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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4篇：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研究·王充的教育思想
逍遥行者
2011年4月7日
王充（公元2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浙江上虞），原魏郡元城人（今河北大名）。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卒年不详，据史料分析，他的卒年应在公元97—105年之间。王充生活于东汉前期，经历了光武、明、章、和帝四朝，正是赤眉起义失败，农民运动处于低潮，东汉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在学术思想领域，这个时期正是俗儒守文失真，方士仙士惑众，阴阳五行灾异谶纬之说猖獗的时代。
王充目睹紫朱杂厕，瓦玉集糅，论说纷云，莫之所宗，“听者以为真然，说者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者不绝”，甚至“南面称师”，也诵读宣扬奸伪邪说的状况，他企图使人们“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于是以“心愤涌，笔手扰”的心情作《论衡》，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论衡·对作》），批驳虚妄伪说。范晔称他的著作能“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汉书·王充传》）。纪晓岚称王充的思想“殊有裨于风教”（《四库提要》卷一二○，子部杂家四），近人钱穆说他是“开魏晋新思想之先河。”
王充祖上曾因“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但时间不久。后来他的先世“以农桑为业”，他的祖父王汎，父亲王涌“以贾贩为事”，因与豪家丁伯结怨迁居上虞，所以，他自称出身于“细族孤门”，接近一般人民群众生活，属于下层社会，被人讥讽为“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论衡·自纪》）。他一生“仕路隔绝，志穷无如”，晚年“发白齿落，日月逾迈，寿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处境相当困难。他罢官归家以后，一面招收生徒教学授业，一面研究学问专心著述。
王充自述他对仕宦淡漠，说：“不贪富贵”，“不慕高官”，“贬黜抑屈，不恚下位。”他抱着“世能知善，虽贱犹显；不能别白，虽尊犹辱”的心情看待世俗人情，立定以“忧德之不丰，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白，不恶位之不迁”的高尚情操立身处世，宁可过“处卑、位贱”的生活，也不趋炎附势（《论衡·自纪》），所以，晚年不仅物质生活极端贫困，而且精神也受到极大压抑。
从王充的《自纪篇》来看，他罢官归乡以后，以对“世书俗说”、“考论虚实”的精神著书立说，希望将自己的思想留给后人，以垂教后世。他说：“充仕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又说：“既晚无还，垂书示后”（《论衡·自纪》）。所以他的著作都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和思想界的现实问题而写的，贯穿着新鲜明朗的批判精神。王充讥恶那种“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故旧叛去”的庸俗世风人情，撰《讥俗》一书；他忧患人君治民之道，不得其宜，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作《政务》一书；痛感“俗书伪文多不诚实”，于是作《论衡》一书。晚年由于生活贫困，精神孤寂，年老体弱，作《养性》书十六篇，在著述中结束了一生。
王充的著作虽多，但现存仅《论衡》一书。王充写作《论衡》的目的是针对当时“俗书伪文”和“俗儒守文”而发的。他以不畏强暴的大无畏精神，求真理，正是非。他以科学为依据，以“证验”为尺度，对一切虚妄谬论给予无情的批判。在谶纬迷信充斥于世的条件下，他敢于公开抨击“天人感应”，“神灵怪异”，一扫汉代二百多年阴阳谶纬之风，为东汉学术另辟途径，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
《论衡》是中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攻击儒家的天人感应说，使中国哲学史上掀起了一大波澜。
据《后汉书》记载，《论衡》共八十五篇，内《招致》一篇有录无文，实际上只有八十四篇，是他用了30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哲学政论巨著。由于《论衡》直指官方神学化的儒学，因此被列为禁书，不得流传，东汉政权瓦解后，才重见天日，但这已是王充死后百年的事了。
在《论衡》这部著作中，也谈到教育问题。如环境与教育在人的培养中的作用；反对“生而知之”，主张“学而后知”的学习论；反对呆读死记，重视实际锻炼的学习方法；反对复古，重视现实的教育内容；反对“信师是古”，提倡“问难探索”的学风，等等，这些对以后唯物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王充依据自然科学理论，吸收道家“无为自化”和荀况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思想，建立起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
王充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传统。他认为，天地是物质性的，宇宙的运动变化和万物的生成是自然现象。他曾说：“夫天者，体也，与地同”（《论衡·祀义》）。又说：“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很清楚，王充把天当作自然物，不是人格化的，有意志的，有无上权力的神。所以他说：“春观万物之生，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物自然也。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论衡·自然》）他以造物须用手，天没有手不可能创造各物为理由，通俗地证明天是自然物而不是神。他以“日月行有常度”，即天体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一种自然过程，否定天是有目的，有意志，可以降福佑善，下祸惩恶，谴告人事等“天人感应”的谬论。他又以鱼生水中，兽在山林来证明物各有其自然本性，所以得出结论：“夫天地不能为，亦不能知也。”（《论衡·自然》）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灾变呢？他说，这乃是运行规律的失调，而非意识性的感应，就好像人生病一样，“血脉不调，人生疾病，风气不和，岁生灾异”（《论衡·谴告》）。他针对人死变鬼，可以祸害生人的谬论，指出，人之生是由于夫妇合气，是自然现象。同样，人死气灭，也是自然现象，怎能变鬼？他解释说：“鬼者，归也，神者，荒忽无形者也”（《论衡·论死》）。人死精神消失，骸骨归土，消亡无形，从医学生理学角度论证了人的生与死乃是普通的自然现象。王充还进一步从精神与肉体的关系，阐述了形神关系，有力地驳斥了鬼神的存在，坚持了唯物主义原则。
但是，王充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无神论的思想，还是朴素的直观的，他不可能对于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有本质的认识，因而有些解释也缺乏说服力和科学性。
王充的著作现存的仅有《论衡》一书，是以“疾虚妄”的态度来写作的，宗旨是“立真伪之平”，即讲求真实客观，反对虚假浮夸。他的教育思想也体现在这本书中。
1、论教育的作用
王充与董仲舒类似，也把人性分为三种：有生来就善的，是中人以上的人；有生来就恶的人，是中人以下的人；有无善无恶，或善恶混杂的人，是中人。但人性的善恶，并非受命于天，而是由自然的“气”构成的，人性“秉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生来就恶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使恶为善。总之，在他看来，人的善恶在于教育。因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发挥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要作用。
2、关于培养目标
王充理想的培养目标是“鸿儒”。他把人才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鸿儒”，能独立思考，著书立说；第二是“文人”，独立思考能力略逊，但文才尚佳，善于写一般的奏章公文；第三是“通人”，文笔谈不上，但能博览古今，知识渊博；第四是“儒生”，连博览也谈不上了，只能掌握一门专业（一经），从事教学而已，这是人才的最低档次，只比没文化的俗人强一点。可见王充特别推崇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其次是文才，再其次才是知识的渊博程度，最看不起专经传授的教师。王充讥讽这类人是鹦鹉学舌，就像“门人”、“邮者”一样，毫无自己的创意成果。这固然是出于他对当时经学教育的强烈不满，但轻视一般传授知识的教师，也是片面的。
3、学以求知
王充坚持唯物主义立场，认为天地之间没有生而知之的人，学习是获得知识的惟一途径。当然人与人的禀赋不同，但不学是不可能得知的。他指出：“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知物由学”可谓古代最有价值的认识论命题之一。
王充认为，学习应是感性认知与理性思考相结合的过程。其中耳闻目见的直接认识是基础，否则就可能被虚假浮夸的东西所迷惑。所以他强调：“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但仅凭耳目，得到的只是表象而已，还必须将感性认知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他说：“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王充兼论感官与思维的作用，使古代学习理论上升到新的高度。
4、问难、距师
王充对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盲从、迷信学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强调治学一定要有“问难”精神。问难不同于一般不明白时的提问，而是质问，提问者是经过个人思考，有自己的看法的。问难的对象没有限制，甚至可以是圣贤。他认为：“苟（如果）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真正）有传圣业之知，伐（讨伐，批评）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撰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列举若干例证，说明圣贤也不可能事事正确，也并非每句话都无懈可击。而弟子当时不知问难，后人又盲目附和，使义理不明，损害的正是圣贤之道。为此，王充感叹：“凡学之道，距师为难。”距师即与师保持距离，也就是不能完全附和老师，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距师并不是拒师，王充更没有彻底否定孔子等圣贤的意思，他提倡的是追求学术真谛的精神，是勤于思索、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当时独尊儒术及师道尊严盛行的环境下，更是具有反潮流的突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