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琅琊，或作琅邪，史称越王勾践灭吴后，为进一步经营北方，逐鹿中原，便迁都于此。《越绝书·记地传》云：“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此事《吴越春秋·伐吴外传》说在勾践二十五年，也即越灭吴之次年(前472)。然其时勾践正忙于收拾残局，整治国土，以奠定基业，匆促迁都有悖于常理。故当以今本《竹书纪年》所记“於越徙都琅琊，在晋出公七年”为确。晋出公七年即勾践二十九年(前468)，“是岁越使舌庸来正邾鲁之界，公与盟平阳，盖即越北徒时也”。
陈可畏同志曾对此进行考证，力辨其误。主张传统说法中的山东胶南县之琅琊，在越灭吴之前，就是齐国南部的一个邑，春秋至西汉文献中未见越国同齐交战，更没有从齐国手里夺取琅琊作为都城的记载，《吴越春秋》、《越绝书》所谓勾践迁都琅琊之说破绽很多，对越迁都琅琊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质疑。陈先生还进一步分析，认为琅琊台应为秦始皇所筑，是一座行宫，然由于陈胜、吴广起义后，秦朝的一切遭到了否定，于是越王勾践成了修筑琅琊台的冒名人，勾践迁都琅琊之说也就随之产生。
杨宽先生则确信越国曾一度迁都琅琊，近人怀疑这个记载不可靠，是错误的。钱林书同志更就此问题进行全面论证，主张越国迁都琅琊，史书记载确凿可信。琅琊距离齐国甚远，春秋后期吴王夫差曾北上伐鲁伐齐，吴国境到达山东南部，与齐交界。越灭吴后，尽得吴之故地，为了争霸，掠取更多的贡赋，就有必要北上迁都琅琊，而琅琊作为国都的条件是具备的，不能因其记载只见于汉人著作，便认为不可信。
拜读陈、钱先生大作后，获益匪浅，钦佩之余，然又稍嫌不足。按琅琊台，原称观台，即《吴越春秋·勾践伐吴》所载越王勾践兴建的“周七里，以望东海”的观台。《山海经·海内东经》云：“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晋郭璞注：“今琅琊在海边，有山嶕峣特起，状如高台，此即琅琊台也。琅琊者，越王勾践入霸中国之所都。”《汉书·地理志》“琅琊县”下班固自注：“越王勾践曾治此，起馆台，有四时祠。”《越绝书》和《吴越春秋》除载勾践迁都琅琊外，还载及勾践于绍兴越都郊外的独山自治大冢后因迁都而冢不成和勾践欲发允常墓以徒琅琊之事。至北魏郦道元《水经·潍水注》则云：“琅琊，山名也，越王勾践之故国也。勾践并吴，欲霸中国，徒都琅琊。”可见越国确有迁都琅琊之举。诚然，上述史料多出自汉代及后人之手，去越颇远，不可盲从。但是，先秦著作却也并非无涉，《墨子·非攻中》曰：“东方有莒之国者，其为国甚小，间于大国之间，不敬事于大，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是以东者越人来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间者，以是攻战也。”文中莒的国都在今山东莒县，正位于琅琊之西，从“东者越人来削其壤地”句，可证琅琊确为越都所在。
《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曰：“(前468年)春，越子使舌庸来聘，且言邾田，封于骀上。二月，盟于平阳。”《战国策·齐策五》也载：“昔者莱、莒好谋，陈、蔡好诈，莒恃越而灭，蔡恃晋而亡。”又《孟子·离娄下》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说苑·立节》：“越甲至齐，雍门子狄请死之。齐王曰：'矢石未交，长兵未接，子何务死之'……雍门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鸣吾君也'……遂刎颈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齐王有臣钧如雍门子狄，拟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归。”尤为重要的是：公元前415年，即越王朱句三十四年时，越国灭滕，翌年又灭郯。《战国策·魏策四》还载：“缯恃齐以悍(捍)越，齐和子之乱而越人亡缯。”上述越国灭滕、灭郯、亡缯、削莒、侵齐之举多在山东，说明越曾拥有重兵活动于此。我们不难设想：倘越都仍在遥远的绍兴，一旦战争爆发，从报信到出兵，颇费时日，越兵再强，开赴山东已是强弩之末，难同齐晋较量，更不用说挟制莒国，灭滕灭郯，与诸侯会盟徐州，尊辅周室，号令中国了。正因为越灭吴后，不断拓土掠地，上征上国，震惊海内，故“宋、郑、鲁、卫、陈、蔡执王之君皆入朝”，而《墨子·非攻下》也称楚、越、齐、晋“四分天下而有之”。1983年12月在枣庄市南郊曾发现有一件刻有鸟篆书“堇”字的残青铜戈，在曲阜白村遗址还采集到一片表饰米字纹的印纹硬陶坛残片，显属越国遗物，应是越曾活动于山东的明证。
《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载，公元前490-489年，范蠡受命在今绍兴筑建越国都城，“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东武海中山也，一夕自来，故名怪山。”此称越都中的怪山一夕自琅琊飞来，倘释为范蠡“应天”筑城之瑞象，恐非尽然。明张岱《越山五佚记》说是“琅琊之民相随居此，故有是号。前所言一夕飞来，不其荒唐甚乎。余观古逸书，干宝所著山亡，谓夏桀无道，东武山一夕亡去，堕于会稽山阴之西门外，此语似非无据”。“笔者以为怪山由琅琊飞来，正可反映越之先祖有一部分(即夏人)由山东南徙的若干史影”。准此，勾践灭吴后迁都于琅琊桑祥故地也就不难理解了。今山东日照县北40里有会稽山，相传越王曾登此山，号小会稽，也可为之佐证。再从琅琊地理形势看，其北150余里有小珠山、鹁鸽山、曲洞山、徐山等山峦组成的琅琊外围天然屏障，战国时齐长城东段也正是蜿蜒屹立于此。尤其琅琊港是我国东周时五大港口之一，琅琊湾可泊众多舟楫，这对于“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深谙航海术的越人来说也完全适合，钱林书同志对此论之甚详，不赘述。如上，说明越国迁都琅琊之说是基本可信的。
那么，越迁都琅琊在何处呢？这个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今兖州东沂州，即琅琊也。”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亦云：“春秋时琅琊，为今山东沂州府。”文中的沂州府即今临沂县，查临沂为琅琊国治，乃东汉时事。倘该地原先确有琅琊之称，系越国迁都所在，越灭吴后，何以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呢？其立论欠妥，不辨自明，钱穆先生虽力驳顾说，然又主张琅琊应在安徽滁县。其实，滁县之琅琊始称于晋，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载，系因两晋所封建的琅琊国王曾经游息于此而得名，倘先秦时滁县有琅琊之称，勾践所建的“观台”，又何能“以望东海”？钱说实误。项英杰先生虽主应取旧说，却定勾践所都在诸城，盖亦差误。按勾践迁都琅琊，自应以今胶南市南之琅琊为确，这里有琅琊台故址，地处黄海之滨的琅琊山，山并不大，海拔183.4米，三面临海。山上原是勾践建筑的观台所在，秦始皇时进一步修筑，刻石颂秦德，并尊琅琊台为八神之一的“四时主”，于台上行礼祭祀。琅琊台遂成为一代帝王所登之胜地，后代文人诗家常至此凭吊，赋诗填词，发思古之幽情。北魏郦道元《水经·潍水注》说秦始皇作层台于山上，“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里余……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高五里。刊石立碑，纪秦功德。台上有神渊，渊主灵焉。”很清楚，琅琊台是决不可能作为越国都城的。越都既非琅琊台，但却可肯定距此不会太远。因此，《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中的琅琊县治值得研究。
琅琊县治即今琅琊山西北10里的夏河城，它位于胶南市城南稍偏西方向，相距60里许，其残墙断垣至今隐约可见，系泥土夯筑，高1-3米不等，平面范围略呈方形，城周约8里。其地理形势宛如盆地，城北3里有库山，东北2里是黄道山，与东南的琅琊山等山峦构成了夏河城的天然屏障，而城西南不远处便是可避风泊舟的琅琊湾良港。据记载，夏河城是秦琅琊郡治所，西汉时方移治于东武(今诸城)，夏河城还曾一度作为琅琊县治，晋始废。有学者以为夏河城始筑于秦，实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郡县，“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徒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翌年，又巡游胶东半岛后，“旋，遂之琅琊，道上党入”。至秦始皇三十七年南巡会稽，宣省习俗，“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短短十年中，这万乘国君居然不远万里三临琅琊，可见琅琊应是政治、军事、港口要地。尤应注意的是，秦始皇初登琅琊即大乐之，留三月，于是方徙黔首三万户于此。复十二年，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孰先孰后十分清楚。看来能使秦始皇大乐之，留三月者，除滨海的勾践观台故址四时风光外，应就是勾践兴建的故都，战国时又经齐、楚修筑经营的繁荣富庶夏河城了。如此正可说明夏河城并非始筑于秦，秦始皇只不过是利用这勾践故都加以修筑作为郡治，并徙黔首三万户于此。何况夏河城之名冠以“夏”字，或同《史记》所载越为夏禹后裔有关。
当然，研究古史离不开文物实证。先谈琅琊台，尽管秦始皇《琅琊刻石》已湮，然秦二世刻石历尽沧桑，几经曲折沉浮，至今犹存。而琅琊台及其夯土层仍依稀可见，土中屡有秦汉遗物出土，胶南市博物馆曾发现过陶水管和一件铭为“千秋万岁”的秦瓦当，足证史载之不诬。再说夏河城，城中秦汉瓦砾俯拾皆是，正与史载中的琅琊郡(县)治相符。更为重要的是，胶南市博物馆曾在夏河城及附近地区发现有若干表饰方格纹、席纹的印纹硬陶片和青铜剑、戈、镞、矛等，附近还有传为越国运粮储藏处的运粮城地名，民间中有关越王勾践的故事传说更是丰富多彩，当地居民至今仍习惯于种植水稻，不善面食。笔者曾详细观察了胶南市博物馆所藏青铜兵器，发现剑刃多作两度弧曲，形制与越王剑相同，青铜矛骹部末端呈双叉形，显属越式兵器。因此，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认定：夏河城就是越王勾践迁都琅琊的都城所在。
不过，《墨子·节葬下》云：“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此皆砥砺其卒伍，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左传》曾载鲁哀公于二十四年闰十月往越，至翌年六月始还之事，前后历时九月之久，尽管可释因故逗留，然路途遥远当是原因之一。《史记·越世家》曰：“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於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吴越春秋》所记略同，唯《史记》中的“勾践已去，渡淮南”，作“去还江南”。此外，《越绝书》还载有勾践灭吴，役使吴人在今绍兴市郊筑“吴塘”事。凡此，即越都似乎仍在今绍兴，与迁都琅琊之说相悖，故陈可畏先生的怀疑是有根据的，确有可取之处。
我们认为这并不矛盾，夏河城僻处海滨，局促一隅，非霸王基业。而城周仅有8里，规模小，周围一带越国史迹和遗物毕竟不多，史书所载也多属军事活动。就是《吴越春秋》记勾践迁都琅琊时，也只“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随行，文献中也鲜载越国在琅琊的统治管理及政绩。因此，越国的都城仍应在绍兴，而琅琊夏河城应是越国北上经营霸业的立足地，是带有军事性质的屯兵城堡，可称之为越国陪都。这样，上述史料均可得到合理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