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0年7月，安徽省铜陵市主城区铜官山区试点撤销了全区6个街道办事处，将原49个社区合并为18个大社区，社区事务实行居民自我管理。随后，整个铜陵市全面撤销街道办，铜陵市也因此成为我国第一个全部撤销街道办的地级市。2011年7月底，铜官山区被民政部列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其改革模式也被总结为“铜陵模式”。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副司长王金华表示，街道只是个“二传手”，撤销街道办是一个趋势。也有些人认为街道是重要的沟通桥梁和纽带，不宜撤销。那么，街道办该不该撤销呢？街道办撤销后又该用何种模式来替代呢？既然撤销街道办是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新举措提出来的，那么就要分析街道办存在哪些问题，撤销街道办对消除这些问题又有多大功效呢？
街道办的设立发端于1954年，《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规定：十万人口以上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应当设立街道办事处；十万人口以下五万人口以上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如果工作确实需要，也可以设立街道办事处；五万人口以下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一般地不设立街道办事处。这是街道办作为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一级机构的开始。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中国城市基本形成“二三四”的管理模式，即两级（市、区）政府、三级（市、区、办事处）管理、四级（市、区、办事处、社区）网络。其实，目前街道办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作负荷过重，导致职能膨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尾大不掉等弊端。基层政府素来有一句话:“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一般街道办承担的职能有100余项，从党群工作、内部行政管理到居民的生老病死都与街道密切相关，街道不堪重负。在现行体制下，一个市就有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由于管理层次比较多，人、财、物到街道这个层级基本就下不去了，大都被截留在街道以上了，社区的很多工作很难有效展开。同时，街道和社区的很多功能重合，遇到问题就会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出现，使不少问题不能得到具体落实。这些是街道需要改革的原因。
其实，街道办事处所存在的问题也反映了整个“二三四”管理体制的不顺畅，我认为如果单纯撤销街道办，而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和全盘的“顶层设计”只是隔靴搔痒，甚至会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事实上，街道办撤销后发生反弹是有先例可查的。早在2002年3月，南京市白下区就曾进行过街道体制改革的尝试。当时，近50年历史的淮海路街道办被撤销，成为全国首个由街道办改社区的试点。然而在之后改革深入过程中，却遭遇重重阻力。2009年，白下区进行行政区域调整，淮海路社区被重新划归五老村街道，回到试点前的状态。撤销街道办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可以减少管理层级，这个改革有其必然性，也符合当前形势，但重要的是在居民自治模式尚不成熟的今天，在整个管理体制不畅的架构里，撤销街道办无疑存在极大的隐忧。下面以铜陵模式来分析一下街道办撤销后的实效及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改革才能更好地进行社会管理。
铜陵市改革后，街道原有的经济发展、城管执法等主体职能收归区级职能部门，而社会管理、服务事务等职能全部下放到了社区。经费也得以向社区倾斜。在改革前，铜官山区每个小社区工作经费只有3万元左右，改革后每个社区工作经费在30万元—65万元不等。上图为改革的具体措施。铜陵模式存在如下一些问题：（1）人员安置：社区是居民自治组织，强调的是居民自治；而街道办是政府的派出机构，两者有本质区别。如果将一批公务员空降到社区自治组织，行使原来街道的职能，其合法性有待考究，且如果只是简单地将街道职能下放到社区，那只是权力的平行移动。（2）效率问题：撤销街道后整合的新社区也设置了社区党工委、社区服务中心等多个机构，等于给原来的社区居委会叠床架屋，其成效有待观察。（3）复制问题：铜陵市是我国规模最小的地级市，就算该模式成功，也未必能在其他城市推广。
我国行政管理层级过多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仅在街区体制改革，还体现在诸如省直管县改革等。但改革并不是简单的机构增减，任何一个制度安排都需要统筹全局、联系实际。从最终目标来讲，无论撤不撤街道办，关键要厘清政府管理服务和居民自治的边界和关系，通过明确管理职能、工作程序和办事规程，合理划分基层行政管理和服务机构的职责权限。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很难靠某个街道、社区、部门的力量来完成，因此必须创新社会管理方式。首先要推动街道社会管理的理念创新，树立服务意识；其次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第三要创新街道社会管理的方式，如努力建设三级平台（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中心、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及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整合三支队伍（社区工作人员、公益性岗位人员、志愿者队伍），着力完善五大体系（完善流动人口以房管人体系、完善弱势群体救助救济体系、完善特殊人群帮教管控体系、完善党员群众便民服务体系、完善重点区域信访维稳体系）；最后要保证街道权责对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