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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域风云（八）
续记（一）
博尊宝
续记篇
缅甸历史沿革及国家元首
历史上称之为缅甸(BURMA)的地区，1044年形成统一的国家，经历了蒲甘、东吁和贡榜三个封建王朝。
1886年英国彻底占领缅甸，作为英属东印度的一个省。
1937年缅甸脱离英属印度，直接受英国总督统治：
巴莫博士为缅甸政府首相；（1937年4月—1943年8月）
1943年8月1日，缅甸宣布独立，组成日本占领下的缅甸执行政府：
巴莫博士为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1943.8月—1945.10月）
1945年10月，成立以英国总督为首的缅甸行政委员会：
昂山任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10月—1947年1月）
1947年1月，成立缅甸临时政府：（1947年1月—1947年7月）
昂山任临时政府首脑；
1948年1月4日，缅脱离英联邦宣布独立,成立缅甸联邦：
第一任总统苏瑞泰；（1948.1月—1952.3月）
（第一任政府总理吴努）
第二任缅甸联邦总统吴巴宇；（1952.3月—1957.3月）
第三任缅甸联邦总统吴温貌；（1957.3月—1962.3月）
1962年3月军事政变后成立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1962.3月至1974.1月)
1974年1月改名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一任总统奈温将军；(1974.1月—1981.11月)
第二任总统山友将军；（1981.11月—1988.7月）
第三任总统盛伦将军；（1988.7月—1988.8月）
第四任总统吴貌貌；（1988.8月—1988.9月）
1988年9月军事政变后改名为缅甸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
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第一任主席苏貌将军；（1988.9月—1992.4月）
1989年，缅甸国名之英文名由 Burma)改为 Myanmar：
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第二任主席丹瑞将军；（1992.4月—1997.11月）
1997年11月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改名会为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主席丹瑞大将；（1997.11月—2008年）
2008年制定新宪法，国名改为缅甸联邦共和国：
国家元首丹瑞大将。（2008年起）
缅甸国歌
世界不灭与缅共存
Till the end of the world, Myanmar
世界不灭，我们的缅甸！
我们热爱祖先留下的宝贵富饶国土。
誓言用生命来捍卫我们的联邦。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土地，我们拥有的国土。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土地，
团结一致、兴邦安民
这是我们永承的责任和必完的义务。
（《世界不灭》又名《我爱缅甸》，于1947年缅甸独立时，被定为缅甸联邦共和国的国歌。2010年10月21日，缅甸军政府根据新宪法更改国名为缅甸联邦共和国、国旗和国徽也相应更换，但国歌《世界不灭》没有改变。
当缅甸6600万人心潮澎湃唱着国歌时，他们已经遗忘，这是一位才华洋溢的华人为他们谱写的豪壮歌曲，最初称为《我爱缅甸》。
作词者徐守廉，浙江金华人，原是上海同济大学学工程的学生。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占领平津，又在上海制造“八.一三”事件，在战火同济大学的被炮轰损毁，不得不迁至浙江金华，后经江西赣州、广西，于1939年春迁到昆明。徐守廉，一个学工的大学生，在艰苦的生活中锤炼，在开展群众性抗日歌咏工作中慢慢锻炼成长为一个音乐家。
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学生运动，四个青年师生及著名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教授惨遭杀害。在白色恐怖下徐守廉被迫于一九四六年出走缅甸，先后在仰光华侨中学、南洋中学教音乐。这些学校的校歌均出自其手，《我爱缅甸》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的。同时与战后回缅的前战工队员吴章彬，陈振华，陈东明等组织伊江合唱团，其任音乐指挥。积极开展缅华群众歌咏活动，培养了一批缅华青年音乐人才，贡献不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守廉于五十年代中期回国，在云南省歌舞团担任音乐指导及云南省文艺学校音乐老师。从一九六零年至一九九八年多次选为《云南音乐家舞蹈家协会》理事。）
缅甸联邦行政区
1948年的缅甸宪法对缅甸领土的规定如下：
缅甸联邦涵整个缅甸领土，包括——
第一、所有迄今为止由英王陛下授权缅甸总督统治的区域——勃固、曼德勒、实皆、马圭、伊洛瓦底、德林达依、若开（七个省）；
第二、克伦邦——从德林达依省中分出，为缅甸联邦的一部分；
第三、掸邦——掸联邦和佤邦合并所在的地域，为缅甸联邦的一部分；
第四、克钦邦——含密支那和八莫所在的地域，为缅甸联邦的一部分；
首都为仰光市。
1952年:
钦邦设立(从若开省中分出)；
克雅邦设立（联合Bawlake, Kantarawaddy andKyebogyi三地区）；
1964年:
仰光省设立（从勃固省中分出）；
1974年: 孟邦设立（从德林达依省中分出）；
1988年：若开省改为若开邦（若开省是1948年设立）
2005年11月6日: 首都迁往中部新建城市尼比多（原彬木那地区）。
缅甸国父——昂山将军
昂山将军（AungSan，1915—1947），是领导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缅甸民族英雄，被缅甸人尊称为国父。
1915年2月13日，出生于缅甸北部马圭县，取名腾林，后改名为昂山。
1922年就读于马圭省迪彬格亚寺庙。
1928年就读于仁安羌市民族高中，毕业时巴利语和缅文成绩优异。
1932考入仰光大学，学习期间，担任仰大学生联合会执委、宣传部长，并担任《欧威》（Our Way）杂志编辑。
1936年1月30日，吴努（缅甸独立后的首任首相）因为在学生联合会举办的辩论会上批评了作风专制的司罗思校长，被校方开除。吴努进入仰光大学比昂山早，已经在攻读第二个法学学位，算是他的前辈，而且是《欧威》杂志的主编。
以昂山等人为首的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紧急号召大家抵制期中考试、罢课上街游行。群情激奋的缅甸学生在他们的组织下走出校园，前往市区进行抗议示威，这就是著名的“仰光大学学生示威事件”。
事件发生之后，校方以昂山领导学生罢课将其开除。这样一来引起更大的反弹，学生联合会遂即组织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游行示威以示抗议。在仰光舆论界的强大压力下，英国殖民地当局迫使学校当局妥协，宣布取消了对他们的处分，才得以返回仰大继续学习。
这一次的学生运动的胜利使昂山成为了全国舆论瞩目的焦点，他乘此机会于1936年3月组建了“全缅学生联联合会”。昂山担任联合会第一任主席。
1937年5月昂山获文学士学位后继续学习法律。担任仰大学生联合会执委和全缅学生联合会主席；
1938年8月昂大离开仰大后，参加了“我缅人协会”，取名为德钦昂山，从事政治活动，1939—1940年任该协会总书记。
1939年8月15日，德钦昂山、德钦拉佩（博莱雅）、德钦登佩敏、德钦丹东、德钦梭、德钦巴罕和达塔先生等人秘密成立缅甸共产党，德钦昂山出任党的总书记。
1940年8月8日，德钦昂山（取中名：陈鲁秀）与德钦拉棉受缅甸共产党的派遣，为缅甸独立前往中国寻求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国民党的支持，据说未能与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取得联系，而在日军铃木大佐的安排下去了日本，受大东亚共荣圈蛊惑，幻想借助日本实现缅甸民族独立，遂与之结成联盟（取日本名：缅田门义）。返回缅甸后不久，昂山于1941年3月10日率领“三十志士”前往日军占领下的中国海南岛受训（改称：“博德扎”）。1941年12月27日他们在泰国曼谷歃血为盟，组建缅甸独立军，昂山任总司令，指挥部队带领日军向国内挺进，与英军作战，接管占领区的地方行政。
1942年7月27日，解散缅甸独立军，组建缅甸国民军，昂山任总司令（始称昂山将军）。1943年3月11日，应日本政府的邀请，昂山将军与巴莫博士、登貌博士、德钦妙一行访问日本。
1943年8月1日，在日军支持下宣布缅甸从英国独立，组成日本占领下的缅甸执行政府，巴莫博士担任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昂山将军为国防部长，吴努为外交部长。
缅甸共产党，于1943年初，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德钦梭被选为总书记，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加强抗日活动（这时昂山已实际脱离了缅共）。1944年8月23日他们与昂山将军联合成立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缅人习惯缩称作帕萨帕拉），昂山任同盟主席，德钦丹东任总书记，德钦梭任政治领导人。
1945年3月27日，“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领导抗日武装起义，昂山将军任总指挥，率受日军训练和装备的缅甸国民军协助盟国作战。由于他们熟稔本国的地理；对驻缅日军的兵力配置和作战特点一清二楚；为盟军轰炸机精确地指示了目标；打破了日军的夜战优势，使其造成巨大的损失；配合盟军的反击战取得最后胜利，直至日本投降。
收复缅甸之后，时任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官蒙巴顿勋爵对昂山的作为和人格给予很高的评价，对其为争取独立而与日军合作的经历表示谅解。但是，昂山自身却对此深感不安，发表了《缅甸的挑战》一文，坦诚承认自己在1942年的时候，轻信了日本人愿意帮助缅甸独立的谎言，犯下了愚蠢的错误。同时，他也宣称自己在日本占领期间竭尽全力保护缅甸的民众，尽可能使他们免受日军的压迫。
二战中，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昂山、三十志士、德钦党人都是反对英国政府的暴乱分子，应该绳之以法。当1945年10月，英缅政府返回了仰光，总督议会中的一位英国人顿奥克，指控昂山在缅甸独立军前进的途中，一位乡村的村长因为从事亲英活动、被昂山处以死刑。顿奥克声称他是整个事件的见证人，他可以提供全部证据。正好在关于缅甸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多曼·史密斯总督和昂山之间发生了冲突，借此多曼·史密斯下令逮捕昂山。但是，由于昂山得到缅甸军、克伦军、克钦军的支持，驻缅英军当局的首脑警告，指出这么做有可能引发全国性的暴动。史密斯总督权衡再三，决定直接向昂山询问顿奥克所指控的这件事情。昂山表示该项死刑是根据当时军事法庭的判决，自己只是执行而已，表示愿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伦敦政府电令多曼.史密斯取消了逮捕的指令。
后来昂山多次主动前往拜访史密斯疏通协调，逐渐改变了英国政府对他本人的态度。
1946年10月，由于蒙巴顿勋爵支持缅甸独立，条件为昂山辞去军职从政。这样一来他得以参加以英国驻缅甸总督为首的行政委员会，任委员会副主席。
由于昂山与英国人关系密切，缅甸共产党对“同盟”倾向与英人合作获得独立的做法进行了强烈的抨击。这时正好发生政府武装镇压石油工人大罢工之事，共产党对昂山给予猛烈的抨击，于是昂山领导的“同盟”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把缅甸共产党从“同盟”中开除了出去。
1947年1月，昂山将军率缅甸行政参事会代表团应邀前往英国进行谈判，与艾德礼内阁于21日签订了“昂山——艾德礼协定”，双方同意缅甸在一年内实现完全独立。回来后根据协定，成立了以昂山为首的临时政府。为了将缅甸本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统一为一体走向独立，昂山将军于2月12日与掸、克钦、钦、果敢等少数民族首领们及英国政府的代表，签定了《彬龙协议》。同年4月9日缅甸举行制宪会议选举，他领导的“自由同盟”在202个席位中赢得196席，从而取得了掌握国家命运的主动权。5月20日他提出了完全从英国独立出来的建国方针和一些基本原则。
1947年7月19日，在仰光临时政府会议室召开会议时，昂山将军与6位委员（包括其兄吴巴温）一起被格龙吴素派来的杀手开枪杀害，年仅32岁。昂山叱咤风云的一生，最终以这样的悲剧落下帷幕，留下两个儿子和女儿素季，遗体于1948年4月11日迁入烈士墓地安葬。
昂山将军的遇刺，为日后独立的缅甸蒙上了阴影，而且他在二战期间与日本合作的那段历史，一直都饱受政客们的非议。但是时至今日，昂山仍然是唯一一位受到缅甸人民心中怀念与爱戴、超越了现实的政治人物、非凡的“民族英雄”、缅甸的国父。同时他又是缅甸军队的缔造者，历届军政府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把“昂山将军”变成一个图腾，成为缅甸国家和军队的象征。
缅甸政坛恩仇录
德钦党（我缅人协会）
英国于1824-1885年三次发动侵略战争，逐渐占领缅甸，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国内有志之人士一直没有停止过为争取民族自主，国家独立的斗争。他们一边高唱“缅人”之歌，一边走遍全国各地鼓舞人们爱国之心。
1930年5月以仰光大学学生为核心，一批具有较高政治觉悟和强烈民族意识的知识青年组成立了一个具有非常浓厚民族主义、缅甸特色的“德钦党”（中国一般翻译为“我缅人协会”，实际上“德钦”，应该是“主人”）。其成员都在自己的名字前边冠以“德钦”，就是“主人某某”的意思,以示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意味着要缅甸人要起来做缅甸自己的主人。
1935年3月，该党在仁安羌召开首次代表大会，制定斗争纲领，提出释放被捕的爱国僧侣、改善工人生活、减轻农民捐税负担等要求
1936年初，领导和支持仰光大学学生反对殖民主义教育的罢课运动，并吸收昂山、吴努等学生领袖加入组织。
1938年，同年11月，罢工者向仰光进军， 同时发动各地群众举行声援示威，掀起全民族反英斗争高潮。
1938年代表右倾势力的德钦巴盛等人被开除出党，成立以德钦哥都迈为首的新领导机构。12月该党组织了缅甸中部地区英国缅甸石油公司(BOC)工人要求改善待遇而引发的反英大暴动。“德钦党”一边在仰光组织青年和学生们声援石油工人的大规模游行，一边在农村号召农民们提出了减免佃租的运动。
1939年于8月15日在印度共产党人戈歇尔(侨居缅甸)的帮助下，以德钦昂山、德钦丹东、德钦梭为首的一些“德钦”们，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下，成立了“缅甸共产党”，总书记是德钦昂山、群运书记是德钦梭、学运书记是巴亨、组织部长是戈歇尔、财政部长是德钦拉佩。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40年，“德钦党”分裂为两派：
“总部派”——民族诗人德钦哥都迈、德钦梭、德钦巴亨等人；
“巴盛—吞屋派”——德钦昂山、德钦巴盛、德钦吞屋及后来的“三十志士”等人。
至于怎么具体来实现缅甸的独立，“德钦党”内部大致可分为以下3种意见：
第一种：与日本合作，进行反英斗争的，是多数派。有德钦妙、德钦昂山等人；
第二种：与英国斗争，也与日本斗争的，“两面斗争派”。有缅甸共产党组织最初成立时的巴亨、戈歇尔、德钦登佩敏等人：
第三种：以反对日本法西斯为最先，可临时与英国合作的，是最少数派。有狱中的德钦梭、德钦丹东、德钦觉盛等人及狱外的“德钦党”主席德钦礼貌等人。
这3种主张只是争取独立时采取方式的不同，在民族大义上，大家还是团结一致的，并没有导致“德钦党”的彻底分裂。
5月“德钦党”在礁拉瓦底举行了代表会议，统一了当时“德钦党”人的观点，一致认为：“为了独立而请求国外援助”。于是派德钦昂山、德钦拉棉等人前往中国，寻求国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当不知道为了什么，多数派突然提出“东洋人要携手打击西洋人”，明确主张投日反英，实现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于是德钦昂山与日军上校铃木敬司达成了合作反英，争取独立的一个既成事实——“三十志士”在日军南机关的安排下前往海南岛受训。
对于这个突然而发生的变化，缅甸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德钦登佩敏说：该派动向的结果“唤来了日本人”。
而当时的少数派，德钦梭、德钦丹东、德钦努等人在狱中，1940年8月当他们获悉德钦昂山已经投靠日本后，于是在狱中发表“永盛宣言”，指出当前世界的头号公敌是法西斯。缅甸要独立，必须先暂与英美结盟，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
他们被转到敏建（MyinGyan）监狱后，又发表“敏建宣言”，再次阐明：“任何妄想与日本法西斯联合以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是完全错误的观点与行为。”
后来德钦昂山与“三十志士”在曼谷成立“缅甸独立义勇军”，带领日军入侵缅甸，炮制了日本扶持的“独立的缅甸临时政府”；以德钦梭、德钦丹东为代表的反法西斯的共产党人在下缅甸地区开展武装抗日斗争；“两面斗争派”德钦登佩敏前往印度，与中英美联军接触，为后来联军和缅甸抗日力量之间的联络起到了关键性的桥梁作用。
日本军政时代的法西斯统治给缅甸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及采取对策，促成德钦各流派的统一，与缅甸共产党一起于1944年8月共同成立了“缅甸消灭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钦哥都迈、德钦哥都季、德钦巴盛、德钦吞屋等又分别重组“德钦党”，与“自由同盟”相对抗；1948年德钦巴盛等人再次分离出去另组“缅甸民主党”；1952年9月德钦哥都迈等人又分离出去成立“缅甸人民民主党”；剩下以德钦吞屋为首的一部分人坚持自称为老牌“德钦党”；1958年后德钦党彻底解体，分裂为几个小党，奈温将军政变后全部被取缔。
至此，“德钦党”作为一个单独的政党已不复存在，它原来的成员都成为缅甸政坛中各党派、政治组织、军队的领导人物——
德钦昂山：将军、领导了缅甸的独立，被称为“缅甸国父”；
德钦秀貌：奈温将军、军人团领袖、是“缅军之父”；
德钦丁妙、德钦波、德钦觉盛、德钦登貌:“缅甸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德钦拉绵：第三共产国际领袖，缅甸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德钦丹东、德钦辛、德钦漆、德钦巴登顶：（白旗派领导人）均先后担任缅甸共产党总书记或主席；
德钦梭、德钦佩迪：（红旗派领导人）担任过缅甸共产党总书记 ；
德钦拉孟：缅共领导人之一，担任缅甸人民军总参谋长；
德钦登佩敏：担任过一任缅共总书记，后为“人民同志党”主席；
德钦智：缅甸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民革命党”领袖 ；
德钦果铎绵:曾任德钦党名誉主席、主席，著名的诗人兼作家，获缅甸“文学艺术卓越者”称号，获“斯大林世界和平奖”，先后担任“缅甸国内和平委员会”主席、“缅甸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缅甸中国友好协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缅甸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德钦努、德钦丁、德钦觉吞、德钦妙、德钦拉波：均为“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领导人，其中德钦努为独立后的首任总理。
德钦妙：任巴莫内阁副总理。
“三十志士”基本全部是“德钦党”人，其中——
德钦瑞：（博觉卓）原是政府军重要将领，后加入缅甸共产党，任人民军副总司令、参谋长；
德钦拉棉：（博延昂 ）缅甸共产党主要军事领导人；
德钦拉佩：（博莱亚） 缅甸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日占期担任“缅甸独立军”总司令,“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政府副总理,后任吴努的“民主联合阵线武装部队”总司令；
德钦巴江:（博拉雍）“人民志愿军”白色同志会领袖，任奈温军政府贸易部官员;
德钦桑莱：（博目昂）“人民志愿军”黄色同志会领袖，“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内阁国防部长，后任吴努“民主联合阵线武装部队”中部军区司令员；
德钦昂丹：（博瑟甲）“缅甸社会党”领袖，“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政府内阁成员；
德钦梭伦：（博明岗） “缅甸社会党”领袖，“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政府内阁成员；
德钦通盛：（博杨莱）政府军“瑞峒战役英雄’,后任吴努“民主联合阵线武装部队”南方军区司令员。
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AFPFL)
1944年8月23日德钦昂山、博秀貌、博莱雅领导的“缅甸国民军”，德钦努、吴巴瑞、吴觉迎、德钦智领导的“缅甸人民革命党”和德钦丹东、德钦梭、德钦丁妙领导的“缅甸共产党”联合成立了“缅甸消灭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AFO)，1945年8月改称“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 (AFPFL)（缅人习惯缩称作帕萨帕拉），首任主席为德钦昂山，秘书长为德钦丹东。
1945年“帕萨帕拉”与英、美、中同盟军合作，赶走了“缅甸独立军”带来的日本法西斯。
1946年英国重掌缅甸，各民族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帕萨帕拉”内部之间发生分歧，7月，缅共主席德钦丹东辞去“帕萨帕拉”秘书长之职；10月，因缅共抵制昂山与英国炮制的‘缅甸临时政府”，被“帕萨帕拉”开除。
1947年元月，昂山将军率缅甸行政参事会代表团应邀前往英国进行谈判， 27日，昂山与英国签定“昂山─爱德礼协议”。代表团中有两人拒绝签名，即爱国党吴素和德钦党巴圣，他们宣称昂山为了自己的利益，已然站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一边。（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二战中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答应过吴梭，战后考虑由他来主持缅甸政府。）
4月，缅甸举行了制宪议会选举，“帕萨帕拉”在选举中获胜。缅甸共产党人指责昂山投靠帝国主义搞假独立，正式与“帕萨帕拉”开始武装对抗。
1947年7月19日，昂山召集七名临时政府内阁成员开会时，被一群武装分子冲进来枪杀——爱国党主席、原英殖民政府总理吴素，指责昂山出卖国家人民利益而策动了这次谋杀。
吴努继任‘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8月份赴英签订“努－埃德礼协定”。1948年1月4日缅甸独立，“帕萨帕拉”为执政党（开始了人们称呼的“帕萨帕拉时代”）。掸族首领苏瑞泰(SaoShwe Thaik)担任首任联邦总统，吴努任政府总理。
1948年3月27日“帕萨帕拉”政府宣布缅共为“非法组织”明令取缔，缅共红、白两派转入农村继续开展反政府武装斗争。
1958年执政党（帕萨帕拉）领袖彼此反目，一分为二：吴努与德钦丁、德钦觉吞共组“廉洁派”，简称“努丁派”；吴巴瑞与吴觉迎组“巩固派”，简称“瑞迎派”。“瑞迎派”在国会对吴努提出的不信任案，虽然“努丁派”联合左倾“民族团结阵线”否决提案，吴努免遭罢免，但“帕萨帕拉”宣告彻底破裂。无奈之下，吴努将政权交给军队看守。
1960年2月“努丁派”选举获胜而重新执政，3月，“廉洁派”改名为“缅甸联邦党”。
1962年3月2日，奈温发动军事政变夺权，“帕萨帕拉”寿终正息。
“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于1944年8月建立，包容了几乎缅甸所有的政治力量，由小到大、由弱转强，逐渐地达到顶峰后，成为当时缅甸第一大的执政党；又由盛极转衰，经过四分五裂而成众多党派；最后于1964年被军政府取缔而走向终结，人们不禁要问：
1.“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是由缅共发起并为主成立的，但缅共为什么却最先被其驱逐出门！？在其得到政权后为什么还进一步要赶尽杀绝，宣布缅共为“乱党”、“叛军”而明令取缔并出动军队残酷镇压！？
2.爱国党主席吴素，是昂山将军一起联日驱英争取独立的亲密战友，但他最后为什么会指责昂山出卖国家人民利益，而策动了暗杀行动！？缅甸法院又为什么要判处他死刑并执行了绞刑！？
3.而根据当时主持调查此案的缅甸警察总局刑事调查局副局长吴通拉翁表示：杀害昂山等独立领导人的武器是英国驻军长官提供给吴梭的。最后为什么又不了了之！？
4.吴努、吴巴瑞、吴觉迎都是“帕萨帕拉”的杰出领袖以及缅甸议会民主政府的领导，原是三位一体、并肩战斗的战友——不论大学时期，还是争取独立时期，为什么后来会反目成仇！？吴巴瑞与吴觉迎为什么会在国会对吴努提出的不信任案，非要把吴努赶下台！？
5.奈温将军是吴努最信任的人，1949年当缅共联合各民族武装横扫全国，包围了首都，吴努的“仰光政府”危在旦夕，是奈温将军带领的军队支持他渡过难关；1958年他放心地将政府交给奈温“看守”，而1962年奈温为什么要发动军事政变夺权，将以他为首的所有政治同伴全部关入牢房！？
全国民主联盟
全国民主联盟（全民盟）的创始人昂山素季是被缅甸人尊称为国父、民族英雄昂山将军的女儿，将军不幸遇害的1947年，她才两岁。
昂山素季的母亲是缅共主席德钦丹东夫人的亲姐妹，在缅甸民主政府时代，一直在政府担任公职，1960年被任命为缅甸驻印度大使。1962年缅甸军人发动政变上台执政，虽然仍旧保持了她原来的职务，但她对奈温心存芥蒂，带着女儿，一直不愿意回缅甸来。1967年，她不愿意继续在国际外交场合担任缅甸军政权的代表，自动选择了退休回到缅甸。而昂山素季求学于新德里，在牛津取得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短暂任职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和不丹外交部。1972年，她与英国学者、藏学专家迈克.阿里斯结婚，此后与丈夫一直生活在英国。
1988年4月2日，接到母亲病重的电话，知道其将不久于人世，昂山素季经由曼谷飞抵仰光，28年来第一次回到大学公寓路54号的家中，决定陪母亲度过最后的日子。然而，就是这一年夏天，缅甸爆发了反对军人统治的“8888”事件，军队向游行人群开枪，数千人被杀，举世震惊。因为要照顾母亲，昂山素季始终和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保持着距离，但是历史最后仍旧把这个美丽、温柔、看似纤弱、懦弱的女人推到了领导这场波澜壮阔民主运动的位置之上，就只有一个原因——她是国父的女儿。
在东方、在亚洲，政治是一项家族事业——当万众敬仰的政治领袖去世后，出于对“第一家庭”的膜拜和同情，其配偶或儿女往往会得到民众拥戴而走向政权。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是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接的是丈夫的班；巴基斯坦的女总理贝.布托——继承的是父亲的衣钵……这就是东方民族的特色、让西方人匪夷所思的“接位”政治。昂山素季的崛起，显然离不开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当我最初下决心参加民主运动时，更多的是出于责任感，”昂山素季自己都这样地认为：“但同时，我的这种责任感和我对父亲的爱密不可分。”
当缅甸各派民主人士都希望国父的女儿站出来领导缅甸的民主运动的时候，昂山素季表示：“我们需要第二次独立斗争。”于是她出面组织创建了“全国民主联盟”（NLD）。其成员大多为青年学生、文化工作者，领导层多为原来政府官员及军队清洗出来的高级军官——联盟副主席吴丁武，军政府国防总长；副主席博拉昂，政府军准将；联盟秘书长吴伦，政府军准将；中执委吴昂基，政府军准将、吴吞丁，军政府总理等，很快发展成为缅甸最大的在野反对党。（据说她继承了父亲昂山的思想传统。联盟17个中执委里面，有8个是缅共党员。）
缅甸历史上最大的“8888大起义”失败后，“全国民主联盟”失去了合法的地位，昂山素季被军政府软禁，其它领袖和党内骨干多遭逮捕，或长期关押，或流亡海外。
在1990年军政府同意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全国民主联盟”意外赢得了485个议席中的392个，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全民盟”却立即发生分裂，一派在曼德勒成立特别委员会；一派在泰、缅边境地区成立临时政府；留在仰光的一派爽性宣布开除昂山素季，都要求军政府将权利交给予他们，这也成为军政府拒绝交权的一个借口——
“我们还没有发现他们组织中任何一个能以和平和稳定的方式治理国家。一个国家不像蔬菜市场那样，我们不能交权。”丹瑞大将如是说。
昂山素季是一位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她号召民众不要采取暴力，不要采取刺激军队的行为，要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来寻求和平。她说：
“我不认为自己是甘地式或者佛教徒式的政治家，当然，我是个佛教徒……但我反对暴力的主要原因是，它会形成仰仗武力改变政局的不良传统。”
面对军政府集权、暴力、监禁、暗杀、言论控制的现实,昂山素季总以从容姿态作无声的抗议。以非暴力对抗暴力，这需要更为强大的勇气，宽恕敌人需要更宽广的心灵。客观地说，缅甸军政府虽然倒行逆施，长期软禁昂山素季，但毕竟没有如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样的集权政权，用党卫军或者克格勃的手段，让她不明不白地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是对昂山素季非暴力主张的一种回报吧。
1991年，软禁中的昂山素季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而缅甸却遭到西方全面经济制裁，这也导致她被软禁了6年。
1995年7月，昂山素季被解除软禁后，“全民盟”与军政府的对抗并没有因此减弱。同年11月，“全民盟”指责军队操纵“国民立宪大会”而宣布退出表示抗议而导致大会无疾而终；1996年月12月，“全民盟”组织仰光部份大学生上街游行，政府再度关闭军校以外的所有大学；“全民盟”于1996年与1997年两次遭到镇压和查封：1998年5月，“全民盟”举行庆祝该党大选获胜八周年大会，通过13点决议，要求限期召集议会、进行对话和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等；９月，“全民盟”宣布成立由吴昂瑞任主席的10人议会代表委员会，行使议会权力。（政府称此举违法，指责民盟卖国求荣，破坏稳定，采取措施进一步限制昂山素季的活动，不允许其赴外地和在周末发表门头演讲）
1999年，她的丈夫阿里斯被检查出癌症晚期，得知自己时日无多，希望和妻子见最后一面，缅甸政府慷慨地同意她前去英国与之团聚——但昂山素季坚决不走，她知道一旦离开，就将被永远拒绝入境。就为了这样一个信念，她失去了自己的丈夫。
近年来，“全民盟”内部矛盾日显突出，从监狱里释放的、从国外返回的大批中青代少壮派——当年的学生领袖，在政治上与元老派因见解不同产生分歧，他们更多地倾向较务实的做法，极其希望能够在决策层里有更多的话语权，就连美国政府也表示：“全民盟中执委老大叔们，应当换成充满活力的激进青年革命家。”（太过霸道，这与它何干）
而那些八、九十岁的、已经头发花白、老态龙钟的资深中常委们却仍然健步如飞，凭借自己的政治资历，根本还没有考虑退位让贤。（附图51）
目前全民盟中央执委会拥有11名委员，现年64岁的昂山素季年纪最轻，其他10名委员也都是八九旬的老翁，其中民盟主席昂维92岁、秘书乌温85岁和中央执委会委员伦丁89岁。
昂山素季在全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说：“全民盟代表缅甸各族人民，不是美国的官方代表处，我们没有必要接受美国提出的重组全民盟中执委领导集团的建议。”
她表示：“不会要求那些富有经验的年长领导人离开，他们希望只要还有精力，就继续为党服务，我认为这值得鼓励。”
目前的“全民盟”全靠昂山素季的个人魅力及在国际社会上的威信而发生着影响力，如果不能尽快地吐故纳新、补充新鲜血液的话，能否在未来缅甸新的政治格局里取得人们期望的主导作用，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了。
昂山素季原有三兄妹，二哥幼年时溺水死亡，大哥昂山乌1973年移民美国现居加州。仰光大学公寓路54号的湖滨别墅，是昂山家族的祖屋，昂山素季在这里已生活近25年，其中15年被软禁。大哥一直称对父母的遗产有继承权而导致兄妹反目，虽然每年都回国探亲，但从未看望过她。近日仰光一家法院裁决该别墅一半的所有权归其所有。（附图52）
从充满民族主义的“德钦党”到带领人民获得独立并执政的“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从“缅甸共产党”武装力量与政府军几十年的军事对抗，到各党各派领袖如德钦昂山、吴努、吴巴瑞、吴觉迎、吴登佩敏、德钦丹东、德钦梭、德钦巴登顶、奈温将军等，这些当年一起奋斗的战友加同志，在历经了风风雨雨相互倾轧厮杀，都已前后退出政治舞台或者作古，但时代仍然在前进，他们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千秋功过，只有留待后人去评说了。
三十志士(Yebaw Thongyeik)沉浮录
二次大战缅甸为了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不惜投靠日本军国主义，就出现了1940年以昂山为首30个有志青年（均为德钦党人）到日本（中国海南岛）接受日本军事训练的壮举。这就是缅甸独立史中著名的“三十志士”(Yebaw Thongyeik )。
1941年，完成训练的三十人回到泰国曼谷，招募缅人成立“缅甸独立军”，充当日军侵入缅甸的先锋部队。三十志士成为“独立军”的高级领导人，均在其名字前寇以“博”（缅语：军官），名录如下：
1.博德扎-德钦昂山（Bo Teza-Thakin Aung San）
原名: 腾林HteinLin，中名：陈鲁秀-Tan Lu Sho；
缅甸共产党(CPB）创始人之一员，该党第一任总书记，通称昂山将军；
二战期间前往中国寻求中国共产党及国民政府支持反英遭拒，转而投向日本，带领“三十志士”前往中国海南日占区进行军事训练,组织“缅甸独立军”带领日军攻入缅甸，对中美英盟军作战，借日本之力求得缅甸独立。任日本扶持的“缅甸临时政府”国防部长；
1945年参与创立“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AFPFL) ，领导“缅甸国民军”反正抗日；
1947年7月19日与大多数内阁成员一起遭刺杀身亡。
2.博泽雅-德钦拉孟（Bo Zeya-Hla Maung）
德钦党-学生成员；
1948年加入缅甸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担任缅甸人民军总参谋长；
1963年回国，作为缅甸共产党和平代表团领导人参加与革命委员会的和平谈判；
1968年4月16日在缅共勃固中央根据地遭政府军伏击，战斗中牺牲。
3.博扬昂-德钦拉绵（Bo Yan Aung-Thakin Hla Myaing）
第三共产国际领袖，缅甸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领导1948军队起义；
参加1963年的和平谈判，于1967年12月26日缅共大清洗运动中被杀。
4.博觉卓-德钦瑞（Bo Kyaw Zaw-Thakin Shwe）
原来政府军重要将领——
1949年率部击溃克伦民族军；
1955年战斗驱逐国民党军；
1957年被迫退出政府军队；
1960年竞选议会失利；
1963年与德钦果铎绵发起国内和平会谈，破裂后转入地下活动；
1976年北上加入缅甸共产党，成为领导人之一，任人民军副总司令、参谋长；
1988年后流亡中国云南。
5.德钦东偶（Thakin Tun Oke）
德钦党-“巴盛—吞屋”派系（社会主义者)领导人，留驻日本。
6.博莱亚-德钦拉佩（Bo Let Ya-Thakin Hla Pe）
缅甸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944年日占期担任“缅甸独立军”总司令；
1947年签订作为“吴努-艾德礼条约”附件的“莱亚-弗里曼国防协议”；
担任吴努“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政府副总理到1952年；
1963年参加和平谈判，破裂后遭到军政府逮捕；
1969年流亡泰国，加入吴努的“议会民主党”(PDP)，担任民主联合阵线武装部队总司令；
1978年11月29日在与克伦民族联盟战斗中被击毙。
7.博耶图昂登（Bo Ye Htut Aung Thein）
德钦党-学生成员；缅甸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领导1948军队起义：
1963年接受军政府招安，在“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政治学院任教授；
1988年军事政变后被逮捕后下落不明。
8.博奈温-德钦秀貌（Bo Ne Win-Thakin Shu Maung）
德钦党-“巴盛—吞屋”派系成员；
通称奈温将军，军人集团领袖，军事强人，独裁者；
1949年缅甸爆发克伦族独立大起义，缅政府军总司令克伦人史密斯.东上将被免职，奈温出任总司令；
1958年9月26日应总理吴努要求奈温带军方组成“看守政府”；
1962年发动政变，成立“缅甸革命委员会”，为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国防军总参谋，组织“缅甸社会主义路线党”，为党主席，领导“缅甸社会主义”革命；
1988年全国爆发反政府大起义，奈温被迫辞职下台；在苏孟、丹瑞军政府时期，仍旧以太上皇的位置继续操控政局；
2002年12月5日在仰光住所逝世，终年92岁。
9.博拉雍-德钦巴江
德钦党领导人之一，“人民志愿军”白色同志会（白袖套党人）领袖 ；
1958年接受政府招安，后担任奈温军政府贸易部官员。
10.博目昂-德钦桑莱（Bo Hmu Aung-Thakin San Hlaing）
德钦党领导人之一，“人民志愿军”黄色同志会（黄袖套党人）领袖；
“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 吴努内阁国防部长；
后与博明岗策划政变未果被捕，1967年获释；
1969年流亡泰国，加入吴努“议会民主党”，任民主联合阵线武装部队中部军区司令员，1980年大赦回到仰光；在8888大起义中，与吴努联合组织“和平民主联盟”。
11.博瑟甲-德钦昂丹（Bo Setkya-Thakin Aung Than）
德钦党-“巴盛—吞屋”派系领袖，“社会党”人；
“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政府内阁成员；
1962年奈温政变后退出政坛，后去世。
12.博杨莱-德钦通盛（Bo Yan Naing-Tun Shein）
德钦党-学生成员，巴莫博士之长子；
1942年瑞峒战役英雄；
1969年流亡泰国，加入吴努“议会民主党”，任民主联合阵线武装部队南方军区司令员，1980年大赦回到仰光。
13.博明岗-德钦梭伦（Bo Min Gaung-Thakin Saw Lwin）
德钦党领导人之一，“缅甸社会党”人；
“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 吴努内阁成员；
参加1963年和平谈判，破裂后被军政府逮捕后下落不明。
14.博米雅鼎-德钦丹丁（Bo Mya Din-Thakin Than Tin ）
达雅瓦迪“Tharrawaddy” 英雄称号获得者。
15.博道腾-德钦桑米亚（Bo Tauk Htain-Thakin San Mya）
参加1963年和平谈判，破裂后为军政府逮捕后下落不明。
16.博岱雅-德钦钦孟武（Bo Taya-Thakin Khin Maung Oo）
名猎师，作家，以狩猎纪实名于世。
17.博敏昂-德钦梭
名酒徒，困扰于酗酒，于1945年自杀身亡。
18.博巴拉-德钦通伦
参加1963年和平谈判，破裂后为军政府逮捕，下落不明。
19.博梭昂-德钦维
德钦党-“巴盛—吞屋”派系；1942年牺牲于缅东战斗。
20.博腾温颂
曾经日本学习纺织，后感染疟疾死于泰国。
21.博丹丁-德钦丹丁
德钦党-“巴盛—吞屋”派系，死于台湾。
22.博莫-德钦诶孟（Bo Moe-Thakin Aye Maung）
德钦党领导人之一，下落不详。
23.博凌雍-德钦通瑞（Bo Lin Yone-Thakin Tun Shwe）
德钦党领导人之一，下落不详。
24.博鹏敏-德钦丁诶（Bo Hpone Myint-Thakin Tin Aye）
德钦党领导人之一，下落不详。
25.博欣耀-德钦丹纽（Bo Zinyaw Than Nyunt）
德钦党-学生成员，下落不详。
26.博年纳-德钦孟孟
德钦党-学生成员，下落不详。
27.博明雍拉
德钦党-学生成员，下落不详。
28.博敏遂-德钦东钦（Bo Myint Swe-Thakin Tun Khin）
德钦党- “巴盛—吞屋”派系，下落不详。
29.博梭弄-德钦迪
德钦党-“巴盛—吞屋”派系，下落不详。
30.博莫纽-德钦觉盛
德钦党-“巴盛—吞屋”派系，下落不详。
从1940年成行立名，到2012年10月博觉卓逝世，整整62年的岁月。目前，著名的“三十志士”已经全部作古，成为历史名词。（集所有能够得到的可靠信息）
缅甸国防军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曼谷，昂山等在泰国成立“缅甸独立义勇军”。
1942年“缅甸独立义勇军”带领日军入侵缅甸后，在日本的操纵下改编为“缅甸防卫军”。1943年8月1日缅甸宣布“独立”后，改称“缅甸国民军”，昂山为总司令。
1945年3月27日，在昂山将军领导下，“缅甸国民军’反戈一击，参加全国抗日战线。缅甸真正独立后，正式改名为“缅甸国防军”。（附图49）
“缅甸国防军”由两大派系组成，一是昂山领导的由日本训练的原“缅甸国民军”，以缅族人为主，民族独立和反英意识强烈；二是英国训练的殖民军队中的本土部队，以克伦族、克钦族、钦族为主，是反日反共的中坚力量。缅甸共产党宣布反政府后，部分“缅甸国防军”和地方民族武装纷纷加入，开始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血腥屠杀。1948年初，反政府民族联军攻打首都，奈温指挥“缅甸国防军”嫡系缅族部队守住了仰光，成为维持政权的支柱。在全国内战中磨练下,“缅甸国防军”不断壮大，逐渐变成缅甸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到了50年代中期，已把克伦族反政府武装逼往泰缅边境地区，把缅共武装赶进山区和中缅边境地区，后来挥军进入掸邦对国民党残部军队作战，迫使其撤往泰国。
1958年由于执政党发生分离，应总理吴努邀请，“国防军”接管政权，组成“看守政府”。
1962年“国防军”以防止国家分裂的理由发动政变。成立了由奈温将军为首的“革命委员会”，解散国会，废除联邦宪法，接管联邦和各邦的政府机构。逮捕了以总理吴努为首的所有政治领袖及以总统苏瑞泰(掸族首领)为首的所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
随后以“国防军”成员为主成立了“社会主义纲领党”，取缔其他所有政党与团体，强力推行一党专政。
1988年因推行“货币改革” 宣布百元大钞作废引发全国反对浪潮，奈温总统于7月23日辞职，盛仑将军上台。
继而爆发“8888民众起义”，迫使盛伦将军于8月12日，也就是他执政17天的时候辞职，纲领党推举文官貌貌出任总统。
情况继续恶化，9月18日，“国防军”再次接管国家政权，成立以参谋长苏貌将军为主席的“恢复法律和秩序全国委员会”。
1989年，军政府把缅甸英文国名Burma 改为Myanmar。
1992年4月，丹瑞将军取而代之苏貌将军职位接任国家“恢委会”主席，撤销了宵禁令和两项军管法令，陆续释放1200余名“政治犯”，各大专院校亦逐渐复课。并在1993年元月召开国民立宪大会，重申未来产生的政府中军队仍然要扮演重要角色。
1997年11月15日，改“国家法律秩序恢复委员会”为19人组成的“国家和平发展委员会”，三军总司令丹瑞大将任主席，三军副总司令兼陆军司令貌埃上将（Gen.MaungAye）任副主席，国防部军情局局长钦纽中将（Lt Gen.Khin Nyunt）任第一秘书长，陆军参谋长丁吴中将（（LtGen.Tin Oo）第二秘书长。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奉行大缅族主义的政府军与包括佤邦联合军在内的所有民族地方武装举行和谈，钦纽将军成功地与果敢、佤族、克钦、掸、孟等17支少数民族武装达成停战和平协议,平息了这些地区的战火。
到1995年12月曾经成立“掸邦国”的坤沙向军政府投诚，此时除克伦族武装外，缅甸基本已经完成了民族和解的初步格局。（附图29）
2003年8月，钦纽将军宣布七步“民主路线图”，并且成功地让克伦族联盟组织的灵魂人物博米亚(BoMya)率代表团到达仰光坐到谈判桌上。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和平协议的关键时刻，钦纽突然被以贪污罪拉下台并坐牢，致使和谈胎死腹中，千秋大业功亏一簧。
从1948年缅甸独立到今天60多年来，缅甸国防军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与各种反政府武装的战争，在人类近代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有西方军事评论家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实战锻炼出来的缅甸国防军，在亚洲，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外，它的战斗力排名老二，应该是无置于怀疑的。
目前，缅甸国防军总数为564250人，其中陆军450000人、空军23000人、海军19000人、警察72000人（防暴武装特警4500人）、边防军15000人。分为6个兵团（国防部特别作战总局）、15个大军区；31师旅(10陆军师+20野战旅+1个空降旅)、10装甲旅、10炮兵旅；6个军分区、1个边防军司令部、10个防空指挥部（师级）。装备有坦克1200辆、装甲车1950辆、机动炮1500门、多管火箭炮600部、地对空导弹950枚、高射炮1200门。
纵观缅甸军队的发展旅程，不禁有几个问题耐人寻味：
1.昂山是缅共创建者，也是第一任总书记，缅甸共产党早就认定法西斯是其第一敌人，而当他受缅甸共产党的派遣，前往中国联络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怎么会摇身一变投靠日本，同意帮助切断滇缅公路，与中国为敌，以换取日本的支持！？
2.日本军队是昂山千方百计请来并带领着进攻缅甸的，而日本扶持的、以昂山为总司令的“缅甸国民军”，后来为什么会枪口一转，对准了自己的主人，而要了他们的命！？
3.奈温将军是吴努最信任的人，1958年放心地将政府交给他“看守”，而1962年他为什么会带领军队发动政变夺取了吴努的夺权。
4.奈温受的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对缅甸共产党及其土著民族进行残酷的屠杀，为什么又会大搞“工农劳动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
5.奈温将军依靠军队政变上台的，为什么又先后把一起造反的军头、“革命委员会”中的大部分成员随便找个理由清扫出军队！？
6.1992年丹瑞上台后，一开始是丹瑞、貌埃、钦纽、丁吴四巨头携手执政，在亲密战友团结声中，为什么丁吴中将乘坐的飞机会离奇失事导致身亡！？权倾一时的钦纽上将又为什么会因为“贪污罪”下台被囚！？
缅军之父——奈温将军
谈到缅甸国防军，离不开一个人物，那就是在军队中拥有绝对威望的军事强人、被誉为“缅军之父"的奈温将军。
奈温，1911年生于卑谬县榜德（PaungDe）镇。仰光大学预科。时逢反对殖民主义的大革命时代，1932年参加德钦党(取名德钦秀貌)，投身到争取缅甸独立的斗争中。是著名的“三十志士”之一(博奈温)。1941年12月，与昂山一起在泰国招募缅民1500人，成立“缅甸独立军”，任第一营营长，带10万日军侵入缅甸。1943年为日治时代的“缅甸国民军”参谋长。1945年3月，奈温与总司令昂山将军一起宣布起义，反戈一击，参加全缅抗日阵营，任第二战区（三角洲地区）上校指挥官。5月份收复了仰光。1948年1月4日缅甸独立后，任“缅甸国防军”三军总参谋长等职。
1958年9月应吴努总理要求组成“看守政府”，任总理兼国防部长。1960年1月，前往北京与中国政府签订了“缅中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及“缅中边界协定”。
1962年3月,时任三军总参谋长的他以反对少数民族邦有分离权为借口而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吴努政府,成立"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集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国防军总参谋长数职于一身。把吴努和他的部长们及议员们、政府方面的高级官员、所有被邀请参加协商会议的各少数民族领导人全部拘捕，关进了明格拉东军事情报局的秘密监狱。
（其中包括掸族土司原国家第一任总统苏瑞泰，后来囚死在狱中。另外昭瑞泰的儿子米米泰被政变军人枪杀。昔波土司昭甲省，在从东枝返回昔波途中被拘捕，也从此神秘失踪。）
1962年4月30日以军人为主体成立“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为该党主席。
1972年4月退出军职，专任‘革命委员会’主席与政府总理。
1974年3月，宣布“还政于民”，将国家权力移交给国民议会。
1974年-1978年两任“国务委员会主席”与“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
1981年奈温宣布退休，辞去国家主席职位，只任职“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
1987年9月5日军政府宣布“货币改革”，将100元、75元、35元和25元全部作废。次日，仰光理工学院的学生首先发难，走上街头开始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愤怒的学生们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枪导致二名学生受伤，一名死亡。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各大专院校，学生们开始罢课，要求停止迫害学生。当局强硬回应，动用军队开进校区进行镇压，从而导致爆发全国范围内的更大规模的群众反政府示威。
1988年7月23日，面对日益强大的政治压力，吴奈温拉着吴山友宣布辞去了党内外职务而下台。但他在辞职演说中警告说：“如果发生动乱，军队不会坐视不管，必要时将要开枪。”
7月28日“全国学联”不顾政府的戒严令而宣布：决定在8月8日发动全国性示威大游行。接替奈温上台的盛仑将军（SeinLwin）采取了更强硬姿态，于1988年8月3日宣布实施宵禁，禁止5人以上的群体聚会，实行军事管制。
新政府的做法更加引起全国民众的不满，各地的学生、农民、工人、市民参加的游行示威活动继续加温。
奈温将军下达命令：“军队做好准备，随时应付紧急状态”。盛仑政府立即调派大批部队布防各主要道路，强势应对。
1988年8月8日，惊天动地的8888民主起义爆发了。大批民众冲破军队阻扰涌向街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行动，学生、农民、工人、僧侣、政府教职员工、甚至部分年轻的军人，从四面八方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单首都仰光估计就有50万人，反政府运动达到顶点。
在游行中，愤怒的群众开始走向极端，向军队投掷燃烧瓶、石块、部分人使用铁棍、木棒、刀子及单车链条，攻击并放火烧了警察局，打死了四名警察。8月10日，盛伦将军下令实施武力镇压，出动军警横扫仰光全市，有“1451名暴徒和捣乱分子”被捕，赢得“仰光屠夫”之美称。
8月12日，为了缓和局势，“纲领党”走马换将，宣布由非军人的貌貌博士接替盛伦将军出任总统，解除军事管制，同意在缅甸实行多党制公民投票选举。
反对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乐观地认为，只要抗议示威规模继续扩大，将有利于民主运动的发展，军政府的垮台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各持所见，五花八门，闹得纷纷攘攘，不可开交。有要求结束“纲领党”的独裁统治，成立一个多党政府的；有要求在一个月内举行选举的；有希望美国等大国介入的；有坚持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暴力的。
到8月22日，全国各地的示威进入新的高潮，学生与僧侣们联合宣布“夺权”（照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与工人阶级联合夺权的行动，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始带领群众占领政府部门、工厂、学校、广播电台等建筑物……导致所有政府职能机构全部瘫痪，连监狱大门也被打开，释放了所有在押犯人；很多地方出现打、砸、抢的无政府状态，直接危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第二天，政府军开始回应还击，毫不手软，继续开枪镇压，约有几千名学生、僧侣和群众被打死。（据美国宣布在仰光市区他们的使馆前面，就有约500名抗议者被打死）
9月5日，吴努表示自己才是人民推举的合法总理，宣布重组内阁，恢复被军队发动政变非法夺去的政权（即1960年“联邦党”在选举获胜后组织的政府）。
但局势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表演而减缓，而且还不断地恶化下去……
9月18日，以国防部长苏貌将军为首的军人集团宣布接管国家政权，废除宪法，解散人民议会，成立由19名高级将领组成的“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取代了“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权力机构。
9月21日，“国家恢委会”为了“以结束全国各个方面日益恶化的局面”，命令国防军开进全国所有城镇，继续采取强硬手段，对“闹事者”绝不留情，一律开枪镇压。在强大武力的血腥对应下，军队迅速控制了局势，将全国置于军事管制之中。（附图50）
这场自缅甸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反对军人独裁政权的“8888民主大起义”就此宣告失败。
笔者有幸看到过一盘在民间私下秘密流传、政府明文禁止、由美国人拍摄的录像带，名字叫《冲出仰光》，就是记录和描写此段历史的——
一位美国年轻的漂亮女记者，事件发生时候正好在仰光，亲自目睹了全副武装的政府军乘坦克、装甲车开进校区、肆意扫射的画面；对无辜学生不问青红皂白抓到就进行殴打，甚至把一些受伤的学生的头强制按入水中溺水而死的镜头；不少女生在校园里、宿舍中遭到军人的强奸、轮奸后被杀死的场面；在茵雅湖傍一个叫白桥的地方，被军队集中杀死的学生尸体填满桥下的河道的惨景；她用镜头真实记录政府军令人发指暴行的行为被军事情报局的特工发现，奈温将军亲自下达了对她的追杀令，并要求务必不能够让有关资料落入西方媒体之手。于是缅甸情、治系统的特工开始追杀这位美丽的金发女郎，而她为了不让自己的祖国卷入干涉他国内政，受人予把柄的尴尬局面，不敢与美国使馆联系，只能靠自己的能力来逃来出仰光。（有大量关于她与缅甸特工斗智斗勇的逃亡故事情节）最后在对方的重重围堵之下，她逃入唐人区，找到活动在这里的一支华人反政府的武装游击队，带头的是一位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讲着一口四川话、腰插双枪的老太婆（大概意指“双枪老太婆”）。最后在他们的帮助护送下，经历千辛万苦，游击队付出惨重牺牲的代价下，冲出仰光，从陆路到达泰国。
1988年后的缅甸，大家认为，奈温这个缅甸第一号的大独裁者，一旦失去权力，其他将军们都不会再理采他了。实际上吴奈温下台后隐居家中，很少公开露面，并没有表示他政治生命的结束，缅甸进入没有了奈温的奈温时代。缅甸是亚洲国家，保留着东方民族的优良传统，他通过军事情报系统和以前的部下紧紧地控制着军队，仍然是退而不休，对后继政权实施有效的控制，就如中国那个副主席一样。
2002年3月9日，缅甸执政的“和发会”举行特别新闻发布会称：奈温的女儿、女婿及3个外孙因涉嫌对国家领导人心怀不满，分裂军队、涉嫌密谋发动政变，建立家族政权，已被拘捕。（实际上，如果缅甸这个国家存在黑社会组织的话，他的这三个外孙充其量最多也只能算个黑社会的老大而已，“发动政变”的罪名过于牵强。）
9月26日，仰光省第一法庭和第二法庭以密谋政变、分裂军队、非法使用通讯器材等罪名判处吴埃佐温及埃奈温、觉奈温、瑞奈温死刑。同时受此事的牵连，一大批军队人员受到追究。
有人说这是在开始清算吴奈温和肃清他的势力，其实不然，他们忘记了，在一个独裁的亚洲国家，肃清行为一般都只会出现在强人逝世之后。而这个时候，吴奈温还健在。政权，仍旧是牢牢地控制在他遗留下来的大缅族主义军队之下——1992年开始由丹瑞、貌埃、钦纽三巨头领导。钦纽将军是他多年的掌伞官，亲信中的亲信，另外两位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都是军人集团既得利益的继承者。即使到了许多年后，“还政于民”，全民公投通过的宪法，仍然明确规定着“军队领导国家”。
听到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接近高层人士的一段话，笔者才弄明白其中的奥妙：
“奈温先生是高人中的高人，他明白自己已经来时不多，死后肯定会有人要清算他的过去而祸及子孙。他知道，他的后人并非杰出之辈，自然无法应对。为了一劳永免，断除后患，作为一个政治家，必要时，是要付出代价的。于是趁自己有生之年，自导自演了一出‘其不肖子孙密谋政变’的叛国死罪。根据缅甸现行法律（英制法律），一个人在同时触犯了多重法律的时候，以其中最严重的判刑，其他的可以免责或者减刑。叛国罪，已经是死刑，最重的判决，总不能同时执行若干个死刑的吧！？就这样，他亲自把女儿、女婿及3个外孙全部送进了监狱。（女儿得到宽大，软禁在家中陪伴他）这样一来，即使他哪天不幸驾鹤归去，短时间内谁也无法再追究在这之前他们的其他经济犯罪了。”
果不其然，2002年12月5日，在缅甸报纸讣告专栏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吴奈温的家属刊登了其在仰光住所逝世的消息，终年92岁。缅甸政府未发布消息，也没有举行治丧活动。
吴奈温终于去世了，东方的政治往往是根据独裁者的死亡时间来划分，他的死才标志着缅甸一个时代的终结。（如中华民国、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对于亚洲来说，西方民主政体并不适应于这块古老的土地和文化，不管是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各种社会主义都离不开独裁，要么军事独裁，要么一党独裁。
（多年前，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外逃缅甸的文盲农民对笔者讲过一句话：在亚洲，怕还是要搞独裁才行的。）
吴奈温于1962年靠军事政变上台，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军事独裁，执政26年。如果连他在幕后操纵这个国家的时间也计算在内，他有整整40年的时间重权在握，是缅甸当代史上任何人都无法攀比和否认的军事强人。
缅共的兴盛与终结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才由印度传入缅甸，对有反英独立情绪的青年一代影响颇深。
1936年，后来成为缅甸政府总理的吴努与民族英雄昂山，在仰光大学的学潮中，被校方开除，他们成立了要求民族独立的“我缅人协会”。1937年，仰光大学学生会领导人进入“协会”的领导层，他们大多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缅甸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39年8月15日，“德钦党”内的激进分子德钦丹东、德钦梭、德钦昂山、德钦巴欣、等人成立“缅甸共产党”。昂山当选为第一任共产党总书记。1940年其多位领导人被殖民当局逮捕关押。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暴发，日本军队从马来西亚和泰国侵入缅甸。1943年，德钦梭等人得以出狱，恢复了共产党的活动，在召开的缅甸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新一任的总书记。(第一任总书记昂山投靠日本出任傀儡政府国防部长)缅甸共产党宣布：日本法西斯是当代人类的第一敌人，并组织武装部队开展对日抗战。
1944年8月，缅共联合各抗日党派、爱国分子组成统一战线──缅甸反法西斯（AFPFL）人民自由同盟，配合盟军作战，最后取得了抗日武装斗争的胜利。
1945年缅共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推举吴登佩敏为缅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并通过了缅共决定推行美国共产党白劳德的“和平发展路线”。
1946年3月，由于批判“白劳德议会路线”，党内领导层在思想认识产生分歧而造成缅甸共产党内部的大分裂：以负责学生工作的德钦梭、德钦巴欣为首的一派，主张应该争取到苏联的援助，坚持史大林路线。在党内虽然属于少数派，德钦梭表示“与机会主义决裂”，仍然带领七个中央委员宣布脱离德钦丹东领导的缅共中央，另起灶炉，组成“缅甸红旗共产党”（即红旗派），选举德钦梭为党主席；以德钦丹东为首的另一派主张走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方式，坚持毛泽东路线，在缅共中央中占多数，由德钦丹东任中央总书记（后为了与红旗派区别，俗称为白旗派）。尽管分离为两派，但在信仰共产主义这一点上还是一致的，仍然坚持是“缅甸共产党”。
战后，英国重新回到缅甸，各民族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缅甸共产党对于昂山采用与英人谈判取得独立的“议会路线”进行了强烈的抨击，7月缅共主席德钦丹东辞去“自由同盟”秘书长之职。
1946年10月10日，缅甸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大罢工，遭到昂山当局镇压，“自由同盟”宣布从其组织中开除缅甸共产党。
1947年元月27日，昂山与英国签定“昂山——爱德礼协议”。4月，缅甸举行了制宪议会选举，“自由同盟”在选举中获胜。缅甸共产党人指责昂山投靠帝国主义搞假独立，拒绝参加即将成立的政府，正式宣布与“自由同盟”分道扬镳。
1948年3月，以吴努领导的新生的缅甸政府宣布缅甸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下令在全国各地逮捕其成员。由于“自由同盟”在与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赢得了较高的政治声誉。在这一百废待兴的时代，人民群众希望“自已的政府”会有所作为，治理好国家。所以当缅共被迫转入地下，开始“以武装斗争为主,配合以其他各种斗争形式”与执政当局对立的时候，应该说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只有一个选择，走向农村，在更为贫穷的地区建立自已的势力范围，进行夺取政权漫长的革命道路。
“红旗派”的武装力量在政府军的打击下不断削弱，活动区域退至下缅甸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一带的农村。而“白旗派”由德钦丹东带领的革命武装，以勃固山区为根据地，在缅甸中、下部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和地盘，坚持着共产主义的革命；缅共的其他部分武装力量在政府军的军事打击下，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优势，退集到了缅中边境一线，最后由于不敌缅甸政府军的军事进攻，退入中国境内，中国政府给予庇护，安置在中国四川，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涯。
中共为缅甸共产党两派的和好做了不少工作，首先通过流亡在中国的缅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对两派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说服，使他们的思想认识得到统一，于50年代初，促成了缅甸国内缅共白旗派、红旗派和分离出去的人民同志党之间成功地举行了一次和谈。但由于白旗认为红旗是右倾经验主义，坚持以缅共中央名义对其进行批判；而红旗认为白旗是左倾教条主义，不承认其领导人在缅共内部的领导地位；红旗与白旗都认为人民同志党是修正主义。所以谈来谈去，非但没有实现和好，而且分歧还愈发加深，合作或统一的问题根本无从解决。
“人民同志党”从缅甸共产党分裂出去，主张进行议会斗争的一个派系。领导人德钦登佩敏（Thein PeMyint），1935年读仰光大学时就担任‘德钦党’副秘书长，后毕业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1941年参加“缅甸人民革命党”，曾经在英国情报局任顾问，后参加“缅甸共产党”，于1942-1944年当选为党的总书记。1945年宣布从“缅共”分裂出去，成立‘缅甸人民同志党’。德钦登佩敏是一名专业作家，对中国持友好态度，他先后任“缅中友协”副主席、“缅甸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缅甸作家协会”主席等职。
1955年11月29日，缅共颁布了新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主张“建立一个由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以及其他爱国人士组成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政府”，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繁荣的新缅甸”而奋斗。
中苏关系破裂后，1960年11月，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莫斯科会议上，缅甸共产党公开表态支持中共，并自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ABC”——A，即是Albania（阿尔巴尼亚）；B，即是Burma（缅甸）：C，即指China（中国），俨然把自己与阿共、中共并列为世界上三大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
1962年奈温将军上台执政，开始对一切反政府武装采取了高压打击手段，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首当其冲，革命斗争落入低潮。
1963年6月至11月，在缅甸革命委员会的要求下，中共促成了政府与缅共进行的国内和平谈判，德钦丹东（含在北京的成员）、德钦梭分别带领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和谈。因为缅共要求全面参政，但又拒绝政府交出武装的要求，所以政府最后单方面宣布中止谈判。和谈破裂后，部分北京代表团成员转入勃固根据地。
1964年缅共（白旗）举行中央全会，再次确定缅共在国际共运中坚决站在中共一边，并确定：面向东方，走中国式“赢得战争、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同时修改党章，阐明反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其指导思想，成为了缅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66年中国国庆，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作为毛泽东的亲密友人登上中国天安门城楼，正式拉开了中共公开支持缅共的序幕。（附图63）
1968年1月1日，缅甸共产党在与中国云南潞西县接壤的缅甸掸邦贵概县猛固地区，成立缅共北方局，组建了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人民军，开辟了与下缅甸勃固中央根据地相呼应的东北革命根据地。
9月24日,德钦丹东主席被刺杀遇害后，在勃固根据地成立了由德钦辛任主席，德钦漆为书记的新的缅共中央。
1970年11月11日，红旗共产党总书记德钦梭及其追随者向政府军投诚，宣告该党组织及其武装力量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1971年底，缅共人民军进攻缅甸边境重镇滚弄，与政府军恶战42天虽然没能拿下，但消耗了政府军大量的人力财力，显示了人民军的强大威力。
1972年3月底人民军开始了全面征战北佤的战斗，占领邦桑使之成为缅共北方局所在地，杨光、林天、余建、德钦培丁等中央委员纷纷进驻，缅共“人民之声”也在这里开始对全缅甸广播。
也从这年开始，中共开始停止了对缅甸共产党的政治支持和物质援助，把两个访问组撤离。1973年-1975年“国际支左干部”也分三批撤返回中国。
1975年3月15日，德钦辛主席和书记德钦漆在作战中阵亡，坚持了30多年的缅共勃固中央根据地在政府军不断地的残酷镇压下彻底丧失。
5月，缅共在北方局所在地召开了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选举产生了德钦巴登顶为主席、德钦佩丁和钦貌基为副主席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原来长住北京的领导人员全部返回，邦桑成为缅共中央所在地。这个时候，原来分布在全国其它各处的根据地基本已经丧失，幸存的下缅甸缅共主要干部全部也都到达了这里（六四年的中央委员只剩下四人）。
这个时候，缅东北的人民军已经发展进入其全盛时期，成为缅甸国内最大的反政府的军事武装，是缅甸共产主义革命斗争的主力。正规武装达到近4万余人，还不包括数以万计的武装民兵。分别成立了4个军区：东北军区、中部军区、815军区及101军区。
东北军区——控制缅北果敢、棒赛、南坎、勐固、贵概等地，辖江西地区的303部队（3031、3033、3035、3037、107共五个营）；江东地区的404部队（4045、4046、4047、4048共四个营）。军区党委书记兼政委耶博尼温（杨光），副政委耶博古方、耶博林天，司令员赵迈（原为诺相），副司令员彭家声，参谋长余建，政治部主任杨正祥。
中部军区——控制北佤邦康、南邓、龙塘、孟卯、孟波、孟钦和温高等地，辖505部队（501、502、503共三个营）。军区政委赵尼莱，司令李自如，副司令鲍友祥。
815军区——控制景栋以北的湄公河西岸至缅老边境一带地区，辖768旅和683旅。司令员林明贤。
101军区——控制克钦邦东北部的史迪威公路沿线和该公路以北的板瓦地区。以克钦族为主，司令员则孔.丁英。
202军分区：由原来八莫地区的召干芮掸族部队组成，后来凡是参加人民军的各华侨补校侨生、华侨大多编入此部，主要活动于八莫到胶麦大片的游击区，无根据地，司令员是著名的博觉索（三十志士之一）。
在缅甸掸邦萨尔温江上游人民军势力范围内的广大地区，成立了缅共的地方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地方政府。以首先攻占的果敢地区为例，果敢县的建制行政上分4级：县、区、乡、村。设县长、区长、乡长和村长。县里行政机构为政治、政法、财政三大块。政治部负责宣传、组织工作；政法部负责司法之责；财政部负责经济，设有税务处。直属有一个500余人县大队的武装力量，维护本地安全。1968至1972年，彭家声兼任县长。
除此而外，还有党委系统。1973年，缅族干部余建任果敢县委书记。1975年后，四川人黄文兰任县委书记。她的丈夫缅族人苏莫，在1972年的勃固中央根据的反围剿中牺牲。这个嫁给了缅族人为妻的中国女人，在果敢地区，她赢得了人民的拥戴。
共有贵概、南坎、勐固、果敢、北佤五个县委、县政府及县大队。
1978年11月至1979年9月，缅共中央全会举行，讨论并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建党路线》和《军事路线》等文件。全会总结了缅共30年来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制定了新的纲领和策略路线。
1980年9月，缅共向政府当局提出就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举行双边谈判。翌年5月，在举行两轮谈判后，由于政府单方面宣布中断谈判而破裂。
1982年1月，缅共中央再次发表声明，继续为停止内战、恢复国内和平，实现人民民主和民族团结而奋斗。
1985年9月9日～10月2日在邦桑召开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德钦巴登顶再次当选为中央主席。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在果敢首先发动了兵变，发表起事檄文《告果敢人民同胞书》，谴责缅共领导层的“大缅族主义”与“宗派利益集团”，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彭家声出任党主席和同盟军总司令。
14日，彭家声部占领了缅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
16日，彭家声部已控制了原缅共东北军区百分之二十的领地。
彭家声部提出了“停止内战，实现民族自治，建设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平等的缅甸联邦共和国”的主张，与缅甸政府就就民族和解进行谈判。双方经过多次磋商，双方达成并签订了“和平协议”。
《协议》中，政府同意果敢实施“地区自治”，成立“掸邦第一经济特别行政区”。区府设在果敢的老街市；允许特区在经济发展的形式上采取灵活的方式，并给予优惠条件筹集军费；政府还许诺对于果敢地区的卫生、教育、通讯等基础设施予以投入；政府承认“民族民主同盟军”合法，编入缅甸边防警察系列，编制为一千二百人，按月份发薪饷，武装装备自己解决，着装自己设计，报经国防部批准和备案；彭家声任特区政府主席兼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总司令。
《协议》中明确规定，特区军事人员进入缅政府控制的地区，要事先请示仰光批准；政府人员进入特区，也要得到特区政府的许可。
《协议》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条款：“自签字之日起，凡是其部成员，均为缅甸联邦正式公民，政府承诺一律颁发身份证。”（这样一来，包括杨茂良在内的缅甸独立后来自中国的人员都获得政府的认可，为后来缅共人民军各部及张其富-坤沙部队与政府达成和平，铺平了道路）
尽管彭家声与缅甸政府达成和解，但在根本的利益问题上并没有多大的让步。这时的缅甸政府，对缅共的瓦解而产生的政治影响惊喜若狂，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对彭家声作其他的要求。这样，彭家声部，利用这次变更的时机，仍旧将缅政府军阻在了江西，东岸与中国接壤的大片地区，还是牢牢地控制在特区政府的手中。
“特区”辖一县、一市、五个行政区、二镇、十五个乡，面积3500平方公里，总人口32万人，是以华裔、汉人（统称果敢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区。位于缅西北高原，萨尔温江与湄公河之间的地区，毗邻中国云南临沧、保山地区，控制着中缅边境92—145号界桩之间长166公里的国境线。
1989年4月11日，缅共中部军区赵尼莱、鲍有祥率部发动兵变，包围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推翻了以德钦巴登顶为主席的缅甸共产党中央。这天，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被兵变的佤兵用躺椅竹竿捆扎成的担架从邦桑抬过南卡界河，丢在河滩时，他恳求说：
“党犯了错误，但是我愿意留下，和你们一起继续革命”。
在他人生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岁月里，见过赫鲁晓夫、霍查、谢胡、陶里亚蒂、艾地、胡志明、陈平、黄文欢等兄弟共产党的领导人，更是与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胡耀邦、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次握手言欢的一代伟人，而这时却在江边上孤单地无人理会，代表缅甸共产党已经被它的人民抛弃，即将退出历史的舞台。
鲍部宣布成立佤邦联合党（原缅共成员集体转入），部队改称“佤邦联合军”（佤联军）。同年5月与缅政府达成停火协议，成为掸邦第二特区。
目前佤联军控制区分南、北2个部分。北瓦与中国云南省接壤，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人口40余万；南瓦与泰国和老挝相邻，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22万。以佤族为主体民族，约占总人口数的70%。该军已成为缅甸最大的民族地方武装组织，共计有主力部队4个师一个军区,3个独立团，合计正规部队3.5万余人，民兵11万人，主力部队武器装备全部为中国六十年代中期产品。
党总书记赵尼莱，副总书记赵明、肖明亮、魏学龙。佤联军总司令鲍有祥，副总司令李自如、布莱康，作战部部长尼东，总部设在邦康（原名邦桑）。南瓦指挥机关设在莱三哨，南部军区司令魏学刚，政委鲍有义。
1989年4月19日，原缅共815军区司令林明贤也率部脱离缅共，成立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同年5月与缅政府议和，成为“掸邦第四特区”，总部设在与中国“打洛”口岸相连的“猛拉”。
其辖区与我西双版纳州相连，拥有中缅边界213-244号界桩之间288.5公里的国境线，实际控制区面积4950余平方公里，分为小猛拉、南板和萨洛3个行政区。人口7.4万，以掸族为主体，其次是拉祜族、佤族和议族。
该部主张实现国内和平，在缅甸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多党制联合政府。主席兼司令林明贤（海南知青），秘书长蒋志明（畹町知青，原东北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罗常保（昆明知青，原缅共中央警卫旅政委）。
特区领导人几乎清一色为中国知识青年。
德钦巴登顶和政治局其他几名委员组成的临时中央，流落到克钦邦的缅共人民军101军区。在这里德钦巴登顶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对以上等人的“易帜”，一律定性为“敌我矛盾”，“是精心策划的，有缅甸政府背景的，有组织、目的、有预谋的反革命叛乱。”。说归说，做归做，对内部的这种分裂他们已经是回天无术，无奈其哉了。
1989年9月，101军区将这伙人礼送出境，也宣布脱离缅共，成立克钦新民主同盟军。后与政府达成停火协议，成为“克钦邦第一特区”，总部设在中国腾冲境外的板瓦。主席兼司令扎孔.丁英，副司令泽龙。
现控制区6000平方公里，分为片马、昔董、拖角和落空4个区，人口10万余人。在其成员中，主要的民族成分是克钦族，其次是傈僳族。武装力量有军队1200余人，民兵2000余人。
由于丁英本人是缅甸正宗的克钦族，所以受到缅甸政府格外看重，先后被任命为缅甸“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克钦邦的政府成员。
1990年5月15日，缅共人民军最后一支部队，以掸族为主的768旅宣布脱离缅共，改称掸邦军。后与政府达成和解，成为“掸邦第三特区”。
不久，中国有关方面在内部下达了对缅甸共产党的68名“叛徒”禁止进入国境的通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没有多大实际的意义。
公正地回顾缅共由建立到覆亡的50年历史，应该承认，缅甸像德钦梭、德钦丹东这样的知识分子，引来共产主义学说建立共产党组织，其政治目标是以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为己任，在当时顺应了世界的历史潮流。在缅甸国内，民族矛盾相对弱化，而反帝反殖民统治成为广大群众一致的愿望，共产党正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机遇，率领人民为着缅甸彻底解放，摆脱贫穷压迫而浴血奋斗多年，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与拥戴。
进入70年代，当人民军占领邦桑，成为的缅共中央所在地的时候，缅甸共产党已经发展成拥有4个军区，正规武装力量达到5万余人，缅甸国内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在萨尔温江东、西两岸，建立了多块根据地，其势力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缅、中边境地区。再往南走，已达缅、泰、老边境，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万人口。
在政治上，尽管追求为实现共产主义、缅甸各民族解放的政治目标，但其生硬照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而不顾缅甸国家的实际情况。1966年下缅甸大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缅共统治的地区，同样开展“红卫兵”打倒“党内修正主义分子”的运动。当后来中国国内的情况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改变，而中共那些极“左”的理论及作法，仍旧被缅共中央奉若神明，顽固地拘守毛主义的教条，不能结合缅甸的现状提出新理论，制定新政策，特别是长期地坚持“大缅族主义”，压制和排挤其他民族干部，使党内凝聚力丧失，人为地造成严重的猜疑和对持。
缅共庞大的军政机构和武装人员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巨额的财政经费，“解放区”地处缅北高原，原本就资源物产贫乏，再加上连年战乱，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单靠税收所得，已经无法满足，这时中国已经逐渐减少对缅共的援助，如何自力更生解决革命所需要的经费成了缅共中央必须想办法解决的首要问题。
1976年5月1日,东北军区决定利用产销鸦片来解决经费来源，组建了“特货贸易小组”简称为“51组”，主要负责人为东北军区财政部长郑生及副部长刘国玺。下面分别设立两个点,一个在老街,一个在贵概，实施鸦片统购统销、征收鸦片税的措施。当时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条列，严格禁止进行私人交易鸦片，特别强调任何人不准向中国贩运。
具体办法与现在中国各地对烟叶的管理大同小异，“51组”向烟农贷款或预付鸦片款,收获时节必须用鸦片还贷。这样在缅共有关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掸邦北部各地区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农民从鸦片生产中获得了较多的收益。“51组”征收鸦片税及对鸦片进行的收购、销售，从中得到了可观的收益,成为财政经费的主要来源。（俗称“51”时期，即鸦片时代）
后来由于鸦片生产的扩展和收购量的增大,增加了长途贩运的人力和骡马驮运的成本，缅共便开始招聘了一些技术人员，将鸦片加工提炼成“黄砒”，黄砒的体积和重量比鸦片大大缩小,长途运至缅泰边境或泰国北部可以使利润成倍增长。缅共人民军成为种植鸦片的组织、收购者；黄砒生产的组织者、执行者；也是贩运、营销的组织者和保护者。东北军区从鸦片和黄砒的产销中获取了巨大收益,成为了缅共人民军各部队首先富起来了的样板。
1980年8月19日缅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东北军区“51组”收归中央直属,重组产销机构,代号为“819机构”，主管是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佩丁。开始“全解放区”组织鸦片的生产、收购及黄砒的加工和运销。（俗称“819”时期，即黄砒时代）
一开始其机构也跟“51组”一样，内部建立了收支账目的严格管理制度,为解决当时缅共的财政经费困难起了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
但是在黄砒的巨大利润的驱动下，渐渐地,“819机构”成员和缅共的一些高层领导层人物开始化公为私（发生了几十公斤海洛因的巨额贸易款被私分而无从查起的事件），甚至有的利用公家的工厂加工自己的鸦片,牟取暴利；有的爽性建立私人加工厂；时间一长为“819机构”定下的、严格的条条框框，已经名存实亡，几乎所有成员都堕落成为毒枭和蛀虫。
当时中央要求各路领兵的实权派及党的基层领导层不仅要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而且必须为革命做贡献，按时交纳贡赋养活中央及其家眷。于是从党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甚至到一般士兵都行动了起来，在完成上级下达的财政指标的同时，翻江过海，各显神通，生方想法地收购并私自开设黄砒加工点。一时间，缅共所管辖地区工厂新罗密布，狼烟四起，毒品生产迅速扩展。上上下下，凡是有关的或者经手者，从毒品的产销中都获取了巨大财富。到1989年缅共退出历史舞台，整个缅共的武装除党的主席和少数几个中央领导外，几乎已经没有不沾和不做毒品生意的了。
最为严重的是，缅共中央已经无法控制不向中国境内贩毒，1980年底中国边防部队抓到几个毒贩分子，竟都是缅共的中层干部。这样一来，彻底地惹怒了中国，让这位当年全力扶持自己的大哥不得不考虑如何对待“恩将仇报”的小兄弟。
中国籍的缅共中、高层干部虽然对于毒品深恶痛绝，但也无法阻挡黑色诱惑对缅共和人民军的吞噬，他们在反复称颂共产主义的美好前程的同时，也在私下议论和寻找今后的出路及疯狂地积攒财产。
和平后，所谓的“后缅共”时期，特区更是成立的“531公司”,其实就是缅共“819机构”的延续。由组织统一筹措经费，负责毒品产销,大小头领按官衔都占有相应的股份,公司利润由“特区政府”按比例分成（俗称“531”时期，即海洛因时代）。
缅共的存在，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萨尔温江东西岸地区，成为罂粟种植的核心区域，经过三个时期的发展，事实上进一步推动了此地区毒品的生产和扩大,使“金三角”成为世界重要的毒品供应地。同时“毒品”也如蛆虫般地腐朽着缅共原本健康的肌体。而“苛捐杂税”，让缅北的老百姓与人民军的关系也越来越对立。毛泽东曾经用“鱼水情”来比喻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却被熟读毛著的缅甸共产党人们丢到脑后，抛弃了这个革命的基础。
一个革命政党，出于对民族、阶级双重压迫的反抗心理，可以一呼崛起，但是如果不能顺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所进行的革命势必会出现异化。其具体表现形式往往是──先由内部狂热的极“左”自残，造成理想破灭，接着就是腐败滋长导致组织崩溃或“易帜”。缅共兴起于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衰败于极“左”的内部斗争，最终腐败于“毒品”经济而灭亡。
当然，缅北缅共人民军的出现，是当时国际大气候的产物，究其原因，不外有三：
1、60年代开始，随着国际政治气候的变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开始向周边地区进行革命输出，导致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都先后爆发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新一轮的武装斗争高潮。
2、1967年，缅甸奈温军人政府发动波及全国的反华暴乱，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满和愤慨。
3、在缅甸政府的默许下，包括“大陸工作组”四个大队在内的台湾各种武装及情报部队已经在中缅边境一线成军布防，严重地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毫不隐晦地说，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得益于中国的援助与支持，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及可能动员的力量。于是乎，缅共人民军顺势而起，迅速占领中、缅、老、泰边境地区，形成对中国边境的缓冲保护区。不久人民军更彻底消灭“大陆工作组”在内的所有反共武装力量，让台湾“反攻大陆”的妄想终成泡影；同时也让缅甸军人政府发动的反华行为，尝到了20年血腥战乱的回报。
传说中的那句最高指示：“三年解放缅甸”，并非空穴来风，196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54军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进入云南（据说还有38军），同来的还有大批身穿灰色出国部队军服的运输、雷达、防空、导弹部队，在滇西地区集结。正当积极准备挥师南下，出国“支左”之时，蒙古上空的那声巨响，随着林副统帅的离去，缅共“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理想也就永远“灰飞烟灭”了。
当然，有人说缅共人民军只不过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看门狗而已，他的成败完全看主人的意思，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虽然说缅共的终结有他自己不可推卸的原因，但最主要的仍是中共的需要、抛弃及出卖。
到90年代末。当游客站在云南边境，望着对面那片仍然长有罂粟花的土地，是否还会想起曾经在这里为缅甸人民的解放及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缅甸共产党人和无数长眠于此的中国“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1968年至1970年，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时期，为文化大革命立下汗马之功的“红卫兵”小将们，变成城市中闲散的年青人，面临着需要为他们解决吃饭、生活和工作的巨大压力。于是，毛泽东果断地决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声令下，成千上万的“老三届”年青红卫兵们在这样的借口下，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万般无奈地抱着热情的情怀，打着背包，被全部赶离城市上山下乡，流放到边境地区的乡村、山寨、农场。
“红卫兵小将”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如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一般，生活中失去了对前途的希望，更多的是苦闷、寂寞、悲观和彷徨。
有人认为，在当时的历史阶段，这一招的确不失为一种疏散密集的城市人口，解决失业人口的办法。实际上这完全是当时掌权的“四人帮”集团的阴谋，是对当时具有“革命冲动”的青年学生们的清洗，对几乎处于失控状态的“文化大革命”的调控，目的不外乎是巩固他们的集权领导。
此时云南境外，缅共人民军武装如火如荼的发展，活动于缅东北的大片土地，在与中国接壤的地区（有的直接在中国境内），设立了大批新兵站，招兵买马。是巧合还是中国领导人们的有意安排，大批知识青年的到来，无形中给了这些人中的不安定分子以极大的启示：“到境外去参加缅共是最明智的选择”。
当时国内有关当局把缅共的革命认定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参加缅共人民军，有关文件称之为“参加革命”。在中国有关方面的默认下，特别是当时通过非正式渠道传出的那句最高指示：“三年解放缅甸”，更是鼓舞着“彻底垮了的一代”，抱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成千上万血气方刚的“知青”和中国边民们跨出国界，投身到支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洪流之中，走上了“国际支左”的人生道路。成为缅共人民军战士。
他们自豪地称呼自己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幻想着在不久的将来，当缅甸革命成功，共产党得到政权之时，他们这批功臣将不是一方的封疆大员，就必定是各军区的司令员或者政委。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元勋们从建党到建国走了整整28年的艰苦历程，而他们也许就只需用3年的时间，就能完成这个飞跃的壮举，那将是何等的骄傲和自豪！？
而在1968年3月，应缅共要求、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昆明军区先后组成了代号“东方飞燕808”和“东方飞燕909”的两个军事访问组赴缅，指导缅共人民军的革命斗争。另外，在派出访问团的同时，两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地方部队被赋予国际支左的特殊使命，从德宏军分区的边防团（民族二支队）抽调140名干战，于1968年3月由潞西蛮海出境，充实到缅共人民军303部队，主要开辟江西(勐古)根据地；从临沧军分区的孟定边防团（民族一支队）抽调102名干战，于1968年12月由镇康南伞出境，充实到404部队，开辟果敢根据地。这些援缅干战本身都是滇西南土著少数民族，出境后提级使用，担任营、连、排长骨干职务，继续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直接带领人民军对缅政府军作战。这些援缅军人，一般被称为“国际支左干部”。
据外电报道：
“当下缅甸缅共中央根据地气息奄奄之时，缅东北人民军却迅速地发展起来，装备着各种先进武器，在一些职业军人娴熟的指挥下，过关斩将，势如破竹，不断地占山据地，迅速地打开局面并壮大。”
不久人民军更是发起了震撼全缅甸的“腊戌战役”、“滚弄战役”，与缅政府军对峙激战数十天，势力与影响不容小视。
在与缅军武装对峙冲突里，刚刚学会打枪的中国“知青”们，真正尝到了战争的残酷。许多人一上战场，不是在枪炮中倒下、受伤、牺牲；就是生病、流落他乡，有国不能归；更有甚者是变节、背叛。在残酷的事实和血的考验下，一部分跑出去“革命”的知青，知难而退地回到了国内。但还是无法阻止革命的洪流，更多的知青们在“三年解放缅甸”的最高指示的鼓舞下，仍然前仆后继地涌出国境“干世界革命”。
进入七十年代，为谋取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对越反击战的认同，中共开始主动停止了对东南亚共产党游击队的政治支持和物质援助。从1972年，两个军事访问组全部撤离，到1973年-1975年“国际支左干部”分三批退回国内，中共彻底抛弃了缅共这个小兄弟。
七十年代的中晚期，缅共德钦巴登顶为首的亲华派中央，为了谋求中共的继续支持，不断地派出大批“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代表团回中国访问，目的很明确地表明缅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更重要的告诉中共不要忘记他们自己的这些儿女——当年的知识青年们。
这些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战火中的幸存者，经过几年革命风雨的磨练，很多人都已经担任了人民军的中上层领导干部。当这些离家数年、杳无音信的孩子们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之时，他们的一些战友们，却早已经埋骨异乡，永远都回不来了，有的甚至连真实的名字都没有留下。
时代的大潮滚滚，历史往往无情地翻过旧的一页，“四五运动”翻天覆地，“十月惊雷”让山河巨变，当新时代走来，已经没有人再注意这些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在异国的崇山峻岭里浴血奋战，支援世界革命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和他们曾经的辉煌。残酷的现实，这才让大家冷静下来，认真地思考自己的未来。很多人悄然地回到国内，和成千上万的同龄人一样，有背景的开始从一名普通的工人、教师、公务员做起、更多的落入社会的最底层，从事临时工、苦力甚至小偷、妓女的行业，为最低的生计出卖剩余的人生岁月。
只有少数坚持的顽固知青们，熬过了“各种苦难”，到1989年缅共瓦解之前，已经有一批“国际主义战士”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昆明知青车炬升任6旅旅长、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畹町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保山知青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员、广州知青林明贤升任815军区司令员等。这些人，至今有的已经魂归异邦，有的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支武装之中，成为权重一方的新贵。
据边境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前后有35800多人次出境参加了人民军（有的只是跑到新兵站住几天，待领到装备后，就拿着这些东西返回国内卖掉，据说有个在瑞丽的昆明知青，前后跑过10多次不同的新兵站，完全把这个当作一种找钱的途径，所以只能说是人次）。300多人在战斗中牺牲，500多人伤残，1000多人失踪。（没有统计到的谁知道有多少呢！？）
1972年开始，两个访问组、“国际支左干部”全部撤缅回国归建，他们历经异国18年的战火洗礼，参加缅共人民军大小战斗数十场，几乎人人受伤，甚至牺牲（临沧军分区的牺牲22人，德宏军分区的牺牲38人），却无一人叛国投敌。
（中国军事访问组和240名援缅军事干部是祖国选派、肩负国家使命出境参加国际支左的。这些为国流血的英雄们回国后却得不到应有的荣誉、地位及待遇，有的因种种原因甚至孤独的死去而无人过问。）
参考这些人的经历，在新的词典里，对“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一词，似乎应该有种新的注释！？
缅甸共产党的叛徒
1939年8月15日成立的缅甸共产党，从诞生到终结，都不断地催生着层出不尽的、各种各样的“叛徒”——
第一任总书记德钦昂山，不久就叛党投靠日本。
1942-1944年期间的总书记德钦登佩敏，叛党接受政府招安。
早在1960年以前，缅共白旗派中央内部就存在着意见分歧。首先是党的主席德钦丹东一再提出“赢得战争，夺取政权”，走中国共产党以武装革命建立人民政权的主张，但是却一再被其他委员们否决。以缅共元老、政治局委员德钦芭鼎为首的一派认为:“主席不服从中央，中央就撤换主席”，多次提起对主席不信任案，要求德钦丹东辞职。但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中央委员会，每次的投票结果，赞成派和反对派票数都相等，导致矛盾一直无法解决，为党内后来的路线斗争埋下伏笔。
而缅共红旗派的内部一直被右倾经验主义的路线占据着主导地位，特别在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后，仍然坚持深入骨髓的苏式“修正主义”的路线，直到70年代初期，依旧必读马宁主义著作。
66年反华事件后大批满腔热血的仰光大学生投奔到缅共红旗党参加革命。而红旗派地处中下缅甸，很难得到国外的经济和物质支援，面临着只能靠自力更生来解决生存的境地，于是硬性划分阶级，武断地开展打土豪、分浮财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长期以来严重伤害了人民感情，得不到老百姓的的支持。艰苦的生活条件，虽然使不少学生士兵们人心浮动，但更重要的是除了应对敌人的进攻以外，还得随时防备内部的整肃……然而，当阶级斗争愈演愈烈，打击越来越残酷无情之后，由于出身问题，挖出了学生中的“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些人几乎被全部杀光。
而且缅甸共产党领导层多数来源于“德钦党”，大都存在严重的“大缅族主义”，基层却是大批的各民族战士，导致党内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不解决好这个问题，部队就没有好的战斗力。自然而然使中央对下属各单位，尤其对军队的领导受到严重的挑战和丧失。
军政府就是抓住缅共的这一致命的弱点，首先摧毁了缅共（白旗派）中央根据地，然后的集中优势兵力，以缅军精锐99师为拳头部队，对缅共（红旗派）的各根据地发起了最猛烈的进攻和围剿，同时开展大规模的政治利益引诱，在这种环境下，以党主席德钦梭为首的决定放弃武装斗争，向政府投降，成为共产党的“叛徒”。
而已经是红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军事书记的钦貌基坚持革命原则，反对向政府投降，在中常委会上，却被扣上“托派”的帽子被执行枪毙，还被红旗党中央定性为“反革命叛徒”。
而同样的事情，在缅共（白旗派）里也在不断地上演——1966年当中国掀起“文革”风暴，缅共（白旗派）领导的勃固中央根据地顽固地执行着“极左”的“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缅共主席德钦丹东对大批投奔根据地的进步学生十分重视，先把他们送进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又派他们到模范的“战无不胜部队”去经受锻炼，突击接收他们入党，逐渐培养成为自己的铁杆嫡系力量。德钦丹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缅甸革命的灯塔”的决议，在他的授意和大力支持下，缅共的“文化大革命”就此开始。这里到处挂着毛泽东、德钦丹东像，每天举行着中国式的“早请示、晚汇报”，而且根据地成立的红卫兵更是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把运动进行得更激烈、更干脆、更彻底，不但口号越喊越响，手段越来越狠，将过去凡是与主席有派别分歧及不同意见的、没有执行主席路线的，统统上纲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德钦芭鼎首当其冲，被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后，交红卫兵批斗，由于他拒绝检查，就被处以死刑。德钦芭鼎的死刑就是一个叫玛薇（青年学生）的执法队队长带着十二个女红卫兵执行的。她们每人手拿一根竹杠，把芭鼎老人拖到一个土坑旁边，乱棒打翻在地，再由玛薇抽出匕首捅进老头子的脖子，其他女红卫兵用脚踏在他的肚子上用力踩。鲜血从脖子上喷射出来，最后让其血尽虚脱而亡。
政府军于1968年春季以后，向勃固山区发起进攻，德钦丹东提出“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主管军事的中央领导人博吞迎对这一军事主张有些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样的做法太教条，并且提出“政治局应该改选”的要求。于是，博吞迎不久就被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于1968年8月30日开公审大会，处以死刑（博吞迎，是个军事家，理论水平也很高，人称“缅共的林副统帅”）。
对博吞迎表示同情的四个学生领袖——当年最坚定的革命派、最杰出的学生会领袖、最忠心的模范党员，也被以“反革命”的名义被他们一起投奔革命的同学们残酷地处死了。接着，红卫兵们又以同样的手段处决了1963年和平谈判时缅共代表团团长郭泰、缅共创始人之一的德钦拉绵、政治局委员耶博特和博扬昂等…….
这样一来，中央根据地几乎天天开斗争会，对于“反革命分子”，不论职务高低，统统判处死刑格杀勿论。1967和1968的两年之内，从中央政治局委员杀起，一直杀到了连排级干部。
1968年9月24日德钦丹东在转移的途中，自己也被其警卫员貌苗刺杀……继任的缅共主席德钦辛以此为借口，更加疯狂、更加全面地搜查“反革命分子”，继续大开杀戒。滥杀造成了人人自危，弄得根据地内人心惶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莫名其妙地变成反革命。导致有一个县的全体党员一起决定“集体走向光明”，全部当“叛徒”投降了缅甸政府。许多在艰苦的武装斗争中一直坚持走下来的元老，也发现稍不慎便会引来杀身之祸，从而叛党出逃（以缅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刻、中央委员德钦佩丁为首）。
巴刻是五十年代初，跟随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巴登顶赴中国学习的军政干部之一，是滞留中国的缅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德钦巴登顶的高级助手。巴刻曾经前往苏联学习，受过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是缅共党内有名的政治理论家。1963年参加了缅共与奈温军政府的和谈，和谈失败后留在了勃固根据地，任缅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后来以他为主的几个缅共“叛徒”，联手写了一本名为《德钦丹东的最后日子》记实文学并公开发表。这本书揭露：
“缅共党内的斗争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20世纪30年代内部“肃反”的悲剧。在德钦丹东直接控制的勃固中央根据地内，“党内革命”进行得最为残酷，斗争方式是一撤职、二开除、三处决，为节省子弹，对被批斗者都由“红卫兵执法队”用竹尖刺死。66年军政府反华时逃到根据地投奔革命的、被认为是“革命新鲜血液”的大批青年学生，由于出身在比较富裕的家庭，几乎全被杀光……”
1976年中国粉碎“四人帮”后，开始调整对外政策，逐渐中止了对缅共的支援。严重依赖外援而自身又没有“造血”功能的缅共，为继续生存下去，于1978年内仍旧在东北根据大搞“阶级斗争”，按中国土改的模式清查地主、富农，硬性将住竹楼、养水牛和口粮勉强够吃的人划为“地富分子”，没收他们少得可怜的财产。同时，为了满足根据地四个军区及十个县委的口粮供给，缅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增加征收粮米导致赋税过重造成大批百姓逃亡，大批基层干部又乘机抢占逃跑头人的良田巨宅，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甚至参与毒品走私，渐渐失去民心，没有人民支持的缅共从此一蹶不振。到1989年3月开始，缅共人民军内部接连先后发生兵变，中国政府“关于严格禁止缅甸共产党66名叛徒进入中国国境的通知”表明，这些风云一时的革命领导者们，全部都成为了缅甸共产党的叛徒。
革命乎！反革命乎？只是一字之差，那“叛徒”又作何解释呢？！
契莱将军秘密访问中国
契莱将军，缅族，中央军官学校4期毕业。1966年，时任空军参谋长的他率空军参加奈温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成为缅甸革命委员会成员。深受奈温将军的重用，成为缅甸军政府的第三号人物，在总统山友将军出国访问期间，代行总统职权。在其官运如日中天之时，急流勇退，以健康为由退出军、政界，从此流连于高尔夫球场，是缅甸政治人物能够安享晚年为数不多中的一人。
2006年7月的一天，笔者因为与契莱将军的女婿有生意来往，正在将军家中闲谈，突然有外客到来，原来是中国肖蓉女士（即邓榕——邓小平的女儿）前来拜访，据其称：
“家父生前多次谈及中缅友谊，在两国关系最困难的时候，契莱将军代国负荆请罪，是缅甸民族的使者，和平的搭桥人，功不可没。家父临终前一再吩咐，如有机会到缅，必须代他拜访将军——中国人民真正的好朋友。”
契莱将军是肖蓉此次缅甸之行唯一指名要见的人。
回顾历史，1967年缅甸发生反华事件：
直接起因在于华侨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中国的一个专家和44个华侨被杀害，更多的华侨被捕。当时中国使馆和外交部向缅甸提出了强烈抗议，因此撤回了大使和所有专家。紧接着缅共产党人民军在中国的支持下，在缅东北地区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反军政府的武装斗争。
奈温将军于七十年代开始主动向中国暗示想到北京会见周总理，就过去的一些问题作出解释的要求，一直被中国所拒绝。
1970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突然请缅甸驻华使馆代办转达对奈温将军的问候，这样又打开了缅甸的希望的大门。随后缅甸新任驻华大使及中国新任驻缅大使到任，两国关系开始缓和。1971年8月奈温主席虽然应周总理的邀请对中国进行非正式友好访问，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奈温的谈话，都表示出“和为贵”的精神，气氛虽然十分友好，表面上双方采取一些措施，两国的关系没有再继续恶化下去，但是，缅共人民军已经在缅东北建立了稳定的革命根据地，雄据一方，对缅军政权构成巨大威胁。
奈温将军多次请教周总理，要重新获得中国政府的信任，缅甸应当怎么做？
周总理表示，必须先解决中国民族情感的问题，至于怎么做，你们是主权国家，自己去考虑。
到1975年，毛主席身体大大地不行了，周总理也是病魔缠身，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巴基斯坦及罗马尼亚领导人都先后纷纷到访中国。同年6月，泰国总理蒙拉差翁·克立·巴莫访问中国并宣布中泰建交。
缅中关系任何走下去，缅甸执政的军人集团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属于“亲中派”的革命委员会成员、空军司令契莱准将向奈温将军主动请缨，愿意前往中国，代他负荆请罪，“探营”中国政府的态度。10月中，契莱将军秘密到达北京，立即拜访已经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时表示：
首先代表奈温主席对1967年的事件表示深切的道歉；向中方通报了就受难华侨缅方善后处理事宜；主要通报事件发生后奈温将军受到来自革命委员会内部的压力，一部分成员要求断绝同中国的关系，倒向苏联。奈温拒绝了，表示要断绝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难了。于是他们攻击奈温主席，说他有中国血统，出卖缅人利益；所以希望中国对奈温将军的处境给予谅解并且能够支持和坚定其对中国友好的立场；提出要求再次访问中国并探望生病的周总理。
当时，因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跟苏联两国的关系降到冰点之下，而中美关系的改善，苏联更是耿耿于怀,不但多次指责中共，而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武装对峙，剑拔弩张，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兵戎相见，爆发战争。在此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缅甸特使契莱准将到来的情况汇报到毛主席这里，主席格外重视，立即指示邓小平：
“中国和缅甸山水相连，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当新中国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缅甸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必须珍惜这份友谊。目前我们首要任务在国际上联合欧、美形成抗击苏联霸权主义战线，在亚洲则孤立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必须加强和改善与周边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缅甸在南亚大陆地位十分重要，是我们外交工作的重点。同意奈温来访的要求，由你负责安排接待。”
契莱将军得到毛老人家的圣意，如获至宝，立即返回缅甸，奈温将军更是喜出愿外，于1975年的11月，率庞大代表团来到了北京，这时周恩来已经病重，周夫人代其会见了奈温一行。而且毛老人家拖病躯也与奈温会了面，给了他极大的认可。
在随后双方的会谈中，邓小平明确地表示：
“我们一向认为，任何国家的革命采取外国的样板，不可能解决问题，应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斗争，各国政府所面临的国内问题，是各国的内政，由他们自己去处理，中国不干预……”
这个讲话等于宣布中国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武装时代的结束，和平发展成了中国外交的主题。
1976年周恩来逝世时，奈温将军提出亲赴北京为周恩来送别，被中方婉言谢绝。随后毛主席离世，奈温将军仍旧没有成行，但随着历史的滚滚浪潮，一个新的时代仍然来临了。
1977年中国对缅共的经济援助基本已经停止，访问组及支左干部都已完全撤离缅共根据地回国。
1979年邓小平正式执政后，把经济建设放在了首位，努力谋求中国和平的国际环境，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输出革命的观念逐渐改为互惠互利的策略。
1980年9月中国政府特使李一氓赴缅转达邓小平关于期望缅甸各政党和平团结建国的真诚愿望，明确地表示，作为缅内部事务，中方不再支持缅共的武装斗争。中缅两国的友谊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契莱将军在缅甸革命委员会中，是一直坚持中缅友好的成员，在中、缅两国领导人曲折的来往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回顾历史，严格地说，契莱将军才真正是终结缅共的第一人。
克伦族传奇英雄博米亚
博米亚(Bo Mya):克伦民族联盟主席、克伦民族解放军总司令，克伦族政治领袖，克伦民族精神的灵魂人物。
1927年1月20日，生于克伦邦帕本替穆镇，取名“米亚”。
19世纪英国统治缅甸的时候，实行民族制衡政策，使克伦族武装得到培养和重用，成为英军的主力，在二战当中，是其对日作战的重要力量。当以昂山为代表的缅人，引狼入室、与日寇结盟，组织伪军傀儡政权，甘为叛逆之罪之时。年轻的米亚加入英军克伦族136部队对日军作战，后来得到英方的重用，逐渐成长为指战员，按缅甸习惯，就成为了博米亚（缅语：尉官米亚）。1944年至1945年因率部在东道那山痛击日寇而名扬下缅甸。
战后、英国殖民者卷土重来，为了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昂山将军与掸邦土司头人等结成统一战线签订《彬弄协议》时，属于英国部队的克伦族没有参加。当1948年1月英国同意缅甸独立，交权于昂山的“民主同盟”组织政府时，克伦族、缅共及其他各族抗日武装不信任二战与日寇结盟的缅人，指称此政府为日伪缅奸残余换帜政权，愤而结盟百万之众与之对抗。博米亚率部参加围困吴努的“仰光政府”，更是盛名显赫，迅速上升至克伦独立运动人的重要位置。
20世纪70年代博米亚创建克伦民族联盟和克伦民族解放军，成为克伦族的主要领导人。克伦民族联盟武装主要活动在缅甸的东部克伦邦，与泰国的西部相邻。他在靠近泰缅边境的马纳普洛（胜利场）设立“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的总部。这里崇山峻岭、地势险恶，虽然泰军和缅军在通往其武装控制区都设立了层层的关卡，外人不准随便出入。但仍旧被各族反政府组织誉为“红旗飘飘解放区”，成为缅甸多少有志青年、怀抱民主自由、民族解放等理想前往投奔的革命圣地。
克伦族一直被认为是进步的民族，拥有先进的文化。特别注重教育，建有很多流动的学校，尽管经费完全靠救济，老师也没有工资，他们也没有放弃对自己文化的传承，除了学习本民族语言外，他们还接受英语教学。学生来自方圆５至６个村庄，由于往返路程需要一天，大部分就寄住在有学校的村庄，放假才能回家。
克伦族是缅甸第二大民族，自称为扬子，据说因为先祖来自中国扬子江流域地区，传统民族感情总体亲华。分为斯戈克伦、波埃克伦和勃欧克伦3大支系。过去他们多信仰佛教，自从基督教传入缅甸后，一部分克伦人就改信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如今，政教合一是克伦族武装的显著特点。
90年代初期，克伦民族解放军内部基督教与佛教信徒发生分歧，由于联盟高层领导中基督教徒占多数，尽管博米亚一贯主张公平相处，但仍旧被置于风口浪尖之上。虽然他的捍卫者说，他对待基督教徒和佛教徒一样。
1994年年底，克伦民族解放军宣告分离，一部分人脱离组成了克伦民主佛教军，并与缅甸军政府达成停火协议，导致1994年12月首府马纳普洛根据地为缅军攻陷。这是克伦族武装在战后历史上的最大重挫，从此以后，克伦民族联盟和克伦民族解放军的势力日渐衰微。
2004年，一直担任克伦民族联盟主席的博米亚因为健康原因，主动退出一线领导，改任副主席。随后他前往仰光与军政府总理钦纽中将举行会谈成功，就在第二天即将签订和平协议的关键时刻，钦纽将军突然垮台被囚，导致千秋功业，毁于一旦。
2006年12月23日，博米亚因心脏病和糖尿病多年缠身，在泰国边境湄赛医院逝世。
从抗日开始，博米亚领导克伦族坚持武装斗争60余年，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缅甸独立战争，为自己民族自由和解放的崇高理想奋斗了终生，成为亚洲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悲剧英雄之一。
尽管博米亚曾经率众百万,别人都变成“博觉”（缅语：将军）之时，他终生不过自谦称为“博”（缅语：尉官）而已，却留下了千古名言：
“不自由，勿宁死”
“不能在自由中光荣生存，永不放下武器”。
九反民族——果敢
果敢近百年来的历史，是杨氏土司的兴旺与衰落，家族内部对世袭权的窥窃与争斗，相互的倾轧与杀害，充满着阴谋与血腥。同时是缅北地区民族武装和贩毒武装势力形成、发展、割据的缩影，是缅甸近代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明朝中叶，萨尔温江的上游是中国的内河，伊洛瓦底江上游部分也在明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在目前缅甸版图上的孟洋和木邦地区，王朝设立了宣抚司，在下又设有部落土司，单木邦宣慰司就下辖33个土司。
明朝灭亡之际，追随永历皇帝的一些官员和军队从云南一路逃亡缅甸。有数干人到了一个叫麻栗坝的地方，隐姓埋名深居下来，经过艰苦而漫长的日子，最终成了缅甸的果敢族及其他称谓的汉民族。
缅甸果敢,是位于萨尔温江东岸，长数十公里呈条状的区域，总面积约5200平方公里，多为高山丘陵区，主要是由三个坝子组成，其中最大的是麻栗坝。与中国云南省临沧地区的镇康县、沧源县、耿马县以及保山地区的龙陵县接壤，边境线达250公里。
1657年杨高学，南京出生的武举人，随永历皇帝到云南，定居顺宁。
1739年他的后人杨献才成为兴达户首领，是使果敢成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第一人。
1758年杨维兴承袭兴达户首领。其领地扩大至放马场、班永、渔塘、木古河。
1795年其子杨有根袭职。正名果敢户首领。领地范围：东方至大硐，西方至螃蟹河，北方至金念，南方至羊哨。
1840年杨献才嫡系重孙杨国华袭职。这段时间有大批滇西杜文秀回民起义军的的溃部逃入果敢。在他统治期间，清朝政府在木邦宣抚司的下设置果敢土司世袭权，并赐铜印，承认果敢土司为木邦宣慰司下辖33个土司之一，准其子孙世袭之职。
1874年杨国华去世，杨春荣继承土司世袭权。临终前，因子尚幼，将政权委托6弟杨国正摄政。在其统治期间，征服勐汞和滚弄，纳入果敢版图，使果敢在掸邦的地位日益增强。
1897年，英人与清王朝签订《中英续议缅甸条约》，果敢正式被划入英属缅甸。杨国正被英当局颁发ATM勋章。
1920年，杨国正去世，杨春荣接任承袭土司，因小时害过天花病，脸上有麻子，溺称小名“阿赖”，人称“赖司官”。为了减少家族间的不和，便将土司的权利，分给杨春沛管金弄山；杨春锦管常菁山和滚弄；杨国正的长孙杨文焕管勐汞并掌握兵权；他自己管理果敢中部，形成4人分权管理。
1929年，杨春荣去世，其长子杨文炳承袭土司。但他的两位堂叔杨春沛、杨春锦就果敢土司继承权问题，与将其发生诉讼，英国人最后将世袭权判还给他。为巩固权力，建立权威，杨文炳拘捕了杨春沛、杨春锦及追随者，并没收了他们的所有财产，将其全部驱逐出境，不得再踏入果敢领土。
杨文炳有11个孩子，长子杨振源，在腊戌中毒身亡；二子杨振材，袭土司职；三子杨振声，为政府议员；四子杨振祥，在杨文泰叛乱时被杀；六子杨振勋；七子杨振来。
1931年，缅甸总督考察果敢地区施政行为，授予杨文炳TDM勋章和一把象征权利的银刀。
1942年3月，日本人从滚弄入侵果敢。土司杨文柄打起“护国军”旗号，并上书中华民国政府宣示果敢起兵抗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杨文炳与杨振声，经特许，杨振声进入中央大学外语系学习。
1943年9月30日，果敢发生杨文泰叛乱事件。杨文柄的二弟杨文灿配合中国远征军加以平息。同时剿灭了堂兄杨文慧的武装，自任果敢自卫军司令。
1946年杨振声学成返回果敢，被委任为自卫军参谋长。
1947年杨文炳被授予OBE英帝国勋章。8月25日，果敢脱离木邦所辖，成为一个独立的地区。土司的地位，也晋升为大土司。作为补偿条件，果敢将怒江西岸的常菁山和猛汞割让给木邦。
同年土司杨文炳参加《彬弄协议》的签署。
1948年1月缅甸正式独立，根据《缅甸公民法》第3章第1条，果敢人成为缅甸的一个少数民族。杨振材、杨振声作为果敢地区代表，成为吴努政府上下议院议员。
1949年9月开始，从大陆溃逃的国民党残军进入并盘踞果敢地区。
1952年，缅甸政府宣布对掸邦实施戒严法令，果敢地方武装配合政府军开始驱逐入侵者的军事行动。到1953年底，整个果敢境内基本肃清了国民党残余武装。
1954年7月，发生“胡嘉干事件”。一名果敢木瓜寨的生意人胡嘉干因没有身份证，在贵概遭缅政府移民局拘捕，其罪名为“中共派遣人员”。果敢民众对此事件，感到非常愤慨，自发组织了300多人的队伍，到滚弄、贵概、腊戌等地举行了示威游行。次年2月16日，在土司杨振材亲自干与下，胡嘉干才得以释放。
1958年，《班弄协议》期满，参加签字的果敢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要求按协议条款退出联邦，被当时掌权的“看守政府”拒绝，就此导致缅甸国内民族矛盾的激化和武装对抗。
1959年在政府煽动下掸邦部分老百姓要求土司们交出世袭权，缅政府乘机托词“尊重民意”，责令包括果敢在内的掸邦33个土司交出权力。中央以赔偿的方式，参照土司年税收的15倍约四十万缅元进行补偿。4月，政府举行了一个土司交权仪式，果敢土司没有出席仪式，并拒绝接受政府的补偿。杨振材从此失去土司位置后而闲居腊戌，地方大权落入杨金秀（二小姐）手中。
1962年3月，奈温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军政府决定以武力解决果敢问题，一夜之间在全国各地将原土司杨振材及其他果敢领袖全部拘捕，激起了果敢人民的不满，杨振声借此成立“果敢革命军”，宣布与奈温的革命委员会对抗。
这支声势浩大的“果敢革命军”，多为杨氏家族成员及果敢几乎所有的大户与实力人物。坚守住果敢各个要地，其中一部份人员甚至将部队推进到萨尔温江以西的地区。
政府军迅速派一个连进驻果敢大水塘，并实施“以果制果”的政策，释放罗星汉策动其成立“果敢青年前进委员会”及武装民团“自卫队”，配合政府军对“果敢革命军”采取军事清剿。同时加紧了对果敢地区的渗透控制，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收买和策动果敢人“变节”。
1965年4月，驻防在最前线的苏文龙部向缅政府投降，放缅军进抵新城；杨振材的司机李跃鸿投降，被委任管理滚弄；彭积广、彭积德、彭家声、杨国智也先后率部反水……随着这些军官纷纷叛变，缅甸军队不断地开进，果敢境内陷入一片混乱，“果敢革命军”不战而全面崩溃。
无奈之下的杨振声带着剩余部队和家属于4月底撤离果敢，经滚掌西渡萨尔温江，在国民党军的协助下，从克钦专属区的绿水，到达泰国的唐窝。杨振声宣布引咎辞职，跟随他流亡泰国的人员，杨振业首先表示不满，带领着50人的小部队返回缅甸，发誓要收复果敢。
1966年，其弟杨振勋带着部分部队回到果敢，与彭家声的队伍汇合。
当缅政府与果敢长久以来面和心不和的矛盾公开化后，果敢人中罗星汉、苏文龙、黄大龙、杨文灿、杨文慧、杨振业、杨振材、杨振勋、杨振声等人，不失时机地拉起了各自的武装，占山为王。果敢形成了罗星汉的自卫队以新街为基地，控制着东山区；杨振业部，则占据着西山区；彭家声、杨振勋部，则控制着果敢北部的三角鼎立局面。各支武装间不时发生内讧，都在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利益争斗。缅政府巧妙地利用他们之间的冲突，加剧互相的矛盾，激发各派斗争，从而各个击破，坐取渔翁之利。
1967年，杨振业投降缅政府，联合罗星汉部，在政府军的全力支援下，对彭家声、杨振勋部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并赢得胜利。杨振勋带着溃部，退往江西地区，后在腊戌向政府军投降；彭家声部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退入中国。从此政府军进占果敢，指派罗星汉进行管理，加剧了对这块地区的缅化速度。华校被收归国有，华文改称果敢文，果敢始被异族统治。大批果敢青年，开始被招募培养为缅人服务。
1968年彭家声率领缅共军队重新打回果敢，败退的罗星汉采行坚壁清野策略，将市街烧毁，居民强行迁出，从此果敢人民开始流亡缅甸全国各地。很快人民军部队就占领了除滚弄以外的整个果敢地区，开始了共产党20年的红色统治。
杨振声在泰国唐窝，成为“掸邦军事委员会”成员，继续为包括果敢族在内的掸邦独立而努力。1971年，吴努等人流亡泰国，在泰缅边境地区成立缅甸议会民主党（PDP）流亡政府。杨振声任“爱国武装力量东部军区司令”。
1973缅甸军政府宣布解散所有“自卫队”，罗星汉不服起兵对抗，不敌后率部份人员逃往泰国，不久被泰国政府拘捕，引渡回缅甸。同年泰国政府声明不允许吴努在其领土上从事反对缅甸政府的活动，PDP流亡政府就此结束。杨振声被指控是非法入境者遭泰国移民局拘捕。后取得难民身份前往法国，他将部队留给杨振纪（杨文灿三儿子）。
1979年，杨振纪被行刺身亡，“果敢革命军”的历史正式终结。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因不满缅共的大缅族政策，带领果敢部队脱离缅共，成立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和“民族民主同盟军”。同年5月，与缅甸政府和谈达成停战协定，果敢成为“掸邦第一特区”，彭任特区政府主席。
1992年11月，果敢爆发“内讧”，掌握兵权的副司令杨茂良兄弟发动兵变，在佤邦部队的帮助下夺得果敢并开始主持军政大权。彭带剩余军队逃往第四特区避难。1994年，杨氏老三杨茂贤潜入中国临沧地区贩毒时被抓而获处死刑，导致果敢与中国的关系恶化。
1995年的秋天，果敢再次“内讧”，驻扎猛固的“果敢同盟军”128师举兵反杨，在政府军的支持下，杨部很快平息叛乱，但损失惨重，杨茂安的四子杨克勋阵亡。
1995年11月22日，彭家声在第四特区部队的支援下反攻果敢，杨氏不敌，兵败后逃入缅军控制区。其后缅甸政府承认彭重掌果敢政权，但政府军6-7个快速机动营乘乱开进果敢，控制了老街至清水河几乎所有的军事战略制高点。
2010年，果敢爆发8.8事件，导致第三次“内讧”，“果敢同盟军”副司令白所成、县长米晓庭、政府秘书长刘国玺、执行委员李洱在缅甸政府策动下发动“兵谏”，成立了以白所成为“主席”、刘国玺为“副主席”的果敢临时政府。彭家声两兄弟及其家族成员下落不明，缅甸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其发出了通缉令。
民族和解使者——罗星汉
罗星汉在仰光的水盛大监狱度过了七年的牢狱生涯。直到1980年5月，奈温军人政府宣布全国大赦，四十五岁的罗星汉才得以出狱。
缅甸政府当年为什么会放大毒枭罗星汉，一直是人们想知道的秘密。某年笔者与杨世杰前往罗星汉在仰光九英里的家中拜访他，谈起此事，他说：
“我在永盛监狱，得到政府就要大赦的消息，于是就给丁吴将军（当时缅甸军政府第四号人物）写报告，说如果要大赦，我可以把我的兄弟们（指缅共彭家声部）叫回来。
我是6月13日出来的，14日晚上国家领导召见，说我以前为国家做过贡献（指帮政府解决了盘踞缅东北的国民党军队问题），问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第一、我把兄弟叫回来；第二、希望政府把因为我而被关的果敢人都放了。
实际上我在1979年就写报告给奈温，说解决缅共问题光用军事是行不通的，主要要用政治，去团结这些人，当时他没有接受。出监狱后，我就派彭继光去说服彭家声，希望他做点争取民族自治的事情，彭家声认为是对的，但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1989年2月份，接着彭的信，就时机已经成熟，要与我见面，由于缅共地区我无法去，他来又觉得困难，于是我就派我二儿子去见他，商量后决定很快举事。
我把此事报告政府，要政府军准备3个师配合他们行动。一个师防佤邦缅共部队攻击；1个师警备果敢安全；1个师防克钦缅共部队。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率先打出旗号宣布脱离缅共，接受缅甸政府的‘招安’，实行果敢民族自治，与缅甸政府实现政治和解。随后在我的努力下，赵尼来和鲍有祥同年4月17日也率部脱离缅共，成立佤联军，与政府和解。这样导致缅甸共产党彻底地退出了缅甸历史的舞台。”
1992年11月爆发果敢第一次内讧，彭带剩余军队逃往女婿林明贤控制的掸邦东部第四特区避难。
后来的一天，罗星汉先生突然到访掸邦东部第四特区小勐拉与彭家声会晤。他带来缅甸军事当局的最高指示：
1、缅甸政府愿意帮助彭家声重新夺取果敢的统治权；
2、夺回政权后，彭家声必须绝对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和控制；
3、切实履行“掸邦第一特区政府的职责和义务”，在果敢地区全面禁毒。
罗表示：
“彭老兄，杨家兄弟因为贩毒得罪中国，杨茂贤已在那边执行枪决；杨茂安的四子杨克勋在猛固兵变中阵亡；杨茂修现在又已瘫痪在床；他们这些新果敢人在老百姓中已经彻底失去的民心，机会难得，只要你和缅甸军政府联手，拿回果敢将不费吹灰之力！老缅打算采取两面夹击的办法，你们从东、南进攻，政府军从西、北堵住他们的退路，来个瓮中捉鳖，将他们歼灭在萨尔温江一带。”
当时彭家声虽然也正筹划这事，但对缅甸政府的态度一再表示怀疑，特别是如果政府军进入果敢地区就不退出怎么办？罗星汉说：
“现在的政府也不像以前那样不讲信用，说的话肯定会算数，他们希望您最近亲自到仰光一趟，国防部要和您商讨具体的有关事宜，而且丹瑞大将还要亲自见你。如果这次我们能够同行，那是最好不过，我可以拿我的人头担保你的安全！”罗星汉拍了拍脑袋说道：
“机不可失，现在政府有这个意思，你一定要抓住这次有利机会，不管怎么样，先拿回果敢再说。至于今后的事，也只有走一步说一步了。我们可是铁杆兄弟，难道我还会说谎骗你不成？”
罗星汉用自己的脑袋和人格打消了彭家声犹豫和顾虑，促成了彭家声的仰光的冒险之旅和重返果敢。
笔者请罗星汉先生对自己做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
“回顾自己的一生，至少有几点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祖先的：
第一、从监狱出来后，当即把在当年跟随自己上山，现在依然闹革命的几个弟弟（罗星民等）接了回来，并安置好所有部下（在离腊戌不远的地方，向政府要了块地方，建立了“怒江新村”）。我虽然基本上已经退出缅甸的政治舞台，但仍然积极争取了彭家声等人民军高级将领背叛缅共与政府和谈，从而导致其他部队纷纷仿效倒戈，帮助政府解决了几十年动用全国的军力、物力都无法解决的缅共军事对抗的问题，使果敢地区进入全面和平的时期，被缅甸政府授予“民族和解使者”荣誉称号。
第二、我本人只是小学毕业，但对于教育的关注和支持一直没有中断过。为了在缅甸能够保存华夏文化，在全缅华人学校收归国有的1965年开始，政府全面封杀华文教育之时，我以果敢前进委员会名义向缅甸政府提出“缅甸国家中心文化要维护，各少数民族固有文化也应当保留”的建议。经过努力，中央政府同意保留了我们的“果文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教授果敢文（缅甸政府承认的果敢族，使用的实际就是汉文），特别是掸邦地区，各地的果敢文（华文）教育多年来也一直办得红红火火，使中华文化不敢说光大，至少得以保留及流传。（这个地区过去教材用台湾的，教师培训和学生也是去台湾，而大陆在这方面基本是个空白）
第三、因为我们果敢人民在抗日中保土有功，1947年在缅甸立国的“班弄会议”，土司杨文炳作为“果敢族”的代表带头参加了《彬弄协议》的签字。根据1948年颁布的缅甸联邦《公民法》第三章第一条的表述：“果敢人成为缅甸土生土长的国民。”缅政府虽然正式承认了300年来不被接纳的果敢族为其境内合法少数民族，但是多年来果敢人，一直受到缅甸人的打压、歧视和否定。在此之前，中央只是发给果敢人“临时身份证”，与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及华侨区分开来的。事实上对中央政府来说，要分辨一个居住在果敢地区的人，是不是真正的果敢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语言上的障碍。实际只有果敢的领袖们，才知道他的居民是不是真的公民。
在我管理果敢期间，在我的坚持努力下，冲破重重了阻力，政府才向果敢广大地区人民颁发了“缅甸公民身份证”，让他们真正成为了缅甸民族，能够走出山区，在全缅甸自由行动、居住、工作、生活，真正融入到缅甸联邦这个大家庭中。
第四、多年来祖籍云南的在缅甸各地生活的华人们，一直以政治倾向分为以‘云南同乡会’为代表的红派及和‘云南自由青年总会’为代表的白派，经常恶斗不休。1998年，我提出现在国、共都已经开始走向和平共处，海外华人没有理由在争斗，于是出面主持，排出政治干扰，把仰光的“亲华”“亲台”云南籍侨团团结到一起，组成统一的“云南会馆”，并推荐双方都能接受、原来我的外交赵忠当会长，从此结束了在缅云南华人窝里斗的局面。
第五、缅甸北部有一条通往缅中边境的重要通道，叫腊戌—木姐公路。这条路是滇缅公路的缅甸部分，是中缅边境贸易的最主要通道，全长180多公里，过去货车需用一两天时间。随着中缅关系缓和，边境贸易的不断增长，修缮拓宽这条路显得越来越迫切。为报答乡里，我于八十年代后期向政府申请自己出资修建木姐—腊戌—瓦城公路，1997年下半年腊戌—木姐公路便正式通车。修建这条公路，光买国外设备我就花了近2500万美元，还花费缅币27亿元，靠收30年过路费根本收不回投资。缅甸是个佛教国家，我投资修路，并不是普通的经济行为，而重要的是积德行善。
第六、新中国成立后从云南逃到缅甸东北地区的国民党残军，他们一度控制着金三角的鸦片生意，他们也是金三角第一支以军护毒、以毒养军的武装贩毒力量。缅甸无力彻底收拾他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对政府说军队和地方要团结起来，才能彻底把国民党残部搞掉。首先要团结地方头人，只要接受政府领导的，就让他们组织“嘎过耶”（缅语：自卫队、民团武装），用来对付国民党残军。缅甸当局同意了我献计献策，在1960年开始由我带头出面组织，各地出现了若干支民团武装，把残军的大批人和车子收编过来。有的国民党残军无法接受这种局面，我就写信给他们：我奉命追剿你们，我不想发生冲突，希望你们马上离开。同时要求政府派兵给我们支持，这样一来，残军失去了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只好向泰国方向撤退，我们一直追到巴山、南岭，一个月就解决了问题，和政府携手共同把国民党残军搞垮了。
对我的一生，众说纷纷，是非恕过，褒贬不一，是功是过，就让历史去评价吧！”
罗星汉往往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够抓住机会、利用矛盾、借助力量、运用计谋，不但轻而易举地打败了盘踞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贩毒势力，让自己的势力也随之在政府的扶持默认下迅速发展壮大，大名不仅威震缅甸，成为金三角最大的武装贩毒力量的不二人物，也荣登闻名世界大毒枭的榜首。
提到罗星汉先生，一般果敢人现在仍然尊称他为“罗主席”，对于他的功过，笔者不敢做何评价，只是从90年代开始，每年的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上，都会看到老者的身影；国内来的政府官员，也有人经常到其家中拜访；他本人也偶尔到瑞丽及国内各地出席一些公益活动或者旅游。
现在，罗星汉先生，已经70多岁的高龄，身体仍然健在，儿女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罗氏的“亚洲集团”，从80年代开始，在缅甸经济领域开创了若干个第一——独资的第一个购物超市、第一家豪华大巴长途运输公司、第一家大型私营建筑公司、并且参股与新加坡财团在缅甸投资建设了第一座五星级的宾馆及第一座现代化的集装箱码头，成为不但在缅甸，甚至东南亚都是赫赫有名的企业。（也是美国长期以来点名并受到制裁，为国际贩毒集团洗钱的缅甸第一家大公司）
老先生有时住在腊戌祖宅里，更多的时间住在仰光九英里的一栋略显陈旧的四合院里，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一早五点按时起床到离家不远的高尔夫球场打9洞球，回来吃完中午饭后，约几位老朋友进行“围城麻雀大战”，晚上睡得很早，一般不会超过21点的。
年岁大了，对以前的经历仍然还是恋恋不忘的，如果能有朋友自远方来，听其谈他的亲身经历，对老先生来讲，那是最有乐趣的事情。前几年，笔者曾经多次陪同大陆、日本的朋友拜访罗主席，从中午一直听他讲述过去的往事，若干个小时不休不息都毫无疲劳之相，几次告别均未获允许，直到应该晚饭的时候，爽性请大家到饭店就餐，以便继续听其高谈阔论。这也许是每个象他这样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一旦年岁已高，退出政治舞台后，在寂寞中都会产生的通病吧！
大三官——杨振声（吉米.杨）
1990年笔者与果敢特区办公厅主任刘国壐先生有事到仰光芭拉咪路、茵雅湖畔杨家的一栋庄园，造访果敢末代土司家族的一位未亡人。
当我们两人在佣人的带引下，走入客厅，就听到一个洪亮高亢的云南女腔：“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正当笔者一愣，一个金色头发、高鼻子白皮肤的西方女人，出现在面前，此人却穿着标准的果敢汉民族服装，讲着地道的云南方言，笔者惊讶得张大嘴，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刘国壐介绍，此人就是果敢杨土司家的大三官杨振声讨的英国老婆。
杨振声：果敢第七代印袭官土司杨文柄的第三个儿子，人称：大三官。1920年出生于果敢楂子树。先后在腊戌教会学校及掸族首领学校上学至高中毕业。1940年考入仰光大学。二战期间得国民政府蒋委员长亲批恩准，到中国重庆大学外语部学习。1943年8月，回的缅甸担任果敢地方政府的总务处长。缅甸独立后成为缅甸国民议会下议院议员。
他以果敢土司家族的身份成为的议员，在议会中，维护和代表着果敢地方的政治地位和利益。同时他经营在家族的商业企业，特别是“缅甸东方银行”，除了杨家自有的股份，其他股东多数是掸邦人士，因为杨振声不但有理财的能力，他的正直作风和思维敏锐往往让其他人钦佩，具备了能够团结其他掸邦少数民族的聚心能力和领袖力。
缅甸独立后，宪法允许多党制，在下议院，“缅甸反法西斯联合战线”（AFPFL）是压倒性的多数派。但在1958年4月，分裂成两派，即由吴努和德钦顶领导的“廉洁派”；以及由吴觉念和吴巴瑞领导的“稳定派”。在这个时候，杨振声代表的果敢票，是投给吴努的。
因为吴努承诺：
继续赢得大选之后，将按照“彬弄协议”的精神讨论修改宪法关于联邦问题的条款；对于军队的一些不良行为，造成的土司与军队关系陷僵持，他将安排掸邦土司们与军队领导人昂吉准将会面进行调解。
新一轮选举在1960年举行，吴努的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选举后，吴努准备开始实行他的承诺。但是1962年3月，军人政变，吴努的承诺随之成为泡影。
1963年10月,杨振声说：“军人政权推行不平等的大缅族政策，打压少数民族；以及因为军人政变废除宪法，反对实行民主。当土司把政权交还给人民之后，一旦人民的权利受威胁时，人民有权站起来保卫它。”于是在果敢正式成立武装“果敢革命军”，宣布反对奈温的革命委员会。他利用少数民族对缅人推行的同化政策不满的情绪，使队伍很快就得到发展壮大。
为此政府军一方面开始对果敢实行经济封锁，不准商贾进出这地区，很快缺粮和缺少其他物资，让果敢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一方面利用以罗星汉为首的果敢亲政府势力，通过他们收买一些与杨反对缅甸政府问题持怀疑态度的人物，采取分化的手段瓦解他们。1965年4月下旬，驻防在最前线杨国智、苏文龙向缅军投降，在他们的引导下，缅政府军士兵直抵果果新城。几天以后，彭积广带着200人的队伍，也向缅军投降了。对于这些人的背叛，杨振声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之前就得到了情报，当时有人建议杨采取必要的措施，整顿部队，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政府军向果敢挺进的时候，他也没有下命他的战士，与缅军抗衡。因为他清楚这是缅军“用果敢人打果敢人”的战术。即便是流血，只会是果敢人流血，缅人不会流血的。他一直倾向以政治方式解决与军政府的矛盾，试图用谈判来解决问题，更不希望果敢人民受到战争的伤害。
很快果敢通往江西的渡口基本已被缅军封锁，如果再不采取行动，他们将面临被包围和被屠杀的危险。于是他才决定向北转移，当晚就带着部队和他的两个儿子；杨家贵、杨家华；杨振徽（大五官）和妻子、儿子；杨金美和她的7个孩子；杨金秀的儿子等共约600人，找到一个未被缅军封锁的渡口，西渡萨尔温江，进入克钦特别专属区，受到克钦独立军KIA和掸邦独立军SSA官员们的迎接。KIA和SSA表示如果杨振声同意与武力对抗军政府的活，他们愿意提供帮忙。但杨振声拒绝了，他表示：“如果我要抵抗的话，今天我会在果敢。”
他们在克钦地区大约逗留了一段时间，与泰国的国民党三军军长李文焕取得联系，接受对方提出的建议，在国民党残军的护送下，继续南下泰国，在那里得到了居身之地。
当杨振声到达泰国后，他宣布退出领导岗位。跟随他流亡到泰国的部队，对此感到异常失望。他的一个堂弟杨振业最先发难，表示不愿意长时间地离乡背井，寄人篱下，只情愿在家乡奋斗，那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1966年带领着50人的小部队，离开泰国，返回了果敢，在西山地区活动。
杨振声虽然与国民党有很好的关系，但他已经是一个没有地盘的流亡者，三军军长李文焕的建议：“应该有自己的军队。”于是1967年，他派弟弟杨振勋（大六官）带着足够的人及武器，返回果敢与在果敢北部活动的彭家声组成联合部队。这时，政府支持的罗星汉及他的“戛戈也”，以新街为基地，控制着东山地区。
在1966年至1968年间，果敢局势相当混乱，果敢变成了一块群雄争夺的混乱局面。果敢“戛戈也”与彭家声、杨振勋、杨振业的部队，在果敢境内，多次发生交战，双方均伤亡惨重。最后在猛乃坝爆发激烈战斗，打了7天7夜，在最关键的时刻，杨振业背弃了他的誓言，弃械投降了政府军。这样一来，罗星汉“戛戈也”的实力，自然超过了果敢联合部队，在缅军全力支援下，赢得了这次战争。
彭家声部弹尽粮绝后，为保存有生力量，只好被迫退入中国，以求再图。而杨振勋部失去了武器、军需补给及全部财产，退往江西克钦地区。不久走投无路的他带剩余部队在腊戌向政府军区投降了。
这样一来，杨振声对果敢尚存的一点微弱希望彻底破灭，开始了正式的流亡生活。在泰国唐窝，他带着剩下的大约50个追随者，开始为基本的生活而做苦工，他告诉他们，现在的清苦，只是暂时，是为革命、为人民、为家乡而吃苦，总有一天他们会回到果敢的。他本人在一些朋友帮忙下，出任了清迈宁康大酒店经理的职务。
1966年，他成为掸邦军事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与国民党军和克钦族军以及其他各少数民族的武装，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967年4月，吴努及博杨莱、吴劳勇、博莱雅等被政府释放的政治家到达泰缅边界，成立流亡政府。杨振声应邀出任“爱国武装力量东部军区司令”。杨振声决定借这个机会，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部队而达到收复果敢的目的。但是，由于吴努和他的流亡政府，仍然存在严重的大缅族主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不愿意按照1948年宪法中“若不满意，10年后可脱离联邦”的条款，给掸族、克伦和孟族关于脱离缅甸联邦请求的承诺，自然导致各民族无法团结一致，齐心对敌。
历史上，缅甸王朝的军队曾经攻入泰国，灭了泰王朝，因此种下世仇的种子，所以泰国政府对这些反缅甸政府的势力提供生存的余地和活动的空间。尽管缅政府经常向泰国提出抗议，但在某些西方大国的支持纵容下，泰国仍然我行我素，允许其以泰境为基地，进行反缅甸政府的活动。
但1972年泰国新一届政府上台，突然改变态度，不允许吴努在泰国领土上再从事反对缅甸政府的活动。1973年，吴努将民主党主席职位和武装，交给博莱雅，宣布退出政坛回国投降军政府。
1976年的一个晚上，杨振声也被泰国移民局在清迈宁康酒店以非法入境的罪名拘捕关入监狱。后来在一个法国记者的帮助下，他获得了难民身份，离开了泰国而前往法国。在那里无奈地在餐厅当洗碗工来养家糊口，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会从一个土司之后、缅甸国会议员，沦落到异国他乡的社会最底层！？
1980年缅甸军政府发布大赦令，在海外流亡了15年的杨振声，不顾后辈孩子们的反对，坚决由法国返回缅甸。
1985年在仰光去世，他的遗嘱是：把他的骨灰撒在萨尔温江里，因为那是自孩童时代抚育他成长的母亲河。
“果敢王”——彭家声
彭家声：1933年生于果敢红石区头河村，祖籍中国四川，清末落籍果敢。父亲彭积昌共生七子，彭家声为长子（次子夭折、三子彭家富、四子彭家贵，五子彭家荣、六子彭家华、七子彭家振），1946年进入果敢土司办的官立“新城进修班”学习。这所学校教官为原中国远征军九十三师的军官，大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对基本的军事素质训练和战略战术讲解很在行、很正规，管理也很严格，不但传授给学生系统、精深的知识，也开启了他们的眼光和胸襟，为今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该班毕业生中，有三人后来都成为主导缅北未来几十年的风云及影响了缅甸近代史的人物，他们被合称为“缅北三杰”，分别是——“果敢王”彭家声、“鸦片将军”罗星汉、“毒品大王”坤沙。
1948年10月底由于形势紧迫，军事培训班提前结束，毕业的22名学员均被授予少尉军衔，彭家声、罗星汉分别分到果敢自卫队中任分队长、开始了在金三角地区的生涯。
1962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成立军人政府，决定武力解决并吞果敢。缅甸军事情报局对在缅北各地的果敢头面人物进行了搜捕，杨文灿、杨振材、杨金秀、罗星汉等人几乎同时被抓。大三官杨振声潜回掸邦，组织“果敢自治军”反抗军政府，自己为总指挥，彭家声出任光明大队副大队长。
缅政府军第77师大规模集结完毕，开始向果敢地区快速挺进。同时采取“以果制果”手段，释放罗星汉组织“果敢自卫队”，大力分化、瓦解土司部队，致使“果敢自治军”所属各部纷纷倒戈投向政府（彭家声跟着他的叔叔大队长彭积广也一起投降了）。
总指挥杨振声感到大势已去，无奈之下只好率部份队伍撤离果敢南下泰国。罗星汉在军政府扶持下成立果敢地方政权，正式将当地汉族改称果敢族，并强迫推行缅甸语教育，开始推行大缅族主义。然而缅军入驻果敢后军风极坏，引起社会混乱，地方上盗贼蜂起，引起老百姓对缅政府反感和不满。
1965年6月，被缅军收编后成为罗部大队长的彭家声，赋闲在家，对原来投降之举，就深感惆怅乃至不满，于是与其弟彭家富举起义旗，成立了大约几十人的“果敢人民革命军”的武装维持对方秩序并公开与政府军对抗。虽然缅军入果时收缴了地方上的枪支，他们自然缺枪少弹，条件的确非常艰苦，还不时受到罗兴汉经常配合政府军对之进行的围剿。但彭家声起兵反抗缅政府，符合果敢民族大义，因此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支持，许多年轻人纷纷加入，这支民族武装迅速壮大起来。
此时恰逢杨振业从泰国携带大批武器返回果敢与彭联络对抗缅甸政府军，杨认为他是果敢土司官家，一上来就要掌权，彭主动让位给他，自己屈居副职。不久，在泰国的官家杨振声又派嫡系的李文华带一个大队人马回果敢，并配备了两部电台，杨再映是台长（奉官家秘令监视杨振业，防他独霸果敢）。情况有一些好转后，杨振声又派其胞弟杨振勋带部分武装人员携带四十挺机枪和弹药北上果敢与彭部汇合，部队很快发展到千把余人
不久由于官家兄弟之间矛盾激化，杨振业率部投降了政府并配合政府军和罗星汉自卫队对“果敢革命军”猛烈合击，双方激战一个多月后杨振勋部在腊戌向政府军缴械投降。彭家声部战败后从莫奈坝突围到崇岗、红岩叉路(河)，派人向中国有关方面联系，提出要求给予“政治避难”。中方派中国人民解放军临沦军分区李付参谋长（即后来404部队访问组的李付组长)出面洽谈，因此人是彭家声的旧识，谈得到非常顺利，中方痛快接受彭部一百六十多人避入中国。
恰在此时缅甸发生严重反华事件，对华人烧杀抢掠，任意欺凌。
在中国有关方面的协调下，缅共付主席德钦巴登顶邀请彭家声、彭家富到北京会面，亲自邀请他们参加反对奈温军人政府的革命斗争，表示“今后缅甸革命成功，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兄弟俩的。”
彭家声经过多番考虑，认为这是唯一能够帮助自己尽早返回果敢的最可行之路，遂同意与缅共产党的合作。于是他的这批人在中国接受系统的政治、军事教育及对革命理论学习后，于1968年1月1日，以“缅甸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队”的称号，在彭的带领下由果敢红岩地界杀回缅甸，势如破竹，缅甸政府军与自卫队不敌，罗星汉奉命放火焚毁新街后劫持大批果敢居民逃亡掸邦滚弄、腊戎。至此，彭家声占领了除滚弄以外的果敢所有地区，4月果敢立县，彭家声兼任县长，成为真正的“果敢王”，开始了对成为缅共革命根据地的果敢二十余年的统治。
在这期间，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激发了彭家声灵魂深处的共鸣，他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减少税收，对部下和平民百姓都爱护有加，果敢社会进入相对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的繁华景象。大批当年随罗兴汉流亡至其他地区的老百姓也搬回果敢居住。
后来由于缅共内部大缅族主义等诸多原因，风浪起伏，彭家声也随之沉浮。1973年彭氏兄弟被调往景栋前线与政府军交战，彭家富不幸踏响地雷，身负重伤。从1977年开始，兄弟两人既被空职闲置，隐居贺岛。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发动兵变，脱离缅共，成立“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组建了“临时军事委员会”，自任果敢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同盟军总司令。他的队伍迅速接管了果敢县大队、缅共果敢县委员会，以及各种机构与仓库。同时发表了《告果敢人民同胞书》等文件，谴责了缅共领导层的“大缅族主义”与“宗派利益集团”。
13日，兵发勐洪，缅共东北军区一旅的四个营全部投向他的队伍。14日，占领了缅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除二旅政委高良带领一小部分人马退入中国境内，其余大部人马加入了彭家声的部队。
同年5月，与缅甸政府和谈达成停战协定，成立“掸邦第一特区政府”，彭任特区政府主席。其弟彭家富出任同盟军总司令，参谋长李忠祥（原缅共東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参谋长杨忠卫（东北军区旅长）、杨茂良、彭家振，政治部主任胡家友，财政部长刘国璽（原东北军区财政部副部长），後勤部长杨忠锡，贸易部长张德文（原东北军区营长），副部长彭大顺（彭家声长子），执法处处长彭家贵，老街市市长彭家荣等人，全是果敢地区的头面人物。“果敢同盟军”，重要的领导岗位，清一色的果敢人，具有极强的地域色彩。
该特区虽名义号称“掸邦第一特区”，实际上直接与缅甸中央政府发生关系，政府只是象征性地向当地派驻少量行政、教育人员，真正实现了果敢民族自治。
在缅甸政府的炒作下，彭家声成为了“民族英雄”、第一个和政府和解的人民军高级将领，其他部队纷纷仿效倒戈，从而导致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的终极。在后来中国政府发出了“关于严格禁止缅甸共产党66名叛徒进入中国国境的通知”里，彭家声排名第一。
1991年年底，笔者陪同四川重庆江国里先生等人前往果敢拜会彭家两兄弟。据江先生称，彭司令（家富）的现任太太江女士，是他的同门堂妹，但他从来没有到过果敢，鉴于笔者与果敢方面很熟，所以邀请一同前往。此次同去的还有重庆市江北区乡镇企业局张局长、王书记等人，主要是准备与彭家合作，提供中国生产的工业、轻工业、乡镇企业生产的各种日用百货、机电产品、工农业用原、辅料，利用彭家在缅甸各地的关系、人脉、场地进行经营销售。
笔者一行人到达果敢惜哦寨（彭家所在地），入住彭府旁的“紫云宾馆”。当大家还在大堂等着拿房门钥匙时，突然走进一位穿无袖短衫、迷你裙、打扮时髦的年轻女子（估计年龄不超过25岁吧），与江先生热情地打招呼。经江介绍，居然就是彭司令（家富）的现任太太江女士。此人的父亲江大爹，四川人，二次大战随国民党远征军来缅未归，留居腊戍，为当地“四川会馆”会长。70年代，江国里落难腊戍监狱，不但与江大爹是同室难友，后又以同是四川老乡，而且一笔写不出两个江字为由，拜其为干爹。干妹江女士，在腊戍读果文学校到高中毕业，前往宝岛台湾就读大学。可是当完成学业返回缅甸不久，当地移民局以偷越国境罪将其逮捕，关入腊戍监狱。（按照缅甸有关法律，当一个人出国前往台湾时，你原来的缅甸国籍就自动失去了）那年她21岁，为了救她，江大爹托了很多关系，都没有办法（听说有个当官的缅甸人看上她，想要讨她做小）。最后，一个与果敢方面很熟的朋友，找到彭司令请求帮忙，为了断绝老缅当官的想头，彭司令爽性宣称江女士是自己的太太，到移民局直接把人要了出来。那时，正是彭家刚刚发动“3.11起义”，脱离缅共，成立缅甸同盟军不久，政府视果敢人为宠儿的时代，腊戍城中到处都是背枪的果敢人，谁愿意找这个麻烦，更不敢得罪彭司令。想不到的是，江小姐出来后，却假戏真做，一口咬定要感谢彭司令，非要嫁给他不可，好在果敢人自古以来都会讨一两个老婆，彭司令也就顺水推舟地笑纳了。
第二天，在江女士的引荐下，笔者陪同张局长、王书记拜会了彭主席（家声）、彭司令（家富），商谈合作事宜。因为此事由中方发挥其乡镇企业局的优势，在国内组织大批货物发往缅甸果敢，而彭家利用政府给予第一特别行政区的各种优惠政策（免税），再将货物发往缅甸各地，利用地域、人脉优势进行销售。流动资金（货物）全部由中方提供，只是派出少量的财务人员监督管理资金，不用缅方一分资金，这样自然是可行和可操作的。当时中方认为，只要操作得好，当免税这一块就能够产生可观的效益。在果敢方面看来，不必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一拍即合，当天就签订了合同。
记得双方是早上见面的，介绍、宣寒一通，差不多到10点半就在彭司令（家声）家中客厅开始谈的，才一小会，下人就来请示是否开饭。果敢地区与缅甸人习惯一样，每天吃两顿饭，上午11时吃一顿，下午5时吃一顿，跟中国城市老百姓不一样，是没有早点之说的。在彭司令热情邀请下，大家一同入席就餐。由于不是正式宴请，一张普通的八仙桌就摆在大院子中客厅门口，两荤两素一汤及几小碟咸菜，可以看出彭司令生活的俭朴。离客席不远处，一排低桌子，就是警卫、佣人、工人们就餐之处，笔者注意到江女士及彭司令的太太及家属也和大家一起用餐，而且这些人桌子上的菜就只比客席上的少一荤一素，其他都是一样的。笔者久闻彭司令生性随和，对下人及部下如对自己家人一般，今日一见，果不其然。
下午休息时分，笔者有私事到前院找特区政府秘书长刘国玺（当时特区政府刚刚建立不久，在老街的办公大楼还没有完工，因此就在彭司令家的外院临时办公）。顺着下人的指点，笔者推开挂着“联合国禁毒总署驻缅甸掸邦第一特区办公室”牌子的这道门时，迎面而来的是烧鸦片烟发出的阵阵香味，在浓浓的烟雾中，刘秘书长与驻勐古的李尼门师长正躺在床上吸烟吐雾地吹大烟，顿时搞得笔者瞠目结舌地愣在床前。
说到刘国玺，因笔者与其堂姐刘子兰姐弟相称，所以也称其为三哥（他在家排行老三），算是老朋友了。他比彭家兄弟要小几岁，在果敢他们这辈领导人中，算是小兄弟。但此人非常好学，特别是对苏联共（布）简史、马列著作、毛著作有很深的研究，就是与很多中共老大哥谈起这方面的事儿，也毫不逊色。而且他从不养自己的兵（在果敢，基本领导人都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豢养士兵，可多可少），也不拉帮结派，因此不管什么人主政果敢，都要委其重任。而且他又是这辈领导人中，缅甸话讲得最好的，且与政府缅族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据其自己宣称，果敢“3.11起义”脱离缅共，他就是与政府谈判的首席及签字的代表。后来又是克钦独立军与政府军谈判的牵线人。因此在新的缅甸国民议会成立时，他是政府钦点的议员。
1976年缅共东北军区成立“特货贸易小组”,军区财政部部长吴觉敏任组长，实际上就是由担任副部长的刘直接操作，全权负责在缅共控制区内组织鸦片的生产、收购、及销售。据刘很多年后透露，当年中国对缅共人民军的“援助”，并非完全是无偿的。出了部分医药、服装、日用品外，所有枪支弹药、军用通讯器材，全部都是要挂账偿还的（当然，大部分是注明这个期限是在缅共得到政权后）。当时双方约定的，每年缅共得到的鸦片烟必须全部上交中方用于抵债的。那个时侯，对外说的销售，实际上就是交给中国，并没有人敢私自销售买卖的。而这些活动，都严格地有文字的记录，后来在很长时间内，刘都保存着，以防一不小心的那天，突然变成了自己的罪证。这种说法，对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也许是天方夜谭，或许是刘某人的一面之词，但对于西方来说，却并没有什么秘密而言，因为早在70年代，国际禁毒总署就对刘国玺下达过通缉令。这个时间，据说比罗星汉还要早，是在全球通缉的第一位东南亚毒枭。
果敢和平后，刘在中国边境一线投资或者与人合作搞了一些企业，其中包括珠宝玉石的销售。某年，刘名下满满一大汽车的玉石原料，在由瑞丽运往昆明途中被中国海关查获，因为完全没有办理过完税手续，属于走私，而且数额巨大，案情马上报到云南省海关待处。刘立即派人四处活动，因为先不说此案最后怎么了结，罚款、严处、判刑。就是没收对刘来说，不但要彻底地破产，而且还欠下一屁股的巨额债务。思前想后，刘亲自到昆明求见了当时主持工作的朱奎副省长，说明自己的难处和处境，希望中国政府网开一面，将玉石全部陪还，即使补税都愿意，可是朱表示公事公办，无能为力。刘一急之下只好耍赖说：
“朱省长，如此一来，我不但破产，而且还欠下巨额债务，在缅甸赖账不还，就会要命的。既然如此，走投无路的我只好向国际禁毒总署投案自首了。你也知道，当年他们对我的通缉令至今都没有撤销。到了那里，我虽然不会乱讲，但我这个人胆子小，只要一上刑，我只好老实交待，把保存的那些记录也都交出去算了。”
朱省长气得脸色铁青，当时就下了逐客令。但是很快案子撤销，玉石全部陪还，有关人员告诉刘，拿着东西滚回缅甸去，就此一次，最好不要再到中国来。刘虽然舒了一口气，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其实都不敢进入中国境内。因为有人劝刘：最好不要逗共产党的二气，过掉的就过掉了，不要再提，这一次是朱省长好说话，换是别人，肯定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惹急了，不要说你在缅甸，就是躲到天涯海角也照样会找你算账的。
刘后来对笔者讲，他找了个机会，当着那边一个有分量人的面，把那些记录一把火给烧掉。而且一再表示最近身体欠佳，好像得了老年痴呆症，也许才把这件事才算了掉了。
1992年11月爆发果敢第一次内讧。因为彭主政果敢时期，深感鸦片危害，开始着手禁烟，这样一来严重影响到果敢许多领导人的经济利益，于是掌握兵权的副司令杨茂良、杨茂安，发动兵变，双方兵戎相见。杨氏兄弟，是中国云南临沧地区边民，于60年代末才全家移居缅甸的。四兄弟中，杨茂良、杨茂安加入了缅甸共产党人民军，随彭家声起义后，分别升任副总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两个要职，而杨茂修、杨茂贤一直在民间从商。不管怎样说，大家都承认了杨氏兄弟的“新果敢人”的身份。这次彭、杨之争开始后，双方兵戎相见，发生大小争斗十几次，无法分出胜负，后佤邦派出1500人左右的部队从清水河一带进入果敢“助杨倒彭”，巨大的力量反差，使彭家很快兵败如山倒，杨才取得果敢政权。
彭带家眷逃往女婿林明贤控制的掸邦东部第四特区避难，忠于他的部队，约三百余人前往贺蒙张其富的孟泰军；约二千余人编入了林明贤的“人民军”，这部分是彭家声的主力，也是他最贴心的部队；其余大部分人被解散，隐藏在果敢和缅甸的其他地方做生意或务农，伺机而伏。
刘国玺没有走，应邀出任了特区新政府的建设部部长。
某日，笔者在瑞丽碰到江国里先生得知：
去年从果敢返回四川后，重庆市江北区乡镇企业局根据张局长与彭家声签订的合作协议，组织了大批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生产资料发往缅甸果敢（共计150顿12车之多），特区政府在果敢老街、腊戍、贵概、木姐、麦苗、曼德勒等城市建立了多处商店、商场在四川派驻人员的指导下进行销售，双方合作愉快，前景一片美好之时，果敢突然发生政权变动，彭家人员逃离，无法联系。原来这些销售点不是人去物空，就是被杨家当做彭的产业接收掉了。
张局长、王书记多次派人或者亲自赴缅寻找无果，两人均在中国被逮捕法办，最近以渎职罪（计造成国家600余万人民币的损失），双双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992年11月，杨氏兄弟执政果敢后，果敢地区的毒品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制毒、贩毒，把毒品出口的主通道，指向了中国境内，使之由“过境”国，逐渐成为“消费市场”的直接受害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引起中国方面非常不满，中国公安部把杨氏兄弟列为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大毒枭。
1994年，杨茂贤潜入中国贩毒时被抓获，临沧地区法院判处其死刑。杨氏兄弟藐视中国政府的尊严，放出空气，表示愿意出钱，赎回杨茂贤的命；一方面公然调集部队，叫嚣要武力报复，杨茂贤的儿子更是猖狂地把一尊钢炮架到了相邻的中国南伞口岸海关对面，以示威胁，挑战中国政府的底线。中国方面迅速调集部队，严阵以待，并且召开公审大会，将杨茂贤执行枪毙。同时严查封关，切断与果敢地区的所有来往，执行经济制裁（果敢无论是日常用品、还是商贸全部都是靠中国），导致果敢的主要经济迅速彻底崩盘。同时杨氏系外来户，并非土生土长的果敢人，本来民心就不附，这样一来果敢民心迅速倒向反对面。
另外，1993年2月，杨与彭内斗相持不下时，杨当时向佤邦借兵，曾承诺给予丰厚的经济回报，李德华受命率3个连秘密支持杨部并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致使彭家声败北。但后来杨一直没有偿还债务兑现承诺，这让瓦邦领导人非常地恼火。
1995年的8月1日，猛固的“果敢同盟军” 893师师长李尼门（佤族）、“果敢同盟军”副司令的李德华（佤族）、猛固县县长孟沙拉（中国云南陇川户撒乡人，阿昌族）举兵反杨，将在猛固主持调防的“总参谋长”魏超仁、副师长魏三等人拘留。同時，师部警卫营被全部缴械；孟沙拉率二个营在换防途中的刺竹林将杨克勤的亲信第三营缴械，仅用了四小时兵变成功。宣布成立“猛固民族保安军军政委员会”，同时发布了《告战士同胞書》、《和平宣言—施政纲领》、《公告》三个文件。（在战乱中杨茂安的四子-128师师长杨克勋阵亡，杨部元气大伤，要恢复往日实力看来已不太可能。）
到2000年9月，“猛固民族保卫军”又出现了一次“内讧”事件，副司令洪老四，联合另一个副司令李尼门出钱招募了数百名中国边民和在云南边境地区打工的年轻人，经过简单的训练后，即发给迷彩服和枪支组成雇佣军，发动了旨在推翻保卫军司令孟撒拉的“勐古兵变”，并顺利地将其抓获。
而孟撒拉的支持者们，当天就将其救了出来，同样招募大批雇佣军。这样双方数千名武装人员开始不断在勐古地区的山上和缅中的界河边发生激烈战斗，大量伤兵和被流弹击中的居民被送进中国的一些边境医院救治，幸存者纷纷扶老携幼逃往勐古河对岸的中国芒海镇避难。
正当李、孟双方打得筋疲力尽、两败俱伤时，一直隔岸观火的缅甸政府国防军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火速派出早已准备好的部队开进，包围了勐古地区，抓捕了孟撒拉。2000年11月24日，政府军设下骗局，通知冲突双方领导到“黑勐龙镇”在政府军主持下进行谈判。然而，就在谈判会场将到会人员及勐古城附近的兵变的叛军首领（含雇佣军）一口气全部击毙消灭。随后，政府军全面收复勐固，“和谐”掉了原来缅共北方分局所在地，最早的解放区——勐古特区。
（据当时中缅边民中流传的信息：去勐古参加李尼门或者孟撒拉的雇佣军打仗，每天“工资”300元至500元人民币；也有说给3万元人民币的，先给1.5万元“订金”，打完仗再给另外的1.5万元。然而兵变失败后，洪老四等人下落不明，被招募的雇佣兵基本都还没有拿到“工资”，尤其许多战死的家属不但“抚恤金”不见踪影，连尸骨都难找回。）
1995年11月22日，彭家声在第四特区部队的支援下反攻果敢，缅甸政府军“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形式上不表态、不介入，暗中注视事态的发展，静观其变。杨氏不敌，在兵败如山倒之前，遂将原缅共时代留下的所有军火全部送交政府军（据说还能够装备五个正规团），彻底地失去了民心，不得不逃入缅军控制区。12月20日，缅甸政府和彭家声达成协议，承认彭重掌果敢政权。
经过几次内讧，果敢元气大伤，而且缅政府军6-7个快速机动营的部队乘机开进果敢，控制了老街至清水河几乎所有的军事战略制高点，埋下了此后的重大隐患。
刘国玺还是留了下来，出任了特区新政府的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局局长。不久刘三嫂托人带信到仰光给笔者，说有急事，叫上来果敢一下。笔者才到，三嫂就到宾馆兴师问罪，说刘国玺准备纳妾，有人跑去告诉她，说是本人拉的线做的谋。本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无奈之下，只好找刘问个明白。
据刘国玺称，关于纳妾倒确有此事，对方是一个从中国江西景德镇来推销瓷器的年轻妇人，是个寡妇，还带有一七、八岁的女儿。一开始是找他租借门前的空地，用以摆放大小瓷器以便销售，由于市场原因，经营一直不见起色，就连谈好的租金也无法按时交付。所以经常来恳请延迟，一来二去，刘不禁对其深表同情，而此人还颇有几分姿色，时间一长，自然就有些眉来眼去。不久前仰光一位朋友（非笔者）到果敢时，见此情况，就从中凑合，双方自然同意，据说已经准备办事情了，可你三嫂哭哭而闹，没有办法，只好摆一下再说。刘得意洋洋，毫无遮掩，还吩咐警卫员带笔者前去看看此妇人，帮他拿拿克子。本人搞得哭笑不得，只好跟随其警卫员到那妇人摆瓷器的地方，正好碰见。人确实长得不错，30岁左右，穿着打扮也还得体，听说是来的是刘的亲戚，她表现得很热情。说了几句话，笔者借口有事，赶快告辞，回去向三嫂说明情况。不料刘夫人不依不饶，非要拉笔者去找彭主席（家声），无奈之下，只好同行。来到彭主席家，三嫂哭哭涕涕说明来意之后，主席立马叫人把刘国玺找来，见面就破口大骂：
“他妈的，为兄多少年前就叫你纳妾讨小，你非要装正经、装情种，就是不干。当时讨了，不就没有这个麻烦了。我们果敢官家，谁不讨几房夫人，不然人家还说你没有本事，不是好男人嘞。好了，你也到了这把年纪（那年刘45），当着大家的面发个誓，就此一个，以后不准再讨小了，让三妹放放心。”
一席话说得众人瞠目结舌，此事就此定论，塞得三嫂无话可说。不久刘国玺堂而皇之地把小寡妇讨入家中，就在一个院中一起生活，而且还让她当了家中主管。为此三嫂从此不问家事，每天吃斋念经，连佛堂门都不愿意出来，说是省得看着心烦。（彭主席更厉害，三个老婆都安排在一个大院中生活，其中两个小的，还是两姐妹呢。）
彭家声重新执政后，努力保持与缅政府和平共处状态，果敢进入和平时期，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发展。同时联合佤联军、掸东军和克钦新民主军等原缅共分裂武装组成“和平民主阵线”，并出任该阵线主席，增强与缅政府抗衡的实力。
2003年果敢宣布全面禁绝鸦片，马上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特区政府控制着一大片地区和几十万老百姓，需要一支部队保护地区的安全和维护社会治安。就必须有巨额经费的支持。如果没有替代性开发项目，部队和人民，将会面临严重的生存问题。光靠果敢有限的资源及缅甸政府少得可怜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解决的。于是果敢在中国云南地方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帮助下开始发展替代经济作物的种植，同时积极开展与中国的边贸往来，但由于幅员狭小、基础薄弱，使果敢地区经济一直无法发展起来。
现控制区面积2700平方公里，人口22万，武装力量2700余人，其中正规军队1000余人。
彭家声现在有13个子女，5男8女：长子彭德仁（大顺），任同盟军的副司令，管经济、外交；老二彭德义（卫国），任旅长，老三彭德礼，管财政及果敢银行，长女彭新春，下嫁“四特区”主席林明贤。
2010年，果敢突然爆发8.8事件，先系缅甸政府利用修宪要强行收编“果敢同盟军”，被彭拒绝，后又以缉毒为名查封特区军械修理厂遭到果敢方面拒绝，双方处于对峙状态，续而政府军强行接管老街边境口岸，后逐步演变为果敢第三次内讧：果敢盟军副司令白所成、县长米晓庭、政府秘书长刘国玺、执行委员李洱发动“兵谏”，在缅甸政府扶植下成立了以白所成为“主席”、刘国玺为“副主席”的果敢临时政府。
彭家声两兄弟及其家族成员下落不明，缅甸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他们发出了通缉令。有人说他们已经遇难，也有人称在老挝见到他们……众说不一，不管怎么样，也许他从此真的退出了果敢的历史舞台，也许他还会如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再次复出，可能吗！？
彭家声的一生，外界评价争议颇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褒贬皆有。有人说他是继坤沙、罗兴汉之后新崛起的一代毒王，但他却是在缅北各个特区提出禁毒主张的第一人，并且领导果敢的确根除了罂粟种植；有人说他性情多变、独断专行，但特区政府在他的领导下却能安宁稳定运作如常；更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的的叛徒，导致缅甸共产党的彻底终结，但他也是第一支与缅甸政府达成停战协议的民族武装，并带动其他民族武装走上和平道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他一直坚持维护果敢的民族利益，虽然抗击政府军达数十年之久，但为果敢民族争利益，却又带头与政府停战言和，和平十六年，让地方安定，这是符合果敢民族大义的，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此自然得到了包括果敢人在内的大多数缅甸人民的尊敬。
只能说“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毒品大王——坤沙
1948年1月4日，缅甸独立，成立缅甸联邦（Union Of Burma）。第一任联邦总统就是由掸邦掸族土司王苏瑞泰（SaoShwe Thaik）担任。
1952年，吴努领导的缅甸联邦执政党藉驱逐中国国民党残军为由，正式把缅甸政府军开进掸邦。
1958年，奈温将军成立“看守政府”，搁置原来《缅甸联邦宪法》明文规定的、宪法运作十年后，掸邦、克伦尼邦有权决定是否继续留在缅甸联邦的去、留权力，并且废除掸邦土司，引发掸邦人民组成武装与政府国防军开始对抗。
1962年3月2日，奈温将军政变上台，正式废除《联邦宪法》宣告缅甸联邦解体。
1964年，掸邦人民组织掸邦军(Shan StateArmy)，开始为收复掸邦国土而与军政府开战。1985年3月，坤沙的掸邦军与莫亨率领的“禅族革命委员会革命军”联合，正式成立了“蒙泰军”。
1993年12月12日，坤沙在掸邦东枝附近的贺蒙寨宣布掸邦脱离缅甸联邦独立，建立“掸帮革命政府”，莫亨为“国家主席”，坤沙为“蒙泰军总司令”。1995年掸族民族独立运动内部出现权利之争，矛盾尖锐化，其被迫卸下“蒙泰军总司令”的头衔。同年11月，缅甸政府军3个作战师开始对蒙泰军发动攻势，佤联军集结1万余人部队，在泰缅边境开始配合政府军的进攻夹击，先后攻占其重要据点。
1996年1月5日，坤沙率领麾下将士9749人向政府无条件缴械投降，交出轻重武器6004件，举行缴枪仪式，然后登上直升机，飞往仰光。
坤沙向缅甸军政府投降后，基于安全及其他原因，他与家属被政府软禁在仰光明格拉东军事情报局大水塘基地，张苏泉及其他部下居住在比路七号情报局的基地里，政府把仰光世界和平塔路的以纳威迪电影院为中心的一大片土地拨给张家作为大本营，让他们作为从事经营生意的基地。这里占地五英亩（30亩），除了继续操作电影院外，以张参谋长儿女名义的公司、餐厅饭店、美容按摩院也相继开张，而且政府特别许可的、由他们代理的唯一一家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也在这里向全缅甸发行。
1999年的一天，笔者的一位老朋友——吴奥町，原来军情局的一位退休上校，找我帮忙称：
坤沙集团投降后，钦钮将军参照对待其他各民地武和平组织的政策，在进出口、土地、公司企业手续方面都提供各种方便和优惠政策，目的希望他们把以前集攒的（包括存在国外银行）大量资金转而投资到缅甸政府有效控制区，办公司、建工厂、搞实体，或者买土地、房产、立家业，既可以让他们从事正当生意，也可以栓住他们的心。这样如果政治上一旦再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也不至于再上山反政府。而张家投降至今快五个年头，一直没有搞什么像样的、规模较大的投资，他们的借口是没有合适的项目。为此将军一直放不下心来，不知道张家在打什么主意。所以将军把他派到张的公司做顾问，一是做军情局的联络员、二是指示一定要帮他们找个大项目。希望笔者从中国朋友方面想想办法，同时告知将军表示可以提供一切方便和保障。
不久，笔者联系上中国云南某公司，商量后认为，目前缅甸已经停止对“卷烟厂”执照的批发，此仍有利可图可行的项目。于是在吴奥町的安排下云南某公司代表会见了军事情报局二号人物觉温将军后达成共识——由军情局负责帮助张家解决执照、土地、供电等涉及政府方面的问题；中方负责技术、原辅料、生产；动员张家投资机械设备、厂房建设、然后负责销售。随后，云南某公司的代表与张苏泉进行多次协商，并且就合作在缅甸仰光建设“中缅合资亚洲卷烟厂”达成协议并且草签了“合作协议”。笔者以中介人和翻译的身份，全程参加了所有商务谈判的工作。所以在协议签订前，得到情报局的许可，笔者作为中方的代表，在吴奥町和张苏泉的陪同下，拜会了坤沙（张其富）先生。
先生居住在大水塘基地里军官家属区，附近基本都是上尉以上的官员的住宅，每家一栋木板铁皮顶房，房子周围还有点小院子，可以种些花草蔬菜。先生的这一栋是单独用铁丝网围着，也比较大，大概有30X30米宽，笔者注意到，在园子的一角，有一个铁丝笼，里面好像竟然饲养着一只小老虎（据说其投降时带来的，早有耳闻，今得一见）。
在这栋缅式建筑的客厅里，笔者见到这位赫赫有名的“鸦片大王”。
坤沙身穿傣族传统长衣裤，手中拿根藤手杖，白白胖胖，样子很和善，没有什么架子。房间里的摆设基本还是中式陈列，墙上有条幅字画，茶居上有盆景，无不透着华人的民族气息，招待笔者的竟然还是真正的普洱茶。张苏泉向坤沙介绍了笔者并汇报了有关卷烟厂项目的进展及协议草案。坤沙听完连说了三个好后表示：
“就按你们商量的办就可以了，一切由苏泉老弟负责即可。我就不发表什么意见了。”
谈完主题，也许很少有华人来访的原因，坤沙仍旧兴趣默然开始闲谈，问及笔者籍贯，笔者坦然告知：
“祖籍云南大理。”
坤沙：“哦！我的祖先也是来自云南大理的汉人，咱俩竟然是同乡哩。难得，难得。”
笔者乘机提出想请教几个好奇的问题，坤沙欣然答应
问：“人们都说你从鸦片上发了大财。”
答：“这简直是笑话。我为了掸邦的独立而战，维持一支4000人的队伍，吃、喝、拉、撒、住，穿衣戴帽，那一样不用钱！？更重要的是要买军火，都得从黑市里搞，哪还有什么钱？哦，不过投资一个卷烟厂的资金还是有的，这个请你的中国朋友们放心。”
问：“据说，美国卡特执政时期，曾派一个代表团和你就‘金三角’地区禁毒的问题有过一次协商。”
答：“不是一次，是有过好多次接触。对方来的是纽约州议员沃尔夫率领的国会议员代表团，我这边主要由五叔（昭孔粱）负责。我当时认为，要在这个地区禁毒好办，但必须解决一个现实的问题，几十万老百姓的生活怎么办？这个地区经过百多年的鸦片种植，土壤已经很难生长其他农作物，老百姓鸦片种植，虽然没有富裕起来，还很贫困，但最基本的生活是解决了。如果现在不允许他们种鸦片，那种什么，又靠什么来生活？美国每年用于禁毒的经费至少1-2亿，再加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绝对不会少于10多亿美元。所以我提出，只要美国每年拿出3500万美元，由我负责向‘金三角’地区的老百姓直接把他们生产的鸦片全部收购，交给美国，由他们自己处理，这样使毒品不再流入国际市场，又解决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一举两得。”
问：“美国的态度如何？”
答：“当时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表示可以考虑。回去后代表团的考察报告中也认可了这个提议，但是卡特政府以‘不能与贩毒集团妥协，做幕后交易而干涉缅甸的内政’为理由拒绝了我的建议。卡特政府坚持只承认仰光政权的合法性，但我们是掸邦的合法政府，掸邦人民承认我是他们的领袖啊。实际上，他们失去了这个最好的机会，今后也大概不会再有了，现在就是叫我做，也只能望洋兴叹，无能为力了。”
问：“听说后来美国政府又悬红二百万美元抓捕你？”
答：“一开始美国通过泰国拉拢我，叫我狠狠地打缅甸政府军，美国将会提供援助给我。后来又指使泰国派人对我的部队进行策反，收买我的警卫部队搞刺杀，好在由于事先得到消息，才使这一系列阴谋没有得逞，所以爽性就出250美元买我的人头。实际上毒品的问题不解决，抓我、关我、就是把我杀了，也没有用的。一个坤沙倒下去，就会有更多的坤沙站出来。你们看，我投降缅甸政府后，毒品并没有消失啊！美国又要出250万美元，要缅甸引渡我到美国受审。缅甸政府出于安定北部民族矛盾的考虑，以及事先对我的承诺，拒绝了美国的引渡要求。”
问：“有人说您和缅共搞合作？”
答：“没有的事情。当年缅共人民军南下腊戌失败后，有些被打散的零星部队，在我的部队保护下，通过我的地盘返回去。因为这些人员，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刚才说，我的祖先也是来自云南大理的汉人，大家八百年前就是一家人，我为什么不能帮他们呢！当年，我们与缅共的大方向是一致的，都是要推翻奈温的军人政权，但没有一起搞。他们要夺取全国政权，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我追求的掸邦民族的独立、自由和繁荣。当然中国毛泽东先生是我最推崇的人，他领导自己的人民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获得了解放，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我的心愿同他一样，也希望掸邦早日得到独立，人民得到幸福，但是我不喜欢共产党的体制。”
问：“那你喜欢国民党啦？”
答：“也不能这么说。众所周知，1967年6月，我手下的500多人和300头牲口组成被人们称为‘世纪商队’的庞大马帮运送货物到老挝，出售给当时老挝王国政府军总司令——温·拉迫功少将。当时骡马队由缅甸境内的永弄起程，向着100多公里外、老挝境内、位于湄公河畔、对方指定交货的地点班广进发，那里有温·拉迪功的一个吗啡提炼厂。然而，当队伍经过国民党军部队控制区时，突然遭到他们的武装袭击，让我损失了16吨鸦片！虽然说，这个损失主要是由于温·拉迫功少将的背信弃义所致，但起因还是国民党部队，就此结下深仇大恨。1969年，国民党当局通过在缅甸、泰国的机构，曾委任我为‘华侨协会联合会’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一方面表示和解，一方面希望我能够为台湾当局的‘反攻大陆’效劳。国民党部队在掸族地盘上大规模进行鸦片贸易发横财，却把鸦片军阀的恶名栽到我的头上。我为掸邦人民，为民族的独立而战，没有任何人帮助我们，种植鸦片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唯一的经济来源。当然，我并不否认，我的部队里也有很多以前国民党部队的人，包括你熟悉的张参谋长。”
问：“想知道你对毒品的看法。”
答：“我们掸邦的人，自然知道鸦片不是好东西。吸食的人没有好下场，但这个东西我们这里原来没有，是英国人带来的，整整危害了我们华人几代人啊！现在我把它还给西方人，让他们也尝尝鸦片烟的滋味。吸食海洛因的人会死，大家都知道，西方人也知道.他们不是讲自由、讲人权吗？既然他们的老百姓喜欢，愿意用自己的钱来买毒品，政府为什么又要干涉呢！？我本人早已戒毒，也规定部下不准吸毒，一均发现可当场处决。”
问：“回顾过去，你对自己有什么评价。”
答：“当初我们生产、制造和贩运毒品是为了支持我们掸邦的民族独立“革命运动”。我说过，如果我能够重建我的国家，八百万掸族人民会欢天喜地；如果我能够解决毒品问题，全世界人民都会谢天谢地！现在我为了缓和民族矛盾与防止国家分裂，放下了武器，缅甸人民自然会欢迎我。千秋功罪，历史自有评断。“
后来由于钦纽将军的突然倒台，此“卷烟厂”项目不幸腰斩。
2007年10月27日，坤沙因糖尿病和肺气肿死于缅甸仰光，终年74岁。
参谋长——张苏泉
1969年10月，坤沙在东枝被缅政府军诱捕后紧接着在缅甸全国各地抓捕与他有关的成员，同时对坤沙贩毒集团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扫荡。就在坤沙集团一时处境险恶，土崩瓦解，他的参谋长张苏泉迅速把残部纠合起来，且战且退，逃往丛山荒野，暂时蛰居了起来。
张苏泉，辽宁庄河人，1948年毕业于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第20期），后来作为“军情局特战队”工作人员，从台湾派往缅甸国民党军，参加了对缅甸政府军的多次战斗。1961年，国民党残军第二次撤退台湾时，他自愿选择留在了金三角。作为职业的外国军人，为了能够在缅甸的土地上生存下来，扎根当地，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坤沙，决定借壳还生，他带着弟兄们投身靠了张家，并受到了重用，成为了坤沙最得力的助手，官至孟泰军总参谋长。
坤沙被抓后，群龙无首之际，张苏泉可以乘机取代坤沙成为孟泰军第一号人物，但他没有这么做，没有越雷池半步，他请坤沙的一个叔叔坤盛做总指挥，自己辅之，仍旧负责带兵打仗，表示自己对坤沙的忠诚。张苏泉固然才干非凡，但他知道毕竟自己是来自中国的汉人，在这块异国异族的土地上，外人绝无做第一把手的的优势，如果要喧宾夺主宾，很可能会死得很惨地收场。
坤沙被捕后，辗转到瓦城监狱关押。张苏泉一方面积极发展武装力量，同时积极设法营救坤沙。不久，参谋长与当时被关押在瓦城监狱的他的一个老朋友，也是当年的国民党军人——王利柏取得了联系，计划寻找机会对坤沙进行搭救。王原籍是河南，张随部队驻扎当地，两人即认识，因其会说河南话，所以戏称是小同乡。抗战期间王在国军航空部队服役，随国民党军队从大陆逃入缅甸，定居掸邦胶麦，于50年代中被军事情报局莫名其妙地抓入监狱关押，至今将近二十年了，目前已是瓦城监狱里的犯人总头目，在牢房里享有相对的自由和权力。通过王与坤沙取得了联系，筹划好派遣武装突击队，深夜乘直升机由空中进入监狱进行营救的计划。外面一切都准备就绪后，具体时间就等王根据监狱里面的情况来决定。最后，王经过精心地安排，决定于1973年中国春节、大年30深夜4时采取行动。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在关键时刻，张家派来的联络员得知这个时间后，竟然向政府当局出卖了。凌晨，直升机没有出现，等来的是全副武装的情报局人员，把在监狱里现场的王及同伙，还有收买好的几名狱卒一网打尽，营救坤沙的计划在最后时刻就此夭折。
王等犯人全部关入黑房，不久就移送仰光永盛中央监狱，那几名狱卒都被判了重刑。
此事的失败，没有动摇其营救坤沙的决心。1973年4月，泼水节期间，张苏泉经过精心筹划，在缅甸东枝高级宅区——“笛多堡”的一次盛大宴会上，两名苏联派来缅甸医院工作的专家医生贝柯密斯基和维诺格达道夫，被其派出的敢死队绑架而去。
张苏泉原以为绑架外国人，可以造成国际纠纷，迫使苏联政府出面，向缅甸政府施加压力，然后通过交换人质的办法，让缅甸政府释放坤沙。谁知由于此两位医生，并非纯苏联人，而是少数民族，因此苏联政府对此反应颇为冷漠；而缅甸政府由于面子难看，正好出动大批军队，对张家部队，发动猛烈的军事围剿，猛追猛打，试图解救人质。但实际上，缅甸政府并非如此，而是打算一方面借机彻底消灭反对派，一方面置人质于死地，既可以堵住苏联人和西方国家的嘴，把恐怖分子的恶名扣到张家头上，使其失去国际上活动的空间。此情况让张苏泉始料不及，只好用担架抬着两名苏联医生跋山涉水，四处流窜，反而变成了极大的包袱。
这事就这样僵持了下来，张苏泉真不愧是“小诸葛”，痛定思痛，出钱买通一些记者，开始在一些外国报刊大肆宣扬，某些西方大国出于政治需要，大肆攻击苏联共产党政府的大俄罗斯主义，对待少数民族人质冷漠无情，置其于生死而不闻，这才逐渐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注意。无奈之下，苏联政府开始向缅甸政府施压，谴责政府的“不人道”态度，要求尽快解决“人质危机”。
同时张苏泉神通广大，把当时泰国王室请出来，居中斡旋。
不久，终于有了结果，泰国陆军总参谋长江萨上将亲自乘直升飞机到万欣德镇接回两位苏联医生到曼谷交与苏联使馆。而缅甸政府在保全面子的情况下，于1974年秋季，宣布大赦，将包括缅共主席德钦梭、大毒枭罗兴汉、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南方司令博扬莱等一大批政治犯释放，坤沙也在其中。但要他定居瓦城，限制行动，定时向安全部门报告行踪。
到1976年2年，在张苏泉的精心安排下，用黄金美钞开道，坤沙乘一辆吉普车逃出囚居地——瓦城，终于返回广阔而神秘的掸邦山林。缅甸政府因为坤沙私逃而恼羞成怒，再度派遣军队死死追剿，张家一面迎战，一面向南撤退，最后退入泰国境内。
在1971年坤沙被囚后，有着“高瞻远瞩”的政治头脑的张苏泉，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决策，利用当地民族与缅政府矛盾的民族情绪号召革命，把武装部队改名为“掸邦革命军”，提出掸邦独立的口号，竖起“掸邦独立建国”大旗，开始了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开始按照国民党正规军的方法训练“掸邦革命军”，前后共培训了四万多人。他亲自设计、建成了现代化的防守阵地，动用贩毒的巨额利润，从泰国购入大批美式M16、M18冲锋枪、迫击炮、火箭炮等武器装备部队，包括一部份民兵。他治军严明，强调军官的率先垂范，在与政府军的作战中，“掸邦革命军”军官的伤亡比例之高，足见部队的悍勇顽强。
现在张苏泉把已经改名为“掸帮革命军”，今非昔比，拥有现代化装备、训练有素，可以傲视东南亚的2000多人的部队，交还给坤沙，让其自掌军权，随意发展，这表示他对坤沙竭尽一个职业军人对自己长官的绝对忠诚。在其建议下，坤沙选定掸邦东北部泰缅边境一片山地区为基地，休养生息
——
这片山地区在泰国清莱府夜庄县麦开区，距离缅甸8公里，一共有10多个村庄。他选择以万欣德村（又名“满星叠”），这个山谷中，长3公里、宽1．5公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水源丰富，森林密布的地方为中心进行扩建，使之成为一个繁华的小镇。
按照参谋长张苏泉的设想，他从台湾请专业人员进行设计，镇中建有集市、医院、学校、集会的广场（兼足球场）和寺庙，附近建设了一座水库并修了发电站。镇内有200多幢房屋，全部是钢筋水泥柱、砖墙和石棉瓦屋顶的平房（供张家成员及其家属居住），而且都通有电灯、液化石油气、自来水，配置了电视机及卫星通信。此外，在镇周围有武器库、军事训练场和海洛因提炼厂（在山里面）。在镇北部制高点，建有一座可住1000人的军营，以警卫基地的安全。主力部队则驻扎在芒县，另外在附近的帕山、马开据点分别驻三百余人，在夜丰颂府夜丰颂县苏麦苏、干河据点分别驻三百余人，形成一个巩固的根据地群。
这样坤沙依靠这块泰国的基地一直为争夺掸邦的控制权而与缅甸政府进行军事对抗，并且继续发展他的贩毒事业。1978年底，越南军队悍然入侵柬埔寨，当缅甸、泰国的注意力移到毗邻的地区去的时候，张家乘机在这里大显身手，进入其军事势力的全盛时期，同时海洛因的加工提纯使金三角逐渐成为世界毒品中心。1985年，掸邦3支武装（SSA、SURA、SUA）合并归到张家麾下，成立蒙泰军（MTA），军力达3万余人，还有武装民兵近两万余人，成为继缅共之后，金三角地区军事实力最强的民族武装。
有关张家的消息，在缅华社会早就传说得沸沸扬扬的，笔者认识张参谋长，那是1999年中，笔者的一位老朋友吴奥町要笔者帮忙联系中国公司与张苏泉的“世界集团三水公司”合作，在缅甸做一些投资项目。经过努力，笔者联系上中国云南某公司，商量后大家认为，必须能够找一些别人无法搞的项目，利用政府对和平组织的优惠政策来操作，才会有商机。而缅甸早已经停止对“卷烟厂”执照的批发，如果情报局能够负责帮助张家解决执照、土地、供电等方面的问题，这种项目就是可以操作的。
于是云南某公司派来代表在吴奥町的安排下会见了军事情报局二号人物觉温将军后，开始与张家谈判，张苏泉就是全权负责人。笔者作为介绍人兼翻译，自始至终参加了整个协商过程。
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仰光世界和平塔路的纳威迪电影院，“三水公司”的会议室里（这里是军政府划给张家部属作为生活及经营发展的特区）。张苏泉相貌还算英俊，偏瘦，像个白面书生，但两眼炯炯有神，颇有聪慧的光彩，待人随和，对人讲话，极为客气，穿一身普通汉装，毫无草莽的样子。
云南公司来的人员，多半是昆明人，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参谋长的秘书，一个20多岁叫高嘉近的伙子，刚刚大学毕业，竟然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昆明话，据介绍其父母均是昆明人，说是来缅甸已经几代人了，究竟如何，不好过多地深究。
谈判极为顺利，云南方面的代表与张苏泉很快就达成共识——由军情局负责解决执照、土地、供电等方面的问题;张家负责全额投资及销售;中方负责安排购买机械设备、厂房建设、负责技术、原辅料的供应及生产。并就合作在缅甸仰光建设“中缅合资亚洲卷烟厂”达成协议并且草签了“合作协议”书。
（后来由于钦纽将军的突然倒台，情报局全部报销，导致此“卷烟厂”项目无法继续执行。）
有一段时间，笔者经常陪朋友到纳威迪电影院大院里的“福满楼”饭庄吃饭。每当黄昏时刻，华灯初上，都会看到张苏泉在电影院大门前面的道路上散步，他仍然身穿汉人便服，握根马鞭似的东西，挺直腰杆，甩动手臂，大步走路，还是军人的样子。有时与之闲谈，却必须附耳大声而言，他经常眯眼默默凝视东方对笔者说：
“耳朵听不见了，眼睛也开始花了，此生已别无他求，就希望能够回家乡看看。”
笔者听后忙说：
“而今中国，已非当年，国共早已一笑怋恩仇，参谋长如要回去，有什么困难，在下鼎力帮忙疏通。”
张苏泉长叹一声：
“唉！谢了。老缅从中作梗，多次申请都不允许，看来此生无望了。”
夕阳的余辉里，笔者看到参谋长留下的两行眼泪，这也许就是一个故乡远在中国，命运使之流落到祖国边陲之外，异国他乡的老兵思乡的情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