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上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迄今为止主要形成了三种批评模式:一是研究电影文本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二是对电影的接受者,即受众进行研究;三是建构女性电影传统。这三种批评模式各有侧重点,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这种别具特色的电影批评理论。在本文中,笔者主要是要采用第一种批评模式,重点对电影中的女性主人公——李宝莉进行分析。而笔者的分析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电影中“李宝莉”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颠覆与超越;二是电影中苦难女性的自我救赎。希望从这两个方面能够给读者还原出一个比较真实而完整的女主人公形象,同时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有个更加清楚地认识。
关键词: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万箭穿心》李宝莉
根据作家方方同名作品改编,著名导演王竞执导的电影《万箭穿心》自上映以来就赢得众多好评,该片由金鸡影后颜丙燕领衔主演,著名演员赵倩、焦刚倾力加盟,讲述了90年代的武汉,生活在底层的“李宝莉”所遭遇跌宕起伏的人生。片中充斥着捉奸在床、老公自杀、生活艰难、儿子仇视等情节,导演用最朴素、最真实的手法展现出现实的残酷,道出一个女人的苦辣人生。众所周知,方方是“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她在自己一系列的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底层人物形象,这些形象生动而真实,极其的富于现实性与写实性。著名的电影理论大师巴赞和克拉考尔就一致的认为电影与现实是一种对应的关系,电影的本性是纪实性地再现现实。所以把方方的这部写实性的小说搬上大银幕是不足为奇的,也是非常成功的。笔者之所以会如此盛赞这部电影原因在于这部电影给广大的电影观众塑造了一个极富个性特色的女性角色——“李宝莉”。在笔者看来,李宝莉这个形象是完全有别于传统女性的,在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主体意识的苏醒甚至超越以及女性在苦难中的自我救赎。所以,在本文中笔者要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这个角度来对这部电影做一些具体的解读。
自上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迄今为止主要形成了三种批评模式:一是研究电影文本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二是对电影的接受者,即受众进行研究;三是建构女性电影传统。这三种批评模式各有侧重点,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这种别具特色的电影批评理论。在本文中,笔者主要是要采用第一种批评模式,重点对电影中的女性主人公——李宝莉进行分析。而笔者的分析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电影中“李宝莉”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颠覆与超越;二是电影中苦难女性的自我救赎。希望从这两个方面能够给读者还原出一个比较真实而完整的女主人公形象,同时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有个更加清楚地认识。
一、《万箭穿心》中“李宝莉”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颠覆与超越
梅杰里罗森在《爆米花维纳斯》中认为,好莱坞电影作为父权意识形态的产物,在反映女性生活的写照时,沿袭了一套对女性极其不公的刻板陈见,它们对女性书写是简单化与刻板化的。在电影中,女性形象常常被绝对化为天使与魔鬼两极,电影中的女性要么是令人悦目而没有任何实质的空洞形象,要么是以与之相对的邪恶面目呈现在观众面前。在电影对女性的再现和建构中,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女性形象的错误再现,为男权社会服务。这些扭曲的女性形象“就像一个个爆米花维纳斯,一个个赏心悦目,但没有实质、文化上被扭曲的杂种”。而这些女性形象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被父权意识形态歪曲的结果。但是在《万箭穿心》这部电影中的女主人公李宝莉却不是一个简单化的人物形象,她作为一个女性存在,但在她的性格里又存在着许多超越女性角色的一些特质。
李宝莉是粗粗拉拉的,缺少细腻的情感体验和对他人的细微体察,她刚烈有余而柔情不足。就像一个感情粗糙的男性角色,脱离了以往女性的懦弱与胆怯,在性格上缩短了与男性角色之间的差距。李宝莉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沉浸在自以为是的世界,无视丈夫厌烦的情绪,儿子陌路的隔阂,婆婆的反感。她一直靠着对自我的一种近乎偏执的相信走着属于自己的如此坎坷的生命之路,这对于在传统电影里作为男性附着物的女性形象无疑是一个大胆的颠覆。李宝莉是有小计谋的,凭着年轻时的姿色,慧眼嫁给了有学历的马学武,但是在发现了丈夫的私情时,尽管内心心如刀割但还是隐忍下来没有捉奸在床而是选择了决绝地打了报警电话,于是导致了自己丈夫的降职以及后来的第一批次的下岗。我始终忘不了李宝莉在旅馆门前抓着灭火器犹豫不决打算撞门的情景,一个女人,面对着自己男人在门的那一头与其他的女人通奸,心中的伤痛应该真的是如影片的题目一样痛的万箭穿心的吧。然而她举起的灭火器并未有砸向旅馆的门,她选择了一个在她看来更加高明更加凶狠更具报复性的行为——报警。不知道其他的观众在看到这一幕时是什么感想,在笔者看来,李宝莉这个报警的行为是胆量与果敢的象征。先且不论这个行为导致的后果,单从这个行为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李宝莉与其他传统女性的不同:她富于计谋与胆识,她勇敢而不怯懦。正是在上述的这些镜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性格色彩丰富,近乎于男性形象的一个女性角色,正是在这几点上,我们看到了李宝莉对自身女性主体意识的颠覆与超越。而导演之所以要这样塑造这个女性角色从某些方面也可以看出中国电影正在逐步的打破父权意识形态从而走向一个更加尊重女性地位关注女性生存状态的时代。这是在这部电影中看到的值得我们庆幸的东西。
二、李宝莉——苦难女性的自我救赎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拿来了拉康的“他者”视域,对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本质身份提出了质疑。她们倾向于认为:父权制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就是奴役女性,使女性丧失了“自我主体”身份的“他者”。在男性社会象征秩序中,女性按照“男性他者”的要求被建构起来,女性不是女性自己的女性,而是男性社会秩序所归位的女性。以“男性他者”的客观存在为审视角度,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分析了在父权制社会背景下拍摄的一系列电影。她们发现,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要么被定位成男性观赏的对象,要么就是男性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塑造的女性形象,或者是女性在“男性他者”文化影响下的自我投射。根据上述理论我们不难看出,在男性的主体意识里,女性就应该按照他们的意愿依附于他们而存在。同样在电影世界里,女性的存在也不能够超越男性角色而独立存在。但是,在《万箭穿心》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女主人公李宝莉在没有一个男性帮助的前提下独自抗下了一个大家庭并且独自品尝着生活带给她的苦难,而且在苦难中获得了自我的破茧与救赎。作为一个女性观众,也许这正是这篇影片能够打动笔者的地方之一吧。
如果说李宝莉在性格上在感情生活里是一个“弱者”的话,那在生活中她绝对是一个“强者”。强者,强在对现实生活困境的直面;强在面对困难毫不退缩的勇敢;强在自身扛起一切,不倚重外界的独立;强在始终抗争的决绝的,符合生活逻辑的行为。李宝莉的苦难从搬入处于“万箭穿心”位置的新居开始,丈夫马学武无法忍受她的强势提出离婚,她不依不挠;在丈夫一系列的冷战中发现了他的外遇于是报警使得丈夫丢官下岗......如果这还不算苦难的话,那真正的苦难向她张开怀抱应该是在丈夫拒绝的投江自杀之后。在这部电影中男性角色都是不健全的形象,包括她的丈夫马学武,她的仰慕者建建以及她的儿子小宝。丈夫马学武在偷情被抓,降职下岗和得知所有的事情乃是李宝莉一手操控后愤愤地投江自杀,没有给李宝莉留下只言片语,就这样把生活的重担甩手扔给了李宝莉这样一个女人。他是一个如此绝情和自私的男人,虽然他的苦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相比较于李宝莉后来所承受的,我认为马学武的苦难真可谓是九牛一毛,远没有李宝莉所承受的那般万箭穿心。而建建这个男性角色相比较于马学武来说似乎更富于人情味,他是汉正街的一个混混,为了争夺地盘与人发生冲突然后被判刑蹲了十年监狱。在人品上我们不好妄加断言,但他对李宝莉确实有情有义的,把这样一个有情有意的男性角色建立在一个有过犯罪史的恶棍身上可见导演所传达出来的对男性形象的讽刺意义。而小宝,从小丧父,内心积压的恨足够杀死一切,从来没有像同龄人一样的放声大笑过,过得压抑而痛苦,在自己高考后竟然决绝的要与自己的亲身母亲决裂。
上述中的男性角色都没有能够给到李宝莉支持与安慰,所有的男性主体的不可靠造就了李宝莉这个女性角色所特有的坚韧与勇敢。为了生计她放弃了以前的卖袜子的工作跟着何嫂干起了挑扁担的卖体力的活,风雨无阻,苦的连自己的发小小景都看不下去了,十年间黑色的头发渐渐变成了花白。就是这样一个在苦难中为着家人扒心扒肝的一个女人临到头来却被自己的儿子赶出了家门。但是,李宝莉依然是李宝莉,经过一晚的修复虽然心口上依然疤痕累累,但到底不那么疼了,第二天一早,李宝莉用她讨生活十几年的扁担为自己挑了一次货,扁担的一头是装着她衣物的纸箱,另一头是一个编织袋,里面捆了一床被子。如此坦然的告别了她那“万箭穿心”的生活。电影中有太多让人唏嘘不已的镜头,有太多的心酸与苦楚,有太多对这个女人的感叹。面对电影结束时的李宝莉,观众的态度已非同情能涵盖,代之而起的是敬佩,一种沉重的敬重之情因为这时的李宝莉是神圣的、美好的、高大的,这不仅是一个不依靠男人的肩膀活着的女人,而且是一个曾用一个人的肩膀扛起了三口之家生活重担的女人,是一个今后仍将用自食其力的劳动支撑起自我的女人,是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的、大写的人。从李宝莉身上,我们看到女性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女性的出路不仅在争取经济独立,而且更主要的是精神的独立。虽然李宝莉无文化,无反思但她有面对无奈生活的豁达的心,有始终坚持不依赖靠自身力量生活的新趋势,有一种超越自身生活局限的超拔的力量。
参考文献:
【1】《电影是什么?》安德烈·巴赞著,崔君衍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章旭清他者与结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关键词解读[M]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2卷第1期
【3】房萍弱者形象的颠覆——从万箭穿心看方方女性形象的新发展[M]辽宁工业大学学报2008
【4】胡启菲女性的破茧与救赎——女性主义电影评述[M]影视评论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