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是我三年多以前写的文章,文中对黄时鉴有关《天下全舆总图》的评论进行了反驳。现将此文贴出,供大家评判。黄时鉴的文章可在此网页中看到:
http://www.historicalchina.net/admin/WebEdit/UploadFile/MapHSJ.pdf
议《天下全舆总图》内证- 与 黄时鉴先生商榷
拜读黄时鉴先生的《天下全舆总图》赝品内证一文之后,感想颇多,既有喜也有忧。喜的是,《天下全舆总图》公布后引起了许多史学界人士的关注和研究,这正是我将古地图公之于众的目的之一。忧的是,黄先生的文章反映出个别史学研究者的病态。抱着治病救人的原则,特撰写此文,对黄先生文章中几个主要的错误观点逐一探讨。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但愿黄先生能明白本人的良苦用心。探讨中若有不当词语,望黄时鉴先生海涵。
一、史学研究应当以什么作为根据?
历史研究应当以历史记载和相关史料为根据,这是史学研究必须严格遵循的学术规范。可是,黄先生在文章中做出的一个论据却违反了这一公认的学术规范。
《天下全舆总图》识文记载“一于永乐十三年随正使太监马三宝等往榜葛剌诸番直抵忽鲁谟斯等国开读赏赐至永乐十六年回京”。黄先生以一九九九年版《辞海》“三保太监下西洋”条中所述的时间表作为依据,指出上述识文记载的郑和下西洋时间与《辞海》中的时间表不符,并且他以此断言:“地图上的这段史事本身就是一种虚构。这又是一个伪作的内证。”
对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时间,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争议的起因是一些史料记载的时间相互不一致。这些史料包括《天妃灵应之记》碑文、《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文、《星槎胜览》、《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碑文和《明史》等文献。有学者曾撰文分析史料记载时间不一的原故,认为这种差异是由于不一致的时间算点造成的。比如出洋时间,有的以皇帝签发勅书的时间为准,有的以郑和所乘宝船出海的时间为据,有的依据郑和船队离开最后一个境内港口的时间,还有的将郑和船队先遣船只启航的时间作为起算点。因此,这种史料之间的差异是合情合理的。一九九九年版《辞海》“三保太监下西洋”条中记录的郑和七次出洋和返回的时间仅仅反映出当代史学研究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史学研究的依据,更不能把其当作判断文物真伪的标准。否则,将会出现非常尴尬的局面。例如,《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文中记录的时间有两处与《辞海》中的时间表不一致,《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有三处与《辞海》中的时间表不一致,《星槎胜览》记录的时间有四处与《辞海》中的时间表不一致,而《明史》与《辞海》不符之处多达五处。假设以黄先生论证《天下全舆总图》的研究方法和标准检验《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星槎胜览》、《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和《明史》等文献,这些被史学界一致公认的珍贵史料岂不都成“赝品”了吗?
我国著名学者梁启超在谈论史学研究方法时曾说过: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据汉唐可难宋元,据宋元可难明清。然而,黄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据当代驳难明清。
史学研究应当根据史料,文物真伪的判断也可依据史料。上面提到的《天下全舆总图》识文中,除“马三宝”三个字外其他内容和时间与《星槎胜览》所附航行表录中第三次航行的文字描述完全一致。这些文字和时间描述的一致性以及《星槎胜览》四卷版本中“采辑图写成帙”的记述可以作为证据,以此推断,《天下全舆总图》的原图-《天下诸蕃识贡图》与《星槎胜览》一书有很紧密关联。
二、史学研究是否应当讲究逻辑?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学术研究必须讲究逻辑。讲究逻辑就必须推理严谨。可是,黄先生的文章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黄先生在其文章中论述道:“但在古代中国,‘职贡图’从来就是边地或域外使节的朝贡图而不是地图,你能说‘识贡图’就是地图吗?因而我还是认为,这个‘识’字实际上是造假者的一个失误,露出了一个破绽。”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先生似乎在运用演绎方式进行逻辑推论。
所谓演绎逻辑是指根据前提并运用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公认规则做出推论的思维过程。黄先生的上述论述用简单的语言就是在讲:因为“职贡图”从来就是朝贡图(即一种中国古代纪实人物图画)而不是地图,所以地图绝不可称之为“识贡图”。从黄先生这一逻辑思维过程中,我们既看不到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找不到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公认规则。“职贡图”和“识贡图”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人物图和地图又是两种类型完全不相同的图画。有什么理由根据“职贡图”认定地图绝不可称之为“识贡图”呢?黄先生的论述读起来似乎振振有词,可是却经不起仔细的推敲。学术辩论中无论你的口气有多大,词句多么强硬,缺乏严谨的逻辑分析是无法具有说服力的。从黄先生气势汹汹的语句中我们看不到逻辑辩证关系,看到的却是一种逻辑思维的弱化。凡是没有运用严谨逻辑分析所做出的推论皆为谬论。毫无疑问,黄先生的推论也属谬论。
三、史学研究是否应该实事求是?
任何学术研究必须遵守实事求是的规则,史学研究也不可例外。黄先生的文章遵循这一规则了吗?下面就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
黄先生在论述《天下全舆总图》中“臣字款”时写道:“‘臣’字竟然居中,凭此一条,就可以认定,这幅地图决不可能是什么1763年的作品。这个‘莫易仝’也就只能是地图伪造者的一个化名。”如果我们仔细查看《天下全舆总图》中“臣字款”,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臣莫易仝绘”五个字中,“臣”和“易仝”三个字比另外两个字小一些,并且偏左。绘图者以这种字体大小和小字偏左的方式表示出尊卑。不可思议的是,黄先生竟然认定“臣”字居中,并且还以此作为判定地图真伪的根据。
黄先生有关清朝书画作品“臣字款”必须偏右,否则将被视为“犯上”的说法反映出其在古书画鉴赏方面的认识欠缺。
中国古代不仅书画有“臣字款”,刻书也有在落款前署“臣”字的。无论书画的“臣字款”还是刻书的“臣字款”都不是起源于清朝。就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臣字款”最早出现在宋朝。宋朝供奉朝廷画院的马远和夏圭等人的一些作品上署有“臣”字。此外,在一些宋代刻本的撰书人署名之前,也能看到“臣”字。署“臣”字的宋代书画和善本虽然不是很多,但从中能寻出一定之规。这就是“臣”字和画家(或撰书者)的名字比其姓氏小一些,而且“臣”字大多居中。明代书画和刻书基本上是沿袭了宋朝的做法。到了清朝,“臣字款”这一署款方式才大量出现并且形成比较独特的固定格式,即所有为皇帝绘制的书画作品或刻印的书上均署有“臣字款”。民间刻本虽然没有“臣字款”,但一些刻书坊继续沿用宋明时期的方式,刻书时将撰书者的名字刻成比其姓氏小一些,其位置大多居中,也有居左或居右。此外,清朝时期无论官刻本还是私刻本,凡是翻刻宋明时期撰刻的书本,“臣字款”和署名方式大都保持原样。
黄先生对清代书画“臣字款”的论述存在着两种误解。一是,他认为带“臣字款”的必定是大臣画;二是,他断言“臣”字必须靠右。实际上“臣字款”可以分成四种情况,一则皇族成员画的宗室画;二则朝廷大臣画的大臣画;三则宫廷职业画家画的宫廷画;四则一些没有任何官职的民间人士,在皇帝巡视各地时,向皇帝进献的作品。前三者“臣字款”非常规范,“臣”全部小一些且居右;而民间人士进献给皇帝的作品中许多“臣字款”并不是非常规范,既有居中也有居左的。从“臣字款”的历史沿革角度看,只要“臣”字比姓氏小一些就符合以示尊卑的基本要求。对于居中或居左的“臣字款”,我们只能说,制作者不熟悉宫廷的规范格式,但根本构不上黄先生讲的“犯上”之罪。按照大清律,“犯上”是要被砍头的。请问黄先生:你能举出一名清代人士由于将“臣”字写在中间或左边就被砍掉头颅的例证吗?
黄先生在文章中对莫易仝书法的评价也没有做到实事求是。他在文章中写道:“(莫易仝的字)显然出自没有真正临帖习写者的手笔,清人写成这样,连秀才也考不上”。我们必须承认,《天下全舆总图》中的毛笔字写得不是很好,但是如果说“没有真正临帖习写”恐怕是冤枉地图的绘制者了。熟悉毛笔字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经过临帖习练是写不出这几笔字的。
四、结束语
在文章中,黄先生说:“学术的探讨有其规范和方法。”可是,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黄先生在研究《天下全舆总图》方面,既没有遵循学术规范也没有遵守学术规则,更没有做到实事求是。他的这种学术“探讨”方式与史学家的身份相符吗?
作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应当仔细、认真并且全面地研究问题,不能以偏盖全,更不应像黄先生在文章中说的那样将学术研究当作一件“由繁变简”的事情(即只看其中个别问题而不做全面的研究)。
纵观黄时鉴、龚缨晏、侯杨方、周振鹤等人针对《天下全舆总图》所做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到史学研究中少数学者的通病。这就是,凡是见到与自己所读的书本和所掌握的知识不相符的东西都先入为主,做出有错推定,之后从自己故有的观念出发进行查错研究。称职的史学家做学问应该站在客观的立场,他们研究问题时需要依靠书本,但不局限于书本,更不会只依赖于自己脑中记住的书本。称职的史学家做研究也需要查书、读书和背书,但是对他们而言,更重要的是分析和思考。可是,黄时鉴等人对《天下全舆总图》的“研究”只停留在与书本记载进行对照的程度上,而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做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其结果,他们的评论只能是停留在品头论足和说三道四的水平,言语之中没有一个论点可以令人信服。
黄先生的文章中说:“秀场至此,就闭幕吧”。实际上,所谓的“秀场”刚刚拉开序幕。登上“秀场”的学者们可以停留在原有的水平,让大家继续“观赏”学术病态;也可以进一步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引导大家把历史遗案弄个水落石出。我相信,若这些学者们站在客观的角度,多做一些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思考,他们将会逐渐地意识到,《天下全舆总图》并非是件赝品,此图的作者除了出于避讳的原因对中国大陆和海域的一些地名做了一些调整之外,忠实地仿绘了一四一八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会逐渐地意识到:首先发现美洲的人、首次完成环球航行的人、以及第一个发现整个世界的人全部来自中国。
写于200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