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上简要回顾了清末民初中国人赴日留学以及日本进行中国留学生教育的情况。与赴欧美留学的学生相比，虽然赴日留学生的学习成绩及日后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发展略逊一筹，但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及业绩不但毫不逊色，有的还十分卓著。*^f8 }; , D; I1 _: ~.Z
本文摘自《教育史研究》2004年第3期 作者:李协京作者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F6 l6 o1 x5 T6 R$ K
从1896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到现在，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已有近110年的历史。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和日本都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中国人的日本留学也受其影响时而兴盛时而衰落，基本上一直延续到现在。;t# ?& s5 k* Y2 s2 u
和留学欧美一样，中国人的日本留学，是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先进成分，探索自己的近代化之路的过程。因此，研究中国人的日本留学，对于理解中国的近代化很有意义。并且，中国人的日本留学对中日两国来说，不仅仅在教育文化史上，同时在经济和外交关系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中国人的日本留学史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关系史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亲身的经历，对中国人留学日本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给予关注。1997年在日本撰写并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日本留学的一百年---历史轨迹和现在的留学情况”的论文(奈良教育大学纪要，第46卷，第1号)。这篇论文在有关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括地回顾了一百年来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阐述了它的特点和意义。文章根据日本留学进程中发生的变化，将其分为两个大的阶段来进行考察。第一个阶段从1896年到1945年，称为第一次留学日本高潮。第二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1972年重新恢复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算起到现在的这段时期，称为第二次留学日本高潮。本文是这篇论文前半部分的中译稿，探讨了中国近代史上早期的日本留学，即第一次留学日本高潮。
一、日本留学的开始9j0 P% }$ Q& ?+`|- W
1896年，清政府派遣13名年轻人前往日本留学，揭开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序幕。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很久以前，日本的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也有中国的交流使节前往日本，但那是把日本置于华夷尊卑的关系之中，以显示“中华帝国”的恩惠和威力。然而这一次，“老师”和 “学生”的位置却完全颠倒过来了。从前的“老师”开始向昔日的“学生”学习起来。对此，虽有日本人称赞:“向昔日旧弟子问道求益，此乃大国之度量”①，但实际上，对清政府来说，这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做出的无奈选择。
当然，与其说是向日本学习，不如说是把日本当成向西方学习的捷径和中介。当时的中国和日本一样，认为西方是近代化的典范。而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是为了谋求近便和速效，对此，湖广总督张之洞那篇著名的《劝学篇》中论述得非常清楚:“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因此，“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
除了近便和速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正如1903年驻日公使杨枢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所言:“中国与日本地属同洲，政体民情相似”，把忠君爱国、尊崇孔孟的日本推为同洲、同宗的样本。②清朝统治者持“中体西用”论，即把维护封建秩序的“中学”视为主体，而长于技术工艺的“西学”则视为实用，因此认为，与其直接向西方学习，不如间接向日本学习更为安全。然而这种肤浅而又姑且的认识也进一步招致了清朝的灭亡。实际上，留学生们在日本学习的并不是忠君爱国和尊崇孔孟，而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接受了西方思潮刺激的留学生们认为，封建王权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原因，不久，他们便积极地参加到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运动中。清朝统治者的愿望在留学生们那里遭到了背叛，这可以说是历史的一个讽刺。)n( k3 P( o. ?& ^( y
1979年，在中国重新恢复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时候，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日本学者建议道:“希望中国方面，即使对清末、‘五四’时期的留学热情和愿望给予高度评价，也不要拿张之洞的所谓‘地近、情通、费省、效速’的观点来看待日本。日本有日本自己的路……因此不要以‘情通’，而应以‘智通’来看待日本”。③这种说法也许多少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二、初期的留学生派遣
1896年派遣的13名留学生在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任校长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了3年日语及化学、物理、数学等科目。除了中途退学以及回国的几名学生之外，唐宝锷等7人顺利毕业。其中有3人升入专科学校，还有几人升入大学，唐宝锷和戢翼翬2人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毕业。
初期的留日学生主要是官费生，不仅有中央派遣的，也有地方政府及教育机构派遣的。多数留学生学的是军事。根据陈琼莹《清季留学政策初探》(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中登载的“清季中央地方派遣留学生表”，1898年，除清政府派遣的数名以及京师大学堂派遣的31名留学生以外，直隶总督、湖广总督、北洋大臣、两江总督和浙江省也分别派遣了6名、20名、6名、30名和4名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1899年，浙江求是书院派遣了4名学生赴日本学习普通科，该书院于1900年也派遣了18名留学生。另外，南洋公学和天津学堂在1899年分别派遣了6名和12名学生前往日本学习日语，1901年北京警备学堂派遣了10名警备学生以官费赴日本留学，1902年江苏省派遣的5名学生和北洋大臣派遣的55名学生到日本学习陆军军事。1903年以后，随着清政府旨在促进近代化的“新政”的展开，大批学习师范、政法以及实业的派遣留学生前往日本，而同时，学习军事的学生仍然源源不断地被派往日本。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清政府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这一点从清政府派遣大量的军事留学生以图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当中也可以看出。!e9 ?5 A6 `r7 u) }. w: k, [4Z
三、日本留学的兴盛
日本留学的兴盛，是在进入20世纪、清政府展开“新政”以后。在此之前，日本留学派遣规模较小，但由于是经过严格选拔的官费学生，所以大多数成绩非常优秀。专门研究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的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把这一时期称为“少数优质时代”。
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发起了“变法自强”的维新运动，但在西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镇压下不幸百日夭折。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赔付巨金、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直到这时，清政府才被迫实行开放并向西方学习，推行旨在“富国强兵”的“新政”。“新政”的内容主要有军备强化、实业振兴和教育改革。+4 t) I8 C( p1 Z/ t
作为“新政”重要方面的教育改革，其具体内容有科举制度的改革及废除(1905年废除)、近代学校制度的创立(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教育宗旨”的颁布(1906年)、以及义务教育的试行(1907年)，等等。当时的教育改革是以日本为模式的。例如，《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校制度由小学堂到大学堂的21年学校教育系统(初等小学堂5年和高等小学堂4年、中学5年、高等学堂或大学予科3年、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以及师范教育系统(初级师范学堂5年和优级师范学堂3年)和实业教育系统(初等实业学堂3年、中等实业学堂5年、高等实业学堂4～5年等)构成。这与1900年的日本学校制度大致相同。原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会长阿部洋在《近代中国教育和明治日本》一书中，对照了20世纪初的中日两国学校制度，指出:“根据(清政府官员的)奏折，本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在立案过程中，是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官员在广泛调查了各国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斟酌取舍而制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章程，然而实际上，除了日本的教育制度之外，看不出这个章程里有曾经参考其他国家制度的迹象”。④当时教育改革当中对日本的模仿不仅限于学校制度，也反映在教育方针上。1906年发布的“教育宗旨”中就提出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口号，这也是学习了日本的教育方针，特别是“尚武”的提出是受了日本军国民教育的影响。这一宗旨的起草人严修虽然没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但曾于1902年和1904年两度赴日考察，并著《壬寅东游日记》记录了在日本的见闻。⑤k/?6 [- ; a' V7 o
随着“新政”的推进，需要大批掌握各领域新知识的新式人材，但当时的中国刚刚摆脱了旧的教育，还难以适应培养新式人材的需要。为了应对这种形势，清政府采取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奖励留学以及招聘外籍教师等措施。与此同时，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为了寻求新的知识，自发地前往海外留学。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留学迎来了兴盛时期。人数最多的1905年大约有8000人，另说有1万人、甚至呈现出超过2万人的空前盛况。下面列出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每年的日本留学人数。⑥
1898年 77人 1899年 143人
1900年 159人 1901年 266人
1902年 727人 1903年 1，242人
1904年 2，557人 1905年 约8，000人
1906年 约6，000人 1907年 6，797人
1908年 5，217人 1909年 5，266人
1910年 3，979人 1911年 3，328人
b& ]% s" ^8s
兴盛时期的日本留学和初期留学相比，有以下特点。一是不仅有官费生，也有很多自费生；二是学法政和师范的人占压倒多数。后者是很多留学生根据国内教育改革的要求，以回国后在新式学堂执教为目的而到日本学习师范的。从弘文学院初期毕业生(1902～06年)的构成来看，学速成师范的学生占62.5%。⑦%Y* C, {6 ?( i& f; z
这一时期的日本留学，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女子赴日留学。中国女子教育制度的确立是在1907年，而一部分女子在此之前已开始前往日本留学。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女性当时仍处于脚裹缠足布、深居家门内的境地，便可以知道女子留学生们追求自由和新知的勇气是多么值得称赞了。尽管留日女生的人数仅有男生的百分之一，但她们通过杂志宣传女子解放以及参加革命斗争的行动和成绩，却非常卓著。革命活动家秋瑾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日本留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留日学生对政治的关心程度比较高。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以及一系列的反日斗争中，留日学生作为一支活跃的实战部队，始终处于核心的位置。相比之下，欧美留学生当中的科学家比较多，而留日学生中则涌现出了较多的政治家、军人、文学家及艺术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界名人中，曾经留学日本的，前者有65人、后者有25人。⑧
其中像(⊙o⊙)、李大钊、陈独秀、澎湃、(⊙o⊙)、蒋介石、廖仲恺等政界、军界的名人，以及鲁迅、(⊙o⊙)、田汉、夏衍、何香凝等文学家、艺术家，都是非常著名的人物。而作为最高科学研究机构的中央研究院，1948年选出的81名院士中，有77名在海外取得了博士或硕士学位，其中留美学生49名、留欧学生22名、留日学生仅有6名。6名留日生当中，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只有两名，一名是在日本东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数学家苏步青，另一名是在北海道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农学家罗宗洛。其他4名分别是思想家、中国历史学家、古文法专家及考古学家。⑨9k% s* P* f. A7 _4 G6 g
四、日本方面的中国留学生教育(A# w$ R7 ~4 H: o& E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出现了轻视中国的风气，但一部分政治家出于联合中国同西方列强抗衡的考虑，提出了所谓的“清国保全论”，随之掀起了一阵中国热。有人主张，日本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教育文化方面也应密切同中国的联系，应积极开展针对中国人的留学生教育。贵族院(相当于二战后的参议院)议长近卫笃磨以及总参谋部的实力派人物纷纷访问中国，并与清政府的高级官僚会面，劝说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负责接收中国首批13名留学生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也于1902年访华3个月，其间遍访中国各地，还同张之洞等清政府的重要官员进行会谈，就留学生的派遣及教育问题提出了建议。由此看来，清政府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其背景也是与日方官员的积极劝说分不开的。
1898年，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向清政府递交书信，正式提出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建议:“清政府如有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之意，日本政府愿提供费用，接纳众多的留学生进行教育……”。而他在同年写给日本外务大臣的信函中道出了接纳中国留学生的真实意图:“受到我国感化的新式人材遍布于老帝国之内，这是日后将我国势力植于东亚大陆的长远之计……”。⑩*G, d/ ~, x) n4 w' N
但是，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教育的态度起初是比较消极的，直到1901年才决定接纳中国留学生。在此之前，主要是一些热心留学生教育的实力派人物通过个人渠道接收了部分留学生。嘉纳治五郎就是因为受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兼任文部大臣)之托，接收了清政府选拔的13名留学生，而西园寺公望则是受了驻日公使裕庚的委托。
1901年日本政府决定接纳留学生之后，日本国内成立了很多留学生教育的专门机构。其中有代表性的机构(包括此前成立的机构)有以下几个。按照学校名、所在地、校长名、从事留学生教育的时间以及科系名称的顺序排列如下:⑾
东京大同学校 东京 梁启超 1898～
日华学堂 东京 宝阁善教 1898～ 正科(普通预备科、高等预备科)·
别科(预备专科 、日语专修科).j* B' T- T?. y
成城学校 东京 川上操六 1898～19035f) I) E# ]9 M) |5 l2 u& |
(军事学校)(N( n; Q+ h! sC
亦乐书院 东京 嘉纳治五郎 1899～1901!V% q% S2 a( Z( f
东京同文书院 东京 杉浦重刚 1901～1922 进入专业学校的预备科
实践女子学校 东京 下田歌子 1901～1910 速成科(师范科、工艺科)'`; }- g6 f2 a+ F
·中等科·师范科·工艺科
弘文学院 东京 嘉纳治五郎 1902～1909 速成科(师范科、警务科、
(前身为亦乐书院) 理化科、音乐科)·普通科
振武学校(军事学校)东京 福岛安正 1903～14
经纬学堂 东京 岸本辰雄 1904～10速成科(警务科、师范科、商业科)·普通科(普通科、师范科)·
专门部(警务科)
法政速成科 东京 梅谦次郎 1904～08 法政速成科·普通科+Z) ^- X6 w. J& d4 ^5 E; F
(法政大学附属)6h- `' L& {7 M9 B" H, h' u1 i
东斌学堂(军事学校) 东京 寺尾亨 1905～08
早稻田大学清国 东京 高田早苗 1905～10 预科·本科(师范科、政法理财科、
留学生部 青柳笃恒 商业科) · 普通科·优级师范科·补习科6G- Z3 j: s1 r: a/ k]*j
成女子学校 东京 山根正次 1906～07 师范速成科
以上是日本早期的中国留学生教育机构。3z) L; W% j2 Q$ R6 X
当时的日本留学生教育从学习年限上来分类，大致可以分为进行短期速成教育的速成科以及进行长期正式教育的普通科、专门科和预科。前者是为培养中国国内急需人才而特别设立的，学习时间大约为几个月到一年左右，弘文、经纬、法政以及实践女子学校和成女子学校的速成科都属于这一类。后者进行一年以上的正规教育，弘文和法政的普通科、经纬的普通部·专门部以及早稻田的本科等就属于这一类。此外，像日华学堂的普通预备科以及东京同文书院是属于为升入专科学校而进行的预备教育，而日华学堂的高等预备科以及早稻田的预科则属于为升入大学本科而进行的预备教育。速成科在1906年以前占主要地位，而在那以后由于对速成教育弊端的纠正，各校纷纷停办速成科，转而设立普通科和专门科。尽管速成教育在一段时间里极为盛行，但也有一部分学校始终坚持实行正规教育。像日华学堂、东京同文书院以及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就是这样的学校。7t" S# G' ha2 N
从各留学生教育机构的科系设置来看，师范科、法政科、理财科、商业科以及警务科是中心科系。它们培养的都是清政府“新政”所急需的人才。关于具体的教学科目，以弘文学院为例，普通科的教学科目由修身、日语、地理、历史、算数、几何学、代数学、三角学、物理·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图画、体操以及英语等构成，速成师范科则有(⊙o⊙)学、日语、算数、地理·历史、博物学、物理·化学、图画、音乐、体操、心理学、教育学、各科教学法、学校管理、日本教育制度、实习教学等等科目。⑿.h9 qb2 M) i
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教育机构里，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是嘉纳治五郎创建的弘文学院，该学院被称为“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大本营”。1902～1909年的八年间，该校批准入学的人数达到7192人，毕业人数达到3810人。⒀被誉为“中国留学生教育之父”的松本龟次郎曾经在这里执教，并以此为契机把自己的毕生献给了中国留学生教育。中国近代文学巨匠鲁迅也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Z) i: Q3 }7 u0 h+ c
五、对速成教育弊端的纠正和日本留学的低谷
虽然清末中国人留学日本的规模庞大，留学生当中也出了不少优秀的人才，但留日学生在总体质量上还是存在着问题。1906年，清政府对回国留学生进行了考试，一百多人当中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占大多数，但他们都未能通过考试。在合格的考生中，成绩排在前五位的均为从美国归来的学生。%}* R) o+ ^2 `; F
清末留学兴盛时期留日学生质量的低下源自于当时日本留学生教育的特性。其特性之一就是它所教授的内容不是专门的学问，而只是普通的知识；另一特性就是它不是正规教育，而是速成教育。由于当时中国新式的近代学校还在创立之初，本应在国内受完初等和中等教育之后再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很多留学生，实际上在日本所接受的只是中等教育。而且，对近代化起步较迟感到焦虑的中国方面也希望培养出速(⊙o⊙)才，加上日本方面的有关人士也极力鼓吹速成，因此掀起了速成教育的热潮。面向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纷纷开设了一年半、一年、甚至八个月、六个月的速成科。有的在数月之内，甚至还有的竟在数日之内，对连日语都听不懂的学生，通过翻译将教学科目的大致内容讲一下，就发给毕业证书。从下面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像这样的速成教育曾经泛滥一时。1902～06年，弘文学院设有3年的普通科和1年的速成科，而进入普通科的学生仅占6.6%，其余93.4%的学生全部进了速成科。⒁另据1907年清政府的奏折记载，当时留日学生的情况是:“学习速成的占百分之六十，学习普通的占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的占百分之五六，升入高中或专科学校的占百分之三四，而升入大学的仅占百分之一”。⒂速成教育的初衷并不坏，是要在短期内培养出人才，但是一旦走向极端，其巨大的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了。
* J0 {0 e' |0 v* {- t
这种速成教育在中日两国都受到了批判。清政府为纠正留学政策，于1906年2月发布“选派游学限制办法”，规定留学日本的资格为“中学毕业以上”，进入速成科的入学资格“限于25岁以上，在学界、政界有实际经验者”。同年6月，学部又向各省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派遣赴日速成留学生。日本方面也于1906年至1907年陆续废止了速成科。而赴日留学也随即落入低谷，留学生人数也从1906年开始减少，到1911年降至3000多人。代之而起的是质量上的充实和完备，中国人的日本留学从量的扩张开始转入质的提高时期。5w1 w! T' J, T: y( y5 ?6 m
随着赴日留学的退潮，日本早期的留学生教育机构也相继关闭，而一直到民国时期还活跃在中国留学生教育领域的学校，仅有曾在弘文学院任教、被誉为“中国留学生教育之父”的松本龟次郎创设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以及为收留孙文一派的政治流亡者而由寺尾亨开设的“政法学校”等少数几所学校。
六、民国时期的日本留学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并由孙文创建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从这个时候起到1945年“二战”结束的30多年里，尽管随着中国国内形势及中日关系的变化，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时增时减，但中国人的日本留学一直都未中断。其间出现了继1905年的留学高潮之后的两次高潮，即1914年前后(5～6千人)以及30年代中期(1935年突破了6～7千人)的留日高潮。⒃特别是1935～37年的盛大局面出乎了人们的意料。因为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柳条沟事件”，第二年1月28日又爆发了日军进攻上海的“上海事变”，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在日留学生们也极其愤慨，再次集体回国以示抗议。而在此之前，当日本对中国留学生实行取缔政策(1905年的“清国留学生取缔事件”)以及签订屈辱中国的“对华21条”(1915年)的时候，在日留学生都曾以集体回国表示抗议。特别是日本方面原以为这一次留学生们不会再来了，但在上海的战火平息之后，他们却陆续地又返回了日本。究其原因，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做了如下的分析。第一，“为了抗日救国，要先搞清楚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第二是经济方面的原因，1935年“对日本的货币兑换行情好转(金价下跌，银价上涨)”。⒄当时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货币制度，因此对中国人赴日本留学比较有利。
- g4 U6 J2 S/ d2 g+ k+ }
根据实藤惠秀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一书中“各年度各学校中国毕业生人数一览表”(第138～140页)的记载，从进入民国时期到1937年为止，尽管人数有所增减，但每年都有大约三四百名学生毕业。从数量上看虽然不及清末的鼎盛时期(毕业生达六七百名)，但从质量上来看，大学特别是像东京帝大、京都帝大这样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人数(1939年毕业于这两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合计达200名以上)明显增加。这也说明清末民初以来中方留学政策的改善使留学生的质量有了提高。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芦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打响。中方关闭了驻日本大使馆及留学生监督处，留学生们也几乎全部回国，中国人的日本留学史至此告一段落。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第二年，即1973年，在时隔36年之后，中国政府才开始恢复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据推测，1896～1945年的半个世纪里，前往日本留学的中国人的人数最少有5万人，最多有30万人，折衷的推测有10万人。⒅
以上简要回顾了清末民初中国人赴日留学以及日本进行中国留学生教育的情况。与赴欧美留学的学生相比，虽然赴日留学生的学习成绩及日后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发展略逊一筹，但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及业绩不但毫不逊色，有的还十分卓著。除了前面谈到的，在留日学生当中涌现了一大批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卓越人才之外，以留日学生为主体展开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对中国的近代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影响而言，首先，留学生们通过翻译介绍在日本接触到的西方书籍，将新的思想和学说传播到中国，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其次，他们把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后用汉字创造的大量词汇，例如:哲学、物理学、经济学、不动产、仲裁、出版等等，反过来输入到中国，并通过翻译出版活动普及了洋式的制版印刷技术，促进了中国印刷出版业的近代化；此外，清末以日本为模式的教育改革，不仅确立了中国最初的近代教育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大批的新式学堂，留日学生回国以后有很多人从事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教育近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E6 X3 H; Q8 8 W6 Z# w; 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