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浅论中国文学中的渔父形象
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其独特的姿态傲立于文学史，但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们往往都无法摆脱儒、道的纠葛，无形中便与隐逸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中，“渔父”这个看似平凡的劳动者形象却倍受彷徨的古代文人青睐，在中国文学世界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渔父”这样一个文化意象为何如此频繁出现，它与传统文化中的隐逸思想及士人心态之间隐含着哪些微妙的联系？让我们一起举棹鼓浪，逆流而上，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诗河词海中寻觅“渔父”的足迹
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渔父”形象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儒家“渔父”，像姜尚式借助隐逸之行来等得贤主慧眼相识而获取功名，名垂史册的入仕者。另一类是道家“渔父”，类似严子陵、范蠡这样追求心境淡泊、超脱俗世、遵循时命、顺应自然的清高知识分子。。第三类是游侠“渔父”，如同《吴越春秋》中为我们展现的坚守人格信念、追求至情至性的义侠渔父形象。这三类“渔父”形象对后世中国文人的思想、人生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都非常大，它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连绵不绝的渔父意象系列。
一、儒家“渔父”。追溯起“渔父”形象的历史原型，首推的便是姜太公吕尚。在《吕氏春秋》中有过这样的记载：“太公钓于兹泉，遇文王。”同样，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也有类似记录，讲的是年老穷困的吕尚钓于渭水，遇见周文王，文王拜以为师。其后，吕尚辅佐武王伐纣灭殷，建立周朝，自己也得以流芳百世。吕尚因钓而遇，由遇而达，最终辅佐君王建功立业，实现了古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入仕建功的理想。这样的经历对追求入世为目的的知识分子来说充满了传奇色彩，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榜样。于是，后世文人就以磻溪渔父的典故隐喻怀抱文武全才的隐士，姜太公钓鱼也便成了渔隐逐志的典型。这也是最早与政治牵扯上关联的渔父形象。大概从这时开始，人们就自然的把渔父的垂钓和微妙的政治目的相关联了。
儒家“渔父”。它是借助隐逸之行而逢得君王贤主慧眼赏识，委以重用，实现功名的积极入仕者。自姜尚开创了“一竿竹纶钓功名”的原型之后，把为官入世作为毕生宿命的古代知识分子们便纷纷效仿此法，视为入仕的捷径。他们以坐等为官、钓取青名的方式，前赴后继地唱响了歌颂儒家“渔父”的“颂歌”。
典型的一个时期就是唐朝。唐朝是中国诸多朝代中一个文化思想急剧开放的时代。除了日益完善的科举制度外，立功边关、制举考试、荐举征辟等都是文人入仕为官的途径。可荐举制依然是朝廷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这就为入仕的文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但又因为长期的封建思想影响，文人们大多是内心渴求君主赏识，而外表却表现得平静矜持。在乞求对方关注自己才华的同时决不露寒酸相，可谓是中国文人共有的要强心理。于是，在大唐“终南捷径”的传奇事迹激励下，许多苦不得志的文人便希望通过自己苦心经营的隐逸文字来求得朝廷“三顾茅庐”式的赏识重用。其中借“渔父”来传达自己意愿，可谓是文人们含而不露的精妙手法。“莫道渔人只为鱼”，手中的钓竿成为了“终南捷径”的一根拐杖，孟浩然、白居易、李白等许多著名诗人都曾用此法进行过自荐。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白居易《秋暮郊居书怀》：“若问生涯计，前溪一钓竿。”这两个可谓经典示例。
二、道家“渔父”。另一个因钓鱼而出名的人物当推东汉的严光。《后汉书·严光传》中这样写道：“（光）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姓名，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元纁遣使聘之。”但严光拒不入仕，光武帝只能叹息而去。严光埋名江海，羊裘垂钓，乐隐绝仕。他那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处世之道，在后人的眼里便成了渔隐避仕的典范。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便是范蠡。在范蠡帮助勾践灭吴之后，有关他的去向如何，成为了后人乐于揣测的话题。《国语·越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反至五湖，范蠡辞于王……逐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后世不得而知。但因范蠡曾浮于五湖，于是，后人便把泛舟与垂钓联系了起来，附会出五湖垂钓的典故，把范蠡视为功成身退、由仕入隐的渔隐归世的典型。由此，我们不妨把范蠡这个经过后人一定修饰的渔父形象也包括在渔父的历史原型之内。
道家“渔父”。它赋予了“渔父”超脱旷达、恬淡自适的文化内涵，使“渔父”定格为身披道袍，追求出仕，淡泊名利，乐山爱水，冲淡脱俗的隐逸符号的象征。
道家“渔父”是后世渔父文学中歌颂最多，描绘最细致，表现最传神的一类。而把这类渔父形象描绘到极致，推向致高点的，当属自称烟波钓徒的张志和。在他的五首《渔父词》中，广为世人传颂的佳句是：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在这首词中透露出来的是一股安和超然的气息。从表面看，似乎在轻描淡写地描绘一幅绝尘脱世的场景，实则不然。当词人笔锋一转，由写景转入写人时，画面中因渔父这一人物形象的存在而把意境刻画得更为飘逸、洒脱。透过外表再细品此词时，我们不难感觉，渔父既是作者笔下所刻画的一个景物又是那个“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的张志和本人的意念化身。虽然外表的渔父是正在品尝雨中垂钓的情趣渔父，可内在的渔父所在品味的却是物我合一的境界。这是一种观美景、品人生的高级审美境界，是抛离了世俗，心静一体的脱世情怀。可谓是一身蓑衣渡风雨，从容自得品人生。而词句中所极力表现的“斜风细雨不须归”的高远、冲淡、悠然的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正是一个高洁的隐士所拥有的超于常人的精神风貌。这已远远超出了渔父这个单纯从事捕鱼为生的劳动者的定义。可见，在唐代，“渔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怡情山水、遁迹江湖的隐士的典型。
在张志和的《渔父词》之后，在创意和艺术表现上能与之相媲美的当属大文学家柳宗元笔下所描绘的渔父。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
这首诗都是柳宗元诗中的名篇。虽然诗篇文字简短，但是用意却极为深远。首先我们来说《江雪》这首诗。这首诗中的渔夫，与张志和笔下的渔父颇为不同。虽然两者都是身披蓑头戴笠而垂钓，但读起柳宗元的诗，体会到此诗中的渔父更增添了几分孤傲和自赏，而少了几分张志和式渔父的发自内心的快乐。
当白雪世界游离于可见与不可见之间时，这个外表孤寂的渔父，却又不显得其是孤独、寂寞的。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人与大自然之间超越语言的心灵相知。这样的对比，形成了一种更具张力的衬托。而意蕴之外的人生境界则远远超乎了字面的诗意。“人在美的观照中，是一种满足，一个完成，一种永恒的存在，这不仅能超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计较、苦恼，同时也是超越了生死。”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不避严寒坚定执著的一种精神特质，在含而不露中映射出柳宗元与世俗相忤的清高气质。
以上的这些“渔父”形象不仅继承了《楚辞》、《庄子》中“渔父”的外貌特征，还赋予了“渔父”超脱旷达、恬淡自适的文化内涵，丰满了“渔父”的精神涵养，使渔父遁世隐逸的品质凸显的更为鲜明。
三、游侠“渔父”。到了春秋后期，“渔父”形象在民众歌颂声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吴越春秋》中的“渔父”就是一个典型。这个文学形象产生在水文化显著的楚国。伍子胥是春秋后期楚国大夫伍奢的次子。因伍奢直言进谏而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因此受牵连，被楚王追杀，被迫逃亡吴国。在逃亡途中，伍子胥逃至一江边，眼见追兵将至，他将走投无路。在这危难时刻，江上隐约出现了一位划舟水面的渔父。伍子胥恳求相助。于是渔父就载其渡江脱离危险。过江之后，伍子胥嘱咐其保守秘密。渔父见状，为免去他后顾之忧，便毅然纵身跃至江中，沉水自尽，永保秘密。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对“侠”的概念有过一个界定：“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即己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着焉。”从此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侠义精神必须具备两个要素。首先，它必须讲求信义。对于豪侠义士而言，信义有时候会比生命更为重要。其次，它应该救人于危难而不以其能邀功，不贪求任何回报，甚至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吴越春秋》中的渔父，同时具备了这两个要素，充分阐释了侠义精神。“渔父”形象已经从先秦时期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一付热心肠，劝说开导他人悟道醒世的圣人形象发展到了坚守德操、义气冲天的侠客形象。这个“渔父”的文学原型开启了中国传统文人坚守人格信念、追求至情至性的精神之源，在后世的“渔父”文学中发展成为不同于前者的独特一脉。
义侠“渔父”。它坚守人格信念，拒绝世俗，追求至情致性。
相对于以上两类渔父来说，第三类渔父形象比较贴近真实的渔父本身。在《吴越春秋》中的渔父出世后，义侠“渔父”被后人赋予为与现实政治疏离甚至冲突、对抗的模型。
在传统戏曲剧目《打鱼杀家》中就有塑造过这种“渔父”形象。渔父萧恩与女儿桂英以捕鱼为生，不料一再受到当地恶霸和官府的欺压。父女被迫起身反抗，除恶之后，远走他乡。而把义侠“渔父”发挥到极致的还数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的那些渔民起义领袖，其中以三阮和张氏兄弟最为典型。第三十七回，宋江遇见张氏兄弟，眼中的张横是“七尺身躯三角眼，角鬓赤发红眼，浔阳江上有声客。冲波如水怪，跃浪似飞鲸。恶水狂风都不惧，蛟龙见处魂惊，天差列宿害生灵”。他兄弟张顺便是“浑身雪练也似一身白肉，没得四五十里水面，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水里行似一根白条，更兼一身好武艺。因此人起得一个异名，唤做浪里白条张顺”。在他们身上完全没有了前两类“渔父”形象的逍遥儒雅，而是化身成天不怕，地不怕，不屑官府的功名厚禄，始终坚守自己的人格信念———重义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死一命的草莽英雄形象，更贴近了现实里渔父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义侠“渔父”的发展过程是最具个性的，大大超越了前面“渔父”的束缚，甚至还史无前例的出现了以萧桂英为代表的女性渔父的形象，这可是在前两类渔父形象中都不可能出现的，所以这类渔父是三类“渔父”形象中最具个性特征的“渔父”形象。
三、“渔父”意象的文化符号
通观整个中国文学，为什么耕渔牧樵之中单单“渔”会如此惹人怜爱，被古代知识分子所垂青呢？我想这和“渔父”形象中的几个文学要素是密不可分的。其内涵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渔”。从“渔父”二字来看，垂钓之风起于上古，早在先秦的《诗经》中就赋予了渔者一种朦胧的情趣之美。在后来的文学中，文人们将“游山水，观鱼鸟”之事称之为“乐事”，比之“游仙”。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就说过“游山水，观鱼鸟”。因此，这里的“鱼、鸟”相当于山水，而垂钓就相当于忘情于山水，这种“渔”情在姜尚、严光等人身上深化之后，便被后世文人更广泛地应用。渔父的垂钓意境美在后世文学中被浓厚得表现在诸多文学作品中。
第二，“父”。在西方文学中也有“渔父”文学的存在，但西方人写的是“渔夫”。我们只有在中国文学中才能见到“渔父”。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学中“父”即“甫”，是对老年男子的尊称。在中国大多数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渔父，有一些是年龄模糊不清，而更多的是以老者的形象出现的。在中国人的思想中，老年人一般是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广博的知识，经历过沧桑坎坷，明于得失，淡泊世事，并且对人生有一定高断的人。这样的人是有一定的修为的，是被以孝为本的中国人所敬重的一类人。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便很符合文人世界里的高者圣人形象，于是，渔父就这样被塑造了出来。
第三，“水”。“渔”之美不在于鱼，而在于水。老子曰：“善上若水。”上善之人，若水之性也。水之性在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在道家看来，“水”中蕴含着巨大的人生哲理，水是万物之本。孔子说：“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智者为何乐水？《韩诗外传》这样解释：“问者曰：夫智者何以乐于水也？曰：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遣小间，似有智者。动而之下，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历险致远，卒成不毁，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乐于水也。”在古代知识分子的眼里，水“似有德者”，故有“德水”之称。水有清有浊，古人以之比喻人的道德高下。儒道夹杂的封建时代思想在印入古人脑中的同时，也被知识分子不断创作于文学中。所以，渔父诗词文学中，这个“水”意蕴是智者的象征。
第四，“舟”。有渔者必有舟。舟在中国文学世界里又是一个特别的文学意象。中国文人大都喜欢用一叶扁舟、孤舟且多为小舟之类来形容。因为舟乃渔父乘靠之所，为古人最普遍的交通工具，而且舟小而轻巧，泛舟水上，随波而行是逍遥自由的一种象征。通常在文学作品中作者会把渔父比作自己的化身，用这样的舟来增添意境，凸显整个文学作品中作者内在的苦闷、漂泊或者遗世孤傲感。舟与渔父的搭配是“纵一苇之所知，凌万顷之茫然”境界的最完美展现。
第五，“钓”。本是渔父手中为食谋生的工具———钓竿，在文人的意化下造就了“钓”的意象，这也是“渔父”形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钓”意味着需要耐心和等待。“钓”中蕴藉着不可预测的偶然性和未知性，正是在这样的神秘性中，隐藏着有无相生的“道”理。看似平静的垂钓，却可以透过平静，隐喻仕者甘于等待出世为政的时机，以及介于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的思想挣扎。对于隐者，垂钓的用意在“若寸若亡，若食若不食”的一种境界追求。一支小小的钓竿，在中国文学中竟被赋予了如此复杂而又深刻的涵义，成为“渔父”形象中必备的元素之一，足见“渔父”形象在中国文化中的不一般性。
由此可见，渔父是儒、道中的隐者，是义的延伸。他们乘舟漂然水上，自然、惬意、无拘无束，少了人生中的许多纷繁嘈杂，少了一份世俗的约束感，以一缕闲适的心情翱翔于天地间。这份渔缘渔情，这种垂钓于烟波之上的随意洒脱，足以被后人羡慕称颂。
以上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中“渔父”形象的原型、演进以及受文人喜好原因的浅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渔父经过历代文学作品的修饰，已经演化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存在方式的寄托。它倚儒道、重自然、重节气，使中国人生活在一种不同于他人的审美方式中。当看惯了秋月春风、花开花落、云卷
云舒之后，垂钓者在淡然与坦然之间品味人生的意趣，体验生命的大度，独享了一份生活的从容自得。真可谓淡如行云去如风，水墨痕迹笑从容。“渔父”精神的这种特立独行、狂傲不羁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毕生追求而无法实现的思想情感发挥到了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