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曹汝霖（1877—1966）清末民初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字润田。清光绪三年（1877年）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早年留学日本。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
大事年表
1900年赴日本留学，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共和革命。1904年归国，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被调入外务部。1913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
1904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
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
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
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
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
1917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
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
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再次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
1919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包围并冲入曹宅，放火焚毁其房屋。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罢免他的职务。此后，任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汉奸组织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
1949年逃往香港，后至日本、美国。死于底特律。
生平概述
西太后自逃难归来，脑子已经变得很开通了，整天介跟一群西洋贵妇（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惯也忍着，还时不时地赏她们一点中国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质层面的玩意进来，对这老太婆来说，最担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动荡。立宪究竟会怎样，她心里还是没底。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回国应留学生考试，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进士头衔。此人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了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但是在1905年，尚无此恶名，在政府里的地位虽然不高，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干的“知日”专家之一。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绪的召见。召见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关照，告诉他此次召见，老佛爷必定有所垂询，让他留意准备。果然，西太后开门见山，上来就问日本的立宪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立宪，立宪前都到哪些国家考察过，以哪国的宪法作为蓝本，议会的上下两院如何，议员是怎样选举的等等。很明显，在召见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日本议会的知识，她最担心的，是立宪开议会之后，会出现乱局，因此，西太后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是不是时常会有党派争吵？曹汝霖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朝议决定之后，各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议了。比如日俄战争，开仗前争议很厉害，但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日本国会的两大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听到此，西太后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显然，曹汝霖的陈述，并没有消除西太后对立宪后出乱子的担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识到此，马上对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西太后听了很诧异，提高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曹汝霖回答说，团结必须有中心，立了宪，宪法就是国家的立法中心，议员都是人民选出来的精英，是人民的领导中心，内阁总理大臣，是国会和皇帝钦命的，属于行政中心，后两个中心，都围绕着宪法中心做事，如果意见不一致，总理大臣可以被弹劾，总理大臣也可解散议会重选。只要总理大臣选对了人，国会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济。听到这里，据曹汝霖回忆，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曹汝霖的这堂政治学课作用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9年。1916年正式开国会。1910年，又在各方的压力下，将立宪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9人，其中又有7人是皇族，冷了多由汉人官僚构成的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绅商的心，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都站着看，好事的还帮着起哄，于是，清朝结束了，小皇帝宣统，还没懂事就退到了皇宫里面做富家儿。
稍微懂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满族亲贵，多数都属于保守派。就世界范围而言，那时西方各国的代议制，由于没有实现普选，基本上处于精英权力分享的层面。当时清朝的立宪，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无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权的基础上，把权力适度地与官绅、绅商分享，尤其是和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显然，当初决定预备立宪的西太后，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她的不肖子孙却不明白，一场倒霉的痢疾，送了老太婆的命，一群纨袴上了台。结果，皇族内阁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使得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官绅和绅商，都凉了半截，等于是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淘空，形成了时人所谓的“假立宪”。
报应来得很快，1911年4月，皇族内阁未问世之前，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由副领袖黄兴统帅的广州起义，一败涂地，几个月后，武昌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却夺下了武汉三镇，大获全胜，全国响应。皇族内阁几个月的寿数，就让这些头脑冬烘、却又自作聪明的纨袴子，丢了祖宗的江山。
赵家楼的故事
赵家楼是汉奸曹汝霖的府邸
北京赵家楼的历史该不算太悠久，但却极有知名度，因为当年震惊中外的“五四”、“火烧赵家楼”即发生于此。赵家楼是老北京的一条胡同。楼为何冠以“赵家”，至今仍是一个谜。清光绪十一年朱一新撰《京师坊巷志稿》，于当时北京坊巷考注甚详，也许是赵家楼在当时不甚有名气，朱一新对赵家楼主人未加注解。岁月流逝，至今更加湮没无考了。赵家楼是条小胡同，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据考原为前后曲折U字形走向，总长不超过三百米，后被一分为二，前边称前赵家楼胡同，后边则称为后赵家楼胡同。“五四”一把火，曹汝霖宅邸的东院基本焚毁。上世纪50年代后曹氏旧宅被拆除，于原址建起新楼，成为某单位招待所。后来又改为赵家楼饭店，门牌是“东城区赵家楼1号”。
赵家楼何时成为曹汝霖的宅邸，迄今未见到准确资料。从回忆资料来看，曹宅当时分东、西两院，西院为中式房屋，东院则为西式平房。我所见过曹氏差人的回忆是1918年9月至曹公馆当差，可见成为曹宅起码是1918年。其实，曹汝霖不仅在赵家楼有公馆，他还有两房姨太太，分别在锡拉胡同和西观音寺有宅寓。大太太带着几位子女，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从原籍上海亦迁来，均住赵家楼。
曹汝霖与陆宗舆、章宗祥都原籍浙江，又同去日本留学，1904年一同归国参加“经济特科”，被清廷授主事职衔。曹汝霖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调外交部。北洋时期当了大官，几次丧权辱国，向日本大借款，还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被视为亲日派，所以“五·四”运动中曹氏受打击最沉重。而最令曹汝霖生气的是，火烧曹宅说蜂起，有漏电失火说，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说，而支持、同情学生运动的报刊，也多采用此二说。当然目的是保护学生免遭当局迫害（学生激于义愤，首先点火者即当年北京高等数学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后随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驱张运动，1933年病逝）。6月10日总统徐世昌颁令罢免曹、陆、章三人职务，也否认学生烧毁曹宅，曹汝霖在医院看到报纸后，大为生气，马上找徐质问。始愤而以辞去交通总长等职务泄愤。罢官之后，仍担任交通银行经理（当时报章说曹辞去交通银行经理职务，实际依然保留）。但他经“五·四”风波，受刺激很深，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他先潜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一天后又躲进东单三条同仁医院，仍觉得不保险，又搬到北海团城（当时团城由京绥铁路局管辖），闭门谢客。1919年冬，曹又避到天津德国租界居住。他每以宋人戴石屏《述怀诗》表述自己今后的志向，其诗云：“人生安份即逍遥，莫问明时叹不遭。赫赫几时还寂寂，闲闲到底胜劳劳。一心水静唯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王榭功名有遗恨，争做刘阮醉陶陶。”看来，曹汝霖是将安分守己视为座右铭的。尽管如此，曹汝霖的心情一直郁郁寡欢。因为他尽管在租界当寓公，深居简出，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和原谅他。他的儿子在天津南开读书，却没有一个同学肯与他同坐，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独桌。课间、放学，也没有一个同学理睬他。这种情况，曹汝霖不会不知道，其内心痛苦之状可想而知。
在赵家楼修葺后，曹汝霖及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处。但曹仍以天津居住为多。1922年，他于灯市口同福夹道又盖起一座新楼，东院有戏楼，甚为宏伟，后门则在箭厂胡同7号。11月，曹为父亲办“彩觞”堂会，大宴宾朋。直系上台后，因曹在北洋集团中属交通系，与皖系亲密，故他又搬到天津。同福夹道宅寓则租给丹麦公使作为公使馆，只留下后院，家人改从箭厂胡同后出入。1937年始将此处宅寓卖掉。
火烧赵家楼时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个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谜团。一般都认为曹恰巧不在，学生们则痛殴了章宗祥。实际上，据后来考证，曹汝霖早就闻听“学生们要闹事”，在家与章宗祥、日本人中江丑吉（此人在学生痛打章宗祥时以身体护住，才使章侥幸活命）、警察总监吴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对付学生（当时院中还有荷枪实弹的警察）。一种说法是学生们冲进来时，曹汝霖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间。但据曹氏仆人目睹:曹听到叫骂声后，溜出小后门直奔厨房，换上厨役的衣帽，又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
个人评价
抗战军兴，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发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决不在自己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上卖国罪孽。据说，日寇占领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曹氏始终不为所动。后来，汉奸王克敏为拉拢他，给他挂上“最高顾问”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把曹挂上一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从不参与汉奸卖国活动。北平沦陷前后，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北洋时期的高官显宦，如段祺瑞、吴佩孚、袁世凯之子袁克定、靳云鹏等，但这些人都拒绝了。特别是吴佩孚，还因此被日本特务毒死。靳云鹏的例子与曹汝霖相似，靳是北洋时期国务总理，日寇多次拉拢，靳不为所动。后来，华北伪政权也给他挂上了“顾问”空衔，但靳也从不到职。据说，日寇特务机关长喜多非常气愤，曾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做什么打算？”曹汝霖怕于己不利，才接受了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等职，但并无实权。
在日伪时期，曹也利用与日本人的关系，办过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如前文提到曹在天津读书的小儿子曹朴（字君实），后去日本留学，归国后曾任张学良的副官。“九·一八”后随张学良至北平，后任天津市警察分局局长。“七·七”后，日寇袭津，在新车站用机枪扫射难民，曹朴转请父亲阻止日寇暴行，曹即出面给日军打电话说：“新车站住的都是难民，不是军人，并无敌对行动，为何要开枪射击这些无辜的老百姓？”日寇这才停止扫射，后由曹朴联系商会，在河北公园设收容所、粥厂，将难民陆续送走。以今天的审查眼光来看，曹汝霖在沦陷期间，或多或少尽量减少日伪对老百姓的残害，这恐怕也是应该是予以肯定的。
五四运动后的曹汝霖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五四运动中一句著名口号即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五四”当天，学生游行到赵家楼曹宅，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误把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后来，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6月10日，曹、陆、章三人被免职。
“五四”过后，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后搬到北海团城(当时由京绥铁路局看管)暂住。曹在这里足不出户，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有点闭门思过的意思。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不过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但曹汝霖不从医院拿任何薪水，只有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这就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抗战爆发后，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始终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敌伪组织还曾打算让曹汝霖出任粮食局伪职，他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训，曾说:“日本人吃粮食不受限制，单管中国人，我怎么管，这不是找骂吗？”当时北平的老百姓多吃杂和面，一次，曹把用杂和面蒸的窝头带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王克敏说:“这样的粮食怎么能让老百姓下咽。”王克敏听后拿起窝头就咬了一口，说:“这怎么不能吃！”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城一对曹的不合作十分不满，曾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做什么打算？”
值得一提的是，素有“亲日派”之称的曹汝霖在大义面前没有沦为汉奸，而当年的北大学生，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中冲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抗战期间却堕落为一个大汉奸，出任过汪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1939年12月15日，梅13岁的女儿梅爱文在《浙瓯日报》发表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当中写道:“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这篇文章虽然不过800字，却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随后，梅思平的继母梅王氏率同他的两个异母妹妹在报上刊登启示，与梅脱离一切关系，称其“附逆作贼，害国辱祖”。抗战胜利后，梅思平被处决。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相关资料-民国十大汉奸：
头号汉奸汪精卫
二号汉奸陈公博
三号汉奸周佛海
四号汉奸褚民谊
五号汉奸王克敏
六号汉奸梁鸿志
七号汉奸丁默邨
八号汉奸齐燮元
九号汉奸罗君强
十号汉奸傅筱庵
陆宗舆
陆宗舆（1876年－1941年6月1日），字润生，浙江海宁盐官人，1913年—1916年担任驻日公使。五四运动中，他与曹汝霖、章宗祥一起被称为“卖国贼”，于1919年6月10日被解职替罪。后寓居天津日租界经商。1925年一度出任临时参政院参政。1940年被汪兆铭国民政府聘为行政院顾问。1941年6月1日病死于北京。
个人简介
陆宗舆，字闰生。浙江海宁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任清政府奉天洋务局总办兼东三省盐各使、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底任驻日公使。1916年后任交通银行股东会长、中华汇业银行总理。在段祺瑞指使下，与曹汝霖、章宗祥勾结，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大量借款，承认其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被免职。1925年后任龙烟煤矿和铁矿公司督办。抗日战争爆发后寓居北平。曾任汪伪政府行政院顾问。
人物生平
陆宗舆幼年从张謇读书学问，1899年自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经科。1902年归国后，在北京崇文门管理税务，任进士馆及警官学堂教习、巡警部主事。19 05年冬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1907年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由于加强搜刮，盐课收入3年内激增2倍多，得清廷赏识。次年升任候补四品京堂。1909年进京任宪政编查馆馆员。1910年10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被选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秋任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武昌起义后，任度支部右丞并代副大臣。后任中华民国袁世凯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及宪法起草委员。同年12月受袁世凯特命为驻日全权公使，参与袁世凯投靠日本的卖国活动。1915年初由袁世凯派遣，与陆徵祥、曹汝霖一起自始至终参与日方代表日置益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6月8日，由他在东京与日本换文批准该条约。后又积极活动，争取日本内阁支持袁世凯称帝。袁病死，宗舆卸任回国，任交通银行股东会长。第一次恢复国会时，仍任参议院议员。1917年8月，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在北京成立，任总理，成为日本的公开代理人，多次经手向日本借款。11月，任临时参议院议员。1918年4月、8月，以汇业银行总理名义，代表日本与段祺瑞政府先后签订“有线电报借款”和“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共5000万日元，将中国有线电报财产、收益和吉黑两省森林金矿资源抵押给日本。之后，又任币制局总裁。与徐世昌、段祺瑞、章宗祥、曹汝霖等往来密切。1919年4月19日，任察哈尔龙烟铁矿（今属河北）公司督办。五四运动中，群众强烈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陆宗舆、曹汝霖、章宗祥。6月10日，北洋政府被迫将3人免职。在家乡海宁县，5月13日，各界人士在硖石镇召开万人大会，一致决议开除卖国贼陆宗舆的乡籍，通电全国；并在盐官邑庙前、镇海塔下和陆家门口3处树立石碑，上刻“卖国贼陆宗舆”，每日观者不绝。宗舆闻讯后，重贿海宁县知事毁碑，群众愤起阻止。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亲自下令将碑拆去。此后，陆宗舆仍任汇业银行总理及龙烟煤矿和铁矿督办，1925年后一度出任临时参政院参政。1927年任张作霖安国军外交讨论会委员；同年任交通银行总理。旋辞职，息影天津。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被聘为行政院顾问，以卖国终老。1941年6月1日病死于北平。 1985年，硖石镇惠力寺清理场地，于西墙脚下发掘出一块“卖国贼陆宗舆”石碑，碑身尚完好无损。海宁市博物馆已妥加保护，使之遗臭万年。
个人贡献
陆宗舆虽然在中国近代史的政治方面风评不好，但他也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做出了一些贡献。北京石景山的龙烟钢铁公司就是陆宗舆努力的结果。1919年在石景山东麓建成，只可惜很快五四运动爆发，陆宗舆被免职。龙烟钢铁公司在建成后的二十年里未能炼出一吨钢铁。
龙烟铁矿
俗话说：强权出真理，这对军阀们的官场角逐来说可谓是一句真理。梁陆之间所发生的一场矿权之争，到最后陆宗舆胜利了。他之所以能够胜利，关键是有强硬的后台：一谓1918年10月10日，选任上来的徐世昌大总统；一谓段祺瑞国务总理。前面说过，倡导开发龙关山的铁矿者，系徐绪直。此人乃是徐世昌之嗣子。小徐出面岂不代表着老徐的利益和企图？再说，那个段祺瑞系皖系军阀头目，一直渴望以武力统一中国，也需要掌握矿山开采和冶铁的经济实力，故此，便弱草劲风吹般地倒向陆宗舆一边。
然而陆宗舆之所以受宠，而得到徐、段等人的支持，除上述原因外，更重要的条件则是陆宗舆为政界、财界的风云人物，并有着一段神话般的传说。
陆宗舆(1876年7月5日～1941年6月1日)字润生，浙江海宁人也，少年时期自诩为神童，和“鼻识极灵能就空气而测风雨，九岁尝骑海塘铁牛候仙人至”(《北京实报》1936年10月20日)。其父早年经商，故此陆自幼受着商业家庭的熏陶，1899年，自费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经科。1904年4月东北设行省，他管东三省盐务，通过疏通运道，加强搜刮，使盐课(税)年收入从50万两白银激增至160余万两，受到清廷召见和赏识。1911年秋，就任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1913年12月袁世凯特命为驻日全权公使。此间袁世凯筹备帝制，报界经采访陆宗舆，引出一段《美的新闻》——
民国四年农历八月十五，皓月当空，寒光似水，日本大隈内阁在官邸邀请陆宗舆和日置伊、伊集院两使并外务省多人赏月。欢聚之际，大隈向陆氏问询袁世凯起居后，便乘坐客观月之际，凑近陆氏身旁耳语道：“闻袁总统欲改帝制，如有意相商，吾当有所贡献，且乐观厥成，请密告之！”陆宗舆听罢，急摇手答曰：“不然！”
次日，陆电袁说：“大隈好作无负责任之言，我国最宜慎重。”且电谏：“切勿以学理之空谈，贻国家莫大之实祸。”后来《实报》对此报道，并称“驻外使节中反对帝制最初之一人也！”尔后，陆宗舆就袁世凯帝制引起二十一条”分辩说：“实则二十一条在五月，而帝制在九月，相隔数月也。二十一条最要者为五项：(一)聘顾问(二)军事同盟(三)雇用日员，时陆曾表示愿将交涉内容缮贴使馆门前，决心自刎………吾任事多年，人目为卖国，窃恐石马铜驼亦将闻声陨泪也”(《实报·美的新闻》1936年10月20日)。1916年秋，就任交通银行股东会会长，1917年8月10日，所谓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在北京正式成立。汇业银行者，不啻贩卖中华民国掮客总会，陆任该行总理成为日本经济入侵的公开代理人。接着在1918年4月30日与8月2日陆在日本寺内正毅内阁授意下，以中华汇业银行总理的名义代表日本兴业等三银行先后与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农商总长田文烈签订了“有限电报借款”和“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共五千万元，将中国有线电报财产收益和吉黑两省的森林金矿资源抵押给日本，激起民众以卖国罪讨之。故陆宗舆对此曾说：“若所谓卖国者，实际坏于吉黑之林矿借款”(陆宗舆《五十自述记》)1918年10月段祺瑞在离职前又给陆安排了一个币制局总裁的肥缺和龙关铁矿督办职务，从此阅历与任职来看，陆宗舆在政界、实业界与财界，确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开除乡籍
陆宗舆1876年出生于观潮胜地的海宁盐官。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自费赴日，进早稻田大学学习。回国后，即进入清政府工作。民国成立后，投靠袁世凯，任袁世凯政府的财政顾问。民国二年（1913）被袁世凯任命为驻日全权公使，参与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谈判，成为世人皆知的出卖祖国利益的亲日派。1919年，我国在巴黎和会上谈判失败的消息传至国内，北京群情激愤，终于爆发了“五四”运动，北洋政府被迫将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免职。消息传至海宁，县商界、农会、县教育会等发出公开信，怒斥北洋政府“辱士养奸”。其时，先父朱宇苍任城区学务委员，并任海宁县各区学务委员主任，又任海宁教育会议董，参与了筹备于5月13日在硖石召开的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的大会。大会一致决议开除陆宗舆的乡籍，通电全国，以家乡出此卖国贼为乡人的奇耻大辱。由此，陆宗舆也就成了没有籍贯之人。对陆宗舆的谴责还没有结束。六月间，海宁乡人又集会决议勒石3块，分立于盐官镇（海宁原县治所在地，即城区，也即陆宗舆的出生地）的邑庙前、北门外和镇海塔旁（即观潮胜地海塘边），碑刻“卖国贼陆宗舆”六字。乡人路经此处，如对杭州岳坟前秦桧夫妇跪像一般，均唾骂不止。消息传至北京陆宗舆处，陆终日惶惶不安，即以重金贿赂县知事，嘱以毁碑，但乡人群起而阻止，县知事耽于民情之激愤，也不敢强行胡为。8月16日，北洋政府内务部行文县知事销毁碑石，民众得知，即致电内务部，斥为包庇卖国贼。直至徐世昌任总统时下令，才被强行拆除此三碑。此后数十年，此三碑不知所踪。直到1985年，海宁在清理场地时，发掘出一块“卖国贼陆宗舆”石碑，此碑才重现于世，现存于海宁市博物馆。追思前情，仿佛在石碑上凝固了一段历史。
私宅
位于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的“静园”，原名“乾园”，始建于1921年，是与张园齐名的一所宅院。“静园”的主人陆宗舆早年留学日本，1913年底至1916年任驻日全权公使，这期间受袁世凯委派，同日本秘密谈判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陆宗舆被群众斥为卖国贼，北洋政府迫于压力将其免职。就这样，陆宗舆到了天津作起了“寓公。1921年在日租界建起了3千多平米的豪宅，并取名“乾园”，含有“浩瀚乾坤、汇聚一园，人杰地灵、颐养千年”之意。1927年7月清逊帝溥仪由张园迁居于此，为取静观变化、静待时机之意，便把"乾园"更名为"静园"。静园约占地6667平方米，环境十分幽雅，曲径长廊，怪石清泉，楼东侧还修有一个网球场。1931年8月25日，“淑妃”文绣由静园出走，宣布与溥仪离婚，曾轰动一时，溥仪也险些上公堂。为保脸面，溥仪在京津沪三地报纸上登出一道逊帝宣统“上谕”，将淑妃撤去封号，废为庶人，成一时新闻。1931年11月11日，在日本特务策划、挟持下，溥仪离开静园，结束了在天津6年的寓公生活，登上日本舰只，潜往东北，充当伪满洲帝国傀儡皇帝。
章宗祥
章宗祥，浙江吴兴人，字仲和。因其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签订众多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和民族尊严的卖国条约而被视为汉奸，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广大学生要求严惩的三大卖国贼之一。1928年后长期居住青岛，在抗日战争期间，于1942年3月始，再次充任日伪汉奸角色。
简述
章宗祥（1879年——1962年），字仲和，籍贯浙江吴兴。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清政府民政部任职。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1914年任司法总长。1916年任驻日公使，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勾结，在段祺瑞指使下，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激起全国人民愤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将曹、章、陆等免职。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1925年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谘询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
人物简介
章宗祥（1879年—1962年），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人，字仲和。早年中过秀才，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
因其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签订众多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和民族尊严的卖国条约而被视为汉奸，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广大学生要求严惩的三大卖国贼之一。1928年后长期居住青岛，在抗日战争期间，于1942年3月始，再次充任日伪汉奸角色。
著作
《东京三年记》、《日本留学指南》、《任阙斋东游漫录》
个人简历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回国后，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清廷赐进士出身。曾任法律馆纂修官、工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财例局提调、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等职。
1909年(宣统元年)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曾参与审理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案。
1910年（宣统二年）任法律编纂局编修、内阁法制院副使。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派遣，随唐绍仪参加南北议和谈判。
1912年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等职。
1914年任司法总长。
1916年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在任期间，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勾结，在段祺瑞指使下，与日本政府秘密谈判，出卖国家领土与主权，1918年与日本正式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同年秋，在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段祺瑞授权下，一天内向日本签押了三笔共计6000万日元借款，把我国铁路、矿产及其他权益出卖给日本，“欣然同意”日本政府继续占领济南、青岛和控制山东的要求。
1919年初，代表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当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日本所有的消息传到我国时，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4月中旬，从日本回国，中国在日留学生数百人赶到车站，怒斥其卖国行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于6月10日将曹、章、陆等免职。湖州各界人民于6月召开大会，宣布开除章宗祥乡籍，宣告出族，并议决查封其家产。
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
1925年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
1928年后，长期寓居青岛。
1942年3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不久，又任电力公司董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从上海远走加拿大。
生平介绍
留学日本
章宗祥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对日本情有独钟，他认为：“平心而论，日本所得西方之科学，以之转授于中国，实绰有余裕”(《东京之三年》)，主张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就足够了，根本没必要远渡重洋到什么美国、欧洲去取经。
发迹
归国之初，章宗祥就受到“自负有伯乐之能”的肃亲王的大力保举，这匹“千里马”很快就被朝廷特赐“进士出身”，从此鸿运高照。到1916年初袁世凯取消帝制、段祺瑞组阁的时候，章宗祥已经多次出任司法总长一职，并与曹汝霖等四人组成了段内阁中所谓的“新派”，也成为段祺瑞实行内政外交政策的主要助手。因他们都是亲日派，时称“东式外交家”。
巴黎和会
当时段祺瑞为了拉日本作为自己的后台，特任亲日的章宗祥为驻日公使，以便与日本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此时日本政府寺内正毅内阁刚刚成立，该内阁一改前届内阁用武力强迫中国的侵略方式，有意用向中国政府贷款的办法来控制中国政府，实行经济侵略。章宗祥使日后，也以“弥补中日之间的裂痕”为己任，竭力与日本建立所谓的“友好关系”。为了向日本借款，章宗祥和日本方面的西原龟三经过多次密商，达成了多笔借款协定，其中由章宗祥签字的借款有：“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元，“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2000万元，“参战借款”2000万元。而“济顺高徐铁路借款”是以出卖山东路权为代价的，直接酿成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后果。因此，正如时人评述的那样：“章宗祥之卖国成绩，可与李完用先后媲美也。愿我国人共起而逐之。不去庆父，鲁难犹未已也。”(大中华国民《章宗祥》) 1918年底，中国政府派陆徵祥为特使经日美赴巴黎参加和会。陆徵祥系亲美派的外交官，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因此他途经日本期间，有意地避免与日本官方接触。但章宗祥却极力拉拢陆徵祥，希望陆以“中日友好”为重，在巴黎和会上不与日本为难，并向日本政界中人夸口说：“陆易欺，与己有极密切之关系，此次欧洲和议，欲中国不开口，只须己之一言可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事实上，陆徵祥却称病谢绝了在日的一切活动。章宗祥颇为恼怒，却也无可奈何。
1919年4月，章宗祥从日本归国述职。临行前，日本外务省为他饯别，吹捧他“为融和东亚民族起见，极力化解中日两国人士之误会与斗争，以期亲善之实现”(《晨报》1919年4月11日)。而当章宗祥从东京车站启程前往神户时，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场面。他先看到车站上有数十名中国留学生手持白旗，以为是来送行的，没想到这些留学生却把他拦住，当面斥问他向日本借款之事。章氏“面红耳赤，惭不能答”(《晨报》1919年4月16、22日)。留学生们于是大骂卖国贼，并向他扔旗子和其他杂物，引得许多人驻足观看。章氏受此惊吓，自然闷闷不乐。到天津后他把家属安顿在那里，只身到北京述职。没想到不久发生了“火烧赵家楼”事件，章宗祥又饱尝愤怒学生的一顿老拳，过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康复。
章宗祥伤势转好后，6月初也告病辞职。在辞职书里，他倒是没像曹汝霖和陆宗舆那样为自己辩解，而是老实地以伤痛为由请求辞职，以便“侍奉老父，退居田间”(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他在事后的回忆录《东京之三年》里，还是推卸责任，为自己出卖中国主权的行为辩护。
罢免
1919年6月10日，章宗祥与曹汝霖、陆宗舆一起被免职。隐居一段时间后，章宗祥于次年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裁，1925年改任北京通商银行总裁。1928年后退出金融界，长期居住青岛。
抗战时期的1942年3月，章宗祥与曹汝霖一起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请出来当所谓的“咨询委员”，还兼任日本人控制下的电力公司的董事长，继续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力。日本投降后，章宗祥迁居上海，直到1962年病死。
代曹受过
1919年5月4日下午，驻日公使章宗祥随同交通总长曹汝霖回到了位于东单东堂子胡同的曹宅。章宗祥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与曹汝霖最为相契，这次进京述职就寄居在曹家。不过，章宗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次竟成了曹汝霖的替罪羊、学生所痛斥的三个卖国贼中最为狼狈的一个。
实际上，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在大总统为章宗祥专设的宴会上，章宗祥对学生闹事的行为是很不以为意的，以为学生不过像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样，要求改善伙食、多发生活费什么的。但是曹汝霖和章宗祥回住所后不久，就有大队的学生游行队伍呼喊着口号来到了曹宅门前。不久大门被打开，学生们蜂拥而入。曹汝霖见势不妙，连忙吩咐仆人引章宗祥躲进地下锅炉房，自己则藏进了箱子间。学生没找到曹汝霖，气愤地一把火点着了曹宅。章宗祥觉察到火起，急忙从锅炉房中逃出，正好被学生撞个正着。学生们意外地发现原来章宗祥这个卖国贼也在这里，遂报以老拳。章宗祥被揍得鼻青脸肿，不省人事。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巡警赶到，救出章宗祥，送进日华同仁医院。这就是五四时“痛打章宗祥”的一幕。
发迹之路
章宗祥学成归国时，曹汝霖已经显贵，章宗祥所十分垂涎，时不时地向曹汝霖暗送秋波，想借机出头。后来见迟迟没有动静，又托清朝皇室的载振贝勒爷引见，结果也没有多少效果。
章宗祥十分郁闷。这时，他的妻子陈彦安看出了丈夫的难处，马上出来周旋。陈彦安是姑苏人，曾在上海女学读书，章宗祥当时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两人邂逅相遇，一见倾心。后来陈氏到日本，与章宗祥订下了婚约，归国后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陈氏善于交际，当即去见贝勒夫人，博得了贝勒夫人的欢心，做了贝勒夫人的干女儿。贝勒夫人便到公公庆亲王弈劻面前活动，调章宗祥进入民政部当差，章宗祥从此发迹。袁世凯任民国总统时，章宗祥出任大理院院长，后来改任司法、农商总长。袁世凯筹办帝制，章宗祥也在奔走效劳，后来见帝制无望，才改投到段祺瑞门下。段祺瑞第二次组阁时，他仍然出任司法总长，随后远赴东洋，继陆宗舆之后，出任驻日公使。他的大使头衔，是段总理委派，所以在章宗祥的心目中，只知有日本国，只知有段总理。
这一次，曹、陆两人奉命借债，当然要和章宗祥同心协力，内外张罗。日本方面也是慷慨得很，只要是曹、陆、章三人出面，无不允诺，而回报的条件自然也丰厚得多。
民国7年6月到9月，中央政府一共向日本借款五次，分别是：
一、财政总长曹汝霖，农商总长田文烈，会同中华汇业银行经理陆宗舆，向日本所属的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借款三千万元，以吉林、黑龙江两省全境的森林矿产作为抵押。
二、先前，民国6年8月，财政部曾向日本银行团借款一千万元，以盐税余款为抵押；随后财政部总长曹汝霖再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一千万元，仍以盐税余款作为抵押。
三、在修建吉林至延吉南境、图们江至会宁一带的铁路时，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向日本兴业银行及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借款一千万元。
四、在修建满蒙四条铁路时，中华民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朝鲜两家银行借款二千万元。
五、在修建山东济南至直隶顺德、山东高密至江苏徐州的铁路时，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借款二千万元。
以上各种借款条约，中、日文各二份，政府银行互执一份。约定将来发生疑义时，应按照日文条约进行解释，不适用中文条约。这本来就十分不平等，曹、章、陆三人只管借款到手，不管后来有什么隐患，所以日本人如何说，他便如何依。总括起来，从1916年至1918年，段祺瑞及北京政府以参加对德、奥战争，平定南方“叛乱”等各种名目，公开或秘密地向日本借款，总额达五亿日元左右。为了取得这些借款，段祺瑞等把中国主权成批地卖给了日本，使日本进一步攫取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此外还有许多借款，是向英、美等国借的，回报自然也不低。
卖国举动
[1]、1918年3月25日，章宗祥在担任驻日公使身分与日本外相小野一郎，签定《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东京换文。旨在获取出兵北满、外蒙的口实，并可借援俄之名，占领贝尔加湖以东广地域，作为将来要挟俄国割地并让渡中东铁路的手段；以此作为段祺瑞向日人借巨款。此为由章办理的段与日密约之一。
[2]、1918年9月24日，经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答复交换照会而成《山东问题换文》（日称《山东善后协定》）。即公认为“中日密约”。计有七条。规定胶济铁路“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人”等项。对此，章之答复为“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复”。出卖青岛和山东的权益在所不惜。
[3]、1918年9月28日，经章宗祥分别与日本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二、日本朝鲜银行总裁美浓部俊签署的“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十四条、“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十四条、“参战借款契约”六条。三次计日金2000万元。以借款训练军队，规定雇用日本军教官。高徐铁路，即由高密至徐州之间之铁路。规定发行铁路金币公债，用作建设铁路费用，以铁路一切财产及收入作担保，年息8厘。期为四十年。1918年3月，章宗祥被段祺瑞任命为驻日公使，随后在段的指使和支耻下，曾与日本先后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山东文题换文》、《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参战借款契约》等。上述密约，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和民族尊严。因而，章宗祥被爱国人士视为卖国贼。1919年4月27日，章宗祥应召返国，中国留日学生龚德伯、刘泗英等数百名齐集东京车站，高呼“打倒卖国贼章宗祥”，并把上面写着“卖国贼”、“矿山铁路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中掷去。后来，于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时，将这些密约被公诸于世。始有“五四”时，章宗祥被爱国学生殴打之事件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