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樯，生于1968年，著名编剧，作品有电影《孔雀》《立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黄金时代》等。1个多小时前，刚刚凭借《致青春》获金鸡百花节最佳编剧奖。明天他编剧的《黄金时代》将于电影资料馆进行北京首映。
采访、撰写：赵晓兰@头大脑仁小 原稿载《环球人物》
编剧李樯，站在通往理想的钢丝上
在李樯看来，电影就是生活的渐近线，尽管再努力也达不到真实的彼岸，但他永远在执着地为此努力着。好莱坞电影的造梦机制，那种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在他看来倒像是一种逃避主义和享乐主义。他拒绝做这样的“甜品电影”：“我喜欢矛盾性、对立、挣扎，这时最能显示出人性的力量。”
在新片《黄金时代》出品方之一星美公司办公室，记者采访了李樯。他看起来就是一个长相清秀的文弱书生，对待记者谦逊而礼貌，回答问题即便字句简短，甚至一个点头，看起来也很郑重其事，不是那种轻飘飘的虚与委蛇。他似乎不爱谈自己的具体经历，总是善于将一些形而下的问题转变成形而上的问题。在短暂的接触中，也能感受到这是一位“走心”的作者。
“黄金时代”这个词不含任何褒贬
环球人物：据说你花了三年的时间来写《黄金时代》这部戏。
李樯：阅读占了很长的时间，中间我父亲也病了，实际写作是五六个月完成的。那个时代对我们来说都是二手的东西，所以我必须做大量的阅读工作、资料分析、图片收集，对那个时代进行深入地了解。有了对那个时代的把握，才能写好时代中的人，这需要做很多的案头工作。
环球人物：写作过程中最大的难度在什么地方？
李樯：就是如何写一个众所周知的人。萧红是一个历史人物，也是一个著名作家，她在千千万万人面前有千千万万种面貌。她在历史上有很多悬案，她给我们的隐蔽性很多。如何去接近这个人物，这个难度很大。如果只写我心目中的箫红，就格局非常小，并且我也不是标准答案。我希望写出来的人别人都能够接受，但又能提供一种建设性的东西。
环球人物：在您眼中，萧红的魅力主要来自哪里？
李樯：我觉得她的魅力在于，我们不能脱离她作为女作家萧红。如果她仅仅是女人萧红的话，那肯定是不完整的。她注定是一个作家萧红，她的作品和她的人生互相辉映形成了这种魅力。文学写作对于箫红来说，构成她的魅力的致命要素。
环球人物：作为女人，尤其母亲，她在世俗层面上是很难被接受的。
李樯：我觉得她身上代表了很多艺术家的共性，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你肯定被视为一个离经叛道的人。你迫不得已拥有这样一种生活，才能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写作者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要永远捕捉、书写那些人性复杂性当中千分之几的那点东西。就像我们对待宇宙那样，我们永远无法摸清它的原貌，但我们永远在努力探索它的真相。所以萧红的特质、性情，她生活的离经叛道，注定了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环球人物：你怎样评价萧红的文字？
李樯：我觉得萧红是独特的，萧红的文字真是血肉之躯，她几乎用她自己的肉身与世界碰撞，变成她的文字，她不像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像她，她不可复制。
环球人物：她的这种写作天赋您觉得是从哪来的？
李樯：我觉得是命运，是神秘的东西，天地人神合几合为一的概念。你去发现每个作家，探讨他成为作家道路上的一些所谓的密码，会发现没有任何公式。所以我觉得这些伟大的作家，连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们是带着一种隐秘的使命而来的，被安排到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域之中。
环球人物：片中汤唯的表演如何？
李樯：非常棒，也是天地人合一的状态。我只能说汤唯就是萧红，她和萧红在一起。
环球人物：你如何用电影阐释“黄金时代”？
李樯：“黄金时代”是萧红写给萧军的一封信里面提到的词。我觉得这个词不带有任何褒贬，看完电影你就知道了。我们老是觉得身处人类的某个时代就是黄金时代，就如同一个人老觉得自己哪个年龄段是最美好的年华。其实黄金时代是你自己规定的，你自己认为什么是你的黄金时代，那就是你的黄金时代。一个人的态度和信仰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人与社会、人与时代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主观心性。如何求证你的信仰，对待你的心灵，决定着你的一生。这么说好像很知识分子气，但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环球人物：那个时代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李樯：比较吸引我的是社会形态、阶层的丰富，又是战乱频发，又是跌宕起伏，虽然很不安定，颠沛流离，但很好，很浪漫。我们所谓的“民国范儿”，代表着一种审美情趣。
环球人物：其它的民国文人，你用什么样的篇幅去展现他们？譬如鲁迅？
李樯：都有他们恰如其分的篇幅。人的一生，孤独只是某种心理上的东西，你是自己生命的一个主角，你碰到所有的人与事都是配角。可是反过来，别人也是人家生命的主人，你也是人家的配角。许许多多人关联在一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你的某种特质。所以萧红一生当中出现的每个人物，在她生命中都担当了不可或缺的推动，共同形成完整的生命图景。
至于鲁迅，首先我要写出萧红眼里的鲁迅，我还得去审视他俩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包含了很多丰富的东西。我想这部片中的鲁迅，应该是一个非常有烟火气，贴近我们的鲁迅，而不是平常我们渲染的文坛斗士。
环球人物：《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之后，再次和许鞍华导演合作，是不又多了一份默契？
李樯：一直很默契。我觉得她不仅是一个非常棒的导演，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作家”。只不过我是写剧本，她写的是电影。
环球人物：你俩都是风格化强烈，创作过程中是否会有一些争执？
李樯：争执当然不可避免，比如说萧红是真的热爱爱情，还是在爱情中历练？她身世凄苦，一次次飞蛾扑火，是为了写作而这样还是因为这样而写作？我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但是这种争执都会因为彼此的相似的东西，很快就化解了。
环球人物：您对这部戏投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会不会一下子难以出戏？
李樯：那倒不会，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写剧本的人，我觉得实际层面它是一个需要理性的工作，你的结构、你的人物、你的台词，都需要很精心地去设计，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打磨的过程。它不是一个产品，像生产一个瓷器或者打磨一个工艺品，它需要一道道工序，非常复杂、漫长，是需要耐心的一个过程。
环球人物：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和创意，哪个更重要？
李樯：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对于我来说缺哪个都不行，既需要有技术，也需要有情感，也需要有理性、天赋和用功，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缺少，没有一个因素单独塑造了你。
生活不会单独为你开辟VIP通道
李樯是河南安阳人，高中毕业后当了文艺兵，1992年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他的目标是当一名电影编剧，但机遇并没有轻易垂青他。他曾先后辞去两份体制内的稳定工作，从老家来到北京，成为北漂一族。在北京，他先是当了一名媒体编辑，从南城倒三趟公交车到北四环上班，每天奔波在路上，离自己的理想却越来越远。
后来，他又辞去了编辑工作，彻底成为了没有社会身份，没有工作、收入和住房的“多余人”。1999年，他走投无路，从北京回到老家“背水一战”，沉下心来写了《孔雀》。他曾坚持过、执着过，也曾怀疑自己的选择、被亲人朋友怀疑。直到2005年，《孔雀》摘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公映后，许多导演希望跟他合作。
环球人物：《孔雀》得奖之后，你说“我的喜悦已经在通往喜悦的路上蒸发了”，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李樯：你曾经特别固执己见或者梦寐以求想完成的那个东西，以得到那个东西为最终的目的，可是你发现当这个目的终于实现以后，并没有带给你原先想象的那种巨大的满足和喜悦，这个东西不足以给你任何慰藉。
就是说，生活永远不会以你所仰仗的面目出现，它不会为你另辟蹊径，单独为你开辟VIP通道。你任何的居心，到最后都不会是你所思欲的那个样子。我以为我写一个东西很动心，等我写完了，发现这不过是我想完成的东西而已，它对我的人生只是点滴的一个瞬间，它不足以承担我任何的贪欲。
环球人物：如果《孔雀》再不成功，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李樯：我觉得如果我再写不成功，那我就过不写作的生活。
环球人物：就这么放弃了艺术理想？
李樯：也不是放弃，可能是验错的方式，当你验证到你“不可以”的时候，我倒觉得也可能是一种幸运，这样倒也好。
环球人物：《立春》中描绘了艺术工作者的颠沛流离，是否和你的经历相似？
李樯：当然。我觉得最相似的地方就是，你一个人站在通向理想的钢丝上面，能不能迈向理想，或是中途掉下来，你选择这个道路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没有人能告诉你。你没法验证它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个时候才是最孤绝的。
环球人物：《致青春》在获得了成功之后，您并没有大量接戏。
李樯：我总觉得一个人的创作才华是有限的，不是我自己要写多少东西我就能写，我觉得有点像对金钱的欲望，有的人很有钱，天生就可以衣食无忧；有的人就比较贫穷，并不是说想摆脱窘境就可以一夜暴富。写作也是如此，它是有一定量的，是宿命的东西，我既没法挥霍它，我也没法节省它，所以只能根据我天生的写作能力，写几部算几部，在我有限的能力当中去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
环球人物：你上了财富作家排行榜，对这个评选怎么看？
李樯：我也不太清楚他怎么评的，规则从哪来，我并不是一个靠写作挣大钱的人，我写的并不多，对于这个事情来说我是一个外人，不清楚。
环球人物：有句话叫做“文章憎命达”，事业顺利了，写作会不会没有以前的力度？
李樯：我觉得没有什么顺利的，因为你写作过程的艰难程度，不会因为你成名和不成名就有任何区别，写作不会因为你的自身变化，就倾倒于你，那是不可能的。
环球人物：很多人渴望通过编剧进入电影行业，但这条路并不平坦，现在比起你当年那个时候有没有好转？
李樯：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机会更多了，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机会，电影产量没有那么大，对电影的关注也没有那么多，也没有这么多的院线、影厅。现在电影这么火热，相对来说我那个时候比较冷清。
至于写剧本，从来都是一个个人化的问题，其实每个编剧，不管是职业编剧还是非职业编剧，你的下一个剧本能不能被拍摄，都是不确定的。你可能以此为生，但它并不见得就有求必应。在美国，你的剧本开拍之前，肯定永远会是一个业余者的状态，这是一个会永远存在的状态。
环球人物：对于这些坚持写作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李樯：要有热情，要放下功利心。写作的过程就像恋爱，不管别人事先给你传授了多少经验，当你身处其中时，还是会觉得很不相同。每一个作家的成功经验，都是不可复制的。
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轮回，我们都太微不足道。
李樯的作品一直不缺关注度，也不缺争议。《孔雀》在威尼斯获奖，影评人分为明显的两个阵营，对它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辩论。《立春》大多数人叫好，但也不乏观众质疑它放大生活的丑恶，夸大文艺异类。《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公映的时候被认为结构断裂、整体令人失望，却获得了诸多奖项。《致青春》被观众抨击为无病呻吟的伪文艺片，却创造了票房奇迹。新片《黄金时代》小范围试映之后，各种争论就已经开始发酵。李樯无疑是一个“异类”，他的电影从来不喜欢投观众所好，更不喜欢“粉饰现实”。
环球人物：陈丹青老师说，在你的作品中看到了赤裸裸的真实，但中国观众并不喜欢赤裸的真实。
李樯：这个赤裸裸并不是我要追求的，如果别人这么看一定有他的道理，但是并不是我刻意为之。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的本来面目因人而异，但我写东西是我眼中的，我感受到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并没有一定去追求那种强度或者力度，一切对我来说自然而然，根据我的创作情绪和感受而来。
环球人物：也有很多观众说你的作品不够温暖。
李樯：我们都被一个庞大的世界包裹，这个世界一定有我们无法抵御的东西存在，我们都是很渺小、很被动的。我所理解的温暖是我们面对各自的生活，它给予你伤害也好，给予你挫折也好，令你各种不满意也好，你能够去承担它，能够勇敢地活下去，去解决这些问题。人有了这种力量，我觉得才是一种最大的温暖。
我觉得所谓的温暖是自己寻找的，而不是别人能够给予的。当你面对一出悲剧或是喜剧，我觉得它给予人的温暖是不相上下的，要看你用什么样的视角来阅读这个作品。有的人是从一个悲苦的故事里获得了面对生命的能力，有的人从一个欢快的作品里读出了人生的苍凉。一个作品给予你现实的满足感，你就认为它有安慰作用；它撕破了一些东西，你就觉得它不是一种安慰——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生活的功利主义者，都是一个贪图享乐的人。
环球人物：你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活得很极致。
李樯：每个人都曾经想活得很自我，我理解你说的“极致”，可能是主人公追求满足自我的一种生活，追求实现自我的使命，在任何国度、任何时代都可以享受这个极致。也许我比较善于发现这种内心的需求。
环球人物：你作品的好多主角都是女性，把她们的感情写得特别充沛，是特别关注女性命运？
李樯：其实世界上好的编剧也好、文学家也好，擅长写女性的非常多，像托尔斯泰写的《安娜•卡列妮娜》，曹雪芹写了很多女性，巴金也是写了很多女性，包括鲁迅先生。其实一个男性作家写好女角色的特别多。
我不是刻意去写女性角色，也并非特别擅长女性角色，我真的没有特别去规划。这个世界上除了男性就是女性，而女性都是情感的动物，她们天生是比较有故事性、有命运感的。她与我们所谓的艺术形象，天然地有一种比较接近的东西。
环球人物：你说过作为编剧，对待生活总是要置身其中又置身其外，这样会不会很累？
李樯：也不累，它成为你日常习惯的一部分了，就像白领们要经常面对电脑一样，会有干眼症。或者一个厨师，你身上老有一种煎炒烹炸的味道，医生也是时时都处在一种面对生死的前线上。我觉得不同职业的人都要负担起这个职业带来的特殊习性。
环球人物：对于《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您曾说“姨妈的衰亡过程就是我们的未来”，您本人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李樯：也不是悲观，能够承担和面对我们不喜欢的生活，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能力。万世万物周而复始、起起落落，从生长到收获到最后归于寂灭，这些状态无论社会还是个人都要承受。生活在一个盛世，不见得就值得庆幸；生活在一个比较式微的时代，这也未见得就是一种悲哀。我一直强调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轮回，我们都太微不足道。我这种对命运、宇宙、人生的敬畏之心，可能会被误解为是一种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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