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0月8日，我答应了GQ编辑的约稿，要来写一写我所认识的雷军。我想说的话很多，一篇小文章肯定说不完。不过，我打定主意，既然我要再写一次雷军，就要说一些我当着雷军本人的面也会说、也敢说的话。
雷军很崇拜乔布斯。他很愿意谈论乔布斯。这不奇怪。我见过的几乎所有中国商人都很崇拜乔布斯。我经常问他们的一个标准问题是：如果有机会跟乔布斯面对面，你会问他什么问题?有人说，我会问他为什么不来中国，他肯定不喜欢中国。有人说，我会问他对于我的产品的看法。还有的说，我什么都不问，就想跟他一起打打坐。
两个月前，这个问题我也问了雷军。他想了一会儿，说：我已经没有问题要问他了。多年来的关注，使得他对你来说变得如此的熟悉，已经没有好奇心了。我又问，可是有一天乔布斯也会死。(没有错，这是《财富》杂志某次乔布斯封面文章的开头第一句话。)他说，没错，乔布斯有一天也会死，所以我们还有机会。
当时，雷军正在筹备正式推出小米手机，只不过尚未对媒体和公众发布消息。一个月后，我们的谈话在《创业家》杂志上原原本本地发表，竟然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并且被认为是微博时代的第一次商业公关事故。以上这些话被认为是对乔布斯的大不敬。按照雷军自己后来在电话里跟我说的，短短一天时间，就有两万多人涌到微博上骂他。这是我和雷军都始料未及的。
这种说法对雷军不公平。即便在一个月后乔布斯就去世了，这种说法还是显得荒谬。说句实在的，只要是人都会死，这是个物理问题，而且乔布斯又不是雷军害死的。事实是，雷军在乔布斯重病退休的时刻讨论乔布斯的生死问题，并且谈及对方过世之后的商业前景，这种讨论使得他起码看起来是在扮演某种叛逆者的角色。
叛逆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褒义词。我相信，即便在乔布斯看来，这也仍然是个褒义词。他们像是方孔中的圆柱，改变了世人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乔布斯之所以广受所有人推崇，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最终获得了成功的叛逆者，因此，成功者和既得利益者喜欢他，觉得他跟自己是一头儿的;遭遇挫折者和不得志者也喜欢他，觉得他可以为自己代言，哪怕今天还不成功，明天还有成功的机会。
然而，在中国，很少有人真正敢于并且愿意扮演叛逆者的角色。叛逆的行为和言辞像是一件华丽的亮闪闪的外衣，很多人想要穿上它，凹一个酷酷的造型，却并不真正理解叛逆的含义和需要付出的代价。每一个中国小孩，从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知道，做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孩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不听老师和家长的话，如果不顺从大多数孩子也就是集体的意思，你就会被孤立和边缘化，换句话说，没有孩子愿意跟你玩。从众、做好孩子，这才是生存的正道。
雷军也不例外。他说了一些看起来豪气干云的话，显得很有个性和胆识。这些话为他的个人形象点缀上领袖气质的花边，有助于推销新的手机产品。不过，他并无打算要做一个真正的颠覆和叛逆者。一旦有人骂他，他需要为自己说过的话承担后果的时候，他退缩了。他在微博上说，这些话是闲聊说的，媒体随便就写了。这不是事实，不过也不用再解释。
事实上，雷军想要做一个中庸的好孩子。因为这样最安全，会有最多的人喜欢他，也喜欢他的产品，因此最容易获得成功。他的确是这么做的。他少年得志，在中国互联网界向来有“老人+好人”的名声。即便后来和周鸿祎因为安全软件的业务竞争有过一些龌龊，但他的公众形象一直是正面的。好孩子和叛逆者一样，是另外一件华丽的亮闪闪的外衣，也可以用来凹造型，并且一旦穿上，自己都会误以为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脱不下来了。
我想说的是，不管好孩子还是叛逆者，这些都跟雷军没什么关系。事实上，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想做大事的普通人。一个普通人，想要成就大事业，很难，要过很多关。被人骂只是第一关。如果这一关都过不了，那么算是一个悲剧，因为这说明这个人不甘心做一个普通人，却不知道如何成为伟人。这是普遍的人性困境，或者说，是普遍的中年男人的人性困境。
那一次风波之后，我和雷军再无联系。他不好意思联系我，我也不好意思联系他。我对他谈不上好恶，却有一些理解。我能够理解他，就像我能够理解很多挣扎的中国人一样。以他的才华和能力，如果在美国长大、接受教育和创业，没准还真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
张兰啊张兰
张兰这么要强的人，跟鼎晖撕破脸，一点儿也不稀奇。不过，这是截至目前为止，国内第二例企业创始人跟投资方翻脸的案例。
去年，当当网上市之后，李国庆觉得自己卖便宜了。好多好多年前，当当网接受过老虎基金的投资，殊不知，老虎基金的投资风格一向是多个鸡蛋放进多个篮子，老虎基金不但投了当当网，也投了当当网的诸多竞争对手。在企业发展低迷时期买进，企业成功上市之后顺利退出，获利30倍，老虎当当一役是风投经典案例。
如果说十年前的创业者对于风险投资还缺少了解，犯下差池，最后付出代价的话，那么2008年的俏江南仍然走错了一步，那就要自己反思。
2005年，张兰多次公开对媒体表示，有投资人追逐俏江南，但俏江南是做餐饮勤行的，现金流很好，不明白为什么要拿投资人的钱，拿了钱来做什么。一转眼到了2008年，受金融风暴的影响，这时候俏江南的现金收入和储备不如以往。到了年底，张兰高调宣布接受鼎晖和中金的投资，作价3亿元人民币。后来，中金否认了这桩交易。鼎晖和俏江南的二人转就此开始了。
宣布接受投资的新闻发布会，我有朋友参加了，就在亚运村飘亮阳光广场的俏江南。这是一家经过重新装修的旗舰店，没有窗户，采光不佳，全靠室内照明，水晶枝形大吊灯，粉蓝色的抽象雕塑，黑色的护壁板，猩红色的丝绒沙发，不过沙发上有烟头烫的洞。张兰打扮一新，兴致勃勃，等待她的是被VC煽呼起来的IPO之梦。当时，比俏江南定位更低端一些的湘鄂情已经上市了，市道不错，俏江南上市不是难事。那时候，张兰的儿子汪小菲已经开始负责兰会所的生意，在北京双子座和上海外滩开了两家店。真是春风得意啊，企业顺风顺水，儿子接班在即，自己的男朋友又有情识趣。
后来两年，张兰对于上市一事颇为低调，每每媒体问起，她总是一笔带过，表示没有任何时间表。事实上，留给她的时间并不多。当初俏江南和鼎晖签订的是相当危险的对赌协议，这就是说，如果企业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做到一定规模并且上市，确保VC套现退出，那么企业将要面临极大的麻烦，要么流血续融资，要么卖掉。
2010年夏天，我在俏江南东四环的办公室里见到张兰。那会儿，她儿子的女朋友还是张雨绮。她说她不会干涉儿子谈恋爱，她儿子倒是老关照她谈恋爱。她说她不会结婚，结婚就意味着推脱不掉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她的婚姻观并未影响到她的儿子。聊天到一半，她说出去处理事情，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去开了个上市会。年初的时候，俏江南从麦肯锡挖来个总裁，专门负责筹备上市之前的财务和人事安排。几年之后，当俏江南和鼎晖闹起来，不知道这人有没有被开掉，因为显然这是VC帮她找来的高管。
俏江南上市一拖再拖。到了2011年，情形陡变。一开始，俏江南和鼎晖很不幸地选择了人民币融资结构，而不是美元，这意味着无论如何企业只能在国内上市。后来，中国证监会加大了餐饮行业企业上市的审核门槛，一旦IPO不成，对赌协议接近到期，张兰乱了阵脚，开始对鼎晖开炮，表示数年来从VC得到的帮助寥寥，自己的企业却被VC绑架，走上了一条极其危险的不归路。
张兰跟投资人签合同，就跟我卖房子签合同一样。一旦白纸黑字签下来，那么无论后面对方耍多少流氓，做多少小动作，我的房子仍然必须要卖给他。即便他上门威胁我，那也算另外一桩民事纠纷，和买卖房屋的合约无关。此乃契约精神。
张兰被逼急了。大女人做惯，怎甘心雌伏。不过实话说，她含辛茹苦创业多年，如今企业是有可能因为当初乐观的一个签名毁于一旦的。刚刚说过，投资进来之后她迅速扩大企业规模，把店都开到台湾去了，烧的钱回不来，她要么继续融资，但是难度很大，价钱也不会好，要么把企业卖掉，如果能像小肥羊一样卖给百盛集团，或者华润也好，虽非本意，都尚属幸事，起码品牌还在，企业不会死，员工也不会大批失业。
我倒是在想她儿子的事儿。这时候说大S不旺夫就太刻薄了，不过，汪小菲真的要迅速成长起来，他已经是这家企业的总裁了，公司处于危机，但我看他时不常还是大半夜在“围脖”上跟老婆调情送花什么的。男人重感情是好事，不过大S对待感情一向认真，认真过头就是矫情。汪压力会越来越大，不知道往后他能否坚持耐心细致地对待大S的高标准高要求。
他们穿啥呢
文章导读
其实我们早已不是以貌取人那么肤浅了。我们只是“衣帽取人”那般势利。我总是记得，师太亦舒说过，当你超过30岁，还没有一块镶钻卡地亚，那你真的没混好。
美国版GQ新出炉的榜单显示，硅谷前三大最差着装男士分别是小扎、乔布斯和盖茨。中国商界闻之哗然。假使要在中国，北京，不，中关村设计同样的榜单，恐怕倒下去的可不止三五位。
整体而言，中国商人不会穿衣服。曾经在圈子里风靡一时的对襟扣子唐装就不提了，搭配光头简直一绝。不过，就算是李彦宏这样级别和资质的人，也在公开场合犯过在衬衫里面穿高领内衣还露出袖子边儿的不靠谱的错误。衬衫本来就是从内衣发展而来，自然不必在内衣里面再穿内衣。还有李开复先生，他曾经穿loafer懒佬鞋搭配商务西装和大半截小圆点棉袜。鞋子很好，但这种鞋子天气再冷也不好穿袜子吧。要说搭配，它也是跟牛仔裤而非西裤。华尔街的人说，他们不会把钱交给一个穿破皮鞋的人。中国新晋的投资人们当然不会衣着破烂，但是多做做功课，更讲究些，只有好。
有一次，去见一位教父级别的企业家。他的办公室和他本人一样威严，有铜质的野兽雕塑为伴，沙发是深咖啡色的小牛皮，坐下去的时候，高度刚刚好，既不会懒洋洋地陷进去，又不会尴尬地正襟危坐起来，显然是经过随员特别设计的款式。聊得惬意时，他干脆跷起了二郎腿。这时候，我赫然看见一小截洁白的秋裤从西裤下面露了出来。它实在是太白、太耀眼了，我试图假装没有看到，但是视线却再也离不开它。它成了整个深沉色调房间唯一的亮点，引人侧目，并且传递出某种欢快的气氛。当时是初冬，暖气还没有开，天气也并不十分寒冷，教父却已然穿上御寒的衣物……强人也会老的。
投资人比实业家更会穿衣服。有次活动见到软银赛富合伙人林和平。那是几年前，《蜗居》还没火，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女朋友是一位叫做李念的女演员。他那天穿了一件传统式样的圣罗兰大衣，领子是羊毛和丝绒拼接的款式。这款大衣的领子有很多出挑的颜色设计，不过他选择了最含蓄低调的黑色，只有材质的对比，但是更衬托了大衣本身的质感。这是聪明的选择。
目前，国内商务男装的三大品牌分别是杰尼亚、HUGO BOSS和阿玛尼，各自都有忠实粉丝。王冉就声称他从来就只穿阿玛尼的西装，喝星巴克的咖啡。这话乍一听真有点儿二，不过我挺喜欢他，尤其在动车追尾事故之后，围观他的微博，就更喜欢他了。我一向反对把衣着的品牌和昂贵与否跟道德挂钩。
教父李嘉诚不穿这三个牌子。他一直穿更昂贵的BRIONI。虽然新一季007已改穿TOM FORD了，不过这个牌子有特殊的面料织法，就算款式并不出奇，面料本身却能够在论坛这样的会场灯光下发出熠熠的微光，很特别，又不张扬。
至于手表，周成建浑身上下都是他自己的ME&CITY。温州裁缝出身的他已学会把毛衣搭在肩膀上的琼瑶剧穿法，搭配毛边鲨鱼鞋，看起来也很雅痞。他的手表跟李泽楷一样，是一块黑色的卡通表，再一看，不是SWATCH，是限量版FRANK MULLER。
传说中，一块好表是必需的。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高瑞彬的百达翡丽，江苏一德集团董事长陈俊的伯爵，易凯资本王冉的黑色版卡地亚Santos……美克美家董事长冯东明有一块PASHA表款，这是卡地亚第一只防水腕表Pasha de Cartier的复刻版。，堪称最佳配饰。至于中国移动王建宙，作为国企领导人，他非常明智地选择了一块四平八稳的天梭。
其实我们早已不是以貌取人那么肤浅了。我们只是“衣帽取人”那般势利。我总是记得，师太亦舒说过，当你超过30岁，还没有一块镶钻卡地亚，那你真的没混好。这话太二了。我还真没有镶钻卡地亚，至于我买得起买不起，管得着吗?
大佬离婚
唉，值此多事之秋，就连我这样长年钻研财经大事的商业记者也开始追看锋芝婚变了。性、金钱、名声、冷暴力、婆媳关系……精彩程度胜过争产港剧，想不看也不行。
撇开是非不谈，这件事倒是有个特别有趣的角度：香港社会的女性观实在相当畸形。一方面，在香港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有一定年纪，瘦，有皱纹，但是身材保养得好，穿素雅套装和中跟鞋，化淡妆的女性。她们都不年轻了，但是在写字楼上班，有自己的办公室，有很好的职位和薪水。一开口，人人都在她们的姓氏后面加上“小姐”二字。原来仍是单身。
这些女性在香港很受尊重，姣姣者如周凯旋，即便传言已经跟李嘉诚在罗马注册，仍然人称“周小姐”。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人看待女性的方式相当摩登和有弹性，婚姻、家庭关系和职场地位、社会形象分得很清楚。只要自己有本事，有年纪的女人还出来“捞世界”是一件再体面也不过的事，什么“抛头露面”云云，实在是老土的说法，以为演粤语长片么。
然而香港八卦界另有一套语法。这种语法迥异于商业世界的女性语法。我们所有人犹记得当年徐子淇在澳洲出嫁，号称“千亿新抱”，从政经头版到娱乐小报，无不派出记者追访，最后成文多羡慕恶俗之词，比如婚纱多少钱、首饰多少钱，及至后来生一个孩子收多少珠宝、游艇、补品。这些东西看多了头疼，似乎女人的价值由其生育能力、缔结婚姻的富裕程度决定。这简直是一个女性婚姻市场的恒生指数，就像香港人笃信的风水术一样不可撼动却不知来由。
香港是一个充分职业化，充分西化，同时又充分市民化的社会，所以出现这些分裂也不稀奇。就拿张柏芝来说，以西化观点来看，她何错之有需要谢家原谅?艳照发生在婚前，并且是锋少劈腿时期。她不仅没有错，反而是受害者。以职业观点来看，就算她拿了谢家过亿，可是谢家号称6亿身价，眼看婚姻难以继续，她以合法合理的方式为自己争取恰当的利益又有何不可?不过，这些都在八卦界的传统语法面前灰飞烟灭。这种语法和婆婆们高度一致：女人要会生孩子，女人要淡泊名利，女人即便在婚姻中有巨大孤独感的时候也应该永远忍让。尤其女方控诉男方只打游戏不理人，八卦人士便反驳说，在家打游戏不是很好么，又不是出去花天酒地……似乎婚姻对于女人来说只需和一个有生育能力、会挣钱、不乱搞的男人在一起就行了。
扯远了，反正我这辈子也不指望嫁到香港，说点儿香港的坏话无妨。
说回大佬，我见过的离婚的大佬也不少了，一般来说，他们处理得比较干净。某家中国最著名的IT公司，两位赫赫有名的接班人，一位离过三次，一位离过两次。还有一位即将上市的公司董事长，不到四十岁，离异两次。都说离一次的男人是宝，离两次的男人是草。这位董事长承认说，第一次离婚时年纪小，稀里糊涂也不觉得怎么样，反正很快就有女人补充，到了第二次离婚的时候，等人都走了，心下怃然，开始深深地怀疑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亲密关系恐惧症，为何那么认真的一段关系也无法长久呢。他的一位朋友，几乎和他同时离婚，不过不到三个月就又再婚了，娶了一个天真的85后，又过了三个月，就又有了新的BABY。这应该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吧?听说也未必，“还是一颗中年男人受伤的心”。
不论生理、心理还是财富上，离婚的成本都很高。最近，土豆、赶集网和真功夫的股权上市事宜又提醒我们，这还涉及到商业王国的长治久安呢。这可是大事儿。以后，大佬们不仅离婚要注意，结婚也要注意。据说丁磊当年结婚，和他现在的名模老婆签了半个脑袋那么厚的婚前协议文件。话说某位投行人士告诉我，吃一堑长一智，现在他们开投资项目筹备会的时候都会问：这企业不错，可夫妇两个不会离婚吧?答：不会，他们感情虽然一直不好，但是短期之内为了利益还是会在一起的。
关于商人的男女私情，最近最轰动的是王功权和王琴。有明白人指点我说，功权是有可能离婚的，毕竟只要想离，天下没有离不成的婚。至于离婚之后是不是一定娶王琴，那就不一定了。为什么?如果他真的爱她，就不会在还没有离婚，一切尘埃未定之时向全天下公开她的名字。这等于永远将她坐实在第三者的阴影里。
女马云
女马云，没错儿。王潮歌这个外号是马云本尊给起的。
几年前，王潮歌去哈尔滨参加亚布力企业家论坛，认识了马云。她上台噼里啪啦一通讲话，吃饭的时候马云来敬酒，说：你真能说。她对马云也有印象。倒不是说阿里巴巴和淘宝有多么牛，而是他演讲的时候不谈公司挣了多少钱，却谈公司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她觉得这人不一般。
要能说到叫马云都佩服的地步，这人得多能说啊。我跟她聊了4个小时，回来整理录音，发现她说的话不用怎么提炼，完完整整就是一个CEO演讲。
王潮歌当上CEO还不到一年。之前的很多年，她都是“印象”系列实景演出的总导演，就是干活拿信封的那种。再往前很多年，她是广告和晚会导演，开着一辆三菱吉普，拿着一只大哥大，满北京干活儿。当年，王潮歌长得很不赖，眼睛大，瘦，梳个小辫。有人背后嘀咕说，这姑娘这么年轻就这么有钱，是不是傍上大款了。王潮歌那个气啊。
为什么女人就不能有钱？为什么女文艺工作者就不能有钱？王潮歌不服气。不过，直到开始做“印象”，她才真正感受到做一家公司的女领导的挑战。2003年，王潮歌加入桂林阳朔《印象刘三姐》团队，担任执行导演，后来，张艺谋加入，她成了总导演。2006年，王潮歌和张艺谋、樊跃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名字就叫“印象”。
王潮歌是个有攻击性的人。其实，最早提出刘三姐实景演出创意的并不是她，却只有她想到把这个创意用公司化和资本的形式固定下来，还拉到了张艺谋这最大一个金字招牌。她的竞争对手评价她的时候很犹豫，也非常保留。他说：“这些年我从王潮歌身上学到一样东西。她任何时候跟任何人说话，都非常注意维护自己文化人的形象。文化人天然在商人面前就有优越感的，受人尊敬。这样她就有定价权。”
这话也没错。王潮歌早年间做过一个著名服装品牌的中国区总代理。她其实很有商业天赋，不过她从不提这茬。她只愿意跟人谈文化。她非常不爱谈她是怎么做管理的，又是怎么跟投资人打交道的。尽管她的公司已经吸引了包括IDG、马云、虞锋在内的将近10亿人民币的投资，她还是习惯用戏谑的口气来说投资行业。“不就跟赌场压大小是一个意思嘛，十个鸡蛋俩成了，就赢了。”王潮歌最爱谈的是大国崛起、文化输出和软实力。“我们靠卖地挖煤，这种模式要到什么时候？越南起来了，我们已经完蛋了，对吗？”
但是，王潮歌仍然投入了这一轮投资和计划上市的洪流中。从2006年起，她和她的公司一直备受投资人追捧。一家已经融资到第三轮的公司，上市不上市已经不重要了，就是个时间表的问题。她的投资人之一虞锋说，这个时间不在明年，就在后年。王潮歌自己也承认说：“如果能上市，那是最大的光荣。唱戏的耶，老话说是下九流，也能上市？以前PE都投互联网、钢铁、能源，现在也开始投文化。”
其实，中国十几亿人口，一到夏天，一个加勒比海盗和一辆赛车就叫全国人民兴奋得不行。这会是全球最大的娱乐市场。这个市场已经有的最大的娱乐业上市公司是做电影的。不过，我已经听到小道消息说，不但这家公司的天使投资人已经三次抛售股票套现，并且公司的老大也在琢磨着啥时候能把公司卖个好价钱。电影不好做，筹备上三年，最后票房分完也就几千万。做艺人经纪吧，他们红了就跳槽，你也没辙。
实景演出可能是下一个金山银山。王潮歌的路可能走对了。
不过你会问，这么牛的事情，为什么偏偏是个女人做成了？王潮歌不是一般的女人。她可是在全是大老爷们的录制现场存活下来的人。她说了：“男的都讲黄色笑话，你说这时候女的该怎么办？你生气？你笑？你也讲一个？不管你怎么反应，这男的都会很高兴。我是这么混出来的，我最知道了，你跟一群男人合作的时候，一定要果断强势，你不能跟他们商量，你一商量，他们就欺负你。”
有人说，在美国，女的要做教授光有学问不行，还得是个Bitch。干吗美国啊，在中国也是一样。
三次未竟的邓文迪采访
第一次见到邓文迪是2008年8月9日晚上。我去参加潘石屹张欣夫妇在长城脚下的别墅区举行的奥运派对。夜色温柔，长城脚下，我和邓文迪握手了。
当时，一阵微风把天花板上垂落的白色丝麻布幔轻轻吹起，我手指被邓文迪手上的戒指硌了一下。后来我想：“那是一颗丽兹饭店那么大的钻石啊。”同时，我心里也咯噔了一下——就一眨眼的工夫，我眼睁睁地看着默多克从自己身边悠闲地走了过去，消失在Party人群里。
更重要的是，我的确在某一个瞬间看到了默多克的眼睛。那是一双在人世间已经占了77年上风的眼睛，尽管光彩不如前，但是仍然若有所思，阴沉地注视着这个俗世享乐的码头。
有个年轻人从默多克和邓文迪身边走过去，他穿着沙滩短裤跟夹脚拖鞋，没人搭理，一个人举着酒杯，沉默地站在人群里。他一回头，我认出那是李彦宏的脸。那一刻，就连邓文迪也没有认出他来。那天晚上，邓文迪是百分之百的座上宾，她穿着湖蓝色的长礼服，一直站在她那著名的丈夫身边。他们胸前都别着主办方发的一枚会闪光的五角星。后来，邓文迪在MYSPACE的博客上写道，她一辈子参加过无数的派对，而这个是她在中国去过的最好的派对。她带着新闻集团的两个高管，就着红五角星的微光，一起登上了长城。
派对正是邓文迪最近几年生活的主旋律。我第二次见到她，她专门从纽约飞来北京，就为了参加当天夜里在798举行的美国服装设计师DVF的纪念派对。从她的博客上看，这样的派对每周都有，她的朋友名单简直覆盖了美国好莱坞、硅谷和华盛顿的权力三极：小扎、芭芭拉·沃尔特斯、约旦王后、妮可·基德曼、奥巴马夫人米歇尔……从1999年起，她就是那条权力通道里唯一的中国人，唯一的中国女人。
我们约好上午11点在她家里见面。这是2008年夏天她和她丈夫在北京买下的四合院，据说花了500万美元。院子就在故宫边上，现在这个价钱可是买不着了。邓文迪婚后十二年，总共装修了7所房子，这只是其中之一。
所有的黑天鹅都是一样的，她们热情洋溢、积极主动、不擅长掩饰自己的欲望。至于邓文迪，她的样子跟我想像的差不多。她个子很高，皮肤颜色时髦，说话语速极快，语气果断肯定。这些，能看出她早年间的职场经验的痕迹。不过邓文迪的感情经历决定了这一点：不管她做什么，说什么，她都会被视为一个有野心，欲望难以满足，并且擅长解决问题的女性。她这辈子目前为止结过两次婚，一个比她大30岁，另外一个则比她大38岁。
邓文迪化好了妆。假睫毛和烟熏妆让她的眼睛大了两倍。她很漂亮。邓文迪坐在发型师的吹风机下，开始跟我谈论派对、名流、时尚、礼服、慈善、慈善、礼服、时尚、名流、派对。她要拍电影，妮可·基德曼会给她建议。她要做慈善，约旦王后跟她一起，她要挑衣服，米歇尔会问她意见。年初国家主席访美，米歇尔在国宴上穿的那条ALEXANDER MCQUEEN的红色礼服就是她出的主意。她还在自己的农场里招待过小扎，教他说中文。总之她撺掇她所有的朋友来中国，她所有的朋友遇到关于中国的任何事情都来问她。她是某个小圈子的中国问题发言人。
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是，邓文迪最推崇的女性是凯瑟琳·格雷厄姆。这位《华盛顿邮报》的掌门人在丈夫自杀后，以一名家庭妇女的身份接管了这家庞大的新闻企业，并且将它发展成为上世纪最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媒体之一。邓文迪12年前刚结婚的时候，曾经在太阳谷的聚会上见过她。“那时候我很年轻，对于这个世界很害怕，也不自信。她对我很好，跟我讲她自己的经历，一直鼓励我。”
我很难相信一个耶鲁MBA，一个声称自己天生喜爱商业的女人会甘心永远谈论派对、设计师和时装。泰勒前几天去世，有人整理她的语录。她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从来不假装自己是个家庭主妇。”邓文迪这么醉心于社交生涯，她是在假装是个家庭主妇吗？她的偶像凯瑟琳能够做到的事情，她有机会做吗？
邓文迪身高一米七五，再穿上高跟鞋，看起来足足有一米九，翔哥女战神。这些问题我还来不及问她。至于第三次，我试图跟身在纽约的邓文迪通个电话。我们约好了时间，还有20分钟我就要听到她的声音了，结果她托人传话来说：“我病了，再说采访叫我紧张，我特别害怕回答不好问题。”
所以，我始终没机会跟邓文迪好好聊聊。
王卫是另外一个任正非吗？
这话不是我一个人在说。所有想找王卫却找不到的人可能都这么想。
王卫，1971年生，上海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大学教师，父亲是空军俄语翻译。7岁的时候，王卫随家人定居香港。王卫只有高中学历，曾经在香港叔叔的工厂里打零工，也曾经往返于广东东莞的工厂和香港的写字楼。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受小平南巡谈话的影响，大量香港企业工厂内迁，其中60%都在广东地区。王卫乘自己身份之便，时常帮人做夹带通海关，香港人俗称“水货佬”。一开始他用背包，等到用拉杆箱都还是带不完货的时候，王卫意识到，这算是个巨大的商机。
1993年，王卫在广东顺德创建顺丰速运。公司的原始资金是王卫找父亲借的10万元人民币。当时公司加上王卫也只有6个人。到1997年顺丰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通港快件。当时行驶在通港公路上的快件货运车有70%都属于顺丰的业务。
回想1993年是个蛮特别的年份。我们目前熟知的几家快递企业竟然都是在这一年创业的：顺丰、宅急送、申通。这几位创始人的事业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外乡人、基本生存压力造就的机会。王卫是香港人在顺德，做夹带出身，申通是桐庐人在杭州，做杭州上海的货运，宅急送是湖北人在日本，拷贝日本宅急便，在创业早期，甚至差点儿成了个搬家公司。
王卫真正开始突围是在2000年。早期顺丰的扩张一直采用加盟模式。加盟商需要向顺丰缴纳加盟费和运单费，运单费甚至每天都用发票结账。1999年左右，王卫处于某种“肥猫”状态。他年纪轻轻还不到30岁，可是过得相当舒服，公司的事不用怎么操心，经常带着太太打球、游泳、爬山。
不过，加盟模式很快给顺丰带来了麻烦。有的加盟商擅自在货运过程中夹带私货，甚至有大的加盟商延揽业务，自己开业做老板。王卫在遭遇丧失企业控制力威胁的时候，展示出他强悍的一面，从1999年到2002年，顺丰完成加盟到直营的模式改革。有人说这次改革基本是“拆迁式”的。也就是说，顺丰出钱，加盟商你卖不卖，不卖我就把你撤销。可以想像这种收购的难度，所以有传言说，王卫曾经因此被香港黑社会追杀，至今他都习惯在身边带4~6个保镖。
顺丰的第二个转折点是在2003年。这一年，顺丰借“非典”之机掌握了中国民营快递企业中唯一拥有的瓶颈资源——包机。同一年，顺丰开始投入使用ERP系统。这个时候，顺丰开始从华南地区向华东、华北发展。创业将近十年之后，他开始在全国布局。
王卫的扩张从来不用投资人的钱。早年间，他曾经9次抵押公司商铺向银行借钱。其中有一次，他抵押公司所有资产不过向银行借到几百万元人民币。快递是个典型的轻资产的行业，快递业值钱的网店和人力资源在PE或者VC看来都不值钱。王卫迄今为止都对投资人敬而远之。2010年，在顺丰年营业额达到120亿，员工人数达到8万人的时候，终于有投资银行注意到顺丰的时候，他们也还是约见不到王卫。花旗银行曾经悬赏中间人1000万美元，就为见王卫一面。甚至马云在祭出云物流的大旗之前，就曾经两次前往香港约见王卫，王卫不见。
顺丰这家公司已经形成了自己非常鲜明的特色。顺丰是直营，并且是中国民营快递企业中唯一一家实现了全面直营的。顺丰很快，它承诺“收一派二”，24小时送达。顺丰后来所有的动作，不论是包机、ERP系统、现场信息管理系统、电子地图……这些技术手段全部都是为了实现“快”这个核心竞争力。
王卫和同处深圳的华为任正非还真有那么一点儿相似。迄今为止他从未接受过任何媒体的任何采访。媒体唯一一次见到他，那还得归功于香港狗仔队。2010年春天王卫因为私人购买九龙塘一块地皮，以3.5亿的价钱刷新地区地价纪录而被狗仔队盯上。狗仔非常敬业，不但在深圳顺丰总部蹲守，还在香港顺丰公司卧底做了一天快递员，送了300个包裹。最后狗仔的确在顺丰门口见着了王卫。他衣着平常，没有名牌，只是态度温和地说了一句：“我约了人，已经迟到了，拜拜。”
王卫几乎是中国最有钱的工作狂之一。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他笃信风水，有自己御用的风水师。他信佛，办公室里摆了6尊佛像。他喜欢开越野车和极限自行车运动DOWN HILL，传说跟他一块在藏边玩自行车的人身上全有铁钉。今年2月，他刚刚开废了一辆路虎，把底盘撞坏了。
好女孩和坏男孩
这件事可不止你们在琢磨。我见过俞渝好几次，我也忍不住在想，他们夫妻两个到底是什么路数啊。
冬天的时候，我去中国大饭店参加当当的上市庆功宴。我被安排到一个名叫“护发素”的桌子。时间太早，整个宴会厅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围着高高的大摇臂摄像机唧唧喳喳。蓝外套问红背心：“他们有多少钱啊？”红背心闭上眼睛，使劲想了想，说：“好像男的比女的多呀。”
我知道，2010年12月8日，当当上市之后，俞渝是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她占股5.1%，她的丈夫李国庆是联合创始人兼CEO，他占股39%。我还知道，自从1998年创业以来，这对夫妻已经被牢牢捆绑在一起了。13年来，当当网获得过三轮私募股权投资，总计4070亿美金。投资人对俞渝和李国庆的要求之一是，去任何地方出差两人都不能坐同一个航班。假使发生空难，那可是对公司的毁灭性打击呀。
我小心翼翼又若无其事地从蓝外套和红背心身边走过去，绕过盘旋在地面上的粗粗的黑色电线，找到了我的桌子。当天晚上，这样的桌子有60张，不是叫“护发素”就是叫“照相机”，要么就叫“保湿化妆水”。这是当当网新的业务转型方向。虽然这天晚上的客人大多都是新闻界和出版界人士，但是当当仍然在努力拓展网购图书音像制品之外的业务。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截至2010年，当当全年的业务比重中，图书音像还是占了超过80%。不过，上市也许让这个转型能变得容易点儿。现在，俞渝和李国庆手里有了更多的钱，可以用来设立更多的地方物流中心，把更加便宜的商品送到更加偏僻的家庭。
“护发素”桌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在我喝水、喝橙汁跟喝咖啡的过程中，人渐渐多了起来。两个年轻人搀扶着两个老人走了过来。老太太坐在我对面，老先生坐在我右手边。过了一会儿，有戴着号码牌的工作人员来打招呼，非常殷勤。又过了一会儿，李国庆跑过来敬酒。他拍拍老先生的肩膀，说：“老爷子吃好啊。”他又把红酒倒给老太太，说：“抱歉抱歉哈，人家都说俞渝股份拿的比我少，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上市之前做的财务安排而已，其实当当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就是我们大家的。”
我很快知道，老先生是李国庆的爸爸，老太太是俞渝的妈妈。老先生今年90岁了，耳朵不太好，一直很安静地吃饭喝水。十几年前，他曾经把自己的房子借给小儿子李国庆做生意，像仓库一样堆了好多也不知道卖得出去卖不出去的书。那会儿，他当然不知道这会是一家在纽交所上市的电子商务公司。
这天晚上，他们都很高兴。俞渝穿着一件鲑鱼肉色的连衣裙，李国庆穿着垫肩有点儿过大的西服，两个人到处敬酒。李国庆手舞足蹈，俞渝得体地微笑。这个时候，他们大概都没有料到大摩女风波会来得那么快。
有趣的是，明明李国庆惹的事儿，最后出面开记者招待会、把事情摆平的却是俞渝。她在东直门的会议室接受采访的时候，李国庆就在隔壁的办公室里，但是始终没有露面。这至少给人一种表面化的判断，那就是，这个公司和这个家庭，女的比男的更能经事儿，更能扛事儿。
一位女士坐在我身边。她是李国庆的大学同学。我拿这个问题问她，她说，哎呀，国庆当年可是谈过很多恋爱呢。
我曾经在心里想过一个不那么贴切的比方。如果李国庆是班里的体育委员兼坏孩子，俞渝就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如果李国庆是一个流浪的耍猴人，俞渝就是正经马戏团的驯狮女郎。坏男孩会被某一种好女孩所吸引。这种好女孩，就是杰奎琳·肯尼迪，就是凯瑟琳·格雷厄姆，就是俞渝。这种女人出身优越，习惯隐忍、克制和服从，但是坚定不移、极有原则、富于勇气。她们忠于自己的丈夫，但是假使没有丈夫的话，她们也能生活得很好。尤其在生活遭遇不可测风波的时候，她们身上往往焕发出男性所不具备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她们更加年轻的时候，在她们还不够了解自己的时候，往往表现为某种脆弱和不自信。那个时候，爱上一个幽默和富于刺激性的男人，就是最大的叛逆，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奖赏。
我觉得这简直是电影《爱是妥协》的现实商界翻版。李国庆就是杰克·尼克尔森，俞渝就是戴安·基顿……好吧，假使你们忍着恶心看到了这里，可不要封杀我，我还要争取采访你们俩呢。
四十派对
十七年前，我们相遇纽约。那时的你英俊潇洒，健步如飞，我们时而漫步在中央公园，时而飙车在去大西洋赌城的路上，我们时而徜徉在曼哈顿SOHO街头，时而在小意大利咖啡馆开怀畅饮。我们曾从Heavenly雪山上奔驰而下，又曾带领中国支队征战美洲杯，在地中海的波浪里倾听张亚东那首《开往春天的地铁》。如今，我们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母亲，共同辗转地球的大半边，走过半个人生，进入不惑之年。当你的眼角已经下垂，当你的屁股不再紧绷。当你的牙齿已经支离破碎，浓密的头发露出几根白发。我慢慢地走近你， oh my god，吓死我了。而我，蜷缩在屋角的沙发里，一缕夕阳照在我的脸庞，一丝丝皱纹爬上我的眼角，一根根银发撒满我的鬓发，我的腰杆已经佝偻，我的双峰已经不再挺拔，你慢慢地走近我，oh my god，你也吓死我了。岁月如梭，我们都悄悄地老去，当美洲杯的辉煌成为过眼烟云，ＭＴＶ的摇滚演唱会成为往事的记忆，一切成败、是非、光辉、名利，有如沙滩上的城堡，随着岁月的冲刷，流入记忆，有如划过夜空的流星，转瞬即逝。我们却在一起，手拉手，肩并肩，漫步在沙滩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共同走向黄昏。”
不好意思，这个开头有点儿长，而且还不是我写的。看起来，这像是笑笑在秦奋70岁生日派对上写给他的。实际上，这是两年前，2009年1月22日，在汪潮涌的44岁生日派对上，他的妻子李亦非为他朗诵的一首诗。看得出来，这首诗是她自己写的。后来，有参加派对的人告诉我，现场直接有人被感动得“涕泪交流，以涕为主，因为感冒”。
这对夫妇我见过好几次。就在这场生日派对之后不到一个月，我还在新光天地附近的一家普洱茶馆里见到汪潮涌。传说那天晚上他也哭了。就连见我这么一个外人的时候，谈起派对和这首诗，他还是很激动。他的朋友王冉是个老单身汉了，他说过，这对夫妇是他心目中的模范夫妻。“潮涌温文尔雅，安静中蕴藏着坚毅和能量，像一座看似冷峻但是随时可以喷发的火山；亦非心直口快，热情奔放，基本上一个人就是一台春晚。说老实话，每当我听到身边又有某个朋友的婚姻亮起红灯甚至土崩瓦解的时候，他们就几乎成了让我相信这世界上还有美满婚姻这件事的救命稻草。”
40岁是个坎儿，很多商人都喜欢办个派对纪念一下。李彦宏的40岁生日派对轰动极了，据说朱新礼、潘石屹都来了。傍晚6点，李彦宏就早早出现在北京东城区的乙十六号商务会所。他少有地穿上了西装，还精心挑选了一条颜色喜庆的领带。要知道上次接受传媒大亨默多克的宴会邀请，他穿着T恤、短裤和休闲凉鞋就出席了。他先是为宾客们播放了一段幻灯片，还即兴发表了一篇长达30分钟的演讲，演讲中他再次表达了对偶像的崇敬之情，是的，他想成为苹果CEO乔布斯那样的人。一首即兴卡拉OK把聚会推向高潮。这对于李彦宏来说更加难得了。据说他轻易不开口，但凡唱歌，唱什么都是一股《三百六十五里路》的味道。十点多钟聚会散场时，李彦宏还意犹未尽地拉上几位从百度离职的老员工拍了一张合影。这就是说，2008年11月17日，如果没有百度股价在这一天25.04%的暴跌，这场隆重的40岁生日宴会几近完美。
李彦宏是个天蝎座。还有好多商人是天蝎座，张朝阳、周鸿祎、马化腾、比尔·盖茨……盖茨我不知道，张朝阳的40岁派对是在糖果星光现场办的，当时来了三四十人。张朝阳让大伙猜，他四十不惑最喜欢的词儿是什么。没人知道。他说：“我最喜欢混不吝这个词。中国人太累了，从小父母、学校、老师就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出去社会工作之后也是很多个应该。我们是在应该里长大的。我就不要这个应该，我想干吗干吗。其实，混不吝也就是文明一点儿的脏话。但是脏话背后很深刻。我上次还劝人说，应该把FUCK当做打坐的口诀，肯定特别能够平复心情。”
这话应该算是四十不惑吧？不过张朝阳说了，天蝎座的人呢，因为在秋天出生，所以在生命的前六个月里很少看到阳光，这是不是导致天蝎座的孩子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一直比其他人更加多疑和封闭自己？很多人听了这话频频点头，八成他们都想到了3Q大战的两位主角——周鸿祎和小马哥，他俩可都是天蝎。
算一算，这一拨儿中国商人其实都不年轻了。张朝阳衣着时髦，老跟富二代一起玩儿，其实他也46了。李彦宏是粉丝众多的数字偶像，也42了。用王朔的话说，这些人其实都叫做“苍孙”，衣食不愁，青春渐老，怀疑人生。话说《非诚勿扰2》上映的时候，王中军曾经打算撺掇王朔出来，大家一起搞个“苍孙大聚会”，由王朔主题发言，朔爷不肯。“苍孙”这么多，难怪印着有“坚果”照片的杂志卖得那么好。
沈国军为什么不说话？
沈国军的公众形象停留在两件事情上。除了绯闻和长安街边的购物中心，我们对他知之甚少。然而沈国军不止于此。
沈国军称不上是个翻云覆雨的大人物。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甚至没认出他来。他穿着灰色的T恤衫和黑色的牛仔裤，站在一幅墨绿色的天鹅绒幕帘边上和客人寒暄。客人话多，他话少。他比客人更像个客人。幕帘垂下，以优美的弧度遮挡着阳光。幕帘后面则是美式乡村风格的会议桌和靠背椅子，上面都镶嵌了同样颜色和质地的天鹅绒面料，它们在水晶吊灯下面闪着暗光。这里华丽又阴森，像是个密谋大事的CIA办公室。然而它不过是沈国军家的客厅玄关而已。
沈国军不会喜欢这样文学化的描述。他是个说话相当简洁的人。今年年初，在银泰的一次并购发布会上，沈国军作了一次少有的公开发言，总计两百多字。他的秘书说，这已经是近年来沈国军最长的一次公开讲话了。在公开场合，沈国军一直表现得像个影子富豪。这就是说，他很神秘，不但很少公开发言，很少参加论坛，很少出席行业会议，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他跟我澄清说，现在网络上能够查找到的关于他的信息都不是通过个人专访得来。同时，他又叫人无法忽视。他在富豪榜上的财富排名，银泰集团的扩张规模，以及他的朋友圈子名单都能够证明一件事——沈国军肯定是号人物。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会记得2008年秋天北京银泰中心开幕礼的情形。那天晚上总共来了四百多名嘉宾，从柳传志到李连杰到章子怡。连沈国军自己也说，好多人彼此之间都不待见，不过冲着沈国军的面子，也都愿意来。
至于在公司的办公室、谈判桌和会议厅里，沈国军也保持类似的风格。他的一位高管告诉我，有一次，他和数位高管一起商讨某个收购项目的价格。委决不下之际，沈国军也不说话。最后所有人在手心上写了一个数字，拿出来一对，都差不多。一个十位数的收购计划就这么定了。等到谈判的时候，还没等对手开口，沈国军就直接把并购底线告诉对方，哪几样东西我要，哪几样东西我不要，哪几样东西我可以跟你商量着要。他的下属本来想要按照惯例争取尽量多的利益，但这下也不好再开口了。至于合同，那就更简单了。沈国军一只手翻着合同，另一只手拿着笔。他只问两个问题。第一，这合同你看过没有。第二，这合同律师看过没有。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他便签字，也不仔细查看合同条款。
和地产行业的四大金刚相比，沈国军几乎是个不说话的人。沈国军为什么不说话？
这和沈国军的经历和性格有关系。和他的朋友马云、郭广昌、江南春、鲁伟鼎相比，沈国军的成长经历要复杂得多、跌宕得多，也戏剧化得多。他出生在毛泽东时代的浙江偏僻渔村。在4个孩子里，他排行老大。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车祸去世。6年之后，他的母亲因为胃癌去世。基本上，沈国军很不愿意谈论这段时光。在采访之前，他的秘书特别交代说早年经历不要谈。不过，他还是愿意承认说，自己是个一夜长大的人。就在父亲去世的那天下午，他从县城医院的太平间回到家里，看到母亲坐在床上，小妹妹才刚刚两岁，他觉得再也不能叫母亲担心。
一个人在14岁的时候便意识到生存是头等大事。金钱对于他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并非意味着自由和快乐，而是意味着安全。他被生存的不安全感所追逐，这动力远远超过了他对于财富和成功的向往。有人说，即便到了今天，沈国军的商业策略也是相对保守的。他不像他的朋友马云，他从来不说自己要做百年老店或者商业帝国。他从来不把话说满。做不到的他肯定不说，做得到的他也不见得说。他的人生曾经在14岁的时候就差点坍塌。他对于危险非常的敏感。
沈国军有孤独感。小时候，家里一有事情他就去海边一个人散步，坐在礁石边上看大海。后来，等到他有自己企业的时候，他处理复杂事件的方式还是一样的。一开始，他去东南亚，去欧洲，去美国，从前年开始，他去北极、去南极，回来之后还写了一篇文章，名叫《人生最重要的36件事》。从浙江渔村的海边到南极，可见30年来，沈国军的烦恼增加了不少，排遣烦恼的方式也越来越高级。问题是，如果他的烦恼再持续增加，地球上还有哪里可以让他去呢？
大佬的办公室
总的来说，中国商人是一群保守的人。除了湖南远大的老板以外，从没见人留过长头发，从没见人娶过外国老婆，也从来没人像钢铁侠那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突然坐到水泥地上，更从来没人舍得把公司不要了去做点别的什么更有意思的事情。早上一百年，像《十月围城》里的王学圻那样肯出钱搞革命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既得利益者向来讨厌革命。GDP要又好又快发展，没有稳定繁荣的政治局面可怎么行呢 ？！至于什么八卦绯闻，那倒是市井通俗，算不得惊世骇俗。
刻薄点儿说，中国商人不但保守，还没有什么想像力，有了钱也不知道怎么花，只好去买别人也喜欢的东西。撇开富商太太人手一个的BIRKIN包不谈，据说现在拉斯韦加斯的每一家赌场都有一整层是专门为中国商人提供服务的，服务员全部来自香港，饭菜都是粤式，有精通各种内地方言的全职导游，足不出户，就能豪赌一番。
我常常疑心，除了赚钱，中国商人是不是把花钱的天赋都放到装修办公室上了。除了家居环境，他们的办公室其实也很值得一说。
A叫我一眼想到《色戒》里的易先生。张爱玲说他“一脸鼠相”，客厅的落地窗帘上有密密麻麻的华丽花纹。A的办公室倒是没拉窗帘，不过窗户外头被别的写字楼堵了个严严实实，看不到半点风景。A以谈笑风生长袖善舞著称，不过他是个精瘦的人，中等身材，手指纤细修长，上唇留了精致的胡须，总之，在这个房间里，他看起来更像个读书人或者幻想家。
这正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可临走告别，走到办公室门口我又回头看了一眼，他已经缩在不知道什么皮的沙发里，把头放在膝盖上。
A的竞争对手一度是B。很遗憾，这不是一个称职的对手，因为他们俩根本没有相像之处。B的公司占地数千平米，由B本人亲自设计，像座大迷宫，而他的办公室就在这座迷宫的最深处。他曾经是这个行业里划时代的人物，他亲手修建了一座商业迷宫，可现在他自己也迷路走不出去了。危机四伏。
聊到一半没水了，B飕飕地走了出去，回来的时候肩上扛着一个水桶，“哐叽哐叽”换上。听说他几年前其实有个秘书，可老用不惯，就给辞退了。他习惯什么都自己来。可能就这原因，他到现在也没有融到资本家的一毛钱。他的办公室里一件艺术品之类的物体都没有，全是A4纸、笔记本和各种各样不值钱的小礼物。我见过他的两个朋友，一个说他是“灰堆里的暗火”。这意思大概是说，虽然他现在混得不怎么样，可给他机会他就会燃烧。还有一个说他是“农民”，小富即安，算是腹诽了。
还有一个房地产公司的C。偌大的办公室，挑高得有3米，六壁都是水泥板，空空荡荡，只有正中央放着一张桌子一张凳子。是凳子不是椅子。这有点像熊十力自传的名字《天地间一个读书人》。他一定觉得有人误会他了，并且还热衷于为自己辩解。后来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误把杭州作汴州。”这一举动让我觉得他实际年纪应该比看起来小很多。
最后说说D。他墙上挂着一幅字“为人民服务”——这本不稀奇，可考虑到他正经是个美国人，就有点解构的意思了。他问我，为什么那么多人不为人民服务却为人民币服务？他还问我一个关于办公室的问题：纠风办公室是干什么用的？
办公室纠风我还真不清楚，不过关于办公室风水，我曾经咨询过一个香港风水师。他是个壮实油腻的中年人，普通话很糟糕，可是丝毫不影响他的表达欲。还没等我发问，他便高高举起右手食指，戳向天空中某个不存在的气球，像是想要听到一声巨响作为喝彩一般。他说，老板的办公室有几个大忌。第一，不能在写字楼顶层。第二，不能在整层楼的角落，也就是说，不能有直角转角的窗户。第三，房间里不要放花。最后，他神秘兮兮地把脑袋靠在我耳朵边上，热乎乎地说，你知道吗，当年参加中银大厦开幕典礼的7个CEO，已经有6个被双规了啦。
大佬的家
有几个中文词汇是我特别讨厌的，每次写文章都极力避免。
一个是“老板”。每次在北京打车，下车打表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机械的女声告诉你：“谢谢乘坐我们的出租车，老板，再见。”我就纳闷，怎么我花了几十块钱代步而已，立刻就变成老板了？我得承认，老板二字在我心目中仍然停留在包身工和芦柴棒的那个历史阶段，是一些穿真丝对襟褂子、手执翡翠健身球、有好多个姨太太的中年男人，异常腐朽。
还有一个词就是“大佬”。其吊诡之处和“老板”有异曲同工之妙。照理说，江湖大佬应该特指一些经由特殊的、带有暴力性质的途径发家致富的大哥们。但是后来，我发现，如今这个年代，绝大多数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商界人士，均可被称做大佬。这个大佬做起来好像比想像中容易多了。他们不用在花盆里埋藏枪支，犯不着血洗水果摊，也从来不会为一个难以取悦的女人而神魂颠倒。总之，他们仍然拥有江湖大佬的权力、财富和原始积累，但是却丧失了旁逸斜出的美。
当然了，做一个合法经营、依法纳税的企业公民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就去过这么几位优秀企业公民的家。姑且称之为大佬吧。如果把本文的名字换成“优秀企业公民的家”、“董事长的家”、“执行董事的家”或者“企业创始人的家”，都怪别扭的。
早先去的这一家，是好些年前了。我大清早巴巴地赶到人民大会堂，堵着他要做采访。本来这是够烦人的事儿，没想到人家非常配合。我坐着他的“豪车”（一个讨厌的词儿），来到了他的“豪宅”（又再一个讨厌的词儿）。这是一间靠着万泉河的复式公寓，据说柳传志就是其邻居。夏天，周末，晚上，经常能看到老柳带着小孩在小区里头散步玩儿，挺像个含饴弄孙的幸福老头的。他的书房在顶层阁楼，里头全是仿明清的家具，使用起来丝毫也不舒适，屁股被椅子硌得慌，但是视觉上却很愉悦。这些家具都是他自己设计的。这叫我对他平添好感。他愿意为了审美需求而牺牲使用需求，这是我深以为然的一件事情。
他年轻的太太没上来，一直在楼下客厅里带着两个孩子玩儿。他的岳父岳母负责做饭。他吃得不多，一点蚂蚁上树、青菜和炒鸡蛋就饱了。他的太太真是漂亮，看她的举止和笑容，我一直觉得她以前是空姐。后来一问，果然是。他比他太太要大上很多岁，然而从外表上却看不出来。我在他的书架角落里发现了一本书，名叫《如何防止外遇》。
他家的地下室里有个佛堂，用来供奉不知道什么的神佛。神龛外面挂了一张南怀瑾的真迹。他还是南怀瑾的弟子，他收藏了一些南怀瑾开光过的玛瑙佛珠，送了我一串。五颜六色，很剔透的样子，好看。他再不管我，兀自在神龛前面跪下，低下头颅，双手合十。烟雾缭绕，有越来越多充满了虔诚、背叛和激情的并不安宁的泡沫从他的头顶和嘴里冒了出来，一个还没有破灭，另外一个又紧跟着，永不落空，最后，他就静止地徜徉在这一群没有颜色没有气味但是密集运动的泡沫里，获得了安全感。
后来，我还去过好些大佬的家。有人在家里弄了极其专业的观影室，DVD收藏却非常有限。有的在家里弄了专业的攀岩室，其实也没什么时间练习。还有的把书房整个用水泥板镶嵌起来，四壁都是书，唯独室内正中间空荡荡地放把椅子，天地间一个读书人。最近去了某位的别墅。好大一片地方，到处都是雕塑、油画和装置艺术品。这不像是个家，倒像是个博物馆。不过，实在太拥挤了，你有可能同时被伟大领袖A的雕塑和伟大领袖B的雕塑打到头。回想起伟大领袖A和伟大领袖B的往还关系，这儿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个疯子管理的博物馆。某一个瞬间，我的确听到了原本想像中应该出现的银子挥出去的声音。
我所认识的李连杰
我见过李连杰十几次，采访过他不下八次。谈起李连杰，我觉得我还算有一点儿发言权。我琢磨人的时候喜欢想一个问题——他和谁比较相像？我觉得这是触摸一个人物质地的捷径。比如说，唐骏像老布什，董明珠像武则天，任志强像牛虻。可是我真的说不上来李连杰像谁。我采访过的人里头，谁也都说不上来他像谁。
有一年，达沃斯的主席施瓦布颁奖给他，说他是比尔 . 盖茨和特蕾莎修女的结合体。可在我看来，也不像。作为一名慈善家，比尔 . 盖茨怀着某种世界一流的好奇心，他把每一个慈善项目都看做是一个智力挑战和智力游戏。他努力研究发展中国家妇女权益的法理问题，他会和老婆一边在海滩散步一边讨论化肥还乐在其中。他曾经给基金会的主管写信说：“我实在需要知道更多关于磷肥的事情。”在做慈善这件事情上，他成了科学精神的化身。李连杰则完全不是这样。他对于慈善的操作性细节完全不感兴趣。壹基金成立三年来，我曾经三次在不同的场合看到有人送他各种书籍，不过总之都是和慈善运作有关的。这其中，有的是专业社会工作人士，有的是想要跟他套近乎的记者。不过，李连杰对此的反应都是一样的——“谢谢你，但我不会看。我不爱看书，我不需要学这些东西。我找懂的人帮我做就行了。”所以，成立三年来，壹基金成了一个资助型的基金会，而不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那样的项目型基金会。
但要就此判断说李连杰没有学习精神，这不对。这些年来，他和人打交道以及在公众场合自我表现的能力提高了很多。他的合作伙伴告诉我说，一开始，李连杰去每个论坛演讲的时候她都会在下边盯着，生怕说错话惹乱子，从一年前开始，她已经完全不管这事了，彻底放心。李连杰第一次正式发表有关慈善的公开演讲的时候，我在场。那天上午，他上台之前，我在贵宾室里跟他握手。当时室温30摄氏度左右，他手心拔凉拔凉的。有很八卦的人在旁边很确凿地说，他是不是肾不好啊。半年前，我又在一次类似的场合见到他。我只能很直观很肤浅地说，至少，他的手变暖和了。
李连杰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他需要取得更多人对他的信任。对他个人的信任也就是对于壹基金的信任。一开始，给他捧场的是明星、导演和制片人，那是他前半生的人脉。后来，商人、社交家和社会活动家渐渐多了起来。据我所知，一开始，当李连杰出现在这个陌生、狭窄又拥挤的权力走道里的时候，他的角色是尴尬可疑的。曾经一度，那些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人对他最大的疑问就是，第一，现在老百姓对于国家慈善都不信任，凭什么信任你李连杰，一个明星。第二，你就是个明星，你凭什么叫人相信说你能够把钱花好。一直到现在，也不能说李连杰已经彻底把他的新圈子搞定。不过，自从他上了《时代》封面之后，情况好多了。
我认为李连杰并不享受和显贵们（姑且用这个词吧）打交道。以他的性格和经历来说，他并不热爱这个。不过，他对此有经验。早在三十多年前，十几岁的李连杰就曾经跟随外交代表团出访过四十多个国家。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是跟着华国锋一起到现场的。他一定明白某些游戏规则。不过，李连杰终归是一个内向的人，而且不怎么会来事儿。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功夫之王》的横店片场。当时，素不相识的成龙围着一棵大树转来转去，招呼所有人吃饭夹菜。他的热情像一盆不管不顾泼出去的水，你只要稍微靠近，就会沾到。可那时候李连杰一个人躲在他的保姆车里睡觉，数他的蜜蜡佛珠。
我认为一个正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的人会有很大的孤独感——哪怕这件事情是为了完成使命感的必由之路。不过我感到，我是能够理解和消化他的选择的。李连杰今年也是奔50的人了，活到他这样的岁数，他一定会明白，开心或者不开心，这不是最重要的，终有一天，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这些都会过去，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不过，李连杰不会对任何人承认他的孤独。这么看起来，他虽然在境外生活多年，但还是一个典型的儒家人格。按照儒家的伦理，每一个个体都无时无刻不处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说孤独，那是一件不仅古怪，并且有罪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承认自己孤独，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没有价值的。
李连杰就这样走上了一条扮演李连杰的路。什么时候可以刹车回头，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说了不算。
光头党
我发现，中国商人很爱留光头。史玉柱、冯仑、黄光裕、袁岳、蔡明和他爸、王石……还有好多。
他们的光头当然不是天生的。史玉柱早年间在深圳做汉卡的时候，他穿着一身白西服，留着一头迈克尔·杰克逊的爆炸头，戴着变色墨镜。他喜欢这样走上街头，像个当时得令的摇滚明星似的，游行、领奖、发表演讲。冯仑从海南回到北京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留着他那三七开的分头，后来到他写《野蛮生长》的时候，突然变成了近乎光头的“卡尺”，三厘米还是五厘米就不知道了。黄光裕是2006年开始留光头的。他的光头最彻底，是光溜溜贴头皮的那种。那年年底，我在中国大饭店看到他。他笑起来竟然有点害羞的样子，像个孩子。但是一旦少了头发的掩护，我知道，他最张扬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很快，他就收购了大中电器。很快，他就出事了。
想想，国外的商人几乎没有留光头的，即便是海归派，没头发的也没有。和中国商人正好相反，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政治家绝对不可能有光头的。同时，你也很难想象哪一天柳传志变成光头了，那简直跟本·拉登剃胡子似的，绝对是出大事了。
不管怎么说，头发的故事里肯定有点儿中国式的秘密在。鲁迅说：“头发是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往今来多少人因为这不痛不痒、毫无价值的东西受苦受难。”
这种不着一物的发型，首先当然是出于生理和审美的原因。一个要领导人而不是讨好人的男人，自然不可能留成F4的发型。冯仑、袁岳和蔡明都告诉过我，剃头就是因为人到中年，既然发量稀疏，索性剃光算了。两根头发，遮了左边没了右边，遮了右边没了左边，简直像是狂风里一根惶恐的衰草，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不能说这根孤独狂舞的头发就是“国进民退”背景下中国商人集体命运的隐喻，但是除了生理和审美因素，发型里头确实还有中年男人的骄傲和尊严。
光头无疑是一种挑衅。光头在铺天盖地的分头中强调了个体的差异性。你看那光溜溜、坦荡荡的皮肤，它还残留着密密麻麻的毛孔，像是曾经大汗淋漓畅快呼吸过的证明，不管是狂风骤雨还是电闪雷鸣，它都不为所动，不会因为外界环境的变迁而产生任何即时性的变化。我听说过的关于光头的最淋漓尽致的说法是——光头就是男人暴露在空气中的性器官的化身。
但是光头在中国的含义又很暧昧、不清晰。一开始，在古代，剃光头是一种刑罚，叫做“髡”。光头和刺青一样，是一种强制性剥夺个人尊严的方式。就在不久以前，一般人对于光头的下意识反应还是“刑满释放人员”。不过很快，光头成了一些特定人群的标志，艺术家、军人、和尚和犯人一样，都是光头。至于眼下，它变成了一种时尚，这既是种符号民主，也是时代的进步、自由的象征——中国男人终于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精神恐怖中解脱出来，能够享受自由决定自己发型的卑微权利。不过同时，它也是种嘲讽——你以为你站在路灯下面就是夜明珠了？没人能够仅仅通过改换发型就获得自由，如果是这样，那么没有任何革命需要流血 。改换发型只能够让我们获得一些自由的幻觉，光头也和大清朝的辫子一样，不过就是一种人格面具罢了，它是另外一种假发。
关于光头，科宝博洛尼的老板蔡明的爸爸是这么跟我解释的——他们父子两个都留光头，说不上是谁学的谁。不过他自己突然把头发全都剃光，是为了更加形象地向自己的员工说明一个道理：什么叫做扁平化管理。穿凿附会到这个地步，我有预感，我这篇文章已经写不下去了。我现在只是在琢磨两个问题。一、如果阿凡达没了辫子，他是不是就没法和女外星人做爱了？二、我真的好想好想揭开孙中山的帽子，看看里头到底有没有头发。
潘石屹， 妥协的精髓
2009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去望京看房子。房子没看着，可我发现，潘石屹这个名字总被当成房屋中介的开场白。
“姐，你知道吧……”他们一般先这样称呼我： “就上个月不是，潘石屹在望京拿地了。他都5年没拿过地了。这块地楼面价就得一万一，将来要做成望京SOHO，卖个三万五万的不成问题。姐，你想想，到时候望京会多出多少小白领啊。到了那时候，望京的房价可就不是我刚刚给您说的这个价钱了……”
“姐你知道吧”和“到了那个时候”是我最近最害怕听到的话。我知道什么呀？到了哪个时候呀？歇会儿吧。
最近的地王多了。保利拿地，万科拿地，恒大拿地，绿城拿地……可从没听说有哪个是拿公司老板的名字说事儿的。潘石屹真是个明星，我心想，连刚从天津乡下移民到北京的小中介都知道用他的个人品牌做广告。这个名字甚至隐约都像是一种生产力了。在潘石屹拍下这块地之后，截至去年12月底，望京周边的房价平均从一万四涨到了一万九。并且还在涨。
这一年里，我见了潘石屹四次。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怎么说呢，他非常幸运，长了一张娃娃脸，近乎秃顶，红扑扑的脸蛋，看起来有点胖乎乎的，像个布娃娃。这样的长相，跟任志强相比显得更忠厚，跟王石相比显得更亲切，和冯仑相比显得更实诚。任志强太刻薄，见谁灭谁，个性十足，但是缺乏魅力。王石是个很酷的存在主义者，大家相信他的判断力，可他太严肃了。冯仑太会来事儿了，什么都能对答如流。他很爱看书，知识储备也够，像个知识分子。我去过他的书房，四面墙从天花板到地板都是书，起名叫“无字斋”。他的知识面和反应能力叫我佩服，可是我老记得一件小事儿。聊天的时候，他女儿养的一只小猫窜了进来，在他脚下打滚，他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把小猫踢开了。他无疑有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冷酷。
说来也怪，潘石屹口才很糟。我曾经亲眼看见他在一个派对上和外国人打招呼，连自我介绍都结巴。我怀疑他是故意要制造某种效果。还有一次，他和任志强参加一个网站访谈，当着所有记者的面被任志强挤对。任志强说，你闭嘴，听我说就行了，于是潘石屹真的就闭嘴了，他还笑，呵呵笑，一点都不在意的样子。他越是这个样子，别人倒越觉得他老实可靠。每一次我在公开场合看到他，都有无数粉丝争相与其合影，他也拿着自己的佳能单反给粉丝拍照，还要了人家的邮箱要把照片寄给人家。
当年，张欣回国嫁给潘石屹的时候，也就是我现在的年纪。我在揣摩，一个29岁、在华尔街待过的女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才会选择潘石屹这样的男人。这个问题，我拿去问过张欣的闺蜜洪晃。洪晃给我的回答是：“两个人在一起总有两个人在一起的理由。他们肯定是互相需要的。张欣是个很骄傲的人，又在华尔街呆惯了，根本没法接受，我去找银行办贷款，坐在办公室外头一等就是一整天。她会觉得这是有失尊严的事情。但是对于潘石屹来说，做这样的事情就不成问题。”
潘石屹是个雄心勃勃的人。这一点是出众的，也是和他的外表不协调的。
在前几天的“SOHO之夜”上，潘石屹举起酒杯，宣布说，SOHO中国今年超额完成销售指标、财务指标和工程施工指标。对于所有的中国开发商来说，这一年简直棒极了，一个好消息都会绊倒在另外一个好消息的脚后跟上。对于潘石屹张欣夫妇来说，要说不顺心的事，那本叫做《福布斯咒语》的小说可能算一件。
传言这本书的原型就是潘石屹和张欣。简单来说，它讲的是一个农村孩子和一个华尔街海龟如何结为夫妇，进而在中国房地产界闯荡的故事。这对男女想发财，想有所成就，想为某个目标而奋斗不息。他们拿地、贷款、拆迁、设计、施工、销售，在这个流程中，他们最后发现，一个人必须做出违背自己行为准则的事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一个人为了获得自由而被追求自由的方式所奴役。当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可你还是去这么做了，这就叫做妥协。潘石屹很懂得妥协的学问。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其实我很想说一句，潘石屹，我理解你。你我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我看起来恨你，只是因为作为一个尚未买房的人，我占的便宜不如你多，我掌握的生存技能不如你多，我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如你多。但是归根结底，我们都是朝令夕改的国家经济政策的人质。什么叫做福布斯咒语，这就是福布斯咒语。
这一年快要过去的时候，我依然在看房。作为一个女知识青年，我希望拥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我明明知道，一套房子并不能让我得永生，我也明明知道，买房子这件事情里头有非常可怜、非常可笑的东西，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成为了一个妥协者。我也成了一个有判断力但没有原则的人。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感受到深刻的惶恐，我担心，如果我是一个没有资产的人，我将永远是弱势群体，我将会越来越穷。
这种对于财富的不确定性的惶恐，一个上市民企老总和一个普通小白领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