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我们需要另一次新文化运动

朱大可:我们需要另一次新文化运动


朱大可

我们需要另一次新文化运动

——在中国经营论坛上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谢谢大家这么有耐心听了一天漫长的演讲,主持人的嗓子已经哑了,我也刚打吊瓶回来,所以我很同情他。谢谢大家的耐心。我希望我的发言,是盛宴的最后一道小小的甜点。

当然,在一个强悍的经济论坛上,文化好像只能是一道甜点而已。

不过,以一个文化人的阿Q式的笨想,总觉得文化跟经济的关系,不是这样简单。

我们看了中国世博馆,里面主体是清明上河图的电子模拟图,我觉得做的很聪明,实际上不知道放一些什么东西,2千多年乃至5千年的历史,而我们却不了解它,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盘点,最后找了一个讨巧的办法,就是清明上河图,它成功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风貌。

关于中国的历史,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图画里的那些富商、官员和美女,都早已化成了黄土,没有人提过他们的姓名,也没有人想要知道他们。只有这个叫做张择端的画家和他的画作,被我们牢牢地记住了。

这大概就是经济和文化的区别:经济让你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富有和美妙,而文化则占有了你的记忆,它能够让你的精神富有和充实起来。只有文化能超越日常生活时间,成为我们不断回想和引为自豪的东西。套用胡锦涛的话说,经济是硬任务,文化是硬道理。

文化跟我们生活的关联,我想举一个身边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在澳大利亚住进精神病院,一年以后他出来,我问他你怎么好了,他说我们那里搞了文艺疗法。什么叫文艺疗法?就是听莫扎特的乐曲,和朗诵雪莱的诗歌,一年以后他康复出院了。这个使我想起重庆模式的红歌疗法,几年前我曾经专门跑去看了重庆沙坪坝公园得红卫兵墓,在我走上山坡时,一路上都是一个一个圈子的红歌队、秧歌队和交谊舞队,民众自发地唱红歌,在重庆是有传统的。对此我心里的感受很复杂,我父亲当年文革时在红歌声中死去的。我们家对面是居委会,最近这一段时间天天唱红歌,我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投诉他们,说他们扰民,但回过来一想替那些失意的老人想想,他们当年是产业工人,曾经是毛时代最自豪的政治主体,但是他们今天被抛弃到边缘,成为社会的底层,不得不靠怀旧和红歌聊以自慰,这是一种电击式的创伤疗法。无论正面还是负面,文艺对个体精神确实有着重大意义。

这些天来,我们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之中。100年过去了,中国人的最大收获,除了电视机、冰箱、汽车,乃至游艇和私人飞机,就是得到了无数个100年纪念日。今年10月10日,我们有辛亥革命的纪念日,在下一个十年里,也就是1919年,我们还将有新文化运动的百年纪念。距离这个事件的时间节点,还有8年之久。

但是,如果我们盘点一下,100年来,中国文化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我们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这个问题,现在几乎有了异口同声的回答:那就是倒退、倒退、再倒退!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文化就一直在拉响危机的警报,而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

衡量文化是否进步和健康的指标,大致有这样几个:第一,有没有健康的伦理生活,第二,有没有健康的教育体制,第三,有没有独立和自由的精神空间,第四,有没有内在的文化信仰以及合乎全人类标准的价值观。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文化已经病入膏肓,就像一个垂死的92岁的老人。

现在我要追问的是:在新文化运动的百年纪念日里,我们能不能有一场新新文化运动,来彻底改变这种猥琐的现状?我们能不能规避上一次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各种严重弊端?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八年时间里,我们有没有、以及能不能,为这场未来的文化运动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我看来,这种准备至少应该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我们有没有像胡适、鲁迅和陈独秀这样的文化战士和思想者,冒着成为战犯和囚徒的危险,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防线?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能力盘点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加以现代性的改造?

我们有没有蔡元培这样的校长,敢于七次辞职而向政府提出抗议?我们有没有一个像徐世昌段祺瑞这样的官员,允许新青年这样的杂志发出尖锐的批评?当年,也就是1926年,在听说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祺瑞发出一声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赶到现场,向死难者的尸体下跪。为了表示忏悔,段祺瑞此后素食终生,最后死于营养不良。

我们有没有佛罗伦萨的美狄奇家族那样的艺术赞助人,资助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资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这样的文艺天才?中国的金钱,应当跟思想和艺术结盟。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贫瘠土壤,无法提供思想家及其思想资源。这可能就是思想界饱受歧视的原因。但要是没有来自各方面的浇灌,尤其是来自民间资本和民间资源的施肥,独立思想的发育壮大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中国社会拥有各种民间基金会和大量民间文化资金,并且能够以独立和非官方的方式,资助那些杰出的文化思想工作者,那么,新文化运动的第二次兴起,就会指日可待。

我们有没有大批渴望文化并对文化表达敬畏的民众?他们愿意学习和尾随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爱护知识分子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呆傻可笑的另类。我们的民众有没有养成最优秀的感官系统,做好欣赏和鉴别各种艺术的精神准备?蔡元培当年力倡美育,我们至今都不能深刻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因为没有对美的敏锐的感受力,就无法建立美好的伦理、政治和法律。

我们还有8年时间来准备一场文化的改造运动,它既要继承优良的历史传统,又能善于辨认和删除其中的垃圾。现今流行的新国学运动,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全面倡导儒家文明的同时,我们正在大肆弘扬下跪和磕头之类的奴才品格。我们要严重警惕旧帝国的专制文化,堂而皇之地成为我们未来生活的精神指南。

还有,我们有没有做好抵制狭隘民族主义、全面吸纳人类先进文化的精神准备?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有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民主”和“科学”,都是西方“进口”的结果。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运动差一点夭折,就因为传统民间口语无法支撑现代文化的基本叙事。如果没有日语的赞助,如果没有从日语中吸收几百个现代新词,今天就无法在这里谈论我们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

朋友们,因为是最后的发言,我不想多说了。我只想说,在这8年里,我们还要准备好健康的身体。我们要善于跟各种污染、噪音和毒食以及进行斗争,小心翼翼地保卫我们自己的身体。在这盛夏的酷暑里,我要祝大家身体好,保持年轻的体魄和信念,千万少坐和不坐高铁。8年之后,也就是2019年,我们将在下一个文化论坛上再次相见。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做好了发动新新文化运动的准备。那时,我们都还是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新青年!(2011年7月4日于上海浦东星河湾酒店报告厅)

谢谢大家。

(中国经营报发表的是速记稿和删节版,刊发的标题为“朱大可:中国文化已经病入膏肓”,其中有少量记录上的技术错误,这里发布的是未删改的原文,错记之处已经改过)

本文题图:黄新波《卖血后》(木刻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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