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1月3日，破格申报高级政工师的29名（包括4名申报教授级高政）政工干部在长沙进行论文答辩。按通知要求，我上午7点多钟来到星沙开源鑫城贵宾楼，大厅里早已坐满了人。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答辩，没想到一脚踏进这个特别的考场就感受到一种特紧张的气氛。大家各自坐在沙发上，拿着自己发表的论文在默读，有人还用笔在抄写着——大厅里很安静。
陪同我来答辩的我老婆见此情此景，又开始催着我“复习”。这些天来，这个“家长”天天逼着我这个“学生”准备“功课”——看论文。我却总是上紧不起来。我申报时交的6篇论文，虽也打印了一个提纲，但一直就装在塑料袋子里，没看过。我不解那些临阵磨枪的同行们，都到这时候了，还在拼命地记呀，背呀，抄呀。我以为参加这样的答辩不需要背，不需要记，评委大不了考一考参评人员论文里的某个要点和一些专业概念。否则，如果答辩者需要把自己的整篇论文的构思，脉络，乃至于全篇的文章背下来的话，那评委也太不近人情，也太折腾人了。
8点多钟，一位工作人员在大厅里开始宣布“答辩须知”，说，今年又有好多老面孔，有的同志还是第四次、五次参加答辩了。他很遗憾地告诉各位，这次，正高的名额又只有1个，副高通过的名额也只有百分之三十。就是说在25名申报副高的人员里，只能过8位。这时我注意到很多男士女士，表情更加严肃，越发紧张起来。这位工作人员又说：“我从内心里不希望一些太熟悉的面孔明年再见了——在这个地方跟同志们再见，不是好事！”
抽签的时候，我放眼一看，几十个男男女女，平均年龄都四十好几，或五十开外了，大家都在紧张着，不愿意抽在前面。我却很是平静，一来自己历来把“高级政工师”看得很平常，甚至于说“不太当回事”，（我所在公司的同行多半都早我拿到这个职称了，有好几个工作情况、学历、职务和我差不多的同行早我近十年就拿到了这个职称）；二来我认为论文答辩，除了需理解作者自己的论文（实在不必要死记硬背）以外，更主要的是拼一种文化的职业的思考与平时的阅读与经验。
我抽的是10号签，老婆很高兴，觉得我手气蛮好。此时，大厅里有了一些人气和热闹，大家相互打问抽的签号、工作单位、报了多少篇论文。有好几位“老面孔”还在给像我这样的“新面孔”面授机宜。我坐在沙发上剥着一只桔子，一位身材苗条、清秀、漂亮，戴眼镜的女士坐到我身边，问我：“你去年来吗？”我说：“没有。”她说：“我去年没过，昨晚一夜没睡着。”我说：“那么紧张呀。”她说：“我是21号，答辩要下午了，但我现在就开始紧张了。”接着，她说她今年47岁，年龄大了，现在越发觉得搞职称难了。我有点吃惊，面前这女子，看起来，很年轻，顶多像是三十出头，脸面白净，儒雅，加上鼻梁上架着眼镜，看上去一脸的文化。只可惜这位女士被眼前面临着的“大考”紧张得一脸的痛苦状。我身边的另一位老同志很健谈，他58岁，17号，来自冷水江，从他的说话中得知他对于此次答辩也是尽了全力，但胜败难卜，心里正忧虑着。
答辩开始后，当一位女工作人员叫到6号时，我看到几个即将答辩的女士在反复说自己太紧张了。我觉得这些“老政工”真是值得同情。我看到其中一个大姐抽到了答题条，问题是：“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创新”。我试图想鼓励这位大姐，说：“这个题好答呀！”大姐说：“我还是记不得，不行，我得再看一看。”大姐又把头埋进了一本杂志里。后来，这位大姐答辩出来了，大家都问她情况如何。这位大姐先是无言，稍后几近自语：“评委也是要不得，问我对前不久那个什么粮油参假的新闻有什么看法（这位大姐是粮食部门的）。我怎么会准备这类题目罗！我明年就退休了......”说完，她悻悻地离去了。一时，我们都无话，大家目送这位大姐走了。
一个年约三十出头的评委出来上卫生间，他来到我们当中，提醒大家说：“你们都太紧张了，尤其是女同志，一紧张就表达不好。前面两位女同志都因为紧张没说好。男同志好一些，不过刚才也有一个男同志比女同志还紧张，几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们都很认真地听着，这个评委接着说：“我说呀，你们不要把评委看得过于严肃，评委也同你们一样，也是正常人。”这个评委走后，一位穿黑色长外套的女士把手中的一本杂志往沙发上一丢，说：“我答辩时，非得要把书摆在桌子上，不然，我会紧张得不行，会什么都记不住。”我笑了笑，说：“要得，与其面对评委没有话说，不如干脆打开书。这样有话可说，比没话说要好些。”
11点40分，工作人在喊，上午最后一位是10号廖建华。我去抽了一张问题条。纸条上是用钢笔写的这样一道题，“你如何理解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范畴不同”。这题涉及到我论文里的几个要点，我翻了一下打印的论文稿，就在那张条子的反面匆匆记下几个要点。没等我写完，工作人员又来了，领我进了答辩的会议室。
我面前坐着5个评委，有一个评委说，给你一分钟自我介绍，五分钟回答问题。
我自我介绍后，先是回答纸条上的问题。尽管我之前动笔记了一下这个问题的要点，但面对评委时我却全是临场发挥，自由表达，甚或有点信马由缰，话题扯得有点远。几位评委的表情告诉我，他们对我的答辩是满意的。有一个评委问我：“你的材料里，谈到你们公司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度融入生产经营，请谈谈具体途径”老实说，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用不着过多考虑，更用不着过于紧张。我不但写过这方面的材料，发表过这方面的言论，而且也有太多的事例可以佐证我要回答的问题。我答完后，提问的那个评委微微点了点头。坐在中间的一个评委，问：“你们公司有农民工吗？”我说：“有。建筑企业都有农民工。”问：“加入你们公司的农民工都感到很满意吗？”我说：“尊敬的评委，你这个问题正是如今建筑施工企业一个带有时代特征的问题，但不能一刀切，不能说农民工加入我司就是满意与不满意。因为现今的农民工价值观是多元的，心态也是复杂的，他们对自己的收入、未来预期、终极追求、工作环境、公司实力等有着各种各样的诉求……具体而言,大体有着这样几种心态……”评委们，一个一个听得很专注，有几个评委在相互交换着一种虽未言传却可意会的眼神，我一如平日里在酒桌上和文友们发表观点、议论时事，抑或讲述故事——充满了激情而又保持着应有的冷静与理性。我的语速很快，滔滔不绝，不时辅以手势，居然一发不可收拾。以至坐在中间的那个评委伸手示意我打住（我真是有点失礼了，忘形了，神气了，对不起啦，评委们！你们辛苦了整整半天，已经到了吃中饭的时候了，我却还在忘乎所以手舞足蹈唾沫横飞高谈阔论。）
我的答辩显然超出了预定的6分钟时间。结束时，坐在中间的那个评委说：“你的答辩很好！”
我一出会议室，就看见我老婆坐在近处的沙发上，她一脸的笑——原来她一直站在会议室外“偷听”。有几个评委出来后，主动跟我握手，评委们都说我的答辩很精彩。有一个评委问我去年为什么没有来，说我的答辩有理论，有实践，有深度。
在离开时，我无意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大厅，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人手捧着书本还在用功——是一上了年纪的男士，他一头花白的头发。先前那些个很紧张的女士全都下楼吃饭去了。
写于答辩回家后
2010年1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