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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的困惑
史飞翔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城内不时地可以听到轰隆隆的炮声。此时，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正居住在清华园新林院8号宅院。这是一栋西式小洋楼，坐北朝南，红砖灰瓦，两扇厚厚的铁门将喧嚣的尘世阻挡在了外面。
一天，一群不速之客打破了这里往日的静谧。几个解放军同志奉毛泽东亲手起草的急令，找上门来，特意请求梁思成、林徽因在地图上标出北平城重要的古建筑，以便攻城时避免战火。原来，早在围城之初毛泽东主席就给前方做出指示，明确要求要妥善保护文物，甚至要绘制出地图，好让前方战士知道哪些地方可以打，哪些地方需要保护，不能炸毁。送走解放军后，梁思成、林徽因两人激动地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被毛泽东及解放军的这种对文化的尊重而感动。他们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不约而同地欢呼懂文化的“义师”来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一个传统，那就是一直将文化的价值看得极重。为了文化的薪火相传，他们不惜以命相争。毛泽东此举，让一向清高的梁思成、林徽因顿时产生了一种亲近感、认同感。于是，二人很快便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共和国新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中去。
但是，梁思成、林徽因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很快就起了新变化。就在组织设计国徽的同时，中央政府开始规划建设新北京城，并邀请梁思成担任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在如何规划北京城这一问题上，梁思成与中央领导产生了严重分歧。梁思成建议完整保留老北京城。为此，他和居住在南京的曾经流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于1950年2月递交了《关于中华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方案依照古今兼顾、新旧两立的原则，建议在保护北京城古都的基础上，于北京的西郊建立新的行政中心。遗憾的是“梁陈方案”没有被采纳。是另盖新城，还是利用旧城，争论一直持续了两年多。1953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在《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中，提出“要打破旧的格局给予我们的限制和束缚”，明确指出行政区域要设在旧城中心，并且要在北京首先发展工业。
此后，北京城的古建筑便开始大规模地拆除。看着这些自己昔日一手绘制地图保存下来的、满载着历史记忆的古建筑一座又一座地被拆除，梁思成心急如焚。为了保护这些城墙、牌楼，梁思成四处奔走、多方求助，然而他的种种努力，却被批判为复古主义。眼看着地安门没有了、广安门没有了、广渠门也没有了。听着那轰隆隆的炮声，梁思成流泪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去找周总理。周总理也无法给他满意的答复。因为毛主席已经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既然毛主席都发话了，事情当然就最终拍板了。尽管梁思成有一百个不情愿、不甘心，也只能无奈地低下了头。
然而，拆去老北京城始终是梁思成心头挥之不去的一块隐痛。梁思成怎么也想不通：同样一个北京城、同样一个毛泽东，前后差别竟是如此之大？为什么攻城前毛泽东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北京城，而当家做了主人后反倒要去拆北京城，这里面究竟蕴涵着怎样的玄机？梁思成直到死也没有想明白。1972年，梁思成病逝。弥留之际，他说了一句话：“50年后你们会发现我是对的”。半个世纪后，真理果然站在了梁思成这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