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绪岚,27年大悲欢 郑绪岚年轻像片

还记得电影《少林寺》中,那首忧郁低婉的《牧羊曲》吗?还记得欢快轻松的《太阳岛上》吗?当年这些歌曲的首唱郑绪岚,一唱风生起,再唱天下闻。正当她将要接近一个歌者的巅峰状态时,她却全身而退,无声无息,惹得无数歌迷空牵挂。如今,27年过去了,她重整河山,再唱新生,“进”“退”之间,歌声里有了人生的大悲大欢,就像她这27年的生命体验,苦乐参半,跌宕起伏。

郑绪岚当年的隐退出国,绝然干净,整整10年没有音信。而她的复出,自1997年回国,放歌东方歌舞团,今天看来,则有些“遥闻岸上踏歌声”的意味,一步步由远及近得走来。

想来有趣,郑绪岚的人生轨迹中,每逢大转折,数字里均有个“7”。1977年进入东方歌舞团,1987年,离开东方歌舞团移民美国,1997年,应东方歌舞团之邀回国工作。远兜远转,如今她又回到了当初唱红的那个舞台,而这中间,却有27年的岁月,从中关山飞渡,仿佛被谁一剪子剪了去,不知弃到了何处。

一,小时候外号叫“笑咪咪”

小时候的郑绪岚,眼睛比现在小,一笑起来,眉眼就弯成了两对月芽儿,人家就管这个腼腆爱笑的小姑娘叫“笑咪咪”。

郑绪岚出身军人家庭,父母都是军人,父亲很早参加革命,是枪林弹雨中打天下的老红军。母亲是美丽活泼的四川妹子,高中没毕业就反叛家庭,出来参加了革命。父亲和母亲转战各地,孩子们也就有了不同的出生地,郑绪岚出生时,他们正好在北京。

郑绪岚真正的童年,在山东老家。文革中,父亲被关押,母亲带着他们四个孩子搬到山东农村的一个蓄电池厂。那时候,父亲工资停发,母亲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四个孩子,一家人省吃俭用,常常是一块酱豆腐分成四份,四个孩子以此下饭。那也是郑绪岚头一次吃地瓜面做的窝头,白色的地瓜面,蒸出来却是透明的黑色,吃到嘴里香香甜甜的,可搁不住天天吃,时间长了,就开始烧心了。没钱买煤,孩子们就去捡煤碴,郑绪岚眼睛最尖最准,捡的煤渣又多又好烧,至今她都记得妈妈愉快地笑声:“兰兰,不用去拾了,一冬天都烧不完了。”

妈妈总是那么愉快,即使在他们生活最黑暗的时候,她都能欢快地吹着口哨做家务,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把孩子们打扮得与众不同。“这种愉快是因为音乐,在蓄电池厂的时候,妈妈每个周末都要召集一个音乐聚会,组织厂里的文艺爱好者在一起唱歌演节目。”

妈妈对音乐的热爱,无一例外的遗传给了孩子们,郑绪岚的哥哥至今在美国组织合唱团,每周召集人来排练。郑绪岚更是因为母亲,与音乐结缘,一生视音乐为使命。

“音乐是母亲给我们最好的礼物。”郑绪岚的生命之船,就这样满载着音乐与坚强,悄悄地驶出了港湾。

二,天津出了个“小女高”

1976年,文革结束,郑绪岚高中毕业,拿着家里惟一的留津指标,从下放的山东老家回到了天津,并幸运地进了工厂。这样的安排,令当时的郑绪岚极为满意,“当时好多人都下乡了,我算是不错的。”

第一天上班,工会主席拿了张表格,让她填个人情况。当时的郑绪岚,已经拜天津歌舞团的李筱铭为师,学习声乐,看到表格里有“业余爱好”一栏,便很认真得填了“声乐”。而这个在当时并不普及的词语,令主席看得一头雾水:“啥叫声乐?”郑绪岚骄傲得乐了,“就是唱歌。”主席恍然大悟,“咱们厂有业余宣传队,你愿意参加吗?”郑绪岚一听大喜,学了大半年的“声乐”,终于“英雄有用舞之地”了,便立刻欣然应允。

进了厂宣传队的郑绪岚,凭着优越的演唱才华,步步高升,很快进了市宣传队。转年,1977年,在她人生际遇的第一个有“7”之年,她参加了市里举办的职工业余会演,并一举夺魁,引来一片盛赞:“天津出了个小女高,声音倍儿甜!”而恰是那年,北京各大文化团体重新组建,到地方来招考文艺人才,郑绪岚不偏不倚赶在这时抢了个头彩儿,一时成了各文艺团体争抢的人才。

然而,郑绪岚仿佛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目标,面对许多文艺团体的盛情相邀,我自岿然不动,直到东方歌舞团的出现。“那天,我正在厂里上班,接了个电话,对方让我去某某宾馆,说东方歌舞团王昆他们想听听我。我知道东方是很好的文艺团体,就去跟师傅请假,然后回家洗脸梳头稍事修整,穿上局里发的演出服,实际上就是一件灰色的西装外套。一路上心里特紧张,手脚直发麻,可等到见了他们以后,看着他们和谒平易的笑容,一下子就放松了,随意得唱了两首歌,他们就让我回家等消息了。”

等消息的时候,郑绪岚铁了心,直截地告诉单位管档案的师傅:“我要去北京,其他地方团体一概不去,千万不要把我的档案给别人。”这样的斩绝专注,令郑绪岚千头万绪,只盼着东方歌舞团的通知早一天到来。可是,如果万一东方的通知不来呢?

看着女儿孤注一掷得枯等消息,母亲坐不住了,一趟趟跑到北京,把女儿的情况反映给歌舞团的领导,催促着东方早做决定,终于使得爱惜人才的东方歌舞团,单独派人到天津拿走了郑绪岚的档案。郑绪岚一直梦想的大舞台,转瞬间到了眼前。

三,《太阳岛上》从天而降

进入东方歌舞团的郑绪岚,本该心满意足得喘口气了,可她却愁得眉头不展,急得满嘴起泡,因为她发现:自己没老师了。“我在天津时,每天都按部就班的上课,每天都有长进,可到了东方,我忽然发现没人教我了。”不久,求学若渴的郑绪岚,终于在刘诗昆的引荐下,师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家郭淑贞女士,一度中断的声乐训练,才得以继续下去,她的心也踏实起来。

在东方,很长一段时间,郑绪岚没有机会独唱,每次唱完伴唱下来,她都舍不得离开舞台,悄悄得站在舞台一角,痴痴得看着舞台中央抒情放歌的独唱演员,一次次地问自己:“我什么时候也能唱独唱?”那时候,她一门心思想要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舞台。

一年后,这样的机会终于降临了。团里派青年演员去国外学习民间音乐,郑绪岚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他们在泰国和菲律宾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民间音乐和舞蹈之后,便在当地进行汇演,演出在泰国电视台转播,引起轰动,由于郑绪岚超人的语言模仿能力,令许多泰国观众以为她是泰国本地长大的女孩,还有两名观众居然为她打开了赌,为了求证结果,他们打电话到电视台询问,此事传到团里,一时令大家对郑绪岚刮目相看。从国外演出回来,郑绪岚就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独唱机会,她终于能够一个人站在舞台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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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歌手,有了舞台,还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一小步,只有遇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音乐,才是“梅花吐蕊,暗香四溢”之时。郑绪岚是幸运的,她等来了作曲家王立平。他们的合作从《太阳岛上》到《牧羊曲》,再到前不久的“梦系红楼”音乐会,二人在音乐上的共鸣与默契,无人可比。说起20多年前他们的相识,郑绪岚依然清晰在目。

“他的音乐从天而降,在这之前,我们互不相识,而且当时谁都没名,我当时刚有了独唱的机会,还是个不知名的小歌手,他的音乐才华也尚未被人知晓。那时候,他的一个好朋友是我们团里的指挥,两个人都曾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才生,他们的业余爱好相同,都爱鼓捣无线电,装个半导体什么的。有天他们俩在一起鼓捣音响时,王立平说想找个女高音,他朋友就顺手扔给他一盘磁带,说‘你听听看,这里面哪个是你想要的声音。’最后,王立平选中了我的声音,然后他就骑着自行车,从和平里到魏公村我的住处,穿越了半个北京城,爬到我四楼的家找到了我。”

人世间,除了姻缘,还有第二种缘份令人感动,如郑绪岚与王立平的音乐缘。许多年来,郑绪岚把王立平的激情之作,唱红了一首又一首,而王立平又似是专为着郑绪岚,写出一首又一首传世之作,他们两人,说不清谁是谁的贵人,谁是谁的救星。仿佛天生的一个写,一个唱,直唱到人的心里去,感动了许多人的许多日月。

《太阳岛上》一曲成名的郑绪岚,却并没有因为“红”而感到幸福,相反,她很不开心。“那时候,许多人说我骄傲了,可我哪有?领导也找我训话,我觉得很委屈,人们为什么要这样想我?我现在明白了,因为‘你红了’。可当时我痛苦极了,为什么周围人对我一下子苛刻起来了?为什么我总是不能让领导满意?很长时间,我都活在压抑里,搞不懂这都是为什么,人际关系也不会处理,好像周围人全都看我不顺眼,那真是地狱一般的日子。”

名是出了,可并不是想像的那个天堂,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一股出国的热潮,郑绪岚想到了出国。

四,10年异国苦彷徨

郑绪岚就那么走了,无声无息,以至听众在许多年后,才知道她是去了美国。那一年是1987年,她的第二个有“7”之前。许多人为她可惜,以为她不懂得把握机会,在正当红的时候,放弃了国内那么好的发展机会。事隔多年,郑绪岚无从解释,跟随潮流?不满现状态?追求完美?似乎都不能满足提问者的好奇心,最后她只能解释:“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搭上去美国的飞机时,郑绪岚怀着四个月的身孕。她不晓得美国将以什么样的际遇“招待”她这个正准备做母亲的女人。初踏美国陌生的土地,郑绪岚觉得万事皆难,跟自己一起去的美国老公,却如鱼得水,工作日益忙碌起来。而当时,郑绪岚语言关未过,不敢一个人出门,只好每天呆在家里,闲得只觉日月无光。加上剧烈的怀孕反应,不停得吐,使得整个人情绪极不稳定,一天天度日如年,仿佛煎熬。

终于等得孩子出生,郑绪岚第一个月就去了语言学校,很快凭着极好的语言天赋,她纯正的发音令当地人也暗暗称奇,然而此时,郑绪岚却一下子失去了目标,下一步该干什么呢?她茫然不知所措,服装设计?写作?会计?每一项她都想过,甚至房屋销售,她也考虑过,就像刚满月的小孩子抓周,对于将来所要从事的职业,郑绪岚一下子懵懂得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郑绪岚最终什么都没干,“在美国,我的打工一栏是空白。10年来惟一做的,就是照顾孩子。”这让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郑绪岚这些年来的生活,因为想家想舞台,她带着儿子不停得游走在中美两国之间。开始是因为想家,到后来,当她明白自己不能舍弃最初的选择时,往回飞,是因为对舞台的思念。

“我总觉得不能离开,每次回国,就想做些单曲之类,跟音乐有关的事情。但常常无从下手,毕竟离开了那么久,心里忐忑着怕人家不接受,结果,思来想去,游移不定,白白的浪费时间。对音乐,除了那段迷茫期,我一直都未放弃。”

对美国的无所适从,与对舞台的思恋,令郑绪岚有了回国发展的想法,可她的美国先生并不认同她的做法,他希望她相夫教子,做个美国家庭主妇。郑绪岚一时陷入两难境地,一边是老公,一边是舞台,一样的难以舍弃,然而,也许还有希望,自己能劝服老公,一起回国发展,国内不是有许多跨国公司吗?他一样可以游刃有余。于是,她一次次地恳求老公,跟她一同回国,一次次失败之后,她又重新燃起希望,直到她听到他说:“想让我跟你回中国,没门!”

郑绪岚的心凉透了,“没门?”一起从中国到美国,走了那么久,连儿子都那么大了,他学会了说“没门”!这两个冷冰冰的字,让她知道了两个人的不可能,他的决绝,堵死了一切挽救的余地。“如果他再柔和一点,我会再做努力。”她想起了他们当初在北京的日子,那么开心地厮守在一起,满足得像拥有了整个世界。

分手成了不可必免的结局,当她把离婚协议书放到传真机上,摁下“启动”的一刹那,她的眼泪不可抑制地流成了河。看着那张解体婚姻的纸,一点点被机器吞下去,郑绪岚整个人矮了下去,她怀疑自己还能否坚持下去,以前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坎儿,她都坚信自己一定能迈过去,然而那一刻,她灰了心,心里堵的满满的,是从未有过的难过。

签完协议,郑绪岚跟他说了一句话,“希望你把我当成你最好的朋友,当你有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会是我。”听此一言,他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他再没想到,这个曾做为自己妻子的小巧女人,竟有着如此的包容与宽厚。

五,重回东方志未休

1997年,是周总理诞辰100周年,亦是郑绪岚的第三个有“7”之年,东方歌舞团邀请曾经在团里呆过的演员们,回来参加纪念演出。那次活动之后,团长找郑绪岚谈话,问她是否愿意再回团里工作。郑绪岚意外极了,她从未想过还能再回东方。想了一个晚上,她兴奋地得出结论:为什么不呢?可以啊!为了表明自己“把东方当成是家”的态度,她宁愿少拿一倍的演出费,选择了与东方的紧密型合作,在每年100多场演出里辛勤忙碌着。

“钱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东方给了我这样一个舞台。”重回舞台,郑绪岚再一次感觉到舞台对自己所构成的全部的魔力,她甚至不在乎东方所能给予她的物质条件。

“东方租给我半套房子,是过去的那种小三居,里面已经住了一家,给我的那间房,很小很破很脏。我卷起袖子,自己把房子洗刷一新,从墙上铲下的油腻,足有一寸来厚。门窗也都换了,我把两家合用卫生间改造的更舒适方便,把水泥地铺的地板革擦得倍儿干净,即使穿着白袜子走路都不会脏。”亲手对回国后第一个家的改造,令郑绪岚有着创造的骄傲和喜悦,她一直觉得房子的大小,不能影响内心的大小,只要经营地好,人生也可以更精彩。她从来都是这样的坚强,以至熟悉她的朋友这样跟人介绍她:“郑绪岚的外表有多柔弱,她的内心就有多坚强。”

可是,内心无比坚强的郑绪岚,听到儿子在电话里跟同学形容自己家“屋里除了没有马桶以外,什么都有”时,她心酸了。“他读的是外国班,他的同学很多都是驻华专家、使节,家里房子都非常大,每个房间有不同的功能,绝对不能混用,厨房就是厨房,起居室就是起居室,但我这间屋子,除了上厕所,什么功能都有了,吃饭睡觉看书待客,都在这间屋里活动。”

在那个“多功能”的家里,郑绪岚一住就是5年,直到儿子小学毕业,考到北大附中,因为上学实在太远,郑绪岚才想到,要为儿子选一个离校近,而又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那个夏天,她冒着酷暑在五道口,离儿子学校不远的地方,终于找到一处合适的住所。“儿子一天天长大了,很快就要离开我了,我不能让他的记忆里,永远留着和妈妈在一起住小房子的印象。”可是,再大的房子也留不住终归要远行的儿子,去年1月1号,儿子坚持要去美国读初中,郑绪岚尊重儿子的选择,把他送到了父亲身边。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郑绪岚都不在乎,再次重返舞台,一切都变了,她开始听到别人的窃窃私语:“郑绪岚过气了。”听到这样的话,她不能再像对住小房子一样无所谓了。“确实是不当红了,人家这样说,我心里很伤感,但事实就是那样。”面对眼前的尴尬处境,郑绪岚心里沉沉浮浮,掂量着自己的位子。“老面孔不如新面孔,再回来,我要面对的,已不是原来的环境。我不仅得是原来的自己,还要比原来更精彩,你说多难?”

其实也不难,一切的艺术均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现在当红的明星,谁又能保证20年以后能怎样呢?而对于这个“20年”,郑绪岚是已经迈过来了,虽然这20年迈得确实有些艰辛,但也只有这艰辛,才有她今天如此成熟美丽的褪变。

采访手记:

第一次见郑绪岚,是在“梦系红楼”主题音乐会上,她是歌者,我是听众。又见她,已是转年的初春,她从温哥华的红楼梦音乐会上归来,休了个长假,精神抖擞地坐在我面前,说:“走了那么久,我终于知道我要什么了,再也不会边走边看,左右徘徊了,我会直奔目标。”这是值得骄傲的,当一个女人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世界归于宁静,人生也因为这可贵的“执此一念”纯正而清洁。

文/陶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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