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马玉飚
燕京大学(YanchingUniversity)是20世纪上半叶4个美英基督教差会在北京开办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建国前，中国共有14所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湘雅医科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协和大学等。虽然数量不多，但起点很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它们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燕京大学建立于1919年，其前身是美国教会在北京一带办的三所教会学校：汇文大学（PekingUniversity，美以美会，1889－；崇内怀理书院，1870）。校长刘海澜博士（Hiram HarrisonLowry)，在崇文门船板胡同的校址后来改办汇文中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贝满女塾，1864－）灯市口东口的佟府夹道胡同。(校址后来改办贝满女中)通州协和大学（公理会潞河书院，1867－）。谢卫楼(DavelleSheffield)校长除了美以美会和公理会，美国美北长老会和英国伦敦会也参与燕京大学的创建。这时，正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司徒雷登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燕京大学的校长。1921年校长司徒雷登获得美国著名出版商亨利.卢斯及美铝公司创办人CharlesMartinHall的捐款，在北京西郊购买了数处前清亲王赐园，聘请建筑设计师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校园。1926年，正式迁址。燕京大学下有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又称医预院，学制为三年预科），以及文科和理科相关专业学系。
1952年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文科、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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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毛在《中国革命与中国GCD》讲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当年这句话被我们深切的灌输与领会，现在只要细看燕京大学当年一路下来的历程，就会觉得毛这句话是多么的无耻与可笑。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北大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先贤首先提出“民主”、“科学”的口号。1919年燕京大学创立，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时提出“兼容并蓄，学术自由”。这三句话，其精神、内涵是相通的。
蔡元培先生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匾（1951年2月，Mao.ZD主席曾应学生制作新校徽的要求，重新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名）。燕京大学曾被一些人说成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因为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曾设有宗教学院；校长司徒雷登是美国人，他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作过传教士。其实，在燕园内，学生、教职员工都有信教或不信教的自由，也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思想的自由。各种进步民主的社团活动，包括基督教的活动，都是自愿参加。宗教学院规模很小，设在校园边缘的一座小楼里面，学生人数也极少。
司徒雷登一生最主要的经历是办教育——他以最大最多的精力创立和建设燕京大学，致力于燕京大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并且得到切实的成功。在我国医学界、新闻界、外交界、教育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理工科学乃至国家领导人中，都可以看到不少燕京大学历届毕业生的名字。他们是专家、学者、教授和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拔尖人才。燕京大学一共存在33年，规模不大，在校学生从未超过1000人。但是如今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有50多人，加上各学科的学部委员、学术带头人、专家、教授就更不胜数了。若以院士数目与学生人数相比，恐怕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燕京是比例最高的。燕京大学为我国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历史的事实；岂能用一句“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或堡垒）”就能否定燕京大学，歪曲历史真相？
办学思想
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但本是传教士的司徒雷登却大胆地提出：要“使燕大彻底中国化”，“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为此他宣布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把宗教作为必修课，也不必一定要做礼拜。同时他极力邀聘更多的著名中国学者来校任教，与外籍教师享受同等待遇，使中国教员的比例由建校初期的三分之一发展到三分之二。燕大一时名师云集，有刘廷芳、洪业、吴雷川、胡适、吴文藻、冰心、冯友兰、陆志韦等等。为了使燕京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司徒雷登还让燕大与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合作。1929年燕大在中国注册，自此必须遵守中国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校长应由中国人担任。所以从那时直到抗战爆发，司徒雷登的职务是“教务长”。司徒雷登的这些“改革”，不断受到教会的质疑。但他觉得信仰问题不是靠强迫能解决的，他试图通过开展"基督教团契"（类似组织课外活动的团体）活动吸引更多的人。的确有许多学生通过参加活动开始信奉基督教，但是团契的另一个作用是，发展到后来居然大多变成了进步学生的组织。如最有名的"生活创造社"，就在中G地下D的领导下了。燕京大学建校伊始，正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司徒雷登立场鲜明地站在爱国学生一方，他说：“中国的学生运动是全世界民主运动的一环。学生是中国的希望。”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前往段祺瑞执政府游行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遭残酷镇压，死伤二百余人，燕大女生魏士毅为其中之一。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司徒雷登便派人领回魏士毅的遗体，举行了有全校师生参加的追悼会，并在图书馆树起"魏士毅女士纪念碑"。
刺刀下演说
燕京大学有两个人最受司徒雷登的尊重和信任。一个是夏仁德，另一个就是陆志韦。
1926年，司徒雷登路过南京，头一次到陆志韦家做客，两人一见如故。次年，陆志韦即举家北上，出任燕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兼心理学系主任。1933年，又被任命为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根据国民政府规定，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当校长。
1940年冬，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冯树功骑自行车行经西直门外白石桥时，被一辆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车轧死。燕京大学当即向占领当局提出书面抗议，并在贝公楼礼堂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追悼会由陆志韦主持，他缓缓走上讲台，面色沉郁。礼堂一片静寂，使与会者倍感压抑！突然，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我……我讲不出话！因为我这里，”这时他以拳捶胸，“我这里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只觉得当今世界上弥漫着一股貌似强大的势力，正控制着我们，压迫着我们，正是这股势力夺走了年轻轻的冯先生的生命，这股势力一日不消灭，类似的悲剧肯定还会不断地发生。”
台下依旧鸦雀无声，人们似乎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稍作停顿，他又说：“看到最近在校内发表的冯先生的遗作，才知道他和我一样是新诗爱好者，我和他原应结识为朋友。不幸发生了这样的悲剧，使我今生再也无缘和他相识，谈论新诗了。”
说到这里，他喉头哽塞，热泪长流。人群中的饮泣，随之爆发成一片嚎啕大哭！ 在场的日本军方代表殊为不快，拂袖而去。
燕园日不落
反抗是坚忍的，报复也是凶残的。1941年12月8日，在日本宪兵用刺刀逼着代理校务长高厚德宣布学校解散之后，师生们即各回宿舍收拾行李。当天下午，日本宪兵两人一组，各在一个翻译的陪同下，拿着早就备好的黑名单，逐楼逐室地照单抓捕抗日的燕大教授和学生。
亲历者陈嘉祥回忆当时场景：忽然外面一阵皮靴声近，到门口停下。门猛地被推开，一前一后，闯进两个鬼子。前面的凶狠地扫我们一眼，看着手里名单，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陈嘉祥有？”我说：“我是。”他盯我一眼，右手一挥：“走！”后面的鬼子立刻把枪口对着我的脊背(陈嘉祥：《一二八蒙难记》，见燕京大学校友纪念特刊《燕园友谊》)。
同时被捕的，还有蓝铁年、沈聿温、李慰祖、程述尧、李欧、姚克荫、刘子健、张树柏、朱良漪、孙以亮等10名燕大学生，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陈其田、刘豁轩、赵承信、林嘉通等7名燕大教授。数日后，燕大教授洪业、邓之诚，总务长蔡一谔、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侯仁之、农科教师沈寿铨，以及周学章、萧正谊全部被捕。来不及撤离的夏仁德、谢迪克、贝卢思等6名燕大外籍教师，则押往潍县集中营关押。
总共30多个燕京师生锒铛入狱。除了事先逃奔敌后根据地的寥寥数人外，核心人物无一幸免。
在沦陷区坚守了整整4年的燕京大学被迫暂告中止。燕园被改成日军的伤兵疗养院。
事发当天，司徒雷登不在学校，他已于前一天应天津校友会之邀到天津度周末。12月9日一早，他正要返校，日本宪兵找到他的下榻处将他逮捕，押回北平，与一批海军陆战队队员关在一起。
这是燕京大学的不幸，但也是燕京大学的骄傲——因为，锒铛入狱的30多个燕京师生，没有一个人低下自己高贵的头。
燕京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一次世界级联姻：哈佛燕京学社
司徒雷登一手促成的与哈佛的合作，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上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1863－1914）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
司徒雷登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弄得我十分紧张，心里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也顾不上看一眼。一席话下来，出了一身冷汗。”司徒雷登所说的这段情形，是在他通过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而与霍尔遗嘱执行人克里夫兰律师见面之后。但是司徒雷登的冷汗没有白流，那位律师终于答应给燕京大学五十万，不过却要在一年之后，因为他要确认燕京大学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
一年之后，司徒雷登再次见到这位律师，他还没有说话，律师就提出要实现诺言，不过，律师“变卦”了，因为他给燕京的不是五十万，而是增加了一倍———一百万。司徒雷登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他趁机提出燕京发展的困难，并把款项要求提高到一百五十万，不过这次律师答应得比第一次就爽快多了。以当时燕京大学的实力，能够和哈佛这样当时在世界处于一流位置的学校联合，司徒雷登也不免有些自得。他说：“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
————————————————（来源互动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