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还记得电影《少林寺》中，那首忧郁低婉的《牧羊曲》吗？还记得欢快轻松的《太阳岛上》吗？当年这些歌曲的首唱郑绪岚，一唱风生起，再唱天下闻。正当她将要接近一个歌者的巅峰状态时，她却全身而退，无声无息，惹得无数歌迷空牵挂。如今，27年过去了，她重整河山，再唱新生，“进”“退”之间，歌声里有了人生的大悲大欢，就像她这２７年的生命体验，苦乐参半，跌宕起伏。
郑绪岚当年的隐退出国，绝然干净，整整１０年没有音信。而她的复出，自１９９７年回国，放歌东方歌舞团，今天看来，则有些“遥闻岸上踏歌声”的意味，一步步由远及近得走来。
想来有趣，郑绪岚的人生轨迹中，每逢大转折，数字里均有个“７”。１９７７年进入东方歌舞团，１９８７年，离开东方歌舞团移民美国，１９９７年，应东方歌舞团之邀回国工作。远兜远转，如今她又回到了当初唱红的那个舞台，而这中间，却有２７年的岁月，从中关山飞渡，仿佛被谁一剪子剪了去，不知弃到了何处。
一，小时候外号叫“笑咪咪”
小时候的郑绪岚，眼睛比现在小，一笑起来，眉眼就弯成了两对月芽儿，人家就管这个腼腆爱笑的小姑娘叫“笑咪咪”。
郑绪岚出身军人家庭，父母都是军人，父亲很早参加革命，是枪林弹雨中打天下的老红军。母亲是美丽活泼的四川妹子，高中没毕业就反叛家庭，出来参加了革命。父亲和母亲转战各地，孩子们也就有了不同的出生地，郑绪岚出生时，他们正好在北京。
郑绪岚真正的童年，在山东老家。文革中，父亲被关押，母亲带着他们四个孩子搬到山东农村的一个蓄电池厂。那时候，父亲工资停发，母亲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四个孩子，一家人省吃俭用，常常是一块酱豆腐分成四份，四个孩子以此下饭。那也是郑绪岚头一次吃地瓜面做的窝头，白色的地瓜面，蒸出来却是透明的黑色，吃到嘴里香香甜甜的，可搁不住天天吃，时间长了，就开始烧心了。没钱买煤，孩子们就去捡煤碴，郑绪岚眼睛最尖最准，捡的煤渣又多又好烧，至今她都记得妈妈愉快地笑声：“兰兰，不用去拾了，一冬天都烧不完了。”
妈妈总是那么愉快，即使在他们生活最黑暗的时候，她都能欢快地吹着口哨做家务，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把孩子们打扮得与众不同。“这种愉快是因为音乐，在蓄电池厂的时候，妈妈每个周末都要召集一个音乐聚会，组织厂里的文艺爱好者在一起唱歌演节目。”
妈妈对音乐的热爱，无一例外的遗传给了孩子们，郑绪岚的哥哥至今在美国组织合唱团，每周召集人来排练。郑绪岚更是因为母亲，与音乐结缘，一生视音乐为使命。
“音乐是母亲给我们最好的礼物。”郑绪岚的生命之船，就这样满载着音乐与坚强，悄悄地驶出了港湾。
二，天津出了个“小女高”
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郑绪岚高中毕业，拿着家里惟一的留津指标，从下放的山东老家回到了天津，并幸运地进了工厂。这样的安排，令当时的郑绪岚极为满意，“当时好多人都下乡了，我算是不错的。”
第一天上班，工会主席拿了张表格，让她填个人情况。当时的郑绪岚，已经拜天津歌舞团的李筱铭为师，学习声乐，看到表格里有“业余爱好”一栏，便很认真得填了“声乐”。而这个在当时并不普及的词语，令主席看得一头雾水：“啥叫声乐？”郑绪岚骄傲得乐了，“就是唱歌。”主席恍然大悟，“咱们厂有业余宣传队，你愿意参加吗？”郑绪岚一听大喜，学了大半年的“声乐”，终于“英雄有用舞之地”了，便立刻欣然应允。
进了厂宣传队的郑绪岚，凭着优越的演唱才华，步步高升，很快进了市宣传队。转年，１９７７年，在她人生际遇的第一个有“７”之年，她参加了市里举办的职工业余会演，并一举夺魁，引来一片盛赞：“天津出了个小女高，声音倍儿甜！”而恰是那年，北京各大文化团体重新组建，到地方来招考文艺人才，郑绪岚不偏不倚赶在这时抢了个头彩儿，一时成了各文艺团体争抢的人才。
然而，郑绪岚仿佛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目标，面对许多文艺团体的盛情相邀，我自岿然不动，直到东方歌舞团的出现。“那天，我正在厂里上班，接了个电话，对方让我去某某宾馆，说东方歌舞团王昆他们想听听我。我知道东方是很好的文艺团体，就去跟师傅请假，然后回家洗脸梳头稍事修整，穿上局里发的演出服，实际上就是一件灰色的西装外套。一路上心里特紧张，手脚直发麻，可等到见了他们以后，看着他们和谒平易的笑容，一下子就放松了，随意得唱了两首歌，他们就让我回家等消息了。”
等消息的时候，郑绪岚铁了心，直截地告诉单位管档案的师傅：“我要去北京，其他地方团体一概不去，千万不要把我的档案给别人。”这样的斩绝专注，令郑绪岚千头万绪，只盼着东方歌舞团的通知早一天到来。可是，如果万一东方的通知不来呢？
看着女儿孤注一掷得枯等消息，母亲坐不住了，一趟趟跑到北京，把女儿的情况反映给歌舞团的领导，催促着东方早做决定，终于使得爱惜人才的东方歌舞团，单独派人到天津拿走了郑绪岚的档案。郑绪岚一直梦想的大舞台，转瞬间到了眼前。
三，《太阳岛上》从天而降
进入东方歌舞团的郑绪岚，本该心满意足得喘口气了，可她却愁得眉头不展，急得满嘴起泡，因为她发现：自己没老师了。“我在天津时，每天都按部就班的上课，每天都有长进，可到了东方，我忽然发现没人教我了。”不久，求学若渴的郑绪岚，终于在刘诗昆的引荐下，师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家郭淑贞女士，一度中断的声乐训练，才得以继续下去，她的心也踏实起来。
在东方，很长一段时间，郑绪岚没有机会独唱，每次唱完伴唱下来，她都舍不得离开舞台，悄悄得站在舞台一角，痴痴得看着舞台中央抒情放歌的独唱演员，一次次地问自己：“我什么时候也能唱独唱？”那时候，她一门心思想要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舞台。
一年后，这样的机会终于降临了。团里派青年演员去国外学习民间音乐，郑绪岚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他们在泰国和菲律宾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民间音乐和舞蹈之后，便在当地进行汇演，演出在泰国电视台转播，引起轰动，由于郑绪岚超人的语言模仿能力，令许多泰国观众以为她是泰国本地长大的女孩，还有两名观众居然为她打开了赌，为了求证结果，他们打电话到电视台询问，此事传到团里，一时令大家对郑绪岚刮目相看。从国外演出回来，郑绪岚就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独唱机会，她终于能够一个人站在舞台的中央。
然而，作为歌手，有了舞台，还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一小步，只有遇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音乐，才是“梅花吐蕊，暗香四溢”之时。郑绪岚是幸运的，她等来了作曲家王立平。他们的合作从《太阳岛上》到《牧羊曲》，再到前不久的“梦系红楼”音乐会，二人在音乐上的共鸣与默契，无人可比。说起２０多年前他们的相识，郑绪岚依然清晰在目。
“他的音乐从天而降，在这之前，我们互不相识，而且当时谁都没名，我当时刚有了独唱的机会，还是个不知名的小歌手，他的音乐才华也尚未被人知晓。那时候，他的一个好朋友是我们团里的指挥，两个人都曾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才生，他们的业余爱好相同，都爱鼓捣无线电，装个半导体什么的。有天他们俩在一起鼓捣音响时，王立平说想找个女高音，他朋友就顺手扔给他一盘磁带，说‘你听听看，这里面哪个是你想要的声音。’最后，王立平选中了我的声音，然后他就骑着自行车，从和平里到魏公村我的住处，穿越了半个北京城，爬到我四楼的家找到了我。”
人世间，除了姻缘，还有第二种缘份令人感动，如郑绪岚与王立平的音乐缘。许多年来，郑绪岚把王立平的激情之作，唱红了一首又一首，而王立平又似是专为着郑绪岚，写出一首又一首传世之作，他们两人，说不清谁是谁的贵人，谁是谁的救星。仿佛天生的一个写，一个唱，直唱到人的心里去，感动了许多人的许多日月。
《太阳岛上》一曲成名的郑绪岚，却并没有因为“红”而感到幸福，相反，她很不开心。“那时候，许多人说我骄傲了，可我哪有？领导也找我训话，我觉得很委屈，人们为什么要这样想我？我现在明白了，因为‘你红了’。可当时我痛苦极了，为什么周围人对我一下子苛刻起来了？为什么我总是不能让领导满意？很长时间，我都活在压抑里，搞不懂这都是为什么，人际关系也不会处理，好像周围人全都看我不顺眼，那真是地狱一般的日子。”
名是出了，可并不是想像的那个天堂，到了８０年代中期，随着一股出国的热潮，郑绪岚想到了出国。
四，１０年异国苦彷徨
郑绪岚就那么走了，无声无息，以至听众在许多年后，才知道她是去了美国。那一年是１９８７年，她的第二个有“７”之前。许多人为她可惜，以为她不懂得把握机会，在正当红的时候，放弃了国内那么好的发展机会。事隔多年，郑绪岚无从解释，跟随潮流？不满现状态？追求完美？似乎都不能满足提问者的好奇心，最后她只能解释：“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搭上去美国的飞机时，郑绪岚怀着四个月的身孕。她不晓得美国将以什么样的际遇“招待”她这个正准备做母亲的女人。初踏美国陌生的土地，郑绪岚觉得万事皆难，跟自己一起去的美国老公，却如鱼得水，工作日益忙碌起来。而当时，郑绪岚语言关未过，不敢一个人出门，只好每天呆在家里，闲得只觉日月无光。加上剧烈的怀孕反应，不停得吐，使得整个人情绪极不稳定，一天天度日如年，仿佛煎熬。
终于等得孩子出生，郑绪岚第一个月就去了语言学校，很快凭着极好的语言天赋，她纯正的发音令当地人也暗暗称奇，然而此时，郑绪岚却一下子失去了目标，下一步该干什么呢？她茫然不知所措，服装设计？写作？会计？每一项她都想过，甚至房屋销售，她也考虑过，就像刚满月的小孩子抓周，对于将来所要从事的职业，郑绪岚一下子懵懂得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郑绪岚最终什么都没干，“在美国，我的打工一栏是空白。１０年来惟一做的，就是照顾孩子。”这让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郑绪岚这些年来的生活，因为想家想舞台，她带着儿子不停得游走在中美两国之间。开始是因为想家，到后来，当她明白自己不能舍弃最初的选择时，往回飞，是因为对舞台的思念。
“我总觉得不能离开，每次回国，就想做些单曲之类，跟音乐有关的事情。但常常无从下手，毕竟离开了那么久，心里忐忑着怕人家不接受，结果，思来想去，游移不定，白白的浪费时间。对音乐，除了那段迷茫期，我一直都未放弃。”
对美国的无所适从，与对舞台的思恋，令郑绪岚有了回国发展的想法，可她的美国先生并不认同她的做法，他希望她相夫教子，做个美国家庭主妇。郑绪岚一时陷入两难境地，一边是老公，一边是舞台，一样的难以舍弃，然而，也许还有希望，自己能劝服老公，一起回国发展，国内不是有许多跨国公司吗？他一样可以游刃有余。于是，她一次次地恳求老公，跟她一同回国，一次次失败之后，她又重新燃起希望，直到她听到他说：“想让我跟你回中国，没门！”
郑绪岚的心凉透了，“没门？”一起从中国到美国，走了那么久，连儿子都那么大了，他学会了说“没门”！这两个冷冰冰的字，让她知道了两个人的不可能，他的决绝，堵死了一切挽救的余地。“如果他再柔和一点，我会再做努力。”她想起了他们当初在北京的日子，那么开心地厮守在一起，满足得像拥有了整个世界。
分手成了不可必免的结局，当她把离婚协议书放到传真机上，摁下“启动”的一刹那，她的眼泪不可抑制地流成了河。看着那张解体婚姻的纸，一点点被机器吞下去，郑绪岚整个人矮了下去，她怀疑自己还能否坚持下去，以前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坎儿，她都坚信自己一定能迈过去，然而那一刻，她灰了心，心里堵的满满的，是从未有过的难过。
签完协议，郑绪岚跟他说了一句话，“希望你把我当成你最好的朋友，当你有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会是我。”听此一言，他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他再没想到，这个曾做为自己妻子的小巧女人，竟有着如此的包容与宽厚。
五，重回东方志未休
１９９７年，是周总理诞辰１００周年，亦是郑绪岚的第三个有“７”之年，东方歌舞团邀请曾经在团里呆过的演员们，回来参加纪念演出。那次活动之后，团长找郑绪岚谈话，问她是否愿意再回团里工作。郑绪岚意外极了，她从未想过还能再回东方。想了一个晚上，她兴奋地得出结论：为什么不呢？可以啊！为了表明自己“把东方当成是家”的态度，她宁愿少拿一倍的演出费，选择了与东方的紧密型合作，在每年１００多场演出里辛勤忙碌着。
“钱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东方给了我这样一个舞台。”重回舞台，郑绪岚再一次感觉到舞台对自己所构成的全部的魔力，她甚至不在乎东方所能给予她的物质条件。
“东方租给我半套房子，是过去的那种小三居，里面已经住了一家，给我的那间房，很小很破很脏。我卷起袖子，自己把房子洗刷一新，从墙上铲下的油腻，足有一寸来厚。门窗也都换了，我把两家合用卫生间改造的更舒适方便，把水泥地铺的地板革擦得倍儿干净，即使穿着白袜子走路都不会脏。”亲手对回国后第一个家的改造，令郑绪岚有着创造的骄傲和喜悦，她一直觉得房子的大小，不能影响内心的大小，只要经营地好，人生也可以更精彩。她从来都是这样的坚强，以至熟悉她的朋友这样跟人介绍她：“郑绪岚的外表有多柔弱，她的内心就有多坚强。”
可是，内心无比坚强的郑绪岚，听到儿子在电话里跟同学形容自己家“屋里除了没有马桶以外，什么都有”时，她心酸了。“他读的是外国班，他的同学很多都是驻华专家、使节，家里房子都非常大，每个房间有不同的功能，绝对不能混用，厨房就是厨房，起居室就是起居室，但我这间屋子，除了上厕所，什么功能都有了，吃饭睡觉看书待客，都在这间屋里活动。”
在那个“多功能”的家里，郑绪岚一住就是５年，直到儿子小学毕业，考到北大附中，因为上学实在太远，郑绪岚才想到，要为儿子选一个离校近，而又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那个夏天，她冒着酷暑在五道口，离儿子学校不远的地方，终于找到一处合适的住所。“儿子一天天长大了，很快就要离开我了，我不能让他的记忆里，永远留着和妈妈在一起住小房子的印象。”可是，再大的房子也留不住终归要远行的儿子，去年１月１号，儿子坚持要去美国读初中，郑绪岚尊重儿子的选择，把他送到了父亲身边。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郑绪岚都不在乎，再次重返舞台，一切都变了，她开始听到别人的窃窃私语：“郑绪岚过气了。”听到这样的话，她不能再像对住小房子一样无所谓了。“确实是不当红了，人家这样说，我心里很伤感，但事实就是那样。”面对眼前的尴尬处境，郑绪岚心里沉沉浮浮，掂量着自己的位子。“老面孔不如新面孔，再回来，我要面对的，已不是原来的环境。我不仅得是原来的自己，还要比原来更精彩，你说多难？”
其实也不难，一切的艺术均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现在当红的明星，谁又能保证２０年以后能怎样呢？而对于这个“２０年”，郑绪岚是已经迈过来了，虽然这２０年迈得确实有些艰辛，但也只有这艰辛，才有她今天如此成熟美丽的褪变。
采访手记：
第一次见郑绪岚，是在“梦系红楼”主题音乐会上，她是歌者，我是听众。又见她，已是转年的初春，她从温哥华的红楼梦音乐会上归来，休了个长假，精神抖擞地坐在我面前，说：“走了那么久，我终于知道我要什么了，再也不会边走边看，左右徘徊了，我会直奔目标。”这是值得骄傲的，当一个女人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世界归于宁静，人生也因为这可贵的“执此一念”纯正而清洁。
文／陶梦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