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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5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安徽入围作品《生死印》的观摩座谈会在合肥久留米美术馆举行。这原本是一次作品点评会，不想，与会专家却道出了一段故事——
《生死印》背后的故事
一
翻开20世纪的中国史，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曾经共同写下了波澜壮阔的一笔。谁会想到，这带有生死抉择的意味的一笔，竟暗合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使中国农村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1978年12月的一天，小岗村一个普通社员的家中正悄悄进行着一个壮举：17位壮劳力在生产队长严俊昌的带领下，偷偷地签订了一份“包干合同”，把生产队的地给承包了。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特殊年代，这份“包干合同”无异于一份押上了身家性命的“生死状”。18位社员在那张“生死状”上逐一摁下了手印，那意思再明白不过：生死无悔，义无反顾！
这18个红手印的诞生有着一个寒冷的背景：1978年夏，安徽大旱。夏收分粮，小岗村每个劳力才分到3.5公斤。几年来，全队18户，只有2户没讨过饭。饥饿，在时刻威胁着村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一定得想想办法。
办法就是不吃大锅饭！
就在这一年秋天，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联合全村18户人家偷偷搞起了大包干。行动之前，他悲壮地告诉妻子：“我豁出去了！要是我被抓起来，村上人会养活你们娘几个儿！”
小岗村18户农民联名签订的这份包产到户的契约，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这份摁着18个红手印“合同”，后来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分重要文件——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这份合同如今就静静地躺在国家博物馆里，接待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生死印》，讲的就是这段历史。
二
走进合肥久留米美术馆，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宣传海报上那三个鲜红的大字：“生死印”。这三个字红得滴血一般，是著名书法家曾来德的手笔。三个字似带着沉重的呼吸，重重地压下来，饱含千钧之力，压出了一片悲怆的气氛。悲怆中，便看到了壁立着的高3.8米、宽5.8米的《生死印——1978年安徽凤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完成稿。我被震撼了。
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关注着这幅画的进展，从它开始立项到中间的十几次草图，再到最终完稿，一直关注着。
“生死印”，好名字！这三个字已经构成了一个故事，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主创人员之一张国琳告诉我，这个名字是1978年时任凤阳县革委会主任的支道友起的。大约两年前，支道友被请来画室，为《1978年安徽凤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创作提供线索。当他仰首看到墙上的巨幅画稿时，脱口说出了这个名字。
“生死印”，这三个字的含义与况味，怕只有这位当年的凤阳县革委会主任体会最深。座谈会上，支道友正巧坐在我的身边。他告诉我他是凤阳人，当过农民，也当过生产队长，改革开放前夕担任凤阳县的革委会主任，后来是凤阳县县长。他最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月，这18位为了求生破釜沉舟地摁下了红手印的汉子，如果没有碰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好政策，只怕真的走上了绝路！《生死印》之所以震撼，是因为它复活了那个希望与恐惧交织的既振奋人心又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让他仿佛回到了从前……
支道友言语不多，大部分时间是在反复端详着被他命名的这幅巨制，眼中流动着光彩。他告诉我，他不懂艺术，但他爱这幅画，因为它画出了基层农民最本质的东西。他用两个字评价这幅画：“深”与“真”。
三
支道友对《生死印》的评价是因为由衷的感动。可他并没有想到，他的这个评价也正是《生死印》创作组全体人员的最高追求。
2005年，国家文化部、财政部正式联合启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06年4月安徽省文化厅召开创作工程动员会，《1978年安徽凤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创作组随即组成。从此，张国琳、王仁华、桑建国、吴同彦、罗耀东、谢宗君这六位创作组成员便肩负起了用画笔再现那段场景的使命。
完成这个使命有着双重意义：历史意义和影像意义。这一点，六位画家从一开始就知道。当年，18位农民逐一摁下手印的悲壮场面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资料。因此，这次创作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补充史料的责任。他们创作的过程，将是复原一个场面、还原一段历史、点燃一个希望的全过程；他们完成的作品，将走进历史的档案，为那些密密麻麻的文献增添一段鲜活、一个精彩。
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肖桂兰曾嘱托六位画家：这个题材具有浓重的安徽色彩，它的事件是安徽的，主创人员也都是安徽的，我们把它争取下来不容易，一定要把它创作成为具有鲜明的安徽特点中国画精品，为安徽、为历史留下厚重的一笔。
饱含着期望与重托，这幅画，注定要承载很重很重的责任，它需要创作者用最精湛的技术与最真挚的情感去完成它。这就是支道友所说的“深”与“真”吧。
四
2007年5月，经过三次筛选，创作组终于接受文化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办公室的委托，在北京签定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委托创作责任书。开心的笑容还没来得及收起，就在创作风格上起了波澜。
“18位农民摁手印”一直被人们口口相传着，充满了传奇色彩，也使创作更富于挑战性。这种挑战性令创作组成员跃跃欲试，在草图设计时坚持自己的看法、各执一词：有的把摁手印的场景放在室外，周围安排了许多围观的村民，并将当年朱元璋建中都的城墙和皇陵石雕作为背景，以此寓意凤阳人民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有的则钟情自然主义风格，突出江淮农民的生活习俗和精神状态；有的痴迷象征主义风格，以雕塑般的动作表现18位农民的胆识；有的干脆放笔田间地头，直取承包到户的场景，以求事件的直观性；还有的强调表现主义，用夸张的手法诠释反抗精神……
这场风格上的坚持和争执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第四次北京草图点评会，文化部专家组表态后才逐渐妥协。最后大家达成共识：用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进行典型人物形象塑造，从尊重历史和服从多层次观众接受能力的要求出发，积极向专家组的意见靠拢。
意见达成一致后，他们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采风、勾画草图、听取意见、修改、再创作……我看到过一些这个六人创作组的工作照片，有在农村采风的，有认真听取专家组意见的，有在仓库一般的画室内比比画画地讨论的，也有在小餐桌上一脸疲倦地就餐的……点点滴滴汇总起来，也是一幅画卷。画面上清晰地记录着六位画家的创作轨迹——辛苦、专注与执著。如果给它起个名字，我想，“一次艰苦的跋涉”最是妥当。
五
一支团队，这是《生死印》六人创作组给自己的称谓。三年多时间了，他们始终用这个称谓自律着，多少次争吵——艺术本体的，艺术之外的，最后都被消化在这个称谓里。这也是他们最感觉骄傲的。
艺术创作属于非常纯粹的个性化劳动，一旦变成集体意志，肯定会出现许多的不和谐。创作组成员分居安徽四地，各自都有本职工作，三年多时间里，全组成员一起下乡体验生活和讨论创作只有30多次，加起来也就两个月。针对这种情况，他们共同决定：一幅草图由一人执笔，大家集中讨论提出意见，然后再由一人执笔完成修改草图，平时交换意见靠通讯联系。
第一稿时，他们一起讨论构思，把本来在室内的场景挪到了室外，理由是这样便于丰富刻画老人、妇女和孩子，从中国画角度看效果不错。但是此稿却遭到了支道友的反对：“这样画不真实。当时的情形是农民们小心、谨慎，因为搞自留地会被抓起来，还有可能掉脑袋，所以他们是两三人一起偷偷摁手印，分好几批完成。把老人、妇女、小孩都画在一起，像农村的集会。”
必须尊重历史！所以在第二稿里，他们把场景改在了室内。但考虑到农民开会通常是三五成群地聊着天，所以第二稿的构图设计人物分布比较散。鲍加，这位安徽省德高望重的油画家对此稿提出了修改意见，他没有正面要求画家们该怎样画，而是推介了列宾的《查波罗什人给土耳其苏丹写回信》让创作组成员反复研读。伟大的列宾，他营造的宏阔的场面、刻画细致的人物神态，从构图到表现，无不深深地打动着创作组成员。这幅世界名作给六位画家的启发太大了。成熟的构思在感动中逐步清晰。
接下来，是新一轮艺术见解的碰撞。相持不下时，创作组共同提出了背对背的创作方案，对创作做了明确分工：即每阶段由一人执笔，其他人只许动口不许动手，下一位执笔人可修改前阶段执笔人的画面，直到自己满意后交给后一位执笔人。
这实在是一个考验创作者心理素质的过程：自己孜孜矻矻画到满意的东西，可能被下一位作者全盘推翻、更改。王仁华执笔时就曾把前来观看的张国琳推到门外，隔着门苦劝他：“你不要看吧，看了会受不了，会难过的。”六位画家就这样被折磨着，经历“妊娠”一般地熬到了作品收笔。
令人欣慰的是，他们成功了！因为《生死印》中浸润了他们每一个人得心血，流露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影子，而总体风格又是空前的统一。他们的合作方式为大型中国画多人合作开辟了一条成功的路子。用安徽省文化界专家的话说：张国琳、王仁华、桑建国、吴同彦、罗耀东、谢宗君，中国画史会记住你们。
六
《生死印》上共有18个大人和1个孩子。昏暗的背景流荡着神秘的气氛，是震慑人心的神秘。画的最核心部分是几枚鲜红的手印与一方红印泥，夺目地跳跃着，仿佛离开了画面。那夺目的亮，带有生死一线间的意味，也蕴含着震慑人心的力量。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主席康诗纬说，主体的灰调子，特别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更与18位农民的心情非常吻合；手印、红印泥与孩子头上的红帽子，亮亮地，正写出了中国农村的希望。
我一直仰视它，感受到画面浮动着一种苍茫、悲壮、辽阔的情绪。这情绪最初离我很远，之后越来越近，最后伸手可触，就像曾来德书写的“生死印”那三个大字，带着呼吸般地一直逼出画外，荡在你身边，把你直往画里面带。我理解了支道友之前大喊“生死印”时的震撼了。
18个农民的面貌与神态是《生死印》最值得夸耀的地方。从他们的眼睛里你可以看到义无反顾的倔强、前途未卜的迷茫、摩拳擦掌的兴奋、无可奈何的忐忑……一个共同的目的把18条汉子的命拴在了一起，因此他们便有了共同的振奋，但性格、学识、胆量的不同却也造成了不尽相同的情绪差异。这种差异是极细微的，但却是关乎作品成败的情节。这些细微的情节在六位画家的笔底出神入化地流泻出来。最妙的是18条汉子的眼光，它们同时指向了“生死印”，这一齐刷刷的指向，异常精彩地形成了构图，并牢牢地锁住了主题。
张国琳介绍说，为了这18个形象，创作组先后搜集了100多位有典型特征的农民形象，就连一件棉袍、一个相框、一只水杯、一条板凳，甚至一个箩筐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都有实实在在的出处。仅仅为了一个拇指，他们先后画了100多种造型。
《生死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文化创造工程，三年多时间里，六位作者一路吵着架又牵着手，奋力参与又奋力抽身，终于把个性变成了共性，把个人意志熔铸成了集体智慧，打磨、锻造出了这件中国画精品。但愿这六位画家和他们的《生死印》能与小岗村一道，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皇皇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