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孙夫人碑全称《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立于西晋武帝泰始八年（272）。碑高250厘米，宽97厘米。碑为覆斗形首，额下有穿，穿径12厘米。额隶书阴刻三行十一字“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但已残毁。碑阳刻文20行，满行37字，计706字，隶书。碑阴刻文9行，满行16字，共142字，隶书，为嘉庆三年（1798）泰安知府金棨和钱塘江凤彝撰写的题记，对此碑的发现经过和立碑年代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记载。据载，碑原立新泰县新甫山下张孙庄，乾隆五十八年（1793）钱塘江凤彝发现，当时碑文已多磨灭，虽经江氏细心摩拟，但仍不能补全原文。1965年迁移岱庙炳灵门内，此时已漫灭327字，1983年移岱庙碑廊内。此碑与山东掖县的《郛休碑.》、河南的《太公望表碑》，并称晋代三大丰碑。
孙夫人，为济南孙氏之次女，九岁丧母，由其父抚养长大。夫人“少有淑质”，品德高尚，“宽仁足以容众”，并且非常的聪慧“明敏足以辩物”，碑文用了二分之一的文字，描述了夫人出嫁前帮助其父的两个故事，其中之一：夫人父丧妻后，一直未立继室，正好长沙人桓伯序有寡妻伏氏，魏文帝为其父做媒，但其父并不喜欢，想推辞，但帝命难违，一直不能决定。夫人知道后，对其父亲说“何不以尝同寮辞之”。其父依其言而行，不但没有受到文帝的责罚，还被文帝称赞说：“生敬其人，死辞其室，追远敬修，违而得道者也”。其父非常高兴，回家后对夫人说：“昔藏武仲先犯齐庄，不令与已邑。今我不犯尊，而蒙优诏，同归殊途尔”。夫人足不出户，解决了其父的大难题，足见夫人的智慧。就是这样智慧的孙家女儿嫁入泰山世家大族羊氏家族，虽是豪门大族，但夫人“深严有器度，承上接下”“为妇四十余载，言无口过，行无怨恶”，深获众族人的喜爱，“舅姑嘉其淑婉，娣姒宗其德音”。且夫人教子有方，“子孙皆仁厚，振振有麟止之化，皆是义形”（《晋任城太守孙氏夫人之碑》）。夫人父位列卿，封建德侯，夫官任城太守，但因碑刻残损严重，夫人其父、夫均失其名。按《魏书·卢毓传》记载，夫人之父当为孙邕。
《孙夫人碑》是现知中国石刻史上有关妇女的第二块碑刻，第一块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女《马姜墓志》。“洪景伯跋《广汉属国侯夫人碑》云：……晋碑本少，妇人墓铭则尤少，况文古书壮，不减汉魏。”（《金石萃编》卷二十五，《任城太守孙夫人碑》条，中国书店出版1985年版）东汉末年曹操柄政后，为抑制奢侈浮华的厚葬之风，下令禁立私碑。据《宋书·礼志二》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205），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这一禁碑令，后来成为魏晋南北朝的通行政令。西晋咸宁四年（278）晋武帝再次重申碑禁：“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宋书·礼志二》）开始了自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的魏晋南朝碑禁时期。但这一时期的碑禁也并不是禁绝所有碑刻的刻制，由现存晋碑可知，如得到朝廷特许，便可破例。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朝廷直接下诏为大臣立碑，以示优礼；一种是百姓或故吏上表请求为官吏立碑，朝廷“降敕许之”，以抚民望。而据《孙夫人碑》碑文，《孙夫人碑》并非奉旨刻立，因为如确为朝廷特许所刻，应是非常荣耀之事，碑文中当大书特书，但碑文并无一言，况且孙夫人并非重臣名将，只是一位聪慧贤良的普通女性，其颂德碑出现在禁碑令实施期间，且形制“巨大”，应有特殊的背景。
首先《孙夫人碑》的刻立应于其夫家——泰山羊氏在晋初的不凡荣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孙夫人之夫家，属泰山羊氏之族。秦末为避战乱，一支羊姓族人迁于泰山，历经百年，终成举世瞩目的天下甲族。至汉时已是“七世二千石卿、校”（《后汉书》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109页）。泰山羊氏与司马氏集团关系密切，羊门之女羊徽瑜为司马师之妻，在司马氏代魏斗争中，徽瑜之弟羊祜、羊琇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西晋立国，羊氏宠遇甚厚，族势达到极盛。《孙夫人碑》刻立之泰始八年（272），正是羊徽瑜位居太后之尊，羊祜、羊琇手握重权，羊氏家族势力如日中天之际。羊氏族人恃其贵盛，做出违制之举也是可能之事。其次羊氏出身山东衣冠旧族，立碑刻石为其家族的文化习俗，东汉碑铭大师蔡邕是羊祜的外祖父，他曾亲为羊续书碑，亦可窥其族碑石文化风尚，所以《孙夫人碑》的刻立，当与羊氏家族素有的文化传统有关。另外，《孙夫人碑》的刻立还当与碑禁松弛有关。晋武帝于咸宁四年（278）下诏禁碑，距曹操禁碑令下达已有七十余年之久，距西晋立国也有十四年，其间经历魏晋的改朝换代，政治的动荡，使统治者忙于权力的分配，从而造成碑禁一度松弛的局面，晋代三大丰碑之一的《郛休碑》，就刻立于晋泰始六年（270），《孙夫人碑》刻立于泰始八年（272），都在晋武帝禁碑令下达之前刻立。正是在各种历史巧合之下，孙夫人这位在中国历史并无任何丰功伟绩的平凡女性，其身后得以立碑树传，留名千古。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期，这一阶段汉字和书法形体急剧变化，隶书承汉之余绪，明显地呈现出过渡期以楷入隶的鲜明特征，形成楷隶及隶楷等书体，《孙夫人碑》就是楷与隶错变时期泰山石刻的典型代表。《孙夫人碑》文词古雅、结体严整、笔画凝重、转折峭拔。由于有些撇捺灵活，为整个碑刻带来活泼气氛。虽然魏晋时期仍认为“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贞石”，但隶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书界的兴趣已转向新的楷书的创造。此碑和这个时期的许多碑刻一样，已略乏汉碑雍容气象，结构平稳，比较规范化了。清严可均认为《孙夫人碑》点画严整，颇似《范式碑》笔意。清代书法评论家包世臣则认为此碑上承《孔羡》法嗣，用笔沉着不减而体稍疏隽。有专家认为，唐欧阳询《房彦谦碑》出自此碑。
《孙夫人碑》作为晋碑的典型代表，记录中国文字由隶变楷的流变历程，对中国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保存下来的石刻文字也可补史料之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