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品》2013.8期/牛红丽
农历二月，石角街到处弥漫着嫩树叶和青草的新鲜香味。在这香味里，我背着皮书包，由二婶牵着手，走在通往新学校的油渣路上。
皮书包在学校吸引了众多围观者，我大度地由着同学们赞美，闭口不谈皮料来源。二叔曾割下垃圾箱里一只旧沙发所有的皮子，除了给我做书包，还做了两个挎包，他跟二婶一人一个，在当时的石角街，简直时髦得不像话。为了配皮包，二婶特意换了身干净衣裳，有晒过的肥皂香味，母乳一样让人留恋。她走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听到老师点名，好学生秦小阮，转学第一天就挨了板擦。
放学的时候我哭了，不是因为人生第一次板擦，而是因为迷了路。石角街的道都是斜的，整个豫南，你再找不出这么考验记忆的地方。石角街人懒，年年守着老祖宗的产业，瓦都懒得换一片。清一色的鱼鳞瓦单匹墙，背靠背或者嘴对嘴，凑成网状的小巷。不熟悉的人一旦绕进去就出不来了，要么进了死胡同，要么就回了原地。我钻了好几条胡同，结果都在同一巷口被吐出来，于是，抱着膝盖蹲地上哭起来。
你是赵荣家亲戚吧？我正哭得来劲，随着苍哑的女声，身后伸过一只手搭在我肩上，细而弯曲的指甲，让我想起二婶的泡鸡爪，我不敢再哭。鸡爪没有抓碎我的骨头。那是一张白得发青的脸，下颌尖得像准备写字的铅笔头。我没见过下颌那么尖，表情那么刻板的女人，挣一下肩膀，没有挣脱。
她喘了口气，说，要想回家，就乖乖跟着。说完歪歪斜斜向前走去，踩出的每一步都是虚的，让人看不清到底走了还是没走。
我跟了上去。
她把我送到家门口，交代说，学校门口是解放路，顺解放路往西，中间的巷口都不要停，见菜场朝南，到城关火神庙……她说话的时候对着我的脸喷出一股股冷气，好像嘴里含了冰。我抬头看看天，大好的太阳竟晒不化她嘴里的冰。
第二天，我按照她的指示，先菜市场，接着挂毛主席半身像的火神庙，再然后就到了甜水井。紧挨甜水井两间半新的大瓦房，门口一棵疙疙瘩瘩的老枣树，那女人端着一只搪瓷碗，就坐在树下喝药。头戴白帽，身包宽大的男式对襟灰棉袄，脚下一双突兀的大头棉鞋，整个人就像树上的一个老疙瘩。她没有发觉我在看她，白帽子按碗里喝得起劲，喝完瞪大眼睛看，似乎检查喝干净了没有。
我经常撞见她喝药，坐门槛上或枣树下，喝得慢条斯理源远流长。仿佛她喝的不是药，而是不能辜负的日子。豫南春天短，这边刚脱掉冬棉袄，那边太阳就毒了。虫意儿飞了，枣树叶子肥了，罩着铅笔女人绿汪汪一大片。埋在树下的药渣，把虫子养得又肥又胖，二婶的小毛鸡在老母鸡带领下总是叽叽叫着往她院里跑。每天傍晚，我都要把围着树扒虫的鸡赶回家。她闭眼坐在那不见我，我也不多话，三天两头的竟是谁也没搭理谁。
事实上我并不讨厌她，只是感觉不舒服。比如我喜欢穿裙子，纯白的亚麻布裙，辫稍扎两根红绫，天还不够热的时候就早早把裙子拿出来，显摆整整一个夏天。而她却突然让我对裙子产生了怀疑－－在我光着手臂小腿汗流不止的时候，她还包着老鼠灰大棉袄，没一滴汗。我断定她没有汗毛孔，眼瞅着她顽固地坐在树底下喝药，喝完拉长脖子，冰糖放嘴里咯咯吱吱地嚼，嚼得我每一寸裸露的肌肤都感觉到了寒意，脖子、胳膊、直到小指头。我怀疑自己季节判断失误，一边走一边回头张望，直望到灰疙瘩化成一坨软泥巴，方才替她感到惋惜，也或者，彻底化到泥里倒干脆。
放学回来她还在睡，肥大的袖管紧捂着膝盖，生怕灌了风。我背着书包站旁边看着，真怕她就这么睡过去了。她白帽子周围没有一根头发丝，联想到之前的不出汗，我猜想她可能光头，便弯下身，又往前迈一步，不想踢翻药碗，药渣里拱出一条软塌塌的蚯蚓。我咯的一声转身就跑。
她在后边追，慢，慢点！破竹筒里抽拉出来的声音，简直要把人榨出油来。我捂上耳朵回头张望，大棉袄好像寒风里的一把干芦苇，还在飘飘忽忽前移。我立马住了脚，我怕她真的会像干芦苇那样咯吧一声断了。再说石角街巷子窄，常年不见阳光，青砖路面早爬满了青苔，湿溜溜不拿脚。我刚来的时候曾经很奇怪，二叔二婶的鞋子怎么都是绿的？后来我发现我的鞋子也是绿的，石角街所有的鞋子都是绿的。外边的人喜欢盯着我们的脚，玩味地问一句，石角街的吧？我经不起调侃，回家拿刷子使劲刷。二婶说，小阮，别刷了，刷也白刷。真是白刷，那绿毛顽固得碱面都刷不掉。我们的生活快被青苔给埋了，但我们粗壮、肥大，倒是那霸着巷口宽敞地的女人，整日晒着太阳还晒不掉大棉袄。难怪街坊们叫她“药罐子”。
发现“药罐子”的秘密，纯属偶然。
源于对音乐和画面的天生敏锐，我喜欢琴。附近每晚都有人拉琴。我静静躺在床上，听着听着眼前就飞出了一群小鸟，在蓝色的月光下嬉闹、蹦跳。便忍不住悄悄溜下床，扭开门走出巷口。月亮又滑又亮，甜水井只不过是一个静默的黑点。虽说甜水井的水是甜的，街坊们点豆腐也只认甜水井，但是，真的会从一口井里飘出琴声吗？
一曲终了，余音散去，只剩下风吹着月亮，洒下满地婆娑。
我发现有一个人在“药罐子”门口像我一样悄无声息，海棠红高领毛衣，绣花流苏披肩，兰花指小碎步，眼波流动，款款盈盈。看样子她在唱戏，无声戏。我刹那间明白了所有属于女人的美好。后来我知道，那叫“风情”。
女人“唱”了一会儿，坐椅子上，手里多了把琴。我看到她铅笔一样的脸型在月光下柔和许多。
原来她是有头发的，绾在头顶。
她又拉琴了。寂静的群山、薄雾、彤红的云，溪水边第一声鸟叫，唧——荚——荚！
植物开花了，芽儿努嘴儿了……
山道上扯出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骑马的新娘，红嫁衣……
夜风掀起披肩，女人哆嗦了一下，一双吊稍眼流露出白日见不到的媚气和喜气。我一下子喜欢上了那双眼睛，虽然，我不知道尾稍上翘的眼睛就是丹凤眼。这有点像古桥上的恋爱，我想我喜欢上了一个女人，喜欢上了她的琴，还有琴声里的小鸟。
风停了，琴声戛然而止。鸟儿扑啦一下飞走了。
她脖子边赫然挺着一把雪亮的刀。
拿刀的人蒙着脸，叫人看不出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等终于明白他要杀了“药罐子”，是个歹人时，却只迈出左脚，再迈不出右脚，如娇小姐一贯的那样，窝囊得只会淌眼泪。眼泪也会淌出声音，我忙用手背擦去。
别动！
她不动。放下琴，铮的一声响。她慢慢直起身子，忽然恶狠狠向刀尖横过脖子。我的心唰一下凉了，然而，却清楚地看见，男人后退两步，刀子当啷落地。
我从地上爬起来，拎死蛇一样把刀扔进井里，跑回家拿条线毯盖她身上。
她在毯子下发抖。
我懵了头。男人临走骂她是破鞋，还说会再来的。她真的是破鞋吗？刚才，为什么不呼救？为什么白天黑夜两个样？我越琢磨越觉着她就像人说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么她就不是一个好女人，她对不起我的喜欢。我有点恼火。
谢谢你，小阮。她说。
我刺猬一样竖起满身刺，严厉地对她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不准叫我小阮！又觉着有必要为了所受的蒙骗再做些什么，就使劲朝她脸上啐了一口，臭流氓！然后，像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抖着心，飞快地跑了。
我认定了她是坏女人，却忽略了所有坏女人的常规。坏女人不会管迷路的孩子，不会把好衣服留在夜里穿，也不会拉琴，更不会把自己的日子糟蹋成烂抹布。我可以不理她，但不能不理琴。每晚临睡前我都把耳朵打结，耳朵自己偷偷解开，我再系上，它们再解开。我就没办法了，我说你们是最不听话的耳朵。可是三天没有琴声了，想到她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我想到死亡。那样的人，即便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更不会有人吃惊。
没有了月亮的石角街就是紫色的，飘过来的药味也是紫色的。一团一团的乌紫里都藏了暗鬼，随时准备扑出来，把人拖走。我东张西望跑到甜水井。有一只萤火虫趴在药罐子的门鼻上，明明灭灭，奄奄一息。刚要抬手拍门，我听见里面的床吱呀响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那只熟悉的曲子了。真是啊，她怎么可能不拉琴呢。
据说“药罐子”是青衣和官员的私生子。官员怕影响政途，留下所有积蓄，打着支援边疆的旗号溜之大吉，对她们母女，就像甩掉脚后跟的一坨臭泥巴。“药罐子”自幼跟青衣“师傅”学戏，凭着天生好嗓子，自然红了。但她始终无法确定，谁是自己的生母。有一年下乡淋了雨，回来她就开始发烧，打针吃药都不管用，连烧四天四夜。再开口说话，就像地狱里跑出的恶鬼了。青衣不停给她洗冰水，才保住一条命。后来青衣给她一把祖传的胡琴，在剧团改了伴奏。冰水给她种下了病根，她越来越怕冷，正拉着琴，忽然冷得坐不住。后来青衣不在了，她被好言相劝回家养病。团长承诺说病好了还可以回来。她拿出多年积蓄，在石角街挑一处向阳宅院，就在甜水井旁边住下了，每天把喝药当任务，等着病好了回剧团呢。
还有一种说法，说她自幼跟瞎子拉弦子唱戏，偶然被团长探到戏班，才有了后来的发烧破嗓。
我辨不出两个版本的真假，但我真诚地替她委屈。无论哪个版本，她都不能活得更加明白些。
她后来也收养了一名小叫花。孩子随她姓叫何家欢，门齿奇大，两齿间距离遥远，留下的齿缝装得下一颗绿豆。
人家问，家欢，几岁出来的？
他踢一只坏土豆。
又问，家是哪的？
他冲人龇龇大板牙，吐出两个字新疆。
“药罐子”笑了，说你那两颗牙，上辈子有仇。
人又说，送你回新疆去。
何家欢摇摇头，咬着下唇，故意把鸿沟齿缝再突出一些，逗得“药罐子”直咳嗽。
“药罐子”咳着咳着就忘了喝药，每天慢腾腾兴奋奋地洗衣做饭、灌油买菜，忙得不亦乐乎。那么多蚯蚓没白喝，她脸色一天比一天红润了，穿着海棠红毛衣，竟是完全康复的样子。那年费翔的“一把火”烧红了半边天，烧得青年男女找不着北，报上说是“奇迹”。依我看，他最神奇最值得称颂的不在于此，而在于烧掉了“药罐子”的大棉袄。
脱去大棉袄，我们才发现她比谁都干净。我们洗菜到水房或者护城河，她不，她用井水洗。一把小白菜一碗米，糟蹋半桶水。她不会摆水。摆水是技术活，绳子系着桶袢在井面上来回晃，越晃越快，直晃到桶身倾斜，一抖绳，桶就懂的一声扣下去，顺势灌满水拉上来。她呢，站井台上只会磨桶袢，吱吱扭扭，磨得旁边的人着急了，还听不到懂的一声响。遇上了大家都会搭把手，她不知道稀罕，洗菜淘米也就罢了，洗手也用井水。一双手在盆子里洗啊涮啊搓啊，完了用指甲抠，手心手背指甲指缝手指肚，抠得人冒汗。
“药罐子”走路腿不跟心，往往身子没到，额头先伸了出去。为给儿子改善生活，她整天提着编篮怪模怪样走在去菜场的路上，脚步迟缓而急切，遇到年轻人手拉手骑着自行车，都下意识地躲避，生怕自己的慢阻碍了年轻人的脚步。
有些人注定是走在前边的。前两年护城河起了淤泥，有人种上莲藕。这年夏天，浮起三两只瘦荷，到了黄昏，有很多蜻蜓在花间忙碌。也有女人在河边淘米洗菜，刷车子。“药罐子”扎着黑亮的马尾，穿着海棠红毛衣，也去了。
她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大着胆子走到她身后说，对不起，我不该吐你。这句话酝酿太久，说出来连舌头都僵硬啦。
她噗的一声笑了，说，傻丫头，六姨跟孩子记仇啊。
啊？噢！嘿。我语无伦次。她反应之快让我吃惊，接着恍然大悟（她知道我跟着呢），再接着，又开心又不好意思起来。
虽然第一次搭话，但我坚信她跟我一样，早熟悉了彼此。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让叫六姨，就叫了，六姨，你喝那么多药不苦吗？
没办法，捏着鼻子灌，吃床腿似的。
病好了还回剧团吗？
回不去喽。
怎么回不去，他们答应过不是嘛。
呵！你没少做功课啊。
我嘴上没说，心想比这知道得都多呢。那首曲子叫什么？挺好听的。
曲子啊，没名。当年，师傅最喜欢的就是它。日子过得越难缠，师傅拉得越欢快。
师傅是谁？
我问过同样的问题，没人正面回答我，后来就不问了。
她说着话，开始往回走。我跟上，那琴听起来不一样呢。
是啊，那是马骨琴，快绝迹了。都是忙着往前走，走得越快，丢的东西越多。早早晚晚，把自个都丢了才算圆满喽。
我听不懂，说，何家欢的名是你取的吗？
合家欢。呵呵，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看见人家结婚就心痒，心想，我要是长大了，要么不结婚，要么，就踩着高跷去结婚。
踩着高跷啊？那，那你结婚了吗？我惊异地问。
结黄昏哦，谁要个病篓子。
你那么漂亮有本事，肯定有人要。要是没人要，我要。
呵！小妮子。
六姨，我喜欢你，还喜欢你的琴。
回头我教你。
第一次去六姨家，她戴着荷叶边围裙正折腾一条鱼，菜刀在鱼身上试探着，好像忘了从哪下手。
她对着挣扎的鱼叹了口气，哎，谁让你做了鱼哟，忍忍吧，我给你个痛快。说完闭上眼，把鱼高举过头顶，啪！摔下去，鱼就不动了。
如此宰鱼。
她指着地上的死鱼对我说，你早点来就好了。这东西，拿捏死我了。
早来又怎样呢，从小到大，我跟她一样没杀过鱼。鱼没少吃鱼汤没少喝，唯独没有对一条鱼下过手。
何家欢拎着棍子冲过来叫，六姨六姨，树上有马鸡鸟。
马鸡鸟？好，好好，我给你摘。马鸡鸟就是知了，六姨丢下鱼，探着额头磕磕绊绊去了。
太阳光把六姨的家切成一明一暗两个板块，暗影里放着五斗橱，两把椅子，对门一张梳妆台，摆着些贝壳做的蛤蜊油，霞飞护肤霜什么的。左边涂满了阳光，墙上的物件便有些不大真实。有一挂永远停在三点一刻的钟，还有一把纤秀的二胡。二胡顶端的马头栩栩如生，弯着脖子，分明是一只害羞的小母马。
六姨取下琴递给我说，这就是马骨琴。
原来不是二胡。我拿着琴不敢乱动。
六姨说，琴筒是马的大腿骨做的。
残忍呢。
残忍？呵！不。六姨让我坐，接着说，马骨琴又叫马骨胡，壮语叫“冉列”，是壮族拉弦乐器。琴筒是马或骡子腿骨，一端蒙蛇皮，鱼皮或蛙皮。弦是牛肠弦或丝弦，马尾竹做弓。声音清婉嘹亮。
很早以前，我们壮乡有个姑娘叫阿冉。阿冉和阿列从小青梅竹马。阿冉家有一匹枣红马，四蹄雪白，叫“四蹄雪”，被土司重金强行买下。又见阿冉貌美，连人带马一起抢回山寨，关进后院。土司乘兴试马，摔得头破血流，一气之下杀了“四蹄雪”，剥马皮剔马骨，丢在阿冉面前说，再不答应，要她像马一样。阿冉悲愤地拔下长马尾，收起一条大腿骨，请土司长工捎给阿列。阿列用马腿骨做琴筒，马尾做弓毛，制成一支马骨胡，用琴声向阿冉传递营救时间和办法。夜晚救出阿冉，射死追赶的土司，连夜离开了山寨。
后来，夫妻俩在琴上雕刻了马头，走遍壮乡村寨，专门传授马骨胡。为纪念阿冉和阿列，马骨胡就叫“冉列”了，流传至今。可惜，懂马骨胡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抚摸着琴弦，仿佛触摸到了“四蹄雪”。
里间传来，《霍元甲》的嗨嘿对打，还有何家欢蹦跳呐喊的助威。
整个暑假，我一直跟六姨学琴，直到有一天，六姨家来了客人。来人拎着一兜点心，张口说请六六出山。
六六？我诧异地望着六姨。
六姨眯了眼问，您是？这一声问，竟撕裂了那人手里的点心包，点心掉下来碎了一地。他不相信地打量着六姨，似寻找声音出处。
此后，六姨长了心事，再去菜场，必绕道南街红星剧院停上一会儿，摸摸镂空的门窗，再摸摸溜光水滑的大红圆柱子。离开的时候，便是连额头也伸不出了。红星剧院的圆柱子凭空给她长了二十岁年纪。可是还有何家欢呢，她没时间伤感，很快恢复脑袋前冲的姿势，继续慢吞吞匆忙忙劳碌。
我去市二中后，县里建了客车站。解放路扩宽了，两边栽的杨树划开蓝天，像两条齐刷刷游向远方的青龙。这种速度的暗示，让慢吞吞的六姨也开了窍，邀我周末学车。她托人买了辆苹果绿自行车，说，何家欢不乐意骑。我暗笑她的私心。宽敞的水泥路面上，六姨骑着苹果绿自行车，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我喜欢看青灰路面上划出的绿弧线，喜欢看她抓着车把紧张的样子。在何家欢示意下，我们一起松手，轻轻往前一送，连人带车就出去了。随着一声尖叫，再看六姨，已是一头汗。
丫头小子，害我！
帮你呀。这么宽的马路，车没有一辆，人只有几只，你怕什么呢？我说。
六姨放倒车子，扇手喘气，冲已跑远的何家欢喊，你等着，坏小子，晚上没你饭吃！那一脸红， 一脸油汗。以前，她是从不出汗的。
我托着腮，蹲下来看她，笑。
六姨伸手打过来，还笑！我顺势接过那只手，生命线爱情线事业线，结合对她的了解开始胡诌。她却听得认真，说，你说得对，我就是，就是。
弯弯曲曲的纹路在秋阳底下闪着光，让我想起迷路的春天、指甲奇长的手、还有铅笔脸白帽子、疙瘩树、老鼠灰大棉袄……这些零碎，多像镜框里拼兑的黑白照片。
有了自行车，身子永远跟不上脑袋的女人从此在马路上飞了，石角街也灭了一个慢腾腾的身影，似乎离繁荣更近了。
兜点心的那个又找过六姨一回，是冲着马骨琴。她没去。她说我要去了，何家欢怎么办？扩路把甜水井扩没了，一停水好几天，到时候他连水都喝不上，总不能再回去讨饭，等初中毕业再说喽。
说这话的时候，距离何家欢毕业还有四年，稀有的马骨琴四年以后什么样，我们谁都没去想。
上医专那两年，水泥厂纺织厂环城公路南山体育馆相继在石角街冒出了。唯一没变的还是那些小巷，安分地交叉、静默，细致地长苔，只是我们的鞋子不再是绿的。绿鞋子永远从石角街消失了。皮革的鞋面不怕潮，也染不绿。后来的某一天，已经长成半大小子的何家欢，甚至踩了一双锋利的旱冰鞋，嗤一声从面前亮闪闪划过。见到我他没有停下，顺着能并排跑四辆卡车的解放路，潇洒地冲向广场，身后摩托车汽车，喇叭齐鸣。我张张嘴，像当年六姨追我一样向他追去，然而他已跑远了，回头做着“√”的手势。阳光下，我没有看清那条鸿沟齿缝。
我在护城河边找到六姨。那儿没有青蛙王子，也早没了碧叶荷花，连只活物都没有。河道里堆满纺织厂菜场的垃圾，引不来一只苍蝇。连续五个月的干旱，周围污水腐蚀的土地龟裂了，绿油油的秧苗被蜘蛛网裂口所代替，寸草不生，光得如陈列馆里的龟壳。我敏锐地捕捉到六姨的沙哑里又多了一层新的东西，眼角眉梢的皱纹、鸦青，那都是属于年龄的。
水泥厂的浓烟从头顶翻卷而过，裹着太阳，像裹着一只没有着色的白草莓。我问六姨，红星剧院怎么成了影都饭店？
时代发展了，有些东西就留不住。人啊，就是这么一边走，一边丢，直到哪天，连自个都丢了，才算圆满了。
第二次听这些话，我仍没懂，我说我不想丢。
你认为丢了的，不一定真丢。就像阿冉，失去“四蹄雪”，但她得到了爱情和马骨琴，从某种程度上说，并没有失去什么。琴在，马儿就在。
琴，还用吗？
怎么不用，用。她肯定地抱抱胳膊。
我说六姨，咱回去吧。
她露出喜气，走，摘枣儿去。今年的老枣树争气哦，一嘟噜一挂，树枝都压断了。
还吃药吗？
不吃了，石角街没有顶用的药罐喽，不经烧，一烧就破。人家也不喝中药了，嫌麻烦。全是颗粒冲剂，一副药半碗水，一冲一调，三十秒速成。我呀，习惯了火炉子上熬药。喂上新煤，蓝色的火苗舔着砂锅底，不一会儿冒出软乎乎的白烟，看着就暖和。一个人熬个小半天也不着急。如今这三十秒的药啊，说实话，我不敢喝。小阮，甜水井没了，护城河也没了。听说，马骨琴都成了文化保护遗产了。
六姨，你看，蓝天也正消失呢。
那次谈话不久，六姨给何家欢换了新摩托。
何家欢载着六姨灌粉浆，路上，摩托黑亮的外壳化作了锋利的翅膀，斜斜插向天空。落地的一瞬，六姨看见何家欢的衣服皱巴巴铺在地上，像一道符。
这是后来六姨反复描述的画面。
我赶过去的时候，一根细薄的警戒线把六姨生硬地隔开，她堆地上一声不响。
周围站满了人。
咦哎，娘哎！这惨！
那是孩儿娘，多可怜。
咋不哭？
是哑巴。
哑巴也会哭。
我挤进人群，瞄了一眼：一件看不出颜色的拉链上衣，一条同样辨不出颜色的裤子，还有一双，红白相间的网球鞋。我在找，找……一声尖叫，被我活活闷死在胸口－－我再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发不出任何声音，颤抖着，抱住了我的一声不吭，脸上涂满鼻涕和眼泪的六姨。
她移过目光，做梦似地说，家欢的头……
六姨。我更紧地抱着她，想把她裹进我的身体，可是我不够宽大我包不住她。
六姨委屈地对我说，小阮儿，三轮车，逆行，他把我挤到了路中间……卡车太快了，太快了，我都没来得及。来不及你知道吗阮儿……他们怎么可以……像碾西瓜一样啊？！
六姨突然提高的嗓门，如同裂竹，终于让围观者纷纷后退。我看清了六姨眼里的恐惧，也看清了围观者的恐惧。
六姨昏过去了。
六姨躺在床上，小腿到膝盖都打着石膏。我只好买来她不喜欢的中药颗粒，一碗一碗冲给她喝。调着褐色的药汤，我拿不准粉碎的蚯蚓能不能在汤汁里复活，在她身体里钻穴打洞，疏通寒凝血脉，驱散经年累月的寒气。
一切似乎都回到了从前，尖下颌、白帽大棉袄、疙瘩老枣树，六姨接着喝她从前的日子，只是手里多了乌杖，如烟花散尽，冰凉焦黑的空花筒。
她就这么从一个年轻的六六，喝到我和何家欢口中的六姨，最后变成了女儿的六婆婆。那些药织起来，能汇成一条河。
2009年石角街老屋平了，原地盖起一排排小洋楼，有人干脆买了电梯商品房，剩下为数不多几家老人守着巷子，陪六姨。其中就有二婶。二婶没有生育。我出嫁后，经常一家三口回娘家，看二婶也看六姨。空空的巷子照样长青苔，只是不再潮润，干燥的褐黄，远没了从前的生机。墙壁上排列整齐的青砖也扭曲了，如老人弯曲的指纹，印在那里迟迟不肯擦去。
过不久，墙也会塌的吧？该劝二婶搬家了。我想。
寒症让六姨的腿关节不断僵硬肿大，彻底变形，就像两根强力拆开后无法再复原的麻花，挪了这一步，不知道下一步能不能挪出去。而她总是心急的，脖子前冲，脑袋上挑着白帽，如同晒干的老丝瓜在吓唬小家雀。自从何家欢去了以后，六姨每天都穿着大棉袄站在院里敲瓢，倚着歪歪扭扭的老枣树，敲一下瓢唤一声，叨！家欢，回来喽！叨！何家欢，回来咯！苍哑的声音，如同生锈的锯齿，执拗地切割着石角街的黄昏和炊烟，切割着街坊们的神经。大家都担心，她熬不过这个冬天。
偏那一年石角街供了暖。六姨身上长了肉，两腮松松耷下来，一笑挤满褶子，就像抹了浆糊没抻平的贴纸。
大家都说，还是六婆婆经熬。
熬到又一年春，六姨照样拄着拐蹭街口，跟老太太们聊天，嘎嘎地笑，一坐大半天。这样的日子，不胖都不行。
枣树衍花的时候，口儿爸考上了研究生，我们带口儿一起去他的工作地。我应聘到一家名头很响的私立医院，做了外科医生。冰冷的器械和随时发生的死亡，让我变得力求语言准确，思维敏捷，不留存一丝一毫感性。我迅速成长为当地有名的“阮一刀”。
手术总免不了意外，死了一个人，我不哭；死了两个人，我还是不哭。
夫君说你变了，你不是石角街的秦阮儿了。
我说你娶的不是秦阮儿，是“阮一刀”。
二叔打电话问我，春节回来吗？
回不去，排了手术。
五一临近，二婶打电话，阮儿，五一放假不？
她爸单位组织旅游，我们报了名。我放慢语速，六姨，现在怎么样？
唉，一天不如一天。神神叨叨地半夜躺在床上唱戏，怪吓人的，说是跟着师傅讨了五年饭，本事不能废了。
讨饭？
那么，又是谁替她杜撰的青衣呢？如果我告诉她，现在有个叫互联网的东西，能让人一夜走红，她信吗？
最后一次见六姨，在敬老院。
夏天的午后，屋里光线很好，足以看清每一根皱纹和白发。她百炼成钢了，肥胖、衰老、浮肿，赤裸着上身，鼓着肚子躺床上，如同腐败发胀的水母。她胖得三个护工都搬不动，只好把床掏了窟窿，下边接着便桶，异味源源不断从那里散发出来。
六姨。我叫，挥手赶开吸在她脸上的一只苍蝇。
谁啊？她疲耷地应了一声。
是小阮，她来看你啦！二婶高声说，拉条被单给她盖上，瞧瞧身上光的，冷了一辈子，瘫了瘫了她倒不冷了。
哦，小阮，阮……坐，坐。急切的语调，说明她记得我。
我陪她说了会儿话，前言不搭后语。
她示意我打开老棉袄盖着的木箱，取出一套壮服。连二婶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备下了寿服，衣服袖口绣着五彩花纹，裤脚膝盖镶着蓝红绿棉织阑干，还有一方折成玉兰花瓣的头巾，一件墨绿小围裙。我把衣服一件一件摊开，想起那个要踩着高跷去结婚的女子，心里一疼。
这一疼，便割去老茧疼到骨子里。
箱子最下层躺着马骨琴。我把它托出来，细细打量。我们都老了，它还是老样子，害羞的小母马一点都没有长大。
琴，是师傅的，老棉袄……也是师傅的。小阮，把琴带走。
师傅是谁？
别问我。我不知道。她有些烦躁，我只知道，人人看不起的师傅，在艺术面前……比谁都高贵。
我坐下来摩挲着马骨琴，垫指、滑音，一个人的伴奏。时空隧道。
鸟鸣。泉水。朝霞。山道。
骑马的新娘。
不，不是马，是高跷。
漫山遍野盛开的杜鹃花，一波又一波红色的焰火，如潮翻涌。
吭！六姨咳了一声。
我放下琴，慌忙找纸，还没送到嘴边，噗！她已无比爽快地把痰射到了墙上，像吐出一枚坚硬的子弹。
我赫然发现，整整一面墙全是她的子弹，满墙明晃晃的子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