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吴佩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颇得舆论的好评。11月吴与西南地方当局结成反段军事同盟。
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汉族，山东蓬莱北沟吴家村人。1898年投淮军。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颇得器重。后升任旅长。护国讨袁运动兴起，随营入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1917年7月，任讨逆军西路先锋，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孙中山组成护法军政府。段祺瑞派曹锟、张怀芝带兵南下讨伐；吴任第三师代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因湖南督军席位为皖系张敬尧所得，吴仅获空衔，十分气愤。遂发出罢战主和通电。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颇得舆论的好评。11月吴与西南地方当局结成反段军事同盟。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1920年5月，吴率军自衡阳北撤，布置对皖军事。14日直皖战争起,在奉军配合下大败皖军。此后，直奉两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胜，奉军败退关外，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操纵政局。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起，吴任“讨逆军总司令”，为奉军及冯玉祥国民军所败。1925年10月，浙江督办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吴出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派兵攻入河南，后与奉系沟通,南北夹击国民军。1926年夏北伐战争起，吴从北方赶赴前方督战,在鄂南汀泗桥、贺胜桥连遭惨败。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吴部主力被歼，从此一蹶不振。1932年回到北平（今北京）。吴曾通电声讨溥仪充当伪满傀儡，拒绝日伪拉他下水。1939年吴佩孚患牙病高烧不退。12月4日，日本牙医受命于土肥原谋杀吴佩孚，吴在牙医刀下当场身亡。时年65岁。国民党政府追认为陆军一级上将。 他还是亮相《时代》杂志封面的首位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 ”。
1874年4月22日生于山东省蓬莱县。6岁被送到私塾就读，吴佩孚14岁，父亲吴可成害病死了，剩下孤儿寡母。 1896年中秀才。
1897年，已是秀才的吴佩孚因反对地方豪绅被县官通缉，逃到北京算命为生。
1898年，淮军聂士成部，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伤亡惨重，奉命招兵，于是，吴佩孚应募入帐。在天津武卫军中当管带的勤务兵，正式开始其行伍生涯。后报考开平武备学堂，辍学后到陆军警察队充任正目（班长）。升任初等官（相当于排长），先后被授予准尉、少尉、中尉衔。
1903年报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学业一年，190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工作。旋即被差从事谍报工作。
1907年，吴佩孚升任北洋第三镇管带（营长）驻扎在长春。
1911年，在曹锟的提拔下，吴佩孚继任第三标标统（团长）。
1912年，北洋军的镇改为师，标改称团。吴佩孚仍担任第三师炮兵第三团团长，驻扎南苑。
1914年4月，曹锟以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的身份，率第3师进驻岳阳，扼守湖南咽喉，监视南方革命力量。曹锟将吴佩孚提为师部副官长。
1915年，吴佩孚被提为第六旅少将旅长。
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讨伐。曹锟起而响应，被任命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为先锋，率全旅进驻卢沟桥、宛平。 6月，吴佩孚带领队伍对驻守丰台的张勋的"辫子军"发起进攻。吴佩孚一马当先，领兵由彰仪门进攻天坛，驻守天坛的三千"辫子军"一触即溃，大部投降。
1919年“五四”运动时曾表态反对签订有损于中国利益的巴黎和约
1923年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
1926年（民国16年）2月23日 国共两党讨伐吴佩孚
1927年吴佩孚受奉军进攻，遂于16年5月16日匆忙地离开了巩县，遁走南阳。
1927年5月27日,他率卫队逃向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随后，他流寓于四川的奉节、大足、达县等地。
1932年10月他离开成都，而是定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
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1938年6月，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请他出来当官，他也不答应。
1939年12月4日，他因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齿，受日本特务土肥原指使，日本牙医将其杀害。
吴佩孚之死. —— 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 作者：吴运乾 吴运坤 （吴佩孚之孙）
在我们开始记事的时候,亦即本世纪30年代中期前后,先祖父吴佩孚已经赋闲若干年了,其时居住在北京(时称北平)东城什锦花园胡同11号。我们的追忆仅限于幼时至1939年先祖父被害前后的所见所闻。
先祖父的晚年生活
在我们的印象中,先祖父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光头,唇上的中式胡须略见花白。最令人难忘的是他那双眼睛,炯炯有神,充满自信与威严,祥和中带有坚定与刚毅,是那种指挥若定、意志顽强的军人目光。 先祖父晚年闲居,但过的并不是“寓公”式的生活:衣无华贵,食无珍馐;中外银行无存款,家无金银、珠宝、古玩;既无三妻四妾,又无成群奴仆;没有商行店铺,没有公司股票,除住宅外也没有其它的房地产。
先祖父平时不大步出庭院,也很少与家人亲眷一堂同聚。每天的正餐,总是与旧部及幕僚们共进,或接待来访的宾客。仅在一年一度的除夕,才和家人一起吃一顿团圆夜饭,继而领导阖家进行祭祖、辞岁、拜年等例行的一套传统的节日礼仪。全家人依次行过拜礼之后,再与家人一起观看一会儿庭院中燃放的烟花爆竹。子时之后,远近亲族、宾朋、幕僚、部下等即络绎而至前来拜年,此时先祖父便被奉劝安歇去了。于是这短暂的家庭团聚即告结束。
回想先祖父的晚年生活,其主要活动内容大致有以下几项:
一、听取专人汇报由各国电台播发的世界新闻,阅读秘书从中外报刊、电台中选编的有关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内容的“摘要记录”。
二、与幕僚和部下(主要是正副参谋长、八大处长)谈话。
三、会客。
四、书画。先祖父擅长楷书与草书,绘画以墨竹、梅花为主。记得我家客厅就悬挂着他亲笔绘出的大幅墨竹与梅花,笔力遒劲,气势磅礴。他还曾给我们兄弟各自画了一幅梅花中堂和一把檀香木折扇,扇子一面是墨竹,一面是楷字写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谓八德”,上面的题款分别是“孙儿运乾”和“孙儿运坤”。 提起我们兄弟的名字,也是先祖父依据《易经》所起的,寄托了他“运转乾坤”的志向和期望。
五、著述。对于著述的内容,我们年幼,难知其详。恍惚记得,先祖父去世时,父母曾惋惜地说过:所著《春秋》未能完稿!现在想来,父母所说的《春秋》,可能就是他晚年的未竟稿《春秋正义注释》。
六、社会活动。平日他的社会活动不多,偶而参与活动的团体主要有:民间团体,如山东同乡会的赈灾活动;宗教组织,如正一堂的佛事祈祷;慈善团体,如红十字会的救济活动,等等。在社会交往方面,我们只见他经常在宅中接待来访的宾客,不见他外出去拜客。就我们所知,他从来没有外出旅游或避暑之类的活动。一有闲暇,便喜爱信步庭院赏鱼。说来有趣,院中鱼池里养有数十尾红鲤鱼,只要有人站在池边鼓掌,池中所有鲤鱼立即排列成整齐的队伍,像接受检阅一样沿着池边环游,投食之后方逐渐散去。
总之,先祖父的晚年生活绝不同于其他失败下野的军阀政客。他念念不忘的仍是“治国、安邦、平天下”,认为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负有责任,尤其不能容忍外族的侵辱。他一生自诩为关羽、岳飞和戚继光,当时社会上有“关岳吴”的赞许,我家的大门洞还悬有谢觉哉书写的大幅金匾“元敬再生”(元敬是戚继光的号)。以先祖父这样的为人和心志,后来却身陷日寇侵占下的北平,其心境和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拒当日本侵略者傀儡遭谋杀.
日本侵略者想利用先祖父与蒋介石政权的历史宿怨和在社会上的威望,企图敦劝他出山当傀儡。一时间,每日宅前车水马龙,军警林立,日特首领及形形色色的汉奸说客络绎不绝,门前经常水泄不通。在这种“外有强敌施压,内有群奸游说”的困难境遇下,先祖父始终不肯在强敌面前屈膝就范。他痛骂上门游说的大汉奸江朝宗“老而不死”,齐燮元“死无葬身之地”,还斥责汪精卫是“著名汉奸”,“无耻下贱”。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他多次对日特头子拍桌子,掷茶碗,盛气凌人。他提出了日寇不可能接受的“出山条件”:日军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包括东北三省,确保自己的实力、实权和实地。先祖父自知身处险境,谆谆教诲我父亲:不准当汉奸!
日寇意识到敦促先祖父充当傀儡的计划已告失败,于是密谋杀害先祖父,以绝后患。当时,先祖父患牙疾,延请德国医生到家中诊看,诊断需住院拔牙。因系“德国医院”,被毕生不入租界的先祖父拒绝。日本当局得知后,强行指派日医到家中拔牙,结果导致严重感染,腮部肿胀,继而高烧昏迷。试想,德国医生认为家中不具备拔牙的卫生条件,才要求住院手术,这点难道日医不懂吗?可见这是谋杀计划的一部分。
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家属欲阻拦而不得,齐燮元说:“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我们后来得知,当时是由我父亲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医用手术刀在浮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医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事后想来,这番“抢救”动作,无非是再施手脚,加速死亡。母亲从屋中出来时,痛哭失声,告诉我们:“天塌了!” 噩耗一经传出,楼上下、院内外一片大乱,哭声震天。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医,日医在众多警特掩护下鼠窜而逃。当时的情景,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还历历在目。
去世后举国哀悼
先祖父骤然辞世,举世震惊,一时其死因成了街谈巷议之“迷”。日寇利用控制北平媒体的条件,多方散布谣言,企图掩盖事实。但时隔不久,合众社、路透社、中央社等就作出了相关报道,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如中央社香港12月17日电指出: 吴佩孚将军之死,经各方面调查,得悉吴非因病致死,确系经威胁利诱,迫其发表新政权宣言,经吴拒绝,乘吴牙疾就医致死。
重庆中央政府对先祖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蒋介石摒弃历史恩怨,亲发吊丧唁电,情见乎词: 北平吴子玉先生家属礼鉴:顷闻子玉先生因患牙疾,竟致不起,噩耗传来,殊深怆悼。溯自寇患凭陵,于兹八载。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除请政府优颁饰终令典,以彰明德外,务希善体遗志,节哀顺变,藉襄大事。是所企盼。中正鱼。
身在北平的亲属得悉唁电后,设法通过路透社,于12月14日从上海发出专电。
几天后,国民政府和国防委员会追赠先祖父为“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
1940年1月24日,即在北平为先祖父移灵举殡之时,陪都重庆也召开追悼大会和各种纪念活动。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在演讲中宣称:“吴将军是一个爱国者,无论环境怎样恶劣,他始终奋斗,不改初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也说:“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论你的政见怎样,是该表钦佩的,尤其是他有大节。”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公祭的文辞极富感染力,祭文的最后几句是:“不?昊天,盍先朝露,良图永息,道路所悲,惟兹正气,百世可师,侵地待复,魂魄焉依!”
中国共产党对其一生反对外来侵略并保持晚节作出了高度评价。董必武当时这样评价先祖父: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他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民国以来北平罕见的丧事
由于身在沦陷的北平,以上的种种哀荣,我们大多是事后才逐渐知晓的。然而当时北平的大规模治丧活动,我们却是耳闻目睹、亲临其盛,很多情节至今记忆犹新。
鉴于先祖父之死在朝野引起的强烈反应,日伪当局也不得不按中国的传统习俗大办丧事,以开脱罪行,遮人耳目,蛊惑民心。而久处日寇压迫下的北平各界人士和普通百治丧处由敌伪当权者、生前部下、前朝遗老、朝野名流及亲朋好友等一百八十余人组成。为首的是齐燮元,另有蒋雁行、潘灵皋、张燕卿、劳逊五、付定一、张馥卿、陈幼孳、寇英杰、邹泉荪、冷家骥、池宗墨、王揖唐、张瑞峰、张劭溥、王实坪等。
丧事是按照传统方式举办的。先祖父身披道氅,足登云履,以全道装为寿衣(有一幅身着此装的写真油画),用一口尺码宽大的金丝楠棺木。这口棺木是在万益祥木厂找到的,号称北方第一棺,要价1.1万元。老板听说是“吴大帅”用的,仅收了木料原价7500元。
大殓时,由孝子(即先父吴道时),甥婿王实坪及属下张劭溥、洪晋彭等人协助入殓。楼下大厅被家眷、亲属、部员等数百人挤得满满的。殉葬品在殓入棺内之前,由王实坪件件大声报出名称并高高举起,向众人展示后,交孝子殓入棺内。 入殓品中,有一函《春秋正义注释》,乃先祖父历经七八年,每日不停笔写的未竟手稿,也殉殓棺内。记得书稿系手工线装,约有一尺来厚,十册左右。这是研究其思想最为宝贵、最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本应视为“立言”传给后世,不知当时是何人主张,竟当成殉葬品进棺。
12月6日是传统“接三”的日子。是日,伪南京中央政府通令各省一律下半旗致哀。伪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代表伪汪政府亲去什锦花园宅邸致祭,敌伪当局政要如多田司令官、齐燮元、江潮宗、余晋等亦先后前往。 当晚“接三送路”。警士列队,官乐队开路,亲眷相随,身穿孝服手执照路明灯的送路者数百名。
在治丧期间,北平各大著名寺院的法师、高僧,轮流诵经,时称“送经忏”,逢“七”还要在晚上加放“焰口”。当时参与丧事的有雍和宫、广济寺、法源寺、拈花寺、承寿寺、潭柘寺、碧云寺、柏林寺、贤良寺、龙泉寺、白云观、翠峰庵等。诵经时,设大幡门,法师高坐法台,诵经声、鼓乐声交汇于耳,场面宏伟而庄严,至夜方休。
平日到灵前祭奠的人流不断,有生前僚属、故友、族亲,也有许多不相识的人。每逢“七”,都有官方和民间团体举行公祭。每次公祭都要供奉“祭席”,读祭文,间或送匾额、挽联、花圈、经忏不等。官方的不外是代表当局的军、政、警、宪和各大机关,民间团体则方方面面,有宗教团体、居士团体、慈善团体、工商团体、各省同乡会团体、学校团体、戏剧团体、曲艺团体、盲人团体、聋哑团体、车夫团体,好像还有乞丐团体。
1940年1月16日,举行“点主”大典(依传统习俗,死者牌位上的“某某神主”字样,“主”字缺一点,呈“王”型,由孝子用血补上,是为“点主”)。末代清帝之师傅增湘为点主官,清代翰林潘龄皋、付定一为陪主,陈幼孳、劳之常、孙汉尘、高松筌为襄主,张馥卿、孙子涵等为司仪。“点主”为丧事中的大典,白事里的红事,大棚内用彩红色装点,灵前的白烛、白帐均改为红色,孝子孝孙换孝服为礼服(长袍马褂)。典礼庄严肃穆,以孝子(先父吴道时)所刺的中指血蘸笔,由点主官点主。灵牌安位后,举行隆重祭礼。
由于时处抗战非常时期,不便归葬蓬莱祖茔,治丧处研究议定,暂停灵于北平鼓楼西拈花寺东跨院(原为寺内菜园),借地建造三间大顶殿式的北房,名曰“武圣祠”。时值隆冬,为了等待建祠工程完竣,定为在家守灵“七七”,后又延至52天。 1940年1月24日(农历腊月十六日)是移灵日子,实际上是民族传统形式的大出殡。64人杠绣“佛”字的大棺罩,两旁各拴300尺长的白练,由送殡人牵引,缓缓行进。殡前由军、警列队开路,后边是西乐队、民乐队、古典仪仗队、各界民众团体队、影像松亭、若干匾额亭队、白柳队、纸活队、番、道、僧、尼队、僚属亲朋队、朝野军政要人步送者。孝子左手“接引幡”,右手“哭丧棒”,我们孝孙紧跟其后。灵罩后女孝眷每人乘白布小轿相随,骑兵马队殿后。
当时送殡的人数很多,虽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殡头至殡尾延绵数里,据说殡头已至天安门,殡尾尚未出灯市口。行进的路线大致从北平的东四,经灯市口、王府井,沿东长安街、天安门、西安门大街、地安门,至鼓楼西旧鼓楼大街大石桥胡同拈花寺。北平的老百姓自发地参加葬礼,以此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感和对日寇的愤懑。沿途的楼窗里、阳台上、街道旁的观殡民众,人潮如海。途中搭有很多席棚进行路祭。殡队边进边停,极为缓慢,从早晨出发至黄昏才抵达,几乎行进了一天。当时报称,此乃民国以来北平罕见的盛举姓,则以各种形式吊唁发丧,直至出殡时万人空巷,表达了他们的哀恸和愤慨。 匾额挽联等不计其数.
先祖父治丧期间收到的祭文、挽联、匾额甚多。当时什锦花园住宅的正院、东院以及大门外胡同均高搭席棚,棚中挂满了各界送来的匾额、挽联、花圈、佛幡、万民旗、万民伞、帐料等,不计其数。家人曾专门抄录于册,多年珍藏,惜乎失于“文革”动乱。现在只能就记忆所及和手头的一些材料,挂一漏万地补记一些。
匾额的题词有:名垂宇宙,武圣,关岳吴,大义先觉,乃圣乃神,至大至刚,乾坤正气等。
挽联收受甚多,目前能找到的只有先祖父青年时的同窗挚友李际春的两幅及附文:
第一幅:不爱钱,不蓄妾,不入租界,执简以书,是为真不朽; 同投军,同就学,同拯国难,扶棺痛哭,岂独念私情。
第二幅:是奇男子,是真将军,家国系安危,斯人胡可死? 为天下忧,为民众惜,行藏系劫数,天道竞难论!
[附文]:孚威之丧,举国同戚。况四十年间叨在契未,噩耗传来,能无心痛?前联情犹未尽,再志数语,以志将军之亡,为天下同悲,非一二人之私痛也。时艰未艾,吾与谁谋?天其犹未厌乱欤!悲夫!
凡来祭奠的政府机关、各类团体和朝野要人均有祭文。现就所存,摘录两则如下:
山东同乡会祭文: ……何来厄运,如沸如羹,虫沙化幻,风鹤时惊,东山在望,如望雨零。胡天不吊,劫数相仍。催我柱石,坏我长城。云霄惨淡,忽陨将星。况关梓谊,悼痛何胜,所堪共信,正气充盈。精神不死,虽死犹生……
汇文小学师生公祭文: ……蓬莱境,东海滨,诞生大英雄,处忧患,如安居,志在拯救愚蒙。众民皆感戴,将来定成功。到现在,成往事,徒留身后名。嗟呼!痛心哉!……近年来,隐居在北京城隅,不贪财,不怕死,不住租借地。善绘画,兼真草,乐此无聊耳……日月失光兮,又逢黑云幕幕,天地色变兮,伟人骤而远逝。前途茫茫,是谁来挽救疮痍?我众无法。只有仰天长叹息。蹉呼!痛心哉!民也何辜?竟去了救国神裔。
抗战胜利后隆重公葬
先祖父灵柩在拈花寺暂厝历经七年之久,直至1946年12月才安葬于北平西郊玉泉山西麓自家购买的茔地。
抗战胜利后不久,邓锡侯、杨森等先祖父生前的故交挚友,从四川抗日后方先后飞来,并由他们倡议发起了公葬活动。当时的南京国民中央政府发来了明令褒电:“故吴上将军佩孚,于沦陷期间,忠贞不屈,大节凛然,为国殒没。为表彰忠烈,追赠陆军上将衔。”并以“故旧袍泽”及“平市各界”的名义发起公葬。
当时贵州省主席杨森主持具体事宜,组成了以行政院长孔祥熙、华北行辕主任李宗仁为主任委员的“蓬莱吴上将军营葬委员会”,登报启事与向全国各省市地方发函并举,募捐公葬费。
坟地是自家在玉泉山西麓陆续购买的,约计40亩。选用“玉泉”其地,寓意有三:先祖父生前以“关、岳”自喻,关羽死后曾在“玉泉”显灵,遂以为“圣地”;玉泉之玉,正合其字“子玉”;而清澈洁净的玉泉水象征其洁如白玉的品格永远流传。 当时募集的公葬费本相当可观,因此墓地的设计极为雄伟宏大。从图纸上看,坟茔高大,石座玉栏,还有碑亭、神路、石人、石兽、阳宅和树木围墙,可称蔚为大观。然而随着当时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只建成了一座坟墓宝顶(水泥碹)和一个为掩埋墓门的土台,就用尽了巨额的募款。结果坟地成了个简陋的半成品,连墓碑都未能建成。
1946年12月15日,拈花寺举行了隆重的安葬前夕的大祭。灵堂前悬挂着蒋中正赠的“正气长存”匾额。北平市长何思源作为蒋的代表主祭并宣读祭文,另有政要人士、朝野名流、部下属员、亲朋好友等前来祭奠。由于葬费殆尽,只能一切从简。 1946年12月16日是安葬之期,国民政府明令全国下半旗致哀。时逢隆冬,运灵是辆扎彩棚的大型军车,送葬的是长长的汽车队。车队行经鼓楼、交道口、王府井大街、东西长安街、西单、西四、新街口,出西直门到玉泉山,一路人山人海。安葬后,由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站在寒风凛冽的简陋墓地上,向众人作了简短讲话,而后由李宗仁、何思源率领送葬来宾进行公祭。礼仪简单而庄重。 坟茔现状.
先祖父坟茔的确切地址现为北京海淀区四季青乡西洪门村,当地人依坟冢之形称之为“大宝顶”。 先祖母张佩兰于1949年10月15日病逝,即合葬于此墓内。先父吴道时在1951年7月15日去世,葬于墓前,只培了一土坟。1957年秋三祖母陈佩秋病逝,与已故二十余载的三祖父吴文孚合葬于墓边培一土坟。
经过土地改革,墓地以树木为界,划了十亩为私家坟地。1952年,政府曾颁发由北京市长彭真签署的《土地所有权证》。 “文革”中,墓地惨遭破坏。“大宝顶”上面被砸出几个大窟窿,土台没有了,地下墓门露出多半截,墓中棺木亦被毁。墓地上的树木和三祖父母、父亲的土坟都不复存在。
我们经数年酝酿,于2002年6月全家集资对墓地做了简单修补。主要是补好幕顶的窟窿,封墓门于台下。同时立了一块简朴的普通石碑,上书: 吴佩孚 张佩兰之墓.
2002年7月27日,修补竣工。孙、曾孙、玄孙三辈子女举行了简单的家祭,并撰祭文曰:
时光之飞逝兮,往事其如烟;
风云之变幻兮,阴晴其相间;
灾难之袭劫兮,尚存其主垣;
孙辈之尽心兮,略补其破残;
修葺之惊扰兮,宽恕其千万;
今日之告竣兮,奉祖其寝安;
列祖之圣灵兮,佑孙其平安;
后世之无忧兮,永眠其玉泉。
吴佩孚后代概况.
吴道时，字智中，1909年农历8月12日生，1950年农历7月15日逝世，年41岁。吴道时是吴佩孚之弟吴文孚的独子，自幼为吴佩孚嗣子。吴佩孚兄弟三人，其兄夭折，其弟又早逝，除吴道时外未有其他子女。因吴佩孚尊崇儒学反对洋学，吴道时少年未入“洋学堂”读书，只是延请家教攻读经书。19岁时曾被授予少将军衔。1928年与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的张绍曾之女张义先结婚。1932年吴佩孚到北京后，吴道时侍奉膝下，不曾再任军政职务。1939年吴佩孚被日寇杀害，吴道时谨遵“不当汉奸”的遗训，自此赋闲在家。1946年冬，扶吴佩孚灵柩安葬于北京玉泉山。1948年，吴道时患心脏病并发肝硬化，卧床两年有余，于1950年农历7月15日病故于北京。
吴道时有二子：长子吴运乾，次子吴运坤。
吴运乾，1929年生，1949年毕业于北京育英中学，1956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1951年与张亚男女士结婚。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先后在天津师范学校、第六干部中学、河西业余大学、天津市广播电视大学任教。1988年任副教授，1990年退休。2006年因突发脑血栓去世。
吴运坤，1931年生，1950年毕业于北京育英中学。同年与余益慧女士结婚。先后在冶金部驻津办事处、天津近代化工厂工作，1991年退休。
吴运乾有三子：长子吴晞，次子吴晔，三子吴星。
吴晞，1955年生，1972年天津九十中学毕业后到河北省广宗县下乡，198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先后在北京大学、国家文化部、深圳图书馆任职，现任深圳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1982年与靳萍女士结婚，1983年生一女吴紫嫣。
吴晔，1959年生，1976年天津耀华中学毕业，1978年天津公用局技校毕业，同年到天津客车修配厂工作，现于天津高速公路管理处就职。1985年与张德敏女士结婚，1987年生一女吴紫微。
吴星，1961年生，1980年天津体育馆中学毕业，1984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城建系毕业，同年到北京热力公司工作，现任北京热力集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7年与刘燕女士结婚，1991年生一女吴紫菲。 吴运坤生有二子：长子吴昀，次子吴暐（日韦）。
吴昀，1958年生，1975年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后参军，1978年复员后到工商银行工作。1989年天津河西职工大学金融专业毕业，2003年获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工商银行天津分行南开支行行长、高级经济师。1983年与邢瑛华女士结婚，1984年生一子吴岩泽。
吴暐，1965年生，1983年天津和平中学毕业，1985年天津公用局技校毕业，同年到天津第一煤气厂工作，现于新华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任职。1990年与王毅红女士结婚，1993年生一女吴紫舒。
按《吴佩孚后代概况》一文是吴佩孚长孙吴运乾教授生前为郭剑林教授著《吴佩孚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所撰写的附录。因出版社差误，错将郭剑林教授旧作《一代枭雄吴佩孚大传》（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的同名附录刊入，故情况陈旧不符。现根据作者原稿订正。凡与以上情况不符者，均属讹传。
生平经历.
军阀吴佩孚的复杂人生. 北洋军阀吴佩孚（1874-1939年），在历史教科书中已被定性为反面人物，然而其人生历程却十分复杂，有时还带着一些传奇色彩。
他是山东蓬莱人，本是一介书生，22岁考上秀才 ，但次年即因得罪家乡的官吏、豪绅而被革除功名还被通缉，通过科举考试飞黄腾达的梦想破灭了。他逃到北京生活无着，靠占卦算命来糊口，1898年在天津投军，从此披上戎装。 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为抢夺我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发生战争，他被派任日方间谍，化装成肩挑小贩，冒险混入俄军地盘刺探情报，立了功；因敢作敢为而被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看上，两年后当上了管带（营长）。此后积极投身军阀混战并大有“斩获”，很快晋升为团、旅、师长，不几年就拥兵数十万，被封为“孚威上将军”，盘踞于洛阳，控制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还遥控北京的曹锟政府，成了实力最强的军阀。由于他会写诗、绘画，字也写得颇好，因此有“儒将”之誉，他也常以此自豪。
可是这位“儒将”却缺乏儒家所宣扬的“仁”道，他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龙泉剑斩血汪洋”，对其他军阀毫不手软，对芸芸众生的命运更不屑一顾。1921年与湘军打仗时竟下令掘开簰州的长江大堤，致使许多无辜百姓葬身鱼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取自由、人权举行大罢工，他残酷地镇压，制造了著名的“二七大惨案”，为自己的历史写下了最黑的一页。
他50寿庆之时，正是权势鼎盛之日，各地的军政要人和文化名人、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云集洛阳，清废帝溥仪也派出其“摄政王”前来祝贺。连曾名震朝野的维新派首领、著名学者康有为也大拍马屁，献寿联云：“牧野鹰扬，百岁功勋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表现了这个“大帅”叱咤风云的气概，还吹捧他更壮观的未来。
但是这只“鹰”、“虎”的前景并不美妙。此人虽然精明、狠辣，然而因逆时代潮流而动，终于一败涂地。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他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并上阵督战，亲手枪杀了几名后退的官兵，然而也抵挡不住革命洪流。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他大势已去，可是不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而是在国内辗转流亡。
1927年5月27日，他率卫队逃去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时，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他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他定于第二天清早开拔，可是地方绅士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雅兴”大发，欣然应允，即席撰写了多首（副）诗联。在赠给乡绅杨星如的诗中，有“天落泪时人落泪，哭声高处歌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之句，流露出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还不客气地谴责了地主豪绅们的罪恶，令人刮目相看。弄文舞墨的“雅兴”救了他一命。当天上午，其先头部队中了悍匪索金娃的埋伏而狼狈不堪，连秘书长张煌言也被乱枪击毙了，他却因推迟出发而安然无恙。
随后，他流寓于四川的奉节、大足、达县等地，卫队、随员星散，靠依附当地军阀为活。1931年7月在成都参观昭觉寺时，特地穿上袈裟拍照，还赋诗二首。第一首是：
英雄不避杀身凶，何况空门老梵宫。
偏有情丝难遽断，双行血泪洒秋风。
“空门”和“梵宫”都指佛寺。诗意是：我向来将生死置之度外，又岂怕在寺院里终老？但因“情丝”（对世事的千丝万缕关系）难以砍断，所以不能皈依佛门。此时他仍以“英雄”自命，却自知不能东山再起，于是只好“两行血泪洒秋风”，散发出“末路”的凄凉。
第二首的内容比较简单，只是说自己虽然不当和尚，但“此后深山同佛”，表明不再过问世事，意思是要有关人士放心。
然而他在1932年10月离开成都后，并没有选择深山作归宿之地，而是定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主要靠“世侄”张学良给“补助费”维生，还写了一副对联：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怡性，真个解甲归田。
虽然没有“灌园”、“归田”，但对联总体是真实的。此人虽然浑身血腥，但尚知道坚持民族立场。1919年“五四”运动时曾表态反对签订有损于中国利益的巴黎和约；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1938年6月，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请他出来当官，也不答应。可是他却接受伪京津卫戍司令齐燮元的聘请，当有名无实的“特高顾问”，每月领“车马费”数千元。齐燮元原是他的部下，他接受这一照顾，可说是由于“袍泽之谊”，但也不能不这样，因为当时张学良已成了囚徒，不能再给予“补助”了。他的态度自然不会让日本侵略者高兴。次年12月4日，他因吃羊肉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齿，日本特务芳太郎介绍一个日本医生为他治疗，却得了败血症，离奇地结束了一生。 杨光治 光明网
吴佩孚晚节可赞. 北洋军阀吴佩孚自1926年被国民革命军击败后，便在政坛上消声匿迹。抗战爆发后，日敌多方引诱吴氏出山，但吴终未附逆。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北平居民纷纷南下避敌，吴佩孚却难舍他的北平旧宅。这样日伪便首先以“吴大帅已进入东交民巷（旧使馆）” 为题发表消息，以为吴氏有意迎逢。吴氏怒言：余虽未南下，但北平也是中国领土，余死也要死于中国土地上。 北平敌酋土肥原问吴是否愿意在中日之间呼吁和平息战？吴说， 贵国被认为是中国兄弟之邦，但观今日在中国之举动，已不是兄弟之邦应有的行为了；此时中国是因被压迫太甚而不得已应战；我赞成议和，但条件是：贵国军队应首先撤离中国领土。
吴佩孚晚年始终坚持“行动三原则”：不派亲信去东京；拥护主持全国抗战之国民政府；不发表任何求和之通电。
镇江焦山上的石刻吴佩孚书佛经
（吴佩孚书法） 备 注： 中国北洋军阀直系首领 原裱.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生于1874年旧历三月初七（说来也巧，其生日竟和我相同）。因其字子玉，故人称玉帅。 吴是个民国军阀，大家都清楚。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吴佩孚，有两点较为突出。其一：吴下令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酿成“二七惨案”；其二：吴乃北伐战争的三大对象之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 手握重兵傲视天下的一代枭雄，留给后人的竟只有这两个背影，真是莫大的耻辱和悲哀。玉帅虽于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我颇爱其为人，甚至引为隔世之交，所以想用我的不力之笔稍洗其旷世之冤。因而戏作《吴佩孚小传》，供朋友赏玩。其实“作”字难当，“述而不作”更为恰当。本文只是把一本书简化成了一篇文章。 吴佩孚是个秀才，中秀才的第二年却因得罪本地豪强而逃离家乡，到北京算命糊口。论学历，吴秀才比之军阀中“马牟”“胡子”出身之流，文化程度自然是高得多。不过在“读书人”中却是个不入流之辈，日后荣享“儒帅”之名实属誉之过甚。 话说吴在北京算卦，整天喝着呼呼猎猎的北风，说着渺渺茫茫的鬼话。却也难以为生，饥一顿饱一顿，有稀的没稠的。一天，被堂兄亮孚偶然撞着，亮孚见他落魄如此，便劝他去投军。当真是“听兄一席话，胜算三年卦”，佩孚从此便弃笔从戎。 吴在军中从“戈什哈”做起，被一位名叫郭绪栋的师爷慧眼识英，保送入军官学校。因作间谍有功，逐步升为管带（营长），这时却又碰见当年在家乡得罪的那位豪强。吴非但没有“以牙还牙”反而与之殷殷叙旧，款待非常。原因何在呢？吴是这样想的：如果不是当年被他赶出家乡，我今天怎能当上管带呢？ 吴继续往上爬，营长升为团长，团长升为副师长。需要说明的是，吴一直在曹锟手下，只是不为曹所知。一天在长沙开会，吴在会上致词，在场的汤芗铭听了大加赞赏。汤芗铭当时以海军中将督湘。汤于是向曹锟“借将”，曹到此时才发现自己手下竟有这样一位英才。回去之后，便把吴找来谈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什么奇俊之处。这位曹公的可爱之处就在于“用人不求甚解”，他深信汤的眼光不会错，自此便对吴大为器用。 民国六年，曹锟受命攻湘，以吴为前敌指挥，率师南下。吴深信“兵贵神速”，更以“不怕死”著称。往往头裹青布，胯下一匹骏马，马蹄得得，英姿飒爽而为士卒先。此役他下岳州、占长沙，直趋衡阳，势如破竹。可谓是一战成名。吴扬名天下自此役始。 此次攻湘之战，吴功劳最高，湘省的地盘却被段祺瑞授予寸功未得的张敬尧。张乃一暴虐军阀，常常纵兵四掠，与吴之治兵严整鲜明对照。吴到衡阳之后，休兵不进，日日饮酒赋诗，又与湘军互通信使。 潘家园书画
（1924年，吴佩孚上了美国的时代周刊） 吴佩孚宁死不当汉奸 百姓祭奠撒纸钱600多斤. 什锦花园胡同属东城区景山地区，是东四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五条胡同。胡同东段曲折，自东向西沟通东四北大街和大佛寺东街，长600米。明代， 胡同西段称“红庙街”，东段称“适景园”，因成国公朱能在此建有私家园林“适景园”而得名，清乾隆时称“石景花园”，宣统时称“什锦花园”，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什锦花园胡同”。 什锦花园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什锦花园11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是一座占地面积4200多平方米的院落。 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公逆产清管局管理处1950年调查，当年该院内部分东、中、西三个院落，共有房屋167间，包括凉亭1座、游廊40间。中院为主体建筑，在“巽”位建广亮大门①，院内有南房10间(带抄手廊的瓦房)，西式三层楼房1座(56个房间)，北房10间(带抄手廊的平顶砖房)；东院均为带抄手廊的瓦房，有南房5间、腰厅8间、北房5间、东西厢房各3间；西院有南房5间(瓦房)，腰厅5间(3间为带抄手廊的瓦房、两间耳房)，北房5间(3间为带抄手廊的瓦房、两间耳房)。
（吴佩孚故居） 院内房屋除20间倒座儿南房外，其余的均集中建在院子北部，庭院显得宽敞豁亮，用游廊隔成三个院落，几株古树点缀其间，既增加了历史厚度，又能引人遐想。 此宅原 为北洋政府行政长官薛之珩的公馆，经时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出资修葺一新后，吴佩孚于1932年入住，直到1939年12月4日辞世。世人遂称什锦花园11号为“吴公馆”。 20世纪50年代初，吴佩孚之孙吴运坤将此宅出售，先后为军委民用航空局、国家计委综合运输研究所、东城区人事局的办公用房，现为东城区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办公用房。 现在院内的主要建筑为南北两座办公楼，不过，东院自腰厅往北的四合院仍在，西院的3间腰厅仍在，中院的倒座儿南房虽被拆除抄手廊但基本格局未变，广亮大门虽被封闭为房屋但当年的气势犹存，尤其是院内的几株古树仍然根深叶茂。 吴佩孚(1873-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1922年直奉战争后，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曾拥兵50万，是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因其年轻时在家乡考取过秀才，故在北洋军阀中有“儒将”之称。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兵败。1925年春，吴佩孚率决川号和睿蜀号两艘军舰经武汉、过洞庭湖前往岳州居住，在路过武汉时曾吟诗一首——“天风吹我过江城，万户无声犬不惊，可惜清明平旦气，都从梦里误平生”。 吴佩孚作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在军阀混战中涂炭生灵、其罪重矣，尤其是在1923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血腥屠杀罢工工人和共产党员，亲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是“二七惨案”的罪魁祸首。然而，吴佩孚在民族气节方面却大节不亏。
（吴佩孚书法） 在五四运动中，吴佩孚公开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说:“大好河山，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 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并要求释放学生，收回青岛。五四运动直接目标之一是拒签巴黎和约，即“外争国权”。但当时却有所谓“两害取轻，毅然签字”的叫嚣。对此，吴佩孚联络谭延闿、赵恒惕、冯玉祥等61名南北将领公开通电表示反对签约。吴佩孚说:“顷接京电，惊悉青岛问题有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并驳斥了“两害取轻”的论点，说:“如谓不签字则失英、法、美诸国之感情，亦未闻有牺牲本国绝大之权利，而博友邦一时之欢心者。”最后吴佩孚以极为尖锐的措词痛斥日本侵华野心，再次表示军人的爱国之责，不惜对日一战。一时，吴佩孚有“爱国将军”之美誉。 1932年，已经兵败下野多年的吴佩孚定居北平，受到张学良的隆重欢迎。可是，吴佩孚却曾当面大骂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日本侵略者，痛失东北。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吴佩孚坚决不入外国租界，仍然住在什锦花园11号，顶住了日本侵略者的软硬兼施，宁死不当汉奸。 日本侵略者侵占北平后，自认为吴佩孚可以利用。于是，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汉奸齐燮元等相继粉墨登场，劝吴佩孚“出山”。一时间，“吴公馆”门前车水马龙、说客盈门。但是，吴佩孚却提出“出山”的先决条件是日军先撤出北平，使说客们碰了钉子。 日本侵略者见软的不行，便来硬的。强迫吴佩孚举行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对“日中议和”的态度。事先，土肥原贤二拟了题为“一切赞成日方主张”的稿子，要求吴佩孚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同时，还伪造了一封吴佩孚主张“日中议和”的通电在报刊上公布。吴佩孚通过家属向美国记者郑重声明，否认此事，以正视听。
（晚年吴佩孚） 在记者招待会上，日方向与会的130多位中外记者散发他们伪造的吴佩孚发言稿。但吴佩孚将“发言稿”弃之不用，却发表了自己对和平的看法，提出了包括“日本无条件撤军”和 “中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等中日和平的先决条件，并说明一切均以发言为准，会上印发的稿件是假的。然后，对于记者提问一律笑而不答，使日本侵略者大丢其脸。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辞世，享年66岁，距举行记者招待会仅10个月。关于吴佩孚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曰病逝，一曰惨遭日本人的毒手。 吴佩孚逝世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立即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唁电，表彰吴佩孚“精忠许国，大义炳耀”；最高国防委员会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 在北平成立了由社会名流和生前友好180多人组成的“吴上将军治丧处”；治丧期间赴吴邸吊祭者达数千之众；出殡之时更是万人空巷，从什锦花园胡同的“吴公馆”到德胜门内的拈花寺，京城撒纸钱高手绰号“一撮毛”的全福沿途撒纸钱600多斤。 伴随着长长的送葬队伍，层层纸钱顺着风势直上云霄，在空中回旋、翻飞，似漫天大雪。在寒冷的冬季，在日寇铁蹄下的北平，这种场面自然让人感受到“遗民泪尽胡尘里”的悲凉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企盼。 金羊网 2009-05-04
（吴佩孚书法） 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 在我们开始记事的时候，亦即本世纪30年代中期前后，先祖父吴佩孚已经赋闲若干年了，其时居住在北京（时称北平）东城什锦花园胡同11号。我们的追忆仅限于幼时至1939年先祖父被害前后的所见所闻。 先祖父的晚年生活 在我们的印象中，先祖父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光头，唇上的中式胡须略见花白。最令人难忘的是他那双眼睛，炯炯有神，充满自信与威严，祥和中带有坚定与刚毅，是那种指挥若定、意志顽强的军人目光。 先祖父晚年闲居，但过的并不是“寓公”式的生活:衣无华贵，食无珍馐；中外银行无存款，家无金银、珠宝、古玩；既无三妻四妾，又无成群奴仆；没有商行店铺，没有公司股票，除住宅外也没有其它的房地产。 先祖父平时不大步出庭院，也很少与家人亲眷一堂同聚。每天的正餐，总是与旧部及幕僚们共进，或接待来访的宾客。仅在一年一度的除夕，才和家人一起吃一顿团圆夜饭，继而领导阖家进行祭祖、辞岁、拜年等例行的一套传统的节日礼仪。全家人依次行过拜礼之后，再与家人一起观看一会儿庭院中燃放的烟花爆竹。子时之后，远近亲族、宾朋、幕僚、部下等即络绎而至前来拜年，此时先祖父便被奉劝安歇去了。于是这短暂的家庭团聚即告结束。 回想先祖父的晚年生活，其主要活动内容大致有以下几项: 一、听取专人汇报由各国电台播发的世界新闻，阅读秘书从中外报刊、电台中选编的有关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内容的“摘要记录”。 二、与幕僚和部下（主要是正副参谋长、八大处长）谈话。 三、会客。 四、书画。先祖父擅长楷书与草书，绘画以墨竹、梅花为主。记得我家客厅就悬挂着他亲笔绘出的大幅墨竹与梅花，笔力遒劲，气势磅礴。他还曾给我们兄弟各自画了一幅梅花中堂和一把檀香木折扇，扇子一面是墨竹，一面是楷字写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谓八德”，上面的题款分别是“孙儿运乾”和“孙儿运坤”。 提起我们兄弟的名字，也是先祖父依据《易经》所起的，寄托了他“运转乾坤”的志向和期望。 五、著述。对于著述的内容，我们年幼，难知其详。恍惚记得，先祖父去世时，父母曾惋惜地说过:所著《春秋》未能完稿！现在想来，父母所说的《春秋》，可能就是他晚年的未竟稿《春秋正义注释》。 六、社会活动。平日他的社会活动不多，偶而参与活动的团体主要有:民间团体，如山东同乡会的赈灾活动；宗教组织，如正一堂的佛事祈祷；慈善团体，如红十字会的救济活动，等等。在社会交往方面，我们只见他经常在宅中接待来访的宾客，不见他外出去拜客。就我们所知，他从来没有外出旅游或避暑之类的活动。一有闲暇，便喜爱信步庭院赏鱼。说来有趣，院中鱼池里养有数十尾红鲤鱼，只要有人站在池边鼓掌，池中所有鲤鱼立即排列成整齐的队伍，像接受检阅一样沿着池边环游，投食之后方逐渐散去。 总之，先祖父的晚年生活绝不同于其他失败下野的军阀政客。他念念不忘的仍是“治国、安邦、平天下”，认为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负有责任，尤其不能容忍外族的侵辱。他一生自诩为关羽、岳飞和戚继光，当时社会上有“关岳吴”的赞许，我家的大门洞还悬有谢觉哉书写的大幅金匾“元敬再生”（元敬是戚继光的号）。以先祖父这样的为人和心志，后来却身陷日寇侵占下的北平，其心境和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拒当日本侵略者傀儡遭谋杀 日本侵略者想利用先祖父与蒋介石政权的历史宿怨和在社会上的威望，企图敦劝他出山当傀儡。一时间，每日宅前车水马龙，军警林立，日特首领及形形色色的汉奸说客络绎不绝，门前经常水泄不通。在这种“外有强敌施压，内有群奸游说”的困难境遇下，先祖父始终不肯在强敌面前屈膝就范。他痛骂上门游说的大汉奸江朝宗“老而不死”，齐燮元“死无葬身之地”，还斥责汪精卫是“著名汉奸”，“无耻下贱”。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他多次对日特头子拍桌子，掷茶碗，盛气凌人。他提出了日寇不可能接受的“出山条件”:日军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包括东北三省，确保自己的实力、实权和实地。先祖父自知身处险境，谆谆教诲我父亲:不准当汉奸！ 日寇意识到敦促先祖父充当傀儡的计划已告失败，于是密谋杀害先祖父，以绝后患。当时，先祖父患牙疾，延请德国医生到家中诊看，诊断需住院拔牙。因系“德国医院”，被毕生不入租界的先祖父拒绝。日本当局得知后，强行指派日医到家中拔牙，结果导致严重感染，腮部肿胀，继而高烧昏迷。试想，德国医生认为家中不具备拔牙的卫生条件，才要求住院手术，这点难道日医不懂吗？可见这是谋杀计划的一部分。 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家属欲阻拦而不得，齐燮元说:“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我们后来得知，当时是由我父亲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医用手术刀在浮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医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事后想来，这番“抢救”动作，无非是再施手脚，加速死亡。母亲从屋中出来时，痛哭失声，告诉我们:“天塌了！” 噩耗一经传出，楼上下、院内外一片大乱，哭声震天。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医，日医在众多警特掩护下鼠窜而逃。当时的情景，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还历历在目。 去世后举国哀悼 先祖父骤然辞世，举世震惊，一时其死因成了街谈巷议之“迷”。日寇利用控制北平媒体的条件，多方散布谣言，企图掩盖事实。但时隔不久，合众社、路透社、中央社等就作出了相关报道，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如中央社香港12月17日电指出: 吴佩孚将军之死，经各方面调查，得悉吴非因病致死，确系经威胁利诱，迫其发表新政权宣言，经吴拒绝，乘吴牙疾就医致死。 重庆中央政府对先祖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蒋介石摒弃历史恩怨，亲发吊丧唁电，情见乎词: 北平吴子玉先生家属礼鉴:顷闻子玉先生因患牙疾，竟致不起，噩耗传来，殊深怆悼。溯自寇患凭陵，于兹八载。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除请政府优颁饰终令典，以彰明德外，务希善体遗志，节哀顺变，藉襄大事。是所企盼。中正鱼。 身在北平的亲属得悉唁电后，设法通过路透社，于12月14日从上海发出专电。 几天后，国民政府和国防委员会追赠先祖父为“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 1940年1月24日，即在北平为先祖父移灵举殡之时，陪都重庆也召开追悼大会和各种纪念活动。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在演讲中宣称:“吴将军是一个爱国者，无论环境怎样恶劣，他始终奋斗，不改初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也说:“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论你的政见怎样，是该表钦佩的，尤其是他有大节。”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公祭的文辞极富感染力，祭文的最后几句是:“不?昊天，盍先朝露，良图永息，道路所悲，惟兹正气，百世可师，侵地待复，魂魄焉依！” 中国共产党对其一生反对外来侵略并保持晚节作出了高度评价。董必武当时这样评价先祖父: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他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民国以来北平罕见的丧事 由于身在沦陷的北平，以上的种种哀荣，我们大多是事后才逐渐知晓的。然而当时北平的大规模治丧活动，我们却是耳闻目睹、亲临其盛，很多情节至今记忆犹新。 鉴于先祖父之死在朝野引起的强烈反应，日伪当局也不得不按中国的传统习俗大办丧事，以开脱罪行，遮人耳目，蛊惑民心。而久处日寇压迫下的北平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则以各种形式吊唁发丧，直至出殡时万人空巷，表达了他们的哀恸和愤慨。 治丧处由敌伪当权者、生前部下、前朝遗老、朝野名流及亲朋好友等一百八十余人组成。为首的是齐燮元，另有蒋雁行、潘灵皋、张燕卿、劳逊五、付定一、张馥卿、陈幼孳、寇英杰、邹泉荪、冷家骥、池宗墨、王揖唐、张瑞峰、张劭溥、王实坪等。 丧事是按照传统方式举办的。先祖父身披道氅，足登云履，以全道装为寿衣（有一幅身着此装的写真油画），用一口尺码宽大的金丝楠棺木。这口棺木是在万益祥木厂找到的，号称北方第一棺，要价1．1万元。老板听说是“吴大帅”用的，仅收了木料原价7500元。 大殓时，由孝子（即先父吴道时），甥婿王实坪及属下张劭溥、洪晋彭等人协助入殓。楼下大厅被家眷、亲属、部员等数百人挤得满满的。殉葬品在殓入棺内之前，由王实坪件件大声报出名称并高高举起，向众人展示后，交孝子殓入棺内。 入殓品中，有一函《春秋正义注释》，乃先祖父历经七八年，每日不停笔写的未竟手稿，也殉殓棺内。记得书稿系手工线装，约有一尺来厚，十册左右。这是研究其思想最为宝贵、最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本应视为“立言”传给后世，不知当时是何人主张，竟当成殉葬品进棺。 12月6日是传统“接三”的日子。是日，伪南京中央政府通令各省一律下半旗致哀。伪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代表伪汪政府亲去什锦花园宅邸致祭，敌伪当局政要如多田司令官、齐燮元、江潮宗、余晋等亦先后前往。 当晚“接三送路”。警士列队，官乐队开路，亲眷相随，身穿孝服手执照路明灯的送路者数百名。 在治丧期间，北平各大著名寺院的法师、高僧，轮流诵经，时称“送经忏”，逢“七”还要在晚上加放“焰口”。当时参与丧事的有雍和宫、广济寺、法源寺、拈花寺、承寿寺、潭柘寺、碧云寺、柏林寺、贤良寺、龙泉寺、白云观、翠峰庵等。诵经时，设大幡门，法师高坐法台，诵经声、鼓乐声交汇于耳，场面宏伟而庄严，至夜方休。 平日到灵前祭奠的人流不断，有生前僚属、故友、族亲，也有许多不相识的人。每逢“七”，都有官方和民间团体举行公祭。每次公祭都要供奉“祭席”，读祭文，间或送匾额、挽联、花圈、经忏不等。官方的不外是代表当局的军、政、警、宪和各大机关，民间团体则方方面面，有宗教团体、居士团体、慈善团体、工商团体、各省同乡会团体、学校团体、戏剧团体、曲艺团体、盲人团体、聋哑团体、车夫团体，好像还有乞丐团体。 1940年1月16日，举行“点主”大典（依传统习俗，死者牌位上的“某某神主”字样，“主”字缺一点，呈“王”型，由孝子用血补上，是为“点主”）。末代清帝之师傅增湘为点主官，清代翰林潘龄皋、付定一为陪主，陈幼孳、劳之常、孙汉尘、高松筌为襄主，张馥卿、孙子涵等为司仪。“点主”为丧事中的大典，白事里的红事，大棚内用彩红色装点，灵前的白烛、白帐均改为红色，孝子孝孙换孝服为礼服（长袍马褂）。典礼庄严肃穆，以孝子（先父吴道时）所刺的中指血蘸笔，由点主官点主。灵牌安位后，举行隆重祭礼。 由于时处抗战非常时期，不便归葬蓬莱祖茔，治丧处研究议定，暂停灵于北平鼓楼西拈花寺东跨院（原为寺内菜园），借地建造三间大顶殿式的北房，名曰“武圣祠”。时值隆冬，为了等待建祠工程完竣，定为在家守灵“七七”，后又延至52天。 1940年1月24日（农历腊月十六日）是移灵日子，实际上是民族传统形式的大出殡。64人杠绣“佛”字的大棺罩，两旁各拴300尺长的白练，由送殡人牵引，缓缓行进。殡前由军、警列队开路，后边是西乐队、民乐队、古典仪仗队、各界民众团体队、影像松亭、若干匾额亭队、白柳队、纸活队、番、道、僧、尼队、僚属亲朋队、朝野军政要人步送者。孝子左手“接引幡”，右手“哭丧棒”，我们孝孙紧跟其后。灵罩后女孝眷每人乘白布小轿相随，骑兵马队殿后。 当时送殡的人数很多，虽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殡头至殡尾延绵数里，据说殡头已至天安门，殡尾尚未出灯市口。行进的路线大致从北平的东四，经灯市口、王府井，沿东长安街、天安门、西安门大街、地安门，至鼓楼西旧鼓楼大街大石桥胡同拈花寺。北平的老百姓自发地参加葬礼，以此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感和对日寇的愤懑。沿途的楼窗里、阳台上、街道旁的观殡民众，人潮如海。途中搭有很多席棚进行路祭。殡队边进边停，极为缓慢，从早晨出发至黄昏才抵达，几乎行进了一天。当时报称，此乃民国以来北平罕见的盛举。 匾额挽联等不计其数 先祖父治丧期间收到的祭文、挽联、匾额甚多。当时什锦花园住宅的正院、东院以及大门外胡同均高搭席棚，棚中挂满了各界送来的匾额、挽联、花圈、佛幡、万民旗、万民伞、帐料等，不计其数。家人曾专门抄录于册，多年珍藏，惜乎失于“文革”动乱。现在只能就记忆所及和手头的一些材料，挂一漏万地补记一些。 匾额的题词有:名垂宇宙，武圣，关岳吴，大义先觉，乃圣乃神，至大至刚，乾坤正气等。 挽联收受甚多，目前能找到的只有先祖父青年时的同窗挚友李际春的两幅及附文: 第一幅:不爱钱，不蓄妾，不入租界，执简以书，是为真不朽； 同投军，同就学，同拯国难，扶棺痛哭，岂独念私情。 第二幅:是奇男子，是真将军，家国系安危，斯人胡可死？ 为天下忧，为民众惜，行藏系劫数，天道竞难论！ [附文]:孚威之丧，举国同戚。况四十年间叨在契未，噩耗传来，能无心痛？前联情犹未尽，再志数语，以志将军之亡，为天下同悲，非一二人之私痛也。时艰未艾，吾与谁谋？天其犹未厌乱欤！悲夫！ 凡来祭奠的政府机关、各类团体和朝野要人均有祭文。现就所存，摘录两则如下: 山东同乡会祭文: ……何来厄运，如沸如羹，虫沙化幻，风鹤时惊，东山在望，如望雨零。胡天不吊，劫数相仍。催我柱石，坏我长城。云霄惨淡，忽陨将星。况关梓谊，悼痛何胜，所堪共信，正气充盈。精神不死，虽死犹生…… 汇文小学师生公祭文: ……蓬莱境，东海滨，诞生大英雄，处忧患，如安居，志在拯救愚蒙。众民皆感戴，将来定成功。到现在，成往事，徒留身后名。嗟呼！痛心哉！……近年来，隐居在北京城隅，不贪财，不怕死，不住租借地。善绘画，兼真草，乐此无聊耳……日月失光兮，又逢黑云幕幕，天地色变兮，伟人骤而远逝。前途茫茫，是谁来挽救疮痍？我众无法。只有仰天长叹息。蹉呼！痛心哉！民也何辜？竟去了救国神裔。 抗战胜利后隆重公葬 先祖父灵柩在拈花寺暂厝历经七年之久，直至1946年12月才安葬于北平西郊玉泉山西麓自家购买的茔地。 抗战胜利后不久，邓锡侯、杨森等先祖父生前的故交挚友，从四川抗日后方先后飞来，并由他们倡议发起了公葬活动。当时的南京国民中央政府发来了明令褒电:“故吴上将军佩孚，于沦陷期间，忠贞不屈，大节凛然，为国殒没。为表彰忠烈，追赠陆军上将衔。”并以“故旧袍泽”及“平市各界”的名义发起公葬。 当时贵州省主席杨森主持具体事宜，组成了以行政院长孔祥熙、华北行辕主任李宗仁为主任委员的“蓬莱吴上将军营葬委员会”，登报启事与向全国各省市地方发函并举，募捐公葬费。 坟地是自家在玉泉山西麓陆续购买的，约计40亩。选用“玉泉”其地，寓意有三:先祖父生前以“关、岳”自喻，关羽死后曾在“玉泉”显灵，遂以为“圣地”；玉泉之玉，正合其字“子玉”；而清澈洁净的玉泉水象征其洁如白玉的品格永远流传。 当时募集的公葬费本相当可观，因此墓地的设计极为雄伟宏大。从图纸上看，坟茔高大，石座玉栏，还有碑亭、神路、石人、石兽、阳宅和树木围墙，可称蔚为大观。然而随着当时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只建成了一座坟墓宝顶（水泥碹）和一个为掩埋墓门的土台，就用尽了巨额的募款。结果坟地成了个简陋的半成品，连墓碑都未能建成。 1946年12月15日，拈花寺举行了隆重的安葬前夕的大祭。灵堂前悬挂着蒋中正赠的“正气长存”匾额。北平市长何思源作为蒋的代表主祭并宣读祭文，另有政要人士、朝野名流、部下属员、亲朋好友等前来祭奠。由于葬费殆尽，只能一切从简。 1946年12月16日是安葬之期，国民政府明令全国下半旗致哀。时逢隆冬，运灵是辆扎彩棚的大型军车，送葬的是长长的汽车队。车队行经鼓楼、交道口、王府井大街、东西长安街、西单、西四、新街口，出西直门到玉泉山，一路人山人海。安葬后，由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站在寒风凛冽的简陋墓地上，向众人作了简短讲话，而后由李宗仁、何思源率领送葬来宾进行公祭。礼仪简单而庄重。 先祖父坟茔的确切地址现为北京海淀区四季青乡西洪门村，当地人依坟冢之形称之为“大宝顶”。 先祖母张佩兰于1949年10月15日病逝，即合葬于此墓内。先父吴道时在1951年7月15日去世，葬于墓前，只培了一土坟。1957年秋三祖母陈佩秋病逝，与已故二十余载的三祖父吴文孚合葬于墓边培一土坟。 经过土地改革，墓地以树木为界，划了十亩为私家坟地。1952年，政府曾颁发由北京市长彭真签署的《土地所有权证》。 “文革”中，墓地惨遭破坏。“大宝顶”上面被砸出几个大窟窿，土台没有了，地下墓门露出多半截，墓中棺木亦被毁。墓地上的树木和三祖父母、父亲的土坟都不复存在。 我们经数年酝酿，于2002年6月全家集资对墓地做了简单修补。主要是补好幕顶的窟窿，封墓门于台下。同时立了一块简朴的普通石碑，上书: 吴佩孚 张佩兰之墓 2002年7月27日，修补竣工。孙、曾孙、玄孙三辈子女举行了简单的家祭，并撰祭文曰: 时光之飞逝兮，往事其如烟； 风云之变幻兮，阴晴其相间； 灾难之袭劫兮，尚存其主垣； 孙辈之尽心兮，略补其破残； 修葺之惊扰兮，宽恕其千万； 今日之告竣兮，奉祖其寝安； 列祖之圣灵兮，佑孙其平安； 后世之无忧兮，永眠其玉泉。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4年第4期 作者：吴运乾 吴运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