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前读中共党史读物，看到书中引用的党史人物回忆录中的资料，常想能看到这些回忆录多好啊。不过，这些回忆录似乎很少在小县城发行，比如1984年9月一版一印的三联版罗章龙《椿园载记》，印数13600册，我是常逛新华书店的啦，却从没在书店见过此书，如果见到，肯定买下。因为文革时期常常提到中共历史上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的十次路线斗争，所以对罗章龙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发现孔网后，在孔网购得大量党史人物、开国将帅回忆录，现将部分购自孔网的一大前共产主义小组人物、六大及以前曾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党史人物回忆录作一简单介绍。
《毛泽东自述（增订本）》，马连儒、柏裕江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二版。收录毛泽东与斯诺分别于1936年、1939年、1965年、1970年的四次谈话以及1937年同海伦·斯诺的谈话、1937年同詹姆斯·贝特兰的谈话、1944年同冈瑟·斯坦因的谈话、1946年同娄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其中只有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具有自传性质，这次谈话由吴亮平作翻译，斯诺按口译作笔记，后来斯诺按毛泽东的要求将毛泽东个人经历部分整理成文，由黄华译成中文，经毛泽东审阅后做了少数修改，交黄华照改后退给斯诺。很可惜，现在已找不到这些文字记录。这次谈话收入斯诺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在英美出版发行后，即成为畅销书，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世界的影响。并以《西行漫记》的书名，由复社译出在上海印行，其中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曾以《毛泽东自传》的书名在国统区发行，影响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奔赴延安。1965年、1970年同斯诺的谈话，收入斯诺另一著作《漫长的革命》，有助于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全书分《回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二七回忆录》、《回忆大革命时代》、《人物回忆》四个部分。其中署名“栖梧老人”著的《二七回忆录》于1957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其余大部分没有公开发表过，《回忆大革命时代》是包惠僧上世纪五十年代遗稿。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消极脱党。他的回忆录记录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及活动、武汉地区早期工运情况、二七大罢工全过程；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革命军中、广州及武汉时期国共两党的分歧、矛盾；根据自己亲见亲闻，详细叙述并分析了中山舰事件、四一二政变、夏斗寅叛变、马日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还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党史人物逸闻，如高语罕在黄埔军校炮轰蒋介石获“高大炮”称号、李之龙在中山舰事件中的经历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椿园载记》，罗章龙著，东方出版社1989年一版一印，印数400册。东方版与此前的三联版，版式完全相同。我于2007年1月在淘宝网购得三联版，这本东方版因价格不贵，又于2011年10月在孔网购下。罗章龙，湖南浏阳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共第三、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椿园载记》早于抗战时期就整理出不少文字，至解放初期，积稿已略具规模，可惜在文革“扫四旧”运动中全稿散失。1979年后，罗章龙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重新回忆，补充、整理成书。回忆录按作者经历顺序依次回忆了新民学会、北大学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与活动、建党初期中共北方区委的工作、北方工运活动、中共三大及中央工作。以北方工运史料弥足珍贵。回忆录写到中共三大即结束，至作者1995年逝世止未再补充新材料。2006年，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罗章龙回忆录》上、下册，据介绍上册即《椿园载记》，下册为未经整理的资料。网上可搜得出自溪流版的《罗章龙回忆录》中的《党史上的向忠发集团》一文，该文充满了对向忠发、李立三等人的刻骨怨恨。中共工运分南方、北方两个系统，南方工运著名人物有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苏兆征等，由于有国民政府做后盾，南方工运相对比较顺利；北方工运著名人物为罗章龙、史文彬等，由于受到北洋政府的镇压，遭受挫折较多。两个工运系统在工作、人事上多少带有一些宗派情绪。北方工运人物在党内地位一般比南方工运人物低。需要指出的是，邓中夏原在北方开展工运工作，后到南方领导省港大罢工。邓中夏与罗章龙关系似乎不和睦，罗章龙在《椿园载记》记叙开滦罢工中说：“事后有人因身处局外，不明真象，甚至虚构事实，颠倒黑白，借以贬低这次罢工的意义，这都属别具成见与违背历史的不负责态度，理应加以明辨。”（P221），似是对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关于开滦罢工失败教训原因（见《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11月第二版，P84）的说法的不满。因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路线，使得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引起党内一片反对，罗章龙与王明联手反对立三路线，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促使李立三下台。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派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掌握中共领导权，引起罗章龙派不满，罗章龙成立第二中央——“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走上分裂道路，被开除出党。“非委”不久即告失败，所属人员或消极或叛变，至此北方工运系统人物可说是全军覆灭。
《九旬忆旧》，徐梅坤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9月一版一印，印数3700册。徐梅坤，浙江萧山人，1922年入党，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员会书记、全国印刷总工会委员长等职。1927年8月被捕，脱离党的组织关系。1935年9月因病保释出狱。抗战前期，先后在上海、重庆开办新生印刷厂、南方印书馆，抗战后期，在上海中央化学玻璃厂工作，后任该厂驻福建永安县的东南办事处主任，以后任该厂经理、厂长。建国后任国务院参事等职。1981年重新入党。《九旬忆旧》记述了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作者在上海、浙江从事革命活动，以及脱党后在党外努力为党作了一些工作的经历，提供了萧山衙前农民运动、曲江工潮、上海早期工人运动、印行《向导》、党的“三大”、商务大罢工等珍贵史料。回忆录还提到，徐梅坤受命组织了中共秘密的反奸组织——特工组，后来发展为中央特科“打狗队”，并任特别支部书记、特工队队长，其中组员有李剑如，李剑如以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反王明斗争中也是一个风云人物。后来徐梅坤担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离开“打狗队”，这个组织由顾顺章负责。徐梅坤在福建永安任上海中央化学玻璃厂驻东南办事处主任时，从该地党的负责人何又文处得知情况紧急，何又文要徐梅坤通知杨潮（羊枣）离开永安，可惜羊枣认为不要紧，不肯走，最终被捕死于狱中。
《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月第一版。李维汉是中共第四届中央委员；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分共前，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实际是撤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成立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李维汉为临时常委之一（任期至1928年7月中共六大召开为止）；1930年9月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旋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因立三路线问题被免去中央委员职务。李维汉称其撰写回忆录的原则是：一、以集体为主，适当联系自己，反对突出个人，突出自己；二、实事求是，力求写出历史本来面目；三、重视总结经验；四、对个人活动持分析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回忆录目录如下：（上册）回忆新民学会/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关于我在“马日事变”过程中的一些情况的说明/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回顾党的六大前后/回忆江苏省委（一九二八年十月——一九三○十二月）/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在中央苏区/回忆长征/初到陕北/回忆中央党校/回忆陕北公学/中央干部教育部和延安干部教育，（下册）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少数民族工作/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旧政治协商会议和南京谈判/真假和谈的斗争——记北平和谈/建国以来十五年统战工作的回顾与再认识。
《往事回忆》，黄平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黄平，广东人，出生于汉口。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香港特支书记、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中共广东区委工人部部长、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军事委员等职，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内务委员和外交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夏赴苏参加中共六大，会后入列宁学院学习。1930年9月起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8月回国，负责中央交通工作。1932年夏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同年12月被捕自首变节。1934年后在上海、苏州等地从事英文教学、翻译工作。建国后任复旦大学外语系教授。是中共第五届、第六届（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9月至1933年1月期间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往事回忆》主要侧重于广东工作方面的叙述，对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我对黄平在赵云（康生）领导下的交通工作的经历尤感兴趣。回忆录还叙述黄平在任全总党团书记时对刘少奇的印象：从前轻信流言，以为刘少奇右倾，在工作接触中改变了对刘少奇的误解并产生尊重。但奇怪的是黄平在天津被捕后却供出刘少奇在上海的住处，而对政治局开会的地点（康生家）却守口如瓶。
《张金保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一版一印，印数5300册。张金保，汉口纺织女工，在中共六大上缺席当选中央委员。因反对“六届四中路线”参加罗章龙组织的“非常委员会”，后被推选为“非委”主任，任“非委”主任期间，开会决定把罗章龙开除出“非委”。“非委”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支持，经开会决定，于1932年2月14日自行解散，基层组织全部交给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张金保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党中央，表示自己“不愿做历史的罪人”，请求组织处分。张金保得到的回答是正式宣布开除她的党籍。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坚持斗争。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后得以出狱。以一小脚女人从南京长途跋涉到山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革命斗争，被诬为托派，坐过八路军的牢，忍受各种委屈始终坚持革命不动摇，1944年经党中央批准恢复党籍，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上恢复中央委员职务。回忆录记录了张金保曲折艰难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非常值得一读。
（题外话：我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李志英著《博古传》中读到讲述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经过时，书中提到以下内容：“妇女干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徐兰芝，当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负责人，因为她同意罗章龙的观点，竟没有通知她开会。正巧她听说要开会的消息后，立即赶来。她闯进会场质问向忠发：‘你们开什么会？’有人回答说：‘六届四中全会。’徐兰芝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大声质问：‘我是中央候补委员，为什么不通知我来参加六届四中全会？’向忠发张口结舌不知所措。王明急忙起来，拍着徐兰芝的肩膀，把她拉到另外一间房子去。”并注明引自《张金保回忆录》，第166页。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施昌旺著《王稼祥传》、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著《毛泽东之初》都有同样内容。我觉得奇怪，明明在薄一波著的《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徐兰芝性别为男性，怎么在这些书中变成女性了？查《张金保回忆录》第166页：“会议开始不久，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徐兰芝闯进会场，质问向忠发：‘你们开什么会？’有人替向忠发回答：‘六届四中全会。’徐兰芝拍着桌子大声责问：‘我是候补中央委员，为什么不通知我来参加六届四中全会？’问得向忠发张口结舌说不出话。这时，王明站起来帮向忠发解围，他拍着徐兰芝的肩膀，把他拉到另外一间房子去。”。白纸黑字写明徐兰芝是男性。把徐兰芝由男性变为女性，是典型的望“名”生义。我在好几本党史人物传记中多次发现其它类似错误，说明有些作者写作不够严谨。）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方志敏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一版。方志敏烈士是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的。还著有《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多篇自传性文章。《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也是写于狱中，记述了作者和赣东北苏维埃的斗争史实，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在“肃反斗争”一章中指出肃反工作存在严重错误，批评党的主要领导同志（指曾洪易）犯了严重错误。表现为：一、犯了肃反中心论的错误。认为一切工作的毛病，都是反革命在其中捣鬼，肃清了反革命，一切工作自然都会好了，把主要力量放在肃反上，而忽略了最中心的战争任务。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就是肃反中心论者。二、肃反工作扩大化。认为反革命在苏区已经有了庞大的组织，雄厚的力量，到处都有反革命的活动，到处疑神疑鬼。引起“人人自危”的恐慌。三、肃反工作简单化。不注意侦察技术，搜集确证，只凭口供捉人，这往往会乱供乱抓，牵连无辜。方志敏沉重感叹道：“放走一个反革命派，固然是革命的损失，错办了一个革命同志，又何尝不是革命的损失！”方志敏批评曾洪易：“党的主要负责同志，个人独裁欲和领袖欲太重，不容易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尽说肃反要慎重，还说你对肃反不坚决。我与式平同志为吴先民问题，同时也就是为肃反需要慎重，不应刑讯问题说话，就受到党的处分。”这是方志敏牺牲前对中共的肺腑之言，耿耿忠心溢于言表。
我已收有国内出版的一大前各共产主义小组人物的回忆录：陈独秀的《实庵自传》（未完成，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文章选》）、茅盾著《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二版）、张国焘著《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陈公博著《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寒风集·往矣集》（复印本，据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一编·99·综合类）1989年版复印。《寒风集》，陈公博著，上海书店据上海地方行政社1945年版影印。《往矣集》，周佛海著，上海书店据古今出版社1943年版影印）。以及曾任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的回忆录：王明著《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王明于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会全上补选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彭德怀于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会全上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杨尚昆于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会全上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上册1984年7月第一版，中册1985年10月第一版，下册1987年7月第一版，徐向前于长征途中在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增补为中央委员，但此后至中共七大召开前，从未以中央委员资格出席过中央会议，也未以中央委员资格出席中共七大）、《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11月第一版，吴玉章于1938年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增选为中央委员）。除李季的《我的生平》外，可以说已收齐全了。另外，已知中共第四、五届中央委员彭述之著有回忆录，出版有法文版，国内未见出有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