺神。
在越冬生活即将结束时，老叶向国家海洋局提出了申请，希望能在南极多呆一年，连续越冬，可惜没有被批准。“假如被批准，你就是第一个在南极连续越冬的中国人吗”？听到我们的问题，老叶还是干脆地回答“是”，然后又自问自答地告诉我们：“有多少人经历过连续1300多小时的黑夜，又有多少人见过黄昏和清晨同时存在？我们经历过了，我们见过了，因此，我们是幸福的”。
1月27日 阴 狂风大作
《越冬故事》之二
“我爸爸叫豆豆，我是他儿子臭臭。去年冬天，他扔下我和妈妈，跑到什么南极去参加什么考察了。好久他都没跟我说一句话了，我既想他又恨他，因为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没有为我做过什么事。不过看在我们父子的情分上，我把自己对外宣传的这块宝地暂借给他，让他替我说说我的心里话。”
这是二十一次越冬队著名的臭臭网站主页上的一段话，我在臭臭他爹豆豆——窦银科的电脑上发现了它。“豆豆”今年三十二岁，臭臭不到两周岁。一个路都走不利索的孩子哪能写出“我爸爸叫豆豆······”这样的话，傻子都知道，这段话是窦银科自己搞出来放到主页上的。看到这段文字时，心情很复杂，我能体会到豆豆内心深处对儿子的思念和歉疚。出发前往南极洲时，儿子出生已经八个多月，当爹的怎么可能不为孩子做点儿事？只是在出发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连儿子新的照片都没见到。妻子在家当爹又当娘，远在南极洲的豆豆始终感到自己愧为人父。
臭臭还小，不可能理解父亲为什么丢下自己，远赴万里之外的绝域。假如他已知人事，知道爸爸在南极洲遭了什么罪，了解爸爸遭的这些罪意味着什么，豆豆就会成为他心目中的英雄。
二十一次队在南极越冬期间，窦银科是队里在野外作业最多的一个，他执行的是大连理工大学李志军教授主持的项目——海冰观测。越冬期间，豆豆要在海冰上钻洞，把测量海冰厚度、温度的仪器一直伸到海水里。随着海冰结冻，仪器就被冻在冰里，并每隔半小时自动测量、记录海冰温度、厚度变化。这几台仪器不需要人工操作，但豆豆必须经常更换电池、读数据后清空仪器的存储器——电池只能连续工作两天，存储器最多五、六天也会被灌满。豆豆放置海冰观测仪器的地方离中山站只有一公里，开着Honda四轮越野摩托，往返一次用不上半个小时。但在冰天雪地的南极洲，开着没有驾驶室遮风挡雪的摩托车，跑上半个小时是啥滋味儿，谁都能想象出来吧？豆豆冻伤过N次，冻伤的地方比N个还多。和我坐一起聊天儿时，豆豆捏着左手的无名指告诉我，这根手指现在捏着还有点儿疼，就是冻的。
除了用仪器自动测量外，豆豆每月最少要开着摩托车跑一次远道，在离岸边七、八公里的地方测量海冰的厚度。这活儿不复杂，就是用冰钻在海冰上打个洞，垂下去一条绳子，让绳子长度和海冰厚度相等，然后再量一下绳子长度就ok了。但你算算，开着摩托车在零下几十度的冰面跑十几公里，再钻透接近两米厚的海冰要多长时间？
这是正常作业的情况，我再说两个不正常的。
在各种资料里，南极洲风雪的威力、低温的折磨介绍了很多，这些都会给窦银科的工作带来麻烦。整个冬天，豆豆不止一次遇到仪器箱盖被风吹得无影无踪的情况，少了上面盖子的仪器箱被雪灌得满满当当。这时候怎么办？挖呀！先是顺着风向挖雪，找盖子，然后再挖仪器箱里的雪，手套被雪浸湿是家常便饭。假如雪接触到电线就更倒霉——电源一短路就得被烧坏，一烧坏就得换。越冬期间，豆豆带的几个电源根本就没够用，靠着东挪西借加修理，豆豆和电源一起熬过漫漫严冬。2005年7月，豆豆在中山站旁的那拉湾冰面上打冰钻，冰没钻透，钻却被冻在冰里了。命苦的豆豆自己实在没法儿处理，只能回中山站搬救兵。他和其他三名队友忙了一天，才把冰钻抠出来。那次遭遇，在哥儿几个身上都留下冻伤的痕迹。后来我在豆豆、符志坚的电脑里都看到了当时拍的一张照片：几名“援兵”环绕着那个冰洞，豆豆居中矮了半截——他站在冰洞里，所有人都表情呆滞，面如死灰。
严酷的自然环境里，豆豆遇到意外情况挨冻受累的情况还有很多，象海水潮涨潮落拉断了埋在冰里的电源线，不得不刨开厚冰取出并修理出故障的仪器，实在说不过来。
挨冻受累是一方面，野外作业时，危险也无处不在。2005年3月15日，豆豆出去探海冰，以便在合适的厚度放置观测仪器。这时的海冰危机四伏——看上去冰很厚，实际上层都是雪，下面的冰只有十几公分厚，就是再小心，只要踩塌了冰，自己爬上来的可能性等于零。当时，他的腰上系着两条绳子，绳子另两端分别拴在队友张瑞和张永宏的腰间，就是这两条绳子救了豆豆的命——探了不一会儿，脚下“咔嚓”一声，豆豆应声落水。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胸部以下的连体服就全泡了汤。那时候，宏宏和张瑞就拉呀，手里拽着兄弟的命；豆豆就爬呀，腰上系着哥们儿的情。幸亏那时气温还没低到滴水成冰，一路狂奔回中山站的豆豆腰、肾和身上一切零件才能至今正常，我也才能看到臭臭是怎样埋怨他爹的。
在野外作业时，豆豆身上还随时笼罩着暴风雪的阴影，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阴影就会化作恶魔，把他立足的冰面吞没，所以，豆豆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般情况下，视野里距离中山站只有几公里的冰盖表面很清晰，地面的雪流动也不明显。假如冰盖上突然出现比楼还高、白雾状的重云，而且快速逼近的话，豆豆肯定毫不犹豫，开上摩托车转身就跑——他明白，这不是云，是被暴风裹挟着的雪粒儿。在南极一年多，他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云”，仗着耳目灵敏，四轮摩托玩儿得溜，豆豆多次死里逃生。最悬的一次，他刚回到站区，没等进屋就被暴风雪咬到了屁股。
每次外出作业时，豆豆都要驾车前往。时间长了，中山站一台雪地摩托、一台四轮越野摩托被他玩儿得熟极而流。整个冬天，那台Honda越野摩托一共跑了1700多公里，豆豆自己就开了1200多，单算距离，都从中山站到DomeA了。也因为熟悉这台车，加上年轻、敏捷，队里遇到需要外出的艰苦工作时，他经常是司机。
2005年7月，几名澳大利亚科考队员驾驶两台雪地车，巡视他们的“国土”——拉兹曼丘陵。走到距离中山站大约一公里左右的劳基地时，澳大利亚人遇到了暴风雪。那时候，困守设施简陋的劳基地不是办法，到中山站“躲灾”又不认识路，坐困愁城的澳大利亚同行通过短波电台向中山站求援。叶加平站长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于是，他派站上的“得力干将”窦银科和王海宁驾驶四轮摩托前往劳基地，为澳大利亚的南极人带路。暴风中的拉兹曼丘陵遍布雪坝，根本没法通行，豆豆和海宁选择从旁边的海冰上绕道前往。一路上，风雪稍小时能见度能有五、六米，风雪加大时哥儿俩就象掉进了牛奶中。不戴风镜睁不开眼，戴上风镜眼前又都是雾气。你想想，一个三十出头儿一个二十五岁，这对儿难兄难弟相当于闭着眼睛把车开到劳基地，他们承受了什么样的恐怖，克服了多么大的艰辛！见到豆豆和海宁时，澳大利亚人简直不敢相信，两个中国人是开着摩托车穿越了他们坐雪地车里都害怕的暴风雪。
一个月后，叶站长为了调节大家的情绪，决定率领弟兄们前往企鹅岛，豆豆又成了和老叶一起探路的司机兼拍档——当然，豆豆是和站长换着开车，否则他能冻死。GPS显示，从中山站到企鹅岛直线距离是27公里，豆豆载着老叶绕道而行，最后跑了接近80公里。危险当然有——路上两个人遇到雪坝，把摩托车开翻了，幸亏车座是软的，被扣在车下的豆豆才不至于伤筋动骨。至于冷就不用说了，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开着没篷的车跑上几十公里，那滋味儿两人这辈子都忘不了。回到中山站后，豆豆摸了一下桌子，感觉象摸了电暖气。
豆豆和他的队友遭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罪，也看到了我们在南极洲这么长时间都没见到的奇观。举个例子，说说豆豆看到的冰山崩塌。我没亲眼见到当时的景象，也描述不出来听豆豆讲述时的感受。还是看一下他那天的日记吧。
June 1,2005,polar night, -30℃—--34℃
今天是我来中山站以来最冷的一天，零下35度左右。吃过午饭，我一个人去纳拉湾读数据。穿过崎岖不平的站区，走过平坦的莫愁湖，再朝北面走，大约600多米就到了纳拉湾。在纳拉湾的海面上，我们布设了长270米的一条冰厚度测量剖面。还有一些自动化测量仪器。气温这么低，我不但戴着口罩，外面还加戴了面罩。在海面上工作的时候，我突然听到脚下的海冰下面传来一阵猛烈的潮水声。我停下工作，仔细倾听。这声音由远及近，越来越大。我感到身体随着整个海面在晃动，就像是地震——可能是海水涨潮了。脚下是60多公分厚的海冰，不会有任何危险的。闷闷的潮水声刚过，就听见岸边“噼噼啪啪”响成一片。顺着响声看去，岸边的冰“突突”地往下塌。这种现象我见多了，是海潮挤碎了岸边的海冰，碎冰在重力作用下下塌。但没几分钟，就听见声后一声巨响，就像是炸弹爆炸似的。我急忙回头望去，看到身后大约五六百米远处，冰山后面升起了一团白烟，很大。白烟慢慢升腾，我也随之明白了，那是一座冰山在剧烈的海潮冲击下倒塌了。冰山倒塌后，海面上冒出来的阵阵热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变成了“白烟”。这个现象使我感到更加寒冷——我曾经和一名队友开着雪地摩托车在刚才冰山倒塌的地方走过，此刻，要是我们正开车经过那里，该有多么危险!
吃晚饭的时候，我把看到的事对大家讲。有队员说，他们在站上也听到了那声巨响，也看到一团“白烟”升腾。这种冰山倒塌的现象在南极经常发生（我听到很多次轰鸣，却从来没见过实景），只是在冬季很少见。
豆豆给我的感觉有点儿外冷内热，讲了那么多惊险的片段，回忆了那么多妻儿的美好，他脸上仍然一如既往地平静，只是在说起孩子第一次叫爸爸的感觉时，他才有些异样。豆豆告诉我，2005年9月，妻子把电话打到中山站，让儿子在电话里叫爸爸。臭臭一声爸爸，豆豆泪光闪闪。
多年以后，当臭臭到了崇拜英雄的年龄，豆豆应该是他心目中英雄的化身吧。
1月30日 晴
《越冬故事之三》——符志坚
在二十一次越冬队里，按年龄排序，符志坚是“老幺”，出生在1983年的他比万恒还小一岁。在大家的印象里，科考队里大多数都是科学家，符志坚就是从娘胎里开始学基础知识，22年的时间也不一定能套上“科学家”的光环。其实不止他一个，去年和他一起越冬并执行科考项目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他们的正规名称应该是“项目现场执行人”。后来小符告诉我，他从事的地磁观测项目执行起来很辛苦，越冬期间，基本都由年轻抗折腾的技术人员来做。
先说说地磁观测吧。
地球磁场本身是相对稳定的，但每逢太阳黑子活动频繁时，放射出的电离子就会剧烈干扰地磁场。磁场变动直接影响到人类活动，象航空航天、地震预报、资源探测等等，只要和地球磁场、空间电磁环境有关的内容，都会出现不正常的情况。比如说，航天飞机发射后，本来是按预设轨道飞行的，受到磁场变化的影响后，很可能会偏离轨道。当然，地球磁场波动的危害还有很多，我也给家乡的朋友介绍过，此处不再喋喋不休，总之，科学家不研究不行，小符不在现场观测不行。
半个多月前，我曾经和小符，还有来接他班的二十二次越冬队员苏振波一起参观、拍摄了他们的工作过程。那次他们给我的感觉是，这活儿比较简单，也不麻烦。有什么呀，不就是把仪器调好，然后整一眼闭一眼，盯着一个象显微镜的镜头看，再把数据记录下来了事。听我这样评价他的工作，年轻的小符立马急了。象我这样的年龄或比我再大点儿的，很多人不大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我们吃苦受累了，你爱理解就理解不理解拉倒。可小符不行，他遭罪了，你可以少给他点儿报酬，但藐视他绝对不行！急了的小符大声争辩，满口海南腔，我基本听不懂。
看了小符的工作，就知道他为什么发急。
第一次到地磁观测栋时，我们要绕过生活栋旁边的莫愁湖，大概要走六七百米的样子。越冬期间，莫愁湖冰冻三尺，小符可以横穿，离生活栋二百米左右的地磁观测栋几乎抬腿就到，可这并不意味着小符轻松。在他的电脑里，我看到一张照片：这哥们儿的动作和刘翔在栏上时差不多，但我看不见他胯骨半尺以下的地方，那段都陷在雪里了。这样的路每天走两个来回，的确需要出四次汗。别说出汗，就是下暴风雪，小符也得每天到观测栋两次，检查是否出现电脑死机等意外情况。
出汗是小符工作前的热身，或收工后的放松运动。他真正的工作是在地磁观测栋里挨冻。越冬时，每天晚上七点到第二天凌晨两点钟是磁场相对平静的阶段，也是小符观测的最佳时机。所以，除了正常巡视外，小符每天最少要在观测栋里呆上六七个小时。观测栋比电影院强的地方是，电影院里一片黑暗，这里灯火通明，但小符置身的这间集装箱改成的小屋仅有七、八平方米，窗外被暗夜笼罩，还经常有狂风怪啸。没有电视，没有录像机DVD收音机和一切有声带磁的东西，这时，害怕倒不至于，孤独寂寞是免不了的。观测时，操作人员身上不能有任何磁性的东西，所以，小符身上只能穿那种棉线的内衣。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夜，小屋里的电暖气大概相当于抗联队员点在深山里的一堆篝火，顶不了什么鸟事。
屋里的寂寞寒冷还能熬得过去，一天往返四次不到一公里的路却是经常充满危险。有一次，小符干完活儿回生活栋时，暴风雪突然加大，仅有100多米远的生活栋瞬间弥漫在风雪中，消失在视野里。漫天的风雪遮住了站上的灯光，狂风的呼啸淹没了对讲机里的喊声。独行在莫愁湖上的小符进退维谷，就蹲在湖面上，捂着头，心里念叨：完了！和我聊天儿时，他告诉我，当时的确很绝望，不知道自己还能否看见海南岛的椰风沙滩海浪阳光。我实在描述不出来当时他的绝望和我听他讲述时的心情，你想，一个22岁的小伙儿，在离祖国、父母一万多公里的南极冬夜，孤独地蹲在无边的狂风暴雪里，满心的绝望······，设身处地想一想，该是怎样的凄凉和悲壮！
好在中山站的暴风雪忽大忽小，好在雪雾稍薄时，符志坚看到了站上的灯。死里逃生之后，这哥们儿该干啥还干啥，好了伤疤马上忘了疼。
2005年3月，一场暴风雪把观测栋的墙壁刮得变了形。变形的墙和房门之间出现了一点缝隙，这缝隙被风撕扯得越来越大，不一会儿，房门就被狂风拽了下来。风停雪住之后，观测栋的箱子里灌满了雪。虽然有队友帮忙，门是装上了，可冬天里在室外装门，弟兄们那冻是怎么挨过来的？想起来手和鼻子都冰凉！后来看到照片时，我还是感到怵目惊心。
观测之后，象猴子一样好动的小符还得象唐僧一样在电脑前打坐，处理数据。在科研栋一间视线模糊的黑暗小屋里，他打开电脑给我看了其中一天处理的数据。我当时有点儿眼晕——4300多个数据，密密麻麻，半分钟我就看得串了行。就这些数据，小符每天处理一遍，把它改成国际通行格式，再生成磁场变化曲线，然后传回他的单位——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三亚地磁台。我一直觉得，象小符这样年轻的主儿该干点儿刺激，而且强度大的工作，可他手头儿的工作枯燥乏味仅适合老头儿。
家乡的朋友看到这篇日记时，应该正是春节期间，所以，咱还是少说点儿符志坚的难过和辛苦，泡点儿22岁年龄该有的阳光吧。
在二十一次队，小符经历的丰富多彩简直可以和他的队长老叶媲美，可老叶的年龄是他的两倍半。18岁时，小符就入了党。学校没毕业，这孩子就开始不安分，跑到海南马自达当工人，玩儿汽车配件。这不能算不务正业，他在海南机电工程学院学的就是汽车维修与设计，咱就算他理论结合实践吧。没玩儿多久，他又被资本家慧眼识珠，进了设计室——到这儿，他算是明白了汽车，后来在中山站工作之余，他能帮机械师于江搞点儿简单修理。会摆弄汽车以后，他又对马自达感到腻歪，于是一个高儿蹦回三亚，成了一家四星级酒店的电工领班——到这儿，他又明白咋当电工了，而且靠这本事自作主张，把中山地磁观测栋的电网和备用电源维修改造一遍。那之前，观测栋电网老化，电脑死机频率已经开始升高，但搞地磁观测的都不是电工，电工又不大敢碰地磁观测这样敏感的地方，只好等着符志坚的老板派既懂电又会玩儿地磁的“手儿”来。老板并不知道符志坚就是这样的“人才”，可这小子上站后就闲不住，主动打报告要求修电网。老板说，只要能保证维修时电脑不死机，随他便。然后电脑没死机，两个观测室的电网也在一天之内被搞定。
大过年的，我们给他列履历表意思不大，反正朋友们知道他还差点成为海军战士，最终档案被中科院地磁台的老板从人才交流中心拎走，然后又被派到南极洲就可以了。
到中山站后，这小子还是不大安分，当然，他还是很听老叶的话，并经常无意间用自己海南味儿的普通话给大家找点乐儿。举个例子：某一次，刘科锋同志“倚女卖女”，要求比自己侄子大不了多少的符志坚请客。快一年没“近女色”的小符和雷锋同志差不多，“对待女同志象春天般温暖”，好不容易有“美女”提要求，他哪能不答应？当时，他大拇指朝自己鼻子一挑，承诺说：“没问题，到澳大利亚以后，一人一馒头”！天天在中山站吃馒头的弟兄们哪能答应？追问之下，才知道小符承诺的不是馒头是请客地点——艺苑码头，弗里曼特的一家餐馆，于是哄堂大笑。象这样的“符氏打岔儿”数不胜数，您在国内可能不觉得有趣，但在生活枯燥的中山站，靠这样的调剂大家也能打发时间。”
小符胆子大，越冬期间经常四处乱跑。要知道，在南极洲，说不定什么时间暴风雪就遽然而至。在暴风雪中离考察站太远，又没有避难设施的时候，无论是谁都只能选择见两个人，非此即彼：逃回来见队长挨批评或乘风而去见上帝让他从此爱护你。在二十一次越冬队，符志坚和豆豆、海宁并列三大“逛鬼”，年龄最小的他有一次竟然独自逛到距离中山站四、五公里的地方。我问他，一旦暴风骤起，能否逃回中山站，他嘴一咧：肯定回不来——这就是年轻的符志坚，享受自然敢拿脑袋当代价。
在南极一年多，小符感觉不错，爱动的他甚至有点儿“享受宁静”的意思。极夜时，别人吃不好、睡不着，他照样啥都不耽误。只是在去年十一月份，知道雪龙船快来了，他才开始感觉日子难熬，开始渴望见到家乡的绿色。
如今，已经登上雪龙的符志坚满眼都是碧蓝。我相信他能在碧蓝里调入火红的青春，制造出生机勃勃的绿色。
1月31日 阴转多云
《越冬故事之四》——于江
在二十一次越冬队里，于江号称“四爷”，比他“排名”低六位的李国辉都比我大一岁，我们的年龄差距可想而知。无论做人做事儿，我和四爷都好像有代沟。所以，我一直担心面对我时，四爷能否敞开心扉。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四爷痛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而且我们在阴凉的食堂里一坐就是两个来小时。刚开始，四爷滔滔不绝，但我一拿出采访本，他马上变得不太自然。又泡了好一会儿，四爷脸上的表情才变得正常。我心里暗暗感叹，极地的寂寞让北京口音的四爷竟然打怵记者的采访本。
到南极之前，四爷可以在长城、中山两个站之间任选一个。当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山，虽然中山站条件更艰苦，生活也更枯燥，不象长城站那样，光周围的外国科考站就有七八个。于江的目的很明确，他就是想登上南极大陆，就想进南极圈。
于江是中国海监北海航空支队的器材助理——这个“助理”不是副手，支队设备科的采购、维修那一摊子事儿都归他管。在家时，四爷经常接触飞机，但玩儿雪地车绝对是外行。据他说，我国机械师的行列里，对雪地车比较内行的没几个，平时也没机会接触雪地车。在国内，于江曾在黑龙江的亚布力滑雪场看到一台雪地车，平时被用来压雪道，在其他地方，他根本没见过这东西。四爷坦率地告诉我，来南极洲之前，他对雪地车一窍不通，但他知道，中山站需要维护、修理最多的机械，就是雪地车。出发前，他曾在上海和著名的“大佬儿”级机械师徐霞兴一起修过雪地车。工作结束后，在场的国外工程师问他，是否还有问题需要解答，他简洁地回答：NO！——啥都不明白，哪来的问题？我猜他最终能登陆南极洲，靠的是机械原理、技术样样门儿清，而且经验丰富，假如考核雪地车维护经验，他根本成不了科考队员。越冬一年后，于江不但把雪地车玩儿得头头是道，中山站所有机械的脾气秉性也都被他摸得透熟。
中山站现有各种机械十几台，“辈分”最高的推土机还是1987年出厂，1988年运到南极的。最新的一台车是豆豆驰骋冰原的Honda四轮摩托，也已经上站三年多了。这些年，在南极经风历雪，所有机械都一身毛病。抵达中山站之后，整个度夏期间，四爷除了睡觉就是修车，两个多月里，“白天”就没脱过连体服。他心里清楚，假如不抓紧时间把车辆修好，度夏队一走，天儿会很快变冷，配件又不凑手，他得遭更多的罪，没准儿科考项目也得被耽误。好不容易把站上大小车辆的“毛病”治好，冲击DomeA的内陆冰盖队又开回来三台伤痕累累的雪地车。当时，这三台为中国极地科考立下汗马功劳的雪地车惨不忍睹——车身的磕磕碰碰不算，仅履带的72根钢轨就断了14根。于是，四爷又开始给雪地车“治病”，直到入冬的第一场雪落下，修理工作也没干完。现在，他已经忘了顶着雪修到啥时候，才恢复了所有车辆的“健康”。
和二十一次队的弟兄们聊越冬生活时，所有人提起于江都用“不容易”这仨字儿。在大家眼里，始终而且只能在室外工作，是于江所有艰苦的本源。
中山站有两个车库，一个是内陆冰盖分队的雪地车专用车库，另一个被站上唯一的吊车独占，其它车辆不出故障根本没有进库的机会。入冬后，大雪封门，机械就是出故障了也没办法，车库的门打不开，四爷只能在外面修。挨冻受累是一方面，四爷的心也随时悬着，他害怕一旦车辆正作业时出故障，耽误了科考或后勤保障项目的进行。所以，他对这些车辆的照顾就象在国内时对自己儿子一样，只要有故障出现的蛛丝马迹，四爷马上开工，把故障消灭在萌芽状态。
说两个四爷维护、修理车辆时遭罪的故事。
越冬期间，启动任何车辆靠电子打火根本没用。很多有过寒冷地区生活经验的朋友都看到过，在冬天，启动卡车一类的车辆时，司机经常拿根摇把，插到车里玩儿命地摇。于江告诉我，这是因为天儿太冷，发动机的机油已经凝固，靠车辆的起动机根本带不动，这时候只能靠人力让发动机转起来。四爷手里那几台车也是靠人力，反复拉一根细钢丝绳，把发动机带动。气温低于零下三十度以后，想靠人力启动车辆，就得几秒钟拉一下，一拉就是半个来小时。等车打着火儿，四爷也一身大汗。这时候他是不冷了，但胳膊也累得抬不起来，只能把眉毛、嘴唇上的白霜带屋里去。
说起冬天修车，现在于江还对几次清洗燃油滤芯的经历不寒而栗。那时候，他得找个兄弟不停地帮他按启动马达，他在车头按燃油泵。关于这个程序的原理他说了半天，我还是不知道怎样表述能写得通俗易懂，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儿，会开车、修车的朋友不用解释也明白，不明白的就知道四爷的手套很快被油浸湿，知道他很冻手就可以。于四爷干得很起劲儿，也很累，但感觉不到冷。忙一会儿之后，四爷突然发现手按到燃油泵上一点儿知觉没有。摘下手套一看，手指都红得发紫。有过三年黑龙江生活经历的四爷知道，手已经冻伤了。第二天，四爷的手指开始变色，发痒，钻心地疼。等到手指脱掉一层皮之后，他又开始迎接下一次冻伤。反复冻伤之后，四爷对这十几台车辆熟悉得不行。我们唯一的一次深谈时，他得意地告诉我，现在就是设计、制造这些车的工程师站这儿，两个人之间也有一批话题可以探讨。
到中山站之后，我听好几个人叨咕过，谁要是动动车，四爷总是心疼得够呛，他是发自内心地不愿意别人摆弄站上那几台车——怕不懂机械的人伤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事，这几台车上凝聚了他无数的心血，谁使劲挂档猛轰油门都象拿鞭子抽他。
于江爱车、护车，但是并不畸形，他只是希望所有人都和他一起爱护这些远涉重洋，又在南极洲功勋卓著的钢铁伙伴。一个冬天下来，四爷给每台车都编了一份履历表，车辆的出厂日期、开始使用时间、出现过的问题、维修次数、使用注意事项等等，应有尽有，他希望后来的机械师看了这些履历之后，和他一样心中有数儿。更重要的事，他希望同行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个机械师对待车辆一如自己的亲密伙伴，并能够步他的后尘。
在我之前，新华社的张宗堂曾采访过于江。那时，两人结识时间太短，四爷说得不多，宗堂能告诉我的，只有于江的一个愿望：等到我国在内陆冰盖建考察站的时候，他希望能前往DomeA，在那儿当一次机械师。我问他这个愿望有多大的实现可能时，四爷沉吟了好一会儿，然后告诉我，可能性不大——在DomeA建内陆站，极地考察办公室首先考虑的肯定是，被派出的人要有丰富的经验。有李金雁、徐霞兴这样屡次前往内陆冰盖的机械师摆在那儿，四爷的希望有点儿渺茫。
说这话时，他脸上带着很明显的渴望和落寞。
2月3日 阴
《越冬故事之五》——李刚
李刚这人挺有趣儿。不止我这样说，二十一次队友、二十二次队里和他比较熟悉的都这么认为。据说，一年多以前他刚到中山站时体重180斤，一口贫嘴贫舌的京片子，三句话里就差不多有一句引起笑声。那时，身高不到一米七五的他可以被看作传播快乐的“球菌”；一年多之后，队友们发现，越冬生活从他身上带走最多的就是赘肉，这兄弟体重掉到了130斤出头儿，这时，快乐依旧的他应该被称为“杆儿菌”。
来南极洲以前，李刚是北京同仁医院营养科的营养师，每天的工作就是把病人需要补充的营养合理分配到饭菜里，蔬菜、水果、鸡鱼肉蛋定好量，然后让别人去做，做好做歹也无所谓，反正医院的饭从来就没好吃过，病人吃什么也都没味儿，营养补充到位就可以。到了中山站，对付病人的李刚成了大厨，开始“对付”科考队员。刚开始，他也想把营养分配合理，可没过两天就发现根本不可能。去年，和他同船抵达南极洲的，加上二十次越冬队员，吃饭的总人数有100多位。就是有人帮厨，掌勺的李刚也得用喂猪的方法做饭，才能让弟兄们吃饱。度夏队员回国后，连他在内，中山站也只剩下17名越冬队员，这时候该发挥一下营养师的专长了吧？可这时李刚发现，自己已经“库中羞涩”——鱼、肉仍然能管够，蔬菜、水果已经挺不了一个月。面对各种物资严重不均衡的仓库，李刚只能多说笑话给队友当营养。
先来看看李刚曾经面对的窘境。
二十一次科考队的度夏队员启程回国后，李刚和队里的管理员朱耀忠盘点了一下家底儿，结果发现，带叶的鲜菜基本空空如也，剩下的只有圆葱、土豆，还有就是那种吃了能补充维生素，但一点儿菜味儿没有的速冻菜。四个月后，圆葱、土豆、速冻菜也全部告罄。从那时候开始，李刚这个“巧妇”就开始天天忙乎“无菜之炊”。一直到十月份，澳大利亚度夏队先于我们回到南极洲，才给他们送来几颗圆白菜，一点儿带叶的鲜菜。就是这不到20公斤的“澳大利亚援助”，让李刚感觉象迷路的人终于找到了组织又有了枪。那天，他和大半年没见到生人的队友对澳大利亚同行特别热情，双方纵情狂饮，李刚也没少喝——手里有蔬菜了，这哥们儿心情剧爽。
在那段没菜的日子里，快乐的北京人李刚整天脑袋发蒙。南极的冬天，尤其是极夜里，队友的情绪都不稳定。一顿好饭能让弟兄们开心，难以下咽的东西则会勾起大家的思乡之情。当然，每个队友都知道李刚没东西下锅，做的菜再难吃也没人吱声，可他自己担心时间长了压抑的情绪会让别的队员心理产生变化。我估计，整个越冬期里，李刚是二十一次队最敏感的一个。你看他那表现：菜稍微剩得多了，他心里就忽悠一下，就捉摸是不是弟兄们吃得不爽，心里不舒服。结果就是大胖子李刚变成排骨队队长李“小刚”。
上火归上火，李刚还是想出了一整套办法对付自己面前的饭锅和案板。
方法一：让厨房工作在正确的计划指引下开展。李刚有个长长的菜谱，长达几百页，每天的菜名都一一记录在案。李刚告诉我，越冬期间，他脑子比谁都发木，昨天做了什么菜今天就忘了。为了让弟兄们的餐桌尽量丰富，他的菜谱一列就是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然后就完全按计划执行，菜谱上没有重复，餐桌上就不会重复。当我问及就那几样东西，他是怎样做到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不重样时，李刚卷着舌头给我报菜名：肉分红烧、锅煲、软炸、干煸······，鱼就红闷、糖醋、酱爆、干烧······。除了鱼、肉站上几乎没别的东西，李大厨的菜谱就围绕这两样东西变幻莫测。听他叨咕一阵后，我很奇怪：越冬时，大家心情都焦躁，怎么不搞点儿清淡的菜？听了我的疑问，李刚无可奈何地透露了一个没好意思对别人说的“内幕”：到去年三月份，他手里那点儿肉和鱼都有味儿了，口味淡点儿就是臭鱼臭肉，于是这哥们儿就使劲儿放盐、放酱油，然后“假惺惺”地询问队友咸淡如何——明知道菜里加两瓢水都咸，只能拿闲嗑儿转移队友注意力。好在队友理解他，都说咸点儿好，能多吃饭，然后就低头拼命往嘴里划拉米饭，再就拿个馒头一口下去半拉，李刚就感动得眼眶发热鼻子发酸。其实上站后，我早就听说了有这么个菜谱，和李刚聊天时，更想一睹为快。李大厨告诉我，这份革命的火种已经传给了我们二十二次队的赵大厨，希望今年冬天他做菜也不重样——怪不得赵哥最近两周做菜也拼命放酱油、放盐，估计是把李刚的诀窍学到手了，提前让二十二次越冬队的弟兄们适应，结果拉我们这些度夏的倒霉蛋儿陪绑。从知道李、赵两位大厨的秘密后，到今天为止，我吓得四五天没怎么吃肉，也实在不敢用说不清保质期的东西痛快嘴难为肚子。
李刚的方法之二：菜单调，主食上找。报菜名时我还没感觉，等他滔滔不绝地“包子、馒头、花卷、烙饼······”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几十年前一出评剧里那段著名的《报菜名》。李刚对自己做过的东西太熟悉了，饼就给我点了十几种。我大致估算一下，一年里，他做过的主食不会低于四十种。这些花色品种和他那些锅煲肉、糖醋鱼一番排列组合，好吃的可能性不会太大，单调或许还不至于。
李大厨的方法之三，就是以情动人。我记得曾写过，科考队里有人过生日时，队领导一般都简单张罗一下，象征性地敬杯酒、发个贺卡。这事儿让李刚操办起来，就明显复杂、感人。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只要有兄弟过生日，李大厨肯定少睡几个小时觉，烤出来一批点心，加上个简单的生日蛋糕，再准备一桌菜。虽然菜还是脱不了“软炸肉、红焖鱼”的框子，但配上蛋糕，温馨的格调让南极的冬天也温暖。
李刚还有个方法，他没好意思说，是我替他总结出来的：用自虐式的工作换取队友的满足。去年冬天，中山站的最低气温是零下45度还多，那时候，李刚工作的厨房也不会高于零下15度——这是怕有人误会我替李刚吹牛，没敢再往低了估计，实际应该比这还低。在这样的天气里，厨房的墙上一层霜，洒地上的水一会就冻成了冰。前两天，我看了几幅照片，内容是二十一次队的几个队员轮番在食堂合影，食堂墙壁的霜上面被划出个数字：—45.7C，照片上的哥们儿都穿着棉袄。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李刚每天得忙乎十来个小时。无论哪个队友，无论工作到什么时候，只要到厨房，肯定有饭吃。
刚到中山站时，每天操办100多人的饭菜让李刚的体重迅速降低。等到度夏的队员走了，所有哥们儿都觉得李大厨苦尽甘来，越冬医生童鹤祥甚至和他打赌：减肥超过20斤，今后李刚到童大夫的地盘——武汉不用再消费一分钱，一切都是老童买单。结果不到三个月，童大夫心里开始没底儿，他主动求李大厨：“别瘦了，再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不就买单吗？我认了！”
李大厨的“手段”就说这些吧，再说他就成“阴谋家”了。当然，他心眼儿是没少活动，只不过这方法该算“阳谋”。活动400多天心眼儿后，李刚和队里兄弟交情莫逆。很多次，他在极夜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时，会有个兄弟悄悄推门进来，在他床头放块巧克力，或两粒儿“大白兔”，再悄悄出去，留下李刚在床上热烈盈眶——你知道这些不值一块钱的巧克力和“大白兔”意味着什么吗？在国内时，李刚也不知道，他只是爱吃，不然也成不了180斤的大胖子。到南极洲以后，他知道了，也吃不到了。队里花生、瓜子、牛肉干、糖·····，加在一起也不到20斤，17个人消费，没一个月就成了“紧俏商品”，成了台球、乒乓球、扑克比赛一等奖的奖品。再过一个多月，奖品也没了。从此，每当弟兄们半夜三更摸进房间，把自己从国内带来没舍得吃的那些“李刚的最爱”放在床头时，李刚总能在极夜的中山站，感受到巧克力、“大白兔”超出口腹之欲的意义。
在二十一次越冬队里，类似“大白兔”这样的情节没人统计，但每个人都能说上一堆，而且基本不重复，这些琐碎的、在国内可能只有长舌妇人才感兴趣的点滴，在南极给李刚和他的兄弟带来了很有生命力的友谊。一个冬天过去后，李刚、窦银科、王海宁、张永宏······，很多吸烟或不吸烟的男人经常聚在一个人的房间里，没人吱声，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就那样坐着、斜靠着，吸烟或不吸烟，眼睛里互相注视心里彼此温暖。“兄弟的交情在心里，谁都不用说什么”，李刚这样告诉我。
生活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政治中心，北京人李刚在中山站苦熬四百多天实在不容易。你看他和妻子通电话说什么：“国内有什么新闻”？“新闻？没啥新闻呀”！（李刚急了）“白菜多少钱一斤？这也是新闻”！在闭锁、枯燥的南极生活400多天后，眼界很高的北京人李刚不再浮躁，说任何感情以外的事儿都挺平静。看到队友们纷纷写越冬总结，他就拿自己开涮：“我只有一本菜谱，还留给老赵（二十二次队大厨赵忠林）了。老叶（站长叶加平）回国后想出书，我过两天把菜谱复印一份，给他附后面，销量肯定好”。
2月4日 多云转晴
《越冬故事之六》——牛思范
今年夏天，南极中山站最脍炙人口的一段故事叫作“牛换羊”，这里的“牛”就是我今天要写的故事主人公——牛思范。
老牛是大连人。来中山站之前，老牛在国家海洋局青岛海洋一所从事电力、水暖系统的安装和维护。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南极洲、中山站一点儿都不陌生。第十九次南极科考期间，老牛和几个同伴11月中旬从上海出发，飞抵澳大利亚，然后乘澳大利亚的“极光”号考察船先于大部队半个月登上中山站。在科考队到达前，老牛们已经把新安装的锅炉和整个水暖系统调试完毕。从那时候开始，中山站的水暖系统就生动地装在他的脑海里，老牛一闭眼睛就把这套系统捋一遍。那个冬天，他和十九次越冬队一起留在南极，又用手脚把这套系统捋了N遍。
我说这一段是为了告诉大家，“牛换羊”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牛”适合换“羊”。
二十一次南极科考队在中山站工作时，队里原定越冬的水暖工程师杨庆照——大家玩笑中的“羊”——身体不适，希望能有人替他在中山站越冬。换队员说起来简单，实际确定一名越冬队员是很麻烦的事儿。或许极地考察办公室操作这些事情轻车熟路，从队员初选到体检、培训、办一系列手续都象企业的流水线，但队员既没经过越冬培训，又没有心理准备，队员派出单位也没做任何应变的计划，极地办做出换人决定时必然要经过慎重考虑。更何况，准备替换的人选，就是我们这段故事中的“牛”本人是否同意，他家里条件是否允许也在考虑之列。这里还有挺复杂的过程，就不多说了，总之最后就是一份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曲探宙签发的传真电报，内容如下：
第二十一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临时党委：
知悉队员杨庆照同志上站后看病次数较多，感冒咳嗽四、五天，在床上躺了两天，右上腹肝部压痛，无检查及化验设备，无法作出明确诊断。同意你们“人身安全第一位”的看法。经研究，同意你们用牛思范同志替换杨庆照同志的建议。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
2005年1月13日
政府机关行文总是言简意赅，说明白了事。我在这份传真里看不出感情色彩，但在这份传真背后，老牛的爱人、孩子肯定多了一年的盼望，他本人的牵挂、思念，还有几乎与世隔绝的南极冬天里的寂寞、枯燥、辛苦、危险······，又哪是简短的百八十字儿能传递出来的？我不想再喋喋不休地泡什么“南极精神”，老牛毫不犹豫地决定留在南极洲的做法也只是“南极精神”很小的一个侧面。我只想记录在远离祖国一万多公里的南极，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可能也曾经因为自己先国后家的决定感到后悔，但在需要摆在面前时，他们第一选择还是国家的需要。这一刹那的决定，就很了不起。
“牛”换完“杨”之后，就在南极的夏季结束后，独自上岗，摆弄那些自己熟悉得不行的水暖设备。
我应该先交代一下中山站水暖系统的流程。夏天，站上用一个湖心泵从莫愁湖里抽水，存到水箱里，然后直接进入管路，和我们城市给排水系统一样循环；冬季，越冬队员要到站区旁边的纳拉湾海面上刨冰，用化冰池化开后，和夏天一样循环。这套水暖系统并不复杂，管路也不长，抽上来的水和化开的冰根本不用净化，据说比我们的纯净水更纯净。但在冬天的狂风暴雪中，在零下四十多度的气温里，没人敢保证不出现任何意外。老牛告诉我，一旦管路保暖不好，水管几分钟就能冻住。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意外还没出现过，所以没人能说明白怎么对付，可谁都知道，遇上这样的事儿很麻烦。
老牛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每天，他都要沿着管路巡视六七次，抄表、更换易损件之余，哪个环节稍有漏风之类的隐患，他就立马处理。这活儿也不很累，但挺缠人。整个冬天，老牛就没到离站区一公里之外的地方遛达，南极冬天的壮美、苍凉他根本没有领略的眼福。听队友说，去年冬天是中山建站以来最冷的一季，在气温最低的几天，老牛根本没敢睡觉，就瞪眼守着管路，困了到寒风里转转，偶尔还能看看极光。对他来说，那时候睡觉肯定比看极光重要得多。我问他那几天的情况时，老牛翻开挂历，给我看去年7月30日那页，上面清楚记着：当天气温零下45.7度，管路一切正常——为了这几个字，老牛两天两夜没合眼，五天一共睡了不到10个小时。
老牛的故事很琐碎，颇少感人动心的情节，但在日常的点滴细节里，我们可以肯定，这真是一头好“牛”。
我刚上站时，急着到空旷的地方传画面。当时，自己带的电源线根本不够长，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又不能保证足够的供电时间，正急得没着没落时，我看见了老牛。那时也不知道这位是哪方神圣，就看到他穿着二十一次队的队服，于是张嘴求援。老牛顺手翻出一批电源线，就象在枕头下摸出一本书。目测距离后，他从中间抽出一根给我，我一试，恰好够长。后来，我又多次碰上队友找他借各种工具，老牛还是伸手可及。参观一圈儿后才知道，人家把所有工具和配件管理得井井有条。真看不出来，这一米八十多高明显的一条东北大汉，竟然心细得很，责任心也是没的说。
我们抵达中山站后，按规定老牛可以在几天之内把工作完全交给接班的吴刚，然后当个散仙。可老牛还是整天和吴刚满站区转悠，整个“扶上马，送一程”的感觉。除了吴刚和他那一摊儿，这老兄看见什么干什么，修理个桌椅板凳，换个电源插座，帮科考队员安装设备，反正就是闲不住。时间长了，大家找他干活儿习以为常，老牛也不需要谁感谢，照样当头别人眼里的好“牛”自己心中的平凡一兵。
十年前我刚到大连时，想在街头随机采访几位市民很难。假如我问采访对象，你对某一件事有什么看法，得到的回答大多是“行，挺好”，为什么行好在哪里？不知道！更难堪的情况是，我们话筒一举，人家转身就跑，丢下的一句话是：你采访别人吧。时间一长次数一多，我形成了“大连人口讷”的印象。
大连人老牛是真的口讷，我们聊了半个小时就没词儿了。我哑口无言提不出问题，提了问题他也默默无言，然后就热情地给我递烟，然后我就和他一起吸烟，然后吸烟不多的我就嘴里发苦心里苦笑。在这样的尴尬里，老牛的一双大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手上密布细小的伤口，还残留着冻伤的痕迹，手指肚、虎口老茧坚硬厚实得象抡了十几年铁锹。我不敢多写，因为我怕他在大连的爱人和孩子看了这些糟糕的文字心疼，但我希望有人能和我一起记住这双手，记住这双手的主人，和老牛置身其中的这支队伍。
2月6日 阴
《越冬故事之七》——王海宁
说起对二十一次越冬队员的印象，我和万恒认识最一致的地方就是：王海宁是个帅哥。海宁长得帅，身手也敏捷，说话办事都很利索。我们初识是在足球场上，当然，那之前也见过面，但不能算认识——突然把十七名越冬队员都摆在眼前，我能分清谁是谁呀？放在大连，海宁的球踢得算不上好，但在中山站，绝对一个球星。我们第一次过招时，二十一次队友给他做球，海宁右脚跟向左后方轻轻一摆，把疾飞来的球弹进只有三平方米左右的球门，动作比我潇洒。接下来几次合作与对抗都挺愉快，于是我们彼此感觉不错，会餐时，举起酒杯对敬，说了一句在国内N个朋友得肉麻到用扫帚掸身上鸡皮疙瘩的话：哥们儿，交个朋友吧！然后我们就成了朋友。
现在捧着电脑码海宁的故事，我最先想起的是他在球场上的英姿，接着脑海中又浮现出他拿着话筒一曲《男儿当自强》，不算优美但很豪壮的声音把大家唱得热血沸腾。可唱歌踢球喝啤酒不是海宁故事的主要内容，我还是按正统的路子，先说说他的工作。
海宁是西安电子科大的在读硕士，越冬期间，他的工作是高空大气物理观测。说太多专业的东西肯定不是讲故事，所以我还是不说了，朋友们只要知道，他得守着七台设备，观测、拍摄极光和太阳活动、电离子强度等等就可以了。越冬观测最重要的是设备，无论是谁，一旦设备出现故障而且不能修好，这个南极冬天的罪就算白遭，回国后怎么算帐还是“险恶”的未知数。按海宁的说法，负责越冬观测的队员首先是个照看孩子保姆，孩子就是那些仪器设备。海宁的“孩子”最多，除了室内的七台设备，站区里探测高空大气的天线也都归他管。“孩子”多，自然得多忙点儿。好在海宁年轻，二十多岁的他每天在站区转几圈儿，检查一下天线有没有损坏的迹象也累不着，麻烦的是熬夜观测极光。谁都知道，年轻人觉多，而且容易睡得很沉，但年轻的海宁不能由着性子睡。冬夜里，只要天空晴朗，能看到星星，没有月亮或月亮不圆，海宁就得到观测栋等着——谁都不知道极光什么时候出现，可能整个晚上都能看到这种奇观，也可能白等一宿，但不管怎样，他必须随时守候。黑夜最长的半个月，海宁每天守在观测栋，连续熬夜，最后小脸儿苍白，吃啥都觉得恶心。从这个项目开始到现在，六年里执行者都是年轻人，我估计年龄大点儿身体差点儿的连熬半个月后，肯定去和越冬医生童鹤祥做伴儿。
熬夜是海宁越冬期间难忘的第一个方面，还有就是那一堆设备操作起来让人手忙脚乱的感觉，这一点也是他最能引起我共鸣的地方。
出发前，为了这次随队采访的顺利进行，台里给我置办了一批设备，然后让技术科科长王涛用大手填小鸭子，使劲儿往我脑子里装。看我几天时间实在不能熟练掌握，台里就把王涛派到上海，教师爷一直当到雪龙船上。就这样，我还是懵懵懂懂地上了路。海宁也一样，到南极前，设备原理都明白，但哪台设备操作的步骤都挺复杂，使用手册都是厚厚的一大本。上次队的哥们儿手把手教一遍，剩下就完全靠他自悟。说起这个，我觉得自己还算比海宁幸运：我的设备一旦出点儿毛病，还有央视的小潘、晓波帮忙，海宁得完全靠自己，再聪明也得笨鸟先飞。正式观测开始前，海宁就经常把自己关在观测栋里，一遍又一遍，反复按操作流程捋。刚开始，把七台设备都打开到正常工作状态就得两个多小时，关了自己十来天“禁闭”后，海宁二十多分钟就能把所有仪器搞定。
这个越冬期间，海宁观测极光的总时间长度达到994个小时，相当于40多个昼夜。40多个昼夜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也说不明白。我们上站时，叶加平站长介绍队员越冬工作，特地把“994”这个数字单提一段，然后国家海洋局副局长陈连增、极地办主任曲探宙和一干领导都吃惊、赞叹，会餐时首席科学家杨惠根博士为了“994”和海宁拥抱，敬海宁酒并且不是象征性地沾沾嘴唇而是一口喝干。于是我知道，为了这个数字的获得海宁相当不容易。
海宁的越冬工作很辛苦，但在十七位越冬队员中选择他当故事主人公的主要原因还是海宁对待友谊、爱情的态度。
我曾经介绍过，越冬期间，大家和国内通话的主要手段是短波电台——一种毫无私密性可言的通话方式。用短波电台通话，受天气影响非常大，尤其是极夜期间，完全无法通话。用电台通话后，二十一次越冬队员总结了两个要领：一是声音要足够大，二是要吐字要清晰。即便如此，也往往是扯着嗓子喊半天，对方什么也听不到。大家开玩笑说，这种通话方式，唯一能够起的作用就是“让家人知道自己还活着”。和父母兄弟对着喊还好说，假如和女朋友、未婚妻通话，这种“大声说悄悄话”的方式实在难免尴尬。你自己整天和弟兄们一起混，脸也就是一张人造革，可那边的女孩儿不行啊，他肯定不愿意自己说给恋人的悄悄话也向全世界宣布吧？不愿意也没办法，海宁女朋友的“悄悄话”不但被全体队友熟知，全世界守在这个频率的电台旁的人都知道。
就是在这个频率上，海宁和他的女朋友向全队，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他们的爱情，公开了他们的秘密。适应了这种方式以后，海宁开始“每次通话都大声喊，好像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再小声说话反倒不适应了。
在这个年龄差七八岁就有代沟的时代，我不知道20多岁的帅哥靓女们怎样处理“感情和责任”，海宁的处理方式让我感觉象上世纪80年代末的爱情故事。在给我们台做节目时，海宁称恋人的父母为“未来的岳父岳母”；在给女朋友发电子邮件时，海宁以一个中国南极人的名义，向那位远在西安的、名叫鲁慧的女孩儿求婚·······。在海宁生日前，他收到了国内的邮件，那个鲁慧由“女朋友”变成了“未婚妻”。反正海宁也没什么秘密了，那封电子邮件就在生日“宴会”上给全体队员宣读。四个多月后，我采访海宁并希望看到这封邮件。海宁嘴里感叹“你们这些记者啊”，然后还是把邮件复制到我的U盘上。我不想泄密，但还是愿意把这封邮件记录在这里，让大家和我一起感受，这对恋人跨越万里的爱情：
海宁：
每年的8月底，我都会习惯性的开始构思给你送什么生日礼物，想到你收到心仪礼物时惊喜的表情，我就觉得好开心。相恋5年多，每年你的生日我都会陪在你的身旁，今年也不想例外。可惜我们离的太远了，冥思苦想了许久，我决定拜托小符替我在你的生日party上送上我的一份祝福，此刻小符念着我写的公开信，仿佛我也参加了你的party，和你们一起同乐，我渴望的就是这样一种心境，你开心吗？
你告诉我，你们17个队员每个人过生日时李大哥都会准备一桌丰盛的佳肴来庆祝，还要做一个大蛋糕，真是辛苦他了！你在南极快一年，但体重没有减一斤，应该有李大哥很大的功劳吧。尊敬的站长大哥，虽然海宁每次电话提起你都是崇拜不已，可我脑海里对您的印象还深深停留在仲冬节那天你们喝醉酒您对我说的搞笑醉话，那些话更显得您亲切可人啦。其实感激各位大哥的话我很早就想说，也算是借着海宁的生日表达一下他这半个媳妇的感激之情。每次听海宁形容他在这里心情是多么愉悦时，我就很感动于你们之间关系相处的那么融洽。海宁去南极前就担心的给我说，他不怕吃苦，就担心遇不到一个有人格魅力和管理能力的站长，及一些志同道合的越冬伙伴。现在看来，他真的很幸运，我在万里之外的西安也放心许多，这里，我给各位大哥鞠躬了（海宁，还不赶快起来替我鞠上一躬！）
一直都记得你临走前给我说的话，“虽然我们相隔万里，但仍心心相印”。分离这快一年时间，我俩都成熟了许多，我比以前更独立了，也更发现离不开你。我们享受过相厮相守，也经历过长时间的相思，相信以后遇到的任何困难都会齐心协力顺利解决的，你说是吗？我们能够彼此相遇、相知、相爱，应该都是各自人生中最幸运之事了。经常想象着你回来的那一幕，那种苦尽甘来的感觉一定会很棒的，我会在西安乖乖地等着你回来，盼着那一幕变成现实。
你写的上封信我一直忍着没给答复，今天，2005年9月5日，在座十几个大哥为见证人，海宁，我要对你说：“虽然没有鲜花和钻戒，但我还是被感动的一塌糊涂。我愿意！我愿意成为那个未来幸福家庭的女主人，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同甘共苦！”。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作何感想，我第一次看时的确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这封信让我想起了自己的青春时代，让海宁和他的十六个兄弟潸然泪下，让小符的“海南普通话”更难听懂。海宁告诉我，一个女孩儿，一年多孤身独处望断天涯已经不易，牵挂南极洲牵挂心上人的安危冷暖更是苦受煎熬！鲁慧的牵挂和等待珍贵，海宁的善解人意更让我感觉他不象张狂少年。
对待友谊海宁也倍加珍惜。越冬期间，做海冰观测的豆豆身边经常会有海宁相伴左右。今天，每逢聚会，豆豆大多会举起酒杯，感谢海宁。海宁总是很淡然，在他看来，兄弟根本不用客气，虽然他自己总对人彬彬有礼。哥儿俩酒杯一碰，所有的冻伤、危险，从雪坝里挖车，从海冰里抠钻，都融进酒里，成为友谊的注脚。
现在，海宁已经登上雪龙船，我猜鲁慧也在思量着怎样去上海接自己的未婚夫。我和海宁的另一个朋友我的胖哥们儿万恒也经常打算，海宁“大婚”时，我们也携自己的妻子、女友西安一游，我将象对待自己的生平挚友那样，以三十六岁的“高龄”，再做一次婚礼摄像师。
到今天，我的《越冬故事》就写到这里了。语短情长，说不尽南极冬天里感人的点点滴滴，我也后悔平时练笔太少，不能很好地传达自己发自内心的感动，不能生动地反映十七个兄弟在极夜里的苦乐年华。我没有描述他们的面容，那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故事在十七个人的内心。我不奢望自己写得如此没有章法的文字被人记住，但我希望大家知道，对这十七个兄弟，对绝大多数中国的南极人来说，南极洲是我们人生旅程的难忘片段，是我们未来人生中精神世界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