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一次上山下乡。1969年，我刚刚十岁，妹妹七岁，二弟四岁，三弟还未出生。我在大西滩农场子弟小学读三年级。我们家原在市区，因父亲在国有农场工作，全家也就迁到了农场，作为干部家属享受着城市户口才有的各项待遇。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各方面陷入了混乱状态。但农场内部还是比较安静的，生活也是基本正常的。
一件意想不到的的事件发生了。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报道了甘肃会宁县城部分城镇居民在王大妈带动下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并加了“编者按”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这样，随即在全国掀起学习王大妈的经验，各地纷纷动员或强制有城市户口的家庭把家迁到农村。由此制造了一场空前的劫难。
一篇看似普通的消息稿，为何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呢？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喊着“造反有理”口号的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到了１９６８年中期，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各大中学校派系林立，武斗不断，各级政府均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文化大革命”的内乱造成了经济的停滞，正常的教育秩序遭到破坏，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据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推开以后，他一直苦于找不到可以用来引路的典型，使他的战略部署得不到顺利地贯彻执行，当刊登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甘肃日报》放到他的案头后，他眼前一亮，立刻要求核实这篇文章，然后转发全国。
文革中，凡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全国各个城市皆半夜三更敲锣打鼓，游行庆祝。在《人民日报》发稿的第三天,《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及全国各个报刊先后转载《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一文,国内广播、电影等媒体，也开足马力宣传上山下乡。由于毛主席的批示因甘肃经验而生，1969年1月11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在会宁县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场会议，总结会宁县知识青年、城镇居民安家落户的经验，要求全省掀起一个上山下乡的新高潮。从1969年元月开始到八月底，在短短的八个月的时间里，临夏市共有20105人到农村落户。其中知青345人；城镇居民1533户，7940人；职工家属2799户，11579人；遣送“十种人”165人。临夏市动员城镇居民、职工家属中无职业者和所谓“十种人”，报名或强迁到州内各县农村安家落户共2479户，10254人。1971年后批准陆续返城，1978年至1982年除少数在农村落户外，均返城得到安置（临夏回族自治州州志）。这些被迁移农村的人员，大部分被安置在比较偏僻落后的村子里，人称“外来户”，受尽了各种欺凌和折磨，是和同时期的知青运动一样是一场人间悲剧，也是“文革”十年浩劫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这部分人员安排分散，也没有人去管理，回城后没有住所、没有职业，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当中。城市中边缘地区所搭建的简陋的建筑，都是他们的居住之地，被称之为“返流户”，受到社会的歧视。特别是甘肃省发起这次运动省份，问题更加严重。
甘肃省知识青年、城镇居民上山下乡从1968年开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才停止，这些人在农村真正苦熬了10年。1978年10月“揭、批、查”运动中，下乡居民强烈要求返城。1982年11月18目，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出93号文件规定“1969年前后因受‘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号召的影响，被动员上出下乡的城镇居民(含战备疏散到农村的城镇居民)，在迁往农村后一直未得到妥善安置,生产、生活确有困难的，或人已返城镇居住，在农村失去了生产、生活条件的，可准予返城落户。”上山下乡运动整整持续了10年，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还会有获准返城的一天，很多适龄青年与当地农民结婚，从而失去了合法的返城条件，造成一家半城半农，妻子、儿女没有合法的城镇户口，不得不造成家庭破裂，夫妻离异，心灵上留下创伤。有些居民受不了农村的苦，有的干脆全家搬到县城撇开农村，形成了半家有户口、半家是“黑户”的状况。
1969年3月，为了争取主动，通过联系，就把全家迁到了北塬赵官寨，也就是到舅舅家的庄子里落户。
北塬又称万倾塬，是远古时期黄河和大夏河冲击而成的冲击扇，面积6670公顷。田野如画，阡陌纵横，水网四通八达，在主干渠上一座座水磨昼夜不停的转动着，渠道旁和农路边绿阴成行，形成了胜似江南的田园风光。而原来的北塬异常干旱，“滴水贵如油，无雨三尺土”，焦渴的土地，树木稀少，满目荒凉！1955年国家开始勘察，经过近三年的艰苦修建，1957年10月北塬渠竣工了，改变了靠天吃饭，人畜饮水要从几十里之外的山沟里去驮的历史。
刚到赵关村时，暂时奇居在舅舅家。舅舅家有棵老槐树，亦为赵官寨的一景，也是赵官寨的地理标志。相传，古槐栽植于始居之花园，高十五米有奇，其荫广可半亩。树干三四人才能合抱住，远远望见的就是这棵老槐树，在非常干旱的北塬能长到这么大，实属不易。可惜在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场大火中整整被烧了十多天，火被扑灭后，树的一半烧死，而另一半经过近百年的风吹雨打依然巍然屹立，依然是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在春天槐树开花的季节里，远远就能闻到槐花的清香，引来无数的蜜蜂采花酿蜜，各色的蝴蝶竞相飞舞，喜鹊、麻雀在树杈上盘窝繁衍后代。在舅舅家的堂屋正门的大梁上燕子在衔泥筑巢，待小燕子出世后，大燕子飞来飞去觅食，小燕子张大嘴巴，嗷嗷待哺，很多人前来观看，燕子还有“认巢”的习惯，就是在谁家筑巢后，轻易不动，年年来。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在《乌衣巷》写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据说，燕子在谁家筑巢是家庭兴旺吉祥的事情，不能人为的骚扰。
后来，社上给我家划了一份庄窠地，政府给迁移户在市上无偿划拨了三间旧房子，雇人拆下来拉倒农村，修了三间堂屋，另外利用舅舅家的木料，在堂屋两侧修了厨房和杂物房。在搬入的那一天，妈妈做了瓠子炒肉，蒸了点白面馒头，请来了帮助盖房的人们来吃，以表示感谢和庆贺。那天在厨房炒菜的味道多年后我还能感觉到香味，四十年后，仍然回味悠长，真是余香缭绕，百年不散。后来我让妈妈多次做过瓠子炒肉，但怎么做也始终做不出那个味道来。妈妈说，那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吃的饭，所以感觉就很香，感受也深，并不是那时做的好而现在做的不好。就如传说中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仓皇出逃，路上又饥又渴，两天没吃东西，百姓们端来窝头，君臣们于是争先恐后，抢窝头在手，大啃大嚼，一边说“好吃，好吃”！吃了百姓的窝头，觉得味美无比，回到宫来叫御膳房照着做，怎么制作也没有逃难路上的窝头好吃。
晚上用煤油灯照明，夏天用窖水，冬天用涝池的水，常有一股泡麻留下的臭味。吃的主要是玉米面，还要掺上糖萝卜以节约面粉。一般是中午玉米面疙瘩，晚饭是浆水面的一锅饭，还要加上很多的洋芋，这样节约面粉，还是不够吃。很长时间见不到肉，一次别人家杀猪，二弟捡起仍掉的猪蹄子指甲就啃了起来，此情此景让人心寒。有时嘴太谗了，大人们在做饭的铁勺里打个鸡蛋，用灶门的柴火炒给我们吃。喝水用茶麦子，就是把麦子炒焦捻碎，好一点的还加炒一些杏仁，然后放点食盐，冲上开水既可。这些对从小生长在农村的孩子也许没有什么，但对从小长在城市的我来说真正是遇到了两重天。其实，当时我们家和其他的家庭比较起来那就好多了，因为爸爸工作着，他用微薄的工资尽力的拉扯着我们。
生活上的困难还不算什么，更困难的还在学习上。家迁到赵关村后，我也转到那里的一所小学里读书。学校就设在赵官寨的破庙中，用木板搭起的简易桌子和用土块砌成土墩子当作凳子。学校只有一个班，几个年级的学生都在一个教室上课，而一个老师教各年级的全部课程。老师是村上的一位家庭妇女。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质量可想而知。我本应该读三年级，而该校没有三年级，我就报到四年级学习，就这样糊里糊涂的上完了小学四年级。
第二年，赵关小学建成了，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老师们的教学水平有了提高，学校的管理也比较正规，我又重新从四年级开始了学习。在语文课文有一个“同甘共苦”的词，语文老师姓潘（校长），他让大家用这个词造句，我就写了“城镇居民要与贫下中农同甘共苦”，受到了他的表扬。记得在我们班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教室里都贴有毛主席头像的图画，有一天早上一上课，突然校长要求我们班每个人在大楷本上画五个叉后上交，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议论纷纷。事情到下午就明白了。原来头一天放学后，一个同学留下来打扫卫生，打扫完教室后，闲着没事，出于好奇，就在教室墙壁贴有毛主席的头像上划了叉。在那个年代，这是一起非常严重政治事件。第二天早上发现后，很快公安局的人员前来核查。通过摸排，我们班一名姓徐的学生被查出来了，而要求每个人在大楷本上画叉就是为了核对笔迹。查出来后不让这个同学回家，还派其他的学生轮流看守，家长送饭，软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因没有查出其他的问题和背景，加之本人年龄很小（估计也就是十二岁左右），也就没有追究刑事责任，只被学校开除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放学后，很快回到家里帮助干活，主要是给猪喂食和挑水。妈妈既要在在生产队里干活，又要照料好三个孩子的生活，非常的忙碌，回来的很迟。我先把糖萝卜叶子采摘下来后用菜刀切碎，拌上麦麸，放到猪槽里，猪吃时还要看守，如不看时，猪就会把猪食吃上半个糟蹋掉半个。喂猪之后就挑水。因没有铁皮水桶，就用两个木桶，非常重，用肩担到水窖前，再用下井（一种专门从井下打水的工具，是在小木桶栓上绳子而成，旁边一测还要绑上坠子，防止桶飘不进水）拉满两个大木桶，挑到家里到进缸中，这样来回几趟才能把缸挑满。这时大人们劳动回来了，我就烧火帮助做饭。烧火时因长草缺乏，就用碎草，一手向灶门塞草，另一手还要拉风匣助燃。星期天放假时，还要帮家里准备晚饭，晚饭一般是一锅面，面和好后在案板上用杆杖杆，因身体不高，脚底下要垫上木墩子才能使上劲把面杆开。
农家人的庄稼活一年四季干不完。每到星期天和寒暑假，我就要干力所能及农活，春耕时拉梨种地，夏收时割麦子，拾麦穗，用铁锹翻地。秋天到了，玉米也渐渐的露出金灿灿的笑容，为了防止人偷，晚上还要到地里看守，看守时把被子铺在架子车上，拉到地边固定好后人就睡在架子车上。收玉米时，先把玉米棒子瓣下放在背篼里，满时倒在架子车箱里拉回家，在把玉米杆子砍倒拉回家，之后把玉米用铁锹翻好，把玉米根放在一起，干时拉回家烧火做饭。冬天时到地里面打土块，晚上还要剥玉米棒子。家里还养了五六只羊，和别人家的羊混合在一起，赶到地里放养。有时还把别人家的公羊和自己羊群中的公羊放到一起，看公羊相互角斗取乐。
小的时候，非常爱观察，别人摆弄什么东西，都一动不动的盯着看，如修理修配、土木工程的建设、厨师做菜，不断的听着大人们的讨论，好象着迷一样，有时还把家里的东西反复拆卸，直到弄明白为止。那个年代因为各种物资非常短缺，各种东西坏了要尽可能的修复使用。如锅破了要补，盛水的缸破要补，小到各种瓷器碗盏破了都要补起来。俗语说的好，没有金刚钻，别揽破家器。当村子里来了补锅匠、补碗匠，我跑去目不转睛顶着看，只见他们的手里转托飞速旋转，眼花缭乱的将一只只碗盏修复如新，觉得他们手上神奇，很是羡慕。
农村装粮食和面粉要用口袋（麻袋），这就要自己动手织。利用农闲季节把胡麻捻成细绳，绕成把子后漂洗干净，然后在平地上拉起50公分宽、10米长的上下两层经线，用简易的工具进行编织。我用一个木制工具上下的翻动经线，舅舅则用经线上下翻动的空间，穿上纬线，用专用的铁刀剁实，这样一片口袋的材料织好了，尔后把两片织成的口袋材料缝合在一起，一个口袋就制成了。
北塬渠建成后，人们在渠上修了好多的水磨，解决了北塬人背着粮食到很远的地方磨面的困难。水磨一般修在水渠的跌水（水渠或排水沟中在水流突然下降的地方修筑的台阶状衔接设施）上，利用水的冲力来推动磨转。水磨由水轮和水磨盘组成，当水流推动水轮转动时，带动磨盘的下扇旋动，粮食从上扇的小洞中自动灌入，经过上下磨盘的磨合，面粉就从上下磨盘中漫漫流出，集中后，放在罗（一种细密的筛子，筛面粉所用的一种器具，有绢罗、马尾罗、铜丝罗等）架上来回不停罗，分离出麦麸，即可装入口袋运回家食用。
没有洗澡的设施，一到夏天，就钻到北塬渠里洗澡和游泳。那时北塬渠还没有砌衬，渠较宽，水流量小，比较清澈，小孩们在这里避暑和玩耍。
生活困难，读书也难，几乎没有什么书可读。我就跟着舅舅读老书，繁体字大多看不懂，只知道大概意思，如《薛仁贵征东》《说岳全传》及爸爸收藏的一些小说和杂志，如王蒙的第一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个老共青团员的回忆录》《红旗飘飘》《解放军文艺》等，有些章节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小孩们的玩耍也打上了时代的特征和烙印。在“文革”中，毛主席借鉴前苏联的经验，提出了“反修、防修”的战略部署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民兵们的军事训练经常进行。受此影响，娃娃们也喜欢捣枪弄棒，玩枪战游戏。我自己制作了一把木头玩具步枪和一杆红缨枪，枪做好后，没有油漆染色，就用古时槐树籽捣成泥加鸡蛋清的方法涂抹，完工后，颜色油黄发亮，很是好看。
闲暇之余，特别是一到冬季，玩球类，主要有毛蛋，挲蛋蛋，打地骨朵（又称打阄）。而棋类主要是下方，有“顶四路”“大方”“围和尚”等，还有“打三角”。到夏秋季吹咪咪，吹自己制作的短管加哨的乐器—筚筚（古代管乐器，形似萧，用竹做管，用柳枝皮做嘴，亦作“觱栗”）。据考证，古人称之为羌笛、羌管的就是筚筚，分单管和双管。还自己制作和玩过埙（用陶土烧制的一种吹奏乐器，大小如鹅蛋，三孔，顶端为吹口。又叫“陶埙”)，音色凄凉、苍茫。
那时自己非常喜欢音乐，常常把两根木棍摆弄成二胡的模样，拿在手上装模作样的边拉边唱，曲目都是些临夏的民间小调，如《放风筝》《十二个月》《四季歌》等，深深的陶醉在其中。喜爱笛子，因没钱买，没有学成。
因为破“四旧”，连扑克牌也禁止玩了。我见其他同学制作扑克，禁不住诱惑，也做起来了。找来包装纸盒，裁成扑克牌大小的模样，然后用笔画上红桃、黑桃、方片、梅花符号。对J、Q、K三种扑克，人物造型不好画，就直接写上数字，画上相对应符号。因牌数越大，符号就越多，连续画了两个多月，才算制成了。
有一次，可能是受货郎的影响吧，突然萌发奇想，就把大人给我的连自己都舍不得吃存放多日的水果糖，拿出去换了几撮头发，尔后再想把头发卖掉赚钱，大人们发现后骂了一顿再就没有做，这也是我的经商意识的初显吧。
小时候，喜欢养蚕。春节一过，弄来蚕纸（蚕蛾在其上产了卵的纸），用棉花包好孵化，十天以后，蚕蚁破壳而出，体小而黑，形如蚁。这时用毛笔轻轻的把蚕宝宝刷到盒子内，找来刚刚发芽的桑叶或榆树叶，放到盒子内供蚕蚁吃。每天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蚕喂食，把蚕吃剩的叶渣和蚕沙（家蚕粪，黑色，形同沙粒，干透后可作为枕头的装料或入药）清理掉，放入新摘取的桑叶。随着蚕的慢慢长大，颜色也白了起来，吃的非常多，放的桑叶很快的被吃完，还能听到蚕吃食的声音，所以就有了“蚕食”这个词。到了七八月的时候，蚕就再不吃桑叶了，蚕眠（蚕蜕皮前不动不食的状态。俗称眠。六、七日眠一次，经四眠后蜕皮即上簇结茧），然后吐丝做茧（蚕在化蛹前包围其身体的、大部分由丝组成的外包层，蚕在其中化蛹）蚕蛾的又产蚕卵，这样蚕的一个生命周期便完成了，也又了“作茧自缚”的成语和“春蚕到死丝方尽”的赞美。蚕丝不多，只用来做墨盒的底料，因为蚕丝不易腐烂，而且非常滑顺，墨不易干。
最惬意的事情是夏天的时候常常盖小房子取乐。选在家中的某个僻背的地方，按一定的比例盖起一座有模有样的小房子，有窗有门，看着自己建好的小房子，仿佛觉得自己就像到了一个童话世界，非常的幸福，有类似儿童们“过家家“的奇妙感觉。
遐想是儿童的天性。秋天到了，我农闲时常常坐在院子里，看着南飞的大雁排着整齐的v型队形，在头顶的蓝天上飞过，不时的发出阵阵的叫声，想到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农村的孩子玩耍与农村的生活密切相关。养麻雀，将小麻雀从窝中掏来，一边喂食一边训练。随着小麻雀的长大，会跟着人飞，人走到那里，麻雀就飞到那里。如果把麻雀放在两手的食指上，随着食指的上下移动，麻雀跟着跳跃。有时把麻雀带在自己的口袋里，常常不小心压死。
寒假放学了，经常到麦场里套鸽子，扣麻雀。套鸽子时将马尾毛结成扣子，俗称“撒”，隐藏在鸽子经常觅食的地面，待鸽子的爪子被套住时抓住即可。扣麻雀时将簸篮用小棍支在地面上，留出很小的空间，在里面撒上点粮食作诱饵，小棍上系上细绳，另一头人远远的牵着，等较多的麻雀进去觅食时，绳子一拉，簸篮扣住地面，也扣住了不少的麻雀。
一个星期天，我和儿时的小伙伴常全文约好到离家有五六路的尕李家坡上去看刘家峡水库，在这里可以看到水库的最大水面，眺望着烟波浩渺的兰色水面，感到非常壮观和惊奇，盼望着何时到水库上座座船，参观一下刘家峡大坝和发电厂。
每年到了腊月，大人小孩都张罗着如何过年，盼着过年，过年成了茶余饭后最乐意谈的话题，人们把一年省吃俭用下来的东西全在过年上消费，穷也好，富也罢，都要千方百计的置办些年货过年，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习俗，而这些习俗在广大的农村愈为强烈。随着过年气氛的日渐浓厚，娃娃们喊着“二十三打发灶爷快上天，二十四宰年猪，二十五扫房屋，二十六做年馍，……”民谣，就像现在的重大的节庆活动数到计时，这是一年中最愉快的一个月。
爆竹声声辞旧岁，总把新桃换旧符。过年燃放鞭炮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也是过除夕的一个非常重要内容。那时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买不起更多的烟花爆竹，只能买串一两百响的鞭炮，还舍不得一块放掉，就把鞭炮拆开，拿在手上，一个一个的燃放，听着鞭炮声，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除夕之夜，吃上一顿臊子面就算过年了。情况稍微好一点的人家，初夕守夜还能吃上平时难得见到的一些干果，如柿饼、花生、大枣和葵花籽。拜年的客人来了，一般就是用提前烩好的烩菜，给客人热上一碗，端上一盘花卷，如果炒上一盘豆芽菜，那就是非常好过的人家了。
进入农历正月，在农村的大树间，一架架秋千架了起来，开始一年一度的打秋千游戏。打秋千，有两种基本姿势，一是自己坐在横板上，由别人在后面推送，晃晃悠悠，荡来荡去，飞的不高。二是站立在横板上，自己用力，使秋千快速飞升，惊险刺激，是勇敢者的运动。这种姿势还有两人打的，两人面对面站立在横板上，共同用力，荡的更高。
寒假里，冬日的夜晚很漫长。有时早早的睡下，没瞌睡，就叫大人讲故今（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多少代人口耳相传延续下来的，没有统一的情节，每个人说的也大不一样。如《憨女婿的故事》《野人扮舅舅》等，有些也用唱的方式来讲，如《孟姜女哭长城》等。
农村文化生活非常单调，在农闲的季节，人们三五成群的坐在巷道口、土堆旁，一起扯闲谈，拉家常。特别是一些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的人爱讲鬼故事，以此取乐。有的讲的活灵活现，神乎其神，似乎确有其事，让人感到的非常恐怖，常常在睡梦中惊醒。
农村缺医少药，生病时常常用土方治疗，如胃痛时，用热焦土块在肚子上敷等等，有时也用迷信巫术的方式治疗，如感冒头痛时，大人在头上转清水碗，转煤油灯，还在口中念念有词，祈求病情好转或痊愈。
民以食为天。那时生活虽然非常的困难，日子过的挺紧，但家里的大人们在闲暇之余，利用仅有的一点点原材料，千方百计的改善一下生活，现在回想起来，也觉的苦中有乐。
吃搅团。冬季天寒之时，乡民最喜吃搅团。常吃的有汤搅团、蒜搅团、醋水搅团几种。汤搅团的汤是炝了的漿水，汤中加香油、葱花等调料。将大蒜捣成蒜泥，用炝熟的漿水稀释，每人舀一碗底，扠硬饭(比糁饭稠的面食，用玉米面和莜豆面做成)，蘸着吃。辣得人头冒大汗，那才叫酣畅淋漓。
吃糁饭。深秋过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凉，农家人开始吃糁饭。中午，在温水锅里倒进切成的大疙瘩洋芋。水烧开后，不久洋芋熟了时，女人便一手慢慢往滚沸的锅里细细撒面，一手用擀面杖不停地搅动。待搅动有点费力时，方停止撒面。然后盖上锅盖，慢火煨烧。不久，满院里飘溢着饭香味，糁饭便做成了。做一碟油泼辣椒面酸菜，再捞一碟子咸菜，一家人坐在烙炕上，围着炕桌美美地吃一顿。平时，吃玉米面糁饭。有贵重客人时，吃莜豆面糁饭，算是对客人最热情地招待。
胡麻粕疙瘩。先将胡麻精选干净放在锅中炒熟，然后用堆窝捣成泥备用。再把玉米面用开水烫熟，做成鸡蛋大小的圆团，在里面包商胡麻泥，放在锅中煮熟即可食用。特点是疙瘩色黄味甜，胡麻泥香气扑鼻，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尕羊肠，因形状像做熟后的羊肠子而得名。因细粮短缺，造就了庄稼人粗粮细作的良好习惯。把黑面（二面）和碱掺水搅拌成面琐琐，然后倒在案板上，两手不断搓揉。揉成长长的圆柱时，两头折起来再揉。如此反复十几次，待面不皴口时，再揉为面团。将面团擀成饼，用刀切成条装，再用双手在案板不断的搓条装面，直到搓成像香那样粗时，用刀切成一寸长的截，在滚沸的开水锅里煮熟，或干拌或浇上臊子吃，都口感滑爽，别是一番滋味。
每当酷暑来临，都要酿制黄酒。先把黄米洗净煮熟，然后拌上酒曲，放在专用的淋缸里保温发酵。几天后，当淋缸里发出阵阵酒香时，在淋缸里加入水，黄酒便从淋缸底部的小空中慢慢渗出，即可食用。在三伏天拔完麦子，渴的嗓子冒烟的时候，喝上一碗自制的黄酒，沁人心脾，哪个酣畅舒服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比现代的任何饮料都清凉可口。
一到夏天，都要做豆瓣酱。把黑豆煮熟，拌上面粉，做成拳头大小的团后，自然发酵。之后捣碎，放到盆中，加入一定的开水和食盐，放在太阳底下暴晒，每天翻搅，不能进雨水。一个多月后，酱越晒越红，豆乡浓郁，这样豆瓣酱即将制成，放入坛中备用，在做饭时使用，能大大增加饭菜的味道。
1972年，我升入卢马学校读初中。卢马学校是临夏县先锋乡的中心小学，学校设在卢马家，离赵国寨有一公里多远。70年代初，为了解决农村孩子上中学的问题，在原小学的基础之上又开设了初中班，俗称“戴帽中学”。我们哪一级有两个班，我分在一班，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是王安中，数学老师是杨得莲。一到冬天，路上行人很少，一个人走时非常害怕，我先到同村的赵仲俊的家叫上他搭伴到学校。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突然引起太大震动，中共中央没有立刻公开宣布这件事，暂时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先在九月十八日传达到党内高级干部。二十八日，扩大传达范围到地、师一级。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先后下达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和之二。所以一开学，就是“批林批孔”，写大字报，批孔子“克己复礼”和林彪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思想。戴帽学校因建好时间不长，基础设施较差，学校就发动学生到塔张家用架子车拉鹅卵石,到大夏河河滩拉沙子，铺石子路。到塔张家时必须要走尕李家坡，路陡弯急，同学拉的拉，推的推，好不容易才把鹅卵石拉回学校，一粒一粒的栽在学校内的路上。那时到塔张家看到野花片地盛开，非常漂亮，感到这个地方比赵官寨好的多。到临夏市大夏河畔拉沙子，用做跳远用的沙坑的沙子。
那时，学校常常组织学生参加义务劳动。我们经常到北塬的岗沟里搞平天整地。农村的学生能吃苦，劳动起来很内行，推架子车的推架子车，上土的上土，干的热火朝天。身体高一点的同学被抽去砸夯，王安忠老师发挥了语文老师的优势，现编现喊，统一在喊夯号：同学们加油干，夯子再提高，梅花点点红！
在学习中，因为转学跳级等因素，数学总是不好，自己一直努力，还是跟不上，其他的课程还算可以。那时，学校有个组织叫“红小兵”，名称可能是是从红卫兵演变而来的，是共青团组织的助手和后备军。负责人是陈晓云，是刚到学校的女教员。经过申请，我被批准加入了，发了一个红塑料制作的牌子，每天戴在胸前，感到非常自豪。每月学校组织到临夏城里看电影，而电影主要是放映革命样板戏，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还有一些前苏联电影，如《列宁在1918年》等。因对京剧不懂，加之走了二十里路，在观看中常常打瞌睡。只有在看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时，场内气氛热烈，当放到精彩片断处，周围总能听到哭泣声，而影片插曲也在学生中传唱了很久。
作业本是在商店买来粗纸，一大张五分钱，自己裁成32开，用线装订而成。墨汁是放在墨盒里带到学校的，因墨盒漏墨，常常把书包和衣服弄脏。墨水是买来墨水锭（一种染料，外型象药片）自己拿水泡的，写起字是非常的“印”。草稿本都是写完作业的旧本子做的。农村的孩子们学习非常认真，也非常聪明，如我们班的马元太、胡占奎等。特别是胡占奎，画画的很好，临摹的画有些非常像，可惜没有培养成人才。
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生活必需品全部凭票和购货折子供应。有粮票、布票、棉花票，而粮票又分为全国通用和甘肃省粮票。每人每年供应二尺布和四两棉花，通常是各家相互凑着用。食用碱、黑白糖、烟酒、煤油、肥皂、火柴、甚至食盐等按购货折供应，其中最紧俏的就是食用碱，常常为了买到二两碱面，到处求人下话，所以商店的营业员非常吃香。有一个笑话：一位公社书记对一个教员鼓励着说：好好的教书，教好了我调你到商店当营业员。
因肥皂少，家里经常自己制作胰子。其法将屠宰动物时胰脏（不能食用）收取，加上碱、杏仁、枣，用碓窝捣为细泥，捏成球状，作为洗涤用品长期使用，洗涤效果还可以，就是味道不好闻。
1974年，经申请,我家又转为城市户口。从此结束了长达六年的第一次上山下乡的生活，并在市区中学愉快读了两年的高中，稍微弥补了一下第一次上山下乡所带来的学习上的损失。
第二次上山下乡。1976年元月我高中毕业。按照政策规定，除独生子女、身体有残疾的人员外，一律到农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3月15日10点，在市南门广场上，举行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仪式，有关领导和知识青年代表发了言，之后按照预先分配方案，分别乘车到各自的插队地方。我们来自大西滩劳改农场的知识青年坐汽车到临夏时欢送仪式已经结束了，就直接赶往插队地方的地方—广河县买家巷公社。插队的地点基本上是按父母亲工作的系统分配，父母亲没有工作单位的则统一分配，还有个别的自己联系。劳改系统的子女都安排在广河县买家巷乡曾家、胡家、蔡家窑、董家河等四个村上。卡车上拉着行李，行李上坐着大西滩的插队子女和少数的家长，他们之间互相都比较熟悉，又说又笑。我这时才十六岁过一点，不到十七岁，因家庭到北塬安家落户，个别的人认识，与大部分人陌生。这又是我第一次到广河县，心情复杂沉重，农村的苦难已经饱受了，又要第二次去农村受苦，何时才能结束这个痛苦的磨难啊！
到买家巷公社时，公社到知青居住的村全部是土路，因头天晚上下了雨，路非常泥泞，汽车不能再走了。幸亏公社已提前通知大队的主任带着社员，赶着牛车在等我们，清点人后，宣布了每个人要去的地方—知青点。我和等八人分到董家河大队上河村。后面又来了液压件厂的唐彪。在牛车上架好行李后，我们就跟着社员出发了。董家河大队上河队地处桦林沟里。桦林沟是广河县买家巷到和政县吊滩之间的一条沟，起于买家巷的虎家村，止于吊滩的桦林村，全长30多里，因原来生长着很多的桦树而得其名。三分之一属广河县，三分之二则属和政县。沟口草木稀疏，越往里走，植被越好，林木越多，明显带着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度的地理特征。两边的山上蕴藏着众多的古动物化石，那里的农民农闲时就到山上掏洞挖龙骨，然后交到医药公司换钱，还说人身上那里有了小伤口，就把龙骨碾成粉末撒在伤口上，伤口愈合的很快。沿途有曾家大队、蔡家窑大队，这里山大沟深，人们主要住在山上，居住很分散，完全是回族和东乡族。董家河大队有五个知青点，分别是上河、下河、兰家、朱家山等。我们的上河知青点在沟底，离兰郎公路十华里，就在大队部的旁边。一条小河从知青点门前穿流而过，水流清澈。河前面是一大片白杨林，到了夏天，非常的漂亮，生活用水就取自小河的流水。
到达上河村后，村上为我们安排了迎接宴会——每人一碗羊杂碎的烩菜。之后就到知青点，我和秦永林、马正林、张临生四人住在一个宿舍，共睡在一个大泥炕上。当晚，我们召开了知青点会议，选出了秦永林为知青点组长，冯柏林为副组长，我为生活委员，并安排了知青点的其他事项。
一声令下达之后，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据统计1968年底至1979年初，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到1700多万人。196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不是发端，也不是结束。实际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70年代末，总共有三千二百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但1968年前上山下乡青年没有“知识青年”这个称呼，到1968年后才有了这个说法，这是引用了毛主席讲话当中的名词。
当时，把解决城市人口压力而推进的上山下乡运动，被夸大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三大差别（农村与城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培养无产阶级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措施，知青上山下乡被当做一场大规模人的改造。从具体做法上讲，文化大革命的上山下乡运动带有更明显的强制性，“文革”中，1700万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就意味着全国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式下被送往乡村和边疆。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触动几乎每一户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几亿农民。受到它的影响，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国家花了许多钱却没有真正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青年大举返城，国家不得不为后他们重新安排就业，以前的开支全部浪费。唯一当时让人们心服口服的是，不管家长的地位再高，权利再大，也没有把子女留在城里，体现了公平，知识青年们也就没有多大的怨言。只有那些符合条件的人员，如独身子女、身体有残疾等个别的留了下来，也没有分配到好的工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两种方式进行安排。安置在生产建设兵团或国营农场和在农村插队。在生产建设兵团或国营农场的知青，其实是农业工人，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挣的是工资，每月发二三十元，生活尚有保障,主要集中在云南、新疆、黑龙江等省区。大部分在农村插队的知青，生活在专门设立的知青点中，少则七八人，多则十几人，每个大队都有几个知青点。同农民一样靠天吃饭，出一天工，挣一天工分。自然条件好的富裕生产队，经济发达，工分值高，一个劳动日可挣一二元，生活不成问题。自然条件差的贫困生产队，工分值低，一个劳动日只挣几分钱，生活难以为继。遇到灾年则问题更大。
甘肃省从1962年开始到1981年结束，先后有25万多人上山下乡，占全国总数的1.47%。
临夏州在1968年到1979年初，共动员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有6289人，并安置兰州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3809人（临夏回族自治州州志）。1976年广河县安置知识青年149人，到1977年达到最多，共有插队知青398人，其中男215人，女183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时，居住比较分散，一般寄居在农民家里，也没有专门的机构管理。1972年因李庆霖上树毛主席，情况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庆霖，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下林小学的一名教员。他儿子李良模是1968年届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本县山区萩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12月20日，他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反映其儿子在下乡点遇到的生产、生活困难，主要是口粮、住房和钱的问题。这封信有1700余言，现择要摘录如下。信中说：“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吃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整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里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但第二年，国家停止了知青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放，知青“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在每一个头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李庆霖在对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表示“完全拥护”后，建议：“对孩子上山下乡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同时，信中还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在知青招工中的一些“走后门”现象等不正之风，表示出对上山下乡过程中一些问题的忧虑和牢骚。李庆霖说：“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依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这么一来，就单剩下了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
正是在此前后，其他一些地方的知青随着对实际生活的不如意，“回城光荣”的思想开始滋长，各地均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有背景、有关系的知青在参军、招工、招干中“拉关系”、“走后门”问题，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开始泛滥抬头。自此，“神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遇到现实问题的严峻“挑战”。广大知青自50年代以来那种“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革命热情和激情，退却了。与此同时，一些本来被认为是“根红苗正”的普通家庭出身的知青，面对回城无计、走后门无望的状况，也变得浮躁和“桀骜不训”起来。于是，在70年代中，各地知青均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如偷窃、群殴、赌博、流窜、淫乱等荒唐行为。其中的“偷窃”，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跳丰收舞”。即：一个或几个知青，在秋收后，到田间或农民家里，“明拿暗抢”粮食、蔬菜、水果、家禽等农副产品，供自己享用或分享。同时，他们并不把这种行为看作不光彩的“偷盗”行为，反而认为很正常并得意洋洋、津津乐道……
一些知情的不良行为，给当地的社会秩序、日常生活带来一定混乱，也极大破坏了知青和上山下乡的声誉，致使一些地区的知青同当地农民、干部的关系紧张起来。一些集中安置地区的干部、群众，从起初对知青热烈欢迎，变为现在存有看法，并开始对其敬而远之。
在这种情况下，李庆霖给毛泽东的“千言书”，为党和国家调整知青政策提供了契机。这封信，经多方周转，终于到达毛泽东手中。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类似事件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庆霖的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使毛泽东、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真实地了解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开始着手解决。
毛泽东复信后，周恩来便受毛泽东的委托，很快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精神及具体的“统筹解决”办法。5月，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形成了《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让各省讨论。
6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1973年第21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随同下发的还有“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认真组织有关部门宣读学习，结合本地知青工作实际进行研究讨论，并拟在6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派2人到中央汇报和解决有关问题。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省市区讨论研究的基础上，7月，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出一些“统筹解决”的具体办法，24日形成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8月4日，中共中央以30号文件形式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各地“严格全面地（对知青问题）进行检查，抓紧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为了管理好知识青年插队工作，省、州、县都成立专门的机构—知青办，负责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各知识青年所在的单位和系统也派出了干部任联络员，统一修建了知青点，安排知识青年集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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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早，我们借了生产队的几辆毛驴车，到广河县知青办拉生产和生活用品，到了县知青办，工作人员黄兰为我们发了背篼、铁锨、镐头等生产用具和锅、案板、蒸笼、水桶等生活用品。并核发了粮油供应证，当时政策规定，知识青年插队第一年，每人每月供应45斤面粉、四两菜子油和每月十二元的生活费。从第二年开始自己挣工分养活自己。这样我们每月县城到县粮食局买面粉和食用油。
一开始，因还没有准备好炊具，生产队里就派我们到各社员家轮流吃饭。一个星期后，我们自己开灶了，每个人轮流做一个星期的饭。刚开始不会做，过了一段时间就会了。
我们知青点原来是一个安排女知青的点，因女知青在山区生活不方便，就把这个知青点变成男知青点了，女的们全都安排在沿川一带的知青点里。
作息一般是天刚亮就起来打早班，然后是到9点左右休息吃早饭，主要是素炒洋芋菜加馒头。吃过早饭后上中班，一直干到下午2点左右休息吃晌午，晌午一般是吃馒头喝点水。吃过晌午后劳动到天黑才收工吃晚饭，平常是一锅饭的洋芋面条，吃了不久就感觉饿。
第一年，因为面粉供应，还能凑合着够吃。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饭量很大，加之没有油水，缺少蔬菜，光吃面，还又存在着一定的浪费，45斤面粉20天就基本吃完了。这时就得提前借吃下个月份的供应面粉了，前吃后不得，“有了一顿，没有挈棍”，没有做到细水长流，仅从这一点来说，大锅饭吃不得，这种体制也行不通。面吃完了，各想各的办法，有的回家，有的借着吃。当时的农民们粮食也非常的紧张，不够吃，借面粉很困难。为此，每次回家，爸爸和妈妈都要给我带当时稀缺的大米和炒点熟面（把面粉放在锅里炒熟），怕我挨饿。在吃不上饭的时候，煮上一点白米饭，上面洒点白糖，或拌上一碗炒面，一顿饭就这样解决了。
做饭用的柴草要知青们自己去找，有时干柴烧完了，就用新砍的树枝，当时很多人认为湿柴不燃烧，做不成饭。我们点的冯柏林通过摸索，总结了一个烧湿柴的办法，就是先用干草把火烧着，然后再把湿柴放在干草上面烧着，只要把湿柴点着了，不管是怎样湿的柴，只能越烧越旺。
第二年开始，由于按每个人的劳动情况分口粮，加之一块吃矛盾很多，这样就每个人分开单独吃饭了。把原来知青点灶上的灶具也分了，每个人从家里带来了小锅、菜刀、面盆等简易的灶具。住宿也随之分开了，我和另外一名知青住在一起。床是用皮板搭起来的，冬天没有取暖的东西，非常冷，刚睡下的时候冻的睡不着，蜷缩在被子里捂上好大一阵子，才觉得有点暖意，慢慢的不冷了。
农民们为了多得到一点草，收麦子时采取连根拔的办法，而麦子根上的土无论如何也抖不干净，碾后麦子里残杂着很多土粒，非要用水洗不可。洗后在床单等上晒干，之后用驴驮到距知青点十多里地方去磨面。1977年秋季，细雨绵绵，吃的面完了，但是天还是不见晴。开始借着吃，后来面也借不上了，等到天晴把麦子洗好晒干面磨回来时，已两天多好好的没吃东西了。急忙把饭做好后盛到碗里吃时，只觉得心里发慌，大汗淋漓，手颤抖的非常厉害，狼吞虎咽的把饭吃完后，状况才有所好转，从此我就落下了手抖的毛病，在饥饿时更加严重。这也使我养成了不浪费吃的东西的习惯，如果吃饭有剩下的，哪怕是不愿吃或吃饱后也要坚持吃完。在1978年青黄不接的季节，我们的粮又断了，生产队的仓库里也没有粮食，只剩下播种时拌上“六六六粉”（一种杀虫药，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的小麦种子，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只好拿出去用筛子漂在水中洗了洗，磨回面来做饭，吃饭是还带有一股浓烈的“六六六粉”味。
有一次，我们知青点又断粮了，从早饭到中午饭都没有吃，饿的实在不行了。我到了董家河小学，马正林在那所小学聘用为教师，自己做饭吃，条件相对来说好一点。他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吃。他就拿出自己烙的饼子，我吃了一个饼子后才感到舒服了好多。在某种意义上说，饿也是一种财富。如果一个人一生没有挨过饿，那时很大的遗憾，比没吃过燕窝鱼翅还遗憾。“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
知识青年们初到农村时，和农民关系一般都很好。后来知青们吃不上饭就向农民借，借了不归还，有时还采取偷的手法，如洋芋、玉米棒、青蚕豆等，甚至有的知青点上竟然偷鸡，引起了农民的极大反感，加之个别知青好逸恶劳，到处流浪，不好好的干活，相互打架，更加加剧了知青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有一段时间，我一到晚上，什么也看不见，但到了白天又好好的。到医院一检查，原因是由于营养不良，身体缺乏维生素A，因而视网膜上的视紫质减少所引起的一种病，症状是在夜间光线不充足的地方视力很差或完全不能看见东西。有的地区叫“雀盲眼”。吃了几瓶“鱼肝油”后也就慢慢的好了。可能是由于遗传的因素吧，我的眼睛这时也慢慢的发生了近视，看远处的东西不太清晰。
而土地主要在山上，劳动主要是用瘠背来背，冬天往地里背粪，夏天则背麦捆子到场，常常两个肩膀被绳勒得红肿。为此外奶奶给了我一件旧毼褂（一种用手工织成的羊毛衣料，粗而厚时，常用来缝制上衣，俗称毼褂），背粪穿在身上，既减轻了背篼绳对肩膀勒割，又干净卫生（进入夏季后，牛粪很稀，出牛圈时常常牛粪漏出背篼沾在人身上）。劳动采用工分制，劳动一天，记一个工。而大部分的劳动采用计件工分制，如往地里背十趟粪，记一分，拔麦子时十个麦捆子记一分，往麦场里背麦摞（一麦摞有十个麦捆）根据远近记分。一年下来，能挣三百多个工分就已经很多了，而每个分值是一角三分左右。分粮是人头一半，工分占一半，每个人平均分原粮350斤，洋芋按三斤折一斤粮食计算，一个人所挣的工分价值还不够一个人所分的粮食价值，这样常常还要为生产队交钱。
1976年的秋天，生产队为了多种经营，增加收入，在我们知青点前面的一片地里种了蒜苗。生产队让我负责看管，主要是防止羊吃和人挖。我坐在地边，边看地里的蒜苗边看书，觉的惬意而轻松，这一年的整个冬天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年春天，队里买来100多只小鸭子，还是让我负责饲养。不管刮风下雨，我每天准时到鸭圈，鸭子们听见我的脚步声，就唧唧喳喳乱叫，急不可待的等着我来开门，门一打开，就摇头摆尾、争先恐后的向河边奔去，沐浴洗澡。然后我赶着小鸭子到水草茂密的河边或小虫较多的草滩去觅食。我只要“呦、呦、呦、呦”的喊几声，小鸭子都向我围拢过来，从不乱跑。晚上回去时，鸭子们吃的大腹便便，路也走不快了，慢条斯理的涣涣而行。小鸭子一天天的长大了，还有的开始下蛋，每天能拾回不少的鸭蛋呢。后来因收入不理想，把这批鸭子卖掉后就再没有养。
每到冬季，各级政府都要组织声势浩大的“农业学大寨”活动，进行平田整地，手工“修理地球”，简称“大干”。一般是把一个生产大队的劳力集合在一起，有时也把一个公社或一个县的人员集合在一块干活。天蒙蒙亮，就起床，带上干粮（头一天晚上准备的馒头），在凛冽的寒风中开始一天的劳动。根据干活的难易程度，每个人都分了任务，早干完早收工。几个人为一组，刨的刨，铲的铲，用架子车推的推。一镐头下去，震的虎口出血，而地上只留下一个白点。实在没办法，就用炸药炸。休息时啃点带冰渣的馒头。有时太累了，就盼望着下雪下雨，这样能休息几天，还谑称“下雨天是庄稼人的星期天”。在劳动中，还引用了“水拉工”原理，就是在有水的地方搞平田整地时，先在下游作好围堰，形成池子。然后把水放入，同时把土大量的抛入水流中，利用水的冲力，把泥浆带入池中，等池中的水干枯后，地也就造好了，省事省力。
1976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了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而当时全国农村基本上还是以手工作业为主，绝大部分农村都不通电，也没有拖拉机等机械，显然这个口号有违背了可观现实，形成了新的“跃进”计划。那年县上给董家河村调拨了一台粗制滥造的电动碾场机，放在那里装门面。
1977年3月的一天，虽然时节已到春季，但天气还是非常的冷。我们到曾家山顶上修一条通往董家河大队部分村庄公路，知青中只有我一个参加。山高风大，没有挡风的地方，寒风聚积夹杂着雪沙，直往人的脸上扑，脖子里钻，既疼又冻，使我瑟瑟发抖。因离知青点远，不能取衣服，看到农民们也在坚持，自己先回去影响不好，只好咬着牙，劳动一会，到避风处躲一会，等到收工时再回家。从插队第二年开始，知青们一是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二是逃避生产队的繁重劳动，经常回家。我因为那是家在甲滩农场，到了大西滩还要走近二十里路才能到家，所以很少回家，常常一个人在知青点里蹲守，到了夜晚夜深人静的时候，感到非常的孤独，有时候也有一点莫名其妙的恐惧。
俗话说的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到俭者难。劳动的艰辛，生活的简陋，文化生活也非常单调。县知青办给每个知青点订了一份报纸外，我们宿舍的秦永林从家里带来了一架收音机，闲暇之余大家围坐在一起，听新闻和文革时期的歌曲音乐。大家也学会了在知青中广为流传的很多悲怆凄凉的知青歌曲，如《寒风吹破窗户纸》、《异乡寒夜曲》《再见吧亲人》等，一有时间，哼的哼，唱的唱，越唱越悲观。如果知道那里放映电影，跑十多里的路去看，来回五六个小时。有时也用打扑克的方式来消磨时间，打发时光。
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一批知青的典型进行了无限的扩大宣传，如邢燕子、侯奚等，这些人心里恨不得马上回城，外表上却整天高喊“扎根农村闹革命”，实际上这些人都被宣传工具利用了，变成了“人质”，说着口是心非的大话，表演冠冕堂皇的假象。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历史转折点，也是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重大转折点。从那时起，尤其是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人们开始理智地审视过去走过的历史道路，包括重新认识上山下乡运动。
李先念副总理认为：文革以来，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先后花了60多亿元，买了“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但因当时亟需保持社会稳定，中央政治局确定知青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继续鼓励支持知青安心农村，有步骤、有计划、稳而不乱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具体对策是：国营农场的知青要基本稳定不动，对插队知青调离农村的条件进一步放宽。
知青生活困难也尤为突出。他们下乡初期，口粮、食油由国家负责供应一年，以后生活自理，一切开销要靠自己劳动所得维持。据1973年调查，全国在农村插队的400多万知青，生活能自给或自给有余者，约为34%；生活大部分能自给的（伙食自给，穿用靠父母补贴），约为35%；生活不能自给的，约为31%。
70年代初，我国经济情况稍有好转，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中央确定从上山下乡早、表现好的知青中，招一些人进工厂、学校、部队，但指标有限，“僧多粥少”。于是，成千上万的知青和家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刮起“走后门”之风。尽管中央高度重视，严厉批评和制止。但一部分知青毕竟通过这种方式离开了农村，最终返回了城市。据统计，到“文革”结束时，先后有736万多知青进厂、参军、升学，接近知青总数的一半。这些离乡返城的知青主要集中在七十年代初，仅1973年就达100万人以上。
原以为国营农场知青集中管理，条件好，问题少，故而采取“稳”农场、“放”农村的策略。殊不知，农村插队知青人数虽多，但因为分布范围广，历年招工、招生、征兵的指标多，返城的机会相应也多。而国营农场招工、招生、征兵的指标历来较少，返城的人数远远低于农村插队知青，两者差距很大，引起兵团和农场知青的不满。加之，联系到婚姻、恋爱、生活艰苦、探亲路远等因素，不满情绪更大。兵团和农场知青迅即利用集体居住、人数集中、联系方便等有利条件，飞速组织起来，研究对策，开始行动。于是，云南、新疆、黑龙江等垦区的知青游行、请愿、示威、罢工和冲击政府机关等事件相继发生，形成了席卷全国的返城上访大浪潮。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标志着历时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从1979年开始，再没有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陆续的安置知青返回了城市，安排了工作。
知青返城浪潮声势浩大，严重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深感震惊。1979年8月17日，在京紧急召开部分省、市知青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会议开了半个月，30日才结束。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力表彰知青先进典型，表扬他们为中国青年找到了方向，促进了社会风气进步……。原希望通过表彰先进，鼓励知识青年“扎根农村”，遏制汹涌的返城大潮。然而，会后知青返城浪潮势头有增无减。原先全国在乡知青尚有502万人，1980年6月只剩150万人，而且返城势头还在继续发展。
中央书记再次进行专题研究，万里副总理表示：“以后不要再提倡上山下乡了。”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学者也大胆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表明，农业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让农村多余劳动力从土地中分离出来，逐步走城市化道路，这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中，我们一方面发动城市知青上山下乡，一方面又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显然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实际也挡不住这一时代潮流。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央书记处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从当年（1980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一律作为待业青年，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安排。从此，建国后倡导了近30年之久的政治方向——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1976年是我们国家历史上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在东北地区发生了极其罕见的自然奇观：四月在吉林省降落了一次大范围的陨石雨。一颗陨星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并在吉林市郊区上空爆炸。陨石雨散落的范围约有五百多平方公里，其中有三块陨石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一千七百七十公斤，大大超过现存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病榻上的毛泽东得知这条消息后，他让工作人员搀扶着走到窗前，久久凝望那黄昏笼罩的天际，陷入深深的思索。他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的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比如，天上掉下大石头（流星），就是要死人了。小说《三国演义》里就有不少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并不会相信古人所谓“天人感应”那类神话。但他大概也由此想到了“死”《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76年7月28日发生了前所未有的7.8级唐山大地震，这是迄今为止400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的地壳中猛然爆炸，强烈的摇撼中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顷刻间被夷为平地。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在100亿元以上。
在这一年之内，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开国领袖相继而去。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在“四人帮”的压制下，悼念活动草草进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4月4日，丙辰清明。连日来，从全国各地汇集到首都的上百万群众走上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周恩来和缅怀革命先烈的活动，愤怒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草坪围栏上面，苍松翠柏枝头，摆满了花圈，挂满了悼念总理的洁白花朵。“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万众传抄的一首首诗词像匕首和投枪，直刺向“四人帮”。但是，这个活动在4月5日却遭到“四人帮”的镇压。7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突然病逝。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举国致哀，我们在公社里参加了全国统一的追悼会，大家胸前戴着小白花，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沉痛悼念一代伟人。知识青年们为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担忧惆怅，大家常常为此关注，并议论纷纷。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叶剑英等老帅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当天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还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永远保存毛泽东的遗体，在北京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等事项。十月下旬，华国锋的标准像印发各地张贴，我们到公社里参加了敬迎华国锋标准画像的仪式。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文艺舞台上出现了原来被禁演的曲目，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很多久违了东西，如歌曲《洪湖水，浪打浪》，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一大批老电影。1977年，大西滩农场派放映员携带3.75毫米的放映机来知青点慰问，由于没有电源，还把发电机也带来了。在文化生活相当匮乏，娱乐活动单调的偏僻山区，那几天我们知青点象过节一样热闹，一部片子反复播放，大家百看不厌。
1977年恢复高考时，曾打算考一下，后来因条件限制，没有找到书和学习资料以及辅导老师，就茫然放弃了，后来觉得非常懊悔，不管考上考不上，应该试一试。
1978年11月23日，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艰苦磨炼，我录取到县上某单位工作。在转户粮关系时也遇到了一点麻烦，按照规定，在新粮已经分配的情况下，每个人要交半年的粮食，共200斤。在安建忠的帮助下，我把生产队分配的粮食洗净凉干，连同简单的行李用毛驴车拉到县上，其他东西都留给了安建忠使用。在交粮食时，粮站嫌麦子太湿不收，在没有晒粮的被单的情况下，求人在粮站的晒台上晒了两天后方合格收仓。
在第二次插队的近千个日子里，我自觉的接受锻炼，积极劳动，从不矿工，虚心向农民们学习，和农民打成一片，严格要求自己，得到了大家的一直称赞和好评，也得到了群众的广泛信任，以至于像看蒜苗地、养鸭子那样比较轻松的劳动交给我干，这充分说明了一个人诚信的重要性。
通过插队，我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和锤炼，体验到了生活的艰难，磨练了顽强意志，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为今后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促成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和平演变这样的宏观战略动机，也有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实际考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骚动一时的红卫兵运动，稳定了城市。发生在41年前的城镇居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积极的一面。一方面缓解了城市就业困难，支援了农业建设，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使知识青年本身得到了锻炼。从另一个角度讲，上山下乡使他们更早地投身了社会，受到了磨炼，增长才干，体验了民间的疾苦。由于有这段经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成为了社会的精英，据统计2012年新一届省级党委、政府班子中，有知青经历的就有78人,甘肃13名常委有6人曾是知青。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有插队经历的就有五名。我相信这批有着插队经历的精英们在治国安邦的道路上做的更好，因为他们的身上不但有代表着城市的干部、工人的烙印，也有着代表农村的农民的烙印，艰苦恶劣的农村环境不但锻造了他们坚强的意志和适应力，也加深了他们对基层生活、底层疾苦的了解，更懂得中国农民的真实想法，更易亲近百姓，务实做事，而成长的经历更是中国经历着巨大变化的年代，熟悉中国各阶层的现状，这些造就了他们思想正确性、工作上的敬业性和行动上的急迫性。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青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绐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影响，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花费了大量经费。回首往事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那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成为历史。虽然它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是一次不成功的探索和尝试，但作为历史，它仍然留给人们许多宝贵的东西。
知识青年插队的时间少则两三年，多的四五年，除个别的外，最后由国家统一进行了分配，绝大部分被分配到国营企业，如供销社、运输公司等和一些大企业。刚开始各方面待遇还可以，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加上国有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效益明显降低，职工的工资发不出或企业倒闭。勉强维持下来的企业在新世纪开始的改制中，除垄断企业外，大部分都被改制，因知识青年这群人年龄已大，改制后的企业不愿聘用，全部下岗或买断工龄另谋职业，处境一般都不太好，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今天我们重新翻开这一页历史加以剖析，回过头来冷静的加以反思，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但历史是公正的，后人自然会对这段历史做出客观的评价。
我在农村两次落户，度过了九年的生活，其中包括全家到农村落户的六年和到农村插队的三年。这九年既有说不完的艰辛和损失，也有很多的快乐和收获。这九年对我来说，正值学习成长期，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对学习的耽搁，浪费了学习知识的大好时光，至今仍然感到先天不足，文化课基础不扎实，在遣词造句上不能得心应手。而农村生活也培养了我吃苦爱劳、坚忍不拔的意志，使我在人生的征途上甩开羁绊，奋勇向前，一步一个脚印的攀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