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一读骚经一肃然
叶参座不好写，不是资料太少，而是太多，版本缭乱，读解各不相同，内容看上去大同小异，推敲细节却又云遮雾罩，扑朔迷离。我翻过几页某编写组编的叶参座大传(说的倒是没错，真的是编写），语言幼稚夸张，人物思想单纯，形象平面单薄。
宣传出身的文棍，其写作风格大都遵循这样规律：“只要我方人物，全是大义凛然，英气逼人。而对立面的人，即使是出了名的靓仔酷哥，也要把他写得人贱样衰，比如帅哥汪美男经常猥琐，酷哥蒋光头肯定邋遢”。就算是党内斗争的那些破事，失败人物大都是行事古怪，思维离奇的精神病患者。而胜利的一方，其人物大都是对路线真理具有先见之明的半仙，并与失败方路线作坚决斗争。
很多时候，在中国叙述近代史，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在刀尖上跳舞，在雷场里散步，不醒目踩爆一颗，肯定被炸成十八块。但如果不敢直舒胸臆，把事情和人物往实在说，“思想自由”与“历史教训”又何从谈起？
官方出的人物传记，因为考虑了太多的忌讳，把一个原本生龙活虎的人物，写得象个三好学生。我不知道写这些官样传记除了浪费纸张笔墨之外，还有什么用处？看都没人看，写个什么劲？获再多的奖项，也是文化宣传部门之间互相打手炮而已。三十年来，关于参座的文字汗牛充栋，可谁又能超得出单世联的《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
历史人物不好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作者身为普通人，也许学问是好的，文笔是精致的，但思想、阅历，限于时空条件与彼此地位相差悬殊，难于准确地体察到历史人物的思维与压力。这里面既有信息不对称因素，也有个人的历史视野与见识。在日常生活中，历史人物和平常人差异不大，但在历史转折的重大事件决策面前，历史人物本身所掌握的情报与个人经验是绝对重要的因素，而他们决策的依据与分析过程，更不是普通人可以窥视企及的秘密。
作为民间作者，因不具备官方身份，能接触到的历史资料层次有限，密级资料档案，则根本没资格阅读，更没条件对可能的当事人，进行原始历史田野调查。同时，民间作者多数不是历史类专业人员，对所叙述的历史背景缺乏系统的了解与研究。所凭借的，只是在东一爪，西一耙乱读书中形成的印象，这种从书本到书本的推敲与分析难免片面，即使再努力地去接近本来面目，我相信，离事实也有十万八千里。
同时，用普通人的眼光与标准去打量历史，是很危险的事情，首先是对历史的评判标准不一定恰当，容易用今天的眼光去要求昨天的事情，从而掉进事后诸葛的陷阱；再者，局限于历史视野与人生阅历，理解事物很容易抽离历史背景，孤立地看待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还会因为政治常识比较贫乏，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即使关系着党和国家前途的路线之争，也当作旧时代官僚之间的争权夺利。
当然，绕开严肃的题目去写历史人物的8卦，也很好玩，而且很有可读性，颇能吸引眼球。比如就有人去统计叶参座一生中，有过多少个女人，结果统计出来明的9个，暗的N个。什么“花帅”绰号由此而来，什么延安时期整风运动中流传“叶剑英，叶剑英，老婆多得数不清”、、、、、、（膜拜）
我对这些无聊事情不太关心，以他这份量与地位的人，女人只会占生活中极少的比重。爱情与婚姻，对于他这样以身许国的人来说，基本上是奢侈品，玩不起。一段婚姻或感情过去了，只能当作过眼云烟让他过去，绝不萦怀滞心，败坏情绪。更多耗费心力的紧急军情还等着他去算计筹谋，哪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婆婆妈妈地缅怀伤感？但参座的工作岗位，又注定了他精神长期处于绷紧状态，需要不断有爱情来滋润生活、舒缓情绪、刺激思维，从心理与生理学的角度上说，这并不意外。
况且，他曾在国民党内任过高职，交游广阔。加入共产党后又长期处于军队核心位置，掌握了大量党的机密与情报，结合党内斗争残酷异常的惯例，若与某位女性长相厮守，对双方来说都并非幸事，对景儿稍有不慎便惹杀身之祸。如延安整风时期，参座本人虽然没有直接挨整，但他妻子被整得上吊自杀，虽然获救但变得精神失常，为什么要整他的妻子？难道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么？一生谨慎又心智深沉的他当然明白这其中的关窍道理。只是这个理由，对于身处高位的他，确实难于启齿明言。这其中曲折微妙之处的深思熟虑，绝非心智普通者可窥及。所以他那些短暂的婚姻与爱情，未尝不是对自己爱人的一种保护。
花帅绰号的缘由，是50年代——60年代初，参座从广东奉调进京，被明升暗降，任军委副主席，同时兼任了一些花里呼哨没实权的职务，无所事事之下，参座只好沉迷声色，寄情于吹箫弄玉。这其中未必不是向主席表明态度——“我很乖”，自污其身地在韬光养晦。
参座本身情才纵横，吹拉弹唱，诗词格律玩得烂熟，下部队视察居然毫无架子，为战士登台献艺，一把破二胡，尽拉粤曲小调，兴之所致，客家山歌也来上几句、、、、、、相比其他军头大佬的威严自持，他的多才多艺，能玩会玩，自然显得“花”，说他是“花帅”主要是指这个，而非是私生活异乎寻常。否则以他情才，谁能想象他会仗势纵欲？他要真“花”的话？留在土匪张部队里，不组织“广州暴动”，帮土匪张占稳广东，那不是可以过着“三妻四妾随便娶，青楼歌妓乱紧嫖”的幸福生活？谁又能说他什么？他何必投身革命，九死一生地以身犯险。
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为免除主上怀疑，一则求田问舍；二则纵情声色。以当时党内共产风之盛，参座显然不能采取求田问舍之策，那基本上等于是自寻死路，也容易被人鄙视。唯有纵情声色，歌舞自娱了，反正军内大佬们在这方面大哥别说二哥，谁不知道谁？
自53年起，参座一韬就晦了10多年，天天同花讲古同鱼冲凉，得闲无聊就炖鸡汤，其委屈辛酸，真的是点滴在心头，直到文革前，参座才慢慢泡软主席的态度，寻机赢回信任，重新上位。其实主席在那时候也觉苦楚，手头听喝能用的人没几个。从大跃进开始，主席败家的效率与速度快过历代昏君，几番折腾下来，令国家损失惨重，他还不服输，老琢磨着继续乱搞，搞经济不行就搞革命，总而言之要搞。军队的老帅们自然满腹牢骚，和他的关系多有龌龊，肯听他招呼的人不多，否则他要发动文革，一声令下便成，也不需依靠红卫兵自下而上地乱搞了。没想到参座十年前在青岛冲凉，写下的“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居然一语成谶。
09、0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