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白、李邕苍梧游史话探考》后之辨析 李邕李思训碑

读《李白、李邕苍梧游史话探考》后之辨析

翻山客

笔者按:应郁洲布衣的要求,也为方便读者相照比对,鄙人特将对汤老所著《李白、李邕苍梧游史话探考》一文的考证“另行开贴”,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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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白、李邕苍梧游史话探考》后之辨析 李邕李思训碑

李白与李邕早在白游巴蜀时相识。约在唐开元八年左右,白献诗赋於渝州刺史李邕而遭嘲笑(据安徽文艺出版的“李白诗四百首”载:邕於开元六年十一月被任为渝州刺史),白作“上李邕”诗,责邕“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从此之后,白“杖剑去国,辞亲远游”,于开元十七年一入长安,希冀明主以骋壮怀,但经六年努力仍为布衣。期间都末与李邕见过面。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中载:李邕在唐开元年间任海州刺史,并收《李邕大云寺禅院碑铭并序》,文中有“邕来守是邦”之说。《连云港地方史稿》亦称:李邕任刺史期间,日本国使曾率五百人,十条船至海州停泊,船上“载国信”及“珍货百万”,李邕看到这些货物……半夜时将船载货物全部取走,并凿沉了十条船。天亮以后,谎告……船尽飘失,不知何在。日本国使将此奏闻朝庭,皇帝敕命李邕造十艘船并派水手送日本人返回。[鄙考]考《新、旧唐史》、《日本纪略》、《续后纪》可知,从舒明天皇二年(630年、唐贞观四年)八月派遣第一次由犬上三田耜率领的使团为起始,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年、唐乾宁元年)九月第十九次派遣唐使团(未成行)为止,历时二百六十四年,前后共任命郭十九次。没有一次是途经海州的(除圆仁“偷渡”外),大多是从扬州上岸,经陆路转运河前往西安。即使偶有遭遇风暴或他因遇难失事的,正史中必然有相关记载,并无有关李邕劫杀遣唐使的记载。况且,李邕作为一名深受皇帝器重的政治家、诗人,是不会做出这种见财起意的卑劣之事,更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况且李洪甫老师在《连云港地方史稿》中说得也很明确,这则记载出于“野史”,不能作为正史予以采行。

经考《新唐书》和《旧唐书》李邕传,“邕来守是邦”当在任括州刺史“喜兴利除害”复坐诬得罪、“天子识其名诏勿劾[鄙考] 据《新唐书·邕本传》载:“开元二十三年,起为括州刺史,喜兴利除害,复坐诬枉,且得罪,天子识其名,诏勿劾。后历淄、滑二州刺史,上计京师。始,邕蚤有名,重义爱土,久斥外,不与土大夫按。既入朝,人间传共眉目瑰异,至阡陌聚观,后生望风内谒,门巷填隘。中人临问,索所为文章,且进上。以谗媚不得留,出为汲郡、北海太守。天宝中,左骁卫兵曹参军柳勣有罪下狱,邕尚遗勣马,故吉温使引邕尝以休咎相语,阴赂遗。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罪,诏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就郡杖杀之,时年七十。”《旧唐书》载略同。于开元二十五年被派往海隅一角之海州的。[鄙考] 据岑仲勉先生所著《金石论丛》中,《李秀碑》—文中引欧阳棐《集古录目》:“《唐开元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并书……碑以开元二十八年七月立。”《宝刻类编》卷五《金石录》中也收录此碑。唐代进士张读的《宣室志》中也有记载:“开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为临淄守,是岁秋,因入山采元黄石。”由此可见,开元二十七,二十八这两年,李邕是在淄州刺史任上。而非汤老所说的滑州(海州)任上。至于李邕在海州任刺史的时间,据《海州大云寺禅院碑》的记载:“邕来守是邦”。据欧阳棐编《集古录目》卷六的记载:“海州刺史李邕撰并书……碑以开元十一年四月立。”另据《全唐文》卷二六四“开元十一年四月,立在海州”的记载可知,立石之时,李邕已为海州刺史。同年十月二日,李邕作有《楚州娑罗树碑》一通,立在淮安县。《大云寺讲堂碑》,落款为“海州刺史”。《大云寺讲堂碑》立在陈州。若《讲堂碑》撰书在陈州刺史任上,依照唐刺史三年调任的制度,十一年见迁陈州,任海州则在开元八至十一年间。邕于六年十一月除渝州刺史,至今已见三年,其常调移官海州,应当始于本年季春。因此,汤老判断的李邕“被派往海隅一角之海州”的时间为开元二十五年,存在较大纰漏。(唐书载为滑州,查《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之滑州、开元、天宝年间均无滑州建制,唐乾元二年(759)才将兖州复名滑州,唐书所载当为谬误[鄙考]据《册府元龟》卷四载:“开元二十九年三月甲申,滑州刺史李邕献马一匹,表云其马肉鬃鳞臆,嘶不类马声,日三百里。邕任淄青刺史日,遇一老翁云,圣主将得龙马以应太平。邕遂于青州马会思家获而献之。”另据宋代金石学著作《宝刻丛编》卷五中,《唐淄川令裴大智碑》的落款为“唐滑州刺史李邕撰司勋员外郎萧诚书,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立。”《全唐诗》卷三,唐玄宗有《迭李邕之任滑台》诗。考《旧唐书·地理志》:“滑州:望,隋东郡。武德元年。改为滑州,以城有古滑台也。”《新唐书·地理志》:“滑州灵昌郡望,本东郡,天宝元年更名。”《元和郡县图志》卷八:“州城,即古滑台城,城有三重,又有都城,周二十里。相传云卫灵公所筑小城,昔滑氏为垒,后人增以为城,其高峻坚险。临河亦有台……”结合《唐诗纪事》卷十七载,李邕任滑州刺史,应当在开元二十九春。)。

唐开元盛世期间, 海州已经是与海东各国通商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囗岸,有能停靠数十条船的港口和能接待数百人的驿馆,还有造船基地,经济十分繁荣,由于李邕“纵求财物, 驰猎自咨”,再加上海州良好的地利,李邕才做出了取宝凿船惊动朝野之事, 而对海州政事却无建树,只留下了一块文章和书艺著称于世的《海州大云寺禅院碑铭并序》碑刻。

诗人李白于开元17年(公元729年)秋一入长安(唐朝首都), 希望得到明主以聘壮怀。但在游历了六年之久、历抵了卿相等亲朋好友后, 都未取得什么结果。为了继续谋取政治上出路,李白决心寻师访友, 增长才干以实现自己报国宿愿, 唐开元24年(公元736年)来到了东鲁。唐开元25年(公元737年)李白父出任任城县尉。因此李白寓家任城,(今山东济宁)。

据《旧唐书·文艺传(下)·李白》载:“父为任城尉, 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准、斐政、张叔明、陶沔隐居于徂徕山, 酣歌纵酒, 时号竹溪六逸”。《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职官表》载: 开元年间李邕任海州刺史, 孔如珪为司户参军。“竹溪六逸”酣歌纵酒之余谈古论今之时不会不论海州的古今,[鄙考]这个结论过于武断 因为孔巢父的父亲孔如珪就在海州当差(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李白也不会忘记在渝州(今重庆)因刺史李邕嘲笑自己说大话, 瞧不起年青人的傲慢态度而以“上李邕”诗回敬之事(据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白诗四百首》中载)。海州苍梧自古就有海上仙山之美誉,且与任城、徂徕之距近在咫尺,“竹溪六逸”岂能放过拜访一游的机会。[鄙考]这判断样的论断同样很武断,这就好比毛主席,他老人家多次驾临徐州,彭城与海州也近在咫尺,可偏偏就没来过。所谓的“孙猴子的老家在新海连市”的说法,也只是他老人家博览群书推断出来的,也或许根本就是一些为了发展旅游,蓄意杜撰拼凑的,就像花果山的毛公碑一样。李白再次拜访李邕以表自己豪迈、洒脱的风貌和寻师以举荐之意。笔者认为:李白来海州畅游苍梧当在其时,即唐开元25(公元737)秋冬之间。[鄙考]据考:“《访贺监不遇》诗,写于开元二十五年夏南游剡县后,泛舟浙江返经故会稽郡之时。这由是诗所咏用语、情趣等,亦可证之。诗云:“欲向江东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首句“江东”,即指浙江以东。贺知章系会稽山阴人。山阴县位于浙江东75公里许,故云。《集评》注释谓“江东”泛指“吴越”,“今江苏、浙江之地”。《送侄良携二妓赴会稽戏有此赠》诗,写于开元二十五年八月与李良同游归途中。《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八《孤兰生幽园》,以比兴笔法抒己伤秋之思。诗日:“孤兰生幽园,众草共芜没。虽照阳春辉,复悲高秋月。飞霜早淅沥,绿艳恐休歇。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末联显寓盼人汲引意。当写于本年九月。《南轩松》诗云:“南轩有孤松,柯叶自绵幂。清风无闲时,潇洒终日夕。阴生古苔绿,色染秋烟碧。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全诗寄托了诗人早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愿望。“南轩松”即指其酒楼南面高大绵幂古老之孤松。李白在《答从弟幼成过西园见赠》诗中有“衣剑照松宇,宾客光石门”语,也表明其故园酒楼附近有株高大绵幂似广宇的古松。此诗写于开元二十五年冬。从以上诗歌中所叙述的地名不难看出,从开元二十五年夏直至冬季,李白始终没有靠近海州地界,更不可能于这一年游览苍梧山了。

此时屡遭贬谪的李邕与白相见已无“文高气方直”之豪气,却与白叙起了家谱。李白其后所作的两首诗中所述,就表明了李白已认祖归宗了:作于天宝五年十月的“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诗中之太守就是李邕,因为天宝五年十月改临淄郡为济南郡,[鄙考]关于与东海太守李邕同赴济南事,可以杜甫此行所作《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二诗为证。历下亭在济南。诗有“修竹不受暑”,“园荷想自昔”,时令甚明。又见高适《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阴亭》诗和李邕《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诗。《安谱》云:“李白诗虽未言及在济南谒李邕事,然考集中有关李邕之作,不仅于邕之政绩,备加称颂,而且对邕之冤死,深表同情。李白受道策后,曾偕杜甫、高适在济南漫游,并曾谒见从祖济南郡太守李某。李白是秋所做《古风》其十八云:“昔我游齐都,登华不注峰。兹山何峻秀,绿翠如芙蓉。”齐都即济南历城。华不注峰在今济南市东北。末句表明时令为夏季。李白只有此一次游济南,故必指是时事。《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此济南太守无考,有人推测即原陈留采访大使李彦允,无证。此三首亦为受道篆后作,系天宝四年,此时李邕尚未到任。《系年》载作于天宝五年,误。鹊山,《嘉庆一统志》卷一六二济南府:“鹊山湖,在历城县北二十里,湖北岸有鹊山,故名。”《集评》题解云:“原湖址在鹊山前,即今济南市北园一带,古时与大明湖相通,今已淤没大半,大明湖为其一隅。”由其一“此行殊访戴,自可缓归桡(代指船)”二句看,李白与此“从祖”早有交往。天宝五年李邕“奸赃事发”将邕调往济南郡以便查处,(今人亦常用异地审查之法),实属正常,但李白误认为邕为调任太守乃作此诗。不久,邕於次年正月被“就郡杀之”。而在白流放夜郎途中于江夏所作“题江夏修静寺”曰:“我家北海宅,作诗南江滨”,直称北海与我一家,北海乃我从祖也(宋代以来其诗题下均注:此寺是李北海旧宅)。李白与李邕相见两次,只能是此次“认祖归宗”。[鄙考]《题江夏修静寺》中之李北海,即北海太守李邕,天宝六年正月为李林甫所害。李白天宝六年春曾于金陵为李适之、李邕等先后为李林甫构害而写诗大骂玄宗,他是年秋来江夏,当有吊唁李邕故宅之举,见其宅已改为寺院(当为被抄家后改之),“空庭无玉树,高殿坐幽人”,故感伤而作是诗。并非与李白攀亲之作。

祖孙相认,共游苍梧。在上古传说中的“羲和之国”的祭祀处——太阳石旁有感而写出了“日出入行”的诗篇(即清顺治17年海州知州刘兆龙续修的《海州志》收录的“东海望日楼”)。[鄙考] 关于《日出入行》的写作动机与创作时间,按胡适注:“汉郊祀歌《日出入》言日出入无穷,人命独短,愿乘六龙,仙而升天。太白反其意,言人安能如日月不息,不当违天矫诬,贵放心自然,与溟滓同科也。”瀛按:此诗似非泛言其天道人生哲理。观诗意,当有怨恨奸臣当道,昏蔽上皇,致使其出人无常,返复失衡,令自己久久被疏远徘徊,无所归宿意。“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乃自慰之词。李白天宝二年春深沐玄宗尊宠之荣,是秋则被疏远冷落,意谓比之天道,亦只能顺其自然而已。此诗末段:“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鲁阳何德,驻景挥戈?逆道违天,矫诬实多。”则是以为太阳驾车的羲和与神话中的大力神鲁阳,比之当朝文武奸臣,痛斥其将一代明君诱引至“荒淫之波”,并使其“驻景挥戈,逆道违天”,常常轻信矫言诬语,乃至开边杀戮不止。末联“吾将囊括大块(指天地),浩然与溟滓(指元气)同科”,亦为自勉要胸怀天地,顺其自然意。安旗著《李白年谱》、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李杜年表》等书都认为,该诗作于天宝二年秋。因此,《日出入行》与东磊太阳石毫无关系,认为是李白访李邕时所作更是无稽之谈。高歌“日出入行”,呐喊“逆道违天,矫诬实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緈[xlng]同科”,诗人通过奇妙的神话揭示了生命有限、宇宙无穷的规律, 指出太阳的运行、草木的荣枯、四季的变化都是自然现象,不是由神来主宰的, 体现了诗人不受儒家传统思想束缚的因时而变的可贵思想。在州衙,祖孙对酒当歌,寄兴吟唱“短歌行”,言人寿不可得长,应思与知友及时为乐,安抚李邕之颓废之心。“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既显示作者珍惜年华的奋发有为的精神,又给李邕之鼓励。

在“海榴世所稀”的海边山村漫游时,面对海石榴,诗人触景生情而作“咏邻女东窗海石榴”诗,[ 鄙考] 据何树瀛著《李白家世祖籍变迁与生平诗文年谱》载:“《咏邻女东窗海石榴》前六句写海石榴之清香稀见。后四句云:‘愿为东南枝,低举拂罗衣。无由一攀折,引领望金扉。’《安注》云:‘此诗显系爱屋及乌之意,借海石榴以抒爱慕邻女之情。’此说是。当为天宝三年中秋有感而作。《魏序》所云“又合于鲁一妇人”,当指这位“邻女”。以李白当时名望与地位,托媒娶其邻女,当为易事。因其幼小子女和酒楼等亟须有妇人照管,他也必须尽快续一偏房。他由长安所携二少妾,本为水性杨花之歌妓,自然难以料理家务、酒楼与农事,更不好作为终生伴侣并将子女委其照管。李白在《古风五十九首》其四十四‘绿萝纷葳蕤’所谓‘草木有所托’,当亦兼含其意。”既然该诗作于天宝三年秋,那与海州也毫无关系。借咏海石榴实咏鲁女,抒发了爱而不见的情怀,也借此表达离家三年多的诗人,思念其妻许夫人的深情。

在离海州前夕,在孔子望海处、今之孔望山,借景寓情作“登高望四海”,[鄙考] 《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九《登高望四海》:该诗是继《赠崔郎中之》后而作,所述时令、景物、思想皆偕合。诗云:“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日掩徂晖,浮云无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霜披群物秋”,表明为是年严寒之暮秋。“大荒”亦指陇西大沙漠。“荣华”以下四句,也即上首“富贵安所求”之意。此诗进一步指出,造成无能之辈高就,才志之士无地容身的原因,即在于“白日掩徂晖,浮云无定端”(喻玄宗与朝政)。末联“且复归去来”与上诗“岁晏归去来”、“剑歌行路难”与上诗“长啸倚孤剑”,词意均相偕合。詹镆著《李白诗文系年》、郁贤皓主编《李白选集》皆认为,该诗于天宝三年,李白被谗去京时作。因此,这首诗也并非是李白“在离海州前夕,在孔子望海处、今之孔望山,借景寓情作”。寄情李邕“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日掩徂辉,浮云无定端”。

“且复归来去,剑歌行路难”,李白游苍梧后,带着无奈走了。虽没有给我们留下吟唱苍梧山水之作,但这段“曾游海上”、“醉卧太白石上”之苍梧行史话却永存史册。也就有了唐天宝12年(公元753年)李白听信了误传,为友人晁衡东渡日本遇难,写下了“哭晁卿衡”著名诗篇。(此诗作于李白三入长安未果而返湖北、安徽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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