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凤凰卫视2013年4月9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2003年的北京，原本有着太多令人怀念的理由，那时候大街上的交通还没有现在这么拥堵，上班挤地铁，也远不如现在这么艰难，街道宽阔，杨柳飞絮，这一年国家GDP增速达到8。5%，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4。5%，三峡工程开始蓄水，2008奥运正在向大家缓步走来。所有人都有理由相信，北京这样一所现代化的大都市正日益国际化、安全化。然而以上所有的一切，似乎瞬间都被一样东西所取代了，十年之后再度回望，我们对2003所能记得最多的就是那两个字，非典，SARS。或许对于无数的个体来讲，还有各自不同的更多的私人记忆。但是无论如何，你的印象当中都逃不开口罩、隔离、戴红袖章的大妈，空荡荡的长安街，无人乘坐的地铁，这一切编织出了2003年春天那张突如其来的大网。
解说：流动、汇集，不断地流动，不断地汇集，北京，一座海纳百川的城市，2003年不春天，没有人会料想到一种陌生而凶猛的病毒将这座城市占领，而所有从这所城市离开的人均不受欢迎。
人们最早听到的信息都是从南方传来，听说那边闹一种很奇怪的病，那么人疯了似地抢醋、抢盐、抢药，十块钱一支的普遍抗生素，在药店卖到了八十元，药品断货，板蓝根和白醋脱销，还听说很多医护人员也被传染了。
生活在北京的人们觉得离自己十分遥远。南方、北方，在幅员辽阔的中国，两者远隔重山万水，然而在一个现代化流动如此之快的时代，差距或许仅仅只是几个小时的飞行。2003年2月23日，一位27岁的山西商人从广州返回太原，回到家中后，她体温接近39度，两天后，高烧达到40度。2003年3月2日，徐姓患者被送到了解放军总医院，即北京301医院，事后查明，她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
刘畅：301医院的接诊大夫叫佘丹阳，是一位年轻的医生，他听了她的症状以后，因为他们在太原看病的时候，就是不断地，她也跟医生不断地强调，说我是广州回来的，会不会得了广州肺炎。但是山西太原的大夫都告诉他，说没有问题，肯定不是。那么她就是到了北京301医院以后，佘丹阳当时一听说是广州，去过广州，而且是问她吃过什么药，当时301医院的佘丹阳，他就打了一个激零，他后来跟我说他为什么打个激零，他说都是抗生素，都是好药，都是最先进的药，而且这么多天治疗都毫无起色，他就觉得这里面可能会有问题。
解说：2003年2月18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均公布了一条信息，根据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从病人身上提取的标本，确定广东一带流行的不明原因性肺炎的病原体是衣原体病毒，结论一出，民间对这种怪病无边无际的猜测与恐惧告一段落。衣原体是一包含在人类知识范围内的一种病毒，它虽然容易反复，但有药可治，尽管这一结论当时受到了南方大多数医学专家的质疑，但对于远离广东的其他地域的人来说，他们获得了心安。然而那位山西患者的身体反应令301医院医生们开始预感到病原体是衣原体的结论很可能是错的。
刘畅：301医院的医生呢，当时跟我说呢，他上网去查广州肺炎的情况，怎么防护，怎么治疗，一点信息都没有。
解说：几乎同时，陪同护送前来的徐姓患者的母亲也出现了高烧反应，而远在太原的徐姓患者的父亲在3月5日也被紧急送来了北京301医院，三者症状完全相同。
刘畅：随后他们在301医院接到通知，让他们转院到302医院，这是一个隶属于解放军的传染病医院，当时转运过程，他们后来想也是很匪夷所思，就是说让他们自己联系转院，我们给你打好招呼了。他们自己打了北京120，说我们有个患者要从301到302，120急救科的一个主任，后来我也采访过他，他就是接到这个任务，他不知道是什么病，他就把这个人接上来以后，把他们送到302去了，当时他口罩都没戴。
解说：几天后，北京302医院，解放军下属的传染病专科医院数名医生、护士相继感染。非典进京，以如此方式悄无声息地打开了潘多了之盒。无法查询到的信息，不透明的公共卫生网络，还有媒体迟迟无法介入的封闭尺度，事后证明，是非典肆虐的助力。当一个网络信息从地球的南半球到北半球传递只需要两秒的时代，北京的医生不知道广州的疫情究竟是何等模样，这便是2003年的春天，北京被猝不及防击倒的原因之一。
3月7日，那位山西患者和她母亲被告知，其父亲转院了，而实情是，他去世了。
刘畅：她妈妈跟她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有些事连最坏的结果都想到了，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随后呢，她妈妈也在这家医院离开了人世。
解说：就在徐姓患者父亲去世的第二天，远在太原的家中，一岁多的孩子及她的弟弟，弟媳也相继出现了非典症状，随后他们也被紧急送到了302医院，四天后，3月12日，徐姓患者在北京工作的舅舅也出现了症状，被急救中心送往佑安医院，随即佑安医院出现了十多例感染患者。3月27日，在该院进修的内蒙古临河市一名医生返回家乡，疫情随之扩散到了内蒙古。
刘畅：但是她在当时的电视上，因为条件还比较好，她能看电视，她在当时的电视上看到当时的卫生部长反复强调，北京只有几位山西患者，北京是安全的，她后来回忆，她说可怕的无知，可恨的盲从，如果新闻资源被很好的用在宣传SARS知识上那该多好啊，这是她当时的一个感受，也就是用书面写给我的。
解说：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中旬召集了9个国家，11个顶尖实验室，希望通过合作找到这个新型病毒的原因，他们将这个在中国俗称为非典的病例命名为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中文直译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简称SARS。
陈晓楠：2003年，新中国建国已经54年，霍乱鼠疫等等烈性传染病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属于天方夜谭了，传统的肝炎和新兴的传染病艾滋病，又不足以对一所现代化的超大型城市构成威胁。烈性传染病不再是综合医院工作的主要目标，绝大部分综合医院取消了感染科，而医护人员呢，也没有大规模传染病的防治病例。这一切都是空白，一切都是崭新的，那个暖洋洋的北京的春天根本没有做好准备。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相对平和地来描述这种名为SARS的病毒，单是从医学数据上来看，它并不算是特别强大的病毒杀手，它的正常死亡率其实只有5%左右，甚至大大低于禽流感的致死率，甲流比它的传染性更强，死亡人数也更多。然而对于当时来说，它是一种完全陌生的病毒，人们对它的陌生就产生了巨大的恐惧，而且随后做出了很多荒唐的举措。
解说：2003年3月19日和3月21日，中日友好医院和北大人民医院分别接诊了自己的第一例非典疑似患者。随后，在北京的各大小医院里，这种奇怪的病随着患者不但地转院求治，以及种种心态，以致无声无息地蔓延开来。北京朝阳医院的护士左冬晶的记忆中便有这么一幕。
左冬晶：这个老太太大概是60岁左右吧，然后她当时喘憋的非常厉害，高烧，其他的那些病人也挺重的，因为抢救室嘛，其他病人也挺重的，但是我为什么对她关注特别多呢，因为她表情特别痛苦，憋气憋得特别厉害。我们当时就有一种怀疑，就是，是不是我们风闻的这种非典。但是我们问了问她的病情，也看了看，她只符合第一发热，她有，第二喘憋她有，第三拍的胸片，她的胸片整个都是白色的，她有，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时就是她说她不承认她有接触史，这个很，当时我们就没法判断她就是非典。
解说：按照当时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制定的三条标准，发烧、肺部阴影，以及流行病史，这位老太太因为不符合最后一条，而始终没人注意。
左冬晶：她的家属说她只是在家里，老太太嘛，只是在家里边不出去，所以我们想，那可能就是我们判断的错误。
解说：甚至其病情恶化后，医护人员再三追问，老太太才承认自己与非典病人有过接触。
左冬晶：我记得很清楚，我问了她不下五遍，接触过非典病人没有？家属给我的回答永远都是，我们这个老太太只在家里待着，连买菜都是我们给她买，从来不出去，然后事后我才知道，他们家的老先生在武警医院去世了，就是因为非典去世了，老太太是照顾老先生去了，但是她是对于，基于可能是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怕我们不救她，所以向我们隐瞒了她的接触史。毫无疑问，这样的隐瞒是致命的，所有当天值班的医生护士，就集体隔离了嘛。我妈跟我说，我爸一晚上头发就白了，因为着急，因为当时就已经有消息出来了嘛，说非典就是治愈率比较低，死人死得比较多，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还是挺担心的，因为大家都是不太认识这个病到底是什么样。
李桂菊：我们也老耳闻，以前就一直听过，以前我们听我们小叔子说，说广州闹非典呢，如何如何挺严重的，可是我们觉得广州闹非典，离咱们那么老远，我们就跟听故事似的，根本就没往心里，我们没有这个概念，也没这意识。后来等老太太老发起烧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后来我们又到医院去，那个护士和医生全变了，后来告诉我全学习去了，我说你们怎么着，我说医生学习，怎么护士也学习，怎么全学习？那时候还蒙着我们呢。
解说：每年的3月，是北京召开两会的时间，大街上到处是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然而在2003年3月，北京急救中心工作人员的眼里，这样的繁忙却让他们感到恐慌，那段时间整个急救中心的200多人，90台急救车每天奔波在北京城的个条街道上，他们负责转运的非典病人越来越多，最高峰的时期，仅仅四个小时，他们转运病人的数字就达到134个。李桂菊就是这些被转院的非典病人之一，据李桂菊自己所说，发病之后，她一共被转院了。最终，李桂菊整个家族只有两个住校的孩子没有染上非典，其余的全部病倒在医院，多人在住院期间离开人世。李桂菊和她唯一的儿子也在出院后查出股骨头坏死，整个家族因为一场非典支离破碎。
隐瞒病情，或是拒绝接收，医患人员之间所出现的各种罗生门事件在北京最初抗击非典的日子里交替出现，其中一位秦姓患者在人民医院就诊时隐瞒病情，以致最初护理他的15名医护人员全部感染，而当时人民医院170多名临时工一夜之间则跑只剩下30多人。而针对转院这一现象，一位医生多年后曾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形。
转诊时病人都不肯上救护车，说不知道会被送到哪里去，后来听说转诊的，都无需再个人支付治疗费用，大家又不管什么病都往车上挤。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SARS袭击北京是一场全方位的袭击，既关于病毒，也关于人性。
陈晓楠：2003年4月3号这一天，国务院新闻办本应该在上午十年举行记者招待会，推迟到了下午三点才开始，在记者提问之前，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就向到会的国内外记者宣布，中国局部地区发生的非典型肺炎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正如大家看到的，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稳定，人们工作生活持续正常。接着张部长又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都是安全的。也许是看到了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有一名外国记者戴着口罩，这位部长又做了补充，他说，在座的各位戴口罩不戴口罩，我们相信都是安全的。此话一出，会场传出了记者们的阵阵笑声。
十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来回顾这样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或许我们不应该只感到简单的愤慨，其背后所折射的其实更多的是当时的无奈。
解说：2013年的今天，不仅是SARS爆发的10周年，也是它也是中国疾病预防体系建立60周年，1953年，中国效仿前苏联的模式，建立了从省到地市、县的卫生防疫站，二是在医院里设立了卫生系，后者为防疫站五提供人力资源。这个如同金字塔一般从上至下的公共卫生模式，原本是为了统一调配资源，抵御各种传染性流行疾病。然而，2003年的那个春天，它完全失灵了。
北京，乃至中国是安全的，当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面对国内外新闻记者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不可能不知道到4月4日为止，仅北京一家301医院的非典患者就已经达到了46例，然后他真的不知道的是，北京究竟有多少非典患者。当时北京的医院性质为多头管理，有部属、有市属，也有部队和高校的，平时各自为政，互不通气，再加上急救车在各个医院之间的来回转运病人，北京的非典患者数量一度成为了一个迷。卢广：已经问题很严重了，他其实还说没有，真正的污染区还在于人民医院。人民医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医院，特别像白血病，很多那些专科是很有名的，很有影响的，所以很多人都会在那里治疗，几乎在住院的人，当然我不能说百分之多少比例，大多数都被感染了。
记者：那是因为防护措施没跟上？
卢广：因为他一个护士感染了，走每一户，每一个病房它都在传播，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对外面还不说，结果就越来越严重。
解说：当时的北京，对于非典的认识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对于非典疫情最了解的医护人员，第二类，应该是了解疫情的，同时掌握言论的官方人士，最底层的则是对真相一无所知的普通市民。如何将一线的真实情况传达给全社会，本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是在当时却是历经了各种艰难。
卢广：4月初，一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单、西单，还有王府井，这些地方进行观察和拍摄，所以我已经看到了很多口罩，就是说过一天多一天，过一天多一天的口罩，戴得越来越多，当时也关注这个媒体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整个过程北京很难表现到真正的非典的那种恐怖还没有，还非常平静的感觉。
解说：凭着职业的嗅觉，卢广第一时间走进了北京市人民医院，在这家大型三甲医院，他看到了事实的真相，同时目睹并了解真相的许多人也开始努力传递出声音。北京301医院的退休教授蒋彦永在电视上看到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称北京的非典患者只有12人，死亡人数为3人时，他大为吃惊，随即开始四处奔走，揭穿谎言。
毕淑敏：因为传染病总是有，比如说国外那时候有埃博拉病毒，那也是很凶险的病毒，所以有一些我们未知的传染病会袭击人类，这个我不觉得吃惊。但是如果政府瞒报，而且把这个事情，就是不能在第一时间公布出来，我就觉得这后面隐藏的反倒是让我特别不安的因素了。
解说：在4月中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最主要的是什么叫控制，现在病源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特别是不知道病源，现在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我们顶多是遏制，不叫控制。话音一落，整个会场一片哗然。
2003年4月20日，对于北京抗击非典这一事件来说，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新文华公布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去党内职务的消息。
闾丘露薇：我透过国际媒体，我在伊拉克巴格达透过国际媒体，发现头条已经是每天都变成非典了。因为那个时候北京是承认了，应该是市长辞职了，然后蒋彦永的出现了，国际媒体是有大幅度的报道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是那么大了，已经是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事件，就连我坐电梯，然后伊拉克的人问我，你哪里来的？我说中国，然后他们就会开玩笑，病毒virus。
解说：也是在4月20日，北京的这场记者招待会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公布了北京的疫情。
高强：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807例，北京339例。
解说：新数字正是五天前官方数字的近十倍，这个数字令人震惊，但真相总是如此。其中不为人所知的是，这个数字的到来，花去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在北京复杂的医院管理系统中，为了弄清楚，到底多少疑似非典病患者，卫生部专人对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175家医院逐个核对调查，才最终查清。
直面真相，直面危机，虽然随后发生的事情无比艰难，但人们至此终于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陈晓楠：有消息说，在非典疫情进入北京之后，北京市领导曾经秘密召集了几家大医院院长开会，做了以下的部署，各家医院分类接收病人，协和医院接收外宾，北大医院接收医务人员，规模较大的人民医院接收普通市民。病人在这些医院确诊为非典之后，通过疾控中心转去专门的隔离治疗空间，比如说传统的传染病医院、地坛医院，佑安医院，以及一些接诊任务，并不是那么繁忙的二级小医院，这样的防线呢，设计起来，看起来是很清晰的，颇有层次。可是随后的实践证明，这样的安排值得商榷。因为北京诸多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多年以来以收治肝炎等常见传染病为主，缺乏治疗呼吸道疾病的经验，而一些二级的小医院，更是在重症抢救的综合能力上无法胜任。而早期的非典患者更是出于对大医院认可，不愿意轻易转院，甚至一度出现了患者拒上急救车，患者企图跳窗逃跑等等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