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基辛格笔下的越战以来美国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大外交》的分析
作者：黄涛
摘要：本文基于基辛格博士《大外交》一书第25至31章，对越战以来美国外交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试图在此基础上理解美国外交本质，文章最后分析了越战以来美国外交历史对于中国开展对美外交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基辛格；外交；美国；中国
《大外交》（Diplomacy）一书是美国著名外交家、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重要代表作。该书最初出版于1994年，中文版出版于1998年。仔细阅读下来发现，该书无论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都具备幽默、风趣与智慧的特征。正如一则评价所言，“作者凭其致力于外交事务的亲身体验，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智慧和幽默的文笔，展示了自黎塞留以来特别是二战后几十年世界外交政治的诸多重大事件，以其独到见解分析了世界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示了美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实质”。（百度百科，“大外交”词条）可以说，该书不失为一本外交学力作。除此之外，这本书也是国际政治学乃至历史学的重要作品。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和理解美国外交运作和外交思想的重要平台，通过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世界上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和中国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美国外交决策、外交思想真实情况。鉴于全书乃7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而本书评又有篇幅的限制，因此笔者与其选择对全书进行无关痛痒的、泛泛而谈式的评论，不如在通读全书的基础上对该书的重要章节进行深入思考。基于此，本文选择该书第25章至第31章内容进行重点思考，在这7章中（约占全书四分之一内容），作者系统论述、分析了自越战以来美国外交历史，在内容上有其完整性。本文主要意图是，试图理解这段历史时期内美国外交的变化以及美国外交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开展对美外交。
一、从艾森奥威尔到里根：基辛格笔下的越战以来美国外交回顾
美国介入越战，根据基辛格博士的理解，主要是基于普遍适用的价值观，目的在于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尤其是中南半岛的扩张。而之后美国历届政府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考虑，都维持了这场后面被认为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进行的错误战争，直到尼克松总统艰难地将美国军队从越南战场撤出去。尼克松当时的举动虽然勇敢，但在美国政界却遭受到比较的质疑。尼克松的现实主义外交风格，显得与美国的理想主义传统不协调。基辛格说：“由于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思考，自从威尔逊总统以来即受自由派思想的影响，因此一下子尚不能接受尼克松式的外交政策。”（《大外交》，686）现实主义外交在当时美国备受争议也说明了当时美国理想主义在外交决策中占有重大的影响地位。基辛格博士在《大外交》第27章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描述了美国外交的一贯心态，或者至少在越战时期体现得特别突出的心态。他是这么说的：“美国太过理想主义，不能基于国家利益制订其政策，又在战略理论上太过执着于普遍战争的条件，以至于不能掌控她不熟悉的，可又政治、军事目标纠缠在一起的战略目标。美国人受到自以为其价值观可以普世通行的影响，过度低估了在一个深受儒教思想影响的社会要推动民主化的障碍，也低估了一个外力侵凌频仍的民族，追求政治目标时的意志力量。”（《大外交》，646）也就是说，尼克松前几届总统，基于意识形态和推广美式民主的目的而发动越战，体现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而尼克松则是现实主义外交的代表，他处处以美国利益为外交的目标和准则。尽管尼克松也多次公开谈论美国对外的目的不是贪图任何人的领土，不想主宰其他人民，所追求的是和平生存的权利，而且不仅是为了美国自己，也是为了全球人类，是为了维护和平和自由，（《大外交》，652）但在实践上他是现实主义做法。对于福特总统，作者着墨不多。基辛格博士对里根总统的外交有较多的评论。基辛格认为，里根总统总体上倾向于理想主义的，可以称之为现实的理想主义，而且里根对于苏联的瓦解有着真正的关键性的作用。对于导致苏联寿终正寝的重要因素，基辛格认为“真正发生扭转作用的却是里根”。（《大外交》，707）谈到里根的外交风格时，基辛格说：“如果说里根处理意识形态冲突的方式是简化版的威尔逊主义，他对此一斗争如何解决的观念也一样根基于美国的乌托邦思想。”（《大外交》，712）里根的个性在于他真心想在全球推广美式的民主价值，甚至不惜以强力要求美国的不民主的伙伴推行民主改革。比如他对智利、菲律宾的独裁政权施加强大压力要求推行民主化改革，从而导致两国政府被推翻。舍此，里根领导下的美国政府还帮助苏联的敌人，并直接与苏联展开军备竞争，最终拖垮了苏联。
二、从基辛格笔下的越战以来美国外交史看美国外交本质
首先，以理想主义为根。美国无论是对外侵略，还是参加各种战争，参与各种国际纠纷，都打着人权、道德、人道和民主自由的旗帜。赤裸的现实主义外交态度或者口号在美国人民心目中很难被普遍接受，尽管这种外交的目标完全是为了美国人自身的利益。威尔逊主义传统在美国根深蒂固，威尔逊主义对人性持乐观态度，相信集体安全，相信民主自由和美好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强调通过司法解决争端等，同时威尔逊主义对美国人的道德优越性无比自信。
其次，相信美国例外论和美国的道德优越性。美国人坚信美国例外论（Americanexceptionalism），认为上帝眷顾美国人，美国这块大地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由此而来，他们认为美国人有一种道德优越性。这两种东西使得美国人容易以一种救世主的态度搞外交，自认为美国是全世界自由的灯塔，美国人的强大是全世界的福利所在。道德优越性推动美国积极干预世界事务，在全世界范围制造矛盾和灾难，尽管也给世界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后果。美国人常常或真诚或虚伪地在全世界以自由和人权之名，行“世界警察”之职能。
第三，美国外交始终不忘美国利益，现实主义巧妙躲藏于理想主义旗帜之下。实际上美国从未忘记其国家利益，美国人在世界上行侵略之举动比比皆是，比如发动美西战争，侵略古巴，侵略朝鲜，在新中国成立后封锁中国并干预中国统一等。与他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外交常常打着美丽的旗帜，具有非常强的欺骗性。美国人虽然自称从不为利益而战，只为原则而战。（《大外交》，751）但是实际上，如果独裁政权不关乎美国利益，则无论其如何侵犯人权，美国一般是不会去干预的。美国推广自由和民主的口号下，掩藏着真正的目的——美国的国家利益。
第四，美国外交比较强调均势。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后来的里根等人，都无一例外强调均势是世界和平的基础，美国外交的重要目标是维持世界均势。尼克松有一段话特别清楚地表达了美国人对于均势的认识。尼克松说：“我们必须记得，世界历史上享有相当长期和平的惟一时期，是实力均衡存在的时期。”（《大外交》，651）不过，实际上，现在美国追求的均势是一超多强下的均势，而非美国、俄国、日本、中国、欧洲实力相等的均势。
第五，美国外交关注世界形势，认为世界的稳定，尤其是那些偏远地区的形势与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有重要关系。也就是说现在的美国走出了孤立主义外交窠臼，她关注世界，认为美国利益之维系还依赖全球的局势。
第六，美国外交呈较大的波动性，受政党和民意影响比较大。在《大外交》一书中，我们看到美国不同的总统外交的风格和基调是不同的，美国外交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非常大，其中政党因素、民意和国会的作用比较大，甚至民意有时候成为决定性因素。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都不能完全不顾民意而自行推行外交政策。
三、对中国对美外交的启示意义
第一，中国对美国外交本质应该有清醒认识。美国的外交深受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影响，美国外交可以说是一种带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其基本点在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常常打着人权和自由的旗帜干预他国政治，而本质却在于获取美国的国家利益。对这一点，中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有的时候，美国人推行民主也不乏真诚，她真诚地以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应该推向全球，中国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基于美国在外交中总是想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对方，中国政府在外交时需要对此加入注意，维护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中国的生活方式。
第二，充分认识到美国外交的独特性。美国人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文化，强调美国例外论和道德优越性，她有其独特的外交逻辑，中国应该对其有足够的研究和把握。中国需要认识到美国和欧洲的外交风格并不相同，而且两者的利益也有不同之处。美国人对于欧洲的外交政策、外交传统有不欣赏的一面，自认为自己在道德上高于欧洲。
第三，中国对美外交应该重视长远利益。基辛格认为，美国在历史上曾犯了相关的错误，如对俄国外交，很多时候以俄国国内政治决定亲疏态度。基辛格强调美国的对俄政策应该配合长久利益。（《大外交》，758）实际上，这些经验对中国外交非常有启发意义。中美外交同样也不能以短期利益、短期问题为出发点，而应该首先考虑长远利益。中日外交也如此，对方都应该优先考虑长远利益。敌对的日本对中国是没有好处的。而目前而言，中国对美日的外交有时候有情绪化之嫌疑，对于长远利益考虑不够。
最后，加强对美国外交的研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美关系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而高明的对美外交是维持良好的中美关系的基础。鉴于美国外交的复杂性，美国领导人更替对美国外交的决定性影响，我们有必要加强对美国外交传统、美国领导人性格和政治观、美国外交制度等的研究，以期更好地发展对美关系，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顾淑馨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1）.
[2]金正昆.外交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1）.
[3]百度百科.“大外交”词条.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770255.htm?fr=ala0，访问日期：2009年12月21日.
[4]吴建民.外交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2（1）.
[5]徐萍、李洪影.论美国外交的政治特征[J].辽宁工学院学报,2004（4）.
[6]习蕾.论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J].青年科学,20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