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另一位“江姐”式人物——李青林
过去几十年来，有太多的戏剧和影视作品对“江姐”这个人物进行渲染。尤其是在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时，“江姐”始终坚贞不屈。但事实上江竹筠与“江姐”的故事有一定出入，“江姐”实质上是许多革命者的一个综合体，随着时光的流转早已被世人提炼成一种“江姐精神”。 《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向大家讲述了另一位“江姐”式的人物李青林。
李青林是整个渣滓洞和白公馆中受刑最重的一个女党员，同时还是狱中职务最高的女党员。被捕前她是万县中心县书记，“江姐”江竹筠就是她的下级。李青林自幼性格刚毅倔强，嫉恶如仇，特务们用尽了办法也休想从她嘴里得到半点消息。《红岩》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敌人给江姐用刑，用尖利的竹钎插进江姐的十指。然而《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对此提出了更正，江竹筠并没有受过此刑，真正受此刑的人应该是李青林。
一次，在渣滓洞审讯时，特务把涂孝文这个叛徒叫来对质。徐孝文一出面，激起了李青林满腔怒火，横眉怒目，逼视着叛徒。特务“法官”张界指着徐孝文问：“李青林，你认得他吗?” 李青林回答得极干脆：“认得！”张界又问：“你们是什么关系？”青林严正地回答：“我们是仇人。多年以前我和他在泸县教小学，他追求我，我拒绝了。他是个下流东西，有次强迫接吻，我打了他的耳光，因此怀恨在心，现在借你们来报复我。”并马上转身声色俱厉地质问涂孝文，“你说，是不是这样！”涂孝文顿时面红耳赤不敢做声。这幕以丑剧收场的“对质”成了一则“经典故事”，流传至今。
在狱中，李青林同志以身作则，以一名党内“大姐”的身份鼓励着年轻的同志。由于敌人的残酷折磨，李青林在狱中常生病卧床不起。她沉静，说话不多，但出言就很有分量。同志们尊敬、照顾她，打饭、倒马桶都不要她轮值。腿脚不方便的她，就坐着照看婴儿与伤者，为难友们缝缝补补，将友情与温情传递到难友中间，深得同志们的喜爱。
4.惨遭军阀亲叔叔杨森杀害的“红岩”烈士杨汉秀
杨汉秀是杨森的亲侄女，是位典型的封建家庭叛逆者。她曾受朱德同志的影响，弃家奔赴延安，后受组织派遣，回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正因如此，杨汉秀的军阀叔叔杨森对她是恨之入骨。那场“九二”大火灾，更让杨家这对不共戴天的“国共”分子结下了死仇。《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对此进行了描述。
官迷心窍的杨森为了讨好蒋介石，决定在1949年9月3日举行“反共大游行”，其目的是要请蒋介石和所谓的盟邦使者前来检阅。蒋介石听说这件事后很高兴，还为此次游行活动拨了专款。杨汉秀得知此消息后有些担心，便进城去看市面情况。当她看到市民们对第二天的游行漠不关心时，暗暗感到好笑，心想等着明天看她叔叔的笑话。
但就在2日晚上，朝天门一带浓烟滚滚，重庆市区一半以上陷入了火海。如此特大的火灾让杨森等反动政府的头面人物们慌了手脚，为逃脱责任，他们在大街上随意抓了两个无辜百姓，诬以“共产纵火”的罪名，不加审讯就枪杀在大街上。第二天的游行是办不成了，气急败坏的杨森执意认为是共产党的人想要拆他的台，所以在《中央日报》上频说：“渝火”除了共党分子放的不会再有人干这件事。杨汉秀看见报道后非常愤怒，当着杨森的家人断然指出：这是有意纵火，是杨森军阀成性，在崩溃前对重庆市进行大破坏。杨森回家听说“赤共”杨汉秀如此痛骂他，不由得恼羞成怒，起了杀心。
在杨汉秀身上，杨森本是有“一石三鸟”的打算。只要能使她同“九二”火灾联系起来，他就可以用杨汉秀是从延安回来的这一身份将共党分子公开枪杀。这样，上可以在蒋介石处邀宠，下可以为“九.二”火灾卸责，同时也除去了家族中的心腹之患。哪知在审讯中杨汉秀抵死不开腔。在毛人凤准备分批“秘裁” 集中营的政治犯时，杨森想到了与他势不两立的“共党侄女”，于是嘱咐特务将杨汉秀秘密杀掉。
特务把杨汉秀带到重庆市与巴县交界处的金刚坡——一处松林附近没有人家的破碉堡里，用白绸蒙上她的头，把绞索套死死地套在她的脖子上。杨汉秀拼命抵抗，经过一阵激烈肉搏才把杨汉秀勒闭了气。特务们慌忙把杨汉秀的尸体丢下碉堡，却发现她还有一丝气息，随即拔枪补射。当时特务们特别紧张，除从杨汉秀手指上抹去一枚带血的戒指，他们在埋土的时候竟顾不上把手铐取走，而且土也只盖了极薄的一层，便驾车逃跑了。可以说烈士杨汉秀是死在自己没有人性的亲叔叔手上。
《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还透露到：正因为杨汉秀是被自己的亲叔叔秘密杀害的，她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加上她狱中用的名字与真名又不一样，所以那时在烈士墓的烈士名单里没有“杨汉秀”的名字。杨汉秀的女儿和战友们曾经到处寻求组织解决和帮助寻找遗骨的工作，前后花了七八年时间，运用了数以百计的人员，其间历尽的周折难以形容。最后还是周总理的秘书出面作证，才给予了杨汉秀应有的正名。杨汉秀的遗骨在晚了41年后，终于放进了红岩革命烈士纪念地。
5.罗广斌写下字字千钧的“狱中秘密报告”成我党罕见文献
《红岩》小说的作者罗广斌在创作小说前，曾写下了《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报告在尘封57年后一经公开，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当年罗广斌刚出狱，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埋头写作这份报告，为了恪守组织纪律，罗广斌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家人朋友，连跟他一起写作红岩的人也不知道这份报告的事。直到去世，他也没有跟党组织以外的任何人提过。
重庆解放前夕的地下斗争中，重庆地下党组织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而许多的共产党人没能看见共和国的成立，还有许多在新中国已经成立后却丧失了生命。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红岩》里有一个叛徒甫志高，而这个人物实际上是好几个叛徒的形象综合而成的。当年叛徒出卖导致组织遭受破坏的经过在《忠诚与背叛》一书中有着详细的记录，令人震惊的是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居然都成为了叛徒。刘国定后来竟然还靠出卖有功当上了军统中校。冉益智在被捕前给党内同志的印象是“经常表现出革命的坚定”，却在被捕的第一天就叛变了。由于他的叛变，刘国鋕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并被杀害。
狱中的共产党员面对惨痛的教训，一直在苦苦思索。最终形成了这一份字字千钧的《报告》。其中的“狱中意见”，即“狱中八条”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整党整风；
（八）严惩叛徒、特务。
时隔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这八条意见仍然振聋发聩。这份凝结了狱中共产党员全部智慧和心血的报告，是烈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革命殷切的嘱托。
6.罗广斌狱中秘密报告缺失两页无法解开之“谜”
“11·27”大屠杀和重庆地下党如此惨痛的教训，曾是狱中共产党员们思考最多、最深的问题，这也是“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员在牺牲之前最想向组织反映的问题。为此，他们经过了漫长而周密的思考与准备后，认为当时最有可能出狱的罗广斌可以代他们完成这一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使命，因而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形成了凝结集体智慧的一份“向党汇报”的宝贵材料——这就是罗广斌在创作《红岩》之前、于1949年12月就向党组织秘密上交的这份题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一极其宝贵的报告，是我党罕见的重要文献，因为它是那些在敌人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对自己的组织内部所出现的问题的思考和反省。
这份《报告》现在被存放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关于这份《报告》以及《报告》的内容以前一直是被视为“党的高级机密”而没让外界人所知。据《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介绍，1988年，现任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1]先生第一次发现罗广斌出狱后完成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当他发现报告时那份惊喜是可想而知的，而当他发现有两个部分被失之后，那份焦虑之心也着实让他陷入了漫长而不可自拔的痛苦之中。
《报告》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可以公布了。但其中有一个“谜”至今也没有弄清楚，那就是这份“带血的报告”中竟然缺了第四部分“脱险人物”的一部分、第五部分“狱中人物”的一部分、第六部分的全部内容。这些内容到哪儿去了？
这个“谜”现在不得而知，而且始终无结论。因此，关于丢失的这两个部分的内容更成为了“谜”。它到底写了些什么？为什么有人那么害怕它？
起初，厉华先生还天真地希望能够找到缺失的《报告》内容，因为这对研究真实的“红岩”革命斗争史实在太宝贵了！可是几年下来，厉华终于明白了：这已经是永远不可能的事了。
“那些日子里，经常有人突然会给我打电话。不报名、只说事，而且经常带有威胁的口气。有几回我生气了，回敬对方：‘你肯定是漏网特务！’这样对方就再不来电话了。”厉华说。
7.叛徒“甫志高”被特务杀害时喊出“共产党万岁”
1949年10月28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大坪刑场公开行刑。被枪杀的有10人，目击群众回忆，10人都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这次行刑中，被杀害的有陈然，王朴这样的革命烈士。还有两个特殊的人，一个是《红岩》里“甫志高”的原型之一，川康特委书记，叛徒蒲华辅，另一名同样是叛徒，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
两个出卖组织和同志换取了求生机会的叛徒，为什么又会高唱国际歌喊着“共产党万岁”和革命烈士一起被枪杀呢？
由于涂孝文的叛变，导致江竹筠，李青林，张静芳，雷震等一大批地下党骨干分子被捕。特务曾严刑拷打审问李青林，用尽毒刑仍然没能让她招供，于是让涂孝文与她对质。结果李青林一顿痛斥使涂孝文羞愧难当并且给予他相当大的刺激，强烈的负罪感使他开始痛悔自己的叛变。矛盾中他开始不再配合特务审讯，于是特务将他从“优待室”关进白公馆，和陈然、刘国鋕、王朴等革命同志朝夕相处。这些同志主动与他沟通并且劝其保持“最后一道防线”。涂孝文也决定不再向特务交代自己手上的情报并且拒绝参加特务工作。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很艰难，但没有再出卖组织。
蒲华辅被捕后，交出了川西地下党组织，使数十名地下党员被捕并被杀害，据难友们观察，他后来“逐渐镇静”，与家人一起被关在白公馆的10个多月里没有再进一步叛变，也没有参加特务工作。
罗广斌后来在《报告》里提到，以涂孝文的素质来讲，是很不够，很不彻底的，之所以有后来的坚持，是因为党组织长期教育、培养的关系。牢房里陈然、李青林等同志的顽强不屈，对他造成了很大的触动。
虽然后来涂孝文和蒲华辅都坚持没再继续叛变，但是他们开始没能经受住考验的代价却是一大批共产党员的生命和党组织的严重破坏。他们自己也只能以“叛徒”的名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红岩故事”里的女革命者：女人无叛徒
“红岩故事”里的24名女革命者（其中2名是幼女），无一背叛。在铁的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说女人比男人更忠诚于革命和党。狱中的女人不怕死，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折磨，《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一书对这一话题专门做出深刻解读。
在中共重庆市委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等党内高层领导纷纷背叛组织、出卖党内情报之际，女共产党员李青林、江竹筠、胡启芬等一批“女囚犯” 在敌人的严刑逼供面前，用坚强的意志筑起一座钢铁长城，誓死捍卫着党的尊严。
作品对“红岩故事”里的各种人物进行分析以后，对“女人无叛徒”这一话题做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深刻解读。作品认为女人的忠贞程度比男人高，她们的忠贞不仅是爱情的忠贞，更是一种大爱之忠贞，包括了对民族、国家、对组织及同志的崇高之爱。其次，女人的人生价值观一旦确立，将牢不可破。第三，女人比男人更重感情，讲面子，所以不容易当叛徒。最后，女人与女人在一起能形成坚不可摧的伟大力量。
《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详尽地讲述了狱中两位女囚生小孩的经过，体现了女人高度的同情心和向心力。比如，书中披露，经过数小时的痛苦而紧张的“联合作战”——女囚们的手忙脚乱和左绍英自己的配合，“狱中之花”顺利出世。监狱里生孩子不易，要养活孩子其实更不容易。女犯们把每餐饭菜里的营养物自动送到左绍英的碗里，大家凝视着左绍英，左绍英的眼泪滴进了碗里。
“红岩故事”里的女人用事实证明，即便是在丈夫叛变的情况下，她们也依然坚贞不屈，伟大的的革命情怀可敬可叹。任达哉叛变以后，未婚妻皮晓云感到万分屈辱，在敌人让她“自新”时，她悲愤而坚定的回答：“我绝不会当叛徒”。女牢中还有一位比皮晓云更痛苦的女性熊咏辉，他的丈夫李文祥当了叛徒以后，还赤裸裸地当了特务分子，专门破坏党组织。她经历了不相信到相信到十分痛苦的过程，并且写了一封公开信，与丈夫一刀两段，坚定自己的革命之路。
在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座监狱里，历经万难的女革命者们不仅没有一人当叛徒，而且还以她们的坚贞不屈、聪明机智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感天动地的故事，比如“江姐”式人物李青林竹签子钉进手指也绝不招供。绝不玷污党的荣誉，绝不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红岩的历史书写了忠诚与背叛，载入了党的光辉史册。
9.江姐、谭正伦——彭咏梧身边的两位伟大女性
江姐是《红岩》小说中的核心人物，英勇机智、坚贞不屈的英雄形象早已扎根读者心底。《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除了讲述她光辉的革命事迹，还以纪实文学的手法，还原了她与丈夫彭咏梧之间的那一份情感历程。同时，书中对彭咏梧的原配夫人博大的胸襟也大加赞赏。
1943年，因工作需要，年仅23岁的共产党员江竹筠接到一项让她很为难又必须去完成的任务——与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当时的彭咏梧在云阳老家已有家室，夫人叫谭正伦，还有一位四岁的儿子。因为谭正伦当时因家事不能来重庆，且不是共产党员，也缺乏从事地下工作的斗争经验。经过市委讨论，选中了虽然年轻但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江竹筠。在这一问题上，彭咏梧和江竹筠都颇感无奈，但在形势逼人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并且必须执行组织的决定，把地下工作开展好。
假扮夫妻，从事敌后工作，在中国共产党进行地下斗争时常用的一种工作手段。然而江竹筠毕竟从未有恋爱经历，而彭咏梧又有家室。所以在完成这一任务之初，彼此都有些尴尬。但是英明大义的江竹筠从工作大局出发，不仅在工作中尽力帮助协调，在生活中对彭咏梧也多有照顾。后来，组织考虑到工作需要，批准他们结婚。一年以后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彭云。在《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中，收录了江竹筠给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书信，记录了江竹筠对江姐原配谭正伦的疚歉，并表示在必要的时候，把丈夫还给谭正伦。
在彭咏梧和江竹筠开展地下工作以及先后被害的岁月里，善良而深明大义的谭正伦，此时不仅已经理解了丈夫彭咏梧和江竹筠结合这件曾令她痛苦莫名的事，同时又十分敬佩江姐和彭咏梧出生入死的精神。她表示一定要精心地照顾彭云。之后谭正伦确实也做到了，为了保证彭云的安全，她东躲西藏，吃尽了苦头。
10.险些让戴笠遭撤职查办的中共“美女间谍”张露萍
1940年的一天，一颗“重磅炸弹”爆炸在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这就是震惊国民党最高当局的“红色电台案”，当时国民党最核心、最重要的军统电讯总台竟然由一群年轻的地下共产党人掌握着。事发当天，蒋介石怒发冲冠，把戴笠骂得狗血喷头，戴笠险遭撤职查办，史称这是戴笠一生最大的耻辱。
“红色电台案”的主角就是深入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的“中共美女间谍”张露萍。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台。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支部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在敌人的心脏，在敌人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
张蔚林在戴笠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张露萍与他以兄妹相称。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出现在军统电讯总台的会客厅。就这样，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送到南方局军事组，有时来不及将情报送往“周公馆”，她便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后来因张蔚林烧坏电子管引发我党机密暴露。
涉足“红色电台案”的七名共产党员在1945年7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贵州息烽快活林。新中国成立后，“红色电台案” 因为缺乏档案资料却成了疑案。1982年中共四川省委复查组经过一年多时间，跑了14个省、市、自治区和19个部委，找了100多位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最后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出面证明，才把这位无名女英雄的身份正式弄清楚。其实，从张露萍牺牲的1945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里，曾经和张露萍一同关押在白公馆和贵州息烽监狱，《红岩》小说中 “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每年清明都要给“红色电台案”的七名烈士扫墓，因为他了解和熟悉张露萍等烈士的情况，他坚信他们都是真正的革命烈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民党时代的大特务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一书中，也澄清了这一段尘封的历史。
11.“双枪老太婆”的原型是邓惠中
根据《红岩》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中，“双枪老太婆”双枪并用，击毙叛徒甫志高的经典画面永远定格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中。她是一位没有进渣滓洞监狱，担任华蓥山游击队队长在华蓥山开展敌后工作。《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通过采访“双枪老太婆”的生前战友和女儿给我们还原了一位真实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女英雄人物。
“双枪老太婆”的原型是邓惠中。在“11.27”大屠杀中，与儿子邓诚一起遇难。邓诚就是《红岩》小说中华为的原型。据邓慧中的女儿邓叶芸介绍，她母亲原名张惠中，父亲叫邓福谦，母亲怀着对共产党员爸爸的钦佩和深情，干脆改名邓惠中。1938年邓慧中为了支援丈夫去延安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她变卖家产给丈夫凑路费。1939年邓慧中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带着女儿到乡下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斗争。
一个缠脚的旧式妇女，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本身就是已经有些传奇了，可邓惠中还是个使刀弄枪、令敌人闻声丧胆的“双枪老太婆”，则更传奇了。《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选择了几个民间版本关于邓惠中与枪的故事：
“假枪真用”：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妈的邓惠中参加革命后，做梦都想得到一支枪，但就是没有机会。她便学儿童们的办法，用竹子做了一支假枪，学瞄准射击。学校内每当童子军用棒当枪操练时，她也跟着学操练枪上肩、枪放下、卧射、跪射、立射等动作。为了熟练枪法，她还经常秘密地在家后门外的巷道里练习。她练枪法时，关上后门，叫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前门外放哨。如有人来，便用早已约定的暗号告知她，好立即停止。
“得到枪和学用枪”：1948年以后，上级党委派她去指导岳西地下党支部工作时，支部给了她一支手枪，她喜出望外，爱不释手。以后，上级党书记蔡衣渠同志又发了一支手枪给她。她一段时间有了两支枪，这就是“双枪老太婆”称号的由来。邓惠中得了这两支枪后，无比高兴。她抓住一切机会练习使用，特别是琢磨如何做到百发百中、弹无虚发。
1948年8月，邓惠中及其两个儿子、女儿、儿媳都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在渣滓洞狱中，敌人用削尖的竹签子钉进邓惠中的手指、用猪毛穿乳头的下流毒刑企图邓惠中招供，得到的只有邓惠中的一顿臭骂。后来，邓惠中和二儿子邓诚不幸遇难于“11.27”大屠杀中，其他人获释。
12.烈士胡南的户主是周恩来
在重庆“红岩革命烈士纪念馆”里，我们可以看见一张名叫“胡南”的女烈士照片，她的照片下面有一份很珍贵的简历，简历上的户主姓名是周恩来。
胡南，原名胡永萱，又名胡启芬，在渣滓洞监狱中，她又名胡其芬。这四个名字，是矗立在她生命历程中的四座丰碑。1937年12月，胡启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7月，胡启芬随家来到重庆，在新市区领导下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组织把她送到延安，分配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秘书。1945年12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胡启芬作为随团代表来到重庆，在邓颖超同志的领导下从事相关的妇女工作。
胡启芬被捕之前，在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何公馆作家庭英语教师并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4月11日，她踏进何公馆准备处理《挺进报》和党的机密文件时被守候多时的国民党特务抓捕。她的被捕，是由于重庆市委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叛变造成的。
胡启芬在渣滓洞狱中，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逼供形式，她都守口如瓶，以此麻痹敌人。对缺乏斗争经验的年轻同志，她总是以满腔热情关心她们，帮助她们认清形势、安定情绪，如何对付敌人、如何对付刑讯。此外，喜欢唱歌的胡启芬把教难友唱歌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她教大家唱的《青年近卫军》一度成为监狱里最流行的歌曲之一。
1949年11月21日，一个以“吉祥”名义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一封信，希望组织尽快实施营救计划。这位女英雄就是胡南，这封信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心声，反映了死亡时刻的那份镇定和从容，丰富的政治远见及周密的处事能力。
胡南遇难于“11.27”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长久沉浸在痛苦的回忆当中。周恩来聘请胡南的父亲为轻工部专员，以表党对烈士的崇高敬意，也是“户主”周恩来对“家庭成员”胡南烈士一份深切的爱。
13.叶挺将军：出狱第一件事，请求恢复党籍
在特务沈醉的回忆材料中，说起他在蒋介石被迫同意释放叶挺将军后去看他，问他出狱后办什么，叶挺将军似乎早就准备了很长时间一样毫不犹豫地说“我出去第一件事需办的，便是请求恢复我的党籍”。沈醉大为惊异，没有想到他竟然是脱离了共产党的非党员。而沈醉回忆说他告诉戴笠这件事之后，戴笠不发一言，良久才说道：“共产党人的可怕，就是在这些地方！”
在1927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流亡海外，并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抗战爆发前，叶挺回国，多次拒绝了国民党政府许以高官厚禄要求他反共的要求。抗战后担任新四军军长投入抗日运动中，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被捕后，蒋介石看重他的军事才干一直想借机拉拢，以国民党战区副总司令的职位作条件要他发表声明说新四军首先袭击友军，还派多人以“老同事”“老同学”的名义劝降，但是叶挺一直不为所动，还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囚歌》。
《忠诚与背叛》中摘录了一段当年叶挺自己亲笔记录的与蒋介石谈话的回忆材料，蒋介石亲自劝降，想尽办法威逼利诱，却都被叶挺巧妙地顶回去了。
1946年3月蒋介石被迫同意释放叶挺，他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致电中共中央，提出重新入党申请，毛泽东亲笔修改了回复电文同意他的入党申请。
但是令人倍感痛惜的是，1946年4月8日，叶挺所乘坐从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不幸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14.王朴母亲84岁入党：“解放道路上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是我的儿子”
1984年，84岁高龄的金永华老人在她的暮年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6年的重庆“11·27”大屠杀纪念日上，她告诉人们，她曾是富有家庭出身，而她的“解放道路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正是她的儿子。这位伟大的母亲的儿子正是在1949年10月28日与陈然、蓝蒂裕一起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的革命烈士王朴。这个家庭里的母子两人都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忠诚与背叛》中，详细叙述了这位让人肃然起敬的革命战士和他的母亲的故事。
王朴在青年学生时代就一直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并且也一直积极争取和影响自己家庭成员的进步，他动员母亲和他一起看《新华日报》和有趣的革命小说，增加母亲对革命的理解。进入复旦大学后，王朴更加积极参加进步青年的活动。在党的领导下，他回到老家，动员母亲捐献家产，主持创办了莲华中学，在农村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并作为革命工作的据点，发动群众，领导斗争。还在重庆开设了南华企业公司，以此为掩护，直接为川东地下党活动提供活动经费。
王朴的妻子回忆，当王朴被捕后，为了营救王朴，她到王朴老家找到王朴的母亲，可老人家已经将家产全部捐给了办莲华学校所用，家里值钱的东西只剩下一只手表和一对金戒指。而王朴的妻子将金戒指带回交给了党组织，作为她和王朴所交的党费。而这时，王朴被叛徒刘国定出卖暴露了身份成为了“重犯”，不再允许家属送东西和保释了。
15.国民党“重庆大屠杀”自杨虎城将军被害开始
杨虎城将军及其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振贵，秘书宋绮云一家（夫人徐林侠和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六条人命，在1949年9月6日的夜晚，被徐远举一群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戴公祠别墅。
这一段经历是“红岩故事”中真实发生的，然而《红岩》小说为了重点塑造江姐、许云峰等英雄人物，避免情节枝蔓和人物琐碎，就将这一段悲痛的红色事件暂时“遗忘”了，然而由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先生和红岩历史研究专家厉华先生联袂打造的红岩“续篇”——《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开篇还原那一段真实的“红岩故事”。
作品披露，重庆“红岩”大屠杀事件就是以杨虎城将军等六人的被害为开端的。因为就在9月6日这一天，毛人凤把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江姐、陈然等我党42名共产党员的名单报送蒋介石审批并准备枪决。国民党特务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对中共党员和我党友好人士进行疯狂屠杀，反映了蒋介石集团对于蒋家王朝即将覆灭的惶恐和恐惧。
“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一直被软禁在蒋介石身边，而杨虎城则关在贵州息烽的监狱里。1949年秋天，随着国共斗争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后，蒋介石不放心杨虎城会站在他国民党这一边，特别是听说“代总统”李宗仁要释放张、杨二将军，心头怒火顿然生起，铁心要除掉张、杨二人，尤其是杨虎城。于是加速了对杨虎城将军的迫害。在选择何地杀害杨虎城这一问题上，徐远举和毛人凤进行反复论证，最终选择在歌乐山戴公祠。徐远举通过和息烽监狱狱长周养浩的协商，以与蒋介石商定西北问题为由，把杨虎城骗到重庆。杨虎城在离别关押达8年之久的息烽监狱时，他万万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即将是一场早已精心策划好的灭尽杨门的血腥屠杀。杨虎城将军和儿子杨拯中先到戴公祠，在特务张鸽带领进屋休息的时候，父子先后被特务用匕首刺杀。两小时以后，特务又以同样的方式杀害宋绮云一家还有杨虎城的女儿杨振贵。
16.《红岩》“狱中联欢”确有此事
《红岩》小说第16章描写了“狱中联欢”的欢快场面，表达了革命志士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蔑视。《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一书不仅通过烈属回忆，证实了“狱中联欢”确有其事，还补充很多重要人物如受刑跛脚的李青林、刚刚受完重刑的江竹筠、年近50岁的“双枪老太婆”以她们各自的坚强和乐观，在联欢会上载歌载舞的画面。
在辽沈、淮海战役捷报频传的时机，国民党重放和谈空气。国民党特务也看到了大势所趋，特务猩猩宣布新年期间改善狱中难友的伙食条件，并通知新年期间全天放风，并给每间牢房装上电灯。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下，一场“狱中联欢”就在渣滓洞狱中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活动分为唱歌、互赠礼物、贴春联、精彩节目表演等几个环节。
《忠诚与背叛》在已有史料的叙述基础上，真实再现了“狱中联欢”中的精彩表演。杨汉秀这位曾经参加过延安秧歌队的鲁艺学员，把鲜红的被面系在腰间，甩开双腿，扭起婀娜多姿的美丽腰胯，如一束艳丽的彩虹，跳起了革命人熟悉的大秧歌。随着她的节奏，同室的“女囚们”一个个紧随其后，一起踏着轻盈欢快的步履，翩翩起舞。那丝光被面做成的彩裙，姹紫嫣红，使人眼花缭乱……年近50岁的狱中“邓大妈”加入了跳舞行列，受刑跛脚的李青林也踏着有节奏的舞步出现了，前几天还受敌人重刑的江竹筠那苍白的脸上也跳得布满了红云，美丽漂亮的女青年曾紫霞头上的蝴蝶结更像一团烈火在跃跃跳动……
当时守卫在监狱里的特务官兵们完全被眼前的场景弄得目瞪口呆，迟迟不知所措。在男室难友击手鼓舞和叮当作响的镣铐声中，女室政治犯们唱得更高昂，舞得更欢快了。
17.从特务眼底逃脱的“疯老头”华子良原型韩子栋
《红岩》小说中有一位在白公馆监狱的庭院里坚持跑步的“疯老头”，他叫华子良。《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披露华子良的原型是韩子栋。
韩子栋，山东阳谷人，1933年入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被捕后，韩子栋辗转关押于北平、南京、武汉、益阳、息烽、重庆等地的国民党秘密监狱，时间长达14年之久。为了不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在白公馆狱中，韩子栋整日神情呆滞，蓬头垢面，无论刮风下雨，他总在白公馆放风坝里小跑，特务看守认为他是在监狱中关傻关疯了，便叫他“疯老头”。
他的“疯老头”形象麻痹了敌人，国民党特务让他负责买菜，干些杂活。其实，在白公馆狱中，许晓轩、谭沈明、韩子栋组成临时支部，他们一直在策划狱中革命志士的越狱脱险计划。因为韩子栋在狱中有一定的行动自由，也是惟一有希望逃出白公馆的人，许晓轩就决定让他逃出魔掌。韩子栋利用出去干活的机会，秘密观察道路、壕沟、哨岗、四周环境等，为出逃做好准备。做足了准备功夫以后，1947年8月18日，在瓷器口买菜途中，利用特务卢兆春打牌的间隙，成功脱险。为了避免警犬搜寻，机智的韩子栋跳入江水游了好长一段，然后才找了条小船，渡过嘉陵江，冒着被敌人追捕的危险，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抵达延安，向组织汇报入狱及脱险经历。
解放后，韩子栋担任过贵州省政协副主席。1992年5月19日，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老人在贵阳市病逝。
18.《红岩》里叛徒“甫志高”的原型到底是谁？
在小说《红岩》里，有一个让人恨之入骨的角色，那就是出卖“许云峰”、“江姐”等人的叛徒——“甫志高”。《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一书披露，其实“甫志高”的原型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当时叛徒群像的一个缩影，其主要原型是任达哉和蒲华辅这两个人。
关于任达哉这个人，他的被捕经过与《红岩》里的“甫志高”很相似，由于“红旗特务”的诡计，年轻的陈柏林同志不小心将自己和他的上级——任达哉的身份曝光，二人被抓。对于自己的失误，陈柏林同志感到非常悔恨，无论敌人如何诱骗他，或对他使用重型，他都一言不发。相反，作为陈柏林上级的任达哉，敌人只恐吓了他一下，他便供出了自己的领导人，还交代了自己所掌握的《挺进报》发行情况以及党员情况，并亲自带领特务们在磁器口的嘉阳茶馆抓捕了重庆地下党领导人——许建业。任达哉在狱中的妻子曾质问他什么要出卖许建业，任达哉的回答是：“受刑不过，没办法。”
在《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里主要讲了另一个叛徒蒲华辅。蒲华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是属于党内知识分子那类的人，投身与革命工作的他一直充满了激情和理想。在生活中他也有很浓的知识分子色彩，是一个清高、自命不凡、遇事易冲动的人。说他复杂是因为一方面他在敌我斗争中容易激发革命热情，另一方面当他真的碰上敌人的严刑拷打时却又经不住皮肉之苦。然而，当他与家人一起被关进白公馆10个多月里，他受到其他地下共产党员的影响后，没有再进一步叛变。
1949年10月28日，蒲华辅与陈然、王朴等一起被押到大坪刑场公开枪杀。在赴刑场的整个过程中，蒲华辅喊出了“共产党万岁”口号。但可悲的是，像蒲华辅这样一位曾是党内高级干部，在最关键的原则问题上背叛了党和人民，因此，他的名字只能永远在历史上被标上可耻的“叛徒”二字。
19.《挺进报》暴露真实“缺口”在哪里？
《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里透露了国民党对《挺进报》展开秘密侦破行动的原因。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有一天竟然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的一只“朱绍良主任亲启”的信封中取出了一份《挺进报》。恼羞成怒的他立马叫来徐远举痛骂了一顿，并限期破案。朱绍良还调配了军、警、宪、特四个方面的力量，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要从《挺进报》入手，彻底搞掉中共重庆地下党。
当时在民生路上有一个“文成书店”，里面有一个年轻党员陈柏林在书店里面作职员。狡猾的徐远举派出“红旗特务”姚仿桓伪装成进步青年接近陈柏林。姚仿桓一面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阴谋活动，一面表示要尽全力重新办一个书店，还附和着陈柏林大骂国民党腐败无能。缺乏经验的陈柏林落入了姚仿桓的圈套，便主动拿出一本《新中国初型》给姚仿桓看，姚仿桓翻书时发现了一张夹在书中的《挺进报》。
因为姚仿桓跛脚，保密局重庆站组长李克昌又派出另一位“红旗特务”曾纪纲假装失业青年接近陈柏林继续追查线索。陈柏林完全被“红旗特务”所迷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样的进步青年介绍给党，于是他向上级任达哉汇报了情况。任达哉警告陈柏林不要轻易相信人，但固执的陈柏林一定要任达哉亲自出面考察，并约定在4月1日（1948年）下午3时红球坝见面。
“红旗特务”立马向李克昌报告了这一情况，李克昌又报告给站长吕世琨，吕世琨下令“红旗特务”继续潜伏在陈柏林身边以便获得更多的线索，但心急的徐远举要求马上秘密逮捕陈柏林二人。4月1日，陈柏林和他的上级任达哉被早已埋伏在四周的特务逮捕。在对二人用刑时，年轻的陈松林经受住了考验，始终坚持守口如瓶，而他的上级任达哉却背叛了党。就是从这一个缺口开始，《挺进报》和重庆地下党组织一步步被暴露在敌人面前。
20.19位革命志士成功脱险白公馆大屠杀真相
白公馆里的革命志士之所以能成功脱险有两个很重要的客观因素。一敌人准备集中杀害渣滓洞近200名革命志士，由于渣滓洞人手不够，白公馆的警卫部队被派去支援，白公馆的看守变得相对松散一点；二是得到被策反成功的特务杨钦典的大力帮助。
陈然是河北人，杨钦典是河南人，都是北方人，陈然就与杨拉北方“大老乡”关系，从谈乡情，拉家常，到讲社会为什么贫富不均，进而讲我党的宗旨、方针和政策。经过长期的循循善诱，再加上陈然的性格直爽刚烈，很为杨钦典敬佩。陈然的牺牲，对杨钦典触动极大，他觉得陈然这么好的人，政府都要杀，这个政府、这个社会真是太坏了!此外，罗广斌也是杨钦典很佩服的人。罗广斌家里很有钱，但他参加了共产党，甘愿过苦日子，徐鹏飞几次让他只要签字就可释放，但他都不签。在狱中的时候，罗广斌同志曾不断地给杨钦典做思想工作，劝他把白公馆里面的19个人救出去立功赎罪，并提醒他不要跟着国民党的部队走。罗广斌还承诺解放后为他作证，解决他的工作问题。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杨钦典终于在生死关头当了国民党的“叛徒”，打开了牢门。
《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里描述了一段杨钦典帮助大家“越狱”的情节。1949年11月27日，大溃败中的国民党丧心病狂，实施了震惊中外的 “11·27大屠杀”。大屠杀时，正赶上杨钦典值班。杨钦典就到楼下和罗广斌同志制定了一个逃命的计划。晚上十点多，杨钦典叫走了看守的人，然后关上了白公馆的门，假装把锁放在门上。很快，杨钦典回到罗广斌所在的囚室，叮嘱罗广斌：“你把钥匙和锤子拿好，等一会儿打开房门后就把它扔到下水道里。不过这会儿先不要走，外边还有人，过一会儿，只要听到我在楼上跺三脚，你们就赶紧各跑各的。”
在等待指令的同时，罗广斌将牢房里的人按身体强弱搭配，分编小组，号召大家要团结一致，冲出死牢。魔窟的大门打开了，大家在夜色的掩护下往外逃命。不料刚跑到监狱离公路一半的距离时，碰到了从渣滓洞方向驶来的汽车。特务发现后喝道：“什么人？”有个机智的人答道：“二处的。”“口令。”敌人接着问。这下大家懵了，只听见特务拉枪栓的声音，大家扭头拼命向白公馆后山跑去。由于特务的干扰，一起出来的19人全部被冲散了。
《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透露，当时从白公馆脱险的志士一共有 19人，现在仍在世的还有3人。
21.《红岩》刘思杨的原型富家公子刘国鋕
刘国鋕是《红岩》小说里刘思扬的原型，他出身在富裕家庭，其五哥刘国其是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大女婿。由于上级领导的出卖，刘国鋕与他的恋人曾紫霞一起被关进了渣滓洞。狱中的他表现得异常勇敢与坚强，是一位赤胆忠心的好儿郎。
特务头子徐远举听说刘国鋕被捕后，立即会审刘国志。他满以为刘国志这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出身的公子哥去参加共产党不过是“青年人爱新鲜，喜欢赶时髦”，要制伏他是很容易的事。可是，当刘国鋕用一连串的“不知道”回答他时，徐远举发现自己错了。他恼怒地说道：“你这个万贯家财的少爷，搞什么共产党？只怕你的皮肉娇嫩，吃不消？你的上级已将你出卖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这就是看你老实不老实。”听了徐远举的话后，刘国鋕冷笑着回答道：“既然他们什么都说了，又何必来问我呢？你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
1948年秋，刘国鋕的五哥专程从香港赶回重庆，花重金讨好徐远举，要求保释刘国鋕。狡猾的徐远举答应释放刘国鋕，其条件是交出党组织，并叫刘国鋕的五哥亲自说服，却遭到刘国鋕的拒绝。徐远举一气之下将刘国鋕重新关入牢房。
在《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里还透露这样一个细节：没有人性的特务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点到刘国鋕的名字时，蹲在地上的刘国鋕不紧不慢地这样回答道：“急什么？等我把诗作好了嘛！”“走！”几个特务上前将刘国鋕揪起便往牢房外走。“再见吧！同志们，我先走一步了！”刘国鋕突然用力甩了一下胳膊，回头对同室的罗广斌同志等人说：“记住同志们，如果哪一位能活下来，一定要把这些刽子手今天的凶残屠杀向人民公布！”说完，昂着头一路高吼着口号走出白公馆。
在走向刑场的路上，刘国鋕高声吟诵了自己的就义诗。这就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在生命最后一刻，向人民、向组织、向祖国发出的最后呐喊！
22.《红岩》“小萝卜头”的老师为何放弃逃生机会
《红岩》中，“小萝卜头”每天都到楼上的黄以声将军那里上课。这位“政治犯”黄将军是他的启蒙老师，也是共产党人的朋友。因为属于优待的政治犯，黄将军可以看到报纸，而他也冒着风险为共产党人提供报纸，为狱中的《挺进报》提供消息来源。
这位“黄将军”的原型名叫黄显声，是爱国将领张学良的部下，1938年正准备投诚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53军中将副军长，在东北军中威望极高。他在53军中一直从事抗日和反蒋的活动，特务分子们对他是既恨又怕。
小萝卜头的父亲宋绮云关在监狱太久，身体虚弱，不能亲自教育自己的儿子。黄将军知道后，主动提出由自己来教导宋振中。在黄将军培养下，“小萝卜头”学会了俄语，当有特务监视时，两人就用俄语交谈，后来“小萝卜头”还用这种方式给狱中的地下党人们传递消息。
在《忠诚与背叛》中还记录了一件事，重庆解放前夕，反动派要对集中营中的政治犯痛下杀手。有想要戴罪立功的特务向黄将军通报并劝其逃走，连逃跑的计划都已经为他制定好了。但是黄将军却认为他一旦逃走，敌人势必要加紧防范，那么难友们就无法逃出来了，要走只能大家一起走，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次生的机会。
23.白公馆的狱中秘密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许晓轩
在小说《红岩》里，刘思扬被从渣滓洞转移到白公馆的时候，“老大哥”让他去找齐晓轩同志，建立起和白公馆的联系。齐晓轩是白公馆的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领导着白公馆的战友们，与特务进行了顽强又智慧的斗争。
而《忠诚与背叛》一书透露，的确有这样一位白公馆的秘密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他叫许晓轩，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许”。老许在白公馆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一方面因为他是秘密党组织的负责人，另一方面，还因为他已经在白公馆这座人间地狱中和敌人进行了长达九年的斗争，是个“老资格”，是敌人每天手铐脚镣对付的“重犯”。
在狱中，许晓轩与谭沈明以及“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同志一起组成临时支部，他担任支部书记。在许晓轩的领导下，这个临时支部一直在策划革命者们越狱。许晓轩认为最有希望逃脱的是韩子栋，因为韩子栋经常在狱中小卖部和伙食团干杂活。狱中党组织决定“能越狱一个人，就走一个人”，开始实施了这项越狱计划。韩子栋利用同看守出去干活的机会，画了一张周围地形情况的简图回来，大家一起商讨。1947年8月18日，在许晓轩的指挥下，韩子栋利用与看守到磁器口买菜的机会，趁特务们在茶馆打牌，得以逃脱，历尽艰辛后终于到达了延安。
《红岩》中曾经写过这样一件事，特务发现胡浩在看“狱中《挺进报》”，因此对他严刑拷打要找出“狱中《挺进报》”的线索。而齐晓轩为了保护胡浩少受折磨，挺身而出与特务周旋。《忠诚与背叛》中同样记录了这样一件类似的事情。有一天特务从一位青年难友那里搜到一张纸条，对他进行了毒打，要他交代是谁给他的。许晓轩喝止了特务并说纸条是自己写的。特务盘问他纸条上的消息是哪里来的。许晓轩轻蔑地回答“消息是你们提供的……”特务不肯相信，许晓轩冷静地说是有次放风的时候，看见特务的办公室的门开着，便进去从他们的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消息。而恼羞成怒的特务想要拷打许晓轩的时候，监狱里却响起了“不许打人”的怒吼。许晓轩就这样机智又勇敢地保护了难友，和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
24.《红岩》中大特务“徐鹏飞”被捕前后的戏剧性人生
在《红岩》中，穷凶极恶地追查并且迫害革命党人，使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徐鹏飞”了。《忠诚与背叛》讲述了“徐鹏飞”的原型，原国民党陆军少将，军统大特务，原国民党政府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被捕前后的经历。
徐远举在完成“11·27”大屠杀后，与国民党军队一起撤到了成都，成都和平解放后又逃到昆明，正准备再逃往台湾时，却被云南卢汉的起义部队逮捕，关进人民监狱，作为国民党战犯成为阶下囚。1951年徐远举被押解回重庆，具有强烈的戏剧感的是，他回到了从前他关押和屠杀革命党人的地方——白公馆，不过这次是他自己成为了犯人。
刚开始进去白公馆的时候，徐远举拒不配合交代罪行，并且摆架子说他是少将处长，要处长以上的人来问他才行，他想着反正也难逃一死了，干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被关进白公馆，徐远举一直寝食难安，一次听见外面在烈士死难现场举行纪念活动的群众们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徐远举和几个一同关押的战犯吓得脸色惨白，生怕愤怒的人民冲进来要他们血债血偿。在第一个11·27大屠杀一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徐远举简直如惊弓之鸟一般，认为死期将至。
但是徐远举却一直没有被处死，他这才终于明白了人民政府留着他是为了他接受改造，戴罪立功，重新做人。他幡然醒悟过来，开始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交代历史问题，认识自己罪行。
后来根据他自己交代的罪行实录《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为我们研究红岩的历史增添了资料。
25.兵团司令罗广文的弟弟罗广斌：决不依赖哥哥的关系出去
《红岩》中作者根据刘国鋕塑造了“刘思扬”这样一个出身富裕的家庭，但却主动放弃富贵荣华的享受，而选择投身革命的青年志士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而实际上《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也是出身于一个有钱有权的家庭。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司令官罗广文，是蒋介石的嫡系，家庭的声势显赫。而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却出了一个共产党员。
根据《忠诚与背叛》一书中的记述，罗广斌被捕后，由于他的哥哥的关系，特务机关一直对他另眼看待，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原罗广文部二处少将处长林茂曾找到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希望其在徐远举面前活动，希望能不杀罗广斌并且尽早释放。曾经徐远举也考虑到罗广文的关系，让叛徒冉益智去劝说罗广斌，因为他有特别的人事关系，叫他承认与共产党的关系，就可以恢复自由。但是罗广斌却决定决不依赖哥哥的关系出去，哪怕被处决也不背叛党。
而在1949年11·27大屠杀的晚上，罗广斌和其他同志一起策反了看守杨钦典，从白公馆监狱脱险。
26.狱外营救革命志士计划没有停止过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步步逼近重庆，重庆即将迎来解放，而反动派也正做着垂死的挣扎，留在大陆的残余部队及特务分子们准备着报复性的破坏与屠杀。
而监狱中的革命党人们，也清楚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迎来最后的时刻，死前有所准备，死后毫无后悔，是大多数同志们心里的想法。而牢狱之外，一切可能的营救计划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现今的“红岩历史档案馆”里有一份据说是狱中党组织通过特殊渠道向当时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写的“最后一份报告”，它写于“11·27”大屠杀前的6天。这份报告署名“吉祥”，“吉祥”是狱内部分地下党员用的化名，执笔人是女共产党员胡其芬烈士，收信人为狱外的地下党员况淑华。
报告中提到反动派即将进行第三批处决，狱中同志已经争取到看守人员中的个别分子，看守所侧边有一炭厂，是私人经营，希望组织派人到禁区工作，狱中同志也正积极争取我们的友军和了解周围情况，报告中还提到，希望为策反过来的看守黄茂才解决职业与经济问题，还对以后的联系做了安排。
据说况淑华在收到信后立刻向组织作了汇报，并在几天内准备实施一项劫狱计划，然而，没有料到的是，敌人竟然抢先开始了屠杀，整个营救计划未能实现。
27.共产党员盛超群戏弄“徐鹏飞”
《红岩》中曾经写到大特务“徐鹏飞”，在刑讯逼供中得到云阳县警察局长，县参议长，县府的三个科长，中学校长，还有法院院长都是共产党的消息，他明知这是地方政权的互相倾轧，这些人并不是真的共产党，却还是上报为自己邀功。
而在《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中有这样一段故事，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给“徐鹏飞”的原型，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呈上了一张“招供”的名单，上面有一大串名字。他们一直拷问却得不到结果的盛超群终于承认自己是云阳县地下党的负责人，供出了一大串地下党的名单。徐远举拿到这份名单之后简直迫不及待，他立刻命令吕世琨、雷天元率领二处的特务前往万县，和万县区行政督察专员李鸿焘前去逮捕。一路直奔云阳，将名单上的十余人一起逮捕，押解到重庆。抓到后一了解才知道，被捕的都是县警察局局长，县参议员，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等。全是当地反动统治的有名人物，根本和地下党没有丝毫关系。
这下扑了个空，徐远举偷鸡不成蚀把米，不得不将这些人全部释放，并且请云阳籍的特务军统头子许乾刚出面，安抚这些人，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餐，并且道歉。
出了一个大洋相，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回到渣滓洞审问盛超群，盛超群却理直气壮地说特务不相信他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关系，撬断了他的腿，他只得编一套交出来。
盛超群从此在渣滓洞里监狱里成了有名的“智星”，经常给难友们出招对付狡猾凶恶的敌人。
28.被周恩来称为“革命的好房东”——红岩村女主人饶国模
说到红岩，不得不提的与之紧紧相联系的一个特殊人物，就是“红岩村”的女主人——饶国模。
出生于一个富有强烈革命气息的家庭中的饶国模，从小就立志要为国家民族效力。携子随丈夫来到重庆的她，不愿意当全职太太，便自己和朋友创办了“三友实业社”，开始了实业救国的道路。1930年她用自己经营的钱在红岩嘴办起了“大有农场”，将荒芜的红岩嘴变成了花果满山的地方。
抗战爆发后，国共双方协商，八路军在重庆市区设立了公开办事机构，人员逐渐增多后，需要重新选址，由于饶国模的“大有农场”的情况合适以及饶家和党的密切关系，大有农场因此被作为新的办事处。
原本约定以租赁的方式借用饶国模的房子，无偿使用三年，三年后还要继续使用便支付租金，但是三年之后，饶国模却说什么也不肯收下租金。她总是竭尽全力地支持党的一切活动，将党的事当做自己家的事，周恩来亲切地称她为“革命的好房东”。
1948年，川东地下党经历了相当困难的情况，她全力支持并且主动筹措经费。华蓥山武装起义失败后，她将二十几位游击队员秘密安排在她的农场里。国民党的军警特务来检查的时候，却只看见烈日下饶国模举着伞，挥着手绢呵斥一群头戴草帽、衣衫褴褛的农场工人干活的情形，特务只好悻悻离去。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眼皮子底下这些农场工人，都是他们正在苦苦搜捕的游击队员。
1950年，饶国模正式将自己红岩和福园寺等地的个人房产献给党和人民政府。1955年，国家在大有农场和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基础上开始筹建“红岩革命纪念馆”，红岩精神得以传播发扬光大。
29.5岁女孩小波白公馆大屠杀脱逃历险记
小波、小可是郭德贤同志的一双儿女，母子三人一同被关在白公馆二楼的一件牢房里。1949年11月27日，敌人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讲述了一段关于郭德贤和她的儿女如何逃出白公馆的惊险经历。
27日晚上，郭德贤绝望地和她的孩子们面对死亡的到来。深夜2点钟的时候罗广斌同志跑来敲门，说看守的撤退了，叫她们快逃。周居正同志帮忙背上小波，郭德贤背着小可一起往外逃。刚到白公馆的石梯就碰上还有没撤退完的卫兵，敌人的机枪像雨点扫射过来。郭德贤背着小可拼命向山坡上逃，后与另一位逃命的李荫枫同志相遇，两人继续往山上跑。很快，从后面射来敌人手电筒的灯光，郭德贤按住小可躺在草丛里，大家都不敢出声。突然，郭德贤听见女儿小波在附近叫妈妈，之后就再没有听见女儿的声音。郭德贤又惊又怕，但又不敢出声。直到东方发白，郭德贤起身看见渣滓洞那边火光映得满天通红，于是背着小可往渣滓洞反方向的歌乐山上跑。翻了几座山，看见路边有个茅舍，郭德贤走进去告诉里面的一位老婆婆，说自己是富人家的小老婆，因为重庆在打仗没有地方去，想在茅舍住一晚。老婆婆不仅答应了郭德贤，还找鞋给母子俩穿。29日白天，郭德贤到公路上看见了解放军，跑过去求救，这才彻底脱离了危险。
郭德贤的女儿小波，在大屠杀那天晚上，周居正背着她往山坡上跑，一慌神，俩人跌倒在山坡上，背上的小波被摔出好几米远。这时，四周漆黑一片，周居正爬起来没有摸到孩子，又不能呼喊，便独自藏了起来。5岁的小波一时也被吓蒙了，惊恐地躲在梯田的小水沟里不敢动弹。这时，特务们的车灯从她身边一晃而过，她叫了声“妈妈”，这就是郭德贤当时听到的女儿的声音。当时没人答应小波，她便不再吭声，一头睡倒在田坎上。当她睡醒时，天已大亮。一队国民党士兵从她头上的田坎走过时，她招手说：“叔叔，拉我上去。”一个士兵以为她是哪家百姓的孩子，伸手将她拉了上来，把小波带到了重庆市中的‘精神堡垒’（现解放碑）处。天黑时，一个摆水果摊的女人——王素珍见小波可怜把她带回了家。郭德贤为失去女儿焦急万分。党组织和政府对她的事异常关心，派人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悬赏寻找一个穿着红毛裤的女孩。说来也巧，王素珍在水果摊旁贴着的《大公报》上知道了小波的事情，便把小波送到临江门脱险同志招待所，郭德贤和自己的儿女终于团聚在一起。
30.真实的“11.27”大屠杀远比《红岩》表现的惨烈
1949年11月27日，得知解放军已打到重庆市郊南泉的消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将处决渣滓洞“案犯”之事做最后的批示。国民党特务进行惨无人道的疯狂大屠杀，屠杀之后往尸体上倒上汽油，付之一炬。这就是让人不堪回首的“11.27”大屠杀。在这次大屠杀中，共有遇难同胞180人，幸免于难的有15人。
1949年11月30日，解放军进入重庆市区，至此，重庆宣告解放。就在重庆解放的前三天，国民党特务头子对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的共党人士进行疯狂屠杀。当时的渣滓洞监狱关押有200多人，按照国民党特务分批枪决的办法，势必会延误时间，因为徐远举下令渣滓洞警卫部队必须在28日一早撤离。于是特务头子雷天元带着便衣特务和警卫部队迅速集结渣滓洞。他们以借“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由，强行用枪将所有关押人员集中到楼下的八间牢房。
狱中的共产党员发现情况不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于是骂声、口号声、《国际歌》声、拳打脚踢门窗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随着第一个特务徐贵林的一声枪响，敌人的子弹从四面八方向射向监狱的门窗。在最后的死亡时刻，共产党员何雪松的双手紧紧抓住窗口，希望用身体保护牢房中的难友，张学云试图抓住敌人的枪筒，结果枪匣被窗棂卡住，血肉之躯在子弹面前是如此的微弱，最终他们都倒在了血泊中。
在罪恶的子弹面前，有人在第一声枪响时便倒下了，有人的脑袋和身子被打的像蜂窝一般，有人在第一轮袭击时倒下后没有断气，刚有一丝抽动，更加猛烈的子弹便扫射过来……血溅满了监狱的墙壁，飞扬到舍顶上又往下流，再从监舍的门缝中流淌到院坝里，然后汇成河流一般涌出渣滓洞。长达十分钟的疯狂扫射之后，残忍的特务们又打开牢门进行检查，发现还没有断气的“犯人”就补枪射击。伢伢学语的“监狱之花”在尸体里哭着喊妈妈，被一梭子弹瞬间结束了生命。枪决了最后一批“犯人”的时候，特务们争先恐后地冲到楼上的监狱，抢夺“囚犯”们留下值钱的衣物。最后在雷天元的一声下令中，渣滓洞的尸体伴着木柴和汽油燃起熊熊的火焰。
在渣滓洞冲天的火光里，惊慌失措的特务们开始四处逃窜。监狱的死人堆里，开始有人往外爬，在这场大屠杀中，共有15人幸免于难。在这场血与火的交织中，革命者的宁死不屈与反动派的凶残无比形成强烈的对比。《忠诚与背叛——真实的红岩故事》披露几位脱险幸运者的回忆，他们都是被难友的尸体保护下来，获得生还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