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从汪成民手中接过一封信件。不知是年代久远还是收信人的泪水，有些段落模糊了。笔迹清秀流畅，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地震工作者一种执著的追求。我翻到信的结尾不禁一惊：贾云年！
辽宁海城地震以后，河北省地震局贾云年给汪成民来信，对发生在一个月前会商会上的一场争论，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摘录如下。
汪成民同志，春节好！
辽宁地震发生后，我们都十分关心震情的发展，心情当然也是十分焦急的。
……
辽宁地震的发生，对我们专业人员包括领导在内，在认识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促进是：继河间、渤海之后再一次证明了邢台地震的发生是应力场加强——即地震活动急剧增强的突出体现。换言之，邢台地震的发生表明了一个活动期的开始，而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有的已公开发表）是结束或进入调整期，更不是30年内无大于6级地震的问题。我们并不是盲目夸大地震活动，但是对于地震活动总的发展趋势的战略分析与估计的正确与否，在我们的地震预报工作中可以说是占有极为重要的指导地位的。
战略估计不对或不清，我们就会在战役上迷失方向或摆不正位置，以至违背了全局而犯根本性的错误。
……
根据河北省及邻区的地震地质分析，1980年左右在河北北部有发生大于7级地震的可能。
……
我们的这一预报意见1974年初就发出了，但始终没能在一定的场合下讨论。本想在“应力场”会上详细研究讨论一番也未实现。
……
祝工作好！
贾云年 1975.2.12
贾云年的遗书态度很明确，在重申1974年预报意见的同时，也道出了一个地震工作者的忧虑和不安。“战略估计不对或不清，我们就会在战役上迷失方向或摆不正位置，以至违背了全局而犯根本性的错误。”
云年，您是我永远也无法采访到的人。您的遗书写于1975年2月12日，这一天是农历乙卯年正月初二！在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盛大节日里，合家团圆，爆竹声声，您为了祖国的地震预报事业，却在奋笔疾书……
我原想采访您的妻子陈非比女士，又一想，25年过去了，不能再揭开不幸的女人心上的伤疤，我最终放弃了采访计划。
在此，我为你的英灵祈祷！
“东西之争”愈演愈烈
海城地震之后，梅世蓉等依然坚持东部问题不大的错误估计，认为海城地震是这次活动期最后的一次强震。
北京市地震队的耿庆国几次呼吁华北还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意见，无法通过地震局的关卡，就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地震局向上反映。
梅世蓉知道以后非常不满，说：“胡闹，给我捅娄子。”
又说：“69号文件已完成历史任务，到期就撤。”
汪成民却反其道而行之，写了《谈海城地震后我国东部地震形势》一文，支持耿庆国、贾云年等坚持有大震观点的同志，利用出席一些重要会议的机会进行宣传。在国务院小会议厅（华国锋、吴德等中央负责同志在场）、在国家计委（袁宝华主持会议，余秋里同志在场）等处多次阐明以下观点：
1.海城地震是中国东部活动增强的信号，而不是结束的信号。
2.大震有串发特点，今后1—2年内可能还有震，国务院69号文件不能撤。
3.海城地震后牵动燕山南麓向东发展可能性大。京津唐渤张是危险区之一。
汪成民平静地叙述着历史。四四方方的茶几上堆着半尺多高的史料。他是很严谨的科学家，几乎每一句话都有出处。他讲话很注意把握分寸，但不知为什么有点“保守”。他写于1975年7月的“京津唐张渤地震形势”提纲，明明白白地写着：
串发性特点：今明年还可能发生＞7级（地震）。
可是他并没有这样跟我讲。我想，也许当年在公开场合没有讲这个话，但是“7级”在他心里可能占了很大的分量。
1976年初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梅世蓉副主任身体欠佳，没有出席会议，汪成民代表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向大会作总报告。他放开手脚专门论述了“东西之争”，反对只重视西部抓8级地震，而忽视东部的战略估计，并进一步把海城地震后下次地震的危险区缩小到唐山滦县与辽西一带。摘录如下。
关于一九七六年地震趋势意见
……
地震活动及大地测量等资料表明，京、津、唐、张、渤一带及其邻近地区，继海城地震之后，仍然存在着发生5—6级地震的背景。其主要依据是：小震活动仍有集中成带并围成空区的分布；许多台站的地应力，宝坻、唐山、西集、中兴庄等台的地电，香河一带的地形变，锦州、朝阳、沈阳等台的地倾斜，以及一些台站的水氡观测，多发现有半年左右的异常；在辽南西部的老虎山—大庙、河北的蓟县—兴隆等地的重力复测发现几段较明显的异常变化。总的看来，河北的东部和辽宁的西南部，观测到较多的中期趋势异常。因此，在冀东北至冀辽交界地区（包括渤海沿岸）及京津之间，需继续加强观测分析工作。
……
1976年4月，京津唐地区出现了异常，最突出的有宝坻地电、昌黎地磁、滦县水氡、香河水准等。汪成民带队去唐山—山海关一线调查落实情况，结论是：“异常是真实可信的，并非外界干扰引起，此区震情要密切注视。”
汪成民带队在外调查，梅世蓉筹备召开京津唐地区震情讨论会。这个会开成了一个降调会，不仅将全国会商会的结论退了下来，并且公开提出：国务院69号文件的预报期限已到，到6月若不发震，就下通知撤销此文件。
1976年5月底，云南龙陵发生7.4级地震，丁国瑜主任带队去了四川。这次地震证明了梅世蓉估计的“主要危险区在西部”的正确性。当四川出现一些情况时，主管华北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去了四川。而且削弱京津地区的一些技术力量、仪器设备，如流动重力队等也从京津唐地区抽调到了川滇。
1976年6月的真实情况是：一方面京津唐地区异常逐渐增多，另一方面监测力量不断削弱。局分析室负责业务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在家，全部到了川滇。
工作重心转向了西部。
分析组长掌握什么震情
唐山大地震之前，唐山地震监测网曾出现了大量的异常。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不知道吗？唐山大地震过去二十多年了，这段历史终究要澄清！震情分析组长掌握多少唐山临震异常？
汪成民先生陷入沉思，唐山大地震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但这毕竟无法避免地涉及到“责任问题”。
我的录音机无声地转动着。这一段录音带是难以忍受的空白，间或一两声咳嗽声。
从6月中旬起，分析预报室陆续观测到一批异常现象，并收到愈来愈多的预报，平常每月平均只收到了3—5次预报，6月以来则收到15次预报。预报时间集中，调子较高，异常现象也较明显。
6月21日，根据气象分析资料，唐山出现类似1969年渤海7.4级地震前的气象异常。
7月5日，多项监测手段出现过去少见的异常，为此汪成民在会商会记录中写上结论，特别强调要注意临震（异常）。
7月12日，根据地磁资料提出，7月19日与7月29日是近期两个易发震的危险日期。
7月14日，北京地震队张国民来电称，北京地区观测到自建队以来最明显的异常现象，累计有7大异常，担心北京地区要出问题。
7月16日，先后收到北京队、天津队、北京地质大队等震情报告。
……
此时，上报的震情报告越来越多，汪成民十分焦急。梅世蓉副主任从四川回来，他就及时进行了汇报。梅世蓉说：“四川比这还热闹也没发生地震，从测震角度看，华北问题不大。”
汪成民直接找局领导反映，约了几次都没时间听。
他们很忙，正忙着按科学院批“两胡”的精神部署工作，科学院揭批胡耀邦同志，地震局揭批胡克实同志。
汪成民的思想负担很重，地震预报本身没过关，谁都很难说有把握，偏偏又是预报京津唐这个敏感地区……而对京津地区预报已有明文规定，没取得领导同意之前，他无权也不敢下结论！
汪成民决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采取一些“越轨”的方法。
被迫“越轨”
我看出了汪成民那份刻骨铭心的无奈。他像是一位出色的猎手，已经发现了吞噬人民生命的恶魔。他手中的猎枪，子弹已经上膛，可是他无权开枪！他只能迂回，迂回，再迂回。
汪成民这个组14人，在十几天内他组织了25人次下台站，这样频繁的调研在国家地震局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为了配合调研工作，他给司机班开了震情座谈会，要求随时准备出车。
7月17日，汪成民决定第三次亲自去唐山。他有两个目的。一是向主管业务的副局长查志远汇报，副局长正在唐山主持一个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二是利用会议广泛地向代表们收集情况，了解是否有临震异常，进行情况通报。他专门印了一张突变异常调查表，要求各观测点对最近本区突出情况发表意见，在7月底以前填表直接报送北京。
这种不通过省、地、市组织直接一杆子捅到底，由国家局直接发调查表了解临震异常的办法，是国家地震局从未用过的应急措施。许多代表反映，这种异于寻常的做法，提高了对地震突然袭击的思想准备。这些表格在唐山大地震前夕有的报送了北京，但大部分没有收回，也许填表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汪成民在资料堆中抽出一张调查表，由于年代已久，有些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摘录于下。
突变异常调查表
填报单位：天津市汉沽区 填表日期：1976.7.22
主要内容：
汉沽一中“磁偏角”和“土地电”：认为本月底或下月中旬偏东北存在震情。
东风盐化厂海潮观测：7月6—17日，异常11天，幅度达21cm，近期渤海沿岸应有震。总的看来，在长趋势背景上，海潮是成线性上升的，在上升中出现鼓包，这个鼓包可视为短临异常。而上升的过程是否视为大震在孕育中？
……
汉沽！
1976年7月28日上午我（作者）途经汉沽，踩着拧成麻花的钢轨，遥望汉沽人处理死者的方式很气愤。他们大都是4个人抬着一块门板，上面的死尸只裹着一床棉被。为什么不去火葬场？为什么不打一口棺材？遇难者是自己的亲人哪！我到唐山才看见唐山远不如汉沽。唐山市没有了街道，没有一条大街小巷是没有死尸的。天下着雨，所有街道都成暗红色的了。解放军的翻斗车昼夜清尸也清不完，那时正是三伏天，三四天以后，尸臭弥漫了整个唐山。解放军官兵常常被呛昏了，不得已戴上了防毒面具。超过二十四万的遇难者就这样走了。
填写突变异常调查表的汉沽地震工作者，您在唐山大地震中幸存了吗？
汪成民发了三百多份突变异常调查表。
汪成民要求作大会震情发言，查志远副局长不同意。
7月17和18日，利用两个晚上的时间，汪成民和部分与会者开了两个座谈会，他在这两次座谈会上通报了震情！
营口市地震办公室主任曹显清同志听了情况通报后，当夜写了一个紧急情况反映，向市革命委员会等处报告。
曹显清，被中国地震界称为“曹地办”的小老头由于海城营口成功地预报了7.3级大地震，身披一层辉煌而载入了史册。尽管那次地震预报被誉为“世界奇迹”风靡了海内外，但他丝毫不敢忘却地震的惨烈：死亡1328人，重伤4292人……紧急情况反映摘录如下。
紧急情况！
华北协作区地震形势比较严重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汪成民讲）
国际国内地震有特殊活动。如果人的体温37°为正常，现已超过。
华北可能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
……京津唐渤张应严肃注意。
曹显清
1976年7月17日
我不禁对曹显清老人肃然起敬。那天晚上很热，汪成民讲到很晚才散会，老人是怀着一种什么心情连夜起草报告的？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更是不敢怠慢，带着汪成民通报的地震预报意见，风尘仆仆地赶回生养他的故乡！
二十多年以后，我在青龙看到了“中共青龙县委员会办公会议”记录。会议内容：……7月22日至8月5日有五级地震。地点：京津唐渤张一带，下半年至明年有7级至8级地震。
我想，假如国家地震局这个会不是在唐山开，参加会议的唐山人晚上也许不会回家；假如查副局长点一下头，允许汪成民在正式会议上通报震情，唐山也许和青龙一样会创造出人类灾害史上的奇迹；假如……那样的话，唐山就会少一些地震遇难者，少一些截瘫者，少一些地震孤儿……还会少一些重组家庭……
然而，历史不承认假如！
汪成民在座谈会上讲的地震预报意见是：7月22日至8月5日有5级地震，可是又说下半年至明年有7——8级地震，7月份已经是下半年了，时间上不矛盾吗？汪成民沉痛地回忆，我是故意这样说的。既要把震情讲出来，还要不违抗领导的指示。只能先说5级，再说下半年有7级以上大地震。尽管这样，还怕领导说我捅事！
就在大地震迫在眉睫的时候，汪成民可能尝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个中滋味，就瞒着梅世蓉给远在云南的丁国瑜主任挂了电话。汪成民向丁主任汇报：京津唐异常多，情况严重，我的工作遇到了困难，希望丁主任尽快回京。另外，汪成民请丁主任把临时抽到川滇加强工作的北京、天津、河北的同志提前调回来，投入到京津唐地震震情监测工作中去。或许是汪成民的电话起了催促作用，一部分赴川滇的同志于唐山地震前夕返回。如天津市地震局张肇诚等同志。
汪成民7月22号回京。他呼吁领导听一次汇报，研究一下震情。领导们这个推那个推，不是开会就是生病！震情分析组长没辙了，7月22号，就在局长门口糊了大字报！值得记录在案的是，1966年“文革”以来，这个留苏的“臭老九”没贴过这东西。
这是汪成民平生第一张大字报。
一页是地震趋势预报：北京队、天津队和地球所报上来的预报意见。
另一页是地震短临预报：河北队、地震地质大队、海洋局情报所和地震测量队报上来的预报意见。
这些单位都是专业地震机构。
大字报在地震局引起了轰动。
不容置疑的是，唐山地震前反映震情最多的是北京队。早在7月14日北京队就要求听取详细汇报。汪成民已经买好了去唐山的火车票，就请梅世蓉副主任去听，但是梅世蓉执意等他从唐山回来以后再去。汪成民从唐山回来已经是7月22日了。这个会一直拖着没开。
1976年7月26日早8点，汪成民一行15人乘车去北京队。出发前他去梅世蓉家里，梅世蓉说有事，就是不去。组长无可奈何了，只有征求副主任有什么指示，要带到会上去。
梅世蓉说：“四川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再乱了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说话要慎重。”
在与北京队的震情会商会上，汪成民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
北京队的耿庆国、华祥文、李宣瑚、陈克忠等同志在发言中坚持有震的观点，充分谈了震情的紧迫与危急。
震情会商了整整一天。关键是，谁来拍板呢？
会议的惟一结果是，双方一致认为震情紧迫感是客观的，也是空前的。双方分别尽快向领导反映，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请领导决断！
7月26日晚上，汪成民感到问题紧迫，不能再拖，连夜写了一份汇报提纲，打算口头汇报不上就打文字报告，再不行就还写大字报。
7月27日7点30分，汪成民在局长办公室堵住了领导，经再三要求，局长终于答应10点听汇报！但是刘英勇局长本人不能参加了，他还要去医院看鼻炎。
1976年7月27日上午10点，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终于按时听取了分析预报室的汇报。
参加汇报的有：分析预报室主管华北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京津震情分析组长汪成民，以及张郢珍、刘德富等人。
汪成民感到大地震迫在眉睫，就按照7月26日夜间突击拟好的文字稿严肃地宣读。
局领导：
自7月份以来，京津唐渤张地区有些台站在原有的前兆异常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各有关单位的预报较多，调子较高。据统计，今年以来我们共收到对京津唐渤的预报48次，仅7月份就有10次，其中7次是7月中旬以来收到的。
……
异常是真实可信的，情况是严重的，要求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决策。
汪成民在汇报时，还离开讲稿介绍了刚了解到的廊坊水氡异常情况，说明它在海城地震前也出现过，是临震信号！
局长们显然还要听听更高明的意见。
梅世蓉副主任没有表态。
最后，查志远副局长拍板：“目前事情很忙，下星期开一次会研究一下，（请读者注意：7月27日是星期二，查副局长说的是‘下星期’，假设下星期一就开会的话，也已经是8月2日了，延续了6天！）你们明天去廊坊看看。”
查志远副局长当然有权力拍板。汪成民苦等了一个月的汇报会草草结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仅有15个小时了。
巨大的灾难和无边的黑暗悄悄地降临了。
汪成民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1976年上半年竟然去了三次唐山。在海城地震后，他敏感地抓住唐山不放，第一次跑遍了在海城地震后所有发生异常变化的温泉，秦皇岛、抚宁、遵化、兴城、青龙、滦县；第二次深入调查了滦县安各庄水氡含量的异常；第三次解剖了开滦唐山矿近百年涌水量的异常变化。
年轻的科学家睡不着，他有那么多地震前兆异常，那么多临震告急预报，他“请领导决策”，而领导却还让他“明天去廊坊看看”。他深深地感到，在权力面前，自己是多么软弱和无助。
他想起了周恩来总理是如何对待异常现象的。
1975年3月5日深夜11点多钟，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震情。值班的同志说一切比较正常，只是北京通县麦庄一带发现了一条地裂缝。因为夜里看不清楚，打算明天去落实。仅仅过了半小时，周恩来办公室就来了电话，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连夜去调查，弄清楚地裂缝是新出现的还是老的，一定不要等到天亮。总理还说，“这么紧的事，为什么非等到天亮？晚上看不清，就不能解决照明问题吗？”值班人员向汪成民作了汇报，汪成民连忙安排崔德海带队去了。汪成民便在值班室电话机旁守候。
汪成民事后才知道，这是日理万机的总理在病重住院期间，深夜发出的对地震工作的最后一个指示。而这一天正是总理的生日。
为了一条地裂缝，仅仅是为了一条地裂缝吗？
他特别怀念周恩来总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怀念。他曾八次见到周总理，其中四次是面对面地向总理汇报工作。总理亲切地称他为“小老乡”。总理的“小老乡”还在半睡半醒之间，空前的唐山大地震爆发了！
唐山地震漏报剖析
张庆洲：您作为唐山大地震的历史见证人，您认为漏报的原因是什么？
汪成民：唐山地震未作出预报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要客观地恢复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科学地去分析事物的全过程，脱离当时的环境与人物是无法得到正确的结论的。从一系列事实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科学技术”问题。
地震预报是一道科学难题，世界上尚未解决。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什么是地震的“必震信号”。因此，严格地讲当前对任何地震的预报，包括预报取得成功的海城等大地震，都远谈不上是科学的预报。现在的预报如同中医治疑难病症一样，主要依据资料与经验。海城地震如此，唐山地震也是如此，基本处于同一个水平。从预报的高标准要求（科学准确地提出地震三要素），都达不到。从预报的低标准要求（不很科学，不很准确，大体估计在一定时空范围，达到事先向群众打个招呼），海城可以做到，唐山也可以做到。
第二，关于“四人帮”干扰问题。
唐山大地震前，广大技术人员忙于紧张地落实异常，分析震情的时候，也正是“四人帮”活动最猖狂的时期，这是历史事实。根据科学院运动的安排，1976年6—7月，正是全院“批邓反右”掀起新高潮的日子，全院揭批胡耀邦同志，全局揭批胡克实同志。因此，对涉及有关京津唐地区的震情，有的人视为一个危险的政治敏感问题，采取了压制或回避的态度。
第三，关于“地震局某些环节误事”的问题。
唐山地震情况复杂，预报难度大。在震情判断上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从趋势分析到临震判断，多次引起了激烈辩论。这些争论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之争。地震预报没有过关，成功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败也是探索中的失败。问题是，唐山地震前，持无震观点的人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无大震的学术思想变成了行动指南，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致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一种阻力。震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这就超出了“学术之争”的范围了。
张庆洲：根据唐山地震的实际资料看，震前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异常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打个报告，向京津唐人民打个招呼可能吗？
汪成民：这个问题是肯定的。你设想一下，为什么不能把青龙县的做法推广到京津唐呢？为什么不能把以我个人透露情况的方式，改变成为以地震局的名义向中央，向京津唐地区直接通告呢？假若能做到这一步，唐山就成为了第二个海城，甚至能比海城取得更明显的预报效果。
这决非幻想，当时若能克服人为的阻力，这就可能成为现实！
张庆洲：教授，我将咱们的谈话公之于众，您有什么看法？
汪成民：我意识到可能会给我带来一点麻烦。但是共产党员的党性，科学家的良心告诉我，实事求是讲真话，才能无愧于党和祖国，才能对得起唐山人民，才能促进地震工作健康发展，避免唐山悲剧的重演！
汪成民研究员简介：
汪成民，1935年12月出生于上海。
1954年毕业于北京四中，后被选送赴苏联第聂伯尔彼得罗夫斯克矿院。
1960年回国后从事地震前兆与地震预报研究，先后在中科院、中央地办、国家地震局负责有关震情分析方面的工作，历任分析组长，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等职。
1996年应邀在第五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介绍青龙县七?二八大地震成功预警经验。
主管华北震情的官员如是说
采访梅世蓉女士很难。
她与我通电话时很诚恳也很坦率：对唐山地震预报问题，不想谈，因为很难谈，说也说不清楚，麻烦事太多……
采访的念头几度潮起潮落。我怎么访她怎么谈？一个又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几乎都涉及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在说起某件“坏”事的时候，大都是“对事不对人”；说起某件“好”事的时候，可以把牛的某一部分晒干了，碾成面扬起来吹，没事儿。
不顺着传统习惯走，活该碰上麻烦事，连老婆都不疼你。
麻烦就麻烦吧。唐山死了二十几万人，不仅仅是麻烦！为了客观、公正和真实，我必须采访她。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梅世蓉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国家地震局负责华北震情的政府官员，她一定有她的看法和理由，也一定有无奈与苦衷。
将近1小时的长途电话，我的烟灰缸里多了三个烟头的时候，唐山和北京的距离拉近了。
我坚信，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愿意看到地震与死亡！
我按响了梅世蓉家的门铃。
小小的会客厅。沙发很老旧。
我的眼睛真笨，看她也就是60岁左右的样子。采访结束后，我索要了一份简历，她已经72岁了！我还惊叹，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这位七旬老人，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又有政府官员的口才；记忆力惊人，思维相当敏捷。也许是唐山对她来说太深刻了，也许是她研究唐山太久了。大地震已经过去了24年，她的回忆却仿佛就在昨天！
她心中的海城辉煌依旧
张庆洲：中国地震预报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是吗？
梅世蓉：不管怎样说，正式发布了7级以上地震预报，采取防震抗震措施，最终取得了很大减灾效果的，世界上还是独此一家啊！
发布7级以上地震预报，效果比较好的应该是海城，那也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美国还专门来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考察。详细了解海城地震预报的全过程。
海城地震预报成功是无法否认的，因为它是一个事实，千真万确的事实。
张庆洲：有外电报道，这是人类首次成功地预报7级以上大地震。
梅世蓉：海城地震当天，我和局长去国务院汇报。
周总理当时在病中，他还非常关心。
李先念副总理一听死人不多，高兴得不得了，说，在工业如此发达、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取得这样效果，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华国锋主持召开国务院各部委会议，布署到现场啦、慰问啦这些事情。
张庆洲：您那时就主管华北震情吗？
梅世蓉：主管。海城在华北边上。
1974年6月，召开的华北地区趋势会商会，就把辽宁南部作为一个未来可能发生强震的危险区。过了半年以后，海城地震发生了。
海城地震中期是有预报的。最精彩的还是临震预报啊。
辽宁省和当地政府出面动员群众，一定要搬出屋子，在露天放映电影。
张庆洲：辽宁省跟你们打招呼吗？
梅世蓉：当然打。我们上下联系。中国任何一个省市大地震的预报，都要和国家地震局通情报，而且必须得到同意。如果我们上头不同意，他还是不敢报。虽然发布地震预报的职责是省地震部门提出意见，然后由省政府发布，但是具体操作呢，我们是全国地震分析预报中心哪，所以上下必须通气。
海城地震如果没有预报，那简直不知要死多少人。我给你讲，如果没有临震预报，那比唐山，至少不亚于唐山。因为海城震级7.3哪，倒了很多房子，而且它人口密集啊。
我们到国际上去作报告，谁都承认这是人类第一次嘛。
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国务院通报嘉奖地震部门。当然，那个时候不是物质奖励，“文革”期间谁还想那个物质的东西，根本就不去想。（笑）
张庆洲：那年头和这年头不一样。
梅世蓉：精神上就已经足够了！奖励一下来，整个地震系统欢欣鼓舞啊！
海城地震前，说实话，在那里搞地震预报，究竟能不能成功心中没数。就是“边研究，边实践，边预报”。周总理也没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哪个地震报出来。反正你们探索，报出来就给你们奖励。政府是这样一个态度。这对地震界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难题上走在世界前列。那阵儿不是动不动就要走在世界前列吗？那个时代我们虽然落后，仍什么都要走在前列呀！
欢欣鼓舞之余，我们召开了若干次科学会议。把海城地震短临前兆的特点，其实是一个地震表现出来的特点进行总结。以为海城地震这样一种形式的前兆，在别的地区也会重复。后来我们才认识了，别的地震还有别的表现形式。
海城能成功，唐山为什么不能
梅世蓉：说到唐山地震，外界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海城成功了，唐山就不能成功？似乎海城成功了，其他地震都要成功。
有这样一个认识：一个地震表现出来的特点，好像在别的地震前也一定会重复。你参考别的地震经验，理应报出唐山地震。实事求是地讲，唐山和海城地震之前很不一样。短期临震前兆表现出来的特点差别很大。
比如说，海城地震前最突出的临震前兆是什么呢？是前震！“小震闹，大震到。”这是从邢台地震总结出来的经验。海城地震之前的小地震比邢台还要厉害，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小震的次数和强度都在增加。所以，前震在海城地震前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这是第一。
第二呢，海城出现了许多宏观异常。1975年，我们国家地震工作方针里有一个群测群防，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行，光靠专业队伍是不够的。各方面报上来的情况很多。
动物异常。那边家家户户都有动物，鸡呀，鸽子呀，甚至猪这样比较迟钝的动物。
地下水异常。地下水变色变味啦，井水升降冒泡翻花啦，这些现象很突出。
第三呢，土仪器一般来说精度不高，地下变化很突出它才会响应，而且响应得还很厉害。仪表指针大幅度地摆动，不是一个点而是好多个点！
张庆洲：海城的土仪器包括什么呢？
梅世蓉：土地电、土倾斜、土……
所有这些短临前兆，邢台地震前都出现过。几乎是邢台地震的一个翻版。但是比邢台更丰富，邢台没有土仪器。
张庆洲：唐山地震之前呢？
梅世蓉：唐山地震前是以“高度平静”为特征。
唐山地震我研究二十多年了，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深看浅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在认识上，我从学术上就有了一些看法一些解释了。
“小震闹，大震到。”它不闹！从天津的宁河到唐山的滦县，这么一个北东向的块块里头高度平静。
1982年，我组织了70多人总结唐山地震。我说，咱们把这个事搞实在，到底是不是我们的数据处理有问题。咱们查原始资料，就是查当时的地震记录。结果查了三四个月，查出了三个小小的地震，还定不了震中。0.1级以下的，小得不得了。只有1台微震仪记录到了。唐山地震前相当地平静。
一等前震，没有。
再等宏观。海城、邢台地震宏观异常很多。唐山不多。
河北省地震局的胡长和，她当时是综合预报组的负责人。我们在一块讨论那本书（《1976年唐山地震》）时，她说唐山地震前十几天，几乎天天跟唐山地办联系，问他们有没有临震情况。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外围地区看到个别的突发性异常，就希望等待更多点的临震异常。
河北省廊坊水氡异常，叫做“一大二跳”，这是专业台站的观测手段。这是海城经验。我们就想找这些异常，因为海城震前是多点异常，而廊坊只是单点。1976年7月中旬，我们才发现廊坊有点突发性异常。但是这样的单点异常不足以作为凭据来报地震的，是不是？
1976年7月27日汪成民跟局长汇报的时候，他就说，目前临震异常还比较少，就说了一个廊坊水氡，这我还记得。还没有发现太多的临震异常。这是实际情况。
张庆洲：1976年7月27日，你们掌握的还只是廊坊水氡突跳？
梅世蓉：所以就赶紧收集啊，就派了很多人下去收集。当时发现了一些情况，但是不落实。比如说昌黎电阻率，地震后才确定那是地震异常，但地震前并没有确定。什么东西干扰了大家的判断呢？就是漏电问题。漏电是人为的，不是大自然的问题。
所以找不出干扰的就是廊坊水氡。
钱钢写的也是它。这个肯定要说，因为它是很明显的异常。但它就一定是地壳运动的异常吗？这一点还是砸不死啊！
张庆洲：除了廊防水氡还有别的异常吗？
梅世蓉：唐山地震前还有一个异常，但是没有肯定下来。有些地方我不愿意说，但这个事情也不能回避。马家沟的马希融，他所看到的异常很突出。（形变电阻率）下降了16％，他是群测点。
钱复业和另一个专业人员到他们台上去了。16％的异常，按照当时的认识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他是在矿井底下放的仪器，而且又是一个群众测报点。这样一个异常量，大大超出了人们想象的程度。
专业人员当然要考虑量级的限度了。什么都有一个量的限度，大到超过实验允许的程度，它就不可信了。
实际上就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钱复业也到了唐山胜利桥。那里也有地电观测，是我们自己的专业台站，观测到的没有变化。你怎么判断？马家沟变化16％，胜利桥不变化，相信哪一个？一个变化很大，一个不变化，而且不变化的是专业台站。
谁能把这个事判断出来？搞监测手段的人作不出一个结论。
局长做不出来。更高的人也做不出来。
张庆洲：还有别的什么异常吗？
梅世蓉：还有一些变化。比如安各庄的水氡异常。但是不是地震引起的，人为用水有干扰的话，它仍然可以出现异常。有的同志是这样的观点。
还有一个异常，是不是地震引起的不知道，就是香河水准。大灰厂的变化也很明显。当时争论的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异常，一种是干扰。这两种意见还挺尖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在香河作了一条跨断层补充测线。
7月21日的形变专业会议争得一塌糊涂，但怎么也要有一个结论。既有干扰又有异常，这就谈不清楚了。
我们总觉得有变化。假如没有情况，不会出来这么多变化。所以1976年7月的日子很不好过。一会儿这变，一会儿那变，变化还蛮大，意见还蛮分歧。只好给局长汇报，局长们说那怎么办，你们又拿不出一个明确意见。
这种情况下，谁能拿出一个明确的意见嘛。
地震前兆判断难，干扰和信息分不清楚。
唐山地震之前就是这种情况，异常确实有，变化也有。但那些异常是多大地震的异常，不知道。大灰厂在北京西南，昌黎在海边，这么大一片京津唐，异常点有，即便说这是地震异常，地震在哪里？
在当时认识的情况下，判断不出来。
1976年初，在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就把京津唐列为一个重点。国家地震局始终把首都圈的监视工作放在全国之首。
张庆洲：你指的首都圈包括唐山吗？
梅世蓉：包括唐山，一直到渤海湾。无论哪一任局长，都不敢掉以轻心。有的书把查志远鞭挞得很厉害。当然，他有他的问题，但在抓地震这个问题上，查志远有查志远的苦衷。
张庆洲：他有什么苦衷？
梅世蓉：他抓了，他不是没抓！而且震后还批他，批得好厉害。实事求是地讲，地震谁敢不抓啊，而且是首都圈的地震！从造反派的角度来讲，他也要抓。海城地震不是造反派抓的吗？谁敢不抓，因为它要死人，不敢不抓！
7月27日就是他听的汇报啊。
张庆洲：1976年7月27日上午那次汇报会上，汪成民讲他收到了多少预报，调子比较高，请领导决策。当时别人的意见呢？
梅世蓉：汪成民作为京津组组长，他主讲。当中有些插话，但我插话很少，也记不清插了什么话。
张庆洲：您有结论性的话吗？
梅世蓉：没有。最后是查志远作的结论。他说，有情况但是不太多，主要是短临前兆情况不太多。已经发现了廊坊水氡异常，那就赶紧去落实，马上就派车。确实是派车了，我督促的，赶紧去落实情况。
汪成民在局长门口贴过大字报，把各家的意见列出来了。当时预报意见比较多，我觉得这是事实。但是没有一个集中的地区，要加强工作总要有个集中的地点，队伍往哪里去。在这种情况下，能采取的措施只能是加强工作，哪里出现情况就赶紧去落实。当时派队伍上唐山，你根据什么？唐山又没报警。唐山要是报了我们也就去了。
如果尊重历史，这个会不能不说
梅世蓉：要说唐山地震预报，有一个会肯定要谈的。而这个会钱钢没写，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是一个专业会，没有群测群防。
1976年5月，好像是23、24日的样子，在北京友谊宾馆，开了一个京津唐张地区震情碰头会。
张庆洲：那个会还有资料吗？
梅世蓉：“文革”中的文件好像也残缺不全，不知道有没有。但那个会是我亲自组织召开的。
我主持，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会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张庆洲：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
梅世蓉：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生了6.3级地震，1976年4月22日河北大城发生了4.4级地震。这两个地震引起我们很大注意，到底意味着什么？京津唐张地区到底还有没有地震？大家的意见很分歧，大致有三种意见。
第一，西边的异常对应了和林格尔地震，东边的异常对应了大城地震。京津唐张地区短期内不会发生5级以上地震。
第二，和林格尔地震对应京西北的异常太远了。大城地震对应京津唐张前兆趋势异常震级太小了。宝坻地电3年的异常是7级以上的地震。
所以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分开对应有问题。还有的同志，很强烈地站出来反对，认为这样对应太危险。
当时，承认宝坻地电异常是可靠的，昌黎地电异常是漏电引起的，马家沟的地电有问题。但是，宝坻地电只是一个点，如果有7级以上地震就不可能是一个点。
第三，你要承认宝坻地电异常跟地震有关系，就不是一个5级地震的问题。可它又是一个孤家寡人，如果有别的台站跟它配合呢，那就把它撑上去了。昌黎和马家沟又有问题。
张庆洲：总的来看，唐山大地震前，有多少异常摸不准看不清，还有和林格尔、大城两次不大不小不远不近的地震也模糊了视野。所以，有一些前兆现象就啃不死，是吗？
梅世蓉：所以我们在会上就说，抓紧做工作落实，把它敲死。
大家进行了分析，认为异常情况很多，但目前还作不了结论，定在７月份再开会。
这个会没来得及开，七?二八大地震就来了。
唐山地震漏报了，仅仅是科学水平问题吗
张庆洲：唐山大地震漏报，是否跟唐山属于首都圈有关？
梅世蓉：应当这么说吧，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不是那么容易的。作首都圈的地震预报顾虑很大。不是高精度的预报，谁都不敢报。
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那些成功的地震预报都在首都圈以外？所以就奇怪了，首都圈的地震台站最多，研究力量最强，历史最悠久，资料最丰富，可是……
张庆洲：1976年也是这个状况？
梅世蓉：是这个状况。咱们打个比方，说北京地区估计有一个5—6级地震，你是报还是不报？你报了，好家伙，北京城要采取一个措施，这是多大的损失。这当然要中央政府去决定。要是7级以上的地震，那又另当别论。你报一次，不准一次，就失信一次。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你喊了三次它还不来，第四次它来了，前三次的损失加在一起，损失更大。
所以，首都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