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鸦片战争放远了看，是一个标志性的大事，今天绝大多数的学者都将它作为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界。但在当时，中英之间的这场交战并未在整个中国社会引起冲击性的影响。战争的失败只是偶然，南京条约也不过是疥癣之疾，老大中华依然沿着自己的轨道蹒跚踉跄，局面正如数十年后王韬所描绘的那样：“其时罢兵议款，互市通商，海寓晏安，相习无事，而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弥逢苟且於目前。”调侃点说，唯一的明显变化只是数量不小的一批挑夫失了业，因为茶叶和蚕丝不用千里迢迢地从江浙和福建挑运到广州出口，已能就近在上海、宁波、福州和厦门放洋了。
但是往深处看，鸦片战争到底还是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别的不说，鸦片战争的炮声至少给我们送来了全新的世界意识。中国人向来只有天下的观念，而无世界的意象。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就是天下的范围，天下的四周则是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居处。根据夷狄进於中国则中国之的原则，中原王朝的四至逐渐扩大，也就是天下的范围越来越大，因而四夷的所在也越推越远。尽管中国和四夷的关系有如此的变化，但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却一成不变，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就是中原王朝与四夷的共同体，除此而外，不知道有其他比天下更大的地理概念。明末的李之藻，是一个热爱地理知识的高级官员，他所画的天下地图就是明代全部版图的十五省图。直到他看到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才明白在天下以外还有那么广阔的空间，中华帝国不过处於世界的一隅而已。为了与中国原有的天下概念相区别，利玛窦将自己的世界地图称为《坤舆万国全图》。但是利玛窦的地图只在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之间流通，一般人并不知晓。另一方面，即使是认可了《坤舆万国全图》所表达的世界概念的人，也多对中国偏於全图一隅的画法在心理上不能认同，利玛窦因而不得不改绘他的世界图，将中国置於世界中央。因此从根本上的意义说来，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尚未能使中国人走出天下的阴影。
鸦片战争才真正使中国人切身地感到世界的存在，在七万里之外竟然存在一个能打败数千年文明古国的蕞尔小夷，而这个小夷的疆域又竟然只相当於闽粤的台、琼二岛而已。这么远的距离，那么小的国家，光是这两个数字就足够使中国人深切地认识到，传统的地理观念必定存在着某种毛病。於是就在战争期间与战争之后究心於世界地理，产生了两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地理著作，一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一是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启超说：“此二书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从来的研究者们都把这两部书等量齐观，而在这基础上比较两者的得失与高下。但是认真说起来，这两部书的背后却隐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海国图志》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地理书，魏源根本没有走出天下观念的限制，只是把四夷的范围推向极致而已。“海国”二字其实就是新形势下的四夷，以中国为天下的概念没有根本的变化。《瀛环志略》则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地理图志，徐继畲客观地将中国降为万国之一，走出“天下”的阴影，进人世界新境，瀛环就是世界的意思。
《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是魏源与徐继畲两人著书的指导思想不同所造成的。
魏源是晚清有名的思想家，积极的经世实用派。还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邀，代其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意欲以经世的手段来解决走向没落的封建王朝的积弊。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敌，屡战屡败。这个号称英吉利的强敌在中国的典籍上从未有所记载，朝廷上下莫不亟欲了解其历史地理背景，并且寻求对付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上，派人翻译西方报章，编成《四洲志》一书，反映了世界地理的概貌。但这部书始终没有刊刻过，未对公众产生任何影响。1841年6月林则徐因鸦片战争事遭贬，北上途中在京口(今镇江)与魏源见面，嘱其编辑《海国图志》。估计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的。所以在该书的部分卷目下有欧罗巴人原撰、侯官林则徐译、邵阳魏源重辑的字样。林则徐所译当是指《四洲志》原文部分，而魏源重辑则是在《四洲志》本文外。《海国图志》中还常在某些段落下注有“原本”或“原无今补”的说明，这里的原本应该也是指《四洲志》原文。
《海国图志》完成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魏源记其成书时间曰：“时洋艘出江甫三月也”，正是鸦片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订后三个月。据《贩书偶记》，孙殿起曾见此刻本，言其为木活字本。上海今存有道光二十四年聚珍板本，聚珍板实即活字版，当与孙氏所见同为一板。《海国图志》不知起手於何时，但即使从前一年的六月受林则徐之托算起，也不过一年半时间。而在同一年秋天，魏源还完成了《圣武记》一书十四卷。在一年之中，同时写作两部书，只能是急就章，以抄撮现成的文献资料为主，无遑考订，所以这两部书后来都经过不止一次的修订再版。
《圣武记》与《海国图志》是两部互为表里的书。《圣武记》是为了“长自己志气”，将清初以来获得胜利的战事一一开列出来，从满洲减明开始，到康熙勘定三藩，乾隆十全武功，以至道光重定回疆，只要能表现列祖列宗的英武事迹的历史记载都不放过，其用意很明显，乃是为了激励国人的志气，既然二百年来列祖列宗都立於不败之地，这次对付英夷的战争，我们岂能轻易认输。《海国图志》虽然不便说是“灭他人威风”的书，但作者在书中处处把英国当成岛夷来对待，意图仍在说明其不足惧。
1844年刊刻的《海国图志》是五十卷本，到1847年时增补为六十卷，到1852年时更扩充为一百卷。前人多以百卷本与《瀛环志略》相比照，其实以时代而论，先应以五十与六十卷本为基础来作比较。但无论是那一种刊本，《海国图志》都不是一部纯粹的地理书。该书实由三部分组成，头一部分是表达魏源自己海防思想的<筹海篇>；末一部分是杂录，包括有关官员的筹海言论，夷情备采，洋炮图说等实用的内容；中间部分才是世界地理，份量虽大，但重要性不见得在前后两部分内容之上。有人常提到《海国图志》在日本广为流行，产生巨大影响，实则许多日本刻本都只是部分译本，五十年代中期的最初的几种译本甚而仅是<筹海篇>的翻刻而已①，因为日本当时急於从中英鸦片战争吸取经验教训，而<筹海篇>是对付外来侵略最有针对性的言论。也由此可见《海国图志》的最主要作用是在表达魏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至於传播世界地理知识则在其次。同样道理，魏源在《圣武记》十四卷中，也用了四卷专门谈自己的见解，最后一卷更是专门议论兵事之作。同样也不是纯粹为歌颂中国称霸的历史而作。
正因为经世实用派绝对不会为学术而学术，任何学术都是拿来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所以即使世界地理的份量占去《海国图志》全书的绝大部分，那也不是为地理而地理，也是为了筹夷之需要，而这个“夷”又集中地指英夷。魏源在该书卷二(五十卷本，以下若不加说明皆以此本为说)圆图横图序中就宣称：“绕地一周皆有英夷市埠，则筹夷必悉地球全形，故观图但观英夷本国之图，非知考图者也，读志但阅英吉利本国数卷，非善读志者也。”
在各大洋的分卷中，复将这一思路详加阐明，即：“志南洋实所以志西洋”，“志西南洋实所以志西洋”，“志小西洋实所以志大西洋”，“志北洋亦所以志西洋”，“志外大西洋亦所以志大西洋”。一切集中到志大西洋去，而英夷则在大西洋之中。志西洋，志大西洋，就是为了志英夷。世界各国地理不过是英国地理的陪衬而已。这是《海国图志》的偏差。
《海国图志》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偏差，那就是仍然维持天下的观念。魏源虽然睁眼看到了世界各国，但反映到头脑中的还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这样的世界与过去的天下并无本质的区别。因此体现到具体写法上，<海国图志》就与一般的世界地理书有所不同。
首先是中国不在其中。任何世界地理图志的写法都不外是先全球，后分洲，再分国。但《海国图志》有全球图，有亚细亚总说，而亚细亚之后却无中国，不但无中国且无朝鲜。这种写法不脱“天下”的牢笼，不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关系，仍把世界各国视为化外之地，当成四夷(而朝鲜更是中国的藩属)，只不过在新形势下将他们改称为海国就是。对於“海国”的涵义，前人和时贤似未多加注意，这里必须赘上数语。海国一语唐宋以来已经见於诗文之中，原指近海地域，后来衍为海外之国的意思。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孤立，古人想像中国的四周是四海环绕，其他国家都在四海之外。因此海内与天下其实是同一个意思。魏源把他所写的书称为《海国图志》，实无异於称之为四夷图志。所以从根本上来说，魏源并没有走出“天下”的观念。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当时也都停留在这一水平之上。颇负盛名的地理学家张穆就称赞徐继畲的《瀛环志略》“考窍之精，文词之美，允为海国破荒之作。”②
其次，《海国图志》的基本体例与一般的地理书不同，其基本框架不是分洲，而是分洋。先把全球分为东南洋、西南洋、小西洋、大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六大块，而后把各洲附在各洋底下。各洋前面所加的方位词，即所谓东南、西南、小西(相当於近西的意思)、大西(实即远西)、北、外大西等等，都是相对於中国的方位而言的。这种体例仍然是中国中心思想的体现，将世界各国地理围绕着中国来叙述。当然，欧洲中心论者也同样有近东、中东、远东的说法。但在正式的世界地理著作中，仍要分洲列国，并不以通常的习惯称呼作为科学的术语。魏源既以分洋为基础，就不得不与洲的正常安排相凿枘。洋有六，而洲仅四，结果只有小西洋相应於利未加洲(非洲)、外大西洋相应於亚墨利加洲(美洲)是完整的。大西洋相应於欧罗巴洲但无俄罗斯，东南洋和西南洋相应於阿细亚洲(亚洲)而无中国，北洋则仅相应於俄罗斯一国。显得不伦不类。
在六洋之下，魏源再分别辑录各个海国的地理资料。并且在东南洋之下还将海国分别为海岸之国与海岛之国，对比起古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因为魏源到底已经明白，有许多国家其实与中国在陆地上是连在一起的，并不处与四海之外，但他并不愿放弃海国的概念，而是巧妙地将与中国在地域上相连的国家称为海岸之国，这样一来与真正的海外之国(即所谓海岛之国)合起来仍可以叫做海国。在其他五洋中，魏源虽未在目录中注明海岸国或海岛国，但很显然，除了英国外，都被当成是海岸国。故他在《海国图志》卷三十三说，因为英国是海岛国，所以放在大西洋的最后。这样一来，所有世界各国，都无例外的不归於海岸国就属於海岛国。只有中国特别，是与海国相对立的国家，自然处於超凡的地位，不是世界中心还能是甚麽?虽然魏源仍然应该归入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之中，但他所看到的世界却是畸形的，他以自己的主观意识将世界纳人新形式的“天下”的框架之中。这种主观意识魏源已清清楚楚地写在书<叙>的末尾：“传曰：孰荒於门，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叙海国图志。”原来他憧憬的未来世界仍是千百年来帝王将相梦寐以求，而且曾经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过的“四海既均，越裳是臣”的境界。可惜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这种境界是永远不会再现了。
当然，这里无意於贬低《海国图志》的作用，虽然魏的主观愿望并不可取，但在客观上却让读者了解到了世界地理的面貌。而且魏源到底是一血性男子，他大声疾呼对於国家的蒙难，对於采取甚么策略使国家能雪耻洗辱，是“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的。他自己写作《海国图志》就是“讲画”的结果，是血性的体现。而且书中所表述的师夷长技的策略和所辑录的外国地理知识使人耳目一新，更加上他的“世界”观能被任何最保守的人物所接受，因此《海国图志》一问世就受到各种人物的欢迎。这是与徐继畲《瀛环志略》的遭遇完全不同的。
徐继畲本是山西五台人，天缘巧合地在两广与福建做了十多年官，尤其是因长期连续供职於福建，使之与外部世界有了密切的接触。鸦片战争的当口，徐继畲正在汀漳龙道的任上，其驻地与厦门仅一水之隔。厦门的沦陷，他是亲眼目睹的，也已做好抗敌及殉国的准备。但英人攻陷厦门以后，即移兵北上，骚扰整个沿海地区，至於进入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城下之盟——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以满清政府的失败告终。不用说，鸦片战争的失败给这位亲临前线的人极大的刺激。一定是这种刺激引起了他研究世界地理的热忱。如果考察徐继畲撰写《瀛环志略》的动机，则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常被人们忽略的一点：徐氏本人对地理学研究有着学者式的热情，他在传统的舆地考证方面曾经有《尧都辨》、《晋国初封考》以及《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计划中《两汉郡国今地考略》的一部分)、《汉志沿边十郡考略》之著，并主修《五台新志》。舆地考证需要逻辑推理，与现代科学手段有共通之处。所以在著述《瀛环志略》的过程中，也时时可见他的追根问底的精神。
鸦片战争结束当年，徐继畲即升任福建布政使，任职四年有余，又升福建巡抚。就在这两任职务的公余之暇，他用五年时间(1843—1848)搜集资料，数易其稿，写成了十卷本的世界地理著作——《瀛环志略》。以五年的时间才写成十卷本，比起魏源以一年时间就辑成五十卷，四年后又增补为六十卷相比，毋乃太慢。这一方面说明徐继畲显然不如魏源才思敏捷(当然魏源作为幕僚也许公务轻松得多)，更重要的还在於徐著与魏书不同，它是一部纯粹的地理著作。《瀛环志略》并不以提出具体对付夷人的办法为己任，而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编撰一部体例谨严的世界地理志。因此他不以撮抄和堆砌现成资料为满足，而是要对到手的资料加以缜密的考证，有所弃取，再将可靠的信息进行有序的编排，从而成为条理清楚逻辑严密的著作：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所有的地理书都必须如此，但将其与同时代的《海国图志>相较，就显出高下之别来了。《图志》的资料直接抄自各种有关的地理书籍，并不加以改造综合，而是如写资料长编一样，原文照录，不同资料中的重复或歧异也一仍其旧。由於缺乏研究，有的资料就放错了地方，如混瑞士与瑞典为一国，以波斯为印度所属等等。正因为《瀛环志略》不是简单地辑录现成的文献，而是广徵博采能够到手的文字与口头资料，加上自己的逻辑思维，并且形成有机整体的一本著作，所以才费时费事，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他是如何对待到手的资料的。
因为兼办通商事宜的需要，徐继畲经常来往於福州与厦门之间，自1843年冬以后，并有一段时间长驻厦门。就在这段时间里，他以比较快的速度编成了《瀛环志略》的前身——上下卷的《瀛环考略》稿本。徐继畲在《考略》的识语中叙述成稿的经过说：“道光癸卯冬，余以通商事久驻厦门。米利坚人雅裨理者，西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镌板极工，注小字细如毛发，惜不能辨其文也，暇日引与晤谈，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图摹取二十余幅，缀之以说。说多得自雅裨理，参以陈资斋《海国闻见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是曰《瀛环考略》。”这个识语写於甲辰(1844)秋七月，说明《考略》是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头编成的。推测徐继畲原来是打算将这个稿本付刊的，所以在识语的末尾写道：“此说虽略，聊以为嚆矢云尔。”但最终却没有付刊，原因可能是对自己的这个初稿还不够满意，同时魏源五十卷本的《海国图志》又已行世，所以他反而不急於出版《考略》，而准备进一步充实初稿，编辑一本更有份量的世界地理志。
这以后，他更加广泛地搜集资料，除在雅裨理处看到的地图以外，又搜罗新的更加详细的地图册，以及各种有关文献，那怕片言只语，只要有用可信，都加以采录，同时不断请教不同背景的西洋人，使自己的地理知识越来越丰富，而且越来越正确。在总共五年的时间里，他不断修订所临摹的地图和图说，易稿数十次，才终於底成《瀛环志略》一书。他在《志略》的前言中讲述成书的经过说：（以下用红色字标出前几字的段落，均变体字缩两字。）
明年(指1844，即成《考略》的当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一大二尺余，一尺许，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於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署，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
由此已可知《瀛环志略》是溶铸作者多年心血的佳构，并非赶一时潮流的草率作品。但徐继畲这里所说，远未写尽他对《志略》精益求精，力求尽善尽美的刻苦研究精神。一些与他有过接触的外国人的记述，以及《志略)本文中的一些片段插叙，似乎更能说明这一点。
在西洋人中，除了雅裨理以外，先后担任英国驻厦门和福州领事的阿礼国及其夫人也曾经向徐继畲提供过世界地理和历史资料。据《中国丛报》披露，阿礼国夫人还专门为徐继畲绘制了一张世界地图，她把图中英国、法国和俄国所控制的地区用不同颜色区别开来。在收到这张地图以后不久，徐继畲就去信询问该图把阿富汗省略掉的原因，“到底是它与波斯合并了呢，或者已经不是一个独立国了?”显示出徐继畲对於了解世界真相的执着。在1845年底至翌年初访问福州的传教士乔治．史密斯，更是吃惊於徐继畲对当时世界情势的熟悉与对世界地理的热忱③：
在对世界各种各样情况的了解上，在思想的解放程度上，该省代理巡抚(指徐继畲)都远远地超过当地政府的其他任何官员。……他比他的国人要进步得多。在与英国领事交往时，他提到欧洲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表明他对欧洲政界事务有全面的了解。……一连好几个小时，他兴趣盎然地谈论地理。在一本价格昂贵的美国出版的地图上，他贴遍了中文名字。
这一记述从另一角度让我们窥见了徐继畲是如何写作他的<瀛环志略)的，史密斯访问期间正是徐继畲写作该书的中途。
徐继畲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体现在他对所得资料都要详加甄别，而不是一概信从。或者是择善而从，或者存两说而得其实。譬如在《瀛环志略》卷三，徐说他曾看到美国人的地图上印度分为二十多国，但雅裨理告诉他，这是印度旧时部落(实即土邦——笔者按)之名，“自英吉利据印度后，有分析，有改革”，已与该图不同。后来徐继畲自己又看到英国人所画的印度地图，的确与美国人所绘有异，因此，他就在《志略》中同时列出两张图，以示印度地理的变化。但是更加可贵的是，对自己不能理解的说法，他决不盲从，而是记下其疑点。尽管他的最初的世界地理知识来自於雅裨理，但并不以雅之语为必是。卷四引雅氏的话说，锡兰(今斯里兰卡)为天竺(印度)本国，今称五印度为天竺，乃世俗相沿之误。但徐对此说表示了他的怀疑说：“按《后汉书》即以天竺为身毒，似非以一岛之名概全土。雅裨理所云，不知何所据也。”
徐继畲写《瀛环志略》以客观真实为第一标准，只要他认为是“可信者”就予采用，而不管其来源是否权威。这种过於执着的态度甚至於使他在理解日本地理方面被引人歧途。他以为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唯有中国人了解日本最为彻底。於是《瀛环志略》中的日本地图不采用西洋人准确的经纬图，而用中国人过去极不准确的旧图，结果反而致误，虽然这一错误不该发生，但却反衬他的客观精神，这就是他能正眼看世界的根本原因。
由於著书的旨趣不同，对学术的态度不同，使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与魏源的《海国图志》有几个根本性的差异。首先，是“瀛环”与“海国”的对立。海国是旧有之词，这在上文已作了解释，而“瀛环”一语，却可能是徐继畲的发明，这一点一直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中国向来只有天下的概念，所以没有适当的词来表示世界的意象。明末以来，先进士大夫们已知“天下”之外别有洞天，於是发明了“坤舆”一词来表示世界的概念。利玛窦命名他的世界地图为《万国坤舆全图》，这“坤舆”二字想必是明末士大夫们替他起的。坤舆其义并不深奥，就是大地的意思。“瀛环”一词在徐继畲以前未之见，很可能是他最先使用。徐继畲因为知道地球上是水多地少，大地如同浮在水面的岛屿一样，瀛即大海，瀛所环者，全世界也。瀛环自被徐继畲用以表示世界的概念以来，在晚清盛行了好一阵。至世纪之交才为“世界”一词所替代。“世界”原是佛教语，后被用来迻译world，才赋以现代的意义。《瀛环考略》的命名体现了徐继畲走出天下的开始。
其次，是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海国图志》既是以海国视四夷，自然在书中不提中国，视中国在海国之上。而《瀛环志略》既是以瀛环为世界，自然要把中国摆在其中，因此徐继畲很自然地把皇清一统舆图置於亚洲总图之后。但是当他把该书已刻的头三卷送给好友张穆后，却接到张的回信，劝他把中国地图放在亚洲地图前面。张穆说："本朝舆图必应那(挪)居亚细亚图之上，尊说不必更动，即已吻合。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防。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至周孔之教不宣重译，正如心之精神不淆於脏腑，倘有邪气攻心，则卢、扁为之色变。前明徐、李止缘未洞此义，遂而负谤至今。”④张穆十分称赞《瀛环志略》一书，但却把徐继畲置中国地图於亚洲总图之下的做法看得很严重，上纲上线到春秋大义的原则问题上去。须知张穆不但并非保守人物，而且也是一个杰出的地理学家，专擅西北史地。既然张穆都这样看，其他人的观点只会更加偏激，於是徐继畲只好违心地把皇清一统舆地全图放在亚洲全图之前，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版本。所幸张穆的信今天仍在，才让我们了解到，要走出天下的观念有多么难，而徐继畲的思想是如何地走在其他先进的中国人的前面。
第三，如何对待泰西列国，尤其是如何看待英国。依《海国图志》则比较简单，一“夷”以蔽之就是。但《瀛环志略》既是世界地理图志，就必须视各国为平等，不能有华夷之别：不但如此，还必须客观地描述各国的地理情势，而不能以自己的喜好随意褒贬。徐继畲正是这样做的。《瀛环志略》除了个别地方及引用他人之语外，不用夷字。尤其是称当时的大敌英国为英吉利，而不称英夷，称英国领事李太郭为英官，而不叫做英酋，这在当时几乎无人做得到。即使在今天也可以想像得到，当时去鸦片战争之败仅五六年，这种做法不被抨击为崇洋媚外才怪。当然，崇洋媚外这个词当时还未出现，当时用的是“张大外夷”、“张大英夷”这样的说法。除了不称洋人为夷以外，徐在事实上还称颂了西方的制度与人物，使得张大外夷的罪名不但当时而且在事后牢牢地套在徐继畲的头上。这在后面将作进一步的分析。
以上三点可以说是徐书与魏书的根本差别，当然在这三点之上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徐书是纯粹的地理书，而魏书则不那么纯粹。这一点本文开头已经说到。借题发挥自己的策略思想并非不可以，只是由於太过注重经世致用，求用的功利心情过於迫切，使得魏源常常过於轻信，将迂腐的错误的传闻当成致胜之道。如认为安南人可以借泅水之能力，潜入敌船底下，用凿子将船底钉穿，达到沉船的目的。这种传闻其实幼稚可笑，魏源却当成可靠战术载入书中。其他如提议勿在海上御敌，勿在海岸御敌，而要诱敌深入，到峡湾深处才利於歼敌，也都是迂人之说。要之，魏源过多地注意到战争中的纯技术的问题，或者说是单纯军事观点，而不去触及大清帝国制度性的毛病。就如两人打架，若只注意到对方拳脚的套路，而不去注意两人强弱的差距，以及产生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不见得能取胜的。而且魏源最脍炙人口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三策，只有师夷一说较新，其余两策都是中华帝国历来的老套头，并无新意。所以师夷一说历来为人所称赞，且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但若再寻根探源，即连师夷一策也早在二千余年前已为赵武灵王所实行，其胡服骑射的改革就是活生生的师夷之策。但当时这一策略获得成功，而二千年后的洋务运动却以失败告终。当然，我们无意於苛求魏源，在长期天朝大国的意识形态的禁锢下，包括魏源在内的大批先进中国人的认识水平只能止於此。
但是反观徐继畲，则其态度与大多数人有所不同，他从表面上看来是为地理而地理，所以《瀛环志略》表现为纯粹的优秀的地理著作。但在骨子里他其实也在寻访富强之道。他所着眼的主要不是技术性的问题，而是中西制度方面的差异。而且不但注意中外的不同，也究心西洋各国的差别。例如，他曾问雅裨理说，俄罗斯在世界上疆域最为辽阔，何以其国力只能与英法相当，而不能独霸一方。这一问题的背后就隐藏着：中国的疆域也是极其辽阔，何以竟败在小国之手这样的疑问。雅氏的回答我们无由得知，但估计不会全从技术方面找原因。所以《瀛环志略》注重的是泰西各国制度上、风俗上的特殊之处。如讲到英国，就提到其都城有公会所，内分爵房与乡绅房(即国会的上议院下议院)，详细地介绍了其代议制度，并说“大约刑赏徵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虽无明显地称赞之词，要旨暗含颂扬欧洲民主制度的大义。徐继畲还不带偏见地称许英国人的优点，说他们“心计精审，作事坚忍，气豪胆壮，为欧罗巴诸国之冠。”对於一个仇敌，竟用如此赞语，何不授人以“张大英夷”之把柄?
然英国尚存王制，而美国则连一姓之天下亦不存，徐继畲因而彰明昭著地颂扬美国民主制度：
(华盛)顿乃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仍各部之旧，分建为国(即state)，每国正统领一，副统领佐之，以四年为任满。集部正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各国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国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国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
徐继畲是如何地心仪西方民主政治，由此一目了然。而且他不惮重复，在叙述美国地理一卷的最后更加明确地说：“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虽然这里一句未及中国的制度，但这是不比之比。美中之间何者优，何者劣，不是一清二楚吗?更有甚者，徐继畲还专门用一段评语赞美华盛顿总统：
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於胜、广，割据雄於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之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哉。
不但赞其个人品质，而且拿中国的三代禅让制度与之相比隆，这不等於是当着和尚駡秃驴?
徐继畲不但探寻西方国家何以致富强之道，也注意西方有些国家由强而弱的教训。如对西班牙就有道样的评语：“然(西班牙)近年衰弱已甚，且贫苦者何也?富而无政，虽秦隋不免覆亡，况区区之夷国乎!”当然这种话也是有影射之嫌的。
有以上这些例子，就难怪《瀛环志略》不见容於一般的士大夫，“甫一付梓，即腾谤议。”大部分人都认为徐继畲张大外夷，不但保守者如此看，如李慈铭在徐继畲被撤福建巡抚一职后，几乎是以一种幸灾乐祸的语调说⑤：
阅徐松宠太仆继畲《瀛环志略》……其用心可谓勤，文笔亦简净。但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泰西诸夷酋，皆加以雄武贤明之目。佛英两国，后先令辟，辉耀简编，几如圣贤之君六七作。又如曰共主、曰周京、曰宸居、曰王气、曰太平、曰京师。且动以三代毫岐洛邑为比。於华盛顿赞其以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所有，直为寰宇第一流人。於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谓其版宇直接前后藏。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
……其褫职也以疆事，而或言此书实先入罪案，谓其夸张外夷，宜哉。
即连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这位以言论过於先进而被时人目为汉奸的人物，在读到《志略》后也感到该书对外夷的赞美有言过其
实的地方，直到光绪二年(1876)他外出为使，方才悟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入一等乎?”
《瀛环志略》所描述的世界地理形势基本上是客观的，但客观态度与专制制度并不相容。咸丰元年(1851)，清廷以徐继畲在英人入居福州神光寺事件上处理不善为由，免去了他的福建巡抚职务。在这一事件中，徐的举措并无失当之处，其所以获罪，主要是他不以英夷的概念普施於所有的英国人身上，认为普通的英国人入居福州城内，既无任何安全问题，也并未有使中国人失面子的地方，可惜当时的清议却是激烈反对洋人入城，徐自然难於为自己辩白。除了这个表面原因导致徐被撤职外，时人都认为《瀛环志略》也是获罪的根由之一，“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⑥上引李慈铭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在专制制度下客观有时是要招惹是非的。思想的过分先进，往往产生悲剧效果，后来郭嵩焘的遭遇与徐继畲就有相似之处。
真能体会徐继畲著书深意者，恐怕只有数十年后的王韬一人了。王韬在《瀛环志略跋》一文中，虽然指出魏书与徐书“各有所长”，实则以徐书马上，并指出徐书之作自有其深意在：
中丞之作是书，殆有深思远虑也乎?其时罢兵议款，互市通商，海寓晏安，相习无事，而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弥逢苟且於目前，有告之者，则斥为妄，而沿海疆圉晏然无所设备，所谓鲰远情，师长技者，茫然无所知也，况询海外舆图乎?
王韬已注意到魏书是在战争中作，应急需而已。而徐书则是战争结束，条约已订，五口已开，局面安定下来后的深思熟虑之作，并非一时之呐喊，而是试图通过客观世界的描述，点出外人优胜之处，以徐图中国富强之道：
中丞莅官闽峤，膺方面之寄，蒿目时艰，无所措手，即欲有所展布，以上答主知而下扶时局，而拘文牵义者动以成法为不可逾，旧章为不可改，稍有更张，辄多掣肘，中丞内感於时变，外切於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著明也。呜呼!古人著述，大抵皆为忧患而作；顾使中丞不得行之於事，而徒见之於言为足惜已。
当然徐继畲并非生而知之的圣人，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甲辰《瀛环考略》稿本与戊申《瀛环志略》刻本之间，徐继畲还留下五种其他稿本，任复兴先生分别将其定名为：渠藏稿、第三稿、过目稿、校定稿、北图稿⑦，试比较诸稿与《瀛环志略》的差异就大致可见这一发展的脉络。
在甲辰稿《考略》的地球总说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话：“雅裨理又云，南极、北极之下，以半年为日，半年为夜，其说太奇，余未敢遽信也。”可见在刚与雅裨理接触时，徐继畲的地理知识还是很欠缺的。但在《志略》当中，这句话已被删去，说明他已相信雅氏之说。又同稿中希腊部分不过四十来字，认为其为“小洋小国也”，说明他对希腊历史缺乏了解，但到过目稿中，他已明白“希腊为大西洋立国之祖”。这两例说明在数年中，徐继畲增加了许多丰富的世界历史地理知识。
徐继畲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提高不仅表现在历史地理知识的增加，更重要的还在於从天下观念向世界意识的转化。在甲辰稿《考略》里，徐继畲一仍中国人旧惯，称洋人为夷。在英吉利国部分，满篇皆以英夷为说，时而讲“英夷劲兵，皆阿尔兰之人也”，时而又曰：“印度在中国西南，即所谓天竺佛国，英夷商舶，时至其地。”但到刻本《志略》，除了引他人语外，正文把夷字差不多全去掉了(称西班牙为夷国，恐怕是改而未尽)，视洋人与华人平等，毫无鄙视之意。又，在过目稿希腊部分里本来有段按语说：
按希腊为大西洋立国之祖。桔木从迦南来，始教土人以稼穑，创宫室，造舟车，习文字，时在商之中叶。前此固榛狉如鸟兽也。迦南即犹太地，在亚细亚之西界。迦南风教之开，由於西域，西域由於中国。盖自中古数圣人，创制以前民用，至唐虞而东渐西被，声教暨乎流沙之外矣。
这是典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而在刻本中这段话完全删去了。上面这两种变化反映了徐继畲走出天下，进入世界的渐进过程。
其实徐继畲对自己的离经叛道并非毫无意识。他在《瀛环志略》的刻本中，就修改了稿本中一些触忌讳的地方，例如在卷五瑞士一节文字的最后，徐继畲本来在北图稿上有以下的按语：“按瑞士地，西土之桃花源也。……花旗人甘明者，尝游其地，极言其山水之奇秀，风俗之淳古，余不禁悠然神往也。”悠然神往甚么意思?莫不是想叛国?於是这最后一句终究改成了“惜乎远在荒裔，无由渐以礼乐车书之雅化耳”，与原意已经完全背离。
但在关系另外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时，徐继畲却始终不改其初衷。如称赞华盛顿的一段话，在《考略》初稿里已经全有，至四年后的刻本乃一字不改。这段话是很容易招来麻烦的，徐并非不自知，所以在初稿中，曾把“几於天下为公”一句删去，但删了以后肯定觉得十分不痛快，於是在旁边又将这六个字重写一通，并且加上圈点(参见图版)。国人的普遍意识是老子天下第一，将洋人捧得与中国圣人一样高，不只是触专制制度的霉头，抑且是刺痛了中华沙文主义情绪。上引李慈铭的日记就特别忌恨这一点。可见徐继畲作这样的比较是要有巨大的勇气的。今天有些学者却以为徐将华盛顿的功业与三代相比不伦不类，未免有点看人挑担不吃力了。
李慈铭批评徐继畲的一段话写於咸丰丙辰(1856)，当时他还不过是一名二十七岁的青年，而徐继畲却已是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年龄和思想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深刻感到徐继畲思想的先进程度。
鸦片战争把中国推人到世界之中，使中国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但是由於中华沙文主义思想的长期禁锢，使得这些先进人物的大多数不能不带着主观意识的框架来看世界。他们的眼睛是睁开了，但映入他们眼帘的却是一个比过去大大扩展了的新“天下”，而不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新天下里，四夷被推向全球，而中国仍被当成是主宰天下的天朝大国。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能够跳出这个局限，而以极其冷静客观的眼光来看待新世界，徐继畲就是这极少数几个人中的佼佼者，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是近代第一个正眼看世界的人物。徐继畲把中国放进世界之中，放在与世界各国平等的地位上，看到了他人的长处，理解了自身的毛病。虽然这些毛病没有被指明，但却尽在不言中。徐继畲并不是一个说教者，也并不急於拿出自己的筹夷方略，他只是平静地把客观的世界地理知识贡献给国人，试图使国人能通过认识世界来认识自己的国家，从而发奋图强跻身於世界民族之林。他自己是由研究地理出发进而具有民主思想，他的《瀛环志略》也使不止一代的士子走上同样的道路。在这一点上，不但魏源不能与他相比，一些比魏源更加出色的人物也难於与他相提并论。
中国人历来以为认识了自己，那些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就是自我认识的反映，所以我们很容易拿自己和自己比。但这只是一种直线式的不完全的认识，还要加上认识世界，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才算完全认识了自己。徐继畲最伟大之处，即是教会了国人如何通过认识世界来认识自身。就这点而言，徐继畲是永远值得纪念的，而不在於《瀛环志略》这本书是否过时。徐继畲生於一七九五年十二月四日，就在他诞生的前两年，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开展中英贸易的要求，关紧了本来可以打开的大门，然而这扇大门却又不得不在半个世纪之后，在一种屈辱的情势下被迫打开。乾隆皇帝是不认识大清帝国的。
今天我们已经完全认识自己了吗?
注 释：
①增田涉《西学东渐と中国事情》，32页，岩波书店，1979年。
②④<覆徐松宠中丞书>，载《启（殷字去掉殳）斋文集)卷三。
③以上《中国丛报》所载及史密斯语皆见(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34页，文津出版社，1990年。
⑤《越缦堂日记》咸丰丙辰元月廿八日。
⑥见《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下。
⑦见《〈瀛环志略〉若干稿本初探》，载《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周振鹤，1941年生，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史学博士。此文原发表于日本《中国研究》杂志1996年元月号卷首。）
[1][2][3]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