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尉迟敬德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秦琼与尉迟敬德-爱华网

《尉迟敬德墓志铭》于1971年被发现以后，已经有人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昭陵文管所《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1)，张沛、樊光春的《昭陵新出土墓志补正唐史举例》(2)等文，都有一些新的见解。特别是《昭陵碑石》(3)的编者对该墓志所加的按语，更有进一步的研究，值得重视。这合墓志铭，共有2218字，内容甚为丰富。笔者想对其中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尉迟公及尉迟夫人墓志，尉迟敬德于唐高宗显庆三年死，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岁在协月次中吕十四日庚申陪葬昭陵。尉迟夫人墓志云夫人于唐太宗贞观八季（公元633年）十二月廿二日旌志于旧殡之所。墓志1971年出土，未损。02年买于唐昭陵博物馆，整纸佳拓，墓志120cmX120cm，硕大无比.也属唐墓志中的精品,大名誉品.自觉优点如下：
　　1。尉迟敬德，大名人，书丹者自非一般书家，志盖是独特的飞白书，精美异常
　　2。墓志1971年出土，保存完好，说是初拓，当少异议。
　　3。得见前人未见之史料，一大快事。
　　4。整纸佳拓，墓志120cmX120cm，硕大无比.也属唐墓志中的精品
　　与各位书友共赏
　　
　　这两种墓志拓片，贵在完整。纹饰全者少见。　墓志边饰十二生肖被认为是唐墓志中刻的最好的之一，一派盛唐的气息

关于《尉迟敬德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秦琼与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的籍贯与出身
　　两《唐书》的《尉迟敬德传》均载尉迟敬德是朔州善阳人。朔州就是隋末的马邑郡，治所在善阳，即今山西朔县。墓志铭(以下简称志文)则记他为河南洛阳人。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昭陵碑石》的编者认为：“盖一称其郡望，一载其徙居，二者可以互补也。”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唐代史学家柳芳说：“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4)尉迟氏即属于虏姓之列，应号河南洛阳人。　
为什么说尉迟氏属于虏姓之列呢？唐人林宝说：“与后魏同起，号尉迟部，如中华之诸侯，至孝文时改为尉迟氏。河南洛阳(人)。后有讬哥拔五代孙乙纥豆生候兜(《周书》、《北史》的《尉迟迥传》作俟兜)……。又后魏平东将军尉迟说六代孙孟都生罗迦罗、隋代州西镇将军，生运，运生绍宗，左屯田将军、油江，伯孙琅邛州刺史、迦隋乌程镇将军，生敬德唐右侯大将军同州刺史鄂州忠公，生宝林司卫卿右卫将军，生修寂、修俨。”(5)《北史》卷六二《尉迟迥传》也说：“尉迟迥字薄罗，代人也。其先，魏之别种，号尉迟部，因而氏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鉴识，尚周文帝姊昌乐大长公主，生迥及纲。”这都说明，尉迟氏确系北魏鲜卑人的后代。
另外，从尉迟迥是代人到尉迟氏是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又尉迟敬德是朔州善阳人，正反映了鲜卑贵族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然后分散各地的过程。 　　从北魏孝文帝到隋百年左右的时间，中经东魏、西魏、北周、北齐的对立，隋的统一，虏姓贵族也几经沉浮，原来有的高门上姓有所衰落，原来有的门第较低的姓族日益显要，出现了很多变化。这样一来，尉迟敬德家族由显贵的社会上层沦落到社会下层也就可以理解了。《太平广记》卷一四六《尉迟敬德》载：“有锻铁尉迟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锻铁之次……”他还自称“某打铁人”。因此，今人的不少著述中，多有认为尉迟敬德出身于铁匠者。有人根据志文所述尉迟敬德的家世，再结合尉迟敬德元配夫人《鄂国夫人苏斌墓志铭》(6)的内容，认为既然“志文中有敬德曾祖、祖父、父亲三代为高官的记述，苏氏志文中所记苏门三代也是高官。而且苏氏死得很早，大业九年就死了，当时敬德尚未知名，他们结婚时，必是门当户对，那么敬德少年时是否当过铁匠，就很值得研究了”(7)。如果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再考虑敬德家族由洛阳迁到善阳的情况，从中原要地北魏都城洛阳迁到偏僻的善阳，必然和家族的没落有关，尉迟敬德少年时当过铁匠也完全有可能。苏氏虽然三代都是高官，但并非士族，按照当时崇尚门第的习惯，有些士族虽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但仍然“贩鬻婚姻”(8)。尉迟家族虽是虏姓贵族，但在长期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中原人们也愿与他们通婚。苏氏与没落的虏姓高门通婚，也属于正常现象。所以，以此说明尉迟敬德不一定当过铁匠，也不是充足的理由。
　　关于尉迟敬德的家世，志文载：“曾祖本真，后魏西中郎将，……祖孟都，齐左兵郎中、金紫光禄大夫、周济州刺史。……父伽，隋仪同，皇朝赠汾州刺史、幽州都督、幽、檀、妫、易、平、燕等六州诸军事、幽州刺史、常宁安公。襟清悬镜，量澈陂。道悠运倏，中年早谢。”这和《元和姓纂》所载有所不同。《元和姓纂》载，孟都伯孙伽生敬德，也就是说，敬德并非孟都之孙，而是孟都兄的曾孙。看来，敬德之祖、曾祖都未做官，否则，《元和姓纂》不会不记；其父伽官至隋仪同，又“中年早谢”，而且“早谢”的含义也不清楚。如果伽是被隋帝所杀，敬德隐居善阳，以锻铁为业，就更近情理。由此可见，志文把敬德和孟都直接联系起来，实际上是为敬德自曾祖以后即开始衰落的家世所讳。两《唐书》的《尉迟敬德传》都载他“大业末，从军于高阳”，似出身于民间，而不涉及其家世，可能也是这种意思。
　　《旧唐书》武宗以前部分，多是照抄实录、国史，《武德·贞观实录》均经许敬宗最后修订，“初，《高祖、太宗实录》，敬播所撰，信而详。及敬宗身为国史，窜改不平，专出己私。……敬宗子娶尉迟敬德女孙，而女嫁钱九陇子。九陇，本高祖隶奴也，为虚立门阀功状，至与刘文静同传。太宗赐长孙无忌《威凤赋》，敬宗猥称赐敬德。……然自贞观后，论次诸书，自晋尽隋，及《东殿新书》、《西域图志》、《姓氏录》、《新礼》等数十种皆敬宗总知之，赏赍不胜纪。”(9)既然敬宗随心所欲，歪凸历史，又有意美化敬德，碑文为敬德讳其没落的家世，是理所当然的。志文虽与许敬宗无关，但为墓主歌功颂德的志文性质，也决定其撰者必为其所讳。《旧唐书》照抄实录、国史，《新唐书》参考《旧唐书》，故而两《唐书》的《尉迟敬德传》均不叙其家世。如果敬德是从民间从军，就有可能是铁匠出身。由此可见，志文和《太平广记》的两种记载不同，但不能是对立的，是此非彼是不正确的。许敬宗既然有意为敬德隐恶扬善，如果敬德的家世有可颂之处，他是决不会漏而不记的。况且，敬德自己也说过：“敬德起自幽贱，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窜身无所。”(10)更说明他出身于民间的铁匠并非虚构，志文的内容固然重要，但也不宜轻易以此去否定文献所载。

尉迟敬德之妻
　　据《鄂国夫人苏斌墓志铭》载：唐高宗下诏日：“赠司徒并州都督鄂国公敬德故妻苏氏，贞婉驰芳，柔明擅美。……可赠鄂国夫人。”苏氏卒于大业九年(613)，时年25岁。按显庆三年(658)敬德终年74岁推算，苏氏去世时敬德应是29岁。他于武德三年(620)四月降唐后，地位日益显要，再婚是理所当然的。事实证明，尉迟敬德是又结婚了的。
　苏氏志文中既称苏氏是敬德“故妻”，当然应当还有现妻。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曾对敬德说：“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头谢恩道：“臣妻虽鄙陋，相与共贫贱久矣。臣虽不学，闻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愿也。”(11)太宗称道了敬德的人品，又收回了自己的意见。此事在《隋唐嘉话》、《唐语林》中也有记载，看来确有其事。既是“相与共贫贱久矣”，很可能是在大业九年苏氏死后不长的时间内就结婚了，最迟是在武德二年(619)，因为武德三年他降唐以后，就不宜再说是“贫贱”了。
　　敬德后来的夫人何许人也，不得而知。两《唐书·尉迟敬德传》和尉迟敬德的碑文与志文都无涉及。但根据尉迟敬德不愿尚公主的态度看来，敬德夫妇之间的关系甚好，很可能在敬德去世时这位夫人还在。那么，尉迟敬德子尉迟宝琳是哪位夫人所生呢？按年龄而论，肯定是苏氏所生。因为许敬宗于贞观八年(634)开始参与修撰国史，由于他的儿子“娶尉迟敬德女孙”为妻(12)，故而他修撰国史时大加美化敬德。按照当时的习惯，宝琳女结婚时，宝琳应在35岁到40岁之间，如果在贞观八年许敬宗开始参与修史前后许敬宗子与宝琳女结婚，宝琳当生于开皇十九年(599)至仁寿三年(603)之间。这时苏氏当在12岁至17岁之间。可见，苏氏生宝琳时还很年轻，宝琳不可能是后来的夫人所生。敬德后来的夫人可能未曾生育，否则，史书为什么未曾记载敬德有宝琳以外的其他子女呢！同时，尉迟敬德的碑文载：“有子右领军将军宝琳凤羽搞姿，龙媒聘逸。”志文也载：“有子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卫尉少卿宝琳，思履霜而切虑，仰风树而衔哀。”碑在敬德与苏氏的合葬墓前，墓志铭在合葬墓中，宝琳是他们夫妇所生也就勿庸置疑了。也许正是这种原因，苏氏与敬德合葬，后来的夫人未能取得这种殊荣。

关于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杀兄除弟，夺得太子地位，进而登上皇帝宝座的重大事件。尉迟敬德是玄武门之变的重要参与者，两《唐书》与《资治通鉴》对此事都记载甚详，敬德不仅劝李世民早除建成、元吉，而且还亲手杀害元吉。因此，“及论功，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齐王府财币器物，封其全邸，尽赐敬德。”因此，敬德也曾忘乎所以，“负其功，每见无忌、玄龄、如晦等短长，必面折廷辩，由是与执政不平。”还曾因“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其上者”，故而敬德怒日：“汝有何功，何坐我上？”任城王道宗“因解喻之”。(13)他竟动手打坏了道宗的眼睛。唐太宗也把他和韩信、彭越相比，视为唐初的功臣。由此可见，参与玄武门之变在敬德的个人历史上是一件光荣的大事。
　　关于此事，敬德的碑文虽然未曾详叙其事，但却言简意赅，意义深刻。“(武德)九年六月，二凶(建成、元吉)伏辜。虽天道祸淫，盖杖君(敬德)之笄也。”短短的十九个字，既说明了玄武门之变的性质，又说明了敬德在其中的作用。但是，敬德的墓志铭对此事却只字未提。志文的按语说：“不知何故，志文于此事只字未及。”(14)无疑，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碑文肯定玄武门之变的性质与敬德在其中的作用，事出有因。碑文为许敬宗所撰，许敬宗对玄武门之变十分清楚；唐太宗对玄武门之变的态度他了若指掌。贞观年间，唐太宗一再想了解起居注、国史所载的内容，实际上是想了解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唐太宗深知他取建成而代之是违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史书如何记载此事，与他的名声直接有关。所以，他在两次遭到拒绝以后，又第三次要求亲自观看国史，并且命房玄龄“撰录进来”。房玄龄与许敬宗把《国史》改为《实录》，送呈太宗。太宗对其他问题没有表态，惟对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不满。因为有关此事的记载是“语多微文”。为此，他向房玄龄指出：“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15)非常明显，唐太宗要看国史，主要是为了给史官写玄武门之变定下基调，要史官们把他利用阴谋手段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写成像周公诛管叔，放蔡叔一样，是“安社稷，利万民”的正当义举。也就是唐太宗要求史官为自己文过饰非而修改史书。
　　许敬宗是善于投机钻营的史官，唐太宗有所要求，他当然投其所好。所以，经他修改后的《武德、贞观实录》，太宗颇为欣赏，否则，他不会因此而被“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权检校黄门侍郎”(16)。既然如此，他为尉迟敬德所撰的碑文先肯定玄武门之变的性质是“二凶伏辜”，又赞扬李世民的成功是“盖杖君之笄也”。也就是说，许敬宗对唐太宗投其所好，对尉迟敬德歌功颂德是不言而喻的。
　　尉迟敬德的墓志铭为何人所撰，不得而知。何以对玄武门之变无所涉及，应有原因。
　其一，墓志铭与碑文应是同时所撰，许敬宗官高位显，所撰碑文甚多。他所提到的事实，别人不可能再去重复。他在碑文中已经肯定了玄武门之变的性质与敬德在其中的作用，墓志铭当然没有必要再详叙其事。况且，墓志铭字数有限，也不允许。正因为如此，志文对碑文未曾涉及的问题反而有所叙述。例如《隋书·炀帝纪》载：大业十二年(616)正月，“雁门人翟松柏起兵于灵丘，众至数万，转攻傍县。”四月，“魏刁儿所部将甄翟儿复号历山飞，众十万，转寇太原。”敬德曾对这些起义军作战。但在碑文中未曾涉及，两<唐书·尉迟敬德传》也未记载，而志文中却详述道：“有山贼翟松柏、刘宝强等拥兵数万，据山断道，公乃率麾下百骑以击之。矢石才交，贼徒歼殄，获马三千匹，俘掳五万人，以功授朝散大夫。又击王须拔、历山飞等，以功授正议大夫。”这说明尉迟敬德在投靠刘武周前曾参加过镇压翟松柏、刘宝强、王须拔、历山飞领导的起义军。
　　《旧唐书·尉迟敬德传》：大业末年，敬德于高阳从军以后，“讨捕群贼，以武勇称，累授朝散大夫。”《新唐书·尉迟敬德传》：“积阅为朝散大夫。”这说明敬德在投靠刘武周前确有过战功。志文所述内容，正是把两<唐书>本传所记的战功具体化了。碑文不记此事，也可以理解。为隋朝镇压农民起义，并不值得唐朝人歌颂。富有政治经验的许敬宗必然懂得这个道理。志文的撰者可能政治地位不高，书生气十足，故而记载了这些内容。

　　另如，关于唐军进攻洛阳的问题，碑文仅略有所及，除了“中狱由其咸定”，“王城于是乂安”的意思较为明确以外，其他用词都很笼统。而志文对此战的记载却甚为详细：“于是王充窃据伊、，偷安神器；建德拥兵赵、魏，潜规问鼎。讬辅车之势，运连鸡之谋。太宗受脤东征，公参谋盛符，虽神谋妙略，允叶圣衷。斩将搴旗，寔资雄杰。此二役也，策勋居多，累降恩赐，用旌军赏。”由此可见，碑文和志文不相重复，互为补充，可能就是志文不载敬德参与玄武门之变的重要原因。

　　其二，对玄武门之变，志文的撰者有可能和许敬宗有不同的看法。关于玄武门之变，在唐初的统治集团中本来就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自西周以后，在君主地位继承问题上，逐步形成了嫡长子继承制度。所以，司马光说；“立嫡以长，礼之正也。”(17)儒家的传统观念也早深入人心，孔子的学生有子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18)既然儒家把孝和悌相提并论，无疑，唐太宗不管以什么理由杀兄夺位，都和这种制度与观念格格不入。 　　魏徵在评论隋文帝时说：“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讬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19)显然，魏徵等唐初的史学家，对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和魏徵对待李世民与李建成的关系完全相同。当李世民的战功卓著，地位日益升高，直接威胁到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时，魏徵先劝李建成远征刘黑闼，以扩大自己的影响，继又“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在李世民取得太子地位以后，他质问魏徵何以“离间我兄弟”时，魏徵也直截了当地说：“先太子若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20)勿庸置疑，魏徵是维护嫡长子继承制度的。

　　贞观年间，唐太宗两次要看起居注，第一次被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劝阻，第二次又被谏议大夫褚遂良、黄门侍郎刘洎劝阻。朱子奢、褚遂良等都担心唐太宗发现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于己不利而影响到本人。果然。唐太宗发现“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21)，遂要求史官按照他的意思修改实录。这都说明唐初的统治集团中，对玄武门之变的看法存在着分岐。
　　唐太宗看了实录以后，虽然为了统一思想，修改了史书，但传统的儒家思想不是靠个人的意志可以改变的。一直到宋代，范祖禹还大骂唐太宗道：“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二，父之统也，而杀之，是无君父也。立子以长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虽齐圣，不先于兄久矣。”(22)在唐代，敬德墓志铭的作者虽不敢公开表示和许敬宗相反的意见，但他以避免重复为由，在志文中避而不谈这一问题，也意味着他是一种消极对立的态度。

 (原载《碑林集刊》之四，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1)《文物》1978年第5期。 　
　(2)《人文杂志》1992年第1期。 　　
(3)三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4)(新唐书)卷199《柳冲传》。 　　
(5)《元和姓纂》卷十。 　　
(6)《昭陵碑石》。 　　
(7)《陕西碑石墓志资料汇编》第673页。 　　
(8)《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9)《新唐书》卷二二三上《许敬宗传》。 　　
(10)《旧唐书》卷六八《尉迟敬德传》。 　　(
11)《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二月条。 　　
(12)《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载是敬宗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此说不近情理。因为敬德比许敬宗年长六岁，若其曾孙女与敬宗子结婚，年龄必然相差甚远。故而《新唐书·尉迟敬德传》所载可信。 　　
(13)《旧唐书》卷六八《尉迟敬德传》。 　　
(14)《昭陵碑石》第143页。 　　
(15)《贞观政要》卷七《文史》。 　　
(16)《旧唐书》卷八二《许敬宗传》。 　　
(17)《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 　　
(18)《论语·学而》。 　　
(19)《隋书》卷二《高祖纪下·论》。 　　
(20)(22)《唐鉴》卷二。 　　
(21)《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

尉迟敬德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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