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形成于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直至16世纪仍保留使用，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1]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形成其基本干道。它以西汉时期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2]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因此，当德国地理学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后，即被广泛接受。 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欧亚大陆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西汉汉武帝时张骞从长安带队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人，共同抗击匈奴。首次开拓丝绸之路，被称为“凿空之旅”。[2]此后，汉朝频繁的派出使节出使西方，汉武帝时期最远的汉使到了犁轩（今埃及亚利山大港），罗马人征服叙利亚的塞琉西帝国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后，通过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阿克苏姆帝国取得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中国丝绸。西汉末年，丝绸之路一度断绝，东汉时的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绝58年西域，罗马帝国也首次顺着丝路来到当时东汉首都洛阳。在通过这条漫漫长路进行贸易的货物中，中国的丝绸最具代表性，“丝绸之路”因此得名。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还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如，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永平求法的佛教东渡，西天取经的玄奘，他们的一些故事都与这条路有关。这条长约7000公里的漫漫长路是经过三百多年几代人的努力而形成，历代多有维护及延用。[3] 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有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等。[4]1、玉石之路 丝绸之路开通以前，中原与欧亚草原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原青铜器、车器、兵器等常常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草原民族的墓葬中。战国时期中原的丝绸、漆器、铜镜等经由草原民族远播至新疆、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地区以及更遥远的希腊，欧亚草原流行的动物纹样由西至东传入中国北方地区，被包括秦国工匠在内的中国工匠借鉴和创新，形成一种全新的具有浓郁草原风情的神兽纹样。这种神兽纹样受到中原国家的的青睐，被用来装饰马具、漆器、饰贝腰带的腰饰牌等，甚至在西汉早期还形成一种贵族时尚流行于西汉王朝。同时，西方的玻璃制品、金银器等也经由草原地区传入中国[5]。汉代“丝绸之路”正是在古代的一条“玉石之路”上拓展出来的。先秦时期，连接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就已经存在。玉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中国美玉都来自西域。至少在距今1.2万年前，先民就发现了普通石块中卓尔不群的玉石，并且通过交换将玉石源源不断运向东方，延续万年的玉石之路，正是沙漠丝绸之路的前身[6-7]。史籍对于西域的玉有诸多记载。西晋时期，在汲县战国墓中出土了一批古简，其中整理出一篇《穆天子传》，记载了近三千年前的周穆王驾八骏马车西巡游猎之事。周穆王从中原出发，途经甘肃、内蒙古和新疆，最终抵达昆仑山西麓。当时仍是母系社会的部落首领西王母，不仅款待周穆王，还赠他八车宝石，留下一段佳话。周穆王返途中，又在一些采玉、琢玉的部落处获取不少玉石，满载而归。古代先民从昆仑山、和田一带，由近及远地向东西两翼延伸，把和田玉运到远方。向东经甘肃、宁夏、山西，入河南；向西经乌兹别克斯坦，到地中海沿岸的欧亚各国。此即最早的“玉石之路”。周穆王西巡路线，就是这条古道的东线。[9]这一记述虽然不尽可信，但可以得知纪元前的人们已经开始通过一条连接东西方的通道开始交流了。
2、凿空西域 西汉时，把阳关和玉门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称作西域。汉兴自汉武帝时，中国始与西域相通，西域本三十六个国，后来分裂至五十多个，都位于匈奴之西，乌孙之南。[10]西汉初期，联络东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至汉武帝时期，开始加强对西域的经略。 汉武帝听说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联络他们东西夹攻匈奴。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张骞出使西域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率领100余人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俘获，滞留了10年，终于寻机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11]这时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西迁了，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在西域呆了一年多东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后适逢匈奴单于死，国内大乱，元溯三年，张骞趁机回到大汉，受到汉武帝的热情接待，后被封为太中大夫。[12]此次西行前后达10余年，虽未达到目的，但获得了大量西域的资料，司马迁称张骞此行为“凿空”。[13] 张骞归国后，汉武帝曾遣使探求通过身毒开辟一条不经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汉军打败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区，打通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霍去病在祁连山大破匈奴后，张骞建议联络西域强国乌孙，以断匈奴右臂。元狩四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公元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返抵长安，被张骞派往西域其他国家的副使也陆续回国。乌孙使者见大汉人众富厚，回国归报后乌孙渐渐与大汉交往密切，其后数年，张骞通使大夏，从此，西汉与西北诸国开始联系频繁起来，张骞凿空西域，后世称其为博望侯。[14] 但是，西域诸国仍未完全摆脱匈奴的控制，楼兰、车师等国在匈奴的策动下，经常劫掠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臣和商队。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王剧率骑兵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击破车师。元封六年，西汉又与乌孙王和亲，企图联合协迫匈奴。同时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取得大宛的汗血马，汉武帝派李广利领兵数次进攻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攻破大宛都城，使西汉在西域的声威大振，确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至此畅通。[15][11]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汉武帝在轮台（今轮台县东南）和渠犁（今库尔勒县西南）设立了使者校尉，管理西域的屯田事务。这是西汉政府在西域第一次设置的官吏。此后，西汉政府就在西域建立了根据地。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众投降，西汉政府才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最终胜利，西汉政府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匈奴臣服于汉朝，汉朝总管西域事务。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的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5] 西汉末年，丝绸之路中断。天凤三年（公元16年），西域诸国断绝了与新莽政权的联系，丝绸之路中断。
西域36国
3、远播欧洲 公元73年，班超随从大将军窦固出击北匈奴，并奉命出使西域。他率吏士36人首先到了鄯善，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使鄯善为之震服。之后他又说服于阗，归附中央政府。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绝58年丝绸之路，并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班超在西域经营30年，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16]公元90年，大月氏派兵7万越葱岭进攻疏勒，企图控制南道。班超率诸国兵击退了班超大月氏的入侵，声威大振，于是乘胜经营北道。公元91年，北道的龟兹、姑墨、温宿皆归附东汉，班超设西域都护府于龟兹它乾城，亲自坐镇北道。又命西域长史徐干屯疏勒，与北道相呼应。公元94年，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7万余人，讨伐对抗中央的焉耆等国统治者，于是西域50余国皆归属中央政府。“丝绸之路”早于前汉开辟，中国和欧洲直接交往的条件业已成熟。在当时的国际上，东汉和大秦均为繁荣富庶大国，双方都渴望摆脱安息中间商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和垄断，直接进行商业贸易，以谋取厚利。公元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帝国），一直到达条支海（今波斯湾），临大海欲渡，由于安息海商的婉言阻拦，虽未能实现，但这是首次突破安息国的阻拦，将丝绸之路从亚洲延伸到了欧洲，再次打通已经衰落的丝绸之路。公元100年，罗马帝国属下的蒙奇兜讷（今译为马其顿）地区遣使到东汉首都洛阳，向汉和帝进献礼物。汉和帝厚待两国使者，赐给两国国王代表最高荣誉的紫绶金印，表示了邦交上的极大诚意，这也是罗马帝国与中国通使交往的最早记载。公元166年，半个世纪之后，古罗马大秦王安敦派使者来洛阳，朝见汉桓帝，标志着中西方文化交往的开始，东西方两大帝国外交关系正式建立。这条路线首次正式打通并延伸到了欧洲。罗马帝国也首次顺着丝路来到当时东汉首都。这不但是欧洲和中国的首次交往，也是21世纪初完整的丝绸之路路线。4、魏晋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不断发展，主要有西北丝绸之路（又叫绿洲丝绸之路或沙漠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又叫永昌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三条。它具有由两汉到隋唐的过渡性、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南北两政权同时与西域频繁交往三方面的特点[20]。 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在直接的交往断绝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波斯与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北魏王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从这时开始，直到522年，《魏书》本纪记载了十个波斯使团，前五次应当是到了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为中国带来了玻璃制品工艺。后五次到达的则是493年迁都后的洛阳[21]。《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当时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商贩的繁盛情况：自葱以西，直到罗马，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北魏王朝还在洛阳城南的伊洛之间设四夷馆、四夷里招待丝路客商[22]。波斯的使者也顺着丝绸之路深入到南朝。中大通二年（530年），波斯国遣使献佛牙。五年（533年）八月，遣使献方物。大同元年（535年）四月又献方物。波斯之通使南朝，走的是西域经吐谷浑境而南下益州（四川）再顺长江而下到建康（今南京）的道路。这一时期，中西之间的交流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这种交流，在政治上，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在经济上，促进了双方之间经济贸易、生产技术的交流；在文化上，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兴盛和礼乐文化的发展[20]。5、隋唐时期 隋炀帝即位后，有经略四方之志。一方面进行军事扩张，开拓疆域；一方面遣使与海、陆两道丝路沿途国家进行交通。大业年间，隋炀帝遣使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各国，展开了与西域的联系和交往，从西域获得玛瑙杯、佛经等奇珍异物。[23]韦节回国后撰有《西蕃记》一书。韦节等人的出使，扩大了隋对西域的了解，打破了中原地区与西域的长期隔绝状态。隋朝中期，张掖成为当时中西贸易中心，西域诸国都在张掖与中国互市，兴盛时有四十多个西域国家的商人集中在这里经商。为了增进对西域的了解，扩大与西域诸国的贸易活动，经营西域，在韦节等出使西域不久，炀帝遣裴矩往张掖主持互市。裴矩的工作卓有成效，大业年间，西域“相率来朝者”大约有三十余国。裴矩经过搜寻资料，采访胡人，亲自撰写完成了《西域图记》（三卷）。[24]这部书除了记载西域诸国的山川地理、风俗物产等情况外，最可贵的是记下了通往西域的三条最主要的道路。裴矩将它们称为北道、中道和南道，比之《魏书·西域传》所记更加具体，代表了隋时对西域各国的认识水平。 裴矩对西域的经营，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蕃，往来相继”。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国重新加强了经济贸易方面的往来。炀帝时，西域三十余国频至中原“朝贡”。西域诸国商胡也纷纷来长安、洛阳等地经商。炀帝在大兴（今西安）建国门外设立四方馆，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国及互市事。[26]裴矩因西域诸国朝贡者多，奏明炀帝，炀帝大业六年，又征四方奇技异艺在洛阳皇城端门外举行盛会，并令洛阳东三市（东市、西市、南市）店铺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邀请西域诸蕃酋长、各国使者和胡商参加，集娱乐、贸易为一体。[27-28] 这长达一个月的贸易盛会具有国际性质，显示了隋时中外交流的盛况。 随着唐政府对丝路的开发，尤其是隋唐大运河的投入航运，极大地加强了江南富庶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南方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源源不断的通过大运河运送到洛阳、长安两京并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方。唐与中亚诸国的联系不断增强，贞观十四年（640年）粟特人将制造葡萄酒的技术传人中国，大批犹太商人涌人中国，丝路上的通使及商业往来活跃起来。[29]受到这条复兴了的贸易路线巨大影响的国家还有日本。8世纪日本遣唐使节带来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这些宝贵古代文物现代也在奈良正仓院保存下来。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 公元589年隋王朝结束南北分裂时，新兴突厥族占领了西域至里海间广大地区，今青海境吐谷浑也向河西走廊侵扰，中国和西域，西方的官方、民间交往受到不少阻碍。但隋与丝绸之路各国民族之间关系，仍愈来愈密切，西域商人多至张掖互市，炀帝曾派裴矩专管这方面工作。裴矩用厚礼吸引他们到内地，使其往来相继。《隋书·西域传》序还说那时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番诸国，至罽宾（今塔什干附近），得玛瑙杯，印度王含城得佛经，史国得歌舞教练，狮子皮、火鼠毛。官、民的交往又活跃起来。[30] 唐代的丝绸之路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的唐政府一直致力于西北地区的开发。唐朝初期，西域虽大都在西突厥控制之下，但西域各国国王都曾派人或亲自到大唐，表示归附，因此唐初很快恢复了丝路交通。贞观四年（630年），伊吉城主归附于唐，唐在这里设置伊州，控制了西域北道。这时，在西域地区拥有较强政权的高昌为了垄断丝绸贸易，高昌曲文泰封闭了西域南部进入中原的道路，商贾都要经过高昌，并需交纳商税。贞观六年（632年）大碛路恢复开通后，高昌王与西突厥联合，阻拦、抢掠酉域其他地区商贾使者，阻止他们进入中原，同时还发兵攻打伊吾、焉耆，掠夺其他域镇。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政府派侯君集带兵平定了高昌，在高昌设西州，置西州刺史，西州的户口计帐等申报，完全和中原地区相同。不久，又在这里设安西都护府，屯驻军队，镇守整个西域地区。在平定高昌的同一年，驻守于可汗浮图域（今吉木萨尔以北）的西突厥叶护归唐，唐政府在这里设庭州，置庭州刺史，唐又将伊州、西州、庭州划入陇右道，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击败了东突厥吐谷浑，臣服了漠南北。唐高宗又灭西突厥。至武则天女皇时，设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又辖龟兹、碎叶、于阗、疏勒四镇。唐朝疆域，东起朝鲜海滨，西至达昌水（阿姆河，一说底格里斯河）。不久，便于新兴的撒拉逊帝国（阿刺伯帝国，大食）接壤。而唐王朝则称当时世界第一发达强盛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这样，东西方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以大食帝国为桥梁，官方、民间都进行了全面友好的交往。[30] 在丝绸之路东段，大漠南北与西域各国，修了很多支线通丝绸之路，亦称“参天可汗道（天可汗指唐太宗）”。大食、东罗马帝国也不断派使节到长安与中国相通。敦煌、阳关、玉门这些地方，成了当时“陆地上的海市”。在海道上，中国也可以船舶赴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河陵（今爪哇岛）、骠国（今缅甸），经天竺（今印度）直至大食，与欧洲各国发生关系。当时广州、泉州、刘家港（今上海吴淞口近处）等地，成了最著名的对外港口。史书记载广州当时便有南海舶、昆仑舶、狮子国舶、婆罗门舶、西域舶、波斯舶等趸船性的船坞。西方各国在陆上取道中亚、西域，沿途驼马商旅不断；海路则多由大食首都巴格达出波斯湾，几乎每日都有船只远涉重洋来到东方。[30] 国际考古学界在丝绸之路各国—埃及、两河流域、伊朗高原、中亚细亚等地，出土过大量丝绸织品的文物，有的至今仍保存完好。西域出土的一件盛唐时期丝织鸟毛混纺衣，薄如纸，明似镜，折叠后重不过二两，从不同角度可看出各种不同的花纹图案。它们反映出当时西方各国人民对丝绸织品的看重和喜爱。自那时期，能种桑饲蚕的地方，已开始大量注意引进中国的丝纺技术。在今西安附近，还出土了不少波斯和东罗马帝国的钱币，它反映出当时的东西商品交换已极为普遍广泛。在长安、洛阳和广州等地，出现了大量的胡商。他们从制售胡饼到珠宝、乐器，开了不少店铺，有的多年不归，把中国看成他们的第二故乡。唐与中亚诸国的联系不断增强，贞观十四年（640年）粟特人将制造葡萄酒的技术传人中国，大批犹太商人涌人中国，丝路上的通使及商业往来活跃起来。[29]受到这条复兴了的贸易路线巨大影响的国家还有日本。8世纪日本遣唐使节带来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这些宝贵古代文物现代也在奈良正仓院保存下来。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唐代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对以后相互的社会和民族意识形态发展，产生了很多积极、深远的影响。6、中西畅通 在蒙古西征之前，中亚腹地范围内的国际商队贸易就有一定规模。成吉思汗为了征服亚欧大陆，除了以武力掠夺邻近外族财富、还大力借助回回商队的长途贩运来筹措军饷。他曾多次派遣一些商队前往中亚务国进行贸易。一二一八年，一支由蒙古帝国出资组织的四百五十人的商队，装运大批毛皮、丝绸、金银制品前往中亚花剌子模贸易，但花剌子模却劫夺了这批货物，这次事件成为蒙古大军第一次西征的导火线。[33] 三次西征及南征后，蒙元帝国版图大大扩展。加之驿路的设立、欧亚交通网络的恢复，使欧亚广大地域范围内国际商队长途贩运活动再度兴盛起来。蒙元时期中外关系史的一些名著，如《马可·波罗游记》、《通商指元代的丝绸之路南》、《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卢布鲁克东行记》、《大可汗国记》、《马黎诺里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等都大量记载了丝绸之路上商队贸易的情况。[33] 根据这些史料记载，当时在漫长的东西方陆路商道上从事商队贩运贸易的，计有欧洲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波兰、奥地利、捷克、俄国、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以及早期北欧汉撒同盟等地商人、有由西域蒙古诸汗国及其后裔统治的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以及中国色目商人等等。欧州和中、西亚商人一般都携带大量金银、珠宝、药物、奇禽异兽、香料、竹布等商品来中国或在沿途出售，他们所购买的主要是中国的缎匹、绣彩、金锦、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由于从欧洲到中国路程十分遥远、沿途地理气候条件也非常复杂险恶，盗劫之虞又难免不会发生，“然若结队至六十人同行，即当最危之际，亦与居家无异”。所以商人的长途贩运，一般都必须级成数十人以上的商队结伴而行，且需随地雇佣翻译、随带必要的食品、什物、料草等。元代来中国的外国商人、商队为数之众，在外国史料中多有印证。《马可·波罗游记》中几处写道：元大都外城常有“无数商人”、“大量商人”来往止息，“建有许多旅馆和招待骆驼商队的大客栈，……旅客按不同的人种，分别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离的旅馆”。既为不同人种，无疑为外国客商。《通商指南》也指出，“……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33] 在蒙元时期丝路畅通、欧亚大陆各种层次的经济交流駸駸兴旺之际，作为东西方国际贸易枢纽或与国际贸易有密切关系的地区性，民族性商品市场和物资集散地的一批贸易中心相应形成和发展。当时从西方到东方，有以下一些较大的贸易中心如元大都，西方人称汗八里（今北京）。元代中外史籍几乎都记述了元大都作为东方国际贸易中心的无可争议的地位。这里“各国商贾辐辏，百货云集”。《马可·波罗游记》曾以一章的篇幅介绍元大都国际贸易的盛况：“凡世界上最为珍奇宝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元朝中国境内丝路重要商镇还有可失哈耳（喀什噶尔），这里的纺织品“由国内的商人运销世界各地”。河西走廊的肃州，这里附近“山上出产的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大黄。别处的商人都来这里采购，然后行销世界各地”。另外还有别失八里、哈喇火州等。
二、丝绸之路路线图 丝绸之路，在新疆按其路线分为南、中、北三道。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Richthofen）命名。不过他所指的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于河间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丝绸之路这条西域交通路线”。所谓西域则泛指古玉门关和古阳关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后来，史学家把沟通中西方的商路统称丝绸之路。因其上下跨越历史2000多年，涉及陆路与海路，所以按历史划分为先秦、汉唐、宋元、明清4个时期，按线路有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之别。陆上丝路因地理走向不一，又分为“北方丝路”与“南方丝路”。陆上丝路所经地区的地理景观差异很大，人们又把它细分为“草原森林丝路”、“高山峡谷丝路”和“沙漠绿洲丝路”。丝绸是古代中国沿商路输出的代表性商品，而作为交换的主要回头商品，也被用作丝路的别称，如“皮毛之路”、“玉石之路”、“珠宝之路”和“香料之路”。隋唐年代（589年～896年）丝路空前繁荣，胡商云集京师长安，定居者数以万计。唐中叶战乱非常频繁，丝路被阻，规模远不如前，海上丝路逐渐取而代之。1、北方丝路北方陆上丝路指由黄河中下游通达西域的商路，包括草原森林丝路、沙漠绿洲丝路。前者存在于先秦时期，后者繁荣于汉唐。沙漠绿洲丝路延续千余年，沿线文物遗存多，是丝路的主干道。草原森林丝路从黄河中游北上，穿蒙古高原，越西伯利亚平原南部至中亚分两支，一支西南行达波斯转西行，另一支西行翻拉尔山越伏尔加河抵黑海滨。两路在西亚辐合抵地中海沿岸国家。沙漠绿洲丝路是北方丝路的主干道，全长7000多公里，分东、中、西3段。东段自长安至敦煌，较之中西段相对稳定，但长安、洛阳以西又分3线：①北线由长安/洛阳，沿渭河至虢县（今宝鸡），过汧县（今陇县），越六盘山固原和海原，沿祖厉河，在靖远渡黄河至姑臧（今武威），路程较短，沿途供给条件差，是早期的路线。②南线由长安/洛阳，沿渭河过陇关、上邽（今天水）、狄道（今临洮）、枹罕（今临夏），由永靖渡黄河，穿西宁，越大斗拔谷（今偏都口）至张掖。③中线与南线在上邽分道，过陇山，至金城郡（今兰州），渡黄河，溯庄浪河，翻乌鞘岭至姑臧。南线补给条件虽好，但绕道较长，因此中线后来成为主要干线。南北中三线会合后，由张掖经酒泉、瓜州至敦煌。中段。敦煌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或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
自玉门关、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喀什）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黑海、咸海间）。北道上有两条重要岔道：一是由焉耆西南行，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至南道的于阗；一是从龟兹（今库车）西行过姑墨（阿克苏）、温宿（乌什），翻拔达岭（别垒里山口），经赤谷城（乌孙首府），西行至怛罗斯。 由于南北两道穿行在白龙堆、哈拉顺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条件恶劣，道路艰难。东汉时在北道之北另开一道，隋唐时成为一条重要通道，称新北道。原来的汉北道改称中道。新北道由敦煌西北行，经伊吾（哈密）、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北庭（吉木萨尔）、轮台（半泉）、弓月城（霍城）、砕叶（托克玛克）至怛罗斯。西段。葱岭（或怛罗斯）至罗马。丝路西段涉及范围较广，包括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历史上的国家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因而路线常有变化，大体可分为南、中、北3道：①南道由葱岭西行，越兴都库什山至阿富汗喀布尔后分两路，一西行至赫拉特，与经兰氏城而来的中道相会，再西行穿巴格达、大马士革，抵地中海东岸西顿或贝鲁特，由海路转至罗马；另一线从白沙瓦南下抵南亚。②中道（汉北道）越葱岭至兰氏城西北行，一条与南道会，一条过德黑兰与南道会。③北新道也分两支，一经钹汗（今费尔干纳）、康（今撒马尔罕）、安（今布哈拉）至木鹿与中道会西行；一经怛罗斯，沿锡尔河西北行，绕过咸海、里海北岸，至亚速海东岸的塔那，由水路转刻赤，抵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
两汉丝绸之路
广州、泉州在唐、宋、元时，侨居的外商多达万人，乃至十万人以上。丝路意义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古代东西方最长的国际交通路线，它是丝路沿线多民族的共同创造，所以又称之为友谊之路。在丝路上起居间和转运作用的大宛国、康居国、印度人、安息国、阿拉伯国、西突厥国、身毒国等对中国丝绸的西运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为争夺丝路贸易权发生多次争斗，尤以波斯与东罗马之间的斗争最激烈。2、南方丝路南方陆上丝路即“蜀－身毒道”，因穿行于横断山区，又称高山峡谷丝路。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原群雄割据，蜀地（今川西平原）与身毒间开辟了一条丝路，延续两个多世纪尚未被中原人所知，所以有人称它为秘密丝路。直至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发现蜀布、邛竹杖系由身毒转贩而来，他向汉武帝报告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张骞打通“蜀－身毒道”。先后从犍为（今宜宾）派人分5路寻迹。一路出駹（今茂汶），二路出徙（今天全），三路出莋（今汉源），四路出邛（今西昌），五路出僰（今宜宾西南）。使者分别在氏、莋、昆明受阻。汉武帝为征服西南夷，在长安西南凿周长40里昆明池，习水军以征伐，后由郭昌率数万巴蜀兵平定西南夷，并分土置郡县。南方丝路由3条道组成，即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丝路从成都出发分东、西两支，东支沿岷江至僰道（今宜宾），过石门关，经朱提（今昭通）、汉阳（今赫章）、味（今曲靖）、滇（今昆明）至叶榆（今大理），是谓五尺道。西支由成都经临邛（今邛崃）、严关（今雅安）、莋（今汉源）、邛都（今西昌）、盐源、青岭（今大姚）、大勃弄（今祥云）至叶榆，称之灵关道。两线在叶榆会合，西南行过博南（今永平）、巂唐（今保山）、滇越（今腾冲），经掸国（今缅甸）至身毒。在掸国境内，又分陆、海两路至身毒。南方陆上丝路延续2000多年，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出海通道被切断，沿丝路西南道开辟的滇缅公路、中印公路运输空前繁忙，成为支援后方的生命线。
三、栗特人粟特人原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操中古东伊朗语的古老民族，从我国的东汉时期直至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长于经商闻名于欧亚大陆。 粟特(Sugda，Soγd)作为丝路贸易集散地和中转站的疏勒，必然格外地吸引粟特人到此经商并定居。直到11世纪，喀什噶尔城郊还有大批的操粟特语的村落，这在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中，就有明确记载，说这些土著居民操“坎杰克语”；突厥称西域康居国为“坎杰克”，而康居正是粟特人的故乡。粟特人建立过许多绿洲城邦，但从没有建立过统一的国家，因此长期受周边的强大外族势力的控制。由于粟特地区处于中亚西部丝绸之路的干线上，粟特人成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他们通过漫长的丝绸之路频繁往来于中亚与中国之间，成为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承担者。 史载康国栗特“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不辞劳苦，沿丝绸之路东西往返，由之形成了许多栗特聚落。例如丝路北道的碎叶城应即栗特人所筑，安国，此人似即出身安国的突厥化栗特人。粟特人以善经商闻名，多豪商大贾，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早就创立了源自阿拉美字母系统的拼音文字，一般称之为粟特文，一作牵利文，于阗塞语中称为suli人，即牵利人(粟特人)，其复数形式则为suliya，贝利教授指出，在于阗诸佛教文献中，suliya一词意为商人，这恰恰说明粟特人是以经商闻名于世的。史载康国粟特“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不辞劳苦，沿丝绸之路东西往返，由之形成了许多粟特聚落。例如丝路北道的碎叶城应即粟特人所筑。 粟特人的主要商业活动内容是从中原购买丝绸，而从西域运进体积小，价值高的珍宝，如瑟瑟、美王、玛瑙、珍珠等，因此，粟特胡以善于鉴别宝物著称。《南部新书》记长安“西市胡入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之所出也，唯胡人辨之”。六畜也是粟特商人出售的主要商品，突蹶汗国境内的粟特人主要承担着这种以畜易绢的互市活动。新疆境内作为唐之臣民的粟特人也常做一些较短途的牲畜生意。 奴隶也是粟特人贩运的主要商品，官府一般保护这种交易的正常进行，粟特人还以非法手段抢掠或拐带中原妇女。唐振武军使张光晟就查获了一起回鹘境内粟特人拐卖汉女的案件；“建中元年(780)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胡等自京师返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光晟讶其装藁颇多潜令驿卒以长锥刺之，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粟特商人几乎都是高利贷者，除贷钱外还贷放绢帛，吐鲁番阿斯塔那61号墓出土文书中有一件《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内容是汉人李绍谨借练于粟特胡曹禄山，拖欠未还，引起的一起经济诉案。此案李绍谨于弓月城一次借练275匹之多，可见粟特人资财之众，并以之牟利。又《册府元龟》卷999，记长庆二年“京师内冠子弟”多“举蕃客本钱”，即借了粟特人的钱，偿还不起。由此可知，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包括丝绸、珠宝、珍玩、牲畜、奴隶、举息等，几乎覆盖了一切重要市场领域，确已控制了丝路贸易的命脉。乃至“京师衣冠子弟”也不得不拜在他们的脚下。粟特人商业成功的奥秘，除了归功于精通业务，善于筹算，不畏艰险，谙熟各种语言以外，还具有许多经商的手段。 善于投附一定政治势力，并取得一定政治地位，从而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例如粟特人马涅亚克曾代表突厥，奉使波斯、东罗马，西魏酒泉胡安诺盘陀曾奉使突厥，唐代著名粟特商人康艳典、石万年、康拂耽延、何伏帝延等皆拥有城主称号，曹令忠官拜北庭大都护、康感官拜凉州刺史、康进德为安西大都护府果毅，其例不胜枚举。凭藉官员身份或投依官府，进行商业活动，自然是得心应手了。丝绸之路上的粟特织锦用宗教活动掩护商业活动。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相当复杂，佛教、袄教、摩尼教皆拥有其信徒，例如华严宗第三代宗师贤首大师释法藏就是康国人，曾与玄奘同参译事。回鹘皈依摩尼教亦赖粟特人之力。而“摩尼至京师，岁往来东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可见这些具有宗教人士身份的粟特人也在经商牟利。利用隋、唐王朝推行胡、汉有别，各依其俗的政策，发展自身势力。这一政策对汉人推行重农抑商，严禁汉人从事国际贸易，从而为粟特人创造了独霸丝路贸易财源的有利条件。粟特人宁肯附籍或客籍，多不肯甘为编户，就是利用蕃、汉有别的空隙，由之成为巨富。例如“长安县人史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此乃敦煌出土文书《唐人判集》中的虚拟判例，已可窥见粟特人的豪富，粟特人的资财皆在万金以上，非但中原普通商人难于望其项背，就是世代官宦的衣冠子弟，相形之下，也显得寒伧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