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责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译文】
天下的灾难,最难以解决的,是表面看来太平无事,其实有无法预料的隐患。旁观事态发展,而不去解决它,就怕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无可救药了;采用强制办法武断处理,那么我不相信天下还能维持太平状态。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贤士英雄,才能不怕艰险为国家效力,来建立功勋;但这本来就不是在短时间就能勉强解决的事,这些贤人英雄们的做法只是为了出名。
国家正平安稳定,突然无故发生灾难(指七国叛乱);我敢站出来,吾能解决了,对天下人我就有了交代。事情解决不了了却犹豫徘徊了,想逃避它,让别人承担责任,那国家灾难的罪魁,就集中到我身上了。
从前晁错为汉朝尽忠,谋划削弱太行以东的诸侯国家的实力,这些国家一同叛乱,借诛杀晁错的名义;但是皇帝不辨是非,反拿晁错为借口。天下人惋惜晁错因为忠心却受罪名,却不知到这是晁错自己找的啊。
自古能成就伟大功绩的人,不只是有超凡的才能,也一定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堤口,引导河水流入大海。开始还没有成功的时候,也有洪水泛滥的巨大隐患;只是大禹能够清楚事情会如何进展,洪水发生后就不感到害怕,而慢慢的寻找处理办法,所以最后获得了成功。
七国当时已经很强大,而突然削弱它们,他们叛变,这奇怪吗?晁错这个时候不挺身而出,站在解决事态发展的前面,来平定吴国楚国的叛乱,这才是保全自己的办法,却怂恿皇帝亲自出征而自己驻守后方。那么造成七国叛变的是谁呢?晁错自己要追求名声,怎么能够逃避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呢?亲自出征是最危险的,留守后方是最安全的;自己是问题的制造者,却选择留守后方,反劝说皇帝去做最危险的事,这是忠臣义士们最反感怨恨的做法。
当时,就算没有袁盎(与晁错为政敌),晁错也不会幸免于死的。为什么呢?自己打算留守,而让皇帝亲自出征。从情理上说,皇帝已经很为难了,所以内心反对晁错的建议。所以袁盎的建议(杀掉晁错安抚叛军),得以实行。如果吴国楚国等叛乱,晁错挺身而出,奋发图强,昼夜练兵,做好防守东边的准备,使叛军不会威胁到皇帝,那么皇帝就会依赖晁错而没有忧虑,就算有一百个袁盎,还能离间他们君臣的关系吗?
唉!世上的君子,想要建立大的功业,没有一个先做好保全自己的准备的。如果晁错亲自带兵讨伐叛军,未必不能取胜,只是他想保全性命,导致皇帝不高兴。奸臣才得以有机可乘,晁错的保全性命的做法,那是自取其祸啊!----晁错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文,评论对象为西汉初年景帝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错,作者通过对晁错改革失败的叹惋,表达出自己愿意为国效力但有志难展的抑郁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