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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清小说的很多作品早在两个世纪前就传入东西方各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东西方文学的发展。世界各大图书馆都分别珍藏着中国明清小说的珍贵版本,这可由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郑振铎先生的《巴黎国家图书馆之中国小说与戏曲》、柳存仁先生的《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以及苏联学者孟列夫和李福清的《长篇小说〈红楼梦〉的无名抄本》等论著中得知其概况。
本文拟按时代顺序扼要介绍明清小说名著在国外流传、翻译、研究、影响等方面的情况。
《三国演义》
我国古典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长期以来,不但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 而且在国际文坛上有广泛影响, 在世界人民心中有极高的地位。《英国大百科全书》在介绍中国文学条目中,称《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并认为《三国演义》是14世纪出现的一部“广泛批评社会的小说”。纽约大学中文系教授莫斯·罗伯茨在为他的译本《三国:中国的壮丽戏剧》所作的“导言”中写道:“如果说莎士比亚是把英国的编年史编成了戏剧,那么,罗贯中则是把流传于中国几个世纪之久的许多故事组织成了一部高超的、包罗万象的演义小说。”他并认为《三国演义》成书早在几百年之前,其中的人物和故事之所以一直在中国人民中间流传不衰,是因为这些人物和故事所表现的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英国学人斯坦特在他的节译本《孔明的一生》的《序言》中说:“中国自古以来的官吏和将领很少有像孔明这样普遍被崇敬的人物,他聪明,忠实,勇敢,机智,他的名字成为优良品德的代称;他初出茅庐,就在博望坡对夏侯惇一战中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建立起极高的威信,他的军事识见一直到今天仍具有参考价值。”《三国演义》俄译本译者、前苏联汉学家帕纳秀克教授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真正的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并说:《三国演义》“在表现中国人民艺术天才的许多长篇小说中占有卓越的地位,是最普及的作品之一。不论成年人或刚刚有阅读能力的少年都怀有极大的兴趣阅读它”。在前苏联,几乎每个图书馆或爱好中国文学作品的人家里,都有《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日本大百科全书有小川环树教授撰写的《三国演义》专门辞条,对《三国演义》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价, 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小说中最优秀的代表作品。 日译本《三国志》译者,日本学者吉川英治在他的译本《三国志》之《序言》中写道:“《三国演义》结构之宏伟与人物活动地域舞台之广大, 世界古典小说均无与伦比。其登场人物数以千百计。其描写笔调或华丽豪壮,或哀婉凄切, 或悲愤慷慨, 或幽默夸张, 读来令人趣味横生, 不禁拍案三叹!”
《三国演义》原书在世界最早流传的国家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流传至今的《三国演义》最早的外文译本,是日本学者湖南文山的日译本,题为《通俗三国志》,共分五十卷,日本元禄二——五年(1689—1692)刊行。日本编译的最早插图本《绘本三国志》,由著名画家葛饰北斋绘图,出版于天保七——十二年(1836—1841)。今天,《三国演义》在日本流传的不同译本,共有二十余种之多。其中著名的如:1929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翻译出版的《三国志》,分上下两册,列为“物语支那史大系”第4、5卷;小川环树与金田纯一郎合译《三国志》,1953—1973年由岩波书店出版,共十册,为《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全译本;《三国志演义》,立间祥介译,奥野信太郎、小野忍、增田涉、松枝茂夫、仓石武四郎监修,为一百二十回全译本,1958年平凡社出版,共两卷,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全集”;《定本三国志》,柴田天马译,修道社出版,为一百二十回全译本,此译本比较注重原书诗词歌赋的翻译。
《三国演义》约于18世纪中期在越南开始流传,当时越南许多文人墨客为《三国》中的英雄人物赋诗作画,其中越南著名诗人吴时仕(1726—1780)为《三国》人物所赋诗作最为有名。1908年以来,越南除有多种《三国》译本外,还有改编本,今存有喃字观文堂藏版改编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传入朝鲜的时间更早,《李朝实录·宣祖卷三·宣祖三年(1569)六月》就有关于张飞、赤壁之战的文字记载。16世纪朝鲜学者李瀷所撰《星湖僿谈》亦云:“《三国演义》,在今印出广布,家户诵读,试场之中举而为题,前后相续……。”于此可见16、17世纪时期 《三国演义》在朝鲜已盛行。 据朝鲜当代学者朴晟义推断,《三国演义》朝译文,1600年左右已有不止一种译本出现,可惜这些译文均已失传。 《三国演义》对蒙古文学影响也不小,如蒙古第一部历史小说《青史演义》就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在东南亚,泰国最早的《三国演义》译本, 大约1802年译出,译者是1805年去世的泰籍华人乃汉,1865年出版。老挝文译本《三国演义》 出版于1978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馆、荷兰莱顿市大学图书馆均藏有马来文译本《三国演义》,此书1983—1985年巴塔维亚出版,共十二册。新加坡1889年还出版过《三国演义》的马来文节译本。
近年来日本又出版了连环画册《三国演义》,多达五十六集,深受日本老少读者欢迎, 此画册由日本著名漫画家横山光辉先生绘制,印数已逾千万册。 日本近年还播出《三国演义》木偶电视剧,引起观众极大兴趣。
《三国演义》在西方的流传要比朝鲜、日本晚近一个世纪。西方最早的《三国演义》片断译文,是汤姆斯所译《著名丞相董卓之死》,载1820年《亚洲杂志》第1辑卷10及1821年版《亚洲杂志》第一辑卷11。内容是《三国演义》第一回至第九回的节译。1829年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爵士译著的《汉文诗解》一书,译有《三国演义》中咏史诗若干首。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所译《三国演义》的片段译文,收入翟氏专著《历史的中国与其他概述》(1882年版)一书。卜舫济(霍克斯·波特)译《三国选》,载《亚东杂志》创刊号(1902)。内容是《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第四十一回及第四十六回的节译。西方唯一的《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全译本是邓罗(布鲁威特—泰勒) 的英译《三国志演义》,1925年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共二卷。法文片断译文,最早由法国著名翻译家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译,题为《董卓之死》, 附入1834年巴黎穆塔迪埃出版社出版的朱利安译《赵氏孤儿》一书。西贡文学院严全教授与远东法文学院路易·里克教授合译的《三国》(四卷本), 由西贡印度支那研究学会出版。此书译至《三国演义》第六十回为止,译文较忠实原著,列入“联合国代表著作集: 中国部分”。德文片段译文,由德国汉学家格罗贝(1816—1884)译,载《北京东方学会杂志》1894年第4期,内容为选译第91回“祭泸水汉相班师”的段落,题作《祭祀死人的仪礼》。汉斯·鲁德尔斯贝尔格译《专权的董卓与美女貂蝉的故事》,收入其编译的《中国小说》一书的第一卷。此书1914年由莱比锡岛社出版,共二卷。德文译本《三国志:中国小说》,由德国著名汉学家弗郎茨·库恩译,1940年柏林出版,内容为《三国演义》的前三十八回的故事。库恩此译本由哥罗内转译为荷兰文, 1943年由乌德勒支波罗纳出版社出版。1879—1882年在上海出版的由意大利著名汉学家晁德莅译著的拉丁文与中文对照五卷本《中国文化教程》第一卷,收有晁德莅翻译的《三国演义》十二回的译文,总题为《三国志》。
前苏联翻译研究《三国演义》是从50年代开始的,由帕纳秀克翻译注释的俄译本一百二十回《三国演义》出版后,前苏联还出版了爱沙尼亚文《三国演义》,是由俄译文转译的。东欧有波兰文《三国志》,是由娜塔丽娅·比莉根据邓罗的英译本《三国演义》节译的。
综上所述, 《三国演义》外文译本共计有英、法、德、意、拉丁、荷、俄、爱沙尼亚、波、日、蒙、朝、越、泰、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语种,这些译本与译文的出现, 对渴望了解中国小说的东西方各国人民, 无疑皆是极好的福音。
西方研究《三国演义》现在处于方兴未艾阶段, 为了推进《三国演义》研究的深化,西方学者呼吁必须有高水平的新译本出版。据悉,美国余国藩教授已准备将《三国演义》译为英文全译本,法国李治华教授亦准备译出《三国演义》法文全译本。这两位学者是《西游记》、《红楼梦》的英、法文新译本的译者,在国际文学界享有盛名。
西方研究《三国演义》的范围包括主题、人物、形象、结构, 版本源流、写作技巧等方面。关于主题的研究,有美国著名汉学家韩南的《早期中国短篇小说》及菲茨杰拉德的《作为颠覆力量的一部小说》等文。 韩南认为,“政治道德”显然是《三国演义》的“主要论题”。关于人物形象的研究,有罗伯特·鲁尔曼著《中国通俗小说与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爱德华·波特的博士论文《诸葛亮与蜀汉》、保罗·威廉·克罗尔的论文《曹操的肖像》等。鲁尔曼的文章提出,刘备、关羽、张飞为“情谊手足式的英雄人物”, 关羽是“综合性英雄”,诸葛亮是“书生型英雄”。 关于结构的研究,有美国学者李培德著《三国与水浒的叙事体模式》一文,此文认为《三国演义》的结构是“冲突——解决”模式。关于版本源流的研究,有韩南的《中国小说与戏剧的发展》一文,论述了《三国演义》从口头文学发展到长篇小说形成的过程。还有杨力宇著《作为三国志演义来源的三国志》,以及前苏联学者李福清著《中国的历史长篇小说与民间文学传统研究(三国故事的各种口头与书面材料)》,文中侧重研究《三国演义》与作为它前身的民间传说之间的关系。此外,美国1974年召开了普林斯顿中国叙事体文学讨论会,美国汉学家浦安迪的总结发言指出:这次会议的学术论文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叙事文学的研究,已由一般评论趋于理论化。他建议学者们今后要从六个方面再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六个方面是:中国叙事体文学的分类界限;传统的与独特的叙事体文学的类型划分;叙事体文学语言修辞形态的演进;叙事体文学结构的类型;人物性格的塑造;叙事体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联。
日本研究《三国演义》比较系统,涉及范围更广,并有一定的深度。 研究者均为日本著名汉学家。其论文有:盐谷温博士的《关于全像平话三国志》、小川环树教授的《毛宗岗与李笠翁批本三国演义》、立间祥介的《关于三国演义》和《论〈三国演义〉的七实三虚》、本田济的《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钵雅量的《三国演义的表现手法》,山本健吉的《三国演义的文学》,香坂顺一的《三国演义的语言》、高桥繁树的《三国杂剧与三国平话》、西野贞治的《三国演义的研究与资料》等等。
近年日本企业界掀起了研究《三国演义》的热潮,日本企业界认为:“人们之所以对《三国演义》推崇备至,视为珍品,就是因为书中有宝。在当今激烈的商业角逐中, 读读《三国演义》大有裨益。”城野宏编著的《三国志的人际关系学》、中野直祯撰写的《三国志的智慧》、松本一男所著《三国志的统率学》以及日本企业界专刊《愿望》月刊编辑出版的《三国志:商业学的宝库》专辑,这些书籍刊物风靡日本,商界人士争相购买。他们将《三国演义》作为必读之教科书,认为从中可以学习忠诚信誉、仁义、智慧、胆识、用才、战略战术等等,这些成功的经验可以推动日本企业界更加蓬勃的发展。
南朝鲜近年关于《三国演义》的研究论著有李庆善著《三国志演义中的英雄群像》, 此文着重分析小说中人物的特征。金时俊著《三国演义考》,文章是对《三国演义》的综合研究。另外,还有李庆善著《三国演义对韩国文学的影响》论文和李庆善所撰《三国演义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一书,1976年由汉城一志社出版。
《水浒传》
中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盛名,流传甚广。 世界各大百科全书及世界著名学者对于《水浒传》均有高度的评价。 例如:德国著名汉学家弗朗茨·库恩在他的德译本《水浒传》的“跋”文中说:“《水浒传》,它是讲屋外的、大地上的事情。从《水浒传》中可以看到我们理想当中的英雄人物,《水浒传》是民间的诗篇。《水浒传》对于研究中国的汉学家、历史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财产,而从文艺角度来说,一个文学家如果不知道《水浒传》这部作品,那将会成为笑柄。”日本学者笹川临风在他的日译本《水浒传》的“序言”中说:“《小浒传》的描写痛快淋漓,登场人物多种多样,场面也变化多端,真有云烟开阖、峰峦出没之妙。这部小说充满了传奇色彩,堪称千古奇文。”美国学者杰克逊在他的英译本《水浒》之“序言”中说:“《水浒传》又一次证明了人类灵魂的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水浒传》也可以作为人类本性反抗非正义现象的一个例证。”前苏联著名汉学家罗加乔夫在他的俄译本《水浒传》“跋”文中写道:“《水浒传》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文化遗产。《水浒传》俄译本的出版可以帮助前苏联读者开阔眼界,深入了解中国人民的历史。”法国1979年《快报》载文指出:“《水浒传》之于中国就像《三剑客》之于法国一样。中国人对水浒故事熟悉的程度,就像西方人熟悉亚当和夏娃的苹果,熟悉悉洛德的女儿、亨利第四的白翎饰。”越南翻译家罗辰在他的越译本《水浒传》之“序言”中讲道:“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无数卷珍贵的宝书,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当名列前茅。 《水浒》就像一颗珍珠, 它不但是中国人民的骄傲,而且也是整个亚洲人民的骄傲。”
《水浒传》原书早在三百多年前就流传到东西方各国,17世纪初期一位荷兰学者将他获得的《水浒传》的《插增本》残页,赠送给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 今称《牛津残页》。此残页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五回半《插增本》应属一个系统,这是最早的《水浒》简本。
《水浒传》在17世纪的江户时期就传入日本,对于日本通俗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明治以后直到今天,《水浒》在日本仍盛行不衰。《水浒传》最早的日文译本是日本著名学者冈岛冠山的 《通俗忠义水浒传》, 1757年出版。这是《水浒传》第一个日文百回全译本,也是世界最早的《水浒传》外文译本。这个译本是根据李卓吾批评本《忠义水浒传》译出的。日本著名中国通俗小说翻译家、研究家龙泽马琴的《新编水浒画传》,由龙泽马琴与高井兰山合作编译,葛饰北斋插图,为七十回译本,出版于1808—1814年。这个译本是根据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内容编译的。葛饰北斋为日本著名画家,他为这个译本所作宋江等四十个人物的单人全像及故事画多幅, 均能表现原作的精神,而画面又带有日本情调, 深受日本人民喜爱。 从江户中期至今, 《水浒传》的各种译本在日本不断出现,这无疑为日本学术界深入研究《水浒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例如,《国译忠义水浒全书》, 幸田露伴译,这是根据杨定见改编的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译出的, 列为 “国译汉文大成”文学部,1922年出版。笹川临风译《水浒传》,1939年东京改造社出版,这是七十回本《水浒传》的选译本,列为“世界大众文学名作选集”第10卷。村上知行译《水浒传》,1955—1956年由东京修道社出版,共九卷,为七十回全译本,这是根据新中国七十回本普及版翻译的,此译本收入“世界文学全集”别卷1、2。松枝茂夫编译的《水浒传》,是提供青少年阅读的选译本,1959—1960年由东京岩波书店出版。连环画册《水浒传》,共七册,由横山光辉绘制,1969—1972年株式会社潮出版社出版。吉川幸次郎与清水茂合译的《水浒传》,由岩波书店出版,这是根据内阁文库藏容与堂刊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百回本译出的,全书共十五册。此外,日本早在江户时期就出现了以《水浒传》为题材的各种改编本。如安永二年建部绫足写了《本朝水浒传》,天明三年出版了伊丹椿园著的《女水浒传》,宽政十一年出版了山东京传著的《忠臣水浒传》, 享和元年出版了佐佐木高吉著的《日本水浒传》等等。而龙泽马琴在1814—1842年期间写成的《南总里见八犬传》共98卷,一百零六册,是传奇式的长篇小说,书中的神奇写法以及惩恶扬善的精神都是受《水浒》的启发。日本从江户时期直到战后,根据《水浒传》改编的作品,多达十余种,可见《水浒传》对日本通俗文学的影响之深。《水浒传》在日本的影响,不限于文学作品,也超出了各种表演艺术范围,《水浒传》的侠义精神可以说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有深刻影响。
西方最早发表的《水浒传》的片段译文,是法国著名汉学家巴赞选自《水浒传》前六回中鲁智深的故事及第二十三回至三十一回中武松的故事,发表于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1850年第57期和1851年第58期。在《水浒传》的英译本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七十回全译本,书名《四海之内皆兄弟》,1933年由纽约约翰戴公司及伦敦梅休安出版社分别出书,共两卷。 美裔汉学家沙博理翻译的英译本《水浒传》,1980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1981年又由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及北京外文出版社联合再版。沙博理这一译本是《水浒传》英译本迄今为止唯一的百回全译本,此译本的出版受到中外学界的高度评价。德文译本《水浒传》较早的是德国汉学家阿尔贝特·埃伦施泰因翻译的七十回节译本,书名《强盗与士兵:中国小说》, 1927年在柏林出版。杰弗里·邓洛普曾将此德译本转译为英文,在西方有一定影响。德国著名汉学家弗朗茨·库恩翻译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节译本,书名《梁山泊的强盗》,1934年莱比锡出版,在西方也有较大的影响。意大利文译本《水浒传》及匈牙利文译本《水浒传》,都是根据库恩的德文译本转译的。捷克文译本与波兰文译本《水浒传》亦皆为节译本。意大利著名汉学家晁德莅译著的《中国文化教程》第1卷,有《水浒传》拉丁文的摘译文,即武松的故事。1978年法国巴黎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若克·达尔斯翻译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法文全译本,这部译著的问世轰动了法国文学界及汉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是1850年以来,西方出版的十多种《水浒传》外文译本中最受重视和欢迎的一种全译本,被誉为“世界巨著的一部代表译作”,选为法国1978年的“最佳读物”。 由于此译本译文精湛、优美,译者还荣获1978年度法兰西文学大奖。
前苏联翻译《水浒传》始于50年代。影响较大的是罗加乔夫所译《水浒传》(两卷本),1955年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再版。又,俄译文儿童读本《水浒传》,译者是李西查·谢布里亚科夫,1968年由前列宁格勒儿童文学出版社出版。
西方很多有见地的批评家指出, 《水浒传》属于司科特式的历史小说和大仲马式的武侠小说,它根植于中国土壤,虽然具有“武侠”性和冒险性,但它不是西方的“斗篷加长剑”的侦探小说,更不同于西班牙的骗子冒险故事,它是一部“奇异而又充满现实性的著作”。
国外学人关于《水浒传》的研究论著很多, 他们一般都对《水浒传》的艺术成就给予高度的赞扬,同时对《水浒传》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价值也都加以充分的肯定。
日本研究《水浒传》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如《水浒传》传入日本的时间、《水浒传》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关于日本训点木刻《水浒传》的考证、关于各种日译本《水浒传》译文的优劣得失,以及《水浒传》产生的背景和《水浒传》的思想、艺术、语言、版本、评点等等。对这些问题,日本汉学界都发表过许多文章,有的还曾展开过争论。其中的重要研究文章有青木正儿的《水浒传对日本文学的影响》,长泽规矩也的《江户时代〈水浒传〉的流行情况》,村上芳郎的《〈水浒〉嗜好者马琴》,小川环树的《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水浒传的文学》,相浦皋的《水浒传的语言》,木村英雄的《水浒传的背景》,白木直也的《和刻本〈水浒传〉的研究》,大内田三郎的《繁本与简本的关系》、《〈水浒传〉与〈金瓶梅〉》,松枝茂夫的《金圣叹的〈水浒传〉》,幸田露伴的《水浒传诸版本》,高岛俊南的《水浒传的世界》,宫崎市定的《水浒传:虚构与史实》,以及井坂锦江的《水浒传与中华民族》等。近年香坂顺一编辑的《〈水浒全传〉语汇索引》等资料工具书,亦颇具学术价值。
西方现代汉学家对《水浒传》的研究,侧重于探讨作品的思想意义、社会作用、结构技巧以及与西方传统小说的比较。如琼·切纽兹的《水浒传与近代社会的关联:它对19世纪和20世纪起义运动的影响》,菲茨杰拉德的《表现颠覆力量的中国小说》,杰克吴的《水浒的道德标准》,夏志清的《水浒的比较研究》,查尔斯·艾伯的《英语评论〈水浒传〉的考查》,王靖宇的《金圣叹》(此文主要研究金圣叹在《水浒》评论中的文学观点,指出金圣叹是中国白话文学运动的先导者),菲利普孙的《水浒传的煽动性艺术》,李培德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叙事体模式》,马幼垣的《梁山聚宝记》(此文对《水浒》的不同版本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探研)等。另外,捷克著名汉学家雅鲁斯拉夫·普什克的《水浒传及其作者》,也是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前苏联早期《水浒传》研究者是著名汉学家王西里,他在30年代写过一篇记述《水浒》小说中所表现的儒家思想的论文,但未发表,手稿现存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档案。苏联当代对于《水浒传》研究成绩斐然者,应属在列宁格勒任教的庞英博士,他的文学副博士论文题为《论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的创作过程》,另外还有《论施耐庵长篇小说〈水浒传〉的最初版本》等论文。苏联著名汉学家李福清在他的《中国长篇小说的形成》论文里,阐述了从《大宋宣和遗事》到英雄史诗《水浒传》进而到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的整个发展过程,揭示出《宣和遗事》的简略描写在《水浒传》中如何变成有血有肉的艺术刻画。
《西游记》
在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以前,唐僧取经故事早已远播国外,如朝鲜古代汉语教材《朴通事谚解》就介绍过《唐三藏西游记》话本中的“闹天宫”、“黄风怪”、“蜘蛛精”,“狮子怪”、“红孩儿怪”、“火焰山”等等故事情节,可见这些神魔故事不但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道,也为国外人民所爱重。
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理将《西游记》书名译为《猴》,这个译名在西方颇为通行。英国大百科全书介绍《西游记》时说:“16世纪中国作家吴承恩的作品《西游记》,即众所周知的被译为《猴》的这部书,是中国一部最珍贵的神奇小说。”德国迈耶大百科全书认为:“吴承恩撰写的幽默小说《西游记》,里面写到儒、释、道三教,包含着深刻的内容,它是一部寓有反抗封建统治意义的神话作品。”
《西游记》的外文译文,今知有英、法、德、意、西、俄、捷、罗、世界语、斯瓦希里语、日、朝、蒙、越等语种。
最早将《西游记》片段文字译成英文的是塞缪尔·伍德布里奇,他所译的小册子名为《金角龙王,皇帝游地府》。这是根据美国著名汉学家卫三畏编集的汉语读本小册子译出的,此英文小册子1895年由上海华北捷报社出版。英国学人、中国历史研究家沃纳译著的《中国神话与传说》一书的第十六章为介绍《西游记》的专章,题作《猴子如何成神》,此书1922年于伦敦出版。
《西游记》最早的英译本,为蒂莫西·理查德所译,书名《圣僧天国之行》,这是根据《西游证道书》本翻译的,1913年于上海出版。海沦·海斯翻译的英译本《西游记》,书名《佛教徒的天路历程:西游记》,为一百回选译本,1930年于伦敦、纽约分别出版,列入“东方知识丛书”。阿瑟·韦理译为《猴》的《西游记》之英译本,1942年由纽约艾伦与昂温公司出版,1943年由纽约约翰戴公司再版。这是根据上海亚东书局1927年排印本选译的。韦理在为此译本所作序言中说:“《西游记》是一部长篇神话小说,书中主角‘猴’是无可匹敌的, 它是荒诞与美的结合,猴所打乱的天宫世界,实际是反映着人间封建官僚的统治,这一点,在中国是一种公认的看法。”
《西游记》英文百回全译本,是美籍华裔学者、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余国藩经十余年锲而不舍的努力完成的,于1977年至1984年全部出齐,使整个英语世界的读者第一次得以欣赏《西游记》全貌的风采。英国利兹大学教授詹纳尔翻译的《大闹天宫:猴王历险记》,是一种为儿童阅读的选译本,它深受欧美广大青少年读者的欢迎。
《西游记》的法文片断译文,较早的是见于19世纪中叶西奥多·帕维译著的《故事与小说集》中的两篇译文,即第九回、第十回及第十一回唐僧出身和唐太宗还魂的故事。法国翻译家苏利埃·德莫朗翻译的《西游记》法译本,书名《猴与猪:神魔历险记》,是百回选译本,1924年于巴黎出版,路易·阿弗诺尔的法译本《西游记》,1957年于巴黎出版,二书在西方世界亦均有一定的影响。
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译著的《中国通俗小说》一书, 其中有四篇故事都是对《西游记》情节的综合译述,此书1914年于德国出版。约翰娜·赫茨费尔德翻译的德文选译本《西游记》, 1962年于德国出版,书中有译者所作注解,并附有《序言》,对吴承恩及其小说《西游记》作了详尽论述。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 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种《西游记》画册,书名《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王星北改编, 赵宏本、钱笑呆绘图,有英、法、德、意、西、世、斯等语种,流行甚广。
《西游记》在东方世界的流传和翻译要比西方世界早一个世纪。最早翻译《西游记》的东方文种是蒙文,翻译时间大约在18世纪初期。
朝鲜著名汉学家李周洪(笔名向破)翻译的《西游记》朝文全译本,书名《向破西游记》,1966年语文阁出版,共三卷,列入《中国古典文学选集6—8》。译者所作“题解”说:“朝鲜很早就流传着孙悟空的传说,《西游记》的人民性就在孙悟空的形象中表现出来。孙悟空机智、勇敢、正义、奋进,富于反抗精神,他的生动形象不但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愿望,也表达了全东洋人民的愿望。”越南文译本《西游记》,是根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排印本翻译的,译者是瑞定,1961年河内普通出版社出版, 为百回全译本。
日本著名小说家西田维则,远在江户时代的宝历八年(1758)就着手《通俗西游记》的翻译工作。这一工作经过三代人前后共七十四年的努力,到天保二年(1832)才告完成。由西田维则等人参加翻译的另一译本《绘本西游记》,是文化三年(1806)至天保八年(1837)完成的。这两种译本可以说是日本古代极其有影响的旧译本。现代日文译本《西游记》,约有三十余种之多。60年代之前,有宇野浩二译本、马馆芳夫译本、额母六幅选译本、安藤更生及小杉一雄译本、伊藤贵磨译本等。60年代,有太田辰夫、鸟居久靖合作译本。70年代,有君岛久子译本、和田武司与山谷弘之合作译本。 此外,《西游记》日文译本还有小野忍、佐藤春夫、奥野信太郎、鱼返善雄等著名汉学家翻译的全译或节译本。译本之外,又有西游故事的日文改编本多种,这里不备举。
国外对《西游记》的研究,也以日本汉学家的成绩较多,他们对小说的历史背景、成书经过、艺术描写、思想意义、语言特点、版本流传以及《西游记》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等方面,都有专门的研究,写出了许多专题论文,同时还编纂了有质量的参考资料,以推动《西游记》研究的深化与提高。诸如小川环树的《关于吴承恩改写的〈西游记〉》、波多野太郎的《西游记传奇序说》、内田道夫的《关于西游记的成书:以佛教故事为中心》、鸟居久靖的《东京所见〈西游记〉的诸种版本》、田中谦二与荒井健合作的《西游记的文学》、矶部彰的《关于元本西游记孙行者的形成:从猴行者到孙行者》,鸟居久靖的《西游记在我国的流行》、《西游记的研究论文目录》、《西游记所见歇后语考释》等。日本著名汉学家太田辰夫对于《西游记》的成书、版本诸问题的研究论文,大多发表于《神户外大论丛》。
西方学者研究《西游记》除采取传统研究方法外,多采用比较的方法,将《西游记》与西方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他们中影响较大的论著有柳存仁的《佛教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1962)、《西游记的原型》(《通报》51:1,1964)、《吴承恩传》(1967);温玲的《两部明代小说的新透视:西游记和西游补》;哈里特·戴伊的《关于猴与奥德赛的比较解说》(《东西文学》8:1,1964);《有关“探索”的神话和喜剧:从唐·吉诃德和哈克贝里·费恩看〈西游记〉》(1977,新加坡);浦安迪的《〈西游记〉和〈红楼梦〉的寓言》;杜德桥教授的专著《<西游记>:16世纪中国小说前史之研究》(1970年初版, 1979年再版)等。
前苏联汉学家关于《西游记》的研究著作,有罗加乔夫的遗著《吴承恩及其〈西游记〉》,1984年莫斯科出版。罗加乔夫认为,《西游记》属于“长篇小说——史诗”的类型,他给小说划分出三个结构层次,即叙述性的、说理性的及神秘主义的。前苏联学者中近年对《西游记》进行深入研究的是尼科里斯卡娅,她的学位论文题为《〈西游记〉中的现实与幻想》。
《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的作者,向有二说。一说认为是明代的许仲琳,其根据是日本内阁文库藏明舒载阳刊二十卷本卷之二题“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一说认为是明代道士陆西星,由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首先提出,澳籍汉学家柳存仁先生亦主此说。
《封神演义》最早的西文片段译文,是德国汉学家格鲁贝的德文选译文,收入其译著的《中国文学史》一书,此书1902年于莱比锡出版。《封神演义》德文全译本,由格鲁贝及赫·米勒合译,1912年莱登出版,1970年台北成文书局重印。卫礼贤的德文选译文《封神演义》,收入威廉的译著《中国神话故事》一书,1919年德国出版,此书1921年在纽约出版英文版。另外,英国汉学家倭讷的译著《中国的神话与传说》一书,收有《封神演义》英文选译文,此书1922年伦敦出版。日文全译本《封神演义》,1977年于东京出版,译者为木清道。
国外研究《封神演义》的论著,有柳存仁的《封神演义的佛教探源》(载1960—1961年《皇家亚洲学会志》(和《佛道二教对中国小说的影响,卷一:<封神演义>的作者》(1962年威斯巴登奥托拉索维茨出版), 后文详细论述《封神演义》的作者是活动于中国16世纪中期的道士陆西星。另有保罗·布雷斯特著《封神演义与沙赫纳姆之间的异同以及前者对波斯史诗之影响》(载1972年《亚洲民俗学研究》第31期第1号),此文指出,波斯民族史诗沙赫纳姆(即《御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故事是受《封神演义》中的神话与传说的影响。前苏联女汉学家包列夫斯卡娅有《〈封神演义〉的作者》、《封神演义中的信仰与反叛》及《罗懋登演义小说的文学渊源》等论文,在后一篇论文中,她以《三宝太监西洋记》和《封神演义》为例, 分析了16至17世纪中国长篇小说中的喜剧因素,认为这些因素有许多是从民间传说及笑话里吸收的,颇具学术价值。
《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的外文译文, 今知有英、德两种文字的选译。在英译文中,科普什译《褒姒:中国的克里奥帕特拉》(载1874年版《中国评论》)、卫三畏译《〈列国志〉第一回及第二回》(载1880年版《新英格兰人》)、赫特译《幽王的衰败》(载1892年版《中国评论》),皆为褒姒故事的选译。在德译文中,阿伦特译《美女褒》(载1873—1876年版《德国自然与东亚民族学会通报》Ⅱ)、库恩译《不笑的女子》(收入1941年版库恩译著《中国著名小说》一书),亦皆为褒姒故事的选译。
另外,阿伦特的英译文《太子友劝诫父亲吴王》(载1884—1885年版《中国评论》),为第八十二回中关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故事的选译。詹姆斯·莱格的英译文《伟大的弓箭手:养由基》(载1893年版《皇家亚洲学会报》45),为第五十八回中的神箭手养由基故事的选译。塞西尔·克莱门蒂的英译文《韩凭夫妻的故事》 (收入1904年牛津版《广州情歌》一书),为第九十四回的选译文,译者对故事里的“相思树”一语还特别作了说明。 又,利奥·格赖纳的德译文《〈列国志〉选译》(收入1913年柏林版格赖纳的译著《中国之夕》一书),包括七则故事,即:《孔夫子的出生》、《重耳与姜氏》、《张仪与外交大臣》、《音笛》、《龙女》、《友谊》、 《沉没的音乐》。
《金瓶梅》
国外研究《金瓶梅》已有很长的历史,日本从18世纪末、欧洲从19世纪中开始,就有不少学人注意《金瓶梅》的版本、翻译和介绍,这说明《金瓶梅》这部不朽名著不仅是中国文学的财富,也早已是世界文学的财富了。
美国大百科全书专条介绍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 它虽然写的是中国12世纪早期的故事,实际反映了中国16世纪末期整个社会各个等级人物的心理状态,宣扬了惩恶扬善的佛教观点,对中国16世纪社会生活和风俗作了生动而逼真的描绘。”法国大百科全书介绍说:“《金瓶梅》为中国16世纪的长篇通俗小说,它塑造人物很成功,在描写妇女的特点方面可谓独树一帜。全书将西门庆好色行为与整个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它在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日本大百科事典对《金瓶梅》的介绍比较详细,辞条写道:“《金瓶梅》的作者不明,但从全书结构的严密性、文气与构思的连贯性来看,是出于一人之手。”美国学人海陶玮在其所著《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一文中认为:“中国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描写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人物刻画之细致入微,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中国小说在质的方面,凭着上述两部名著,足可以同欧洲小说并驾齐驱,争一日之短长。”
正因为国外学人了解《金瓶梅》真实的价值,所以他们也注意研究和收藏《金瓶梅》的各种版本。1963年日本大安书店将北京图书馆藏百回本《金瓶梅词话》(即1932年于中国山西发现刊有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所作序文的本子)与日本日光慈眼堂藏本及毛利家藏本三本校勘影印,共五册,成为目前最完整的词话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日本内阁文库、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日本天理大学均有收藏。日本各大图书馆所藏张竹坡评本不下十七、八种之多,尤以天理图书馆收藏为丰。德国藏有二十四卷皋鹤草堂刻本《金瓶梅》。英国伦敦国家图书馆藏有附康熙乙亥谢颐序文的一种袖珍本《金瓶梅》。
《金瓶梅》的外文译本有英、法、德、意、拉丁、瑞典、芬兰、荷兰、俄、匈、捷、南斯拉夫、日、朝、越、蒙等文种。
西方将《金瓶梅》片断文字译出的最早译者是法国汉学家巴赞。 巴赞的法译文题作《武松与金莲的故事》,收入1853年法国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历史、地理与文学综论》一书,内容为《金瓶梅》的第一回。德国东方语学教授奥尔格·加布伦茨据满文本翻译的《金瓶梅》的片段德译文,发表在巴黎版《东方与美洲评论》杂志1879年10-12月号。
欧洲最早的《金瓶梅》译本是法文节译本,译者是苏利埃·德莫朗,书名《金莲》,1912年于巴黎出版,是根据张竹坡第一奇书本翻译的。第一个英文节译文本,题《金瓶梅:西门庆的故事》,1927年纽约出版。《金瓶梅》的第一个德文译本亦是张评第一奇书的百回节译本, 由奥托·基巴特及阿尔图·基巴特合译,书名《金瓶梅》。著名汉学家弗朗茨·库恩根据张竹坡评本节译的德文节译本,书名《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1930年由莱比锡岛社出版。
库恩的德文节译本《金瓶梅》从30年代迄今,不断重版,且有英、法、意、瑞典、荷兰、 匈牙利文种之转译本。1983年古斯塔夫基彭霍伊尔出版社在莱比锡与魏玛两地同时重印这一节译本,全书共二册,增附了二百幅中国木刻插图和前苏联著名汉学家李福清撰写的长篇跋文。库恩在此书的跋文中,赞扬《金瓶梅》“是明代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同时还赞美了出版这一德文节译本的出版家的勇气。
由库恩的德文节译本转译的英文节译本,由伯纳德·米奥尔翻译,1939、1940年分别在伦敦与纽约出版,60年代再版,书中附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理撰写的《导言》。韦理这篇《导言》根据满文译本的“序”谈到《金瓶梅》的作者为卢楠一说,而他自己却认为应是徐渭。
西文第一个百回全译本《金瓶梅》, 是克莱门特·埃杰顿翻译的英文全译本,书名《金莲》,1939年于伦敦出版。
1984年,法文全译本《金瓶梅词话》终于问世了,译者是法国著名汉学家、《金瓶梅》研究者雷威安教授。这一译本的出版不仅成为法国文坛的一大盛事,而且赢得了东西方文艺界的高度评价。据悉,美国芝加哥大学中文系教授芮效卫即将完成《金瓶梅词话》新的英文全译本。
俄文译本《金瓶梅》,由曾在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系任教的马努辛(1926—1974)翻译,是根据《金瓶梅词话》本删节译出的,1977年出版。由于马努辛未来得及为译本作序便与世长辞了,故此译本由李福清代为作序,并对译文作了注解。
日本翻译《金瓶梅》时间较早,译本也较多。早在江户末期,著名作家曲亭马琴(1767—1848)就根据日本读者的需要将《金瓶梅》加以改编,书名《草双纸新编金瓶梅》八十卷,天保二年至弘化四年(1831—1847)出版。 “草双纸”是江户时代插画通俗小说的称谓。曲亭马琴这一改编本的广泛发行,是当时日本普及推广《金瓶梅》的例子。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翻译、改编本《金瓶梅》有:《金瓶梅译文》,冈南闲乔译,百回译本。《金瓶梅五集篠默桂三评》,龙泽马琴译著,写本一册。《金瓶梅曾我赐宝》,柳水亭种清译著,一勇斋国芳绘画,安政七年(1860)出版。《金瓶梅》,井上红梅翻译,1923年出版。 《绘图第一奇书钟情传》,1928年出版。因为日本江户、明治、大正直至二次大战以前的时期, 《金瓶梅》被视为“淫书”、“桌下的读物”,故而《金瓶梅》的译本的数量比《三国》、《水浒》等名著为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金瓶梅》在日本似乎解禁了,一下子出现了好多种译本。战后译本中小野忍与千田九一合译的百回全译本,经数次改订,成为最好的译本。这个译本是根据《金瓶梅词话》本译出的,全书共四册,1948—1949年由东京东方书局出第1版。此外,影响较大的译本40年代有村上知行的全译本《金瓶梅》,50年代以来有冈本隆三的三卷本《完译金瓶梅》,以及驹田信二、矾村谦、山田风太郎等多位学人的各种译本,不胜枚举。
《金瓶梅》的朝鲜文译本,有金龙济翻译的《全译金瓶梅》,1956年由正音社出版。这个译本为张评第一奇书的百回全译,译笔严谨,是一种较好的译本。
世界东、西方学者发表有关《金瓶梅》的论著,大体都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日本学者的论著不仅数量多,所涉及的范围也十分广泛,包括小说的版本考证、故事探源、主题思想、社会性与现实性、人物刻划、艺术技巧、语言特点、语汇索引等等。在日本学者中,研究《金瓶梅》成绩突出的, 有长泽规矩也、鸟居久靖、小野忍、奥野信太郎、泽田瑞穗、寺村正男、干田九一、 中野美代子等人。西方对《金瓶梅》的研究, 以近年美国学者的成绩最为显著。例如韩南的两篇论文《金瓶梅写作和金瓶梅探源研究》、《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内容都非常充实,且多新的发现,受到国内外学人的高度评价。 芮效卫的论文《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对张竹坡的评点作了新的探讨。法国学者雷威安对孙述宇的专著的评论文章《评〈金瓶梅的艺术〉》, 也颇多新的见解。
芮效卫的论文指出, 数量可观的被忽视的评点通俗小说的评论家应得到学界的认真注意和认真研究。他并对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作了高度的评价, 认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张竹坡应占重要地位。 法国汉学家雷威安对香港学者孙述宇所著《金瓶梅艺术》一书的评论指出,孙述宇打开了《金瓶梅》人物画像的长廊,向我们展现出小说家对那些下等妓女的善意和同情心。这部小说的主题体现了严肃的西方小说中常遇到的主题——死。如果我们承认描写“交欢”不是《金瓶梅》作者的目的,那么“色情小说”这顶帽子是不应该扣在这部写日常生活细微情节的现实主义作品上的。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泽田瑞穗、寺村政男合编的《增补〈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1981年出版,此书给世界各国的《金瓶梅》研究者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三言”“二拍”与《今古奇观》
在明代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由冯梦龙编著的《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一刻)、《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由凌濛初撰作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相继问世,构成了我国古典短篇小说的宝藏。这五部一向被总称为“三言二拍”的“话本”集,由于收录的小说内容丰富多彩,引人
入胜,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明代广阔的社会风貌,所以它们早就受到国内外学人的珍视。明末抱瓮老人由“三言二拍”选出四十篇作品编成的《今古奇观》,在国际上也久负盛名,被誉为中国八大小说之一。世界各大百科全书对“三言二拍”和《今古奇观》的评价皆很高,如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说:“《今古奇观》是由优美的爱情故事或背叛爱情的故事、赞扬高尚道德的故事、公案故事等篇章组成的,这些故事具有诱人的魅惑力,叙写这些故事的语言清新而流畅。”美国大百科全书在介绍中国小说发展时认为,“《今古奇观》与《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三部小说都对后来的讽刺文学影响极大”。日本大百科事典有村松日英所写《今古奇观》的专门辞条,这一辞条在详细介绍了《今古奇观》的底本“三言二拍”之后说:“《今古奇观》细致入微地描摹世态人情,批判人世的丑恶行为,是一部很有益的读物。”
国外各大图书馆以及日本私人藏书家,如日本内阁文库、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法库、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英国博物院,日本佐伯文库、日本仑石武四郎博士、日本吉川幸次郎先生、日本长泽规矩也先生等分别藏有“三言二拍”、《今古奇观》及《今古奇观》以外“三言二拍”之其他选本。另外,东方国家如朝鲜、越南、新加坡,西方国家如瑞典、捷克等国图书馆,也都藏有“三言二拍”和《今古奇观》中文原书。
“三言二拍”中的作品最早被译为西方文字的是《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告主》、《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三篇,首见于1735年法国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迪哈尔德主编),它们也是中国小说中最早被译为西文的作品。 日本则在1743年便有了《古今小说》的全译本。“三言二拍”被翻译成外文的文种有英、法、德、意、荷、丹麦、俄、南斯拉夫、波、匈、日等。
迪哈尔德(1674—1743)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四卷本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告主》和《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三篇作品的法译文是由耶稣会士殷宏绪翻译的。此书1736年再版,在欧洲有广泛影响,被转译为英、德、俄、意文,各种转译本中均包括《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等三篇译文。
19世纪至20世纪,“三言二拍”及《今古奇观》的外文译本在东西方不断出现。例如韦斯顿译《范希周》及著名英国汉学家多马斯当东译《范希周》(即《范鳅儿双镜重圆》),分别于1814、1815年在伦敦出版。这两种书均为英汉对照本,是为外国人学习中文用的。托姆斯译《相爱的一对儿》(即《宋金郎团圆破毡笠》), 1820年于伦敦出版。奥古斯塔·韦伯斯特译《俞伯牙的琴》(即《俞伯牙摔琴谢知音》),1874年于伦敦出版。罗·肯·道格拉斯编译的《中国故事集》,译有《女秀才移花接木》等四篇译文,此书1883年出版。朱利安法译文《大树坡义虎送亲》,载《亚洲杂志》第5辑(1824年)。阿贝尔—雷米札编译的《中国短篇故事集》 法文版三卷本,1827年于巴黎出版,其中收有 《蔡小姐忍辱报仇》、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等七篇译文。埃尔韦—圣—德尼编译的 《六种中国小说》,1892年于巴黎出版, 书中六篇译文是:《赵县君乔送黄柑子》、《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裴晋公义还原配》、《吴保安弃家赎友》、《崔俊臣巧会芙蓉屏》、《陈御史巧勘金钗钿》。阿·伯特格尔译《王娇鸾百年长恨》德译文,1847年莱比锡出版。格里泽巴赫编译的德文本《今古奇观:中国的一千零一夜》,1880年于斯图加特出版。意大利著名汉学家晁德莅译著的《中国文化教程》第一卷,收有《今古奇观》拉丁译文四篇,即《三孝廉让产立高名》、《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吴保安弃家赎友》。此书1879—1883年在上海出版。西里尔·伯奇编译的《明代短篇小说选》是影响较大的英译本,书中收有《今古奇观》的七篇译文(即《金玉奴》、《珍珠衫》、《吴保安》、《晏平仲》、《胡母迪》、《沈小官》、《张古老》),此书1958年于伦敦出版,1959年再版,这一译本的译文流畅可读,生动有趣,能传达原著的风貌,西方学者有较高的评价。约翰·斯科特编译的英译本《好色的院士及凌濛初的其他故事》(1973年于伦敦出版)和法国汉学家雷威安编译的法译本《雌狐的爱情》(1970年巴黎出版),二书都只选“二拍”中的作品。德国著名汉学家弗郎茨·库恩所译《今古奇观》的德文全译本,1952年于苏黎世出版。约·赫尔茨费尔特所译《今古奇观》德文全译本,书名《中国的十日谈:今古奇观》,1957年出版。前苏联汉学家维里古斯和茨彼罗维奇合译的《今古奇观》俄译本,选译小说九篇,1954年莫斯科出版。另外,前苏联汉学家华克生编译的《闲龙劣迹:17世纪话本小说十六篇》(1966年莫斯科出版)、《银还失主》和《道士之咒语》(1982年于莫斯科出版)三书皆是“三言二拍”选译本。
据日本学者桑山龙平与大村梅雄合撰的《今古奇观的研究和资料》一文介绍,《今古奇观》一书在江户时期即有日本翻刻的“和刻本”,对日本小说创作影响甚大。许多作家都采取《今古奇观》中的故事作素材,改写成为具有日本社会生活特点的作品。如宽延二年 (1749)出版的都贺庭钟的小说集《英草纸》,其中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第六篇、第九篇分别取材于《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五篇故事。 在翻译方面,日译文与西方译文不同的是,除单篇译文外,“三言二拍”和《今古奇观》皆有全译本。如石川雅望译《通俗醒世恒言》,1789年出版;淡斋主义译《通俗今古奇观》,文化十一年(1814)出版;佐藤春夫译《今古奇观》、1926年出版,列为“支那文学大观”第十一卷;辛岛骁译“三言二拍”,1958年东洋文化协会出版;驹田信二、立间祥介合译《今古奇观》,1973年东京平凡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大系》38”。80年代ゅきに书房又编辑出版了“三言”“二拍”的全译本。
外文关于“三言二拍”和《今古奇观》的研究著作,问世时间最早者为日文。据今所见材料,从20年代中到7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不断有论文发表。西方学者发表有关专题论文虽开始于30年代末,但在60和70年代发表的新论著却较多, 且有一些专著单行本出版。从东西方学者(包括外籍华裔学者)所发表的论著来看,他们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作者评介、作品的社会背景、发展源流、故事考证、语汇索引、艺术分析等。这里仅举一些影响较大的论著,以见一斑。西方学者的论著,如捷克著名汉学家雅鲁斯拉夫·普什克著《钱曾搜集的通俗小说》(载1938年《东方文库》第10期);西里尔·伯奇的博士论文《古今小说考评》(1954年发表于伦敦大学);约翰·毕晓普著《中国白话短篇小说“三言”探研》(1956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夏志清著《中国短篇小说中的个人与社会》(载1962年版《凯尼恩评论》24期);雷威安著《明代两篇哲理性的短篇小说及其来源》(载1967年版《法国远东学院学报》53期);德尔·黑尔斯的博士论文《拍案惊奇:文学评论》(1964年发表于布卢明颇印第安纳大学),美国著名汉学家韩南著《凌濛初小说的特质》(197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沃尔夫·鲍斯博士论文《凌濛初的拍案惊奇》(1972年发表于尼恩贝格埃郎根大学);琼·埃伦·克恩的博士论文《中国白话短篇小说中的个人与社会:今古奇观》(1974年发表于印第安纳大学);前苏联华克生著《中国古典作家凌濛初著作的题材与版本》(1973年莫莫斯科出版)。日本学者的论著有盐谷温博士著《关于明代小说“三言”》(载1926年《斯文》第八编五、六、七号),青木正儿著《今古奇观与英草纸和蝴蝶梦》(1926年出版);内田道夫著《关于古今小说的特性》(1953年《文化》17—6期);仁井田升著《今古奇观与明代社会》(1958年平凡社出版);小野四平著《冯梦龙之小说观:释“三言”成书的背景》(1961年《东洋学集刊》9月号);荒木猛著《“二拍”的娱乐性与游戏性》(载1979年版《东洋学》41号,1979);大东文化大学编《古今小说语汇索引(上、下)》(1984年出版);大塚秀高著《警世通言的版本:以佐伯文库与都立中央图书馆本为中心》(载1986年《中国社会与文化》1);《从二刻到三刻》(载《汉学研究6—1.1988);佐藤晴彦著《冯梦龙〈古今小说〉创作的语言特征》(载1986年《东方学》72)。
《醒世姻缘传》
明末清初西周生的长篇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尚未见有外文译本。但国外有研究著作发表,如德国学者西滕的博士论文《醒世姻缘传的问题及其文学地位》,1966年发表于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又,日本汉学家田忠弘著《醒世姻缘传的语言》,载1975年《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纪要》14。
《好逑传》
《好逑传》是产生于明末清初的白话长篇小说,又名《侠义风月传》,作者署名教中人编次、游方外客批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称赞这部小说“文辞较佳,人物之性格亦稍异”,并说它“在国外特有名,远过于其在中国”。
约在18世纪50年代, 来华英国学人詹姆斯·威尔金森在广东发现了一部中国作品的四卷译文集手抄本, 译者不详,第一卷即为英译本《好逑传》。不久,这部译文集经英国著名汉学家托马斯·帕西主教加以编辑整理,在英国正式出版。1761年伦敦出了第2版。这应是《好逑传》最早的英译文。
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正是欧洲对中国文化兴趣高涨的时期,所以,经帕西编辑整理的《好逑传》英译本出版以后,立即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刊物纷纷转载。同时,根据帕西本转译的其它文种的译本也相继出现。例如法国埃杜斯转译的法文译本《好逑传》,1766年于里昂出版;荷兰文转译本《好逑传》,1767年于阿姆斯特丹出版;德国克·戈·冯穆尔转译的德文本《好逑传》,1866年于莱比锡出版。 19世纪中, 《好逑传》还有以下几种著名译本: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1795—1890)直接根据中文原文译出的《好逑传》的英译本,1829年伦敦出版;法国著名汉学家巴赞据中文原文译出的《好逑传》之法译文,编入巴赞著《现代中国》一书,此书1853年出版;意大利著名汉学家晁德莅(1826—1902)所译《好逑传》第四回和第五回之拉丁译文,收入《中国文化教程》第一卷,1879—1909陆续出版。以上译本的问世,使《好逑传》在欧洲拥有了众多的读者。进入20世纪,欧洲仍不断有《好逑传》的新译本出现。如英国鲍康宁的英文新译本,1904年出版;法国苏德莫朗的法文新译本,题名《月光下的微风,第二才子书:中国小说》,1925年出版; 布吕格曼的德文新译本《好逑传》, 题名《古典美满爱情史》,1926年出版;弗·库恩德文新译本《好逑传》,1927年出版。 库恩的本子被公认为是优秀的译本。
《好逑传》对德国文学巨匠歌德的影响,可以作为它对欧洲文学产生的广泛影响的例证。歌德推崇《好逑传》男女主人公所遵循的道德和礼仪,也非常欣赏他们同恶势力的抗争精神。《好逑传》的故事情节,在歌德看来无疑是十分新鲜有趣的,他认为小说表现出中国人固有的道德情操,值得赞美。
据今所知, 《好逑传》已有英、法、荷、德、拉丁、俄、日等外文的选译或全译本三十余种。这里需要一提的是,日本江户时期的著名汉学家泷泽马琴(1767—1848)所作《侠客传》,就是根据《好逑传》改写的,由此也可见这部中国传奇小说对日本文学影响之深远了。
《好逑传》的研究论著有陈绶颐教授所著《托马斯·帕西及其汉学研究》(载1936—1937年版《中国社会学与政治学评论》20),此文将帕西英译本《好逑传》与库恩德译本《好逑传》作了比较研究。又,理查德·赫斯内的博士论文《中国十七世纪的才子佳人小说》,(近年发表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论述了《好逑传》、《玉娇梨》等小说的成就及其对欧洲作家如席勒、歌德等所产生的影响。
《平山冷燕》
明末清初无名氏的小说《平山冷燕》,有英、法、拉丁文选译文,及法文全译本。
法国著名汉学家巴赞译《太平世才星降瑞,圣明朝白燕呈祥》,即《平山冷燕》第一回之选译,收入巴赞的译著《现代中国》一书,1853年巴黎菲尔曼迪多弗雷出版社出版。埃尔夫利达·赫德森的英译六回选译文,题为《骗中骗:平山冷燕选段》载1924年版《中国科学与美术杂志》Ⅱ。晁德莅的拉丁文译著《中国文化教程》五卷本(1879—1909年出版),收有《平山冷燕》第十、第十三、第十四回的选译文。
《平山冷燕》的法文全译本,题为《中国小说:两个青年女学士》, 译者为法国著名汉学家朱利安(汉名儒莲)。 此书有1826年、1860年、1864年各版,在西方流传广泛。
《玉娇梨》
明末清初荑狄散人编次的二十回小说《玉娇梨》,有英、法、德、拉丁、俄各种文字的选译文,并有英、法、德三种西文的多种全译本。
法文全译本主要有两种。 一种为阿贝尔一雷米札所译, 题作《〈玉娇梨〉, 两个表姐妹: 中国小说》,1826年出版于巴黎。此译本的英文转译本1827年出版于敦伦, 德文转译本1827年出版于斯图加特。 另一种为朱利安所译,题作《两个表姐妹》,1864年出版于巴黎。 此译本中附有译者所作的哲理性及历史性的注释,颇具学术价值。
德文全译本也主要有两种。 一为埃玛·乌特科一比勒所译,题作《玉娇梨:中国家庭小说》,1922年出版于莱比锡。另一种为马里奥·舒伯特的新译本,题作《三个含怨之人:玉娇梨》,1949年出版于伯尔尼。
由上可见,从上世纪初至今,《玉娇梨》在西方世界一直是流传不衰的拥有广大读者的一本小说。
《十二楼》
清初著名小说家、戏剧家李渔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十二楼》(一名《觉世名言》),包括以各种“楼”题名的十二篇小说,即:《合影楼》、《夺锦楼》、《三与楼》、《夏宜楼》、《归正楼》、《萃雅楼》、《拂云楼》、《十卺楼》、《鹤归楼》、《奉先楼》、《生我楼》、《闻过楼》。据郑振铎、柳存仁先生介绍,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十二楼》的顺治年间原刻本,英国博物院在1851年(即咸丰元年)收藏了《十二楼》的一种小型刻本。
最早翻译《十二楼》的,是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爵士。1815年,他的英译文《三与楼》出版,1822年,伦敦出版他的译著《中国小说:译自中文原文》,书中包括《合影楼》、《夺锦楼》、《三与楼》三篇译文。 1819年,德庇时的《三与楼》英译文被转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转译者为布律吉埃·德索松。1827年,巴黎又出版了汉学家雷米札编译的三卷本《中国小说选》,其中亦包括上述三个楼的法译文,雷米札此书同年还在莱比锡出版了德文转译本。因而可以说,李渔的小说《十二楼》在上世纪20年代已在欧洲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从上世纪初至本世纪60年代,《十二楼》中的作品先后被分别译为西方各种文字的共有八篇,这八篇内有德国著名汉学家库恩在本世纪40年代新译出的五篇德文译文(《合影楼》、《生我楼》、 《夏宜楼》、《奉先楼》、 《归正楼》)。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首次出版茅国权所译《十二楼》之英文全译本。1985年,前苏联汉学家华克生的俄文全译本《十二楼》在莫斯科出版。如此,《十二楼》的影响现已遍及于西方世界了。
西文有关《十二楼》 的研究著作,有美国学者马特苏达的博士论文《李渔:生平及其反映在小说中的哲理》,1978年发表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茅国权与柳存仁合著的《李渔》,1977年列为“特怀恩世界作家丛书”第447种于美国出版;日本学者阿部泰记著《李渔的反世俗精神》,载1977年版《东方学》53辑;前苏联汉学家华克生著《李渔的道德与哲学思想问题》载1985年《远东问题》第1辑。
《聊斋志异》
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是用文言写成的,由于它包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并表现着新奇而高超的艺术技巧,文言的形式一点没有妨碍它的广泛传播。 它的许许多多美妙动人的优秀篇章, 不仅在我国人民中间家传户诵, 而且被译成世界许多种文字,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我们可以说,《聊斋志异》 既代表着我国清代短篇小说艺术的高峰, 同时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串灿烂明珠,它早已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世界上主要的百科全书对《聊斋志异》都有介绍,在谈到它的思想和艺术时,大英百科全书说:“《聊斋》是一部散文小说,它继承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传统,富有浪漫色彩,全书四百三十一个描写神鬼的故事,情节离奇而引人入胜。”法国大百科全书说:“《聊斋》的文学语言是卓越的,有力的,达到了中国古典散文小说的高峰。”美国大百科全书特别称赞蒲松龄的讽刺手法,认为“《聊斋》和《儒林外史》一样,都对后来中国的讽刺文学有极大的影响。”德国布罗克豪斯大百科全书写道:“成书于1766年的包括四百三十一个故事的中国作家蒲松龄的小说集《聊斋志异》,文体是文言文,文字简练而优美,许多故事都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日本大百科事典介绍说:“《聊斋志异》早在江户时代就影响于日本文学”,“它的故事多取自民间生活的素材,情节变化曲折,往往描绘幻境冥界与人间社会的错综,鬼怪与世人感情的交流,它的文字简洁、清新,是中国志怪文学的杰作。”这几种百科全书的评论代表了世界上对《聊斋》的公认的看法。
中国古典小说中《聊斋志异》拥有外文译文的语种最多,有英、法、德、意、西、捷克、罗马尼亚、波、匈、保、丹麦、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塔吉克、吉尔吉斯、白俄罗斯、乌克兰、越、朝、蒙、日、华裔侨生马来文等二十余种。
最早发表《聊斋志异》单篇译文的译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卫三畏。他的两篇英译文《种梨》和《骂鸭》,收在他1848年编著的两卷本《中国总论》第一卷中。英国汉学家艾伦的英译文,以《聊斋志异故事选》为总题连载于19世纪70年代在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的第一篇《聊斋》译文《罗刹海市》,载上海版《华洋通闻》1877年3月29日版。卫礼贤翻译的《聊斋》单篇英译文有《小猎犬》、《蛰龙》、《青蛙神》等九篇,收入1921年版《中国神话故事集》。马幼垣与约瑟夫Lan合译《劳山道士》、《侠女》、《僧术》等六篇,收入他们编译的《中国传统故事的多样性主题》一书,此书1978年纽约出版。瞿理思英译本《聊斋志异选》,共选译《聊斋》故事一百六十四篇,1880年由伦敦德拉律公司初次出版,共二卷。此译本曾在上海印过三版,1925年在纽约也印过一版,它在西方至今还有影响。翟理思在此译本的“序言”中说:“《聊斋志异》正如在说英语的社会中流行的《天方夜谭》一样,两个世纪以来,它在中国社会里广泛流传,为人们所熟知。” “蒲松龄的作品发展并丰富了中国的讽喻文学,在西方只有卡莱尔的风格可与蒲氏相比。 《聊斋》对于了解辽阔的天朝中国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是一种指南。”邝如丝的英译本《聊斋志异》,共选译《阿宝》、《莲香》、《香玉》、《小猎犬》等四十篇作品,1946年于纽约出版。
法文的《聊斋志异》最早的单篇译文是法国学人卡米耶·安博——于阿尔翻译的《种梨》, 载1880年巴黎版《亚洲杂志》第117期。1923年巴黎出版的由阿尔方编译的《中国短篇小说集》,收有《聊斋》的十六篇法译文。法文较早的《聊斋志异》译本,是陈季同编译的《中国故事集》, 此书共译《王桂庵》、《白秋练》、《青梅》等二十六篇作品,1889年巴黎出版。皮埃尔·道丹翻译的法译本《中国故事集:聊斋志异选》,1940由西贡院万方书局出版。共译《聊斋故事》五十篇。另外,1940年西非坦吉尔斯的福埃娄拉出版社也曾出版《聊斋志异》的法文选译本《中国故事集》。伊夫·埃尔武埃与鲁尔曼合译的《蒲松龄:聊斋志异选》,1969年于巴黎出版,包括《聊斋》故事二十六篇。
德文最早的《聊斋志异》单篇译文是《红玉》,全文收入格鲁贝·威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一书,此书1902年于莱比锡出版。由威廉编译的《中国神奇故事选》,收有《聊斋》故事十六篇,此书1914年于德国出版。德文《聊斋》译本,有布贝尔·马丁的《中国鬼神爱情故事选》,共选译《聊斋》故事十六篇,1911年出版;埃·彼得施勒克和刘冠英合译的《鬼狐魔故事选》,1955年出版;凯叶翻译的《聊斋志异选:17世纪的中国故事》,1965年出版, 此书列为《联合国教科文丛书》之一。
俄文翻译《聊斋》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一个把《聊斋》的篇章介绍给俄国读者的是莫纳斯迪列夫,他所译的《水莽草》发表在1878年出版的《国闻》杂志195期。王西里翻译的《阿宝》、《庚娘》、《水莽草》、《曾友于》及《毛狐》,收入1883年出版的《中国文选》一书中。在《聊斋志异》的俄译文中,水平较高、影响最大的要算瓦·米·阿列克谢耶夫的译文了。他的译文共有一百余篇,分见于《狐媚:聊斋志异选》;《僧术:聊斋志异选》;《异怪故事:聊斋志异选》;《异人故事:聊斋志异选》;《蒲松龄《聊斋志异〉》等书。除阿列克谢耶夫译本外,影响较大的俄文《聊斋》译本还有乌斯金与范加尔合译的《蒲松龄故事选》,1961年出版。
据日本汉学家藤田祐贤先生介绍,《聊斋志异》的青柯亭本在刊刻后的第十八年(1784)即传入日本,江户时代,日本文学就深受《聊斋》的影响。明治十六年出版的菊地三溪的《本朝虞初新志》,是仿效《聊斋》体裁编写的。森鸥外的妹妹小金井君子翻译的《皮一重》(即《画皮》),乃近代作家翻译《聊斋》的最初译文。《聊斋》最早的日译本,题名《艳情异史》神田民卫译,1887年东京明进堂出版。进入20世纪以后,《聊斋》的日文译本甚多,最有影响的是柴田天马、增田涉、藤田右贤、松枝茂夫、驹田信二等著名汉学家的译本。如柴田天马的《完译聊斋志异》,共七册为青柯亭本的全译本,1955—1956年东京角川书店出版。增田涉、松枝茂夫合译的《聊斋志异》,二册,1970—1971年东京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大系”40、41,亦为青柯亭刻本的全译本。
东西方其他文种的《聊斋》译文,这里不备述。
国外对蒲松龄及其著作的研究, 在欧洲以捷克著名汉学家普什克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例如普氏70年代发表的论文《蒲松龄〈聊斋志异〉创作情况探索》,《有关蒲松龄生平的两种资料》、《蒲松龄及其作品》等,都受到东西方学者的注目。前苏联的《聊斋》研究者有阿列克谢耶夫、艾德林、乌斯金等。乌斯金的副博士论文《蒲松龄短篇小说》(分析《聊斋》稿本与刊本的异文),1981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日本学人研究《聊斋志异》的论题较广,同时也很注意资料的编集与考订。如前野直彬著《蒲松龄传》,柴田天马编译的《〈聊斋志异〉研究资料》等, 皆具较高学术水平。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设有研究蒲松龄的中心,并设有“《聊斋》文库”,所藏资料极为丰富,许多资料在我国也是寻觅不到的。 庆应义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编辑出版的 《庆应义塾大学所藏有关〈聊斋〉资料目录》,为《聊斋》研究者提供了大量资料信息,很有利于世界各国学者对《聊斋》的深入探索。
《儒林外史》
世界各大百科全书对《儒林外史》及其作者吴敬梓都有高度的评价。英国大百科全书在“清朝时期的中国文学”条目中说:“吴敬梓撰写的反映他所处时代现实生活的小说《儒林外史》, 是一部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这部小说以封建社会的一个浪荡公子为中心, 把许多故事贯穿起来, 不论对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描绘,都远远超过了前人。”法国大百科全书在“中国小说”条目中说:“《儒林外史》是一部最优秀的讽刺小说。 作者吴敬梓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他通过小说尖锐地讽刺了由于官吏的僵化而造成的极端腐败的社会,这个社会充满了虚伪和出卖灵魂的人物。”美国大百科全书在“中国小说的发展”条目中指出:“《儒林外史》由一个个精采的讽刺故事组成,它对后来的中国讽刺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大百科事典有小川环树撰写的关于《儒林外史》的专门辞条,这一辞条中说:“《儒林外史》的结构仿效《水浒传》,是采取许多故事相连接的形式,这种形式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以暴露社会现实为主题的小说。它的登场人物大半是读书人、名士、官吏、诗人、学者,也包括市井细民和不平常的英雄。许多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它的文笔看似平淡而满含讽刺,在一连串如波浪起伏的故事里,从各个侧面反映出18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风貌。”
《儒林外史》的外文翻译,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均始于20世纪初期。今已有英、法、德、俄、越、日等文种之译本。西文的翻译者都是侨居海外的华裔学者,他们为沟通中西文化,使《儒林外史》这部光辉著作流传影响于西方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次将《儒林外史》第55回翻译为英文的是HsiiChen-Ping,译题为《四位奇人》,载《天下月刊》第11期(1940—1941)。王际真翻译的《儒林外史》的第二、三两回的片段英译文,题为《两学士中举》,收入《中国的智慧与幽默》一书,此书由高乔治编辑,1948年纽约出版。美国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家张心沧翻译的《儒林外史》第31、32回的英译文,题为《慷慨的年轻学士》(即杜少卿的故事),收入其编译的《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剧》一书,1973年美国出版。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儒林外史》之英文全译本是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的《儒林》,1957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此书有1963、1973年北京重印本和1972年美国纽约重印本。美国重印本加入了著名学者夏志清撰写的“导言”。
《儒林外史》的法文片段译文首次由徐仲年博士译出, 译题是《范进中举》,收入其译著《中国诗文选》一书,此书1933年于巴黎出版。法文的《儒林外史》选译本,由贺师俊翻译,1933年于巴黎出版,书中附有译者的研究文章,这个选译本是贺师俊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德文译本《儒林外史》由杨恩霖与格哈德·施米特合译,为五十五回全译本,1962年于东德魏玛出版,随后又出了再版精装本。此译本附有德国汉学家伊·彼得斯所作长篇跋文。详细介绍吴敬梓的生平、思想和著作情况。
《儒林外史》的最早俄译文是阿,伊文翻译的《儒林外史》前八回的故事,连载于1929年出版的《青年近卫军》杂志第18期至第21期。苏联汉学家华克生(沃斯克列辛斯基)翻译的五十五回全译本《儒林外史》,1959年于莫斯科出版。
日本学者最先述及《儒林外史》的,是明治时代的著名汉学家森槐南。他在《作诗法讲话》(1911年文会堂出版)中曾说到,要研究中国清代的社会风俗,《儒林外史》是不可缺少的一部书。日本最早翻译《儒林外史》的译者为濑沼三郎,他所译的五十五回全译文连载于1935年4月2日至12月1日的《满州日报》。在日本流传较广的《儒林外史》五十五回全译本,是由冈本隆三与稻田孝先后译出的,1960年由平凡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全集”。又,稻田孝独自翻译的全译本《儒林外史》,1968年亦由平凡社出版,书内附插图,列为“中国古典文学大系43”。
越南文五十五回全译本《儒林外史》, 由潘武与汝成合译,1961年于河内出版。 书中附译者所撰“序言”,对小说的内容、民主思想、讽刺艺术都作了较全面的介绍。
国外关于《儒林外史》的研究论著,数量虽然较少,但却颇有深度,特别是西方学者的研究论著,有些论点新颖独到,很值得我们重视。如美国学者亨利·韦尔斯在《论〈儒林外史〉》(载1971年4月号《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比较研究》)一文中说:“《儒林外史》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 此乃不争之事实,其风格活泼生动, 刻画中国文人阶层及广泛社会众生相, 实无出其右者。 全书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 足堪跻身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它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它为写实主义文学不二之圭臬,而本质实富诗意。它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事体的规范之作。吴敬梓与莎士比亚也颇为类似,两人在作品中皆少以作者身分发言。”美国学者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评论与介绍》(1968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指出:“《儒林外史》不同于其他历史小说表现儒家的英雄主义,而是糅合着对无能政府的抨击,对社会改革无望的悲哀。它的白话形式,即使包括《红楼梦》在内而言,是如此难得的纯粹,可以代表中国人的语言,为晚清及民初以来的许多小说家所模仿,也极有力地影响着现代散文作家。”又如德国汉学家伊·彼得斯为德译本《儒林外史》所写的长篇跋文和美籍华裔学者林顺夫所撰《〈儒林外史〉中的礼及其叙事体结构》专论(收入197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中国叙事体文学评论集》),都特别肯定《儒林外史》全书艺术结构的创造性。彼得斯认为:“虽然小说人物繁多,情节复杂,但仍有其主要人物,且全书贯串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它反对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反对科场举子对于富贵的追逐、反对封建道德的某些原则立场。我们决不能忽略如下事实,即作者所采用的形式(中国文学批评家称之为‘画廊’或‘画卷’,只有打开来才能展示全景),很好地表现了内容。”林顺夫认为:《儒林外史》全书的艺术结构是作者自觉地、有秩序以加以组织的,儒家的“礼”不仅是小说结构的中心,而且也是作者的道德观念;第1回中塑造的王冕和三个艳羡功名富贵的秀才,是展开全书正反两类人物描写的序幕,第37回写祭泰伯祠,是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描摹,也是全书的高潮,结尾写的四个奇人,则是“礼失而求诸野”的生动体现。
《红楼梦》
《红楼梦》越出国土在东西方世界传播,大约均始于19世纪初期,它现在已有英、法、德、意、荷、俄、罗马尼亚、匈、捷、朝、越、日、泰、新加坡、缅甸等多种文字的译本。
西方学者最早提到《红楼梦》 的是英国权威汉学家德庇时爵士,他在1829年出版的专著《汉文诗解》中讲到中国古典诗词长短句之形式时,引用了《红楼梦》第3回描摹宝玉形状的那两首《西江月》。最早将《红楼梦》的故事内容介绍给西方读者的是德国传教士郭实拉,他所撰写的《红楼梦》一文,1842年5月发表在广州出版的英文版《中国丛报》第11册上。 《红楼梦》最早的外文节译本,是1892—1893年由香港别发洋行出版的两册英译本,内容为原书的前五、六回,译者是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副领事周骊。
进入20世纪20年代, 《红楼梦》的英文节译本, 有王良志和王际真所译的两种。 1932年,《红楼梦》德文节译本在莱比锡岛社出版,由德国著名汉学家弗·库恩翻译。库恩这一德文节译本几经再版, 并被转译为英、法、意、荷、匈等文种, 在西方有较大的影响。《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斯翻译的, 书名《石头记》,1974年由企鹅书店出版。第二个一百二十回英文全译本,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及夫人戴乃迭合译的,1978—1979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法文全译本,首次由法国著名翻译家李治华及夫人雅歌·阿雷札伊斯合作译出,当这个法文全译本1981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列入“七星文库”在巴黎出版时,轰动了法国和西欧文坛。
《红楼梦》的珍贵手抄本之一(书名《石头记》), 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由俄国来华的留学生帕·库尔梁采夫从中国带至俄国,全书共35册,书中有批语三百多条, 极有研究价值。此书已于1987年由中苏合作影印出版。前苏联帕纳秀克翻译的《红楼梦》俄文全译本,1958年出版于莫斯科。
东方各国翻译出版《红楼梦》,以日本为最早。 1872年,日本就有《红楼梦》的原书翻印本流行了。 日本著名汉学家森槐南(1863—1911)首先译出《红楼梦》之第1回, 于1892年发表。此后,日本各种节译、全译本陆续问世。进入20世纪以来,日本译本品种尤多,最有影响的当推日本著名红学家松枝茂夫和伊藤漱平的两种一百二十回全译本。
朝鲜李周洪翻译的一百二十回朝文全译本《红楼梦》和越南武培煌等翻译的一百二十回越文全译本《红楼梦》,都是东方文种中有高水平的译本。
东西方学者对《红楼梦》的研究,皆开始于本世纪的20年代。自20年代至今,西方各国学者的研究论文约有百余篇,日本一国学者的研究论文也在百篇以上。从论文发表的时间和论文的内容来看,日本学者较早取得成绩,他们逐年的研究进展也较平衡,而西方学者研究的较大成果, 则以近年为多。 日本学者的研究选题比较广泛,包括小说的主题思想、人物描写、艺术结构、语言文字以至版本流传、资料考证等等。西方学者的研究选题大半集中在主题思想、人物塑造和艺术形式几个方面。
日本的老一代著名红学研究者有大高岩、 猪俣庄八、桥川时雄、吉田幸次郎、太田辰夫、大原信一等,50年代以来较为活跃的红学研究者是松枝茂夫、伊藤漱平、村松暎、饭塚朗、塚本照和、香坂顺一、绪方一男、斋藤喜代子、小山澄夫等人。日本学者近年也非常注意有关资料与工具书的编纂,如太田辰夫编有《红楼梦语汇词典》、伊藤漱平编有《红楼梦研究日本文献资料目录》等。
西方的红学研究,一般说来, 50年代以前是处于综合介绍的阶段, 60年代以后方有了长足的进展,其间美、英两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美英学者论著的明显特点是更多地运用西方文艺理论来阐扬《红楼梦》的主题、寓意、艺术结构、艺术风格。如:弗·韦斯特布鲁克的《论梦、圣贤和落凡的仙人:〈红楼梦〉中的现实、幻觉和痴》;戴维·霍克斯的《象征主义小说《红楼梦〉;埃德温的《红楼梦反映的中国三种思想方式》;浦安迪的《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鲁道夫的《隐士和落拓者:中国与西方文学的两种不同类型》等文,皆是其例。
1980年6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了国际《红楼梦》研讨会, 这次会议后不久,在台湾召开了有中美学者参加的《红楼梦》研究座谈会。1986年,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二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 这几次会议都反映出国外红学研究不断高涨的趋势。 除英、美学者外,近年法、德、澳、捷、新加坡等国家学者在红学研究上亦颇有贡献。
关于东西方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对《红楼梦》所作的高度推崇, 这里引录两段,以见一斑。如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理在为王际真英译本所撰的序言中指出:“《红楼梦》是世界文学的财富,它的出现给世界文学增加了荣誉,它使世界文学创作者受益不浅。”日本著名汉学家大高岩在《红楼梦研究》这部专著中写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生活的曹雪芹,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注视着他亲身体验了的一切,用反儒教的、 人类解放的精神写作了 《红楼梦》。”世界各国重要的百科全书,对《红楼梦》也都列有专条,赋予它以极高的地位。例如大英百科全书着重介绍《红楼梦》在表现手法上打破了中国小说的老传统,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美国大百科全书把中国曹雪芹的《红楼梦》、日本11世纪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俄国19世纪作家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均分别作为世界文学无与伦比的伟大巨著加以论述。
《浮生六记》
清代中叶苏州沈三白所著《浮生六记》,有英、法、意、俄、日五种文字的译本, 很受国外学人和读者的喜爱。 最早的英译本系由林语堂译出,1935年在上海出版。 此译本后收入林语堂编译的《中国与印度的智慧》一书,1942年于纽约出版。1960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谢利·M·布莱克的新英译本。 法文译本有两种,一为皮埃尔·里克曼斯所译,1966年出版于布鲁塞尔;一为雅克·雷克吕所译,1968年出版于巴黎。意大利文译本由莱翁尼罗·兰西蒂奥与TsuiTao-Lu合译,1955年由罗马G·卡西尼出版社出版。俄译本的译者是女汉学家戈雷金娜,1979年出版于莫斯科。日译本的译者为著名汉学家松枝茂夫,1981年由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列入“岩波文库32—024”。
《浮生六记》的国外研究著作,今知有日本汉学家佐藤春夫的《支那文学中的可爱女性:论〈浮生六记〉》,载《改造》二十卷第9号;另有日本汉学家仁井田陞的《谈〈浮生六记〉》,收入《中国的名著》一书。
《镜花缘》
在我国古典文学的白话长篇小说中,清代作家李汝珍的《镜花缘》以富于幻想和善于讽刺的艺术特点而独树一帜,它堪与世界文学名著《格列弗游记》、《堂·吉诃德》等相媲美。
《镜花缘》最早的英译文是翟理思的选译,题为《访游君子国》,载1877—1878年号《中国评论》。王际真与埃·安德鲁斯合译的《游历奇异之邦》英译文,选译了《镜花缘》中君子国和女儿国等故事内容,收入高克毅编辑的《中国幽默与智慧》一书,1946年纽约出版。《镜花缘》的英文节译本1965年于伦敦出版,1966年由加里弗尼亚大学出版社再版。另外, 由张心沧选译的英译文《女儿国》,收入《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曲》一书,1973年于芝加哥出版。 德译文《女儿国》,由弗·恩勒选译, 1970年于苏黎世出版。俄文译本《镜花缘》, 由菲施曼等译,1959年分别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日译文《镜花缘》由藤林广超翻译,载《人文学》九(1953)。
前苏联女汉学家费施曼在俄文译本《镜花缘》的《译后记》中,称赞《镜花缘》在艺术特点方面是熔幻想小说、历史小说、讽刺小说和游记小说于一炉的一部杰作。国外不少学者皆以极大的兴趣把《镜花缘》和斯威夫特、塞万提斯等的名著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它无疑应置于世界文学名著的行列。如美国文学理论家张心沧在他的专著《斯宾塞作品中的寓意和礼俗》(1955年美国出版)一书中,即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了《镜花缘》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斯宾塞的长诗《仙女王》的寓意模式。张心沧认为,《镜花缘》对中国女皇的统治力量及其四种罪恶因素——酒、色、财、气的描写,是一种艺术手段,这种艺术手段的寓意与斯宾塞《仙女王》的某些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处。苏联女汉学家斯科罗包加托娃的《李汝珍小说与斯威夫特小说实例比较》(载1972年《远东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论文认为,斯威夫特的代表作《格列弗游记》通过大人国、小人国等故事情节的描写,反映出17至18世纪英国社会中的一些不合理现象,讽刺了当时英国统治集团的腐败,《镜花缘》的内容与艺术风格,都与《格列佛游记》颇为类似。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夏志清在《文人小说家与中国文化:〈镜花缘〉研究》(收入1978年版《中国叙事体文学评论集》)一文中认为,《镜花缘》是文人小说的一个典型,它的作者在思想上未能脱开儒学的规范,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一部申张女权的小说。
《老残游记》
晚清作家刘鹗的二十回长篇小说《老残游记》, 有英、法、捷、俄、日五种文字的译本,受到东西方学者的充分重视。沙迪克的英文全译本1952年出版于纽约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66年重印,附有插图,这是数种英文全译本中出书较晚、在西方较为流行的一种译本。法文有1933年和1964年两种译本,均出版于巴黎。谢马诺夫的俄文全译本,1958年出版于莫斯科。普什克的捷文全译本,1964年出版。 冈崎俊夫的日文全译本1965年由东京平凡社出版,列入“东洋文库”。
捷克著名汉学家普什克在他的《老残游记》全译本的《序言》中,对刘鹗生平事迹和小说内容都作了详细评述。美国学者夏志清所撰《老残游记:艺术及意义剖析》(载《清华学报中国研究》1969年第2号)长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小说的叙事形式及其特有的艺术结构,第二部分探研小说所包含的哲理和暗示。夏志清认为,《老残游记》的讽刺艺术是高超的,它的描写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不愧是一部寓政治思想于抒情的成功之作。普什克的长篇《序言》和夏志清的这篇论文在西方世界皆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除以上列目介绍者外,明清小说名著国外翻译和研究较多的还有《隔帘花影》、《龙图公案》(包括《包公案》、《三侠五义》)、《海公小红袍全传》、《狄公案》、《白蛇精记》、《肉蒲团》、《隋唐演义》、《儿女英雄传》、《二度梅》、《彭公案》、《海上花列传》、《孽海花》、《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歇浦潮》、《血滴子》等等,本文不一一缕述。最后,应该简单提到如下几点:一、自上世纪中期至本世纪初期,国外许多老汉学家都热爱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作品,他们为把中国文学作品介绍到全世界,用尽了毕生的精力,值得我们崇敬。例如德国著名汉学家,《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隔帘花影》、《今古奇观》、《二度梅》、《十二楼》、《红楼梦》等小说的德文权威翻译者弗朗茨·库恩,就是倾其一生之力翻译和研究明清小说的一位可崇敬的学者。 他的大量明清小说的译文都因文字优美、能传达原著风貌而被欧洲多种文字所转译。他不愧为明清小说西渐史上的一位功臣,中西文化的伟大架桥人之一。二、现代东西方有许多著名汉学家皆着力于明清小说的翻译与研究,如日本的增田涉、小川环树、伊藤漱平、松枝茂夫、前野直彬、泽田瑞穗,美国的余国藩、夏志清、韩南、芮效卫、浦安迪,英国的霍克斯、西里尔·白之,法国的李治华、雷威安,前苏联的阿列克谢耶夫、费什曼、华克生、李福清,捷克的普什克等,由于他们的努力,使许多明清小说有了新的高水平的全译本,并使国外明清小说的研究跨越了本世纪初期的一般介绍性阶段,而真正进到了深入研究的阶段,形成与中国国内的研究齐头并进之势。三、在现代许多著名汉学家的指导下,国外一些中、青年学者,特别是美国、英国、法国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往往选择明清小说作为他们博士论文的题目。他们或者作某一专题的深入探索,或作某一专题的综合性考察。他们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见于上文的有关介绍。 总的看来, 西方关于明清小说的研究当前正处于方兴未艾的时期。我们期望着国外学人研究的新成果不断问世, 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
王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