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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一：
早在东汉时期，古人就在昌南（现在的景德镇）建造窑坊，烧制陶瓷。到了唐朝，由于昌南土质好，先人们又吸收了南方青瓷和北方白瓷的优点创制出一种青白瓷。青白瓷晶莹滋润，有假玉器的美称，因而远近闻名，并大量出口欧洲。在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起)改名景德镇。此时所制瓷器已负盛名，特供御用。
十八世纪以前，欧洲人还不会制造瓷器，因此中国特别是昌南镇的精美瓷器很受欢迎。在欧洲，昌南镇瓷器是十分受人珍爱的贵重物品，人们以能获得一件昌南镇瓷器为荣。就这样欧洲人就以“昌南”作为代称。
说法二：
西方瓷器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明朝的时候，大批的中国瓷器产品就开始输往西方世界。波斯人称中国的瓷器为chini，欧洲商人在波斯购买中国瓷器也同时把一词带回了西方。后来，他们又把chini改为china，并且把生产china的中国也一并称为China。欧美人谈到China的时候，往往联想到China(中国)是china(瓷器)之乡。
说法三：
和秦朝有关。《美国遗产大词典》的解释是，“China”一词与公元前三世纪的秦朝有关，“China”是秦国的“秦”的译音，这一观点首先是罗马传教士卫匡国（Martini,Martin）在1655年最早提出来的。
说法四：
在公元前五世纪，东方的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社会喜爱的衣料，因此，有学者认为“Cina”一词由来于丝绸的“丝”，其依据是希腊史学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赛里斯人（Serica），由此认为“赛里斯”是由“Cina”转变而来。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是成都理工大学刘兴诗教授和上海东华大学教授周启澄先生。刘兴诗教授曾在论文《CHINA释义新探》中不仅提出，“China”一词源于丝绸，还认为：古时西土各国认定的“Cina”所在正是古蜀国，即今天的成都地区。“丝国”并非指今日中国的全境。
说法五：
中国北方诸族之裔呈通古斯、蒙古、突厥三大语族并存的局面，是上古语言生态融合而成的较为简单的表象。以匈奴疆域之庞大，影响之广，其语言和血缘必然混杂；是一个多血缘多语言的部落联盟。总的来看，语言接近后世蒙古民族的形态。同属于通古斯语。因此，“Cina”一词的含义应该能够在今天的蒙古语中得到相应的解释。在蒙古语中的读音可谓与“Cina”非常相象，读做“赤那”，意思为“狼”。由于当时游牧民族强悍，以远播到欧洲。可能以影响到对中国的称呼。
说法六：
起源于印度古梵文“支那”。这个支那又作脂那、至那。文僧苏曼殊(1884-1918)通英、法、日、梵诸文，曾撰有《梵文典》。他认为China起源于古梵文“支那”，初作Cina。他研读三千年前的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发现支那一词最早见于这两部著作，其原义为“智巧”。他认为，这是三千四百年前印度婆罗多王朝时彼邦人士对黄河流域商朝所治国度的美称。“智巧”与慧苑所说之“思维”内涵略有不同，想系词义因时代而演变所致。
从时间上来看，景德镇的陶瓷出现于东汉，秦朝建立于公元前221年。从专家们提供的资料看，“Cina”一词在印度梵文中的出现的最迟时间也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茶叶的出口也要晚于这一时期。由此可见，印度梵文中的“Cina”和中国的“茶”、景德镇的“瓷”及中国秦国的“秦”并无关系。
关于赛里斯国的丝绸在西方的许多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如在《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一书中，囊括了从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十四世纪期间九十多部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中关于塞里斯国的记述。希腊史学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提到的赛里斯国（Serica）。专家们认为，由Serica演化出来英语的锡尔克（silk）、俄语的旭尔克，均来源于中国“丝”字的谐音，是这些国家对丝绸的称呼。但在印度梵文中记录中国的名称是“Cina”，而由此衍生出的英文是“China”，波斯文是“Chin”，阿拉伯文是“Sina”，拉丁文是“Sinae,” 法文是“Chine”，德文是“China”，意大利文是“Cina”。俄文的“中国”名称是根据公元九世纪的辽国“契丹”（KITAN，kitai）的音译得来的。很明显，在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述里，那个生产丝绸和贩卖丝绸的赛里斯国（Serica）和古印度梵文中的“Cina”，代表的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所指的并不是同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就是说，“Cina”与“丝”并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