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直到1978年，人们痛定思痛，痛切地认识到“无法必然乱国，治国必须依法”。为顺应民意的呼唤，中共中央在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此后，又制订了1979年7月1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了保障这两部大法的实施，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这就是在中国法制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64号文件。
其实，在此之前，党的高级领导对法治的重要意义还是有所认识的。如毛泽东在1954年制定第一步宪法时就说过“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注1）在1958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同志提出“依法办事是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注2）刘少奇在1962年1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特别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干涉他们判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注3）只是后来，由于毛泽东带头否定宪法，竟然说“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注4）从此，中国走上了“无法无天”的道路。
64号文件在中国的法制史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文件明确指出“刑法、刑事诉讼法同全国人民每天的切实利益有密切关系，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信誉的大问题。”“我们党内，由于建国以来对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长期没有重视，否定法律，轻视法制，以党代政，以言代法，有法不依，在很多同志身上已成为习惯”，“如果我们不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制订的法律就难以贯彻执行，我们党就会失信于民。”
后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会议上也强调“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温家宝同志在2008年5月4日与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在说到依法治国时，更是明确指出：“法治天下，就是法比天大”，“宪法和法律的尊严高于一切。”
应该说自1979年以后的许多年中，党和政府对法律的重视程度一直是放在很高的位置上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在那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也出现了许多违法的事例，但从政府官员到人民群众，对法律还是多少有些敬畏感的。
中国法治的大幅度滑坡应该是发生在2005年到2006年之后，党中央提出的“三个至上”的关系被一些地方官员错误的颠倒和利用，“宪法和法律至上”最终沦为“党的利益”，实质上是各级地方党政一把手的利益至上。许多官员打着“讲政治”的幌子公然违法已成为常态。本来公民打官司请律师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但有的地方为了官商勾结，搞房地产开发掠钱，或为了官员的形象工程大搞拆迁，居然让当地司法厅、局下文件，不允许律师代理涉及拆迁的案件；有些法院为了维护官员的面子，在民告官案件中甚至作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判决；更有一些只懂政治而不知法为何物的区、乡党委书记被上级故意安排到基层甚至中级法院院长的位子上，本应由合议庭或审委会集体研究，少数服从多数的判决，往往都由院长一个人根据上级领导的“条子”、“招呼”或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证言必须当庭质证的规定一再被弱化，导致现在的刑事诉讼中证人不出庭竟成了“合情合理”的事。他们完全忘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要求，所有的法律都可以被他们很随意地给抛弃。而这一切都是他们在“讲政治”的高调下所为。可以这么说，自1979年以来，法律没有任何时候像今天这样被边缘化。哪怕是引起全国媒体关注的大案要案，他们都敢公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审理。从而催生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引起许多访民蜂涌而生。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自己在上级面前的面子和形象，又不得不全力截访。为了截访，他们什么流氓手段都可以使出来。在一些地方，截访居然成了当地政府的主要工作。
由于法律被边缘化，造成了有法可以不依，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公理缺失。面对民众的指责，许多官员无法掩盖他们践踏法律的事实，更无法用最起码的法理去说服民众，就只好厚颜无耻的扯出了“政治”大旗，让老百姓“讲政治”，以致于“政治”这两个字便成了许多无耻勾当的遮羞布。
在这种高调政治下，人们失去了诚实，失去了善良，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整个社会失去了供人民群众效法的行为规则，甚至失去了最起码的公理。
那些只讲政治而不讲法律的官员，实在是中国社会的害虫，他们是想催毁这个政府，搞跨这个执政党，他们要毁灭这个国家。正如美国大法官克拉克所言：“摧毁一个政府最快方法就是政府本身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更严重的是它不尊重自己制定的宪法。”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9页。
[2]《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页。
[3]《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452页。
[4]《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426页。
【参考文献】
[1]《64号文件：官大还是法大》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作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崔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