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杨明照先生曹顺庆:

杨先生乃余本师(1984-1987),为最后一期硕士研究生。

之前受教于1983年9月-1984年西南古籍培训班。

曹为1980-1983年研究生1984-1986年博士

2010-09-04 18:39:19

(转)

杨先生自1939年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曾辗转在几所大学执教,最后定在四川大学,并成为川大终身教授之一。在近60多年的亲身执教生涯中,杨先生不仅学不已,而且教不倦,开出了不少高质量的课程,培育了众多的英才,真可谓桃李满天下。现如今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在北大、川大、中国社科院、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国家机关、新闻机构,都有他的学生的身影,并且在各行各业中都已成栋梁之材。1979年后,先生虽然已年过古稀,但仍然坚持站在教学第一线,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而我则有幸立身杨门成为杨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先生给好几届本科生、三届硕士生、两届博士生以及国家委托开办的古籍整理培训班授过课。现在,他在这近十年里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大多数已获得了高级职称,出版了全国有影响的专著,有的还担任了全国学会的理事、重要书籍的主编,成为该学科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察敏之才,必以名师教之。学生的脱颖而出,正是杨先生心血的结晶。杨先生对所授的课总是认真准备,精心设计,对所引的材料都力求烂熟于心。讲课时,兴之所至,总是侃侃而谈,妙趣横生。他那博闻强记,严谨精辟,深入浅出,生动风趣的上课风格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先生对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对于本科生,如果他认为某生上课、学习是认真的,那么在评定学分时就给加分;而对于研究生的学习和论文写作,杨先生就完全以自己做学问的那种严谨、认真、求实的态度来严格要求了。项楚先生至今仍然记得自己1962年作为川大中文系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研究生第一次与时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的杨先生见面时的情景。他说:“先生那一把浓浓的美髯,一口浓浓的方音,令我顿生敬畏之情。”然后,先生就对他提出了各种严格的要求,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条就是“绝庆吊之礼”,目的是要求项先生摒弃交往,埋头书堆,专心学习。而这时项先生还不是属于杨先生名下的学生(1964年导师龐石帚去世后才转到杨先生名下),只是项先生的导师庞石帚先生因病常年不来学校,一切事务暂由杨先生督办而已。但杨先生却办得很认真。也就在这督办的过程中让项先生着实深刻地感受到了杨先生的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杨先生对研究生的论文的要求更是近乎苛刻。冯宪光教授还记得他的一位研究生同学,当年就因为论文誊抄中出现了杨先生认为作为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不应该有的书写错误而未被授予硕士学位。还有,如果哪位研究生在论文答辩中,有引文方面的错误被杨先生逮住,必定会被狠狠地批一顿。杨先生最不能原谅的就是这种不踏实的求知态度。由于知道了杨先生的“厉害”,后来研究生们都不敢在这方面马虎大意了。
这种严格、认真、求实的传统也正是蜀学传统之体现。蜀学是指近代以来,一批学者在四川这个相对隔绝的盆地环境里所形成的一种带有传统特点的独特的治学方式。它与当时学术上的“京派”和“海派”相并立。这批学者的治学特点是,他们以中国的典藉为研究对象,以乾嘉朴学的传统为方法,以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为根基,去校注典籍,阐发新意,并以此来铸造自己的学术,默默地承续着中国文化的血脉。杨先生的身上体现的正是这样的传统。这种治学的传统特别强调熟读原著,广泛地涉猎各种典籍和尽可能多地收集相关材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看法。在近代以来,四川大学曾是蜀学的中心,而杨明照先生则是近代蜀学的最后一位大师。在他们的那一辈学人中,他是最高寿的。由于有杨先生长期以来在四川大学中文系的言传身教,这种传统被深深地保留了下来。每一个刚跨入川大文学与新闻学院的新生都会很快地在自己新的学习生活中感受到这种传统的存在,并终将在这种传统的熏陶下完成自己的学业。因为你会在新生入学的开学典礼上,在老师的课堂上,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在毕业生的论文答辩会上听到或感受到源自这种传统的种种具体的要求。比如,无论哪一个老师都会一再强调学生一定要看原著,引用材料也一定要核对原著,千万不能停留在只看二手材料上。不要不看书就凭着感觉乱发言,表述观点要有依据。写论文时必须要广泛的收罗相关数据,写有关外国课题的,必须要以收集外文资料为主。而且不管哪方面的课题,收集的资料一定要齐全。如果哪位同学在答辩时被发现与其课题相关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某著作未被征引或未出现在参考文献中,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一顿批评和由此而导致的尴尬。后果严重的就有可能被推倒重来。于是,为了避免这样的窘境,同学们在找资料上都特别的谨慎和认真,写有关外国课题的同学,就更是如此,而且也更辛苦。因为外文数据毕竟不比中文数据那么好收集,在川大找不到的,往往还要千里迢迢上北京复印,或通过互联网来与作者联系找寻。另外,在打印和书写上也要求工整和规范。曾经有一位博士生论文因校对不周而出现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后来被勒令重新打印。所有这些要求都是与杨先生的治学要求相一致的。它们也可以说是杨先生治学精神在又一代教师身上的发扬光大,是杨先生教书育人方式的延续。
对于教师的这种严格要求,人们往往都以这样的一句话来诠释:“严是爱,松是害。”这确实是至理。老师现在让学生多吃点苦,是为了让他们以后少吃苦。杨先生的严,其实也是对学生的爱。说他严,这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的,但并不是说,他在生活中总是板着一副面孔面对着学生。其实,他也喜欢与学生交谈,而且很亲切,很健谈,往往滔滔不绝,谈学坛往事、谈他的学术、谈他的学生、谈生活经验、谈体育赛事乃至谈及他虽然爱抽烟吃肥肉却依然健康长寿的个人生活感受。而且还每每在这种交谈中,不忘叮嘱学生:千万不要剽窃,一旦有一次,学术生命就结束了,尤其年轻的时候,会害自己一辈子。学术上的严格,生活上的关怀,这就是杨先生对待学生的辨证法。对杨先生的这种严中之爱,项楚先生也最有体会,他认为这正体现了“先生对晚生后辈的既关怀、又严格的一片心肠。”所以,他很理解先生的严格,更感激先生的关怀。他至今没有忘记,是杨先生在拨乱反正后,多方呼吁和奔走,才使得他重新回到川大,回到学术的阵营里来;他也没有忘记虽然自己是以先生助手的名义调入的,但先生却不让他做助手,而是想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留给他的一番苦心。
总之,无论是严格,还是关怀,杨先生都在学生的心灵中都树立了一块值得崇敬而难忘的丰碑。真可谓“后学仰止,千载留声。”先生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先生又以另一种方式永远与我们同在。

---(节选自《文心永寄——杨明照先生纪念文集》。曹顺庆教授,乃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心雕龙》的划时代研究——龙学泰斗杨明照与四川大学的一世情缘

时间:2006年8月17日


来源:《光明日报》编辑:胡亚兰

四川大学杨明照教授(1909.10.23~2003.12.6)著有《文心雕龙》校注四书——《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代表了当代大陆学人研治《文心雕龙》的最高水准,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位川大教授自1931年与《文心雕龙》“一见钟情”以来,便与之结下一世情缘,为它倾注了毕生心血,并取得了严谨精深的划时代的“龙学”成果,被誉为“龙学泰斗”。

初涉龙学迷醉经典文论


鲁迅认为:“篇章既富,评骘自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
解析神质,包举洪织,开源发流,为世楷式。”刘勰的《文心雕龙》,是随先秦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部杰作。全书结构严密,体大虑周,是我国最优秀的古代文学理论遗产之一。作者刘勰学识渊博,行文遒丽。在他的笔下,四部群籍,任其驱遣,徵事数典,“用人若已”,宛转自如;但也给读者造成了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尽管已有王惟俭、梅庆生、黄叔琳、李详、范文澜诸家的注释,但仍有疑滞费解及待增补者,需要继续钻研和抉发。同时,这部流传一千四百多年的名著,在辗转抄、刻的过程中,衍生了各式各样的缪误:或脱简,或漏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不一而足。前人勘校已有硕果,然障目之叶犹存,尚需再事点勘。
杨先生在重庆大学学习的第四学期(1931年),《婉容词》的作者吴芳吉教授开设《文学概论》,课上经常引用《文心雕龙》之辞句。杨明照即刻被那秀词丽句的骈文深深吸引住了。自此便与这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名著结下了一世之缘。课余饭后,总是拿着石印黄叔琳注《文心雕龙》浏览、朗诵。由于爱之炽、读之勤,暑假之前,全书已然烂熟于心。即便是六、七十年后,他依然能随意背诵其中的句子。学之愈多,兴趣愈浓。暑假还家,又将新购的上海中原书局排印本《文心雕龙》(黄注后有李详补注)带回,时时研阅。“朝斯夕斯,口诵心惟,初得其门而入。”在研读中,他发现黄、李两家颇有未尽之处,有待补正。偶有所得,便分条记诸副本,未及开校,已清写成册。此乃杨先生从事校注拾遗工作的第一步。

深入钻研树立新的断代

1932年秋,杨先生升入重庆大学本科国文系,自由支配的时间渐多,乃专心致志补正黄、李之注。其时,他尚不懂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的知识,亦未修过此类课程。但他废寝忘食地钻研,“好学近乎知”,终于写出了第一篇心得体会。将此文呈交一位心服的教师斧正,阅后批曰:“文中多所匡正,发前人所未发,大有可为!勉之,望之!”这一评价,给他之鼓舞甚矣。在老师的启迪下,遂继续深钻。在研读中,他将所得分条记录,日积月累,范围逐步扩大,条目不断增加,某些颖案也有所举正。后得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叹其取精用弘,难以几及;无须强为操觚,再事补缀”。但既已多所用心,不愿中途而废。于是弃同存异,另写清本。以后如有增补,必先检范《注》然后载笔。在研阅范《注》过程中,他发现范《注》亦有不少疏漏和错误,便逐条清写,撰成《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燕京大学《文学年报》,1937,3期),受到同行学者好评。
1935年秋,重庆大学并入四川大学。在川大,他继续研究《文心雕龙》。1936年夏,他把这些年潜心所得清写成题为《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的毕业论文,博得指导老师庞石帚教授好评:“校注颇为翔实,亦无近人喜异诡更之弊,足补王、孙、李、黄诸家之遗。”并得到了不可思议的满分。
我的老师杨明照先生曹顺庆:
1936年秋,他因国文出众而被燕京大学研究院破格录取,在导师郭绍虞教授指导下,继续深研《文心雕龙》。三年中,他充分利用图书馆的丰富收藏,纵意渔猊,多方参稽,广泛采掇。1939年夏,他把八年来的研究成果撰成硕士学位论文《文心雕龙研究》。1958年1月,上海古典文学社将其出版发行,此即杨先生研究成果的首部专著——《文心雕龙校注》。书面世后很快脱销,除上海编辑所再版五次外,香港龙门书局、台北世界书局和河洛书局都相继翻印或影印(据说某国还盗版)。日本立正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户田浩晓专门撰写了《读杨明照氏的〈文心雕龙校注〉》一文,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校注》中“有不少发前人所未发的见解”,堪称“自民国以来一直到战后《文心雕龙》研究的名著”。台湾学者王更生说:“杨氏撰写此书极具匠心”。“这是杨氏呕心沥血之作。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新的断代”。“树立新的断代”之说,决非过誉之词。“自范文澜、杨明照的注本问世之后,无论港台或大陆,近三十年来的注本,无不以范、杨二家为基础”。美国的刘若愚、施友忠,日本的户田浩晓等不少著名学者,皆曾引用该书,并给予好评。

潜心著说成为龙学泰斗

“十年内乱”时,杨教授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百般凌辱和摧残。他却认为这段经历“得其所哉!心远地偏,利用可利用的时间理理旧业,搞搞科研,我行我素,岂非世外桃源?”此“所”即为《文心雕龙》的研治!他开始重温六朝典籍和唐宋类书,随后则增订《梁书刘勰传笺注》、《校注拾遗》和分类补充《附录》。寒来暑往,从未间断。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在十年浩劫中完成的近60万字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此书一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海内外学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上海《古籍书讯》、香港《大公报》都撰专文评介,认为这是杨先生继《文心雕龙校注》之后,积四十余年功夫而成的硕果,解决了某些千古疑难,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几家国外出版机构则擅自翻印。国内学者将此书誉为“研究《文心雕龙》的小百科全书”、“誉满中外的洋洋巨著”。
打倒“四人帮”后,七十高龄的杨先生又焕发了学术青春。1978~1989年,他发表了《文心雕龙研究中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质疑》、《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等九篇较有质量的“龙学”研究论文。有的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获学界同行的重视和好评。
进入九十年代,杨先生老当益壮,对《文心雕龙》更是“百般宠爱”、关注有加。“且缮写,且翻检,无日不涉猎四部有关典籍。凡可补正《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的资料,皆一一存录”,相继撰写了《文心雕龙有重注必要》、《文心雕龙板本经眼录》等五篇论文,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1995年北京《文心雕龙》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杨教授提交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一文,选刊七十一则补正。2001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一书,集中了他在《文心雕龙》校注修订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心得。1996年,完成《抱朴子外篇校笺》后,杨先生“又贾余勇重新校理刘舍人书,前著之漏者补之,误者正之;《文心》原文及黄、李两家注,亦兼收并蓄,以便参阅,名曰《增订文心雕龙校注》”。2000年,《增订》一书正式出版。该书内容全面,考订周详,从刘勰生平家世考证到《文心》思想理论研究,从文本字句校注到各类材料附录,融于一炉,悉萃于是,堪谓杨先生七十年《文心雕龙》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杨明照先生“热爱古典文学、好凑骈俪辞句和致力笺疏、考证之类科研”,对《文心雕龙》的酷爱历久而弥深。纵在耄耋之年,仍然每天伏案勤耕,孜孜不倦,此乃“情趣所寄,乐在其中”。他对《文心雕龙》七十余年矢志不渝的“忠贞”和追求卓越的治学理念,皆为后学楷模。
(材料来源:杨明照《我和〈文心雕龙〉》、曹顺庆《杨明照教授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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