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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痛苦——一代哲人王若水
（2002年1月，2013年6月首次公开发表）
网上传来不幸消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王若水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月9日在美国波士顿逝世，享年76岁。
我没有见过王若水，但对他有特别的亲近感。这有两个私人原因，一是和他同乡，二是与他有共同的专业背景和类似的心路历程。
记得是在1972年冬天，我住在吉安市长岗岭的宿舍。一天午后我走出院子，遇到邻居，一位热情爽朗的陈姓女干部。她问我，你知道哲学家王若水吗？我说，知道呀。她指着身旁两位老人说，这就是王若水的父母，他们去北京看儿子，这两天在我家里住着。我从她嘴里才知道，大名鼎鼎的王若水原来是吉安泰和人。这顿时使得我很有些自豪感。看来像吉安这样的小地方也是可以出哲学家的。这种中国特色的自豪感，我后来还有两次经历。1984年底专程来厦大担任我研究生论文答辩主席的，是当时著名的中山大学哲学教授高齐云。很巧的是，一问，他也是吉安人；还有一次，我在厦门大学见到来参加国际会议的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老先生，和他聊天时得知他居然也是吉安人。
最早对王若水有印象，还是文革前他写的《桌子的哲学》。我那时是高中生，刚刚开始接触简单的哲学并有兴趣。后来知道，他因此文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欣赏。
文革前他写过一些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与杨献珍论战的文章，我那时没有读过，文革后才读到。后来我在大学多年讲授《费尔巴哈论》，在涉及这个问题时，专门介绍了他的研究和观点。在那场所谓哲学大论战中，对杨献珍老人的政治大批判是完全错误的，但对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这个论题，我更赞同王若水的观点。
1966年春天，我读过一篇署名思彤的文章《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当时我所在中学的一位教师告诉我们，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王若水。无论是王若水还是我，那时都是崇拜毛泽东，紧跟毛泽东的。此时的王若水是共产党在理论战线的战士，这种大批判的文章，现在看来当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是错误的。此外，文革初期王若水也积极参加过造反。文革初期的这些革命经历，是王若水一生的组成部分。我想说，这些幼稚的行为，发生在比我年长一代的哲学家身上，我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彼时我们的精神世界是同构的。
就在我见到王若水父母的那个时期，1972年冬天，王若水做了一件大事情，造成了他一生命运的转折。他给毛泽东上书，提出批林要批极左思潮的看法。王那封信触到了中央高层敏感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据说，毛作了批示，《桌子的哲学》的作者看来也不高明。随即，他遭遇了灭顶的大批判和下放劳动。若水自己那时还远没有觉悟，他被他所崇敬的毛所指责，痛苦并感觉压力很大。没有在毛的迷信下生活过的人无法理解那种压力。我甚至猜测，他的癌细胞是否在那时就开始萌芽了。那一次，我仅仅知道一些并不十分准确的小道消息，但还是很替若水着急。经过痛苦的思索，最后若水第一次坚信，错的不是自己而是毛泽东。现在来看，这件事情对王若水是个不幸中之大幸，它开启了这位哲学家的觉悟过程。如果没有最高宗教领袖的这次指责，他对个人迷信的冲决还不会这么迅速和彻底。
文革后，王若水的思想觉醒大步向前。在1979年春天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王若水作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的长篇发言，据说整整讲了一天。王发言的内容流传出来，对我产生了冲击。我对毛的崇拜还没有消退，但王若水的说理已经给我带来了思想解放的震撼和喜悦。在那几年，我对王若水唯一的一次不完全认同，是他在报刊上对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批评。他批评小说女主人公南珊是一个抽象的人性论者，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不区别革命的暴力和反革命的暴力，而将一切战争都视为野蛮加以谴责。我那会儿对南珊的观点也不是完全赞同，但对王的批判也不以为然。王若水当然绝不是那些挥舞棍子的文痞的文风，他是讲道理的，但他讲的道理当时没有完全说服我，也没有说服我们那一代开始觉醒的青年。
王若水一生又一次转折性的命运是在1983年。这年3月，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周扬在中央党校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这个报告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部分，主笔人是王若水。当时意识形态的沙皇胡乔木和邓力群等人发动了对周扬和王若水的批判，后来还触发“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王若水受到极大的打击，他被撤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职务，最后被清除出共产党，妻子也因此弃他而去。然而，已经觉醒的王若水没有低头屈服，他为了他已经认知到的真理而奋起论战。
王若水这一次命运的转折，我始终在关注着。这不仅是为着一位亲近的乡贤的不幸遭遇，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一事件关联着我自己思想转折和对中国前景的观察和思考。
我得老实承认，在1983年的时候，我对中国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充满了希望，我对当时前台主持工作的胡、赵和在后台支持他们的邓大人也充满着希望和支持。而出面打击王若水的胡乔木，曾经是我欣赏的理论家和笔杆子，他的诗词也曾经受到我很长时期的喜爱。对于这场仗势欺人的批判运动，我有着天生的反感，但对于这场“笔墨官司”和理论争论的是非，我还不能一下子做出我自己的判断。胡乔木发表了长达三万多字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长文，针对王若水进行批判。教育部正式通知，要全国高校教师花一整个学期来学习胡这篇文章。我至今记得本系某领导在宣布教育部通知的会议上很满意而又郑重地表示，本系无一人发表过“精神污染”的文章。
此时，我对共产党内的理论权威已经有了与过去不同的感觉和态度。比如说，文革中，不仅对于毛，我是完全信服，即使对于张春桥，我也很少去想他的理论错误。但对于胡乔木和邓力群则不一样。这也许与毛已经不在，而且毛的权威下降也有关。我对这场言论围剿反感，对胡乔木的高高在上和借助权力整人不以为然，但还是决心只从各自的文本出发来判断这场理论是非。
我把胡乔木的长文反复读了好几遍。我也反复读王若水的相关文章。我的结论是：王若水是对的，胡乔木这次错了。
我现在还记得的是，胡乔木文章中对商品拜物教的理解错误而肤浅。这使得我认为胡对异化的理解很不到位，我甚至怀疑这位理论家并没有认真读过《资本论》，也使得我对他曾经的佩服大打折扣。我还觉得胡乔木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和从前姚文元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异曲同工。以我的专业阅读感觉，胡乔木在哲学领域比王若水低了好几个档次。除了理论水平和素养不如王若水，胡在思想方法上的某种僵化以及依恃权力、权威和资历等做法，也加重了我的不满。
总之，我花了几个月功夫，自己得出了结论：我毫无保留地支持王若水。
对王若水的所谓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批判，包含着政治的因素。我甚至认为主要是因为政治因素。据周扬回忆，文革前他就向毛泽东提起过异化概念并得到毛的认可，邓大人则据此否定社会主义异化论，认为是文革的理论根源之一。但当时在我看来，在社会主义异化的问题上，毛还是比邓高明多了。邓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异化，当然也就谈不到去克服异化。毛承认社会主义有异化，并且努力寻找克服异化的办法，但可惜他没有找到正确的办法。
事情过去近20年了。无论是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还是中国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大分化，都给社会主义异化论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现在回过头来看，王若水和赞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人，是一批真心拥护社会主义的人；而围剿异化论的那些权贵，其实在乎的只是他们的权力，对社会主义其实是不太在乎的。
幸赖胡耀邦等党内开明领导力挽狂澜，1983年那场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很快夭折了。王若水更没有退缩，很快写出了《关于革命人道主义》和《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两篇文章，进行反击。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中国哲学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贡献。很可惜，也许是唯一一次重大贡献。而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其实比真理标准讨论更有意义。但由于王若水的正确意见没有得到政治领导人的支持，没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因而没能为改革开放提供价值论指导。我想，如果在80年代，能够将举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旗帜的王若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吸收为官方价值观念的内核，中国的改革就能避免始终在低层次上行走，也能避免后来那些重大的失误。（王若水去世后一年，“以人为本”的口号正式出现在中共官方文件中，这是官方价值观念首次在胡乔木和王若水之间偏向了后者。）
伴随着人生的重大坎坷，王若水迎来了他生命中最珍贵的感情。在所谓清污运动中，一位理解并敬重王若水的年轻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对于一位年逾6旬的老人，这是上帝给他最宝贵的礼物。这也是那些打击他欺侮他的人“送”给他的礼物。记得那时系里开会时谈起这一消息，有人不屑，我却表示敬重和羡慕。这羡慕，更多是针对王若水，而敬重，却更多是针对王若水美丽年轻的夫人。此前，尤其在文革中，一个人一旦受到官方批判，众人的歧视和敌视，家人的划清界限甚至离婚和抛弃，都是一种常态。而如今，当王若水面临批判时，威望反而空前提高，虽有妻子离婚，却更有真爱随后勇敢表白。王若水个人命运的这个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个重要转折。自由思想家的自信在人民的觉醒中增强，而权贵们的自信则开始动摇和消退。这一过程一旦开始就不再逆转。
我记得是我刚当上大学教师的1985年，若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智慧的痛苦》。他回忆在大学刚入哲学大门的时候，老师问他，你愿意做一只快乐的猪还是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王若水的回答是，如果选择做哲学家就是选择痛苦，那么他选择痛苦。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痛苦，而是一种“智慧的痛苦”，一种“美的痛苦”。王若水说自己“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我那时虽然还年轻，但自我感觉已经饱尝了而且接受了“智慧的痛苦”。当然，王若水的文章还是引发了我对于自己未来和中国未来的复杂心情。
1986年夏天，我和吉安地委书记段家林聊天时谈到王若水，我谈到王若水的哲学研究和他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的遭遇。出乎意外的是，作为基层官员的段书记，表露出对这位吉安出身的哲学家的敬佩。不久之后，段家林居然把王若水请到吉安来作报告，我得之以后大为吃惊。因为作为思想家的王若水固然获得传播新思想和启蒙老区人民的机会，但作为现任官员的段，这样做却是很“犯忌”的事情。果然，不久之后，贪腐和反改革的那股力量，就把请王若水来讲学一事当做段家林罪状之一向上告密。后来我见到被免掉吉安地委书记待分配的段家林时谈起这件事情，段说，吉安出了这么高水平哲学家，是吉安的骄傲。我作为吉安主事地方官，对他表示礼敬，有什么错？我想，若水要知道家乡有一位父母官对他是这样的态度，应该也会感到欣慰的。
有几年时间，没有听到王若水的消息，听说他去了美国。大约是1996年冬天，我在厦大一位老教授的家里，见到了打印的王若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因为自己那几年也在反思过程中，有些东西引起了强烈共鸣。我现在有印象的主要有两个内容。
第一、王若水在文章中说，我提一个尖锐的问题：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比较，哪一个更先进，哪一个更落后呢？
在我的青年时代，我受到的教育，农民阶级是革命的动力，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对于我没有见过的从前的资产阶级，各种文学作品给了我他们丑恶的形象；对于农民，我感受到朴实勤劳等等优秀品质，这也正是我受毛的教导而改造成功的表现。但在89年后开始的慢慢反思中，在马克思学说本身的范围内，我对于这个重大理论问题有了新的回答：在与新的生产力相结合代表新的生产力这点上，资产阶级比农民阶级更先进。
在我读过的马克思的书中，农民一直是落后和保守（有时甚至是反动）的阶级。从前，我一直把毛对农民的革命作用的阐述和发挥看作他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高于马克思的地方。然而此时，我回到马克思了。不仅如此，王若水的问题在我这里还有更大想象空间。如果进一步拿地主与农民比呢，地主作为阶级整体上比农民阶级（当然不能拿着两个阶级中的许多个别人物来比较）落后吗？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面前，地主阶级一定比农民阶级更反动吗？甚至，就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中，地主阶级一定比农民阶级落后或反动吗？对他们必须彻底打倒，并且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权吗？那些在文革中被打翻在地的当权派，多数人都曾经是将地主打翻在地并且以为正义在胸的人，难道文革中侵害他们的人权是错误的，他们先前对地主个人的更严重的人权侵犯就是正确的吗？
然而，对普通工人农民的感情，对下层民众的艰辛的同情，对一切反抗不公的同情和支持，这些在毛时代就形成的感情仍然牢牢地保留在我心中。在现实中远离权贵，站在弱者一边，与我历史观的某些变化并不矛盾。
第二，王若水认为，马克思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的哲学里面。这种哲学，不是列宁和其他人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是马克思的人的哲学或“哲学的人学”，王若水称之为“实践的唯人主义”。王若水认为，马克思的这一部分思想在当今世界上仍然有生命力，它提供一种价值标准，既可以用来批判资本主义，也可用来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它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力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这些思想我是完全赞同的。
王若水在文章中对列宁主义进行了剖析，宣布自己已经不是列宁主义者。这与我自己的反思吻合。此外，王若水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过时了，他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这两个问题我没有认真思考过，因而当时也没有结论。剩余价值学说不能解释如今的知识经济等等问题，在我看来不过是如同牛顿学说之不能解释接近光速的运动。我认为马克思是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马克思的学说在人类思想史上将永远占据一个重要位置，马克思理论中的精华会被后来人吸取、继承和发展。如同人类文明史上所有优秀的思想成果一样，马克思的学说将在发展中被“扬弃”。在我心中，只有思想史上那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思，而没有掌握绝对真理的共产主义教皇马克思。
马克思的理论中本来包含了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包含了未来普世价值的核心观念的深刻思想，但经过作为统治者的俄国人和中国人的重新阐释，信息在经历长长的信道之后遭受了严重污染，大量的“噪声”输入使得俄国版和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信源的马克思大相径庭，最后，追求自由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学说却异化成了反对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教条。然而，在我理解中，马克思哲学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就是自由，马克思对人类追求自由的哲学探索是19世纪人类思想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思想出发，从《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出发，马克思的后继者才能找到发扬马克思的光明之路。否则，害怕自由，对抗自由，禁锢自由，那就是从根本上阉割和抛弃了马克思。
此后，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我也逐渐从网上读到若水陆续新发表的文章，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那篇。我当时感觉，虽然党文化还部分残留在他的头脑中，但那是体制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对文革反思最深刻的文章之一。
在美国断断续续的那些年，是王若水一生中最出成果的时期，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在这个时期才真正成熟了。中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能在号称举马克思旗帜的祖国，却要跑到资本主义的美国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件颇具讽刺意义的事情。这使我想起，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谈到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经历，他们随时准备坐牢，著作被禁只能在国外出版。
王若水的命运使我明白，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条路。一条是走马克思本人的路，求真、探索、批判；一条是为权势服务，选择性屏蔽信息，替政治领导人的宣传做解释。前者依仗智慧和良心，很可能命运坎坷，后者平庸少数人甚至可耻，但生前显贵。从前，还有一些左翼理想主义者献身于官方马克思主义事业，随着官方意识形态逐渐跌入中国式实用主义的泥坑，真正的智者是很难投身其中的。因此，从王若水开始的逆淘汰，在体制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甚至其他人文科学队伍中，肯定是不会停歇的（这一点，与经济学等领域是大不一样的。在经济学领域，不仅纯官方学者有发展机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大量海归学者也有发展机会）。其实，吃官饭，说官话，与真正的哲学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如此说来，对真正的智者，岂非只有痛苦可选吗？
从懂事之后算起，我几十年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与王若水很相似。我设想过，如果早生二十年，自己也很可能会走若水年轻时的路：出于对正义公平自由的追求，一定会反专制的国民党，因而为左翼吸引，进而赴汤蹈火。当然，以我年轻时对自然科学的痴迷，也有可能走上献身科学的路。如果是那样，我的人生将会是完全另外一种色彩。攀登科学高峰的艰辛与王若水说的智慧的痛苦，想必是迥然不同的心灵体验。
人不能选择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而且，正是在我所生活的时代，可能的人生选择虽也在扩大却仍然十分有限。现在，我顶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的名号，却已经长期不写作不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著了。王若水的命运使得我长期在不同的研究和发表论述的领域徘徊。有一点很清楚，我虽然不一定完全走王若水的路，但一定不能走王若水的对手所走的路。眼下我离退休还有好些年，但已经开始了体制外生存的心态，自觉地不去争抢体制内的各种利益，自觉地抵制和承受那些可能挑战良知的诱惑和压力。
若水患了癌症，引起我对于这一疾病的社会学好奇。近十来年，我更多地接受了社会医学和心身医学理论，对于疾病的原因和预防甚至治疗，我都重视精神的因素。据我的观察，癌症偏爱那些“痛苦”的人。那些忧国忧民不得志的人，那些遭受“自己”人残酷打击或长期饱含冤屈的人，往往得癌症；而那些“没心没肺”不动脑子的人，那些做尽坏事却心安理得厚颜无耻的人，似乎倒少患此疾。所以，我也常想，对于时代和个人遭遇，也许我们需要新的超越性领悟。对于入世与出世，也许需要更高超的平衡。不仅要有透视社会和历史的智慧，而且要有透视人生和心灵的智慧。如此一来，智慧的痛苦，能不能更多地被智慧的快乐所冲淡呢？有没有可能因为认识到必然性因为悟“道”而减轻些痛苦呢？有些事情，参透了，能否更宽心更淡定呢？马寅初如果不是活到一百岁，他就看不到自己冤案平反而只能在马克思那儿等待昭雪这一天。那么，他在遭遇逆境的那些年里，是怎样避免抑郁症，避免癌症的呢？
终生研究马克思的哲学家，如今终于去见马克思了。在没有人间风雨的天堂，王若水没有写完的那些思索，现在可以去和马克思继续交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