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本文通过大蒙古国向元朝转变、元朝版图构成以及周边变化等问题阐述，勾勒出元朝的疆域格局。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通过勘比史料，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元朝；疆域；四周
元代是中国王朝疆域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元朝不仅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割据，而且继承汉唐以来的中国版图，重新创立了新的大一统。元朝的大一统不同于汉唐，元朝统治集团以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因此边疆地区，尤其是北部边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更为密切。这主要表现在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前代有统治之名而无行政之实的所谓羁縻地区，在元朝版图内则因政、因俗、因教的不同，分别受到不同形式的统治。在元朝统治范围内，大理国被改为云南行省，吐蕃直接听命于元廷，东北极边诸族纳入辽阳行省辖治，西南土官土司皆受元朝领导。这些对中国疆域的奠定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本文拟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对元朝版图构成及其四至八到的变化作一概述，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
史学界论述元朝历史，大多与大蒙古国或蒙古族史连言，称为蒙元。笔者认为元朝与大蒙古国有历史继承关系，但两者有重要区别;以版图为例，元朝版图虽然脱胎于大蒙古国，但并不等同于蒙古国，这不仅因为入元以后西方四大汗国脱离了大汗的管辖，而且还有合并南宋等地以后的新构建。回顾一下大蒙古国的疆域及对元朝的影响，有助于我们理解两者的区别。
在大蒙古国建立以前，在今天的中国版图内，西有西辽、回纥(畏吾儿)、西夏;北有蒙古诸部;东北及华北、中原是金朝统治范围;南有南宋;西南有吐蕃及大理。在这个格局中，金朝与南宋的对峙占据了主要地位。
1206年蒙古游牧贵族建国于蒙古草原。大蒙古国实行分封制度。诸子及部分贵族的封地在西方，史称西道诸王。诸弟及贵戚的封地在东方，史称东道诸王。大汗则居中控御两翼。稍后，蒙古游牧贵族发动了一系列向外扩张的战争，使大蒙古国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大蒙古国在征服吉利吉斯、畏吾儿、哈剌鲁诸部基础上，向西拓展，先后征服了西辽、花剌子模、钦察、斡罗斯、匈牙利、波斯、叙利亚等地。蒙古势力远达波兰、埃及和东印度一带。蒙古国的南征使西夏、金朝、大理、吐蕃地区纳入其统治。蒙古军东征辽左，在肃清契丹、女真反抗势力后，1218年侵入朝鲜半岛。经40余年征战，蒙古军压境以待，高丽君臣被迫臣服。迄至1259年，蒙古国辖境西至匈牙利、叙利亚、伊剌克、波斯湾和东印度一线，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南至大理国金齿地区与蒲甘王朝对峙，并在淮河、长江中上游一线与南宋相持，北面则领有吉利吉思、贝加尔湖一带诸部。
征服战争使蒙古游牧贵族构筑了横跨欧亚的硕大帝国。在新征服地区，西道诸王的封疆进一步扩展，形成了四大汗国。
钦察汗国 根据成吉思汗的分封，长子术赤的封地原在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及阿勒泰山一带。为预防兄弟不睦产生内讧，成吉思汗下令术赤向钦察草原出征以扩大版图。据此，术赤及其子拔都发动一系列战争，先后征服钦察草原东部、阿姆河、锡尔河下游的花剌子模，以及乌拉尔河以西、伏尔加河流域的钦察、不里阿耳诸族，并将斡罗思诸公国纳入统治。拔都建立的钦察汗国，东起也儿的石河，西至斡罗思，南达巴尔喀什湖、黑海、里海，北到北极圈附近。汗国都城建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今阿斯特拉罕附近)。1255年拔都去世，弟别儿哥即位。此时的钦察汗虽为名义上对大汗称藩，但已具相当独立性。
察合台汗国 察合台系成吉思汗次子，他的原封地在乃蛮部从阿勒泰山至阿姆河之间的营地。西征以后，扩至撒麻耳干和不花剌。汗国封主居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的忽牙思。蒙哥即位后，察合台子也速蒙哥因拒命被诛。汗国数易封主后独立。
窝阔台汗国 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第三子，也是大蒙古国第二代大汗。他的原封地在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和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地区。即位后封地有所扩展。在窝阔台后，长子贵由也登汗位，但在位期很短。贵由汗卒后，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长子蒙哥即大汗位。由于蒙哥即位违背了早先约定汗位不出窝阔台系的传统，因而为窝阔台系诸王所拒。在遭到诛、贬镇压后，窝阔台系诸王势力大挫，封地被划为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境内)、也儿的石、海押立(哈萨克斯坦塔尔迪·库尔干东)、叶密立、河西等地。
伊利汗国 与前三汗国有原封基础不同，伊利汗国形成较晚。1221年至1222年，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占领波斯东部呼罗珊诸城。1231年，大将搠里蛮奉窝阔台汗之命，率军三万西征波斯。击败花剌子模嗣君札兰丁后，次第征服波斯大部以及谷儿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鲁迷(西亚塞尔柱王朝)。搠军受命镇戍波斯，并建行政机构统辖阿姆河以西的波斯地区。1251年蒙哥即位，设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以阿儿浑为长官，驻呼罗珊的徒思城(今伊朗马什哈德附近)。次年，蒙哥遣弟旭烈兀往镇波斯，统兵征讨未降地区，令搠里蛮和出征怯失迷儿(克什米尔)等处军队隶属于旭烈兀，还命诸王从自己的军队中抽出十分之二人员随从出征。1256年，旭烈兀大军攻灭礻马拶答而(今伊朗马赞德兰省)的木剌夷国(伊斯兰教亦思马因派势力)。1258年攻陷报达(伊拉克巴格达)，灭黑食大食(阿拉伯帝国阿拔斯朝)。次年，旭烈兀军分三路侵入叙利亚。1260年春，蒙哥汗逝世消息传到西亚军中，旭烈兀留先锋怯的不花继续进征，自率余部退往波斯。怯的不花于当年为密昔儿(埃及)军击败。此次蒙古军所占叙利亚诸地陆续丢失。
在蒙古本土发生争夺汗位战争时期，旭烈兀据原属大汗所辖波斯地区建国。其疆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括小亚细亚大部，北至高加索山，南抵波斯湾。
四大汗国是大蒙古国的组成部分。作为大汗宗藩，各汗国君主的废立由大汗指定;封疆经大汗划定，不得擅自更改。大汗有权对其军队和属民加以抽调。事实上，封国君主虽具相对独立性，但始终处于大汗的统辖制约之下。因此，大汗对各封国的军政事务具有最高裁定权。1259年七月，蒙哥汗猝死于南征军中，使蒙古国统治体制产生了危机。蒙哥幼弟阿里不哥利用留守帝都的特殊身份，由部分诸王、贵族拥戴在和林称汗。蒙哥长弟忽必烈手握重兵，在东道诸王扶助下也于开平登汗位。兄弟之间从此拉开争位战争序幕。数年后，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并取得蒙古大汗称号，但大蒙古国也因此分裂。忽必烈继承的已不是大蒙古国旧疆，除据有蒙古本土(这是称大汗必要条件)和汉地外，虽能号令东道诸王，但四大汗国已游离于大汗的统辖。忽、阿争位之初，钦察汗国曾派使向双方劝和;察合台汗国及窝阔台汗国均拒绝承认拖雷系汗统(他们与元朝的战争也缘于此)。伊利汗国虽表示支持忽必烈，但旭烈兀忙于建国，无意东返。为争取支持，忽必烈曾以大汗名义对旭烈兀占据阿母河以西至密昔儿地区的统治权加以承认，同时还认可了察合台汗国从阿勒台山至阿姆河地区的疆域[1]。然而有元一代，元朝皇帝虽具蒙古大汗称号，但已不能号令四大汗国。元朝与四大汗国所谓宗藩关系，只是彼此往来的礼仪辞令，不能与大蒙古国时宗藩关系等同。以此之故，元朝疆域不能包括四大汗国，元帝国也没能够构筑“横跨欧亚”的疆域[2]。
二
元朝正式建立是1271年(至元八年)。此年忽必烈下诏，定国号为大元，并自称是“绍百王而纪统”，以正统继承者自居[3]，将灭宋纳入其一统华夏的目标。因元朝版图较完整的构筑是在至元十六年(1279)灭宋以后，所以我们先考查灭宋对元朝版图构建的影响。
1234年大蒙古国灭金后，不久即向南宋开战。南宋立国东南，以长江为屏卫，以两淮为藩篱。北边防御有四川、荆襄、两淮三大区域。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采取降蒙宋将刘整的建议，选择突破襄樊，然后顺江东下的战略[4]。经过数年攻打，至元十年(1273)正月，元军终于攻破樊城。忽必烈审度形势，决定乘胜向南宋发动总攻。元军顺长江东下，取荆湘、两淮[5]。至元十三年正月，临安宋廷降元。元朝在“淮东西、湖南北、川、广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关五、监二、县七百三十三”[6]。此时南宋尚有两广、福建及浙东、四川部分郡县。宋廷降元之前，益王、广王出临安由温州至福建，当年五月益王在福州即位，重组朝廷继续抗元。元军分兵追剿，一路由明州航海趋闽，一路由江西攻闽广，一路攻取广西。年底，元将阿里海牙经激战攻下静江(今广西桂林市)，复以重兵屯戍静江、昭(今广西乐平)、贺(今广西贺县)、梧(今广西梧州)、邕(南宁市南郁江南岸)、融(今广西融水)等州。此前宋特么道知事农士贵等以37州县降，宋权融、宜、钦三州总管岑从毅等也率属部降元[7]，至此，广西全境入元版图。
至元十四年，元朝与益王政权在福建、广东战事多有反复。元廷遣塔出、李恒从大庾岭进兵，忙兀台、唆都由福建出师，进攻广东。八月，李恒军大败文天祥于兴国(今江西兴国)。九月，益王政权移驻广州浅湾，宋连(今广东连县)、韶(今广东韶关书)、惠(今广东惠州)、潮(今广东潮安)、德庆(今广东德庆)、南雄(今广东南雄)等州郡相继降元。十月，唆都军再克兴化军(福建蒲田)，继由惠州进至广州。下广州后，元将刘深攻浅湾(深圳宝安县南香港全湾)，益王政权走避香山(今广州南珠江口中)。十二月，益王政权再避至井澳(今澳门南)，复奔谢女峡(又作仙女峡，广东中山市南海中)。元军追至七里洋不及而还。
同年六月，元将攻克涪州(今四川涪陵)。七月至十月，元军破万州(四川万县市天生城)。十一月，宋泸州城陷。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重庆被克，元军“循下流诸城”[8]，逼降夔州(今四川奉节)，“旬月之间，得其大小州县六十四”[9]。至此，四川抗元战事基本结束。
至元十五年三月，元廷令忙古台、唆都行中书省于福州，以镇抚濒海诸郡[10]，福建战事也基本结束。元广西道宣慰司招降雷(今广东海康)、化(今广东化州)、高(今广东高州)三州。益王政权转移至洲(今广东湛江南洲岛)。四月，益王赵曰正死，陆秀夫等拥立广王。六月，广王政权移驻山(今广东新令县山)。广西元军招降琼(今海南琼山县)、崖(今海南崖县西北崖城镇)、儋(今海南儋县)、万(今海南万宁)“海外四州”，使广王政权失去供应和退路[11]。元廷命张弘范、李恒总兵围攻广东未下州郡及广王政权。张弘范围文天祥于潮州。文天祥退走海丰(今广东海丰)、于五坡岭(海丰北)兵败被执。
至元十六年正月，张弘范兵逼山。李恒军从广州赶来后，二月五日宋元海上决战，宋师败溃。陆秀夫负广王赴海死，宋祚绝。“岭海悉平”[12]。同时，四川元军也攻破合州(今四川钓鱼城)等未下州郡，南宋剩余地区全并于元。
平定南宋之后，元朝版图“南逾海表”得以完成。不过，其东北疆域尚待补充。这主要是库页岛上的骨人尚未纳入元朝统治。金朝封疆“东极吉烈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13]，1233年蒙古军平东夏后，立开元、南京二万户，并在建州故城北石墩案(今吉林永吉锦州石习子古城)设官行路事[14]。其辖境似未到吉烈迷、骨等部所居极东北地区。至元初，有部分内附的吉烈迷人曾受到骨人的攻击，元廷为此下令保护[15]，设征东元帅府于奴儿干地区，并派军往奴儿干地区镇守。有资料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张成“统所部军，携妻帑轻重，随千户岳公隶宣慰使都元帅阿八赤往水达达地面屯田镇守。明年三月，至黑龙江之东北极边而屯营焉”。极边当指黑龙江下游入海口以北[16]，后设狗站以便往来[17]。狗站最北站名末末吉，明代名满泾，在今恒滚河口北岸。至元二十三年(1286)七月，元廷遣“塔塔儿带、杨兀鲁带以兵万人、船千艘征骨”[18]。以后不见骨反抗报道，似元军平定了未靖的骨人。至元二十四年(1287)，东道诸王乃颜叛元。忽必烈率军亲征，深入东北边地。此行加强了辽阳行省对边远各族的控制，从而在元朝东北境建立了较稳固的统治。至元二十六年二月，元廷“命塔海发忽都不花等所部军屯狗站北以御寇”[19]，说明狗站北有元军驻戍，库页岛骨人当在监镇范围。
三
元朝建立及其版图初奠，大致随平宋和控制库页岛而臻完成。据《元史·地理志》称:元朝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不过这只是一种概括，并不能反映元朝疆域前后期变化。以下拟考查元朝各边疆区与毗连地区关系对元朝疆界进退盈缩的影响，以揭元朝疆域格局前后变迁之迹。
(一)东北地区
元朝疆域“东尽辽左”是指东北地区而言，与之相毗邻的是高丽国。高丽立国于朝鲜半岛，自唐迄元已数百年。1218年，蒙古军因追契丹叛军进入高丽国。嗣后展开征服高丽的战争[20]。1233年，蒙古军平定东夏，将高丽与东夏以定州、青州为界的格局打破[21]。1258年，高丽国龙津县人赵晖、定州人卓青以和州迤北地区归降蒙古。蒙古置双城总管府于和州(今朝鲜咸镜南道永兴)[22]。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诏高丽书中提及“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师不复逾限矣”，而此时高丽王庭尚未“出水就陆”[23]，号令亦不及旧领郡县。和州所辖，南至铁岭(今朝鲜元山南);至元元年十一月忽必烈曾下令“禁登州、和州等处并女直人入高丽剽掠”[24]，是知高丽原登州、和州已入蒙古统治，于是元丽东段边界以铁岭为限。
1260年忽必烈即位时，适逢高丽高宗去世，忽必烈遂命入质蒙古的高丽世子王亻典(后改名礻直)归国袭位。王亻典归国后诸事受制于权臣。至元六年(1269)竟为权臣林衍、李藏用废黜。元廷闻讯，遂出兵干预。元军压境，高丽国西北面兵马使营记官崔坦、三和校尉李延龄等以西京(今朝鲜平壤)60余城降元。次年，元廷“诏西京内属，改东宁府，画慈悲岭为界，以忙哥都为安抚使，佩虎符，率兵戍其西境”[25]。至元十二年升东宁府为东宁路[26]。慈悲岭即巴山岭，在今朝鲜黄海北道中部。此时元丽边界在慈悲岭至铁岭一线。
至元二十七年(1290)，随着元丽关系的政善，元将东宁路辖地归还高丽[27]，元丽西北面疆界大致恢复辽金迄元初的状态[28]，原割隶婆娑府的静、义、麟三州及威远镇(均在鸭绿江下游东岸)一并归还，于是元丽西界以鸭绿江下游为界。东北方面则由铁岭为界改为以双城为“界首”[29]。
迄至元末，元丽关系因元朝干预高丽内政而恶化。趁元朝内乱不断，高丽恭愍王于1356年(元至正十六年，高丽恭愍王五年)出兵攻破双城，双城所辖登州以北、定州(定平)以南地区划入高丽版图。高丽乘胜再向北扩张，东北方面先后占领定州、咸州(朝鲜咸镜南道的咸兴)、三撒(咸镜南道的北青);西北则夺取泥城(平安南道的昌城)。于是元丽边界维持在三撒至泥城一线。但是，高丽国迤南的耽罗岛(今济州)因元朝设有官牧场，派有达鲁花赤监镇，有元一代基本为元朝飞地，迄至1374年(明朝洪武七年)才被高丽收复[30]。
(二)北方地区
元朝北疆极为辽阔。《元史·地理志》仅称:“北逾阴山”很不准确。元代阴山即今天山[31]，逾天山以北地域茫茫，揣作者语意，当指西北而言。元代西北多事，经略积极，名王宿将多赴其地，戍防战斗的事迹屡见于传文，故以“北逾阴山”的极西北代指北疆所至，似得最北;而将“阴山”视为阿尔泰山(金山)则更贴实际。
元朝北疆继承自大蒙古国。因地域广袤，且不行郡县制，要准确判断其四至道里有一定困难。简单地将历史地图直划到喀拉海北冰洋固有疵病，而拘泥图的经纬度的考校也未能解决问题。考虑到地区实际，如果承认属人主义的版图识别原则，考稽草原部族的分布范围不失为我们了解元朝北疆的途径。
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典籍《蒙古秘史》和成书于1307年利用宫廷档案写作的波斯史书《史集》为我们提供了若干北方草原诸部和森林诸部的情况。先录《蒙古秘史》见其大概:
兔儿年(1207)成吉思汗命拙赤领右手军去征林中(泰加森林，即西伯利亚冻土带以南的针叶林—引者按)的百姓。令不合引路，斡亦剌种的忽都合别乞比万斡亦剌先来归附，就引拙赤去征斡亦剌，入失黑失惕地面，斡亦剌惕、〔不里牙惕、巴尔浑、兀儿速惕、合卜合纳恩、康合思〕、秃巴思诸种都投降了。至万乞儿吉思种处，其官人也迪亦纳勒、〔阿勒迪额儿、斡列别克的斤〕也归附了……自失必儿、〔客思的音、巴亦惕、秃合思、田列克、脱额列思、塔思、巴只吉〕等种以南林中百姓，拙赤都收捕了(239节)。再命孛罗忽勒征豁里秃马惕种(240节)[32]。
以上所列诸部大多见著于《史集·部族志》，学者曾详加考释[33]。兹采辑考辨，提要转述，并略作引申。
上述诸部，大致分布于唐努乌梁海、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及其西面三个地区。唐努乌梁海地区分布的有斡亦剌惕(主要分布于德勒格尔河及希什希德河流域)、秃巴思(今图瓦人，在图瓦自治州)、合卜合纳思(《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撼合纳，贝克穆河(大叶尼塞河流域)、兀儿速惕(《元史·地理志》作乌斯，“在吉利吉思东，谦河之北”，即今乌鲁克穆河北流后汇入的支流乌斯河流域)。通过对斡亦剌惕、秃巴思、合卜合纳思、乌斯等部的降服，蒙古国取得了整个唐努乌梁海以及库苏古尔湖以西和萨彦岭以北的部分地区。
贝加尔湖地区分布有不里牙惕(贝加尔湖东南部)、巴儿浑(《史集·部族志》称其扎营于色楞格河彼岸的巴尔忽津地区，实际范围更大，从色楞格河下游东北的巴尔古津河自东流入贝加尔湖，其流域称巴尔忽草原)、康合思(当即《元史·地理志》所记昂可剌，在贝加尔湖西，亦因安加拉河为名)、豁里(贝加尔湖西岸)、秃麻惕(安加拉河上源，邻近豁里部)、巴亦惕(贝加尔湖西岸、伊尔库茨克西北)、不剌合臣、客列木臣(两部邻近，属于安加拉河上游巴拉干草原和河东的乌达、奥萨直到满祖罗克等支流沿岸)。上述诸部均分布于贝加尔湖一带，但并非是拙赤一次全征服的。
叶尼塞河流域及其以西地区则有乞儿吉思(《元史·地理志》记“其境长一千四百里，广半之，谦河经其中，西北流，又南有水曰阿浦，东北有水曰玉须”。谦河即叶尼塞河;阿浦即阿巴根河;玉须可能是安加拉河或某支流，质言之，在叶尼塞河往西至阿巴根河流域)、失必儿(乞儿吉思以北的西伯利亚广大地区)、客思的音(《史集·部族志》记载其居在乞儿吉思和谦谦州人境内的森林里)、田列克(即帖良古惕)和脱额列思(两部均是在额尔齐斯河以东、乞儿吉思、谦谦州以西居住的林木中百姓，受八邻万户豁儿赤管辖)、秃合思(《史集》未载，无考)、塔思(后来哈萨克人一部，元代居地不详)、巴只吉惕(哈萨克人一部。或以为在乌拉尔河以东至托波河之间，此部是拙赤招降中最西面的一部)。
以上是北方诸部归附蒙古国的情况。为了了解北方是否还有未臣服之部，窝阔台大汗曾派遣“和端等入北海，往复数年，得日不落之山”[34]，这大概是当时所行最北的记录了。
对于上述各部，除大部分分给拙赤为属民外，另有一些分给了功臣或直隶于大汗。斡亦剌惕的忽都合别乞因主动归服蒙古，被授予管理斡亦剌惕四千户权力，并与成吉思汗家族世代联姻，成为忠于蒙古大汗的北方领主。叶尼塞河以西、豁尔齐斯河以东的帖良兀惕、脱额列思等部，被授予八邻部的额儿赤，他被任命为镇守林木中百姓的万户而直隶于大汗。谦谦州和乞儿吉思在成吉思汗死后为幼子拖雷继承，再由其妻传给幼子阿里不哥为领地。另外，在分封功臣时，成吉思汗将薛良格(色楞格)河原篾儿乞部营地授予逊都思部千户锁儿罕失剌为世袭领地[35]。
1260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开战。阿里不哥即以谦谦州和乞儿吉思领地为根据地。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后，其领地由阿里不哥诸子领有。诸子虽对忽必烈表示臣服，但忽必烈仍派将前往戍守[36]，并对曾支持阿里不哥的斡亦剌惕部贵族加以笼络，曾将公主嫁给该部贵族也不干，封他为延安王，希望他能承担“藩瀚屏垣之寄”的重任[37]。
至元五年，一直拒不承认拖雷系大汗的窝阔台之孙海都拥兵南下争锋，谦州、乞儿吉思地区遂成为前线。海都的进攻路线，常常是从领地出发，东渡也儿的石(额尔齐斯)河，先服该地的八邻部，再经鄂毕河东向谦州。这样，八邻万户的归属对双方至关重要。慑于海都兵威，八邻部在相当长时间内臣服于海都，直至海都去世后才改隶元朝(详后)。
在与海都交恶后，忽必烈加强了对邻近海都领地的谦谦州和吉利吉思地区的管理。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派汉人刘好礼出任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乌斯、昂可剌五部断事官，治益兰州[38]。刘好礼到任后很有作为，但至元十年(1273)，“北方诸王叛，执(刘)好礼军中”[39]，元朝统治中缀。至元二十八年(1291)九月，为沟通吉利吉思地区，元廷立乞里吉思至外剌等六站[40]。至元三十年(1292)，元将土土哈受诏收复乞里吉思。元军至其境“尽收五部之众，屯兵守之”。海都闻讯来争，为土土哈所败。此后五部一直为元朝控制。至治元年(1321)八月，曾有元廷因兀儿速、憨哈纳思等部贫乏，每户赐牝马二匹的记录[41]。
由于西北疆域受到与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军事冲突的影响，元朝大军常年屯戍边境地区，而居于边境地区的部族、诸王的归服至关重要。至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八邻来归，从者凡三百九十人，赐钞万二千五百一十三锭”[42]。此言“八邻来归”显然不是整个八邻万户，但于此可见八邻部有分化倾向。由于八邻万户居地西与术赤份地为邻，西南与窝阔台汗国接壤，东北至鄂毕河上游与谦州、吉利吉思交界[43]，其服能为元朝屏藩，其叛则成敌军前锋，元朝自然格外经心经略。至元三十一年(1294)十二月，因都阿思(《蒙古秘史》作脱额列思，八邻属部)民为海都军所掠，元朝发钞物赈济[44]。大德元年(1297)，元将床兀儿挥师逾金山(阿尔泰山)攻八邻部，与八邻部的帖良古惕军战于答鲁忽河(鄂毕河?)，并击败海都援军于阿雷河(鄂毕河支流阿列依河)。次年，再击附海都的八邻部，复与海都援军战于撒剌思河(鄂毕河上游支流恰雷什河)[45]。打击同时并行笼络，大德四年(1300)五月，元廷赐八邻脱列思民钞六万五十余锭[46]。大德五年(1301)，元军与海都、都哇(察合台汗国国主)联军在铁坚古山(喀剌额尔齐斯河河源称海正西之地)展开大战，双方死伤相当。战后不久海都去世。大德九年(1305)，察合台汗国之汗都哇、窝阔台汗国之汗察八儿(海都长子)等合议与元朝约和[47]。大德十年七月，诸王海山将元军“自脱忽思圈之地逾按台山，追叛王斡罗思，获其妻孥辎重;执叛王也孙秃阿等及驸马伯颜。八月，至也里的失(额尔齐斯河)之地，受诸王秃满、明里铁木儿、阿鲁灰等降。海都之子察八儿逃于都瓦部，尽俘获其家属营帐。驻冬按台山，降王秃曲灭复叛，与战败之，北边悉平”[48]。是役掩取察八儿部民十万余口[49]，窝阔台汗国遭严重打击。两年之后，至大元年(1308)，元军屯田于金山之北的“阿答罕三撒海地”(喀喇额尔齐斯河西面罕达海图河附近)，迫使走投无路的察八儿等于至大三年(1310)降元，强大一时的窝阔台汗国至此败亡，“北边始宁”[50]。
在益兰州之东的贝加尔湖周围诸部，因受西北战事影响较少，隶属元朝基本未变。元朝在火里秃麻地设有官牧场[51]，派有戍兵[52]，此间驿道可达昌州(内蒙古太仆寺旗)[53]，巴儿忽在《元史》中有许多译写，常常指地区而言，如“八里灰田地”、“八儿胡之地”等。该地出产的海青(鹰隼)常为色目商人用来谋利[54]。
元军与八邻部曾在亦必儿·失必儿之地展开战斗[55]。亦必儿·失必儿据考证即乞儿吉思以北的西伯利亚广大地区[56]，或鄂毕河流域[57]，西方学者认为在西西伯利亚平原托博尔河、额尔齐斯河、鄂毕河盆地”[58]。这也是元朝北疆较北的地名，限于资料，不详其北是否还有部族。
元朝北疆还可从元朝北部边防略见端倪。据《史集》记载，元成宗即位后，将兄长甘麻剌“派到了境内有成吉思汗禹儿惕和斡耳朵的哈喇和林去，并让该地区的军队受他节制，哈喇和林、赤那思、昔宝赤、斡难、怯绿连、谦谦州、薛灵哥、海押立以迄于乞儿吉思边境的诸地区和名为不儿罕——合勒敦的成吉思汗的伟大禁地，全由他掌握”。
“宗王阔阔出和合罕的女婿阔里吉思被派到了海都和都哇的边界”[59]。
“赤那思”地望不详。昔宝赤元代有汪吉昔宝赤城(今蒙古国翁金河上游阿尔赫拜协附近)和失宝赤万户府(今黑龙江省爱辉县南霍尔莫津屯)，未悉是哪一个。海押立乃窝阔台汗国中心区，在今哈萨克斯坦塔尔迪·库尔干东。此时海都尚雄踞一方，故应视作代指窝阔台汗国东部边境。
至大三年察八儿归降后，北方安宁。据波斯史家记载，元仁宗时，元朝戍军冬驻于霍博河岸(新疆和布克赛尔)，夏驻于也儿的石河支流也孙木伦附近[60]。此时的防御重点已转向西部的察合台汗国了。
(三)西部地区
《元史·地理志》称元朝西疆是“西极流沙”。西部沙漠数处，拟以准噶尔盆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似较符合。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即古称白骨旬。其北是金山，西是也迷里(今新疆额敏县境)、普剌(今新疆博乐)，这都是窝阔台后王属地;其东是元与西北诸王反复争夺的别失八里(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哈剌火州(新疆吐鲁番)。
但是，另一条元人记载将我们的视线转向塔里木盆地。据许有壬的描述，“我朝东极三韩，南尽交趾，药贡不虚岁，西逾于阗，北逾阴山，不知各几万里，马日传往来不异内地……”[61]。于阗即今和田，元代称斡端，是元朝与察合台后王争夺的焦点。于是“西极流沙”究竟是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还是塔什拉马干沙漠，不得而知，但可知的是，西疆进退由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争夺畏兀儿地面所决定。
1260年忽必烈即位时，拥护阿里不哥的刘太平、霍鲁海在关右，浑都海军于六盘山。忽必烈派往陕西的廉希宪先发制人，先捕刘太平、霍鲁海，再发兵攻六盘山浑都海部。时浑都海军与阿里不哥派来的阿蓝答儿会师于甘州(今张掖)。忽必烈军与之大战于甘州附近，杀霍鲁海和阿蓝答儿[62]。拥护阿里不哥的哈剌不花经沙州(今敦煌西)、伊州(今哈密)、别十八里、昌八里(新疆昌吉)、玛纳思河，中统二年夏至叶密里[63]。忽必烈也派大军尾随进入畏兀儿之地。中统三年，忽必烈命火赤哈儿为亦都护以统率畏吾儿部[64]。至元初年，大将忙古带进驻于斡端。此时阿里不哥与他所任命的察合台汗国之汗阿鲁忽也反目，征战不已。忽必烈曾以大汗名义派八剌继承察合台汗国汗位，但八剌即位后并不听命于忽必烈，相反还攻击了斡端的忽必烈军队，并抢劫了忽炭(斡端，和田)。
至元五年，忽必烈率军迎击海都，战海都于北庭(别失八里)，追至海都原据的阿力麻里。阿力麻里地处伊犁草原，以此驻军，足以镇慑西北诸王。于是忽必烈开始经略其地。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命其子北安王那木罕驻扎阿力麻里，总辖西北元军。
1269年(至元六年)，察合台、窝阔台、拙赤三系后王在塔剌思草原聚会，商定共同对付忽必烈和伊利汗，并划定了三方在河中的势力范围。不久察合台汗国之汗八剌死去。元朝利用察合台汗国衰落之际攻打了八剌的继承者聂古伯[65]，并不断向阿力麻里运送给养物资。至元八年，元廷下令“招集河西、斡端、昂吉呵等处居民”[66];九年，发工匠往忽炭、可失哈(喀什葛尔)采玉[67];十一年春，“立于阗、鸦儿看(莎车)两城驿水驿十三，沙州北陆驿二。免于阗采玉工差役”[68];四月“诏安慰斡端、鸦儿看、合失合儿等城”[69]。这一系列举措加强了元朝在畏兀儿地区的统治。至元十二年，元廷令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皇子北平王出镇北圉”[70]。阿力麻里军镇屹立西边，是元朝经略畏兀儿地有力保障。从至元五年忽必烈逐海都于阿力麻里，至至元十二年，是有元一代元朝西疆最盛时期。
至元十三年秋，蒙哥汗之子昔里吉等发动叛乱，将那木罕和安童拘捕。随后又占领吉利吉思、谦州等地，并频频进犯元朝岭北地区。
昔里吉之叛使正忙于平宋的元廷措手不及，也对元朝西疆戍防产生重大影响。海都乘势占领阿力麻里，然后进犯天山南北。元廷一面急调平宋主帅伯颜总兵讨叛，又一方面于当年十月遣军三千戍翰端[71]。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元廷又下令阿老瓦丁将兵戍斡端[72]。十六年八月，元廷又发探马赤军一万人及部分新附军，使四川西道宣慰使也罕的斤率领往戍斡端[73]。频频调军反映了斡端受到威胁以至不保[74]。哈喇火州也受到叛王秃古灭掠劫;别失八里方面，除至元十七年正月“命万户綦公直戍别失八里”外，年底，“置镇北庭都护府于畏吾境”，十二月，左丞相阿术巡历西边，“至别十八里以疾卒”。频频调防、置官足见该地局势严重。次年四月，“自太和始至别十八里置新驿三十”，大概为调运西边驻防诸王阿只吉太原份地物资而设。因形势紧张，“禁西北边回回诸人越境为商”[75]。十八年七月，綦公直以刘恩将兵千人入别十八里，十九年十一月，分綦公直军戍曲先(今库车)[76]，还以李进等屯田于别十八里[77]。当年，诸王合班、元帅忙古带等领兵至斡端，与叛王不卢等战，取得胜利。次年诸王八巴叛，以兵攻斡端，斡端失守[78]。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海都与都哇联军进攻畏兀儿地，别失八里、哈剌火州、哈密等地先后失陷，畏吾儿亦都护火赤哈的斤死难[79]，綦公直、李进等军被击溃[80]。元廷派伯颜总理别十八里等地军事[81]，“遣兵千人戍畏吾境”，还“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十八里，置元帅府即其地总之”[82]。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月立廛阝屯田[83]，以为经营畏兀儿地的根据地。但是至元二十五年海都大规模进犯使元朝的努力再次受挫。而东北乃颜、哈丹的叛乱也使元廷分力。至元二十六年九月，元廷决定“罢斡端宣慰使元帅府”[84]，将防线东缩。
元朝虽弃守斡端、别失八里等地，但在曲先(库车)一带留有戍兵[85]。元贞元年(1295)正月，元廷设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和北庭都元帅府，命镇守西方的出伯节制[86]。根据《史集》的记载，诸王阿只吉被派往哈喇火州之境镇守边界[87]。以后为都哇所逐，元朝西疆退到了哈密一线[88]。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在大德元年七月以后便不见记载。
在至元十三年失去阿力麻里、至元二十六年退出斡端以后，哈剌火州以北的称海宣慰司遂成为元朝疆域的最西点。称海位于谦州南，西隔金山(阿尔泰山)与窝阔台汗国相持，是元朝屯兵戍守的重镇，又是屯田基地。至元七年忽必烈曾命太子真金“巡抚称海”[89]，此后又“发军士万人屯田称海以实边”[90]。元成宗命海山总兵北方时，曾“进屯称海”[91]。至大元年(1308)元军逾金山屯田于山北地方，此时称海宣慰司辖境也相应扩大，据此，元朝西疆在至大元年以后，以称海宣慰同辖境至哈密一线为分界。又据《史集》讲，以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边界到元朝边界“为四十日途程的沙漠。双方都有军队和哨兵驻于边境上”[92]。这个沙漠可能指的就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四)西南地区
根据《史集》的记载，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分界向西南是吐蕃之境。“从与吐蕃地区和金齿国交界的西北方面，合罕没有敌人，除非是从与忽都鲁一火者的军队相毗邻的那一边。但因为中间有险峻的山，所以敌人不可能通过。为了守卫这一方面，(元朝)仍驻扎了一部分军队”。据《史集》英译者波义耳解释，忽都鲁-火者指的是阿富汗哥疾宁地区的合剌兀纳思人[93]。《史集》还记载蒙哥汗派出两万军队到忻都(印度)斯坦边境，下令驻于浑都思-巴黑兰(今阿富汗北喀塔干-巴达克山省境内)和巴达哈伤之境。这支军队的统帅是塔塔儿人撒里。撒里率军往忻都斯坦和客失米儿(克什米尔)，征服了许多地区。因他和军队受命交旭烈兀统辖，所以他将许多印度俘虏送交旭烈兀汗处[94]。另据对藏文文献研究可知，旭烈兀早期曾与吐蕃帕木竹巴派结为联盟，入元以后，吐蕃西部地区仍有旭烈兀势力活动的记载[95]。
根据上述材料判断，吐蕃外围西北隔山与旭烈兀所属的印度怯失迷儿、阿富汗巴达哈伤相对，其北则隔昆仑山与察合台汗国相邻。南与尼波罗交界[96]，东南与天竺、蒲甘(缅国)及云南省接境。
吐蕃之东的云南是元朝西南疆重要组成部分。云南行省南部金齿地区与缅国(蒲甘王朝)接壤。金齿即白夷或百夷(今傣族先人)。1254年忽必烈征大理国时，大将兀良合台曾征服部分金齿地区。金齿分布地区很广，《元史》称“在大理西南，澜沧江界其东，与缅地接其西，……南至青石山缅界”[97]。据方国瑜先生考证的范围是，“东至澜沧江，西抵天竺，北接吐蕃，南与蒲甘接境”[98]。中统元年(1260)，金齿百夷诸酋领各遣子弟朝贡。次年元廷立安抚司统辖其地[99]。
在南诏为大理取代后，缅地出现了蒲甘王朝(1044年—1287年)。英国人哈威据缅史资料(包括历史碑铭)判断，蒲甘王朝开创者阿奴律陀所辖之境，“自北至南，可二百哩(英里);自东至西，则仅八十哩弱耳，所辖不过今之曼德勒、密铁拉、敏建、叫栖、任尾申、吻外、实阶和杰沙诸县，均在伊洛瓦底江以东。此外尚有自木谷具至敏巫间之一段河岸而已。北与南诏为邻，东为山岭，除少数掸族以外，几无人迹，西南方均骠族聚居之地，更南则为得楞人之辖境”[100]。此后蒲甘王朝疆域尚有变化，但其北方居住的掸人与金齿或白夷有同族系之谊。在大理与蒲甘之间居住的金齿-掸人集团的部寨的归属直接影响着双方的疆域伸缩。
金齿地区设治后，至元五年(1268)云南王入滇，随后发动了一系列对未降诸部的征讨，兵锋所向，及于缅地。以亲信随云南王来滇的爱鲁被任命为“金齿等国安抚使”[101]，上任即领兵征讨“弗率”的金齿诸部。当时“蛮兵万人绝缥甸道，击之，斩首千余级，诸部震服。六年，再入，定其租赋。平火不麻二十四寨”[102]。至元十年(1270)，蒙古军再征金齿、骠国五部未降者，破其二部，余三百〔部〕酋长阿慝福、勒丁、阿慝瓜降，献马象”[103]。上述三征已出中统初年所设金齿等处安抚司所辖。骠国当是骠甸之误，地在麓川、平缅以西。火不麻等二十四寨应距此不远[104]。这样，云南行省属地与缅地相接。
至元八年(1271)，大理、鄯善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遣使往缅国，“招谕其主内附”，为缅国所拒。九年(1272)，缅国出兵执附元的干额地区金齿头目阿必。十年二月，元廷遣使招谕缅国，使者被缅王杀害[105]。消息传来，云南行省要求征缅，但元廷忙于平宋而未同意。
至元十四(1277)年三月，缅国因金齿头目阿禾附元而出兵攻击。蒙古军闻讯增援，大败缅军[107]。此役是元缅首次开衅，缅史称“牙嵩延之战”[108]。作为回应，当年十月，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剌丁率军三千余人征缅，军至缅北重镇江头城(今缅甸北部伊洛瓦底江西岸杰沙)，招降三万五千二百户[109]。十六年(1279)纳速剌丁再率兵征缅，“以军抵金齿、蒲、骠、曲蜡、缅国，招安夷寨三百，籍户十二万二百，定租赋、置邮传、立卫兵”[110]。纳速剌丁征缅不同于兀良合台征至“缅中诸蛮”，对征服地区“定租赋、置邮传、立卫兵”，实际上是将其作为云南行省属地加以管理。因此可以视为云南行省疆址的拓展。
经准备，至元二十年(1283)九月，元廷派宗王相吾答儿、云南行省右丞太卜、参知政事也罕的斤等率兵征缅。此次征缅兵分三道，先攻下蒲甘王朝北部重镇江头城(前曾攻克后似又叛去)，以都元帅袁世安留兵驻守，并遣使持舆图上报朝廷[111]。在派使招降的同时，又攻克了太公城(缅甸北部伊洛瓦底江东岸达冈)，“建都、金齿等十二城皆降”，然后留兵五千戍守[112]。江头、太公两城的占领不仅割断了蒲甘王朝对金齿白夷地区的控制，也为元朝势力深入缅地作好了准备。
此时蒲甘王那罗梯诃波帝仓皇逃往南部的勃生，因此引发了北部掸族、南方孟族、西部阿拉干人的独立。不过元军因后方不稳，并未立即进兵[113]，只是派使招降。
至元二十四年(1287)，蒲甘王庭发生政变。云南王不顾朝命，率尔出征，在付出“丧师七千余”的代价后，攻克蒲甘城。元军深入缅地，兵锋远至卑谬以下的多卢末(Tarokmaw)[114]，但也遭到缅地诸族顽强抵抗。为此元廷不得不派忙古带等人率兵入缅迎护”云南王[115]。“平缅”的胜利是规定缅王“岁贡方物”的“事大之礼”，即元朝取得对缅宗主权。然而蒲甘王朝败亡后，缅王所辖不过缅地四分之一，不足以代表全缅。掸族势力的崛起使元朝宗主权不断受到破坏。虽然大德二年(1297)二月，元廷通过封王、赐印、纳贡等形式再次强调对缅宗主权，但掸人首领通过废黜旧君而纂权。为此引发大德四年元军入境干预，但以元军失败告终。此后缅国朝贡时缀时续[116]。后至元四年(1338)，元廷曾于缅地邦牙城(掸人首领僧哥速所建)置邦牙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并总管府[117]，令酋长三年一贡。但数年后即罢去[118]。元末麓川思可法势力兴起，在击退缅国、元军两方面进攻后称雄一方。缅元往来被遮断后朝贡遂绝。
考察元朝征缅结果，除确立对缅宗主权外，元朝还将元缅之间金齿白夷部族纳入其统治。元朝先后在缅北设置了木邦路(至元二十六年设，今新维)、太公路(至元二十六年设，即太公城)、蒙怜路(至元二十七年三日设，今八莫东七日程)、蒙莱路(至元二十七年三月设，今八莫东五日程，邻蒙怜路)、骠甸军民府(入缅三道之一，设时不详)、通西军民府(大德元年以蒙阳旬设，今猛卯边外)、蒙光路(元贞二年设，今孟拱)、云远路(元贞二年设，今孟养)、孟并军民长官司、孟广军民长官司(见于《文宗纪》至顺二年五月条，方国瑜考之约孟密北)等[119]。此外纳速剌丁至江头城招降甚多，后又有都元帅袁世安以兵戍守，但不详其建置。上述诸路府中，蒙光路地处最北，据《招捕总录·西番》记载，“蒙光土官罕上言，有弟三澜在西天界蓝塞守边……”，据考蒙光路与吐蕃、天竺接壤[120]。
由上述路府建置可知，云南行省西南界推至太公城到江头城一线，即今缅甸实阶区与曼德勒区之间。太公路东部为木邦路，大致相当于今缅甸萨尔温江以西的掸邦区;木邦路西南接缅国，南与东吁王朝交界[121]。
(五)南部地区
元朝南疆指云南行省南部车里、八百和湖广行省广西两江道宣慰司与安南交界地区。
在经略缅地的同时，元朝还对原大理国南部的车里(彻里，即傣文史料中的景咙国，今西双版纳)、八百媳妇国(即兰那国，统治中心在今泰国北部清迈)进行征伐、招抚。车里原属大理国，分大小两部，以澜沧江为界，东为小车里，西为大车里。约至元二十九年出军征八百媳妇国时，元将步鲁合答军至车厘，攻克一寨[122]。大德元年(1297)，为制止小车里与八百媳妇国联合攻击大车里，元朝命也先不花将兵征讨[123]。另据《元史·地理志》记，“彻里军民总管府，大德中(1297—1307)置。大德中，云南省言:‘大彻里地与八百媳妇犬牙相错，势均力敌。今大彻里胡念已降，小彻里复控扼地利，多相刹掠，胡念日与相拒，不得离，遣其弟胡伦入朝，指画地形，乞别立彻里军民宣抚司，择通习蛮夷情状者为之帅，招其来附，以为进取之地。’乃立彻里军民总管府”[124]。以此为基础，元朝再招谕不服的小车里和八百媳妇国。
据《明史·地理志》记载，大彻里与八百媳妇国的分界在南格剌山下之河[125]。据今人考证，即缅甸南掸邦北部乐潘瑙山下的南垒河。此河源出孟连县，南流出境至缅甸南掸邦北部向东折，至孟洛南部入湄公河。河北属彻里，河南属八百媳妇国[126]。大德五年(1301)元廷发军拟征八百媳妇国，引发贵州地区宋隆济、蛇节等首领领导的大规模反抗。元军未出境已受沉重打击，元廷被迫取消征八百计划[127]。同时，元朝征缅失败也影响到金齿地区。金齿联络八百媳妇，“相效不输税赋，贼杀官吏”[128]，而缅地掸族也“与八百媳妇通”[129]。元朝在军事征讨不灵情况下改行招抚。
皇庆二年(1313)，云南行省遣法忽剌丁等往八百媳妇国招降。次年至八百媳妇国边城木肯寨(今景栋)。继至合二塞(今泰国清迈府北部昌盛)，与大酋长浑乞滥相见，知其统治范围在孟范甸(今泰国清迈府北部的孟范)以东、以北(即今泰国清莱府和缅甸南垒河以南掸邦地区)，孟范以南是浑乞滥之弟力乞伦的辖区[130]。
元使回滇，八百媳妇国使随后往大都“献驯象”。泰定四年闰九月，应浑乞滥之请，元廷“置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府及木安、孟杰二府于其地”[131]。设治所辖，即上述浑乞滥统治范围。四年以后，或见利于朝贡，力乞伦也加入朝贡队伍。至顺二年(1331)五月，元朝设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孟路军民总管府，将力乞伦所辖并容于内。另设银沙罗、者线(景线)、蒙庆甸三军民府、孟并、孟广、者样三军民长官司[132]。元朝在车里地区设车里、耿冻、木朵、孟隆四路及孟爱甸;在八百地区设蒙庆路军民总管府(治者线蒙庆甸，今泰国清莱府昌盛)、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治景迈即泰国清迈)、孟路军民总管府(清迈以南)、木安府、孟杰府(隶蒙庆宣慰司、地近景线)、孟并军民长官司、孟广军民长官司(两司相近，治今人缅甸掸邦西北蒙末特)。车里与八百媳妇国是云南行省最南部边地。经反复征讨招抚方有土官就抚听命的局面。其间反复屡有不听命事，甚至“劫民财，吓取官所征差发”[133]。相比而言，车里部受元朝控制较多而八百逊之。官府既有“差发”、“租赋”，当视作行使管辖的表现。
后至元四年(1338)八月，“云南老告土官八那遣侄那塞赍象马来朝。为立老告军民总管府”[134]。老告(老挝)即原臣服于景咙国(车里部)的勐老。据陈序经引《老挝纪年》载，此时老挝以琅勃拉邦地区为中心，首领法安(法昂)征服邻邦，号南掌国(Lanchang，意为百万只象)[135]。其“赍象马来”元朝是否朝贡，殊为可疑。至于立军民总管府，或是仿八百欲以官号自重。但未见“差发”、“租赋”记录，因此，在没有更多材料得知其详以前，似不宜列入云南属府。
元朝南疆主要由与安南接壤边地构成，即云南行省东南地区与湖广行省两江地区。具体言之:云南临安路的蒙自县、建水州、哈迷军民万户的舍资千户(后改安南道防送军千户)、纳楼部、王弄山、大甸、七十城门甸、广南西路(原宋朝特么道)的富州以及宁远州等地，与安南归化江路、陀江路、宣化江路相邻[136];广西两江道的镇安路(归顺州、养利州)、太平路(下雷州、安平州)、龙州万户府(上、下冻州、罗回峒)、思明路(思明州、上、下石西州、西平州、思陵州、禄州、上思州、永平寨、凭祥峒)等地，与安南谅州江路交界[137]。
陈氏安南原受宋理宗封，与蒙古发生关系在1254年。是时忽必烈奉命征大理，北返后留大将兀良合台继续攻略未服之地。兀良合台经安南边邑，招谕安南降附，安南杀使聚兵抗拒，为兀良合台击败，遂请降。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令人持诏往谕安南。次年，安南一面向宋贡象[138]，一面入元，请三年一贡，求封安南国王号。忽必烈准其请。由于蒙古实行强权政治，于是要求安南:一、君长亲朝;二、子弟入贡;三、编民数;四、出军役;五、输纳税赋;六、仍置达鲁花赤统治[139]。此外需索苛烦。
从中统三年(1262)至至元十二年(1275)，元廷派达鲁花赤监临安南国。安南国王曾上书请免“六条”而不获准;元廷屡次遣使责问，必欲其服从。至元十八年(1281)，元廷立安南宣慰司，拟经略安南。至元二十年(1283)，以安南附庸占城拒绝立省，又遮杀元使，元廷准备发兵征讨。为此谕安南助兵粮。当时荆湖占城行省右丞唆都甚至提议说，“交趾与占蜡、占城、云南、暹、缅诸国接壤，可即其地立省”[140]。至元二十年(1275)正月，元军进攻占城。二十二年(1285)以假道为名侵入安南。元军先胜后败，统帅镇南王脱欢退回思明州。至元二十四年，元廷另立陈益稷为安南王，以兵往送。次年，以粮运不至，复遭伏击，元军大败而归。至元三十年(1293)，元廷立湖广安南行省，以行省平章刘国杰总兵，拟再征安南。嗣因忽必烈去世而罢。有元一代，元朝虽未征服安南，但安南被迫“事大”，朝贡不断。元朝则以宗主权为满足。
元代影响彼此边界变化者有以下数事。
第一，黄圣许(一作胜许)事件。黄圣许是思明路上思州知州。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当元廷计划再征安南时，黄圣许聚众二万，结援于安南，攻打邕州，为元军击败后逃入安南。元军撤后黄圣许复回上思州拒元[141]。元贞元年(1296)，元廷命刘国杰率兵进剿，黄圣许逃入边境象山。刘国杰遗书安南，令安南交出叛人。由于黄圣许久受安南庇护，又与安南兴道王结亲，因此安南百般狡辩，拒不交人[142]。元贞二年(1297)正月，黄圣许再攻水口思光寨，为湖广行省调兵打败，遁入上牙六罗。当元军再征时，因安南招诱，黄圣许又逃往安南避锋[143]。次年，黄圣许遣子称降[144]。大德二年，广西两江道宣尉司都元帅府请示元廷，“比者黄圣许叛乱，逃窜交趾，遗弃水田五百四十五顷，请募溪洞徭、民丁于上浪、忠惟军处开屯耕种;缓急则令击贼，深为便益[145]。建议为元廷接受。于是两江道宣尉司徙庆远府瑶、僮民丁前往屯垦，编为五屯。其他地区边族视此为“省地”而不敢侵犯[146]。大德九年十一日，黄圣许遣子贡物、请官，元廷以其反侧不足信拒之[147]。延元年(1314)，黄圣许攻陷忠州(今广西东兰县南)割据一方。泰定元年(1324)六月，黄圣许请以子弟朝贡。元廷竟许之，复授黄圣许为怀远大将军、遥授沿边溪洞军民安抚使;授其子志熟为上思州知州[148]。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黄圣许的割据。
第二，由村事件。皇庆二年(1313)正月，安南军三万余众攻陷镇安路(今广西那坡县)的六洞，又陷禄洞、知洞等处。继分兵三道攻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县南旧州)，屯兵不退。其出兵理由是归顺州曾“五次劫我大源路，掠我生口五千余人;知养利州事赵理擒我思浪州商人，取金一碾，侵田一千余顷，故来仇杀”[149]。湖广行省报知元廷后，元廷命千户刘元亨按察被掠地界。刘元亨亲自到上、中、下由村(今凭祥市南由隘?)，询问故老，知是安南侵地，认为“由村之地所系至微，而国家舆图所关甚大，兼之所杀所虏，皆朝廷系籍编户”[150]，遂移书安南，请还所掠生民[151]。安南以“边鄙自作不靖耳”敷衍推脱[152]。刘元亨在给元廷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是，在“永平置寨募兵，设官统领，给田土牛具，令自耕食，编立部伍，明立赏罚”[153]，而由村之事竟不了了之。
第三，侵占龙州罗回洞事件。至顺元年(1330)九月，安南广源州弗道闭侵龙州(今广西凭祥市)罗回洞。元龙州万户府移文诘责，安南回复是“本国自归顺天朝恪共臣职，彼疆此界，尽归一统。岂以罗回元隶本国，遂起争端?此盖边吏生衅，假闭复为名耳，本府宜自加穷治”。湖广行省据报上闻于朝廷，元廷指示加强边防，并未究问罗回归属[154]。
第四，宁远州边地被蚕食。宁远州在临安路南，与安南莱州接壤。原系特么道地。元至治三年(1323)五月设州，直隶云南行省。泰安二年(1325)十月，据知州添插报告，“安南国土官押那攻掠其木末诸寨(今越南莱州省黑江北岸孟莫等地)”。元廷敕安南世子令押那归还俘掠，但无下文[155]。
此外，安南国在边境地区时与元朝有冲突[156]。观元与安南边境冲突，多由争夺边境地区土官归属引发。事实上，被宋朝列入沿边羁縻州县者，经宋末不靖多有并入安南地界，如七源、广源、思浪等州[157]。不过安南借口已服臣职，归于一统，可以不分此疆彼界，非敌国可比，在元廷征安南失败以后，边境冲突元朝多释不问，疆域以前述州路为界，无太大更变。
(六)东南地区
《元史·地理志》所言“南逾海表”实指东南，具体言之是“海外四州”(琼、崖、儋、万四州，即今海南岛)以及“澎湖巡检司”。元朝“漳、泉、兴、福四州界内彭湖诸岛，与求相对”[158]，至元二十八年(1291)九月，元朝海船副万户杨祥请以兵六千往降之，因内讧而失败。大德元年二月，元廷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并将治所迁至泉州。之所以有此改动，是因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高兴言“泉州与求相近，或招或取，易得其情”。当年十一月，泉州方面“遣人觇求国，俘其傍近百人以归”。次年正月，“遣所俘求人归洽其国使这效顺”[159]，致力于招抚。又因澎湖离泉州、福州等地较近，遂以此设巡检司辖治临近地区。此外元朝举行四海测景，也曾在南海设测景点。对此学者多有讨论，但以非疆界标识兹从略。另如元朝海运航线、海外贸易等，涉及元朝海疆者，笔者拟另文考述。
观综上所述可知，元朝疆域格局的变化受到内外诸种因素影响。藩国(高丽、缅、安南)服叛、边族顺逆(水达达、骨、吉里迷等族与西南边境土官)、西北诸王战和、自然地理阻隔(东限于海，西北以西伯利亚冻土带为限，西南有喜马拉雅山等)这些都是影响元朝疆域变动的因素。例如，当“西极流沙”时(至元十三年据阿力麻里为标志)，南宋闽广尚未全入版图;当版图“南逾海表”(至元十六年山之战以后)时，阿力麻里已经失守。同样，“东尽辽左”之“辽左”范围，前后期变化也不小。这表明元朝疆域的四至八到处于一种动态发展过程中，这其实也是历朝、各国版图聚合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注释：
[1]关于四大汗国疆域和蒙古西征，主要依据《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史集》。
[2]元帝国横跨欧亚的说法见诸许多著作，这是将大蒙古国与元朝混淆的结果。除认定蒙古史与元朝史等同的观点外，元代以降史料将成吉思汗等事迹写作元朝太祖等人功业，以证明元帝继承的正统，而事实上太祖、太宗之类封号是至元三年祭太庙时才追认的，这也是将大蒙古国与元朝合称的诱因。
[3]《元史》，卷7，《世祖纪四》，至元八年十一月条。考虑到1260年忽必烈即位时已大致控制了大蒙古国在汉地的军政统治，其身份由蒙古大汗正向中国皇帝转变，笔者以为1260年至1271年作为蒙古国向元朝过渡时期仍置于元朝历史为宜。
[4]《元史》，卷161，《刘整传》。
[5]元朝取宋过程，限于篇幅不能详述，可参考《元史·世祖纪》及相关传文;《宋史》，卷47，《瀛国公纪》;《元文类》，卷41，《经事大典·政典总序·平宋》;刘一清:《钱塘遗事》(扫叶山房本);刘敏中:《平宋录》(守山阁丛书本)等。下文不注者见于《元史·世祖纪》和《宋史·瀛国公纪》。
[6]刘敏中:《平宋录》，卷中。
[7]《元史》，卷8，《世祖纪五》，至元十三年二月、十一月条。
[8]《元史》，卷132，《帖木儿不花传》。
[9] 《元史》，卷166，《刘恩传》。
[10]《元史》，卷10，《世祖纪七》。
[11](正德)《琼台志》(天一阁本)，卷32，《破荒启土·大元混一海表碑》。
[12]王磐:《张弘范墓碑》，见《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62。
[13]《金史》，卷24，《地理志一》。
[14]《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复印本)，卷24，《辽东都指挥使司》。
[15]《元史》，卷5，《世祖纪二》。
[16]《元管军上百户张成墓碑》，见罗福颐辑《满洲金石志》，卷5;又见《高丽史》，卷30，忠烈王十三年九月条;《元史》，卷129，《来阿八赤传》。此三条史料记元军驻戍黑龙江极东北地面。
[17]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25，《札剌尔公神道碑》，碑文未记设狗站年月，。丛佩远先生据史料分析，认为硕德设狗站在元朝于奴儿干设征东元帅府(由征东招讨司改置)后一年，即至元二十三年，见丛佩远《中国东北史》(第三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页160。
[18]《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19]《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20]关于蒙古征高丽事迹，李咏林《十三世纪前期的蒙鲜关系》、范寿琨《十三世纪蒙古对高丽的入侵及其给高丽人民带来的灾难》、郝时远《蒙古东征高丽概述》等文均有论述。以郝文最详，载《蒙古史研究》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21]〔日〕箭内亘:《东夏国之疆域》，载《满洲历史地理》，第2卷(东京，1913年)。转引自王慎荣、赵鸣歧《东夏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135—136。
[22]见《高丽史》，卷24，《高宗世家》，高宗四十五年十二月己丑条;卷5，《地理志三》、东界条、交州条。
[23]《元史》，卷208，《高丽传》。
[24]《元史》，卷5，《世祖纪二》。
[25]《元史》，卷208，《高丽传》。
[26]《元史》，卷59，《地理志二》。
[27]《高丽史》，卷58，《地理志三》，西京条。
[28]参谭其骧《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载《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29]这段边界的改动，以《高丽史》，卷58，《地理志三》的东界条为依据。据记载，登州“高宗时定平以南被蒙兵侵扰，移寓江陵道襄州，再移杆城，几四十年。忠烈王二十四年，各还本城，别号朔方”。同条还记“铁岭以北为朔方道，以南为江陵道”，所以，登州“还本城”云云当是北移。同书卷49忠肃王元年正月甲寅条记江陵道存抚司移至登州(今安边府)“以镇北方”，可作补充。另外，《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至元二十九年八月条记:“高丽、女真界首双城告饥”，是知此时双方边界在双城。这段边界的变动，为许多论著忽视，如《中朝边界史》等。《中国东北史》(第三卷)，注意到此问题，但结论是一度北进，不久退回铁岭以南。笔者同意姚大力《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辑(1984年)一文以及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观点，并加补充申论如上。
[30]参阅拙文《耽罗隶元考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1期。按，耽罗隶元往往为论者忽略，故特此指出。
[31]在《长春真人西游记》等13世纪旅行著作对此多有描述。参见向达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年。
[32]方括号内文字系总译省略而见于旁译者。
[33]周清澍:《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5期，1981年)两文考订最为精湛，足堪信从。
[34]耶律铸:《双溪醉隐集》(辽海丛书本)，卷5，《丁零二首》注文。
[35]见《蒙古秘史》，第219节。
[36]《元史》，卷193，《伯八传》言“世祖即位，以伯八旧臣子孙，擢为万户，命领所部军马屯守欠欠州”。按，如即位之初，谦州尚为阿里不哥控制，伯八无法前往“戍守”，必在四年后阿里不哥投降以后才有可能。
[37]《元史》，卷108，《公主表·延安公主位》。
[38]《元史》，卷167，《刘好礼传》;卷63，《地理志六·西北地附录》。
[39]《元史》，卷167，《刘好礼传》。
[40]《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41]《元史》，卷128，《土土哈传》。
[42]《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43]参见前揭韩儒林文。
[44]《元史》，卷18，《成宗纪一》。
[45]《元史》，卷128，《土土哈传附床兀儿传》。此处地名依前揭周清澍文所示。
[46]《元史》，卷20，《成宗纪三》。
[47]《元史》，卷128，《土土哈传附床兀儿》。
[48]《元史》，卷22，《武宗纪一》。
[49]《元史》卷119，《月赤察儿传》。
[50]《元史》，卷119，《月赤察儿传》。按，阿答罕三撒海今地名参见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载《元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92年)。
[51]《元史》，卷100，《兵志·马政》;《经世大典序录·马政》，载《元文类》，卷41。
[52]《元史》，卷167，《刘好礼传》。
[53]《元史》，卷167，《刘好礼传》。
[54]《元史》，卷10，《世祖纪七》，至元十六年十二月条。
[55]《元史》，卷132，《玉哇失传》。
[56]周清澍:《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
[57]刘迎胜:《失必儿与亦必儿》，载《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58]参见〔美〕普雷特萨克《“失必儿”一词之来源》，汉译文载《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1期。
[59]见《史集》(汉译本)第2卷，《铁穆尔合罕纪》，页377。
[60]转引自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
[61]许有壬:《至正集》(清宣统耳以城邹氏石印乾隆抄本)，卷31，《大元本草序》;类似说法见于黎《安南志略》(中华书局，1995年)，卷5。
[62]见《元史》卷126，《廉希宪传》;卷159，《商挺传》。
[63]危素:《耶律公神道碑》，载《危太仆续集》(嘉业堂刊本)，卷2。又见《元史)，卷180，《耶律希亮传》。
[64]虞集:《高昌王世勋碑》，载《道园学古录》(四部丛刊本)，卷24。
[65]《元史》卷8，《世祖纪五》，至元十年十二月条。
[66]《元史》，卷7，《世祖纪四》。
[67]《永乐大典》，卷19417。
[68]《元史》，卷8，《世祖纪五》。
[69]《元史》，卷8，《世祖纪五》。
[70]元明善:《东平忠宪王碑》，载《元文类》，卷24。
[71]《元史》，卷99《兵志二》。按，同书《世祖纪七》至元十六年九月条也记此事，当误。因为此年八月已拨也罕的斤军队令往斡端。
[72]《元史》，卷10，《世祖纪七》。
[73]《元史》，卷99，《兵志二》。
[74]十六年二月有斡端境内蒙汉军耗乏记录。十七年九月也罕的斤“进征斡端”云云，看来他在十六年八月受命后尚未赶到，斡端已经失守。
[75]数条引文均见《元史》，卷11，《世祖纪八》。
[76]《元史》，卷12，《世祖纪九》。
[77]《元史》，卷154，《李进传》。
[78]《元史》，卷133，《旦只儿传》。
[79]《元史》，卷122，《火赤哈的斤传》。传文将都哇袭火州系于至元十二年误。《高昌王世勋碑》亦误。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已订正。
[80]《元史》，卷165，《綦公直传》;卷154，《李进传》。
[81]《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至元二十三年五月条。
[82]《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至元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月条。
[83]《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84]《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85]《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另可参考刘迎胜《元代曲先塔林考》，载《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
[86]《元史》，卷18，《成宗纪一》。
[87]《史集》，卷2，汉译本，页385。
[88]说见爱尔森《十三世纪的元朝与吐鲁番畏兀儿》，转引自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页196。
[89]《元史》卷115，《裕宗传》。
[90]苏天爵:《荣禄大夫枢密副使吴公行状》，载《滋溪文稿》(中华书局，1997年点校本)，卷22。关于称海城方位，见陈得芝《元称海城考》，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
[91]《元史》，卷108，《诸王表·怀宁王海山》。
[92]《史集》，汉译本，页337。
[93]《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337及此页注③。
[94]《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页177—178。
[95]参见〔德〕E·斯培凌《旭烈兀与西藏》，载《蒙古学信息》1998年第2期。
[96]此处参考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分册)(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
[97]《元史》，卷61，《地理志四》。
[98]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页671。
[99]《元史》，卷61，《地理志四》;卷4，《世祖纪一》。
[100]〔英〕G·E·哈威:《缅甸史》(姚梓良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页64—65。
[101]王恽:《大名路李公神道碑》，载《秋涧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卷51。
[102]《元史》，卷122，《爱鲁传》。
[103]《经世大典·政典总录·征伐·招捕总录·大理金齿条》(载《元文类》卷41)。百为部之误。以下简称《招捕总录》。
[104]参见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页51。
[105]前引哈威书，页120。
[106]《元史》，卷166，《信苴日传》。
[107]前揭哈威书，页120—123。
[108]《元史》，卷210，《缅传》;《经世大典·政典总序·征伐·缅》，载《元文类》，卷41。按，此即坊间所谓《皇元征缅录》。以下简称《征缅录》。
[109]《元史》，卷125，《纳速剌丁传》。按此条不见于《缅传》和《征缅录》，方国瑜以为前后两征为一次。但《元史》卷10《世祖纪七》至元十六年六月条记载了这次征讨。另外，两次征讨所得结果并不相同，故仍分两次记述。
[110]《元史》，卷210，《缅传》。《征缅录》同。
[112]《元史》，卷137，《也罕的斤传》。太公城是缅北重要抗元据点。
[113]前揭哈威书，页123—124。
[114]哈威书，页126。
[115]《元史》，卷149，《忙古带传》。
[116]《元史》，卷210，《缅传》。
[117]《元史》，卷39，《顺帝纪二》，至元四年十二月条。
[118]《元史》，卷40，《顺帝纪三》，至正二年六月条。
[119]参阅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页76—80。
[120]见方国瑜《编年》，页76。
[121]此据尤中总结，见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页113—114。
[122]《元史》，卷132，《步鲁合答传》。
[123] 《招捕总录·八百媳妇》。
[124]《元史》，卷61，《地理志四》。
[125]《明史》，卷46，《地理志七》。
[126]前引尤中书，页115—116。
[127]《招捕总录·八百媳妇、乌撒乌蒙东川茫部》。
[128]《元史》，卷20，《成宗纪三》，大德五年八月条。
[129]《元史》，卷210，《缅传》。
[130]《招捕总录·八百媳妇》。按细观全文，知元朝“招降”并不为八百酋长认同，八百酋长实欲借“地阔军多”的元朝自重，在与其弟的纷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力乞伦闻元使在军，果然停止了进攻。嗣后请求设治无疑也有个人打算，但既受元朝官职，就有制约。
[131]《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
[132]《元史》卷35，《文宗纪四》。
[133]《招捕总录·车里》。
[134]《元史》，卷39，《顺帝纪二》。
[135]转引自方国瑜前引书，页1026;又见〔泰〕姆·耳·马尼奇·琼赛著《老挝史》(福建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74年)，“法昂的事迹”、“法昂征服万象”。
[136]黎:《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本，中华书局，1995年)，卷1，“郡邑”。
[137]《安南志略》，卷1，“郡邑”。
[138]《宋史》，卷488，《交趾传》。
[139]《元史》，卷209，《安南传》。
[140] 《元史》，卷209，《安南传》。
[141]《招捕总录·黄圣许》。以下不注者均见此。
[142]黄溍:《刘公神道碑》，载《金华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25。
[143]《元史》，卷19，《成宗纪二》。
[144]《元史》，卷19，《成宗纪二》。
[145]《元史》，卷63，《地理志·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
[146]许有壬:《刘平章神道碑》，载《至正集》，卷48;《元史》，卷162，《刘国杰传》。按:碑文未说明确时间。《元史》传文记移屯在至元二十九年夏。以理揆之，应是酝酿于此，实行在大德二年。
[147]《宋史》，卷90，《地理志六》，“广南西路·邕州”条;《安南志略》，卷1，《郡县》。
[148]《元史》，卷29，《泰定纪一》，泰定元年六月条，十二月条。
[149]《元史》，卷209，《安南传》。
[150]《元史》，卷209，《安南传》。
[151]《安南志略》，卷5，《大元名臣往复书问》。
[152]《越史新约全编》，卷上，页43。转引自《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页230。
[153]《元史》卷209，《安南传》。
[154]《元史》，卷34，《文宗纪三》，至顺元年九月条。
[155]《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156]参见《元史》，卷27，《英宗纪一》，延七年十二月条;卷30，《泰定帝纪二》，泰定三年正月条。
[157]《元史》，卷210，《求传》。
[158][159] 《元史》，卷162，《高兴传》;元明善:《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神道碑》，载《元文类》，卷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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