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姓名:刘东兴学号:201121010156
专业: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梁启超先生乃戊戌变法的政治领袖、国学大师和中国史学大家。读起书收获的不仅仅是历史的知识,还有透过书籍传达出的大师的风范。梁先生讲坛之上熠熠的身影,娓娓道来的漫谈,仿佛真实的出现在我的面前。
《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书于1922年—1927年,是梁启超学术演讲的汇编。包括中国历史研究法,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三个部分。书中梁先生详细的为我们讲述了史的意义和范围,旧史学和新史学,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专题史如何做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使我真正的感觉到,似乎我不是在读书,而是在听梁启超先生循循善诱,不厌其烦的为我上课。我是在和梁先生对话。
其实我在看之前是有很多疑问的,历史是什么?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怎样研究历史?
开篇梁先生提出:“史者何?记录人类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随后在补编中进一步说:“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可见历史是在求真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意义,以供现代人借鉴。
历史是否存在因果律呢?梁先生随后说到:“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P126)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但只须这两点站得住脚,那么历史进化说也尽够成立了。(P128)梁先生认为历史是进化的,是基于进化论看历史现象和历史的发展的。
我进一步要问历史发展到底是什么推动的?马克思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英雄史观,则认为英雄人物创造了历史。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P106。如果历史发展缺乏那些闪烁的明星真的会有很大的不同,而马克思说即使没有拿破仑也会有另一个拿破仑出现其中有历史的必然。历史没有如果,所以这些都是无法证实的。我觉得这始终是个迷。梁先生的揭秘似乎是有道理的: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者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P107梁先生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谈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问题,是从人类历史发展变化中总结得出的断言,我觉得是比较科学的,我回答了我的疑问。
前面说到历史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的,那么何以求得真实?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取决于它对史实的忠实度。梁先生说:“史实、史料、史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是递减的。史料为史之细胞,史料不真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信。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
那么如何获得真实的史料呢?
思想行事留痕迹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迹又未必皆有史料价值。中国虽有大量的史书记载,但是官方史、帝王史并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抽离真实的史料实在太难,不禁佩服乾嘉学派和校勘者的良苦用心。梁先生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历史的纵横,纵为因果,横为背景。历史就是要处理好纵横的关系,远与近的关系,客观与主观的关系,真与假的关系。我觉得归根到底就是如何处理史料的问题。包括史料的来源,史料的收集,史料的判别,史料的处理和史料的呈现几个方面。
史料的基本来源有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一曰在文字记录者。文字记录之外的史料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就文字记录的史料来说,梁启超认为新史学和旧史学不同,新史学不是写“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一人一家之谱牒”必然忽略很多有用的史料,也常常会导致误用和伪造,有失客观。
搜集史料的方法。搜集史料是一件麻烦的事。有人形容搜集史料如抽丝一般,因为正如梁先生所言:“大底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轻重,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状况可以跳活表现。”P62搜集时,第一步需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敏锐的感觉。第二步,须耐烦。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得得其真相不止。史料中断案区区十数字,而研究者动用一年数月之精力,毋乃太劳?殊不知凡学问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者,皆须如是,便非科学的,便不能在今世而称为学问。P64
尤有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亦甚为重要。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往往有一人之言行、一事之始末,在正史上觉得其史料缺乏已极,乃用力搜剔,而所获或意外甚丰。P66
史料的处理
总结一下史料的处理包括:史料的鉴别和史料的组织两个方面。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为鉴别。P69鉴别史料错误或虚假最有效的方法是举出一个反例。然历史上事实非皆能如此其简单而易决,往往有明知其事极不可信而苦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对此等史料,第一步,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的态度,以免为真相之敝;第二步,遇有旁生的触发,则不妨换一方向从事研究,立假说以待后来之再审定。P71
对于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当何所适从?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最可信。先者以时代言,亦以人的关系而言,距史迹发生地越近,且其记述之人与本史迹关系越深者,则其言越可信。P74年代愈远,则史料流传愈稀,苟有一焉,则史家宜视为瑰宝。P74但是由于盖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敝,极易失其真相。P74所以,最先、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此固原则也。然若过信此原则,有时亦可以陷于大误p75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一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p77
这些对我们初学来说非常的有效,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鉴别史料。先生的淳淳教诲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可见一斑,我觉得学习历史是训练人严谨的思维、批判思维和怀疑精神的良好方法,我们学习了历史,学会鉴别史料就不会再轻信,不再受蒙蔽。
我向来认为史料的呈现一定要尊重史实,但是史书的写作仅仅罗列史实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史家进行加工,但是加工不是随意进行的,幻念一起则误生。我觉得可供史家发挥之处在于史论。宜将史与论结合,史乃记录过往之事实;论乃对史之评判。这种评判是允许的,而且也能成为史书精彩之处。太史公曰长曰短的,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先生史家的四长: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前后有序)史德乃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
梁启超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所谓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先生将其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史才:做史的技术。先生将其放在最后。可见作史之精要不在巧,贵在真!
总之,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历史研究的初学者,入门的一把钥匙。对于我们理解史之目的、史之意义、史料搜集、史料鉴别和史料组织都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从书中先生人格的魅力和治学的态度时刻感染着读者,不知不觉你就会和先生对话。
以上内容摘抄部分均来自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