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早上好。我是李世默，我出生在这里。不，其实不是。这才是我出生时的上海。当时，上海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外婆后来告诉我，她当时抱着襁褓之中啼哭不止的我，心惊胆战地听着“武斗”的枪声。在我少年时，被灌输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所有的人类社会都遵循一个线性的发展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开始，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过渡到，猜猜这个终点？共产主义社会!或早或晚，所有的人类社会，不管文化、语言、民族有何异同，都将演进到这一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人类社会自此大同，在这人间天堂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但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社会主义与邪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正义终将胜利。当然，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制出来的元叙事。这一元叙事在中国影响甚广，我们从小就被反复灌输了这个宏大故事。几乎融化到了血液之中，深信不笃。这个元叙事到处畅销。世界上曾经有整整三分之一的人在它的笼罩之下生活。然而，恍然一夜之间，世界沧桑巨变。少年时期的信仰收挫折后，我离国赴美，改宗成为伯克利的嬉皮士。(笑声)就在我成年过程中，又发生了一件事。仿佛我这辈子只经历那一个还不够似的。我又被灌输了另一个宏大叙事。这个元叙事的完美与早前的那一个不分伯仲。它同样宣称，人类社会遵循着一个线性的发展规律，指向一个终极目标。故事是这样展开的：所有的人类社会，不论其文化有何异同，其民众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儒家信徒，都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在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群体；而在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单位是原子化的个人。所有的个人都被认定为是理性的，都有同一个诉求：选举权。因为每一个个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权选举，必然会选出好政府随后过上永远幸福的生活又是一个人间天堂。选举民主制早晚将成为所有国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让他们发财。但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笑声)民主国家代表正义，并肩负着在全世界推动民主的使命，有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来打击那些不实行选举的邪恶势力。乔治H·W·布什：一个世界新次序…乔治W·布什：…消灭世界上所有暴政…奥巴马：…只有一个标准衡量统治者。李世默：现在…(笑声)(掌声)上述宏大叙事同样到处畅销。根据“自由之家”的统计，全世界采用选举民主制的国家，从1970年的45个已增至2010年的115个。近20多年来，西方的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荐选举民主这一救世良方：他们声称，实行多党制和全民选举是拯救发展中国家于水火的唯一良药，只要吃下它，就一定会实现繁荣。否则，永无翻身之日。但这一次，中国敬谢不敏。不，是被骗一次(笑声)。历史是最好的裁判。仅仅30多年间，中国就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6.5亿人脱贫。这期间全世界80%的减贫成就是由中国完成的。也就是说，所有老的、新的民主国家的脱贫人口加起来，都不及中国一个零头，而中国没有所谓的选举，也没有多党制。看，这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必需品：粮票。上海一时每人每月的肉类定额是300克。不用说，我把外婆的份额全给吃了。所以，我禁不住问自己，我眼前的画面到底哪里不对劲儿？我在今非昔比的故乡上海，我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新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产阶级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在增长，但根据那个宏大叙事，这一切景象本都不可能出现。面对这一切，我开始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即研究它。中国的确是个一党制的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不实行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按照当代主流的政治理论，人们据此可以生成三个判断，即这个制度一定是体制上僵化的、政治上封闭的、道德上不具合法性的。但这些论断是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一党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这些是确保其成功的三个核心要素。大多数政治学家断言一党制天生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因此很难持久。而事实却是。中共已经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连续执政64年，其政策调整的幅度超过近代以来任何国家。从激进的土改到“大跃进”运动，再到土地“准私有化”，从“文化大革命”，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更进一步主动吸纳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而这在毛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实证明，中共具有超凡的与时俱进和自我纠错能力。过去实行的一些不再有效的制度也不断得到纠正和更新。比如，政治领导人的任期制。以前，政治领导人实际上是终身任职的。这容易导致大权独揽、不受制约等问题。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在位晚年也未能避免犯下类似的严重错误。随后，中共逐步实施了领导人的任期制，并将任职的年龄上限确定为68到70岁。最近很多人声称相比于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因此当前亟需在政改中取得突破。这一论断实际上是隐藏着政治偏见的话语陷阱。这个话语陷阱预设了哪些变革才算所谓的政治改革，只有实行这些特定的变革才算是政治改革。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未停滞。与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相比，中国从基层到高层，从社会各领域到国家治理方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没有最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这一切变化都是不可能的。我甚至想大胆地判断说，中共是全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专家。第二个西方主流的观点认为，一党制意味着政治上封闭，一小撮人把持了权力，必然导致劣政和腐败。的确，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让我们先打开视野看一下全景。说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中共内部选贤任能竞争之激烈程度，可能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十八大前，中共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员。其中只有5人出身背景优越，也就是所谓的“太子党”。其余20人，包括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都是平民出身。再看300多人组成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出身显赫者的比例更低。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是靠自身努力和激烈竞争获得晋升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治精英的出身相比，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内部平民出身的干部享有广阔的晋升空间。问题是，中共如何在一党制的基础上保证选贤任能呢？关键之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对此西方鲜有人知：即中共的组织部。组织部运作一套选贤任能的机制，恐怕最成功的商业公司都会自叹弗如。它像一个旋转的金字塔有三个组成部分：即政府职能部门、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管辖的事业单位，如大学、社区组织等。公务人员既可以在某一类部门中长期工作也可以在三类中交替任职。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录人员，大部分新人会从最低一级的科员干起。组织部门会根据其表现，决定是否将其提升到更高的四个管理职位上：副科、科、副处、处。这可不是电影《龙威小子》中的动作名称，而是严肃的人事工作。这一区间的职位包罗万象，既可以负责贫困农村的卫生工作，也可能负责城区里的招商引资。或一个企业的管理人员。各级干部每年都要接受组织部门的考察。其中包括征求上级、下级和同事的反馈意见，以及个人操守审查。此外还有民意调查。最终择优提职。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干部们在这三大领域内轮转任职。在基层表现优秀的佼佼者，可以晋升为副局和正局级干部。进入高级干部行列。这一级别的干部，有可能领导数百万人口的城区，也有可能管理年营业收入数亿美元的国有企业。从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选拔局级干部的竞争有多激烈，2012年，中国科级与副科级干部约为90万人，处级与副处级干部约为60万人，而局级与副局级干部仅为4万人。在局级干部中，最为出众的极少数人才有机会继续晋升，最终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一个晋升到高层的干部，职业生涯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历练。这过程中有任人唯亲的问题吗，当然有。但从根本上，干部是否德才兼备才是提拔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中华帝国的官僚体系有着千年历史，今天，中共的组织部门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并发展成现代化的制度以培养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履历就是非常鲜明的例证。习的父亲确实是中共的一位前领导人，这很不寻常，他是第一个前领导人后代当上最高领导的。但他的仕途也历经了30年之久，习近平从村干部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今天这个岗位。在他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前，他领导过的地区总人口累计已超过1.5亿，创造的GDP合计超过1.5万亿美元。千万不要误解，这不是针对具体的人，仅仅是事实的陈述。如果要论政府管理经验，小布什，记得他吗？这不是看不起任何人。(笑声)在任德州州长前，和奥巴马第一次问鼎美国总统时，他们资历还比不上中国一个小县长。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民主是个坏制度，但其他制度更坏”。可惜，他没有见识过组织部。西方人总认为多党竞选和普选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曾有人问我：“中共不经选举执政。其合法性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谁的执政能力。”我们都知道历史。1949年中共执政时，中国战火肆虐，外敌横行，国土四分五裂，满目疮痍，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仅为41岁。但在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工业大国，人民生活迅速改善。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国的民意调查报告，其中一些数据反映了中国的主流民意：85%的中国民众，对国家未来方向表示满意。民众认为过去五年生活得到改善的比例70%，对未来颇感乐观的民众比例，压倒性的82%。《金融时报》全球青年民调结果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93%的中国90后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感到乐观。如果这不是合法性，那我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合法性了。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选举民主制国家都处于惨淡经营的境况。关于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困境，在座的听众都了然于胸，无需我再详述。除了极少数例外，大部分采用选举的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在遭受贫困和战火的折磨。政府通过选举上台后，其支持率在几个月内就会跌到50%以下，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持续走低，直到下一次选举。民主正陷入“一次选举，长期后悔”的周期性怪圈。这样下去，失去合法性的恐怕不是中国的一党制，而是选举民主制。当然，我不想造成一种误会，认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已经指日可待了。中国当前面临巨大挑战。巨大变迁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数不胜数，譬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问题。在政治领域，最大的挑战是腐败。目前，腐败依然猖獗，危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道德合法性。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误判了腐败的原因。他们声称腐败是一党制导致的，只有终结一党制才能根绝腐败。更严谨一点儿的分析将证明这种观点毫无根据。据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在近170个国家里，中国近年来的排名在第70到80名之间，且呈逐年上升之势。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选举民主制国家，排名第94位，且逐年下滑；排名在中国后的约100个国家中，超过一半是选举民主制国家。如果民主是根治腐败的万灵药，为何在这么多国家不灵呢？我是搞风险投资的，长于预测。因此，不做几个预测就结束今天的演讲似乎不妥。
下面是我的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人均收入计算也将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腐败虽然无法根绝，但将得到有效控制。在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有望继续提升10到20名跨入全球最清廉的前60国之列。经济改革会加速实施，政治改革也将继续推进，中共一党执政将稳固持续。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
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一个元叙事因极端教条而失败，21世纪的元叙事正重蹈同样的覆辙。元叙事就像癌症一样正在从内部吞噬民主。我想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要谴责民主。相反，我认为民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他们的傲慢，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把大把的时间花在向外国推销民主上，而是更多关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无望。中国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选举民主，因为中国从不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装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从不热衷于对外输出。但这正是关键所在。中国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可以替代选举民主的新模式，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让我们为元叙事的时代画个句号吧。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这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更是乏味的。让世界给多元模式生存的空间吧。也许一个更精彩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帷幕。我们有没有勇气拥抱它呢？谢谢。(鼓掌)谢谢。
主持人：世默，等几分钟，我要问你几个问题。我想很多在座的西方人会同意你多民主制度功能失败的分析，但是同时他们会对一个不是被选举产生的政权，没有任何监督和协商，去决定国家利益表示怀疑。中国政治模式里有什么机制可以让人民说，政权所定义的国际利益是错的？李世默：政治学者福山曾经把中国的制度称为”响应民意的威权。”这不完全精确，但相差不远。我知道中国最大的民意调查公司。你知道他们最大的客户是谁吗？中国政府。不只是中央政府，市级省级政府，最小的地方政府。他们经常进行民意调查。你们对收垃圾等市政服务满意吗？你们对国家的大方向满意吗？所以，中国有一个很不同的机制能够去响应人民的诉求。我要说的关键是，我们应该从只有一种有效政治制度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只有选举，选举，选举，才能产生响应民意的政府。其实，我不觉得当今世界的选举能够产生响应民意的政府。(鼓掌)主持人：很多人认为，民主制度的一个功能是让公民社会能够表达自己。你举出数据论证中国政府拥有民众的支持。但你也讲到其他因素譬如，巨大的挑战，当然，还有其他数据显示另外一个方向：上万的抗议和群体事件环保问题等等。你是否建议中国模式不允许在中共以外有公民社会的空间？李世默：中国有着相当活跃的公民社会，环保组织等等。但他们不一样，你可能认不出来。在西方政治学定义里，公民社会必须存在与政治体制之外甚至对立于政治体制，但这个思路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数千年来在中国，所谓的公民社会都有存在，但它们与政治体制相辅相成，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 主持人：感谢你与TED分享这些思想。 李世默：谢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