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德和解看中日关系 极力促成法德和解的是

文章:于飞

仇恨没有未来。这句话,是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2004年6月6日纪念二战中盟军登陆诺曼底60周年时讲的。这一天,包括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内的16个国家首脑出席了在法国诺曼底海滩的纪念仪式。引人注目的是,德国时任总理施罗德也出席了纪念仪式。

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盟军集结上百万兵力,发动陆海空三路攻击,在枪林弹雨中与德军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抢滩登陆战,无数盟军官兵葬身大海和海滩。经过几天几夜激烈鏖战,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向德军发起纵深反击,最终取得二战胜利。



2004年6月6日旭日东升之际,几百名二战时期的老军人站在诺曼底海滩默哀,悼念在德军枪林弹雨下阵亡的战友。

希拉克总统和施罗德总理共同为诺曼底登陆纪念碑揭幕。碑上深红色的法语铭文是:“2004年6月6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与德国总理施罗德共同参加了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碑文如此简单,只是陈述了一件历史事实。但在场的人深信,这一历史事实将产生长远的影响力——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也为世界的未来提供了光辉的参照。

希拉克总统给二战老兵授勋之后,在演讲中特意解释了邀请德国总理出席的原因。他的话好像特意对施罗德而说:“60年过去了,无论你们还是我们,都不曾忘记那个决定欧洲和世界命运的时刻。60年前的今天,这里是血与火的战场,但这里更是新生的开始——欧洲联合起来,以及支撑这一合作的和平、民主、自由的理念,正是从此产生的。我希望德国与我们一同记住自由的理想重归这片大陆的那些时刻。我们树立起法国与德国和解的榜样,是为了向世界宣示,仇恨没有未来,通往和平之路永远开放。今天,德国总理的光临,再次见证了我们为实现民族和解所作的长期努力取得了效果。”

德国总理施罗德讲话说,他出席这次纪念活动,是为了让后代牢记欧洲人维护持久和平、共同建设欧洲的责任,也是为了悼念被希特勒杀害的死难者。他说:“虽然战争给我们留下了不同记忆,但我们拥有共同的信念,我们都渴望和平。德国人未能阻止那场战争,为此深感历史的责任不能推却。我们知道是谁发动了战争,我们承认自己的历史责任,我们会严肃地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





施罗德在纪念活动中接受了法国《费加罗报》采访。他说,他的父亲二战期间死在罗马尼亚。对于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人来说,战争造成的苦难是刻骨铭心的。

一些国家的媒体评论说,德国总理出席诺曼底登陆纪念仪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和解不是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不是迫于外在压力,也不是出于什么“战略平衡”的考量,而是基于双方永远放弃战争的共同决心。
从法德和解看中日关系 极力促成法德和解的是

近代以来的欧洲,随着工业文明的进展,在带给人类先进文明和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和战争。由于资源争夺、利益冲突、民族主义燃烧、意识形态敌对、世仇、误解以及争夺主导权等原因,欧洲在半个世纪内先后遭遇两次大战,险些成为文明的祭品。战后欧洲痛定思痛,不再相信眼泪,不再相信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欧洲相信价值,相信对话,相信实实在在的制度建造,相信只有通过自由、宽容与和平价值的共识,以民主手段推动欧洲联合,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战争。

法国学者说,战后德国经历了双重解放:首先是在反省基础上摆脱了历史重负的解放;再有就是今日德国以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的姿态,在国际社会承担起维护和平与民主价值的重任。

我的一位德国老朋友、德国《世界报》驻中国记者约尼·埃林(Johnny Erling)经历了法德和解的进程。他对我说,法国和德国的战争次数要比中日两国多。二战后,法国总统戴高乐和德国总理阿登纳站得比较高,看到法德关系实为欧洲关系的枢纽,法德和,则欧洲和。戴高乐和阿登纳二人倾力合作,抛弃历史宿怨,打造了新型法德关系。1963年,两位领导人推动两国签署了《爱丽舍宫条约》,确定两国合作的步骤与目标,从而推动了整个欧洲的和解与合作。

至今,法国与德国一直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例如现在在欧盟里,没有这两国同意,任何事情都办不成。随着欧盟扩大,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法德合作始终没有改变过。可以说,没有法国与德国的和解,就没有欧洲的今天。

法德和解背后的理念是和平、宽容、自省、对话和理解,总之是放弃仇恨,解开世仇死结。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和各种极端主义孕育的暴力、强制、独裁、谎言,是过去欧洲战火频仍的原因,也是现在世界不安宁的根源。因此,战后欧洲经过反思,在观念和体制上的创新,具有世界意义。同样道理,没有中日和解,也就没有亚洲的安宁。这里的关键是不再延续仇恨。

2007年3月13日,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亚历山大·唐纳用自己父亲的故事,说服那些不赞成与日本签订安全协定的澳大利亚人。唐纳说,澳大利亚军队在二战中曾与日军厮杀,现在要和过去的敌人发展紧密军事关系,可能会让一些人不舒服。可是,澳大利亚人应该表现出宽容之心。唐纳说,他的父亲老唐纳爵士在二战中被日军俘虏,关押在新加坡樟宜监狱长达3年半,受尽折磨。上世纪50年代,老唐纳出任澳大利亚部长时,他对日本的感情也很复杂。唐纳外长说:“我父亲认为,虽然日本人虐待他,他自己也险遭毒手,但是世界是向前进的。他最终还是认为,澳大利亚和日本必须共同向未来迈进。”

美国作家亨德里克·房龙(Hendrik Van Loon)在名著《宽容》一书中说,宽容是人类最高美德。

宽容能够促进和平、理性、自由、民主、科技进步与繁荣。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不再逞威之后,天文学才能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英国大宪章的诞生,也是英国被压迫者和国王互相妥协的结果,这一宽容成果使英国以较小代价逐步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

房龙认为,宽容需要较高的智商才能接受和理解,智商不够的人常常不能宽容别人。他说:“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说,是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的狭隘偏见的人,他们看到整个人类具

有广阔多彩的前景。”什么样的前景呢?房龙说:“既然我们举目共望同样的星星,既然我们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伴,既然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天空里,那我们为什么还总是彼此为敌呢?”(《宽容》,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396页)

写过《1984》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英国人》这文章中也说,虽然“很多英国人不会接受其主要特征为仇恨和非法的任何主义”,但是“英国排外情绪在工人阶级中比在中产阶级里更强烈”。(《奥威尔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178页,192页)房龙的《宽容》出版于1925年,奥威尔的《英国人》写于1944年。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科技进步、教育普及、生产发展和全球化趋势,大大改变了人们的心态。宽容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不再只是局限在一个精英小圈子里了。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宽容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日本的考验在于,日本能否像德国那样彻底反思历史;对中国的考验在于,中国人可否展现出不输于法国人的气度和胸怀。

说到中日和解问题,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希望两国能够放弃仇恨,实现宽容。

2005年9月18日,朱学勤在《新京报》发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感言》一文,阐述了他的宽容观。

这一天正是九一八纪念日。朱学勤说,“中日关系乃亚洲区域政治之枢纽。中日安宁,亚洲安宁;中日反目,亚洲反常。日本有日本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日本有忏悔但缺乏诚意,而且至今仍有教科书问题,应当批评。就中国而言,“青年教育中有悖人道、有悖民主、有悖史实处尚存,应汰洗陈年暴语,建立公民教育。现代大国的基础,第一在制度,第二在公民。有制度有公民,国力日增为和平之力,不必言永不称霸,世人当以民主国、文明国待我;无制度无公民,国力日增徒为蛮力,信誓旦旦无人信,既为本国祸,亦为各国厌,最终得而复失,一朝倾覆。即此而言,敌国之鉴亦为我之鉴:战前德、日也曾由弱转强,一旦转强,立刻坠入战争深渊。战后经民主改革,洗心革面二度崛起,相邻者虽为战胜国,瞠目其后而不可及。我为战胜,当可一庆再庆,敌为战败,为何一兴再兴?可以欢庆的是战胜史,值得深思的则是战后史。”

2012年,《环球人物》第11期发表张小平的文章,以南非总统曼德拉为例,谈到告别仇恨的最佳方式。

文章说,1994年,南非人格里高非常不安。因为这一年,他曾看守了27年的要犯曼德拉当选为南非总统。格里高想起自己过去对曼德拉的虐待,万分忐忑。那是在荒凉的罗本岛上,曼德拉被关在锌皮房里,白天采石头,或是下到冰冷的海水里捞海带,夜晚则被限制一切自由。因为曼德拉是政治要犯,格里高和同事经常侮辱他,动不动就用铁锹殴打他,甚至故意在饭里泼泔水,强迫他吃下。

5月,格里高和他的两个同事受到曼德拉亲自签署的就职仪式邀请函。三人只能硬着头皮参加。

就职仪式开始,曼德拉致词说:“能够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我深感荣幸。让我高兴的是,当年陪伴我在罗本岛度过艰难岁月的三位狱警也来到了现场。”随即,曼德拉把格里高等三人介绍给来宾,并与他们三人一一拥抱。曼德拉说:“我年轻时性子急脾气暴,在狱中,正是在他们三位帮助下,我才学会了控制情绪。”曼德拉这一席话,让当年虐待他的三个人无地自容,更让所有的人肃然起敬。人群中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仪式结束之后,曼德拉再次走到格里高身边,平静地对他说:“在走出囚室,经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我已经清楚,如果自己不能把悲伤和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格里高禁不住泪流满面,那一刻他终于明白,告别仇恨的最佳方式就是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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